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战略构想探讨
——以日本建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前的阴谋活动为中心
姜龙范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延吉)1999年01期第40～45页
【作者简介】姜龙范 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
1907年8月，日本以朝鲜的“保护国”自居，在“保护”间岛（即今天的延边）朝鲜人的幌子下，悍然窜入延吉厅属龙井村非法挂上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招牌，并提出“间岛领土未归属论”，掀起了一场所谓“间岛问题”的轩然大波。关于“间岛问题”，中外学者已作过大量的研究，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只是探讨“间岛问题”的交涉始末及“间岛”领有权的归属问题（注：李瑄根：《白头山与间岛问题》。《历史学报》17、18合辑，1962年；刘风荣：《白头山定界碑与间岛问题》，陆洛现编《韩民族的间岛疆界——间岛归属论》，白山资料院，1993年；申基硕：《间岛归属问题》，陆洛现编《韩民族的大陆关系史》，白山资料院，1995年小田治策：《间岛问题之回顾》、《白头山定界碑》，东浪书院，1938年；高永一：《间岛问题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很少谈及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战略意图。本文拟从日俄战争后日本经营东北的政策入手，就日本欲在“间岛”地区建立与南满的旅大互为犄角的另一个侵略据点所进行的侵略活动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评析，以便揭穿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实质。
一、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经营政策与“间岛”的战略地位
吞并朝鲜，征服“满蒙”，灭亡中国，独占亚洲，称霸世界，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也是既定国策。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实现了对朝鲜的“保护化”，同时迈向了向“满蒙”扩张的第一步。战后，日本一方面加快朝鲜殖民地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将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东北。
日本对东北的觊觎，可谓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还未分胜负之时，日本政府从战后经营东北的角度出发，便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构想。而南满的旅大和东满的“间岛”便成为日本打开东北门户的通道。
在南满，日俄战争爆发伊始，日本政府就作出了要把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夺取到手的决定，并在1904年8月起的一年多时间里不顾清政府的一再抗议，以便利军运为名，擅自在安东、奉天和新民屯、奉天之间修筑铁路，以造成既成事实（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日俄战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取得继承沙俄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建造铁路的特权。1906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条例，11月设总社于大连，设分社于东京，翌年4月1日正式营业。满铁是“日本特殊权益的重心”（注：郑学稼：《日本财阀史论》，生活书店，1936年，第585页。），也是完全由日本政府一手控制的国策会社，满铁的正副总裁、理事和干部均由日本政府任免，其业务、经营方针均由日本政府监督和决定，会社的资本总额半数由日本政府占有，至于其他一切事务也无不受日本正府操纵。日人冈松参太郎在《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性质》一文中说，“满铁是假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注：转引自苏崇民：《满铁史概论》，《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这确实道出了满铁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实质。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谈到满铁今后的任务时指出：“第一必须经营铁路，第二要开发煤矿，第三要移民，第四要发展畜牧业；其中移民尤为重要。大力经营铁路的同时，在十年当中如能从日本移民五十万人，俄国就不敢轻意（易）发动战争。韩国的宗主权虽然屡成问题，但列强所以不敢过于坚持，就是因为日本移民已占最大多数，业已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5（注：草柳大藏：《满铁调查内幕》，第25页。）。后藤的这段话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通过满铁经营在我国南满地区全面推行殖民主义掠夺的基本国策。满铁所不同于其他日本国策会社的，不仅在于它的资本雄厚，规模庞大，还在于它不但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对其所经营及附属地区握有行政权的机构。除了满铁以外，日本在南满地区还设置了关东都督府和关东军司令部，并在其“附属地”内设立警察机构，推行军事管制下的殖民统治。这样，日俄战争后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就有关东都督府、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满铁，呈现出“四头政治”的局面，南满就俨然成为我东北地区的“国中之国”，成为日本对我国东北推行殖民政策的大本营。
在东满，1904年日俄交战正酣之时，日本就以“现当日俄军务吃紧，该处勘界事宜，非可克期办结”（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8章。）为由，要求中朝两国暂缓边界交涉。这是日本战后要介入“间岛问题”的信号。其实，当时日俄战争刚刚打响，双方交战异常激烈，日本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但却唯恐中朝两国一旦勘界并达成协议，届时将失去利用这一“悬案”侵占作为中国东北之口实，遂阻挠两国之再次勘界。这实际上是个缓兵之计，腐朽懦弱的清政府却未能识破日本之诡计，遂于同年6月23日照会朝鲜政府，表示谅解日本政府之意，不复要求勘界，静待日俄战后再议（注：申基硕：《关于间岛归属权之研究》第129页。）。清政府终于堕入日本的圈套。
在日本御用文人看来，“旅大是正门，延吉是后门，满洲问题的关键是间岛问题”（注：参照：《满洲拓殖政策》、《满洲问题之关键间岛》、《间岛事情》等日文资料。）。那么，“间岛”何以成为日本进入东北的“后门”，即解决“满洲问题的关键”呢？这主要由“间岛”所处的战略地位和战后日本经营东北的战略需要所决定的。
首先，关于“间岛”的战略地位问题，中外历史文献及其他典籍中记载颇多。日本的守田利远所著《满洲地志》有云：“长白山实可称为东亚之爱尔伯斯山。主此山者，可以平定满韩，握东亚之实权”（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7章。）。曾任延吉边务公署督办的吴禄贞在《延吉边务报告》一书中指出：“延吉厅居吉林之东南，界接俄韩，华夷交错，南限图们之江，东绾长白山之口。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固吉林东南之天然锁钥也。无延吉厅，则图们天限弃之于敌。……无延吉厅，则珲春孤立一隅，万难久存，而图们江口之要塞危矣。……日人之经营延吉，其目光不仅注吉林，且将联奉天、吉林二省为一气，以收其囊括并吞之效矣”（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7章。）。关于“间岛”之军事价值，时任吉林边务处文案的匡熙民在《延吉领土问题之解决》一书中指出：“守在图们江，吉林虽危，犹可补救；让延吉于日，而守在内地，吉林虽存，亦可视之若亡矣。……我不能保延吉，即不能保吉林；不能保吉林，即西而奉省，北而龙江，亦同受影响矣。此日本军事家，所以腐心欲取此地，为他年奄有三省之张本也”（注：匡熙民：《延吉领土问题之解决》第1章。）。关于“间岛”与东亚政局之关系，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著名的爱国人士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一书中指出：“间岛者，介于中日俄三国势力圈之间，于东亚政局之关系，甚为深切重要，盱衡时局者，又不可不明形势也”；“盖间岛者，实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而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潜势力之要区也。苟有一国焉，捷足先得，规画而经理之，则大之可以抵御二国之势力，小之亦足以巩固自国之边圉。”（注：宋教仁：《间岛问题》第6章。）。正因为“间岛”之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故而吴禄贞得出结论说：“延吉一隅之地，俄得之，足以制日；日得之，足以制俄。我善用之，则俄日皆将为我制，关系讵不重哉”（注：宋教仁：《间岛问题》第6章。）。
其次，从战后日本经营东北的战略需要来看，“间岛”是日本所必争之地。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日俄战争，虽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但日俄冲突并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终结。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的有生力量未遭重创，仍保有相当的实力。相反，自1905年3月奉天会战以后，日本军部却已感到难以再战下去，因而想方设法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妥协。于是，日俄战争的结局已经不能由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就只好由外交手段来解决了。《朴茨茅斯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美国等列强的外交斡旋，以日本放弃赔款为条件达成妥协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俄之间孕育着随时爆发为第二次战争的危险。正如1906年10月至1907年4月由日本陆海军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规定，“即使在将来，亦认定我国防止之主要敌国为俄国”（注：大山梓：《山县有朋的〈帝国国防方针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61年，第3号，第174-177页。）。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不管第二次战争何时爆发，日本只要能够控制东北，将来就能掌握主动。于是，“间岛”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有关“间岛问题”的交涉也倍受日本当局的注目。
慑于俄国的“对日报仇战”，日本决意在“间岛”这一战略要地建立军事据点以形成对俄防卫网，使之成为日俄两国间的缓冲地带。1906年2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明治三十九年度对俄陆军作战计划》（注：森山茂德著：《近代日韩关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29页。），规定将北满地区作为主战场，并从朝鲜咸镜道到吉林东北部及南部沿海州地区则作为支战场。为此支战场的作战，决定将吉长铁路延长到朝鲜北部，并将“间岛问题”按照有利于日本的方向解决。
由此可见，日本介入“间岛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实现战后经营东北这一总体战略构想所作出的重要步骤。
二、日本建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前的阴谋活动。
“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代王朝曾经通过羁縻政策或直接统治（设官置吏）的方式对这一地区行使过主权（注：参照拙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政治风云与中朝外交争端》，《延边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因此，日本想要介入“间岛问题”必须寻找法律上的依据。这个依据便是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韩国（1897年光武改革后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签订的《日韩协约》（即《乙巳保护条约》）。通过该条约，日本迫使韩国政府承认：由日本掌握韩国的外交权；继承韩国与外国之间所订立的条约，在韩国设置统监府；日本的外交代表和领事保护在外国的朝鲜臣民及其利益（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朝鲜关系条约集》(1876-1945)。）。
该条约提示出如下两个问题：一是，过去中朝之间的“间岛问题”交涉，其交涉一方已变为日本，即“间岛问题”由中朝关系转为中日关系，日本已不再是中介者，而是当事者。二是，日本有权“保护”间岛朝鲜人（注：尽管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已有很多人加入中国国籍，但日本政府仍将他们视为日本臣民。）。这样，日本为介入“间岛问题”，实现其占领东北的战略构想找到“法律”上的依据，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但是，日本立即进入“间岛”地区尚有条约上的限制。因为，根据《朴茨茅斯和约》追加条款第一项的规定，俄军自和约生效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从辽东半岛租借地以外的东北各地全部撤退。这就是说，1907年4月15日以前，“间岛”地区处于俄军占领之下。为此，日本并非采取贸然行动，而是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间岛问题”的交涉原委和“间岛”地区的地形地貌、自然资源以及社会、交通等状况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以便为行将要推行的占领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1906年1月，日本政府与陆军参谋本部指使御用学者内藤虎次郎（后为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从历史和地理学角度对“间岛领有权”问题进行研究（注：《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经过20余天的研究，内藤提交一份《间岛问题调查书》，并得出间岛为韩国领土的结论（注：国会图书馆编：《间岛领有权关系拔萃文书》第388-412页，韩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1906年3月29日，日本驻韩参谋部经过对“间岛”的实地调查后向日本政府提交《关于间岛的调查概要》，从军事上强调了“间岛的国防价值”（注：国会图书馆编：《间岛领有权关系拔萃文书》第253-258页，韩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在民间，曾任京城日本居留民会长的中井喜太郎于1906年在东京会晤头山满、国友重章、根津一、柴四郎等大陆浪人，一致主张“间岛”作为大陆侵略据点的重要性，并呼吁民间的声援与支持（注：中井锦城：《朝鲜回顾录》，东京糖业研究会出版部，1915年，第129-209页。）。同年5月，以中井为团长的调查队一行8人非法潜入延边，经过三天的秘密调查，写成《中井报告书》，交给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和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该报告书尽管否定韩国对“间岛”的领有权，但却强调日本应利用“间岛”领有权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注：中井锦城：《朝鲜回顾录》，东京糖业研究会出版部，1915年，第129-209页。）。后来任“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所长的斋藤季治郎也于1906年4月，作为“间岛”派遣队长被派到“间岛”。他伪装成商人，在局子街（延吉）“从商”半年，11月方回朝鲜（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翌年4月，斋藤按照伊藤的指令再次潜入“间岛”。此行由后任派出所法律顾问的条田治策也偕同前往。他们先后在局子街、东盛涌、老头沟、铜佛寺、天宝山、头道沟等地进行秘密调查（注：小田治策：《间岛问题之回顾》，第5-6页。）。斋藤返回汉城后，立即向伊藤条陈五点建议，其中第4条即露骨提出：“以间岛系韩国领土为前提，而处理一切事务”（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107-108页。）。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日本政府及伊藤的允准，并且成为其后日本对“间岛”政策的蓝本。总之，在1906-1907年两年间，日本派遣大批军事特工人员伪装成商人、学者、医生、游客到“间岛”各地进行非法调查和测绘，仅1907年1-7月，即不下300人（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国内举国喧腾，万口附和，吠形吠声，以讹传讹，使“间岛”二字充溢于日本国民的耳目。所谓“间岛”，原名假江，系图们江北岸我国吉林省延吉厅属光霁峪附近之滩地。这片滩地长不过10里，宽1里，面积仅2000余亩。1904年（光绪29年），被朝鲜政府任为咸北垦岛管察使的李范允偶把该地称作“间岛”，清政府曾明确予以澄清。但是，日俄战争后御用文人守田利远一马当先撰写《满洲地志》，首倡“间岛”之谬说，并将海兰江以南、图们江以北，宽二、三百里，长约五、六百里之地划为“间岛”（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8章。）。有的甚至“欲以长白山北相距八百里之夹皮沟地面混为间岛区域”，并称夹皮沟一带为“清国化外区域”，企图占领这一幅员广袤，物产丰富的地区。
守田利远的“间岛”谬说提出以后，日本报纸捕风捉影，肆意捏造。如《朝日新闻》竟说“间岛”为独立国，并以“满洲之大金坑”来描述“间岛”之物产（注：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纪交涉。）。再如《探险世界》5卷5号将“间岛”大书特书为“鸭绿江源之独立国”（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8章。）。还有一些日本人将“间岛”范围远远扩大至吉林省和鸭绿江北岸奉天省境大部地区，并擅自将“间岛”划分为所谓“东间岛”、“西间岛”和“北间岛”。
同俄战争前，日本曾明确承认图们江为中朝边界。伊藤博文在《日俄交涉破裂始末》一文中说，“图们江以北属清帝国领土之一部”。不仅如此，战前日本所出版的数百种地图里，绝无“间岛”之名，而且都以图们江为中朝边界。但是，基于战后要介入“间岛问题”的战略构想，战后出版的日本地图全面篡改了中朝国界。如1904年龟井忠一的《最新满韩地图》1905年出版的朝鲜统监府所制《通信略图》，皆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领土拓入朝鲜国界之内（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8章。）。
很显然，上述日本御用学者及新闻媒体的煽风点火式的宣传和报道，对于日本政府的“间岛”政策无疑起了舆论导向作用。
三、韩国政府关于“保护”间岛朝鲜人的请求与日本“间岛”政策的出笼。
在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过程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亲日团结“一进会”（注：“一进会”成立于日俄战争之际，是日本侵略朝鲜的尖兵。它一贯积极支持日本吞并朝鲜，1905年10月15日发表《促进保护条约声明》，日韩合并后被日本所取缔。其头目有宋秉、李容九等，宋曾任韩国政府的农工商部大臣和内政部大臣，其成员也有不少在地方担任要职。）和韩国政府的动向。早在1905年9月，“一进会”就任命尹甲炳（1907年被韩国政府任命咸镜北道观察使）为“北垦岛支部会长”进驻“间岛”地区开展活动（注：《韩国一进会日志卷之二附录》（上），金正柱编：《朝鲜统治史料》第4卷，韩国史料研究所，宗高书房，1971年，第550页。）。关于“一进会”渗透“间岛”的目的，《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纪要》写道：“为扩大党势和声援间岛问题的解决”（注：金正柱编：《朝鲜统治史料》第4卷，韩国史料研究所，宗高书房，1971年，第110页。）。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一进会”间岛支部会长尹甲炳向正在韩国会宁视察工作的日军驻韩司令长谷川大将递交了一份关于“收复间岛主权”的请愿书（注：中井锦城：《朝鲜回顾录》，东京糖业研究会出版部，1915年，第129-209页。）。1907年7月，“一进会”会长李容九致函伊藤统监，指出“咸镜道地方应看成是一进会的根据地，而间岛的开垦对一进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注：市川正明编：《韩国并合史料》第2卷，原书房，1978年，第591页。）。
正当“一进会”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为日本进犯间岛而东奔西走之时，韩国参政大臣朴齐纯于1906年11月18日致函伊藤博文，声称“间岛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垦请日本政府派员至“间岛”地区保护韩民（注：《统别往复案》（“间岛案”），《议政府大臣朴齐纯照会伊藤博文》，第102页（光武10年11月18日），韩国奎章阁图书1785号。）。这正给积极策划如何侵略“间岛”地区的日本提供一个绝妙借口。在这个意义上讲，朴齐纯的这一请求就成为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直接契机。但是，有关资料显示，日本早在1906年7月前就已经独自做出出兵间岛的决定，因而我们不能将朴的照会视作自发的行为，而应将它视为是按照日本的间岛政策和伊藤的旨意，为其出兵间岛使出的阴谋诡计（注：参照李盛焕著：《近代东亚的政治力学》，锦正社，1991年，第55页。）。
1906年12月，在伊藤博文的策动下，日本西园寺内阁即制定派兵入侵“间岛”的方案，并拟定《间岛督务厅编制》和《间岛宪兵队编制》（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40卷2册，第78-79页。），企图在“间岛”地区建立日本殖民机构与宪兵队。
1907年6月，日本外相林董密函日本驻清公使材权助，通告日本政府决定向“间岛”派遣官吏的计划（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40卷2册，第84页。）。同年2月8日，日本内阁最终确定侵占“间岛”的具体方案。但是，该方案对前一年12月关于在“间岛”地区设立督务厅和宪兵队的计划作了重大调整，即推迟建立独立的殖民机构，改建由少数统监府所属官员组成的派出机构，其名称定为“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在策略上，决定放弃以中韩国界争议之借口，改以“保护韩民”为口实。日本之所以改变其战略和策略，有如下两条不可告人的原因：一是，日本尚未找到可以认定“间岛”为韩国领土的确凿证据。二是，认为公开建立督务厅和宪兵队未免太露骨，易引起其他列强的注意和中国的抵抗（注：参照杨昭全等编：《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36-737页。）。于是，日本决定“以不引起注目的方式，逐步确立我之统治地位”。
1907年2月11日，“间岛派出所筹备事务所”在东京秘密成立，由斋藤季治郎中佐（注：日俄战争时，斋藤任旅顺基地的军政官，在陆军内部素有“中国通”的称谓，被派到“间岛”后不久晋升为大佐。）任所长，与国际法专家条田治策（后被任命为间岛派出所的总务科长）携手主持“间岛派出所”的组建事宜（注：金正柱：《朝鲜统治史料》第1卷，《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纪要》。）。日本政府原定4月中旬俄军撤出东北后立即进入“间岛”，但此时日俄交涉正在进行之中，只好等待交涉之结束。当1907年7月30日，日俄第一次协约订立，两国在东北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后，日本政府便迫不急待地派出以斋藤为首的61名文武官员进入“间岛”。8月19日，正在“间岛”对岸韩国会宁待命的斋藤一行公然越过图们江到达延吉厅六道沟。8月23日，斋藤等人窜入延吉厅龙井村，并当天就挂出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牌子。
至此，日本为介入“间岛问题”，实现其战略构想迈出第一步，并拉开了中日“间岛交涉”之序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延吉)1999年01期第40～45页
【作者简介】姜龙范 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
| 【内容提要】 | 日俄战后，日本经营东北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而“间岛”则是日本通向中国东北地区的“后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为在“间岛”建立与南满的旅大互为犄角的另一个侵略据点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本文着重探讨了日本在建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前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以揭露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实质。 |
一、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经营政策与“间岛”的战略地位
吞并朝鲜，征服“满蒙”，灭亡中国，独占亚洲，称霸世界，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也是既定国策。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实现了对朝鲜的“保护化”，同时迈向了向“满蒙”扩张的第一步。战后，日本一方面加快朝鲜殖民地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将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东北。
日本对东北的觊觎，可谓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还未分胜负之时，日本政府从战后经营东北的角度出发，便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构想。而南满的旅大和东满的“间岛”便成为日本打开东北门户的通道。
在南满，日俄战争爆发伊始，日本政府就作出了要把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夺取到手的决定，并在1904年8月起的一年多时间里不顾清政府的一再抗议，以便利军运为名，擅自在安东、奉天和新民屯、奉天之间修筑铁路，以造成既成事实（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日俄战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取得继承沙俄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建造铁路的特权。1906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条例，11月设总社于大连，设分社于东京，翌年4月1日正式营业。满铁是“日本特殊权益的重心”（注：郑学稼：《日本财阀史论》，生活书店，1936年，第585页。），也是完全由日本政府一手控制的国策会社，满铁的正副总裁、理事和干部均由日本政府任免，其业务、经营方针均由日本政府监督和决定，会社的资本总额半数由日本政府占有，至于其他一切事务也无不受日本正府操纵。日人冈松参太郎在《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性质》一文中说，“满铁是假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注：转引自苏崇民：《满铁史概论》，《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这确实道出了满铁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实质。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谈到满铁今后的任务时指出：“第一必须经营铁路，第二要开发煤矿，第三要移民，第四要发展畜牧业；其中移民尤为重要。大力经营铁路的同时，在十年当中如能从日本移民五十万人，俄国就不敢轻意（易）发动战争。韩国的宗主权虽然屡成问题，但列强所以不敢过于坚持，就是因为日本移民已占最大多数，业已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5（注：草柳大藏：《满铁调查内幕》，第25页。）。后藤的这段话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通过满铁经营在我国南满地区全面推行殖民主义掠夺的基本国策。满铁所不同于其他日本国策会社的，不仅在于它的资本雄厚，规模庞大，还在于它不但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对其所经营及附属地区握有行政权的机构。除了满铁以外，日本在南满地区还设置了关东都督府和关东军司令部，并在其“附属地”内设立警察机构，推行军事管制下的殖民统治。这样，日俄战争后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就有关东都督府、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满铁，呈现出“四头政治”的局面，南满就俨然成为我东北地区的“国中之国”，成为日本对我国东北推行殖民政策的大本营。
在东满，1904年日俄交战正酣之时，日本就以“现当日俄军务吃紧，该处勘界事宜，非可克期办结”（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8章。）为由，要求中朝两国暂缓边界交涉。这是日本战后要介入“间岛问题”的信号。其实，当时日俄战争刚刚打响，双方交战异常激烈，日本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但却唯恐中朝两国一旦勘界并达成协议，届时将失去利用这一“悬案”侵占作为中国东北之口实，遂阻挠两国之再次勘界。这实际上是个缓兵之计，腐朽懦弱的清政府却未能识破日本之诡计，遂于同年6月23日照会朝鲜政府，表示谅解日本政府之意，不复要求勘界，静待日俄战后再议（注：申基硕：《关于间岛归属权之研究》第129页。）。清政府终于堕入日本的圈套。
在日本御用文人看来，“旅大是正门，延吉是后门，满洲问题的关键是间岛问题”（注：参照：《满洲拓殖政策》、《满洲问题之关键间岛》、《间岛事情》等日文资料。）。那么，“间岛”何以成为日本进入东北的“后门”，即解决“满洲问题的关键”呢？这主要由“间岛”所处的战略地位和战后日本经营东北的战略需要所决定的。
首先，关于“间岛”的战略地位问题，中外历史文献及其他典籍中记载颇多。日本的守田利远所著《满洲地志》有云：“长白山实可称为东亚之爱尔伯斯山。主此山者，可以平定满韩，握东亚之实权”（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7章。）。曾任延吉边务公署督办的吴禄贞在《延吉边务报告》一书中指出：“延吉厅居吉林之东南，界接俄韩，华夷交错，南限图们之江，东绾长白山之口。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固吉林东南之天然锁钥也。无延吉厅，则图们天限弃之于敌。……无延吉厅，则珲春孤立一隅，万难久存，而图们江口之要塞危矣。……日人之经营延吉，其目光不仅注吉林，且将联奉天、吉林二省为一气，以收其囊括并吞之效矣”（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7章。）。关于“间岛”之军事价值，时任吉林边务处文案的匡熙民在《延吉领土问题之解决》一书中指出：“守在图们江，吉林虽危，犹可补救；让延吉于日，而守在内地，吉林虽存，亦可视之若亡矣。……我不能保延吉，即不能保吉林；不能保吉林，即西而奉省，北而龙江，亦同受影响矣。此日本军事家，所以腐心欲取此地，为他年奄有三省之张本也”（注：匡熙民：《延吉领土问题之解决》第1章。）。关于“间岛”与东亚政局之关系，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著名的爱国人士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一书中指出：“间岛者，介于中日俄三国势力圈之间，于东亚政局之关系，甚为深切重要，盱衡时局者，又不可不明形势也”；“盖间岛者，实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而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潜势力之要区也。苟有一国焉，捷足先得，规画而经理之，则大之可以抵御二国之势力，小之亦足以巩固自国之边圉。”（注：宋教仁：《间岛问题》第6章。）。正因为“间岛”之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故而吴禄贞得出结论说：“延吉一隅之地，俄得之，足以制日；日得之，足以制俄。我善用之，则俄日皆将为我制，关系讵不重哉”（注：宋教仁：《间岛问题》第6章。）。
其次，从战后日本经营东北的战略需要来看，“间岛”是日本所必争之地。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日俄战争，虽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但日俄冲突并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终结。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的有生力量未遭重创，仍保有相当的实力。相反，自1905年3月奉天会战以后，日本军部却已感到难以再战下去，因而想方设法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妥协。于是，日俄战争的结局已经不能由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就只好由外交手段来解决了。《朴茨茅斯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美国等列强的外交斡旋，以日本放弃赔款为条件达成妥协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俄之间孕育着随时爆发为第二次战争的危险。正如1906年10月至1907年4月由日本陆海军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规定，“即使在将来，亦认定我国防止之主要敌国为俄国”（注：大山梓：《山县有朋的〈帝国国防方针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61年，第3号，第174-177页。）。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不管第二次战争何时爆发，日本只要能够控制东北，将来就能掌握主动。于是，“间岛”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有关“间岛问题”的交涉也倍受日本当局的注目。
慑于俄国的“对日报仇战”，日本决意在“间岛”这一战略要地建立军事据点以形成对俄防卫网，使之成为日俄两国间的缓冲地带。1906年2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明治三十九年度对俄陆军作战计划》（注：森山茂德著：《近代日韩关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29页。），规定将北满地区作为主战场，并从朝鲜咸镜道到吉林东北部及南部沿海州地区则作为支战场。为此支战场的作战，决定将吉长铁路延长到朝鲜北部，并将“间岛问题”按照有利于日本的方向解决。
由此可见，日本介入“间岛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实现战后经营东北这一总体战略构想所作出的重要步骤。
二、日本建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前的阴谋活动。
“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代王朝曾经通过羁縻政策或直接统治（设官置吏）的方式对这一地区行使过主权（注：参照拙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政治风云与中朝外交争端》，《延边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因此，日本想要介入“间岛问题”必须寻找法律上的依据。这个依据便是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韩国（1897年光武改革后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签订的《日韩协约》（即《乙巳保护条约》）。通过该条约，日本迫使韩国政府承认：由日本掌握韩国的外交权；继承韩国与外国之间所订立的条约，在韩国设置统监府；日本的外交代表和领事保护在外国的朝鲜臣民及其利益（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朝鲜关系条约集》(1876-1945)。）。
该条约提示出如下两个问题：一是，过去中朝之间的“间岛问题”交涉，其交涉一方已变为日本，即“间岛问题”由中朝关系转为中日关系，日本已不再是中介者，而是当事者。二是，日本有权“保护”间岛朝鲜人（注：尽管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已有很多人加入中国国籍，但日本政府仍将他们视为日本臣民。）。这样，日本为介入“间岛问题”，实现其占领东北的战略构想找到“法律”上的依据，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但是，日本立即进入“间岛”地区尚有条约上的限制。因为，根据《朴茨茅斯和约》追加条款第一项的规定，俄军自和约生效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从辽东半岛租借地以外的东北各地全部撤退。这就是说，1907年4月15日以前，“间岛”地区处于俄军占领之下。为此，日本并非采取贸然行动，而是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间岛问题”的交涉原委和“间岛”地区的地形地貌、自然资源以及社会、交通等状况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以便为行将要推行的占领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1906年1月，日本政府与陆军参谋本部指使御用学者内藤虎次郎（后为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从历史和地理学角度对“间岛领有权”问题进行研究（注：《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经过20余天的研究，内藤提交一份《间岛问题调查书》，并得出间岛为韩国领土的结论（注：国会图书馆编：《间岛领有权关系拔萃文书》第388-412页，韩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1906年3月29日，日本驻韩参谋部经过对“间岛”的实地调查后向日本政府提交《关于间岛的调查概要》，从军事上强调了“间岛的国防价值”（注：国会图书馆编：《间岛领有权关系拔萃文书》第253-258页，韩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在民间，曾任京城日本居留民会长的中井喜太郎于1906年在东京会晤头山满、国友重章、根津一、柴四郎等大陆浪人，一致主张“间岛”作为大陆侵略据点的重要性，并呼吁民间的声援与支持（注：中井锦城：《朝鲜回顾录》，东京糖业研究会出版部，1915年，第129-209页。）。同年5月，以中井为团长的调查队一行8人非法潜入延边，经过三天的秘密调查，写成《中井报告书》，交给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和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该报告书尽管否定韩国对“间岛”的领有权，但却强调日本应利用“间岛”领有权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注：中井锦城：《朝鲜回顾录》，东京糖业研究会出版部，1915年，第129-209页。）。后来任“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所长的斋藤季治郎也于1906年4月，作为“间岛”派遣队长被派到“间岛”。他伪装成商人，在局子街（延吉）“从商”半年，11月方回朝鲜（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翌年4月，斋藤按照伊藤的指令再次潜入“间岛”。此行由后任派出所法律顾问的条田治策也偕同前往。他们先后在局子街、东盛涌、老头沟、铜佛寺、天宝山、头道沟等地进行秘密调查（注：小田治策：《间岛问题之回顾》，第5-6页。）。斋藤返回汉城后，立即向伊藤条陈五点建议，其中第4条即露骨提出：“以间岛系韩国领土为前提，而处理一切事务”（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107-108页。）。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日本政府及伊藤的允准，并且成为其后日本对“间岛”政策的蓝本。总之，在1906-1907年两年间，日本派遣大批军事特工人员伪装成商人、学者、医生、游客到“间岛”各地进行非法调查和测绘，仅1907年1-7月，即不下300人（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国内举国喧腾，万口附和，吠形吠声，以讹传讹，使“间岛”二字充溢于日本国民的耳目。所谓“间岛”，原名假江，系图们江北岸我国吉林省延吉厅属光霁峪附近之滩地。这片滩地长不过10里，宽1里，面积仅2000余亩。1904年（光绪29年），被朝鲜政府任为咸北垦岛管察使的李范允偶把该地称作“间岛”，清政府曾明确予以澄清。但是，日俄战争后御用文人守田利远一马当先撰写《满洲地志》，首倡“间岛”之谬说，并将海兰江以南、图们江以北，宽二、三百里，长约五、六百里之地划为“间岛”（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8章。）。有的甚至“欲以长白山北相距八百里之夹皮沟地面混为间岛区域”，并称夹皮沟一带为“清国化外区域”，企图占领这一幅员广袤，物产丰富的地区。
守田利远的“间岛”谬说提出以后，日本报纸捕风捉影，肆意捏造。如《朝日新闻》竟说“间岛”为独立国，并以“满洲之大金坑”来描述“间岛”之物产（注：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纪交涉。）。再如《探险世界》5卷5号将“间岛”大书特书为“鸭绿江源之独立国”（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8章。）。还有一些日本人将“间岛”范围远远扩大至吉林省和鸭绿江北岸奉天省境大部地区，并擅自将“间岛”划分为所谓“东间岛”、“西间岛”和“北间岛”。
同俄战争前，日本曾明确承认图们江为中朝边界。伊藤博文在《日俄交涉破裂始末》一文中说，“图们江以北属清帝国领土之一部”。不仅如此，战前日本所出版的数百种地图里，绝无“间岛”之名，而且都以图们江为中朝边界。但是，基于战后要介入“间岛问题”的战略构想，战后出版的日本地图全面篡改了中朝国界。如1904年龟井忠一的《最新满韩地图》1905年出版的朝鲜统监府所制《通信略图》，皆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领土拓入朝鲜国界之内（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8章。）。
很显然，上述日本御用学者及新闻媒体的煽风点火式的宣传和报道，对于日本政府的“间岛”政策无疑起了舆论导向作用。
三、韩国政府关于“保护”间岛朝鲜人的请求与日本“间岛”政策的出笼。
在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过程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亲日团结“一进会”（注：“一进会”成立于日俄战争之际，是日本侵略朝鲜的尖兵。它一贯积极支持日本吞并朝鲜，1905年10月15日发表《促进保护条约声明》，日韩合并后被日本所取缔。其头目有宋秉、李容九等，宋曾任韩国政府的农工商部大臣和内政部大臣，其成员也有不少在地方担任要职。）和韩国政府的动向。早在1905年9月，“一进会”就任命尹甲炳（1907年被韩国政府任命咸镜北道观察使）为“北垦岛支部会长”进驻“间岛”地区开展活动（注：《韩国一进会日志卷之二附录》（上），金正柱编：《朝鲜统治史料》第4卷，韩国史料研究所，宗高书房，1971年，第550页。）。关于“一进会”渗透“间岛”的目的，《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纪要》写道：“为扩大党势和声援间岛问题的解决”（注：金正柱编：《朝鲜统治史料》第4卷，韩国史料研究所，宗高书房，1971年，第110页。）。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一进会”间岛支部会长尹甲炳向正在韩国会宁视察工作的日军驻韩司令长谷川大将递交了一份关于“收复间岛主权”的请愿书（注：中井锦城：《朝鲜回顾录》，东京糖业研究会出版部，1915年，第129-209页。）。1907年7月，“一进会”会长李容九致函伊藤统监，指出“咸镜道地方应看成是一进会的根据地，而间岛的开垦对一进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注：市川正明编：《韩国并合史料》第2卷，原书房，1978年，第591页。）。
正当“一进会”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为日本进犯间岛而东奔西走之时，韩国参政大臣朴齐纯于1906年11月18日致函伊藤博文，声称“间岛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垦请日本政府派员至“间岛”地区保护韩民（注：《统别往复案》（“间岛案”），《议政府大臣朴齐纯照会伊藤博文》，第102页（光武10年11月18日），韩国奎章阁图书1785号。）。这正给积极策划如何侵略“间岛”地区的日本提供一个绝妙借口。在这个意义上讲，朴齐纯的这一请求就成为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直接契机。但是，有关资料显示，日本早在1906年7月前就已经独自做出出兵间岛的决定，因而我们不能将朴的照会视作自发的行为，而应将它视为是按照日本的间岛政策和伊藤的旨意，为其出兵间岛使出的阴谋诡计（注：参照李盛焕著：《近代东亚的政治力学》，锦正社，1991年，第55页。）。
1906年12月，在伊藤博文的策动下，日本西园寺内阁即制定派兵入侵“间岛”的方案，并拟定《间岛督务厅编制》和《间岛宪兵队编制》（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40卷2册，第78-79页。），企图在“间岛”地区建立日本殖民机构与宪兵队。
1907年6月，日本外相林董密函日本驻清公使材权助，通告日本政府决定向“间岛”派遣官吏的计划（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40卷2册，第84页。）。同年2月8日，日本内阁最终确定侵占“间岛”的具体方案。但是，该方案对前一年12月关于在“间岛”地区设立督务厅和宪兵队的计划作了重大调整，即推迟建立独立的殖民机构，改建由少数统监府所属官员组成的派出机构，其名称定为“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在策略上，决定放弃以中韩国界争议之借口，改以“保护韩民”为口实。日本之所以改变其战略和策略，有如下两条不可告人的原因：一是，日本尚未找到可以认定“间岛”为韩国领土的确凿证据。二是，认为公开建立督务厅和宪兵队未免太露骨，易引起其他列强的注意和中国的抵抗（注：参照杨昭全等编：《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36-737页。）。于是，日本决定“以不引起注目的方式，逐步确立我之统治地位”。
1907年2月11日，“间岛派出所筹备事务所”在东京秘密成立，由斋藤季治郎中佐（注：日俄战争时，斋藤任旅顺基地的军政官，在陆军内部素有“中国通”的称谓，被派到“间岛”后不久晋升为大佐。）任所长，与国际法专家条田治策（后被任命为间岛派出所的总务科长）携手主持“间岛派出所”的组建事宜（注：金正柱：《朝鲜统治史料》第1卷，《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纪要》。）。日本政府原定4月中旬俄军撤出东北后立即进入“间岛”，但此时日俄交涉正在进行之中，只好等待交涉之结束。当1907年7月30日，日俄第一次协约订立，两国在东北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后，日本政府便迫不急待地派出以斋藤为首的61名文武官员进入“间岛”。8月19日，正在“间岛”对岸韩国会宁待命的斋藤一行公然越过图们江到达延吉厅六道沟。8月23日，斋藤等人窜入延吉厅龙井村，并当天就挂出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牌子。
至此，日本为介入“间岛问题”，实现其战略构想迈出第一步，并拉开了中日“间岛交涉”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