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其70余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幅度尤大的对外政策转变。其中有两次分别发生在苏联历史的两端，那就是(1)十月革命后不久几年里从主要旨在引发和推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外交”，渐变为服务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务实外交；(2)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里由前此造就继而维持苏美战略均势并争夺若干区域霸权的超级大国外交，迅速改换为最终助成苏联——东欧阵营崩溃乃至苏联自身解体的“新思维”外交。除此之外，就变更程度以及历史意义而言可与之排比的，只有自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期间的对外政策转变。它横亘于苏联历史的中段，与同时间里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合成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的面貌，并对世界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
    如后所示，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在于缓和冷战高潮造就的东西方极端紧张局势，调整因超度严苛的霸权控制而弊端百出、势难维持的苏东关系，改变专注于中东欧以及其他若干紧邻地带的保守谨慎态势，开始将苏联的战略和外交势力突入世界广大不发达地区。几乎可以认为，在约三年时间里完成的这些变化，大体上确定了此后近30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模式。然而，关于这一转变，国内现有的论述仍然是比较粗糙和简单化的。问题尤其在于：尚未作出关于这一转变的明晰、合理的阶段界定，特别是多少忽视了本文将谈论的1955年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及其重要影响；未明了第一阶段（即紧随斯大林去世的几个月里）苏联外交转变的首要发起者和主持者，亦未充分注意同当时苏联高层政治斗争关系最为密切的东德问题；尚缺乏对于苏共二十大所定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的足够全面、深入的论析，对其中一大内容的理解过于狭窄，即误将“和平过渡”取代涵义更广泛的“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而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这些原因，系统并尽可能周全地阐述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的苏联对外政策转变，探究其条件和动力，展示其内涵和影响，对于理解战后苏联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史是必要的。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初变化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同苏联内政变化相伴，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异常显著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新方针”推行到东欧盟国。经过40年代最后三、四年全面和急剧的改造，斯大林模式被几乎原封不动地加诸于东欧，连同其国家极端集权以及国家机器内部政治恐怖和个人专制必然造成的所有恶果。鉴于东欧国家的政治根基和社会控制能力远比苏联薄弱，况且东欧民众中存在着厌憎苏联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里的局势就更为危险。苏联新领导对这一点看得相当清楚。（注：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New York,1974,pp.544.）1953年内，东欧国家在苏联推动下主要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改革，政治方面（除匈牙利外）尚未有可与苏联相比的较大变化。东德是率先实行“新方针”的国家，4月中旬起，苏联就敦促面临严重困难的东德政府改变斯大林时期严苛的经济政策。（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171.）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题为《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据此，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9日决定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出发，大幅度修改政策，并以党中央和政府分别发表公报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注：Amy Knight,Beria:Stalin’s First Lieutenant,Princeton, N.J.,1993,P.191;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London,1956,pp.154-159.）是月中旬的大骚乱平息后，东德政府吸取教训，作出了以改善工人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为中心的进一步经济政策调整，（注：Ibid.,pp.162-163;Zbigniew 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Cambridge,Mass.,1967,p.158.）苏联则以宣布将在德企业移交东德政府并终止从东德获取战争赔偿相配合。所有这些步骤的综合结果是“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23.）第二个采取“新方针”的国家是匈牙利，6月间，在同匈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拉科西会谈时，苏联新领导严历批评其经济政策已把匈牙利推向灾难边缘，敦促立即改革。他们还要求拉科西马上辞去兼任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富有改革意识的纳吉接替。（注：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p.159;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76、276、278页。）7月4日，纳吉以新任政府首脑的身份宣布贯彻“新方针”的纲要，其中改革思想之明确引人注目。他强调：“没有任何理由要实行过火的工业化”，因而将削减重工业投资以加强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其次，“盲目激增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在劳动农民中造成了严重的不安”，因此将允许农民退社和允许解散合作社；第三，“国家将其经济活动伸到某些私人的主动性和实业精神仍能起重要作用、并能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的领域”是错误的，今后将允许和鼓励私人业主合法经营；第四，城乡经济联系必须建立在正常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因而将废止对农民的强制性征购。（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77-180.）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注：Hans-Georg Heinrich,Hungary:Politics,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Colo., 1987,p.32.）在匈牙利之后，罗、保、捷、波四国相继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新方针”。（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90-192.）
    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初变化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争取使冷战对抗从其最全面、最激烈的形态显著降级。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苏联的国际处境总的来看趋于恶化，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斯大林自己的对外政策。对苏联领导来说，要扭转战略困境，缓解美苏大规模直接冲突风险和减轻军备负担，就必须较大幅度地调整政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而在急需以较多资源和精力进行苏联和东欧内政调整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另外，他们显然认为，缓和对抗的努力有利于削弱美国与其主要盟国的团结，尤其是促使法英等国反对西德武装化。在所有这些动因的促进下，苏联新领导自1953年3月中旬开始，短短几个月里采取了对美国和西方的种种温和姿态，特别是表示苏美两国应当和平共处和确立正常关系。（注：关于这些温和姿态，详见笔者所撰《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刘同舜、姚椿龄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章，第215-217页。补该书漏刊的有关资料来源：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pp.30,51-57,57-65,66-71;Charles Bohlen,Witness to History,New York,1973,pp.345,360,371;John van Oudenaren,Detente in Europe,Durham,N.C.,1991,p.151;Robert Byrne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1958-1975,Bloomington,Indiana,1976,pp.34-35.）此外，苏联此类政策变化中一个很重要、但仍远非清楚的问题，是促进实现朝鲜停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通过外交渠道数次向美国说明，板门店谈判的结局并非取决于苏联，因为中国不是苏联的傀儡。（注：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Ithaca,N.Y.,1985,pp.75-76.）就此同苏联新领导打过交道的美国驻苏大使波伦指出，此类说是表示苏联对中国和北朝鲜做了工作，劝其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最后方案。（注：Bohlen,Witness to History,p.351.）
    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还可见于南斯拉夫、土耳其、以色列和联合国等问题。随斯大林去世，反南运动戛然而止。随即5、6月间，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在事实上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很快得到了南斯拉夫的呼应。（注：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页；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p.280;Wolfgang 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New York,1962,p.101;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Washington D.C.1988,p.1352.）对土关系问题上，苏联政府于5月30日宣布放弃坚持多年的对土耳其喀斯、阿达罕和阿尔温特地区的领土要求，并且暗示同样放弃苏土两国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93-196,197-202,202-206,277-278.）这些要求曾在1946年引起海峡危机，助长了当时正在形成中的美苏冷战。7月中旬，苏联恢复同以色列之间断绝了5个月的外交关系，这一前一后的变动分别同伴随“医生阴谋案”而来的苏联反犹风潮与该案的平反密切相关。（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106.）在联合国，斯大林去世不满一个月，苏联就改变了在秘书长继任人选问题上导致长时间僵局的强硬态度，还表示愿意出资参与它一向尖锐抨击的联合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计划。（注：Nogee and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p.106;Philip Mosely,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 1960,p.366.）
    苏联对外政策的上述最初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60年代就有著述推断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更加肯定“新对外政策的动力直接来自贝利亚”。（注：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70;Knight,Beria,p.186.）他所作的最具政治冒险性的变更，是在东德推行“新方针”，甚而可能试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苏联部长会议6月初建议东德实行改革的那个文件就是由他起草和签署的。据称贝利亚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在莫洛托夫反对下才改为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参加会议的葛罗米柯回忆，莫洛托夫等人在会上批评贝利亚不支持东德的独立存在。（注：Andrei Gromyko,Memoirs,London,1989,p.316.）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贝利亚当时秘密筹划改变东德领导，图谋通过党内“改革派”扳倒倾向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注：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71.）鉴于1950年起苏联始终留有用德统一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和全德中立化的余地，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独立存在遭遇深刻的困难,（注: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pp.507-509;Bennett 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New York and London,1991,pp.54-55.）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控贝利亚试图建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德国（注：Knight,Beria,p.192.）似非无稽之谈，何况当时苏联确需寻求能通过谈判实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的突破口。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行为成了众矢之的。在最高领导层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早就引起了强烈的嫉恨和恐惧，他主持实施的一部分改革措施（主要在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民族成份的更替方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严重猜疑和不满。（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477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德问题使他完全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覆灭的一个关键因素。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和苏联外交新变化
    1955年2月8日，马林科夫被正式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是赫鲁晓夫在领导铲除贝利亚之后主持的第二场重大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其主要的意识形态理由是“新方针”（及与之相关的国际缓和政策）系“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2页。）然而，一俟马林科夫下台，便出现了英国学者克兰克肖所说的一幕：赫鲁晓夫在以列宁的名义把保守力量发动起来推倒马林科夫后，立即把马林科夫的“国际合作和共处计划”化成了自己的东西。（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在其全面执政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以对外政策改革者的姿态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其变更范围、速度和创新程度非赫鲁晓夫此后的掌权年代可比，且不亚于斯大林去世后头半年。同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的其他改革动向一样，这些变化中意识形态分歧和高层权势冲突彼此交织，而赫鲁晓夫眼下在这两方面的对手，是他先前为战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而必须依靠的保守派盟友，特别是莫洛托夫。
    “关于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的权宜婚姻，最为惊人之处是他如此迅速地着手散伙。”（注：Carl Linden,Khrushchev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Baltimore,p.31.）最大、也来得最快的争执，在于重建苏南关系问题。莫洛托夫认为，苏联对南斯拉夫仅仅犯了打击过头的错误，铁托确是修正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分子，苏南关系至多只应以苏联同一般西方国家之间那种冷淡共处而非友好合作为限，否则既违背意识形态原则，又会鼓励其他东欧国家和共产党背离苏联的领导。相反，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态度和政策全都荒唐背理，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南分裂和敌对的责任在苏联方面，不仅两国、而且两党都应恢复友好合作。对赫鲁晓夫来说，苏南接近还出于苏联在世界政治中近乎全局性的现实需要。他明白，新的苏南关系只能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为此势必至少在形式上树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新的基本原则，这将有利于缓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特别是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之间的严重潜在紧张。他还希望苏南充分和解将导致国际共运新的统一，在其中各国共产党享有的自主权远远大于斯大林时代，但仍然奉苏共为中心，基本步调与之保持一致。如此，或可消除以完全独立平等为特征的“铁托主义”和其他类似倾向的吸引力，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长久维持苏联的领导地位。此外，赫鲁晓夫还希望苏南接近将削弱南斯拉夫同西方的联系，并减小1954年南希土三国巴尔干同盟条约的价值。
    早在1954年初，赫鲁晓夫就打算用近乎根本性的办法打开局面。根据他的建议，苏共中央组织了一个调查研究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委员会，其结论完全符合他的料想和需要，即南斯拉夫仍是社会主义国家。（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499页。）然而，莫洛托夫依然顽固，1955年2月8日，在对最高苏维埃作的报告中，他将苏南分裂归咎于南斯拉夫，并示意重建苏南关系应以南斯拉夫回到亲苏路线为前提。这一言论引起了铁托的强烈反应，表示绝不接受以南斯拉夫“认错”为改善关系的条件。（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44-345.）
    赫鲁晓夫明白，只有苏联认错才能解决问题。他决定率团访问南斯拉夫，企图一举实现苏南全面和解，包括重建两党关系。临行前夕，《真理报》宣布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苏南两国有着共同的基本利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然而，赫鲁晓夫低估了苏南和解所需的让步幅度，也不明白铁托所愿同意的只是改善国家关系以及在某些问题上同苏共进行有限接触，谈不上照他的设想重建两党关系，甚而使南斯拉夫重返苏联集团。5月26日，赫鲁晓夫一行抵达贝尔格莱德。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他很荒谬地将苏南分裂归罪于贝利亚等前保安部门头目的挑拨离间，丝毫不提斯大林或整个苏联领导的责任。铁托对此非常气愤。（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第236页；《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5-546页；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104.）会谈中，苏方在尽可能避免谈及责任问题的同时设法替斯大林辩护。赫鲁晓夫多年后就此承认，当时苏方的立场是虚伪的，“还没有从盲目依赖斯大林的那种奴隶主义心理中解放出来”。（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尽管如此，会谈仍取得了积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6月2日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贝尔格莱德宣言》）。该文件主要依照铁托的要求，宣布社会主义具体发展形式的不同完全是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由有关国家人民自主决定。这就是一般称为“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原则，它引起了广泛注意和深远反响。
    赫鲁晓夫在变革对外政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而莫洛托夫对此难以容忍，在7月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以卫道者的姿态发起挑战。他强调，在南斯拉夫问题的根本方面斯大林是正确的，南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还说，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大量援助并非不取回报，后者作为巴尔干同盟的一员已同北约连在一起。他疾呼，赫鲁晓夫的现行对南方针将导致巨大危险：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可能因此效法南共背离苏联领导，特别是在潜在民族主义倾向甚为有力的波兰。因此，他主张苏南之间以国家关系正常化为限，断不可搞意识形态和解或重建两党关系。（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229-232.）莫洛托夫这番话当即遭到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的回击。他们不仅多次予以打断，而且在其发言后群起反驳，进而猛烈批评苏联先前对南斯拉夫以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做法。其中米高扬的发言尤其尖锐，列举苏联先前欺压、干涉和剥削其东欧和远东盟国的多项表现。甚至卡冈诺维奇也随风摆舵地抨击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处于孤立挨批的境地，只得认错并许诺服从中央的路线。（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2.）赫鲁晓夫对南政策和外交领导权由此得到确认。
    1955年苏联外交的新变动，除谋求苏南全面和解外，还包括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与美英法举行四国首脑会议、与西德建交等缓和东西方关系的重要事态。（注：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0册，第四章；Keesing’s Research Report: 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1973;Van Oudenraren,Detente in Europe.）赫鲁晓夫在自己全面执政的情况下，可以较少拘束地尝试局部缓和外交，不那么担心遭到领导层内足以危及其权力地位的非难。在国际舞台上，西欧国家改善对苏关系的倾向，连同西德于年前获准重新武装并被邀加入北约，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后一事态，使得苏联和西方长期争执的一大悬案终于落定，赫鲁晓夫可以按照德国问题上已定的基本格局，对苏联的对德及对奥政策作重大改动。（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85页。）与这些客观条件同样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主观动因，它们总的来说是要应付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如何实现一种国际环境，使苏联得以用较多的资源和精力维持本国和东欧的稳定并继续进行内政改革，减轻冷战给苏联带来的压力和危险，而且有利于苏联风险较小地扩展影响。在此特别要说明的是，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一举发生在苏共中央7月全会之前，有如对南政策的变动，也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有关，尽管详情远不那么清楚。（注：关于此项关连，见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238,230.）
    缓和东西方紧张和改善苏南关系这两大动向，是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主政期间就已开始的，而着手与第三世界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合作却系赫鲁晓夫所为。就苏联对外义务和战略势力的扩展范围、甚至其整个世界政治态势而言，由此积极建立在中间地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是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前沿防卫战略，即坚决控制苏联周边那些他认为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并确有能力控制的地区，对周边其余地方以及紧邻周边的次级外围，则视重要程度以及控制的能力和阻力大小尝试争取，但决不冒严重风险。据此，在苏联地缘政治的轻重缓急安排中，东欧占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然后是周边若干其他地区，再后是西欧。这三者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地区是斯大林真正重视或愿意为之付出略为可观的代价的。（注：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New York,1974,pp.543-544.）情况到赫鲁晓夫执政时已改变了，二战开始的殖民帝国普遍瓦解趋势差不多同时进入其高潮。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第三世界从此被苏联认真看待”，“赫鲁晓夫渴望显示苏联制度固有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定寻找境外的新朋友……不仅如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急于规避它们所称的‘新殖民主义’，急于建立计划的而非自由放任的经济，而这取舍通常导致西方停止援助。所有这些合起来，给了俄国对外政策一种显著的‘外向冲力’。”（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1987,pp.390-391.）犹如19世纪末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德国外交的转变，赫鲁晓夫的“世界政策”取代了斯大林“大陆政策”。
    1955年初起，苏联对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评价有了很大改变。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再一律被当作反动派和西方附庸，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进步力量，它们在东西方之间的独立和中立态势也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印度驻苏大使在当年2月初的一次讲话中满意地提到，苏联“高度评价印度的独立对外政策及其在维护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注：Mosely,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p.403.）赫鲁晓夫相当清楚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对苏联有重大意义。他在对苏共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坦率地说：“资本主义外围”的形势相当有利，倘若印度随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就将决定性地衰败下去；因此，苏联必须不过早地在西方引起冲突，同时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5.）苏联攻势当时的方向是亚洲南部和中东，而其最显著的手段是对外援助。2月2日，苏联作出其第三世界外交的头项大动作：同印度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承诺援建巨型冶金联合企业——国营比莱钢厂。6月间，尼赫鲁前往苏联，进行长达半个月的访问，并且缔结苏联予以印度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4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访苏。接着，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于11月18日至12月19日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答应给三国巨额经援。赫鲁晓夫后来就此说道：“在同邻国打交道时，我们必须是政治家，而不能是吝啬鬼。我们必须乐意预付将来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报偿的款项。”（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页。）尤其在印度这个当时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数群众异常热情的欢迎更使赫鲁晓夫一行感到了时代脉搏和欧洲以外的巨大机会。（注：参见Roy Medvedev,Khrushchev,Garden City,N.Y.,1984,p.75.）在中东，苏联新政策的势头同样引人注目。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将纳赛尔称作靠美国策动政变上台的“反动军官集团”头目，现在则认识到他远非西方附庸。由于西方国家拒绝其军火购买要求，苏联便立即抓住机会，以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向埃及出售约2亿美元武器。按照亨利·基辛格的说法，这是“跳越”美国的遏制阵线。（注：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522.）自此开始，埃苏合作同埃及和西方的对立彼此促进，成为以后很长时间里中东国际事态中的一大模式，苏联在那里的势力因之节节增长。此外，苏联还于10月底同也门缔结友好条约，并着手予以大量援助。
    对建立并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来说，对外援助固然必不可少，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呼应时代，在外交和宣传方面大力支持甚而鼓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在印度和缅甸各地所作的大量演说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26-419页。）他以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言辞，谴责西方认为“皮肤的白颜色给了他们权利来统治皮肤有颜色的人”，欢呼“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正在崩溃”。他特别抓住印度要求葡萄牙归还果阿一事，疾呼“贼赃应该归还”，“果阿必将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47页。）12月底，他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访问印缅阿三国的长篇讲话，进一步就反殖民主义这一开始流行的时代大话题大加发挥。（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76页。）在抨击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同时，他不断许诺苏联奉行完全相反的原则，不把苏联“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硬塞给任何人”，“永远也不会干涉别人的事。”（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3页。）在当时，苏联新的第三世界外交的这些开场姿态，对于刚刚或正在努力摆脱西方统治的亚非国家及其人民，确有颇大的吸引力。
    　　二十大确定的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之一——和平共处
    苏共二十大不仅发动了非斯大林化，还确定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指导原则，它们由大会开幕当天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总结报告予以宣布和阐述。其主要理论出发点，是重新估计世界力量对比和放弃战争不可避免论，而其中心内容，是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包括和平过渡）。它们是对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正式否定，是“1955年（7月）中央全会的激烈辩论中那些争执和愤怒反驳转化为平和畅达的新论点和新理论”。（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5.）
    斯大林一贯用“资本主义包围”来概括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这个一开始就有所简单化的、反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关国际格局的概念，在二战结束后仍被他大致原样地延用下来，尽管世界基本形势和苏联的处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它以世界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可调和地同苏联敌对并占有巨大的总体优势为主要前提，意味着苏联将长期处于战略性危险之中。不仅斯大林的内部治国模式，而且其战后强烈的冷战对抗态势，都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这样的基本判断。现在，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一举改变斯大林的世界力量对比模式和国际形势图景。他强调：现时代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已越出一国范围而变成了“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苏联工业已占世界第二位；苏联及其盟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巩固，它们的威望和国际交往无比地增长；苏联掌握核武器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威慑、防御和报复力量。不仅如此，使这些空前乐观的形势变得更加有利的，是“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些宣布以不参加集团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于是，当今世界有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和平地区’。这个地区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居民将近15亿，占全球人口的多数。”这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群众性和平民主运动的巨大发展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使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1页。）
    按照赫鲁晓夫的观点，基于力量对比转移发生的世界政治最大变化，在于战争已并非不可避免。他说，战争在帝国主义存在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原理，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制定的：(1)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2)不愿意战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软弱涣散，无力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在那个时期，上述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但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使和平力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拥有数亿人口的一大批国家积极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和平运动已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因此，“战争并不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今天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拥有实实在在的手段，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当代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主义阵营为中坚的世界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的帝国主义经济基础。（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许多观察家认为，放弃战争不可避免论是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对苏联对外政策传统思想的首要突破。另有两位研究者就此指出：赫鲁晓夫审慎地不区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免过于明显地公开否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观点，但他显然示意这两类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不仅如此，他还由此一举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论的两项变种——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论和两大阵营论”。（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9.）理论言辞背后的一项基本事实在于，“认识到同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危险，赫鲁晓夫需要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一种不会导致战争的长期关系确立意识形态基础”。（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7,30.）
    这一“意识形态基础”就是二十大总结报告奉为苏联“外交政策总路线”（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3-26页。）的和平共处。1954年3月，赫鲁晓夫曾简短地说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有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这在当时很难发觉有什么深意，因为苏联对西方的外交口径自斯大林去世后早已改为任何争端皆可和平解决。此后几个月里，出于扳倒马林科夫的需要，赫鲁晓夫关于西方的言论变得异常激烈，和平共处一词大致只是在他偶尔赞扬中印两国4月底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才说到。（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39-340页。）紧随马林科夫倒台，他便明确地就美苏关系重提长期和平共处一说。（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8页。）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后，和平共处更成为赫鲁晓夫国际问题言论的主题。（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16页。）现在，在二十大讲坛上，他把和平共处抬到苏联外交总路线的高度，同时作了与先前相比较为系统的说明。通过阐说世界力量对比大变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他实际上表示两个世界体系长期和平共处大致已成定局。他进一步强调，应当从和平共处进至建立和加强信任，实行合作。他特别谈论了美苏两国总的关系，声明苏联希望同美国全面友好合作，并以超级大国的姿态宣称“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意义。”（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40页。）
    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及其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平共处一语早就得到了列宁以及后来斯大林的相当广泛的使用。因此，必不可免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观同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观有什么差别？或者说，和平共处的内涵在赫鲁晓夫那里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只是苏联总的国际关系思想和对外政策的次要部分，从属于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阶级斗争大局，从属于苏联抵抗和打破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中心任务；但在赫鲁晓夫那里，和平共处上升为现时代苏联对外政策总路线，不仅包含苏联与西方大国乃至“两大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共存一面，而且由于同如后所述的和平竞赛概念和“通往社会主义不同道路”论的本质联系，囊括了这些关系的全部复杂内容以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条件。其次，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已不是列宁和斯大林那种大致周期性的战争之间的暂时间歇，而是很可能持续一整个历史时代的基本状态，世界社会主义变革可望在这种状态下逐渐进行以至完成。对此，赫鲁晓夫在数年后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说得更加明确和肯定。他宣称：“现在有了实现一整个时期和平共处的前景，在这个时期里目前使世界分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因为世界的变化已导致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杜绝重大战争。（注：Robert C.Tucker,The.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New York,1971,p.178.）第三，苏联先前的理论大致是将和平共处视为代表两大对立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斗争的特殊形式，或者说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它不仅不排除、而且必然以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的尖锐对立甚至冲突为基本内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却包含共存、斗争与合作三大方面——共存应进至积极合作，斗争须与合作交织进行。
    　　二十大确定的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之二——和平竞赛和“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包含的主要斗争成分之一，是他所谓的和平竞赛。1955年底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他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再三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当今世界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着和平竞赛，取得胜利的将是社会主义。这当今世界条件，便是大致已定的长期和平共处，而和平竞赛的根本内容，则是用实践来证明哪一种制度更好更进步，特别是更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33,449,333,334,347,84-85,271-272,280,342-343,355,364页。）在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体系在这一竞赛中必将获胜的依据，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赫鲁晓夫如此洋溢的乐观情绪取决于他对苏联历史的特定理解：1934年以前苏联的政策，包括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一直正确，只是随斯大林大搞个人独裁和滥施镇压，国家的情况才变坏；现在，斯大林及其保安部门的统治已成过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便将充分实现其潜能，从而使共产主义事业靠经济优越性赢得世界。（注：Mary McAuley,Soviet Politics,1917-1991,Oxford,1992,pp.64-65,71-72.）不仅如此，从苏联对外战略及其实践的角度看，和平竞赛概念如赫鲁晓夫上述言论至少隐约地透露的那样，包含着他的新扩张主义。在他看来，和平共处大局连同与此密切相关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界线的落定，规定了今后与西方角逐的主要方式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和平的势力竞争，而其主要场所是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加速普遍瓦解的不发达世界。他在二十大报告中，相当明确地扬弃了斯大林将世界简单化为两大阵营的理论，代之以一种承认中间地带及其内在区分的世界图景。在这中间地带内，他尤为注重的是亚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不结盟国家，把它们当作“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强大因素”。（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2页。）他谈论了苏联与之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景，特别是相应于不久前开始将外援用作其第三世界外交的首要工具，强调它们可以从苏联得到现代化设备，而不必为此承担任何政治或军事义务。（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页。）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就其国际政治要义而言，实际上是将先前被斯大林当作“资本主义包围”的苏联阵营广大外围重新规定为“供苏联资金、苏联技术、苏联军火和苏联思想渗透的领域”，是苏联与西方在和平共处的同时竞争世界影响优势。（注：Robert C.Tucker,The.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New York,1971,p.178.）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总结报告中，还着重论说了“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一般被称为“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其中包括：(1)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2)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发展形式的多样性。关于前一方面，赫鲁晓夫说暴力革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由于世界总的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也由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显示出优越性和吸引力，因而工人阶级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至少在某些国家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页。）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在阐发其意时干脆宣称，暴力革命在现时代对绝大多数国家极不适宜。（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5.）这大概更符合赫鲁晓夫的真实思想。很大程度上，和平过渡是他的和平共处论的延伸。按照苏联的经历和传统理论，战争与革命之间有近乎因果性的联系，现在长期和平共处排除了重大战争，原先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便多半不可能了。一定程度上，赫鲁晓夫想用和平过渡来应付理论上自圆其说的需要。还应当注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不仅把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在和平过渡的适用范围内，而且特别提到“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0-43页。）也可以通过和平过渡进至社会主义，其中主要指的显然是正被苏联当作重要进步力量和未来国际伙伴而着力笼络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如前所述，赫鲁晓夫把印度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当作可能并且很值得促成的前景来谈论，对如此会给苏联带来的世界政治利益估计甚高。另一方面，他也是在应付苏联面对的如下困难：既要同那里的政府友好合作，又要同遭其敌视甚至镇压的当地共产党保持传统关系。提倡经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部分用意，就在于试图用折衷办法应付这两难局面。
    “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第二个方面，即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发展形式的多样性，直接源自苏南《贝尔格莱德宣言》。而且，它所以被纳入二十大报告并由此成为苏联对外政策一大原则，首先是为了进一步便利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和解。（注：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125.）此外，同斯大林在世时相比较为平等地对待新中国的需要，以及缓解苏联—东欧关系中严重潜在紧张的需要，对二十大总结报告将多样性原则包括在内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强调，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并不限于苏联方式。在南斯拉夫，既存在人民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形成了“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组织的特殊的具体形式”。中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包括正在根据本国国情逐步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苏联诸东欧盟国则产生了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形式，并且据他宣称“是按照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它们的特点加以运用的”。（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0-43页。）同他1955年着手谋求苏南充分和解时相似，他的这些言论还出于在后斯大林时代的新情况下维持苏联中心地位的企图，那就是允许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享有远大于先前的自主余地，以些预防任何危及这一地位的动向。
    　　结束语
    苏共二十大标志苏联最后完成了从斯大林外交到赫鲁晓夫外交的转变。其间，先是对外政策开始改革但因高层权力斗争而有所起伏，继之以赫鲁晓夫主政后接连几大外交新举措，在后是二十大正式确定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至此，赫鲁晓夫外交（乃至颇大程度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外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总的实践方向上都已大致定型。尚待历史添入的，主要是后来导致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那种冷战恫吓和鲁莽冒险。“尽管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有大思想的人，尽管他对于辩论如何种玉米比对于辩论马克思主义原理问题肯定更内行，但他总的来说仍成功地采纳了某些思想方式，它们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新的苏联对外政策哲学……（一种）竞争性共处的意识形态，亦即苏联同西方联盟进行长期不懈的、但宁可是非军事性的全球优势争夺的纲领。这种意识形态……在赫鲁晓夫身上找到了一位有力和善言的提倡者，并且表达了他的政治人格的最深层特性——对苏联生活方式之美德、生存力及其世界命运的无限信心。”（注：Robert C.Tucker,The.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New York,1971,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