| 明清史 |
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的外交政策
承庆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太原)1999年01期第77～82页
【作者简介】承庆昌 山西师范大学外事处副教授。山西省临汾市 041004
【关 键 词】俾斯麦/外交政策/现实政治/地缘政治/自制政策
德国的统一破坏了欧洲的均势，促成了欧洲列强之间地位的急剧变化，导致欧洲的重心逐渐向柏林转移。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变引起邻国的焦虑和恐慌。深谙地缘政治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认识到，欧洲均势的任何改变都会激起列强的联合抵制。鉴此，俾斯麦从1871年接任帝国宰相到1890年被迫辞职的二十年间，自我节制，极力改变锋芒逼人的形象，以稳建温和的风格扮演维持现状的角色，稳定欧洲的秩序，缓和紧张局势。本文拟就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外交政策的目标、策略的演变、作用以及弱点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军事力量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是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兴起的，因此，对欧洲的政治和外交格局的冲击格外严重。德国统一后，国势与日俱增，边缘地区的列强所感受的压力也随着日益加重，因而列强互相接近结盟对付新生德国的可能性也日渐增大。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缺乏稳定的外交基础，活动余地相当狭小。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的话，德国是天生被包围了的国家。俾斯麦对德国客观环境的局限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进攻的可能。此外，根据世界历史整个发展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德国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1987，第168页。）俄国外交官彼得·舒瓦洛夫伯爵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因德国地位易受威胁而忧虑，不断受到敌对列强“结盟的恶梦”（注：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中译本），第二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的纠缠。显而易见，如何设法消除敌对同盟围堵的潜在危险，便成为俾斯麦外交政策的中心课题。
1870年，普鲁士在军事上战胜了法国，但是，翌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并未能与法国真正达成和解。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图在地理战略上削弱法国。从此，德法两国结下难解之仇。诚然，法国没有实力单枪匹马同德国再进行较量，但是，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着法国随时准备着与任何同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因此，俾斯麦便失去了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
边缘地区的列强，除法国之外，有英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英国虽然受到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兴起的影响，但毕竟不如法国和奥匈帝国那么直接。英国这个殖民帝国依然保持着工业、商业和海军的优势。它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动向。如果德国的作为超出英国容忍的限度，英国必定会联合欧陆列强制衡德国。
奥匈帝国是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受害者，实力较弱。俾斯麦基于外交战略考虑对奥匈帝国颇为重视。早在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就决意以“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德国，保留奥匈帝国。如果摧毁它组建“大德意志帝国”的话，几百万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便成为公民，无疑会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构成莫大的威胁。就是在这个“小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天主教势力业已强大到让俾斯麦难以对付，最后只得退让，中止了“文化斗争”。更何况外加这几百万天主教徒呢？再者，这个“大德意志帝国”必将夹在渴望复仇的法国和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之间，只得终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保留奥匈帝国作为缓冲国，俾斯麦始终认为是意义重大的一项举措。19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竞相扩张。奥国没有强大的海军以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便只好向东南面的巴尔干半岛伸展势力，因而与俄国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由于奥国对俄国持有强烈的戒惧之心，自然有与德国保持友善关系的愿望。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新统一的德国最大的威胁该是东邻俄国，因为普俄两国瓜分波兰之后，俄国可以从波兰边境有效地发动危及柏林的入侵。幸好普鲁士与俄国一直保持着友善关系，俄国在普法战争期间陈兵奥国边境支持普鲁士，两国皇帝的关系显得相当亲密。但是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看见俄国的保护国普鲁士从战火中一跃成为中欧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难免因妒忌而不满。毋庸置疑，毫无顾忌地追求国家利益的俄国，也是制衡德国越轨行为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
深谙地缘政治的俾斯麦，遵循维持现状的原则，为新统一的德国制定了明智而现实的外交方略：维护普丹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成果；巩固并加强陆军优势的同时，尽力抑制因国势日隆而逐渐膨胀起来的扩张野心；再三声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毫无利益可言，以减轻东翼强国的戒惧之心；强调指出“欧洲是俾斯麦本人的非洲”（注：F.S.Northedge and M.J.Grieve:A Hundrde Ye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uckworth,1971,P19.），1884年前，一直在海外殖民方面采取守势，并且竭力不在欧洲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焦虑的行动，以避免与西翼强国英国发生冲突；竭尽全力削弱法国的结盟能力，千方百计在外交上孤立法国，以图杜绝任何法国结成反德同盟的可能性，维护住欧洲的和平局面，确保俾斯麦亲手缔造的统一的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将孤立法国作为首要目标。他认为，最理想的是德国始终能在欧洲五强之中三个强国的那一边。法国之外，德国可以在英、奥、俄三国中物色。英国仍在坚守光荣孤立、不肯结盟，因此，俾斯麦只好试探俄奥两国的意愿。奥地利与俄国狭路相逢，为争夺在巴尔干的优势地位而激烈争斗。再者，马札尔的民族主义与方兴未艾的斯拉夫民族意识日益针锋相对，奥地利和马札尔的贵族担心俄国所支持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传布会影响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族，危害帝国安全。奥国宁愿与德国结盟，却无意与俄联手；俄国也只愿与德国联盟。幸好巴尔干局势暂时平静，俾斯麦煞费周折，总算把俄奥撮合到一起，并且促成三国在1873年10月22日签订协议，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帝同盟”。
协议签订之后，俄国和奥国围绕巴尔干的明争暗斗并未终止。随着沉寂一时的“东方问题”的凸现，俄奥两国的冲突愈演愈烈。俾斯麦苦心拼凑而成的三帝同盟便开始动摇。1875年7月，黑塞哥维那省的斯拉夫族基督徒无法忍受土耳其穆斯林统治者的暴政起来反抗，并且很快蔓延到波斯尼亚省。这两省的起义引发了“东方问题”，顿时成为欧洲关注的焦点。最初，德、俄、奥三国协商，试图和平调处解决巴尔干问题，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因此，多次提出让土耳其实施改革的建议，以平息起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国在1876年5月联合拟定的《柏林备忘录》。英国强烈反对俄国代表欧洲列强处置君士坦丁堡，因而表示不赞同“备忘录”，并且下令皇家海军驶往东地中海，以示同情土耳其。土耳其的态度遂越发强硬。与此同时，巴尔干的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1876年6月，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正式向土耳其开战。
俄国乘机开展外交活动，企图浑水摸鱼。俄国与奥国商谈，在同年7月共同达成了赖希施塔特秘密协定。同年秋，俄国建议奥国联合进攻土耳其，并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俄国将对奥宣战。奥国回绝了对方的建议。俄奥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俾斯麦不得不居间调停，表示俄国和奥国的强国地位应该维持不变。强调在东方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时，俾斯麦警告说：如果奥匈的主权完整性受到危害，则德国必将出面保卫多瑙河君主国，对奥匈的致命伤害，德国是不能容忍的。（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7页。）俾斯麦与俄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明示界限，以约束俄国的野心。
同年10月，塞尔维亚告急。31日，俄国决意单独行动，向土耳其提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立即签订为期六周至两个月的停战协定。俄国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紧锣密鼓进行外交活动，以确保英奥两国保持中立。外交准备就绪后，俄国在1877年4月24日正式向土耳其宣战。俄军费九年二虎之力，终在翌年3月3日迫使土耳其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该条约规定建立大保加利亚国。其领土从黑海一直伸延到爱琴海，遥控土耳其的两个海峡。俄国军队在其境内驻扎两年。此外，并未明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问题。列强相信这个大保加利亚必会成为俄国的附庸。俄国必将假手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进而控制君士坦丁堡。该条约不仅会破坏巴尔干半岛的均势，而且会危及英国在近东的战略地位。因此，英奥两国扬言为推翻这一条约不惜一战。眼看三帝同盟濒临崩溃，一场欧战似乎即将爆发，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俾斯麦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与东方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在1878年6月参加柏林会议。
俄国心知肚明，若不妥协让步，克里米亚战争的惨剧必会重演。于是，俄国索性主动派人与英国私下协商以图尽可能多地保住既得的利益。5月30日，俄英两国签订协议。俄国放弃大保加利亚的图谋，同意将其一分为三，北部为保加利亚独立国，中部的东鲁米利亚成为土耳其帝国的自治省，马其顿则归还土耳其。英国又与奥国密约，保证支持奥国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此外，英国迫使土耳其签订条约获得对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塞普路斯的占领权和行政管辖权。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正式召开，俾斯麦开始“扮演一个真正想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0页。）。在谈判出现危机时，“诚实的掮客”俾斯麦不惜以牺牲病夫土耳其的利益和巴尔干的民族独立复兴事业为代价，解决了这场欧洲危机，暂时维持了巴尔干的均势。
俄国尽管重新获得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地，但是，因圣斯特法诺条约受挫感到屈辱，对俾斯麦怨恨不已。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认为，柏林会议是个“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明”（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页。）。此后促使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事件不一而足。国际边界委员会中两国外交人员的磨擦，德国采取的对俄国进口牲畜的检疫措施、对进口谷物的征税等事件，犹如火上加油。1879年8月15日，沙皇在给威廉一世的私人信件中抱怨德国人对俄国人采取“系统的敌对行动”（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4页。）。至此，德、俄两国的关系空前恶化，俾斯麦苦心经营的“三帝同盟”便寿终正寝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柏林会议后，亲德的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的地位日渐不稳，准备辞职。安德拉西下台后，奥国政府是否能够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尚不可知。因此，俾斯麦便迫不急待地同安德拉西协商，并在1879年10月7日两国签订了一项针对俄国的防御性秘密条约。奥国从自身安全考虑宁愿德国采取反俄策略，而俾斯麦另有一番盘算。他的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始终是孤立法国，所以他并不想采取与俄国对抗的策略，尽管俄国深受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而变得不那么可靠。他想借助德奥两国的同盟关系强化德国与俄国重新修好的有利地位，并且打算以德奥同盟为基础扩大联盟体系。正如柏林会议所表明的那样，眼下，柏林已经成为欧洲事务的中心。俾斯麦已经清楚地觉察到，强势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的压力与日俱增，必会引起列强的焦虑不安。他也认识到，与俄奥结盟的传统的外交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欧洲形势的急剧变化。若不及时改变外交战略，德国就有可能被孤立，列强联盟对付德国的恶梦很可能变成现实。因此，俾斯麦决意就形势的变迁调整外交政策，试图营造出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在这种局势下，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都需要我们；利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9页。）。显而易见，德奥两国同盟只是施行新战略的第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俾斯麦运筹帷幄，巧妙地以德奥同盟为纲开始编织繁复的联盟体系。1879年可以视为俾斯麦外交战略转变的关键年。
俾斯麦所采取的德奥结盟这一果断的外交步骤，不但解决了德国在柏林会议后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促使俄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外交空间如何窄小。处于孤立窘况的俄国难免惶恐不安。英国在东方问题上和亚洲扩张方面是俄国的宿敌，而共和制的法国国力尚弱，并非可资抗衡的援手。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现实，俄国开始回心转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早在1879年9月向德国表示愿意让步。他向威廉一世保证，他完全可以理解德国需要同哈布斯堡君主国保持良好关系。他还指示俄驻柏林大使沙布罗夫“通过与德缔结协议为俄国取得必要的支持”（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7页。）。最初俄国希望缔结一项单纯的双边协定。10月，俾斯麦建议重建三帝同盟，俄国后来表示同意。奥国并不想同俄国和解，宁肯与英国联手。但是，格莱斯顿对奥国并无好感。因此，奥国只得打消联英的念头，转而与俄国缓合关系。至此，俾斯麦复活三帝同盟的时机渐趋成熟。俄奥两国经过长时间谈判达成双方在对东方利益的妥协之后，终于在1881年6月18日与德国共同签订了一项秘密的中立协定。
通过这一中立协定，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俄英两国发生战争时，俄国也可避免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悲剧重演。俾斯麦将两个邻国重新羁縻在同盟之中以免它们采取冒险政策，从而缓解潜在的危机，避免干扰德国的外交战略。由于巴尔干的局势暂时平静，这个为期三年的协定在1884年3月又延续了三年。然而俄奥两国的敌对情绪依然持续着，俾斯麦深知维系“三帝同盟”的纤细的线绳很难经受住巴尔干再次危机的星火。当意大利主动向德国靠扰的时候，俾斯麦便把绕线杆转向了南方。
意大利是普法战争的受惠者。1870年，意大利利用法国兵败之机战领罗马，最后完成了统一。这个新统一的意大利与奥国争夺亚德里亚海域和阿尔巴尼亚的优势地位，而且渴望从奥国手中收复特兰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个意大利居民地区，因而意奥两国互相忌恨，勾心斗角。1881年，法国在英德两国的默许下占领突尼斯，导致意大利与法国的矛盾急剧恶化。俾斯麦该算法意两国交恶的正凶，因为他鼓励法国争占突尼斯，进而扩大非洲的殖民地，以转移法国对中欧的注意力，更主要的是让法国卷入与意大利尤其是与英国的对立争斗。俾斯麦投其所欲以昏其志，果然见效。法国从此便成为意大利的仇敌。意大利索性主动与奥国和解，进而在1882年5月20日与德奥两国缔结了针对法国的三国同盟。
此外，奥国在1881年6月28日与塞尔维亚签订一项条约。罗马尼亚在1883年10月通过一项秘密条约，与德奥两国又组成了一个三国同盟。如此一来，以柏林为中心的欧洲联盟体系大体形成。俾斯麦巧妙地操控着互相抵触的几个同盟，并设法在灵活的运作过程中抵消固有的矛盾，成功地维持了俄国和奥国这对如此敌对的盟国对柏林的向心力，从而保障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他凭借这一繁复联盟体系既维持了欧洲的均势，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国，有效地防止了反德敌对同盟的出现。
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无视巴尔干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的愿望，想把他们当成“偷羊人”一样轻易打发掉，企图求得列强之间相安无事。结果却适得其反，埋下了仇恨的火药。1885年东鲁米利亚的保加利亚人起义驱逐了土耳其的总督，宣布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合并成为大保加利亚国。这个事件立刻又引爆了一场欧洲危机，最后导致三帝同盟难以为继。
大保加利亚国的出现本是俄国多年渴望实现的宿愿。可是，时过境迁，俄国沙皇倒以维护柏林条约有关条款为由，竭力反对合并，主张让东鲁米利亚仍由土耳其管辖。塞尔维亚见保加利亚处于军事涣散状态，轻率进兵保加利亚，不料被保加利亚的军队挫败。奥国见事不妙，未与俄国协商便出面干涉并强迫双方签订和约以维持现状。俄奥之间的对立便再次激化，三帝国同盟面临崩溃。就在俄奥两国因保加利亚危机彻底反目，三帝同盟已土崩瓦解之际，俾斯麦仍不甘心。他在1886年的圣诞节前夕还在强调说：“只要还有一根线，我们就要把三帝同盟织下去。”（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8页。）他眼见绕线杆确实空荡荡的了，才无可奈何地放弃续编三帝同盟的念头。但是他不能听任陷入孤立的俄国自行其事，否则它迟早会与法国结盟。俄国境内的泛斯拉夫思潮不容忽视，而法国布朗热派所代表的复仇雪耻的热潮尤其可畏。为了防止俄法两条战线的危险，德国不能与俄国疏远。深谋远虑的俾斯麦一方面设法以德国双边联盟代替三帝同盟，另一方面伺机拉拢英国，筹划第一次地中海协定。
俄国因保加利亚危机与奥英两国关系恶化，不愿继续与维也纳合作，宁愿加强同德国的双边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认为，“德俄两国如能紧密联合，可使一切事物秩序井然，可保天下太平安定，可以防止革命，可以共同主宰全世界。不幸的是奥地利阻碍了我们两国合作。”（注：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3页。）俄德两国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意密切双边关系，一拍即合。双方便在1887年6月18日郑重签订了“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和德奥两国同盟条约都没有对进攻作任何严格明确的定义，俾斯麦想把解释权留给自己。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盟约或协定的观念。俾斯麦认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依赖众多权力元素的相互运作，因而他把外交视为流动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他而言，他所签订的盟约或协定是可以变动的。此外，他也在奉行黎塞留的主张，即“手段必须配合目的”。防止法俄接近是当务之急，所以他乐于为此目的耍外交手腕。
俾斯麦还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占有绝对优势的合法性并保证反对亚历山大·冯·巴滕贝格重新起用为保加利亚的君主。沙皇如果认为有必要负责保卫黑海入口以维护帝国的咽喉要道时，德国有义务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给予协助。俾斯麦素来善于用左手的独立活动收回右手所作的承诺。早在他和俄国谈判两国密切双边关系时，已授意让意大利在1887年3月12日与英国签订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旨在维护地中海和黑海的现状。3月24日奥国加入这个协定，目的是维护地中海、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的现状。5月，西班牙在重新与意大利缔结旨在维持地中海现状的协定。通过这一系列协定，俾斯麦已经把外交体系编织到西方。为了不履行在保加利亚问题和海峡支持俄国的承诺，俾斯麦便利用了奥国和意大利这两个盟国与英国在12月12日签订了第二次地中海协定。条约规定，“维持以条约为根据的东方现状”，“不得对保加利亚进行干涉以便在保加利亚建立外国行政”。如此一来，俄国无法在保加利亚或海峡采取有力行动以获取俾斯麦所许诺的空头支票。
俾斯麦的海外殖民活动始终是以欧洲形势为转移的。1884年前后，英国与俄法两国的关系极度紧张，俾斯麦伺机在西南非和东非攫取大量土地。1885年，英国与俄法两国的紧张关系稍有松弛，俾斯麦便停止推行积极的殖民政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1888年12月5日，他曾对非洲问题专家欧根·沃尔夫说：“您的非洲地图的确是很美的，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当中，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1页。）德国夹在深受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而变得越发不安分的俄国和已从普法战争的创伤恢复起来而羽丰毛满的法国之中，况且两国又很有可能接近。因此，俾斯麦断然采取明智的自制政策，不敢作“全球政策”的非分之想。正如他在1887年1月20日的第一次国会演说中所表明的那样，德国所应采取的政策是自我克制。“每个想在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外对其它国家的政策施加压力或影响、并想领导这些事物的大国，在上帝指定给它的地区之外进行冒险，奉行强权政策，而不是利益政策，经营自己的威望。这个我们是不会去做的……”（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0页。）
三
俾斯麦筹建而成的欧洲外交体系，可谓是他的外交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个庞大的外交体系确实在客观上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均势，维护了欧洲的秩序，稳定了欧洲的和平局面。然而，与其说是俾斯麦蓄意为维持欧洲均势而精心编织这个错综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体系，不如说他明智地变通他一贯奉行的现实政治，不得不主动构建联盟，以延迟甚至化解柏林会议后诡谲多变的情势中所隐现的列强结盟围堵德国的危险。俾斯麦是主张现实政治的外交大师。施加压力以改变均势本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以结盟来维持欧洲列强间的均势绝非他的初衷。俾斯麦在“经典电文”中所主张的是静观其变，待价而沽。他竭力避免结盟，力求最大的活动自由，争取比对手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显而易见，俾斯麦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改变策略，设法建立外交体系。虽然这个外交体系在他在位期间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但是，这个外交体系包括联盟和反联盟，交叉重叠，错综复杂，况且各个联盟的意向半保密半公开，若明若暗，惹得参与国家彼此猜忌，致使体系内蕴含危机，难以持续。
再保险条约签订不久，德俄关系一度恶化。德国的多数外交家与军界上层估计俄法同盟不久即将出现。毛奇便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争计划，以压服俄国。俾斯麦得知后断然制止。只要德国和法国的敌对状态与俄国和英国的敌对状态存在一天，德俄两国就有共同利益可资寻求，就有彼此依赖之处。俾斯麦对其中的奥妙洞若观火。因此，当1890年2月10日俄国建议延长再保险条约时，俾斯麦仍有诚意与俄国谈判续签事宜。
在德俄关系一度恶化之际，俾斯麦曾经试探英国对缔结针对法国的公开的英德防御同盟意向，但遭到英国婉言拒绝。他在1889年6月21日颇有感触地说：“人们必须等待英国采取主动，必须等待英国需要我们的时刻，迄今为止，如果要保住和平，我们就需要英国。”（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0页。）俾斯麦深知，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均势造成极大压力的欧陆第一强国，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需要英国的友好，当然也需要俄国的亲善。在两条战线的梦魇很可能成为现实的危急情势下，尤其要有耐心，静观其变，以防微杜渐。不料，在这关键时刻，俾斯麦在1890年3月20日被威廉二世解职了。
综观这二十年间俾斯麦依据现实政治原则，审时度势，调整外交策略，成功地建立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欧洲外交体系，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俾斯麦外交之所以取得成功，固然与他高超的谋略手段与娴熟的外交手腕淋漓尽致的发挥有重大关系，但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俾斯麦根据对欧洲地缘政治的深刻认识为强大的德国所制定的自制政策。始终一贯的高度的自我节制是强势的德国参与欧洲均势政治运行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审慎协调与东西两翼强国——俄国和英国关系不可或缺的前提。俾斯麦彻悟地缘政治之道，明智地躬行自制政策，巧妙地利用俄英两国的敌对关系，审慎而灵活地与他们周旋，设法既以结盟方式羁縻俄国，同时又不与英国失和，终于如愿以偿地孤立了法国并避免反德同盟的梦魇成为现实。然而，俾斯麦的后继人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反俾斯麦的自制政策而行之，推行全球政策。他们妄图凭藉赤裸裸的实力，争做欧洲外交的铁槌，先后驱迫俄英两国与法国结盟，以至于最后沦落为挨打的铁砧。^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太原)1999年01期第77～82页
【作者简介】承庆昌 山西师范大学外事处副教授。山西省临汾市 041004
| 【内容提要】 | 俾斯麦在任职宰相二十年间，依据形势的剧烈变化，变通现实政治的主张，改变外交策略，成功地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外交体系，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他的外交的成功关键是他在对地缘政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所制定的自制政策。 |
一
军事力量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是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兴起的，因此，对欧洲的政治和外交格局的冲击格外严重。德国统一后，国势与日俱增，边缘地区的列强所感受的压力也随着日益加重，因而列强互相接近结盟对付新生德国的可能性也日渐增大。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缺乏稳定的外交基础，活动余地相当狭小。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的话，德国是天生被包围了的国家。俾斯麦对德国客观环境的局限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进攻的可能。此外，根据世界历史整个发展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德国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1987，第168页。）俄国外交官彼得·舒瓦洛夫伯爵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因德国地位易受威胁而忧虑，不断受到敌对列强“结盟的恶梦”（注：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中译本），第二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的纠缠。显而易见，如何设法消除敌对同盟围堵的潜在危险，便成为俾斯麦外交政策的中心课题。
1870年，普鲁士在军事上战胜了法国，但是，翌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并未能与法国真正达成和解。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图在地理战略上削弱法国。从此，德法两国结下难解之仇。诚然，法国没有实力单枪匹马同德国再进行较量，但是，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着法国随时准备着与任何同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因此，俾斯麦便失去了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
边缘地区的列强，除法国之外，有英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英国虽然受到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兴起的影响，但毕竟不如法国和奥匈帝国那么直接。英国这个殖民帝国依然保持着工业、商业和海军的优势。它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动向。如果德国的作为超出英国容忍的限度，英国必定会联合欧陆列强制衡德国。
奥匈帝国是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受害者，实力较弱。俾斯麦基于外交战略考虑对奥匈帝国颇为重视。早在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就决意以“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德国，保留奥匈帝国。如果摧毁它组建“大德意志帝国”的话，几百万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便成为公民，无疑会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构成莫大的威胁。就是在这个“小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天主教势力业已强大到让俾斯麦难以对付，最后只得退让，中止了“文化斗争”。更何况外加这几百万天主教徒呢？再者，这个“大德意志帝国”必将夹在渴望复仇的法国和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之间，只得终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保留奥匈帝国作为缓冲国，俾斯麦始终认为是意义重大的一项举措。19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竞相扩张。奥国没有强大的海军以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便只好向东南面的巴尔干半岛伸展势力，因而与俄国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由于奥国对俄国持有强烈的戒惧之心，自然有与德国保持友善关系的愿望。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新统一的德国最大的威胁该是东邻俄国，因为普俄两国瓜分波兰之后，俄国可以从波兰边境有效地发动危及柏林的入侵。幸好普鲁士与俄国一直保持着友善关系，俄国在普法战争期间陈兵奥国边境支持普鲁士，两国皇帝的关系显得相当亲密。但是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看见俄国的保护国普鲁士从战火中一跃成为中欧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难免因妒忌而不满。毋庸置疑，毫无顾忌地追求国家利益的俄国，也是制衡德国越轨行为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
深谙地缘政治的俾斯麦，遵循维持现状的原则，为新统一的德国制定了明智而现实的外交方略：维护普丹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成果；巩固并加强陆军优势的同时，尽力抑制因国势日隆而逐渐膨胀起来的扩张野心；再三声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毫无利益可言，以减轻东翼强国的戒惧之心；强调指出“欧洲是俾斯麦本人的非洲”（注：F.S.Northedge and M.J.Grieve:A Hundrde Ye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uckworth,1971,P19.），1884年前，一直在海外殖民方面采取守势，并且竭力不在欧洲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焦虑的行动，以避免与西翼强国英国发生冲突；竭尽全力削弱法国的结盟能力，千方百计在外交上孤立法国，以图杜绝任何法国结成反德同盟的可能性，维护住欧洲的和平局面，确保俾斯麦亲手缔造的统一的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将孤立法国作为首要目标。他认为，最理想的是德国始终能在欧洲五强之中三个强国的那一边。法国之外，德国可以在英、奥、俄三国中物色。英国仍在坚守光荣孤立、不肯结盟，因此，俾斯麦只好试探俄奥两国的意愿。奥地利与俄国狭路相逢，为争夺在巴尔干的优势地位而激烈争斗。再者，马札尔的民族主义与方兴未艾的斯拉夫民族意识日益针锋相对，奥地利和马札尔的贵族担心俄国所支持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传布会影响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族，危害帝国安全。奥国宁愿与德国结盟，却无意与俄联手；俄国也只愿与德国联盟。幸好巴尔干局势暂时平静，俾斯麦煞费周折，总算把俄奥撮合到一起，并且促成三国在1873年10月22日签订协议，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帝同盟”。
协议签订之后，俄国和奥国围绕巴尔干的明争暗斗并未终止。随着沉寂一时的“东方问题”的凸现，俄奥两国的冲突愈演愈烈。俾斯麦苦心拼凑而成的三帝同盟便开始动摇。1875年7月，黑塞哥维那省的斯拉夫族基督徒无法忍受土耳其穆斯林统治者的暴政起来反抗，并且很快蔓延到波斯尼亚省。这两省的起义引发了“东方问题”，顿时成为欧洲关注的焦点。最初，德、俄、奥三国协商，试图和平调处解决巴尔干问题，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因此，多次提出让土耳其实施改革的建议，以平息起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国在1876年5月联合拟定的《柏林备忘录》。英国强烈反对俄国代表欧洲列强处置君士坦丁堡，因而表示不赞同“备忘录”，并且下令皇家海军驶往东地中海，以示同情土耳其。土耳其的态度遂越发强硬。与此同时，巴尔干的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1876年6月，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正式向土耳其开战。
俄国乘机开展外交活动，企图浑水摸鱼。俄国与奥国商谈，在同年7月共同达成了赖希施塔特秘密协定。同年秋，俄国建议奥国联合进攻土耳其，并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俄国将对奥宣战。奥国回绝了对方的建议。俄奥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俾斯麦不得不居间调停，表示俄国和奥国的强国地位应该维持不变。强调在东方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时，俾斯麦警告说：如果奥匈的主权完整性受到危害，则德国必将出面保卫多瑙河君主国，对奥匈的致命伤害，德国是不能容忍的。（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7页。）俾斯麦与俄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明示界限，以约束俄国的野心。
同年10月，塞尔维亚告急。31日，俄国决意单独行动，向土耳其提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立即签订为期六周至两个月的停战协定。俄国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紧锣密鼓进行外交活动，以确保英奥两国保持中立。外交准备就绪后，俄国在1877年4月24日正式向土耳其宣战。俄军费九年二虎之力，终在翌年3月3日迫使土耳其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该条约规定建立大保加利亚国。其领土从黑海一直伸延到爱琴海，遥控土耳其的两个海峡。俄国军队在其境内驻扎两年。此外，并未明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问题。列强相信这个大保加利亚必会成为俄国的附庸。俄国必将假手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进而控制君士坦丁堡。该条约不仅会破坏巴尔干半岛的均势，而且会危及英国在近东的战略地位。因此，英奥两国扬言为推翻这一条约不惜一战。眼看三帝同盟濒临崩溃，一场欧战似乎即将爆发，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俾斯麦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与东方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在1878年6月参加柏林会议。
俄国心知肚明，若不妥协让步，克里米亚战争的惨剧必会重演。于是，俄国索性主动派人与英国私下协商以图尽可能多地保住既得的利益。5月30日，俄英两国签订协议。俄国放弃大保加利亚的图谋，同意将其一分为三，北部为保加利亚独立国，中部的东鲁米利亚成为土耳其帝国的自治省，马其顿则归还土耳其。英国又与奥国密约，保证支持奥国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此外，英国迫使土耳其签订条约获得对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塞普路斯的占领权和行政管辖权。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正式召开，俾斯麦开始“扮演一个真正想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0页。）。在谈判出现危机时，“诚实的掮客”俾斯麦不惜以牺牲病夫土耳其的利益和巴尔干的民族独立复兴事业为代价，解决了这场欧洲危机，暂时维持了巴尔干的均势。
俄国尽管重新获得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地，但是，因圣斯特法诺条约受挫感到屈辱，对俾斯麦怨恨不已。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认为，柏林会议是个“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明”（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页。）。此后促使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事件不一而足。国际边界委员会中两国外交人员的磨擦，德国采取的对俄国进口牲畜的检疫措施、对进口谷物的征税等事件，犹如火上加油。1879年8月15日，沙皇在给威廉一世的私人信件中抱怨德国人对俄国人采取“系统的敌对行动”（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4页。）。至此，德、俄两国的关系空前恶化，俾斯麦苦心经营的“三帝同盟”便寿终正寝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柏林会议后，亲德的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的地位日渐不稳，准备辞职。安德拉西下台后，奥国政府是否能够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尚不可知。因此，俾斯麦便迫不急待地同安德拉西协商，并在1879年10月7日两国签订了一项针对俄国的防御性秘密条约。奥国从自身安全考虑宁愿德国采取反俄策略，而俾斯麦另有一番盘算。他的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始终是孤立法国，所以他并不想采取与俄国对抗的策略，尽管俄国深受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而变得不那么可靠。他想借助德奥两国的同盟关系强化德国与俄国重新修好的有利地位，并且打算以德奥同盟为基础扩大联盟体系。正如柏林会议所表明的那样，眼下，柏林已经成为欧洲事务的中心。俾斯麦已经清楚地觉察到，强势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的压力与日俱增，必会引起列强的焦虑不安。他也认识到，与俄奥结盟的传统的外交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欧洲形势的急剧变化。若不及时改变外交战略，德国就有可能被孤立，列强联盟对付德国的恶梦很可能变成现实。因此，俾斯麦决意就形势的变迁调整外交政策，试图营造出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在这种局势下，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都需要我们；利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9页。）。显而易见，德奥两国同盟只是施行新战略的第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俾斯麦运筹帷幄，巧妙地以德奥同盟为纲开始编织繁复的联盟体系。1879年可以视为俾斯麦外交战略转变的关键年。
俾斯麦所采取的德奥结盟这一果断的外交步骤，不但解决了德国在柏林会议后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促使俄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外交空间如何窄小。处于孤立窘况的俄国难免惶恐不安。英国在东方问题上和亚洲扩张方面是俄国的宿敌，而共和制的法国国力尚弱，并非可资抗衡的援手。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现实，俄国开始回心转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早在1879年9月向德国表示愿意让步。他向威廉一世保证，他完全可以理解德国需要同哈布斯堡君主国保持良好关系。他还指示俄驻柏林大使沙布罗夫“通过与德缔结协议为俄国取得必要的支持”（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7页。）。最初俄国希望缔结一项单纯的双边协定。10月，俾斯麦建议重建三帝同盟，俄国后来表示同意。奥国并不想同俄国和解，宁肯与英国联手。但是，格莱斯顿对奥国并无好感。因此，奥国只得打消联英的念头，转而与俄国缓合关系。至此，俾斯麦复活三帝同盟的时机渐趋成熟。俄奥两国经过长时间谈判达成双方在对东方利益的妥协之后，终于在1881年6月18日与德国共同签订了一项秘密的中立协定。
通过这一中立协定，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俄英两国发生战争时，俄国也可避免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悲剧重演。俾斯麦将两个邻国重新羁縻在同盟之中以免它们采取冒险政策，从而缓解潜在的危机，避免干扰德国的外交战略。由于巴尔干的局势暂时平静，这个为期三年的协定在1884年3月又延续了三年。然而俄奥两国的敌对情绪依然持续着，俾斯麦深知维系“三帝同盟”的纤细的线绳很难经受住巴尔干再次危机的星火。当意大利主动向德国靠扰的时候，俾斯麦便把绕线杆转向了南方。
意大利是普法战争的受惠者。1870年，意大利利用法国兵败之机战领罗马，最后完成了统一。这个新统一的意大利与奥国争夺亚德里亚海域和阿尔巴尼亚的优势地位，而且渴望从奥国手中收复特兰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个意大利居民地区，因而意奥两国互相忌恨，勾心斗角。1881年，法国在英德两国的默许下占领突尼斯，导致意大利与法国的矛盾急剧恶化。俾斯麦该算法意两国交恶的正凶，因为他鼓励法国争占突尼斯，进而扩大非洲的殖民地，以转移法国对中欧的注意力，更主要的是让法国卷入与意大利尤其是与英国的对立争斗。俾斯麦投其所欲以昏其志，果然见效。法国从此便成为意大利的仇敌。意大利索性主动与奥国和解，进而在1882年5月20日与德奥两国缔结了针对法国的三国同盟。
此外，奥国在1881年6月28日与塞尔维亚签订一项条约。罗马尼亚在1883年10月通过一项秘密条约，与德奥两国又组成了一个三国同盟。如此一来，以柏林为中心的欧洲联盟体系大体形成。俾斯麦巧妙地操控着互相抵触的几个同盟，并设法在灵活的运作过程中抵消固有的矛盾，成功地维持了俄国和奥国这对如此敌对的盟国对柏林的向心力，从而保障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他凭借这一繁复联盟体系既维持了欧洲的均势，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国，有效地防止了反德敌对同盟的出现。
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无视巴尔干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的愿望，想把他们当成“偷羊人”一样轻易打发掉，企图求得列强之间相安无事。结果却适得其反，埋下了仇恨的火药。1885年东鲁米利亚的保加利亚人起义驱逐了土耳其的总督，宣布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合并成为大保加利亚国。这个事件立刻又引爆了一场欧洲危机，最后导致三帝同盟难以为继。
大保加利亚国的出现本是俄国多年渴望实现的宿愿。可是，时过境迁，俄国沙皇倒以维护柏林条约有关条款为由，竭力反对合并，主张让东鲁米利亚仍由土耳其管辖。塞尔维亚见保加利亚处于军事涣散状态，轻率进兵保加利亚，不料被保加利亚的军队挫败。奥国见事不妙，未与俄国协商便出面干涉并强迫双方签订和约以维持现状。俄奥之间的对立便再次激化，三帝国同盟面临崩溃。就在俄奥两国因保加利亚危机彻底反目，三帝同盟已土崩瓦解之际，俾斯麦仍不甘心。他在1886年的圣诞节前夕还在强调说：“只要还有一根线，我们就要把三帝同盟织下去。”（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8页。）他眼见绕线杆确实空荡荡的了，才无可奈何地放弃续编三帝同盟的念头。但是他不能听任陷入孤立的俄国自行其事，否则它迟早会与法国结盟。俄国境内的泛斯拉夫思潮不容忽视，而法国布朗热派所代表的复仇雪耻的热潮尤其可畏。为了防止俄法两条战线的危险，德国不能与俄国疏远。深谋远虑的俾斯麦一方面设法以德国双边联盟代替三帝同盟，另一方面伺机拉拢英国，筹划第一次地中海协定。
俄国因保加利亚危机与奥英两国关系恶化，不愿继续与维也纳合作，宁愿加强同德国的双边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认为，“德俄两国如能紧密联合，可使一切事物秩序井然，可保天下太平安定，可以防止革命，可以共同主宰全世界。不幸的是奥地利阻碍了我们两国合作。”（注：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3页。）俄德两国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意密切双边关系，一拍即合。双方便在1887年6月18日郑重签订了“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和德奥两国同盟条约都没有对进攻作任何严格明确的定义，俾斯麦想把解释权留给自己。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盟约或协定的观念。俾斯麦认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依赖众多权力元素的相互运作，因而他把外交视为流动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他而言，他所签订的盟约或协定是可以变动的。此外，他也在奉行黎塞留的主张，即“手段必须配合目的”。防止法俄接近是当务之急，所以他乐于为此目的耍外交手腕。
俾斯麦还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占有绝对优势的合法性并保证反对亚历山大·冯·巴滕贝格重新起用为保加利亚的君主。沙皇如果认为有必要负责保卫黑海入口以维护帝国的咽喉要道时，德国有义务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给予协助。俾斯麦素来善于用左手的独立活动收回右手所作的承诺。早在他和俄国谈判两国密切双边关系时，已授意让意大利在1887年3月12日与英国签订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旨在维护地中海和黑海的现状。3月24日奥国加入这个协定，目的是维护地中海、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的现状。5月，西班牙在重新与意大利缔结旨在维持地中海现状的协定。通过这一系列协定，俾斯麦已经把外交体系编织到西方。为了不履行在保加利亚问题和海峡支持俄国的承诺，俾斯麦便利用了奥国和意大利这两个盟国与英国在12月12日签订了第二次地中海协定。条约规定，“维持以条约为根据的东方现状”，“不得对保加利亚进行干涉以便在保加利亚建立外国行政”。如此一来，俄国无法在保加利亚或海峡采取有力行动以获取俾斯麦所许诺的空头支票。
俾斯麦的海外殖民活动始终是以欧洲形势为转移的。1884年前后，英国与俄法两国的关系极度紧张，俾斯麦伺机在西南非和东非攫取大量土地。1885年，英国与俄法两国的紧张关系稍有松弛，俾斯麦便停止推行积极的殖民政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1888年12月5日，他曾对非洲问题专家欧根·沃尔夫说：“您的非洲地图的确是很美的，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当中，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1页。）德国夹在深受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而变得越发不安分的俄国和已从普法战争的创伤恢复起来而羽丰毛满的法国之中，况且两国又很有可能接近。因此，俾斯麦断然采取明智的自制政策，不敢作“全球政策”的非分之想。正如他在1887年1月20日的第一次国会演说中所表明的那样，德国所应采取的政策是自我克制。“每个想在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外对其它国家的政策施加压力或影响、并想领导这些事物的大国，在上帝指定给它的地区之外进行冒险，奉行强权政策，而不是利益政策，经营自己的威望。这个我们是不会去做的……”（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0页。）
三
俾斯麦筹建而成的欧洲外交体系，可谓是他的外交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个庞大的外交体系确实在客观上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均势，维护了欧洲的秩序，稳定了欧洲的和平局面。然而，与其说是俾斯麦蓄意为维持欧洲均势而精心编织这个错综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体系，不如说他明智地变通他一贯奉行的现实政治，不得不主动构建联盟，以延迟甚至化解柏林会议后诡谲多变的情势中所隐现的列强结盟围堵德国的危险。俾斯麦是主张现实政治的外交大师。施加压力以改变均势本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以结盟来维持欧洲列强间的均势绝非他的初衷。俾斯麦在“经典电文”中所主张的是静观其变，待价而沽。他竭力避免结盟，力求最大的活动自由，争取比对手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显而易见，俾斯麦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改变策略，设法建立外交体系。虽然这个外交体系在他在位期间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但是，这个外交体系包括联盟和反联盟，交叉重叠，错综复杂，况且各个联盟的意向半保密半公开，若明若暗，惹得参与国家彼此猜忌，致使体系内蕴含危机，难以持续。
再保险条约签订不久，德俄关系一度恶化。德国的多数外交家与军界上层估计俄法同盟不久即将出现。毛奇便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争计划，以压服俄国。俾斯麦得知后断然制止。只要德国和法国的敌对状态与俄国和英国的敌对状态存在一天，德俄两国就有共同利益可资寻求，就有彼此依赖之处。俾斯麦对其中的奥妙洞若观火。因此，当1890年2月10日俄国建议延长再保险条约时，俾斯麦仍有诚意与俄国谈判续签事宜。
在德俄关系一度恶化之际，俾斯麦曾经试探英国对缔结针对法国的公开的英德防御同盟意向，但遭到英国婉言拒绝。他在1889年6月21日颇有感触地说：“人们必须等待英国采取主动，必须等待英国需要我们的时刻，迄今为止，如果要保住和平，我们就需要英国。”（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0页。）俾斯麦深知，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均势造成极大压力的欧陆第一强国，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需要英国的友好，当然也需要俄国的亲善。在两条战线的梦魇很可能成为现实的危急情势下，尤其要有耐心，静观其变，以防微杜渐。不料，在这关键时刻，俾斯麦在1890年3月20日被威廉二世解职了。
综观这二十年间俾斯麦依据现实政治原则，审时度势，调整外交策略，成功地建立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欧洲外交体系，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俾斯麦外交之所以取得成功，固然与他高超的谋略手段与娴熟的外交手腕淋漓尽致的发挥有重大关系，但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俾斯麦根据对欧洲地缘政治的深刻认识为强大的德国所制定的自制政策。始终一贯的高度的自我节制是强势的德国参与欧洲均势政治运行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审慎协调与东西两翼强国——俄国和英国关系不可或缺的前提。俾斯麦彻悟地缘政治之道，明智地躬行自制政策，巧妙地利用俄英两国的敌对关系，审慎而灵活地与他们周旋，设法既以结盟方式羁縻俄国，同时又不与英国失和，终于如愿以偿地孤立了法国并避免反德同盟的梦魇成为现实。然而，俾斯麦的后继人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反俾斯麦的自制政策而行之，推行全球政策。他们妄图凭藉赤裸裸的实力，争做欧洲外交的铁槌，先后驱迫俄英两国与法国结盟，以至于最后沦落为挨打的铁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