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
——兼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
何顺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1期第56～64页
【作者简介】何顺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 键 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农业
一、有关此问题的论争
众所周知，在18世纪中叶以前，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重商主义，因此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主要是由这个学派提供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本是来源于流通领域，资本的财富就是商人的“让渡利润”，因而在有商业和利润存在的地方，也就有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换言之，这个学派是把商业视作资本主义之源的。
18世纪中叶后，重商主义日趋衰微，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先后兴起，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也随之发生变化，争论的焦点已转到这样一个问题上：资本主义是首先产生于农业还是工业？以A·杜阁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认为，是“农业的利润调节其他利润率”，实际上是主张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农业，因这派人认为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才是财富的源泉，而农业又是“唯一的”（注：A·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页。）生产领域。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却把“工业利润”看成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形式，从而把它看成剩余价值的最新的一般形式（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显然认为资本主义是起源于工业。不过，这两派都没有正面提出这一问题，其观点是在讨论剩余价值时，附带提出来的。
第一个正面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卡尔·马克思。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一再声明：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是在工业中，而不是在农业中开始的，而且是逐渐支配农业的”。（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04页。参阅M·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M.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ement of Capitalism)，伦敦，1946年。）不过，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个“开始”的含义是什么呢？或者说，“开始”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有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另一方面，又有租地农场主的出现和农业工人向自由短工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在农村中彻底完成并达到它的最纯粹形式为期最晚，但它在那里开始的时间是最早的。”（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页。）以我的理解，他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指它的萌芽形式，而是指它的“纯粹形式”；其二，他认为，这种纯粹形式的“彻底完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产生，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来得晚，这和他上面的论断是一致的。不过，马克思虽然正面提出了这一问题，却没有对自己的观点系统地给予说明，从而给后人留下了讨论的余地。
马克思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连绵不绝，但大多数论者仍停留于旁敲侧击的状态，比较明显的对立发生于罗伯特·布伦纳和E·霍布斯鲍姆之间：布伦纳虽未说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农业，但很强调土地产权状况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重要性，他于1976年在《过去与现在》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英国，由于农民未能确保自己的财产权，才有可能把土地集中于地主和资本家之手，“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开端”；而在法国，由于农民在确立完全自由方面取得成功，反成为经济进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造成“贫穷和落后的自我持续的循环”。（注：罗伯特·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第3页。）而E·霍布斯鲍姆则坚决主张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工业，他在为马克思所著《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写导言中说：“不过，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是封建社会演变的结果。这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因为城乡的划分是基本的，也是从文明诞生开始直到19世纪形成劳动社会分工的恒定因素和表现。在中世纪再次振兴的城市中，古代不曾流传下来的生产和贸易之间的分工又得到了发展，这就为远地贸易和继之而来的城市分工（生产专业化）提供了基础。”（注：E·霍布斯鲍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转引自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二者之间的分歧不言而喻。
不过，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似乎突然有了高涨。这是因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我国计划经济中引入了“市场调节”的因素，此后又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这自然使我国学术界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兴趣倍增，因为“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西方首先搞起来的。但历史学毕竟离现实有些距离，所以历史家所关心的主要还是“资本主义起源”之类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我们陆陆续续读到一些著作和文章，并发现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1985年，吴于廑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其中有张云鹤先生关于英国的一篇专论，已谈及“1381-1489年英国富裕农民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注：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问题。而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径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义为“以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物质条件”的社会经济制度（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9页。），无疑又暗含着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工业之意。但侯建新在《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中却认为：“从时间顺序上讲，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扎根并使农业经济有一个相对突破性的发展，应在商业之前。”（注：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此后，1994年刘景华的《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似乎再次表达了一种与此不同的观点：“史学界早已肯定，中世纪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农本经济的解体，加快了商品经济化的过程，孕育和扶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成长。”明确否定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农业的意见，该书第一章的标题便是：“资本主义在城市的生长。”（注：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可以说，在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还是工业这个问题上，分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这样深刻。此处，笔者无意对各家意见妄加评论，因为它们都各有所据、各有所长、各有所取，但面对我国学界这一少见的争鸣局面却又兴奋不已，不能不有所思考与求索。
当然，马克思之后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并不限于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的问题，商业学派的观点也一再见诸于有关著述。亨利·皮雷纳的主张就是典型：“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特征，即个人企业、信贷发展、商业利润、投机事业等等，自12世纪以来就已存在了。”（注：H·皮雷纳：“资本主义社会史的诸阶段”(Henri Pirenne,StagesintheSocialHistory of Capitalism)，《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al Review)，1914年第3期，第495-496页。）有人将此派观点概括为“贸易根源论”，其实它不仅认为商业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且还认为商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注：例如，H·皮雷纳认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史可分为不同的时期，各个时期都有一个特殊的和不同的资本家阶级。”参见《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88页。），并非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根源”。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一文中，笔者曾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实际上已排除了它在流通领域里产生的可能性，因此此种意见本文不再讨论，此处只讨论起源于农业还是工业的问题。
二、一点理论上的探索
资本主义究竟产生于什么领域？是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笔者以为，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应产生于工业而不是农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或者说按“资本”的本性的要求应该是产业化的，而最适合于产业化的部门是工业而不是农业。为此，还必须从“资本”的本性谈起。
什么是“资本”呢？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只把它视作物或钱，至多只把它视作“获利”的手段。据考证，“资本”一词源自拉丁语Caput（头部）一语（注：约瑟夫·T·希普利：《英语词源词典》(JosephT.Shiplex,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美国1957年版，第7页。），当它在十二三世纪出现于欧洲时，最初作“资金”、“存款”、“款项”等讲，只偶尔也作“生息资金”解（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6页。），这实际上就是把“资本”看作物或钱，可以说几乎还完全不了解它的本质。后来，人们对“资本”的认识有了进步，开始把“利润”与“资本”挂钩，正如14世纪法国一个著名的布道词所说的：“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6页。）其进步性就在于，它不仅看到资本是物或钱，还看到它可以产生新的“财富”，用安·杜阁的话来说是：资本是事先“积累的可动的财富”（注：A·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47页。）。但在马克思之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安·杜阁、大卫·李嘉图及亚当·斯密等著名学者在内，都不了解“剩余价值”的性质及其真正来源，因而“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这一范畴。而马克思却认为，资本乃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并指出：这种“增殖”不是别的，就是所谓“剩余价值”，即在生产中所创造的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它是由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德文mehrwert，其含义原本就是“更多的价值”。（注：德语Mehrwert是一个复合词，Mehr是“更多的”、“较多的”、“更重要”的意思，wert是“价值”、“值得”、“尊重”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更多的价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60页。）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一文中已经论及，此处只略加补充，不再赘述。这里重提这一问题，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不了解“资本”的本质，就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特征，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遵循的，只能是资本运行的规律。
那么，“资本”的这种本性怎样决定并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赋予它以不同于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呢？首先，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它们有时不得不卷入流通也完全是为买而卖，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W-G-W；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不同，由于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即增殖自身，“交换价值”便成了资本家从事生产的唯一目的，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公式：G-W-G'。因此，资本一旦进入它的生命旅程，就注定了它不得不时刻考虑自己的“保值”与“增值”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它“无限扩张”（注：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无限扩张”是“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0页。）的能力与精神，即W·桑巴特所说的“企业创建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注：W·桑巴特：《经济理论和经济史》(W.Sombart,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29年第1期，第1-9页。）。第二，为了使资本“增殖”，资本必须建立起一种与传统小生产不同的“规模经济”，亦即超出家庭范围的经济。因为按经济学的常识，企业主的薪金与资本的大小成反比，“资本活动的规模越大，生产方式越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利润中可归结为‘薪金’的组成部分就越小，产生利润就越清楚地表现出它的真正性质：它是‘超额利润’，即剩余价值。”（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395页。）如W·桑巴特所说：“在不同时期，人类对于经济生活所抱的态度也就不同，企业创建精神为它自身创造了适当的方式，并从而形成经济组织。”（注：W·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W.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转引自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第三，由于超出传统小生产的“规模经济”的建立，管理第一次作为一种实际的需要被提到资本家面前，因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8页。）。于是，出于生产管理的实际需要，先是“领班”后是“经理”相继出现在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而更晚些时候形成的生产管理的“科层化”，那只不过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虽然，在企业初创时期，管理的职能往往还是由资本家本人兼任的，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动因，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形成之时起，实际上已存在了。第四，为了适应生产管理的需要，仅仅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管理的“科层化”还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要有制度的合理化，即用所谓“企业方法”来管理企业，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严格的会计制度。因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没有复式簿记会计制度，就不能保证对生产及其成本进行严格的“预测”。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以便“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注：马克斯·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参见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第五，最后，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科学和技术的使用越来越重要，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才能实现，以致马克思说：只有当“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1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科学技术的应用，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中的关键性地位。这是因为，剩余价值的获取，主要是靠相对剩余价值而不是绝对剩余价值，而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以便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在上述资本主义生产诸特征中，最重要的特征一般认为只有三个，这就是它的企业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组织方式(form)和技术方法(technical methods)，它们被W·桑巴特视作“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三个基本特征”。（注：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第87页。W·桑巴特：《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经济史评论》，1929年1月号，第1-19页。）笔者认为，之所以说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化、系统化和合理化趋势，可以称之为“生产的产业化”。这些基本特征的成熟虽然有一个过程，但它们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和功能所决定和制约的，因而其趋势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具备了。
其实，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一直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大师们的笔下也不乏精彩的论述。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注意到“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敏锐地观察到投在每件产品上的“各种劳动”之间的“帮助和合作”，（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2页。）实际上已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产业化”的倾向，并注意到这种产业化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可能再没有比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这句话讲得更清楚：“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8页。）而他的“生产力”概念是一个包括体力、脑力、管理和组织在内的完整体系，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产业化的认识显然比亚当·斯密来得深刻，是他首次向我们指出了“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起着交互作用的这种动人过程”（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8页。）。不过，理查·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产业化特征的认识，似乎又比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进了一步，他在《国民经济学教程》中提出了决定“人的劳动效率”的三大要素：“(1)劳动的连续性；(2)劳动用来实现生产者的目的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3)帮助劳动的机械力。”在此，他清楚地点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并指出“劳动的连续性”要由资本预付工资来促进，因为资本只有通过“预付”才能获得“对工人进行监督”的权利（注：理查·琼斯：《国民经济学教程》，转引自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462、477页。），而“连续性”正是“产业化”的直接表现。但对这种产业化趋势认识最深的还是卡尔·马克思，是他第一个概括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并深刻地指出：“劳动的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0、296页。）换言之，他认为，连续性或产业化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作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490页。）性质的体现，而为传统小生产方式所不具备，“固有”一语语意不凡，耐人寻味。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本质特征的认识，在卡尔·马克思之后恐怕就只有马克斯·韦伯值得一提了，他的名言是：“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他的另一名言是：“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注：马克斯·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33页。）在笔者看来，他所谓的“企业方法”，就是生产和经营的产业化。由此可知，上面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理性分析，不仅有我们对“资本”本性的理解为依据，也为上述各位大家对这一生产方式的深刻论述所证明。
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究竟是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实际上就是二者孰更有利于经济活动“产业化”的问题，而我们觉得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不难作出的。拿农业与工业比较，究竟哪个部门更易于采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只要对前资本主义和转型时期的农业和工业（注：此处所比较的“农业”和“工业”，都是指传统农业和工业而言的，当然也包括了转型时期的农业和工业。当时的工业是手工业，大多尚未和农业分离，常常被称作农业的副业，但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及城市的兴起，这些传统的手工业也渐渐具有了独立的性格。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工业都是家庭的副业，如航运业、采矿业便是如此。）稍作比较和分析就不难发现，显然是工业而不是农业更有利于分工的发展，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更有利于有效率的持续运作，更有利于整个经济活动的产业化，因为两者在生产上确有很大差异：(1)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经营活动有较大的稳定性；而工业是对原料进行加工、再加工的生产部门，其经营活动有较大的灵活性。(2)农业多属生长性产业，其生产活动要受季节变化的影响；而工业则属非生长性产业，较少受季节变化的影响。(3)农业对技术的要求较低，基本上可称为劳力密集型产业；而工业对技术的要求较高，基本上可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4)农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经营，有很强的自给性；而工业一般以个体或作坊生产为主，并不一定完全为满足自身需要。(5)在农业中各种劳动区别不大，因而极不易实行内部分工；而在工业中各个工种通常截然分开，因而比较容易实行内部分工。如此等等。关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过去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像制造业那样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职工，几乎都是分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任。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这段论述，从性质上说明了农业与工业的行业差别，回答了农业还是工业更有利于产业化的问题，至今读来仍觉颇具针对性。此外，K·考茨基在名著《土地问题》中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此处不能不提：“工业与农业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异，就是在农村经济内私有的生产与家庭经济彼此间总是有紧密的联系，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在工业内除了某些残存的以外，它们彼此是完全不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农业企业可以没有和它相联系的家庭经济。反过来说，在农村中没有一个独立的家庭经济不是同时从事农业的”，农民的生产制度“其特征就在于它具有极大的力量及稳固性”。（注：K·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7、27页。）亚当·斯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呼唤者，而K·考茨基则是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的奠基人，两人生活的时代及面对的问题全然不同，但在工业与农业的差异问题上的看法却惊人的一致，当然是有其道理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虽然偶尔也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在工业和农业中是“同时”开始的，但他最终还是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工业中，而不是农业中开始的”（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04页。），并断言：“在农业中，手工劳动相对地说还占优势，而使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96页。）K·考茨基也持相同的观点。（注：K·考茨基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常（某些殖民地除外）首先在城市内，首先在工业内发展起来。农业大部分长期地仍为非资本主义的。”见《土地问题》第17页。）换言之，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产生于工业而不是农业，是因为工业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业化的趋势和要求，这是由工业的行业性质即“固有”特点决定的。
不过，这里有一问题尚须弄清，就是：此处所说的“产生”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正式标志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根据上文所述马克思的意见，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产生的正式标志，不是农业或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应是指“工场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这是因为：第一，在工场手工业建立之前，一切形式的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包括农业中的租佃农、半租佃农及工业中的简单协作等在内，都还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形态，因为在那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都还是形式上的，因而都还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容易被摧毁；第二，只有工场手工业，由于其生产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的，由于劳动力已被应用于生产那些进入工人的消费从而会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才使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得以实现，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中的“支配形式”，即独立形态或纯粹形式（注：马克思认为，可以“把分工理解为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形式”，因为分工“不仅在形式上改变了劳动，而且由于把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在实际上使劳动发生了变化”，“工场手工业（与机械工场或工厂不同），是一种特殊的与分工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工业形式。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形式（对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来说），独立地存在于机器体系的发明以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09、331、338页。）；第三，工场手工业作为与分工相适的特殊的产业形式，它的建立和发展又仅仅反映着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应有水平，同时也反映着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进程，因为如果没有作为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解体的结果而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弄清此问题后，再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那段话，即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最早”，而它的“最纯粹形式”在农业中形成“最晚”的话，便觉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言外之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产生，在工业中比农业中早。
三、对一个史实的考辨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注意到，农业起源论者在论证其观点时，常常援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依据，即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乡镇工业”。为了替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依据，论者往往还不加分析地征引马克思如下的一段名言：“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5页。）似乎马克思也是持此论的。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类“乡镇工业”，能否作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例子来加以征引呢？
首先，从经济学上讲，农业是“以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为劳动对象，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通过人工培养和饲养，以取得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狭义的农业仅指种植业”；而工业是“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源和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在古代社会“手工业只是农业的副业”（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Ⅲ，第678、195页。）。由此可知，很难把十五六世纪英国这类“乡镇工业”作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例子，因为这类“乡镇工业”虽然建在城效或乡村，但它们是羊绒加工业而非生长性产业，就其产业性质而言仍属狭义上的“工业”，而不是属于“农业”。事实上，在英语著作中，如在E·利普逊所著《英国经济史》一书中，就是把它放到“The Woollen Industry”即羊绒工业这一章内来考察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家庭工业即作为农业的附属物的工业”，（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8页。）认为它虽然“附属”于农业但并不等于农业，因此上面所引马克思所说的“侵入农业副业的话，显然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这样看来，把英国的这类“乡镇工业”看作农业起源的证据，乃是对“工业”和“农业”这两个概念的混淆。
不错，在十四五世纪之交，这类“乡镇工业”的普遍兴起，确曾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表现。正如著名经济史家E·利普逊所指出的，由于对外经济联系中呢布贸易的扩张，这个时期在英国工业组织中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引起了英国织工对外国人所建行会的仇视，因为这些外国人在1352年曾从英王手中获得组建独立基尔特的授权，从而威胁到本地织工的经济利益；二是在英国社会中引起了“资本家阶级的兴起”，因为大规模的“工资劳动制度”(wage worksystem)在这个时期有了明显的进展。这位经济史家，在1394至1398年呢布检察官留下的帐册中发现，萨福克郡所交的733匹呢布是由120名呢布制造者分别提供的，科吉舍尔郡所交的1200匹呢布是由9名呢布制造者分别提供的，布雷特利郡所交的2400匹呢布则是由8名呢布制造者分别提供的，而索尔兹伯里城登记的660匹宽呢则是158人交验的，说明分散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当时在英国已广泛存在。为此，E·利普逊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经济史》一书中，在谈及十四五世纪之交英国的“羊绒工业”时，在其边注中明确地称之为"industrial capitalism"（工业资本主义），并断言：“这些有价值的资料表明，资本主义在呢布贸易中，已建立了稳定的基础。”（注：E·利普逊：《英国经济史》(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1卷，伦敦1945年版，第469页。）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同一本《英国经济史》中，在E·利普逊谈及“资本家阶级的兴起”的地方，有一段在我看来是有关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论述："We cannot assert that cloth-making was the oldest industry to beconducted on a capit alistbasis:the wage system,as we shall see,appeared in the tin-mining industry from early times."（注：E·利普逊：《英国经济史》(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1卷，伦敦1945年版，第468页。）其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断言，呢布业就是最早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工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工资劳动制度早在这个时代之初，就已在锡矿业中出现了。”关于在锡矿业中采用工资制度的具体情况，是在该书同一章的后面谈到的，所以作者说是“将要看到的”。不过，我们注意到，他不仅在该书同一章中详细考察了锡矿业中采用工资劳动的历史，而且在其24年前所著另一专著《羊毛和绒线工业史》（1921年）中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We cannot assert that cloth-making was the earliest industry to be run on capitalist lines;in the tin-making industry,for examlple,the wage system existed from very early times."（注：E·利普逊：《羊毛和绒线工业史》(E·Lipson,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ollen andWorsted Industries)，伦敦1921年版，第42页。）（我们不能断言，呢布制造是按资本主义路线运营的最早的产业，例如工资制度早在14世纪之初，就已经在锡矿采掘业中存在了）时间相隔二十多年，而作者的观点以至文字前后如此一贯，可见E·利普逊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多么坚定。那么，E·利普逊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吗？按作者提供的历史线索，笔者特地查阅了1906年出版的与上述论断有关的《康沃尔郡志》，在该志所收由G·R·刘易斯撰写的《锡矿开采业》一文中，发现确实记载着：可断定在1342年，大批锡矿开采者“夺取了工场，并强迫采矿者在那里为一天一便士而劳动，而他们一天生产的锡其价值在20便士以上，结果这些矿工先后都离开了他们的矿场”。在同一个地方，该文作者还写道：“我们得知，矿主亚伯拉罕(Abraham the tinner)拥有六个采矿流水线，在那里他雇佣的矿工在300名以上”，并实行工资劳动制度（注：G·R·刘易斯：《锡矿采掘业》(G.R.Louis,Tin Mining)，引自W·佩奇编：《康沃尔郡志》(William Page,ed.,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ornwall)，第1卷，伦敦1921年版，第559页。）。我们还注意到，这一重要史实，在L·F·萨尔兹曼所著《中世纪英国的工业》一书中，也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该书还补充说：“甚至早在1237年，就已存在仆人为锡矿主开矿的证据”。（注：L.F.萨尔兹曼：《中世纪英国的工业》(L.F.Salzmann,English Industries of Middle Ages)，伦敦1974年版，第70页。）由此可知，E·利普逊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在锡矿采掘业中比在羊绒纺织业中为早的论断和说明，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有历史依据的。其实，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就曾论及，欧洲产业资本萌芽的经济形式，主要集中于航海业、采矿业和纺织业等领域，其中航运业和采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可能是最早的，但常常不为我们的研究者所注意，因为这些领域中的雇佣关系“可能被参加分红的组合形式所掩盖”（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24页。），不易被人们察觉。质言之，即使在各工业部门中，十四五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乡镇工业”，也不是英国最早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部门。它还说明，那种以为资本主义产生于工业即产生于城市的观念，是错误的。
此外，这里还须指出，这类资本主义工业虽然遍及英国“乡镇”，但其资本则主要是由城市商人和资本家提供的，而农民则多半是作为劳动力提供者的身份，出现于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之中的，因而这类“乡镇工业”的主体即人格化的资本，仍是城镇商人和资本家。正因为如此，十四五世纪兴起于英国毛纺织业中典型的“乡镇工业”，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为"putting-out system"（外放加工制度）（注：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页。），在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中，对生产和销售起决定作用的是居住在城镇的商人资本家，由他们把羊绒（及棉麻等原料）分发给乡村的雇工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由本人及其代理人把产品搜集起来拿到市场去出售，体现了当时资本主义由城市向农村、由工业向农业转移和渗透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发放人”(putter-out)一般由以下三种人构成：一是住在城镇的商人本人，二是由商人以契约形式雇佣的“代理人”，三是由乡村纺织工人兼任，但其中多数显然还是前两类人，这在历史上应是不争的事实，亦为近来的专门研究所证实（注：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第26-55页。）。不难看出，在所谓“外放加工制度”下，整个生产和组织的中心，显然仍然是处于先进地位的城市，其内外、主次之别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术界流行的，把十四五世纪之际兴起于英国毛纺织业中的“乡镇工业”，视作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历史证据，在学术上乃是一种误解，应予以澄清。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1期第56～64页
【作者简介】何顺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即它从未有过的系统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入手，并对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的行业特点加以对比分析后指出，资本主义应当首先产生于工业领域而不大可能是农业领域，从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其中关于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史料的发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众所周知，在18世纪中叶以前，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重商主义，因此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主要是由这个学派提供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本是来源于流通领域，资本的财富就是商人的“让渡利润”，因而在有商业和利润存在的地方，也就有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换言之，这个学派是把商业视作资本主义之源的。
18世纪中叶后，重商主义日趋衰微，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先后兴起，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也随之发生变化，争论的焦点已转到这样一个问题上：资本主义是首先产生于农业还是工业？以A·杜阁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认为，是“农业的利润调节其他利润率”，实际上是主张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农业，因这派人认为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才是财富的源泉，而农业又是“唯一的”（注：A·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页。）生产领域。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却把“工业利润”看成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形式，从而把它看成剩余价值的最新的一般形式（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显然认为资本主义是起源于工业。不过，这两派都没有正面提出这一问题，其观点是在讨论剩余价值时，附带提出来的。
第一个正面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卡尔·马克思。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一再声明：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是在工业中，而不是在农业中开始的，而且是逐渐支配农业的”。（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04页。参阅M·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M.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ement of Capitalism)，伦敦，1946年。）不过，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个“开始”的含义是什么呢？或者说，“开始”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有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另一方面，又有租地农场主的出现和农业工人向自由短工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在农村中彻底完成并达到它的最纯粹形式为期最晚，但它在那里开始的时间是最早的。”（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页。）以我的理解，他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指它的萌芽形式，而是指它的“纯粹形式”；其二，他认为，这种纯粹形式的“彻底完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产生，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来得晚，这和他上面的论断是一致的。不过，马克思虽然正面提出了这一问题，却没有对自己的观点系统地给予说明，从而给后人留下了讨论的余地。
马克思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连绵不绝，但大多数论者仍停留于旁敲侧击的状态，比较明显的对立发生于罗伯特·布伦纳和E·霍布斯鲍姆之间：布伦纳虽未说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农业，但很强调土地产权状况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重要性，他于1976年在《过去与现在》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英国，由于农民未能确保自己的财产权，才有可能把土地集中于地主和资本家之手，“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开端”；而在法国，由于农民在确立完全自由方面取得成功，反成为经济进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造成“贫穷和落后的自我持续的循环”。（注：罗伯特·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第3页。）而E·霍布斯鲍姆则坚决主张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工业，他在为马克思所著《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写导言中说：“不过，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是封建社会演变的结果。这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因为城乡的划分是基本的，也是从文明诞生开始直到19世纪形成劳动社会分工的恒定因素和表现。在中世纪再次振兴的城市中，古代不曾流传下来的生产和贸易之间的分工又得到了发展，这就为远地贸易和继之而来的城市分工（生产专业化）提供了基础。”（注：E·霍布斯鲍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转引自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二者之间的分歧不言而喻。
不过，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似乎突然有了高涨。这是因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我国计划经济中引入了“市场调节”的因素，此后又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这自然使我国学术界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兴趣倍增，因为“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西方首先搞起来的。但历史学毕竟离现实有些距离，所以历史家所关心的主要还是“资本主义起源”之类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我们陆陆续续读到一些著作和文章，并发现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1985年，吴于廑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其中有张云鹤先生关于英国的一篇专论，已谈及“1381-1489年英国富裕农民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注：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问题。而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径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义为“以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物质条件”的社会经济制度（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9页。），无疑又暗含着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工业之意。但侯建新在《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中却认为：“从时间顺序上讲，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扎根并使农业经济有一个相对突破性的发展，应在商业之前。”（注：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此后，1994年刘景华的《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似乎再次表达了一种与此不同的观点：“史学界早已肯定，中世纪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农本经济的解体，加快了商品经济化的过程，孕育和扶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成长。”明确否定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农业的意见，该书第一章的标题便是：“资本主义在城市的生长。”（注：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可以说，在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还是工业这个问题上，分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这样深刻。此处，笔者无意对各家意见妄加评论，因为它们都各有所据、各有所长、各有所取，但面对我国学界这一少见的争鸣局面却又兴奋不已，不能不有所思考与求索。
当然，马克思之后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并不限于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的问题，商业学派的观点也一再见诸于有关著述。亨利·皮雷纳的主张就是典型：“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特征，即个人企业、信贷发展、商业利润、投机事业等等，自12世纪以来就已存在了。”（注：H·皮雷纳：“资本主义社会史的诸阶段”(Henri Pirenne,StagesintheSocialHistory of Capitalism)，《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al Review)，1914年第3期，第495-496页。）有人将此派观点概括为“贸易根源论”，其实它不仅认为商业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且还认为商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注：例如，H·皮雷纳认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史可分为不同的时期，各个时期都有一个特殊的和不同的资本家阶级。”参见《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88页。），并非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根源”。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一文中，笔者曾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实际上已排除了它在流通领域里产生的可能性，因此此种意见本文不再讨论，此处只讨论起源于农业还是工业的问题。
二、一点理论上的探索
资本主义究竟产生于什么领域？是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笔者以为，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应产生于工业而不是农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或者说按“资本”的本性的要求应该是产业化的，而最适合于产业化的部门是工业而不是农业。为此，还必须从“资本”的本性谈起。
什么是“资本”呢？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只把它视作物或钱，至多只把它视作“获利”的手段。据考证，“资本”一词源自拉丁语Caput（头部）一语（注：约瑟夫·T·希普利：《英语词源词典》(JosephT.Shiplex,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美国1957年版，第7页。），当它在十二三世纪出现于欧洲时，最初作“资金”、“存款”、“款项”等讲，只偶尔也作“生息资金”解（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6页。），这实际上就是把“资本”看作物或钱，可以说几乎还完全不了解它的本质。后来，人们对“资本”的认识有了进步，开始把“利润”与“资本”挂钩，正如14世纪法国一个著名的布道词所说的：“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6页。）其进步性就在于，它不仅看到资本是物或钱，还看到它可以产生新的“财富”，用安·杜阁的话来说是：资本是事先“积累的可动的财富”（注：A·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47页。）。但在马克思之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安·杜阁、大卫·李嘉图及亚当·斯密等著名学者在内，都不了解“剩余价值”的性质及其真正来源，因而“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这一范畴。而马克思却认为，资本乃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并指出：这种“增殖”不是别的，就是所谓“剩余价值”，即在生产中所创造的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它是由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德文mehrwert，其含义原本就是“更多的价值”。（注：德语Mehrwert是一个复合词，Mehr是“更多的”、“较多的”、“更重要”的意思，wert是“价值”、“值得”、“尊重”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更多的价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60页。）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一文中已经论及，此处只略加补充，不再赘述。这里重提这一问题，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不了解“资本”的本质，就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特征，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遵循的，只能是资本运行的规律。
那么，“资本”的这种本性怎样决定并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赋予它以不同于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呢？首先，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它们有时不得不卷入流通也完全是为买而卖，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W-G-W；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不同，由于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即增殖自身，“交换价值”便成了资本家从事生产的唯一目的，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公式：G-W-G'。因此，资本一旦进入它的生命旅程，就注定了它不得不时刻考虑自己的“保值”与“增值”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它“无限扩张”（注：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无限扩张”是“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0页。）的能力与精神，即W·桑巴特所说的“企业创建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注：W·桑巴特：《经济理论和经济史》(W.Sombart,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29年第1期，第1-9页。）。第二，为了使资本“增殖”，资本必须建立起一种与传统小生产不同的“规模经济”，亦即超出家庭范围的经济。因为按经济学的常识，企业主的薪金与资本的大小成反比，“资本活动的规模越大，生产方式越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利润中可归结为‘薪金’的组成部分就越小，产生利润就越清楚地表现出它的真正性质：它是‘超额利润’，即剩余价值。”（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395页。）如W·桑巴特所说：“在不同时期，人类对于经济生活所抱的态度也就不同，企业创建精神为它自身创造了适当的方式，并从而形成经济组织。”（注：W·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W.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转引自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第三，由于超出传统小生产的“规模经济”的建立，管理第一次作为一种实际的需要被提到资本家面前，因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8页。）。于是，出于生产管理的实际需要，先是“领班”后是“经理”相继出现在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而更晚些时候形成的生产管理的“科层化”，那只不过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虽然，在企业初创时期，管理的职能往往还是由资本家本人兼任的，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动因，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形成之时起，实际上已存在了。第四，为了适应生产管理的需要，仅仅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管理的“科层化”还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要有制度的合理化，即用所谓“企业方法”来管理企业，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严格的会计制度。因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没有复式簿记会计制度，就不能保证对生产及其成本进行严格的“预测”。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以便“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注：马克斯·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参见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第五，最后，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科学和技术的使用越来越重要，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才能实现，以致马克思说：只有当“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1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科学技术的应用，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中的关键性地位。这是因为，剩余价值的获取，主要是靠相对剩余价值而不是绝对剩余价值，而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以便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在上述资本主义生产诸特征中，最重要的特征一般认为只有三个，这就是它的企业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组织方式(form)和技术方法(technical methods)，它们被W·桑巴特视作“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三个基本特征”。（注：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第87页。W·桑巴特：《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经济史评论》，1929年1月号，第1-19页。）笔者认为，之所以说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化、系统化和合理化趋势，可以称之为“生产的产业化”。这些基本特征的成熟虽然有一个过程，但它们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和功能所决定和制约的，因而其趋势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具备了。
其实，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一直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大师们的笔下也不乏精彩的论述。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注意到“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敏锐地观察到投在每件产品上的“各种劳动”之间的“帮助和合作”，（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2页。）实际上已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产业化”的倾向，并注意到这种产业化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可能再没有比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这句话讲得更清楚：“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8页。）而他的“生产力”概念是一个包括体力、脑力、管理和组织在内的完整体系，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产业化的认识显然比亚当·斯密来得深刻，是他首次向我们指出了“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起着交互作用的这种动人过程”（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8页。）。不过，理查·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产业化特征的认识，似乎又比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进了一步，他在《国民经济学教程》中提出了决定“人的劳动效率”的三大要素：“(1)劳动的连续性；(2)劳动用来实现生产者的目的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3)帮助劳动的机械力。”在此，他清楚地点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并指出“劳动的连续性”要由资本预付工资来促进，因为资本只有通过“预付”才能获得“对工人进行监督”的权利（注：理查·琼斯：《国民经济学教程》，转引自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462、477页。），而“连续性”正是“产业化”的直接表现。但对这种产业化趋势认识最深的还是卡尔·马克思，是他第一个概括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并深刻地指出：“劳动的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0、296页。）换言之，他认为，连续性或产业化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作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490页。）性质的体现，而为传统小生产方式所不具备，“固有”一语语意不凡，耐人寻味。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本质特征的认识，在卡尔·马克思之后恐怕就只有马克斯·韦伯值得一提了，他的名言是：“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他的另一名言是：“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注：马克斯·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33页。）在笔者看来，他所谓的“企业方法”，就是生产和经营的产业化。由此可知，上面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理性分析，不仅有我们对“资本”本性的理解为依据，也为上述各位大家对这一生产方式的深刻论述所证明。
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究竟是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实际上就是二者孰更有利于经济活动“产业化”的问题，而我们觉得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不难作出的。拿农业与工业比较，究竟哪个部门更易于采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只要对前资本主义和转型时期的农业和工业（注：此处所比较的“农业”和“工业”，都是指传统农业和工业而言的，当然也包括了转型时期的农业和工业。当时的工业是手工业，大多尚未和农业分离，常常被称作农业的副业，但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及城市的兴起，这些传统的手工业也渐渐具有了独立的性格。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工业都是家庭的副业，如航运业、采矿业便是如此。）稍作比较和分析就不难发现，显然是工业而不是农业更有利于分工的发展，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更有利于有效率的持续运作，更有利于整个经济活动的产业化，因为两者在生产上确有很大差异：(1)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经营活动有较大的稳定性；而工业是对原料进行加工、再加工的生产部门，其经营活动有较大的灵活性。(2)农业多属生长性产业，其生产活动要受季节变化的影响；而工业则属非生长性产业，较少受季节变化的影响。(3)农业对技术的要求较低，基本上可称为劳力密集型产业；而工业对技术的要求较高，基本上可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4)农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经营，有很强的自给性；而工业一般以个体或作坊生产为主，并不一定完全为满足自身需要。(5)在农业中各种劳动区别不大，因而极不易实行内部分工；而在工业中各个工种通常截然分开，因而比较容易实行内部分工。如此等等。关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过去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像制造业那样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职工，几乎都是分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任。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这段论述，从性质上说明了农业与工业的行业差别，回答了农业还是工业更有利于产业化的问题，至今读来仍觉颇具针对性。此外，K·考茨基在名著《土地问题》中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此处不能不提：“工业与农业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异，就是在农村经济内私有的生产与家庭经济彼此间总是有紧密的联系，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在工业内除了某些残存的以外，它们彼此是完全不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农业企业可以没有和它相联系的家庭经济。反过来说，在农村中没有一个独立的家庭经济不是同时从事农业的”，农民的生产制度“其特征就在于它具有极大的力量及稳固性”。（注：K·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7、27页。）亚当·斯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呼唤者，而K·考茨基则是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的奠基人，两人生活的时代及面对的问题全然不同，但在工业与农业的差异问题上的看法却惊人的一致，当然是有其道理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虽然偶尔也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在工业和农业中是“同时”开始的，但他最终还是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工业中，而不是农业中开始的”（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04页。），并断言：“在农业中，手工劳动相对地说还占优势，而使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96页。）K·考茨基也持相同的观点。（注：K·考茨基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常（某些殖民地除外）首先在城市内，首先在工业内发展起来。农业大部分长期地仍为非资本主义的。”见《土地问题》第17页。）换言之，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产生于工业而不是农业，是因为工业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业化的趋势和要求，这是由工业的行业性质即“固有”特点决定的。
不过，这里有一问题尚须弄清，就是：此处所说的“产生”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正式标志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根据上文所述马克思的意见，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产生的正式标志，不是农业或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应是指“工场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这是因为：第一，在工场手工业建立之前，一切形式的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包括农业中的租佃农、半租佃农及工业中的简单协作等在内，都还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形态，因为在那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都还是形式上的，因而都还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容易被摧毁；第二，只有工场手工业，由于其生产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的，由于劳动力已被应用于生产那些进入工人的消费从而会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才使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得以实现，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中的“支配形式”，即独立形态或纯粹形式（注：马克思认为，可以“把分工理解为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形式”，因为分工“不仅在形式上改变了劳动，而且由于把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在实际上使劳动发生了变化”，“工场手工业（与机械工场或工厂不同），是一种特殊的与分工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工业形式。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形式（对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来说），独立地存在于机器体系的发明以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09、331、338页。）；第三，工场手工业作为与分工相适的特殊的产业形式，它的建立和发展又仅仅反映着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应有水平，同时也反映着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进程，因为如果没有作为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解体的结果而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弄清此问题后，再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那段话，即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最早”，而它的“最纯粹形式”在农业中形成“最晚”的话，便觉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言外之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产生，在工业中比农业中早。
三、对一个史实的考辨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注意到，农业起源论者在论证其观点时，常常援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依据，即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乡镇工业”。为了替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依据，论者往往还不加分析地征引马克思如下的一段名言：“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5页。）似乎马克思也是持此论的。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类“乡镇工业”，能否作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例子来加以征引呢？
首先，从经济学上讲，农业是“以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为劳动对象，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通过人工培养和饲养，以取得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狭义的农业仅指种植业”；而工业是“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源和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在古代社会“手工业只是农业的副业”（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Ⅲ，第678、195页。）。由此可知，很难把十五六世纪英国这类“乡镇工业”作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例子，因为这类“乡镇工业”虽然建在城效或乡村，但它们是羊绒加工业而非生长性产业，就其产业性质而言仍属狭义上的“工业”，而不是属于“农业”。事实上，在英语著作中，如在E·利普逊所著《英国经济史》一书中，就是把它放到“The Woollen Industry”即羊绒工业这一章内来考察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家庭工业即作为农业的附属物的工业”，（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8页。）认为它虽然“附属”于农业但并不等于农业，因此上面所引马克思所说的“侵入农业副业的话，显然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这样看来，把英国的这类“乡镇工业”看作农业起源的证据，乃是对“工业”和“农业”这两个概念的混淆。
不错，在十四五世纪之交，这类“乡镇工业”的普遍兴起，确曾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表现。正如著名经济史家E·利普逊所指出的，由于对外经济联系中呢布贸易的扩张，这个时期在英国工业组织中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引起了英国织工对外国人所建行会的仇视，因为这些外国人在1352年曾从英王手中获得组建独立基尔特的授权，从而威胁到本地织工的经济利益；二是在英国社会中引起了“资本家阶级的兴起”，因为大规模的“工资劳动制度”(wage worksystem)在这个时期有了明显的进展。这位经济史家，在1394至1398年呢布检察官留下的帐册中发现，萨福克郡所交的733匹呢布是由120名呢布制造者分别提供的，科吉舍尔郡所交的1200匹呢布是由9名呢布制造者分别提供的，布雷特利郡所交的2400匹呢布则是由8名呢布制造者分别提供的，而索尔兹伯里城登记的660匹宽呢则是158人交验的，说明分散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当时在英国已广泛存在。为此，E·利普逊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经济史》一书中，在谈及十四五世纪之交英国的“羊绒工业”时，在其边注中明确地称之为"industrial capitalism"（工业资本主义），并断言：“这些有价值的资料表明，资本主义在呢布贸易中，已建立了稳定的基础。”（注：E·利普逊：《英国经济史》(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1卷，伦敦1945年版，第469页。）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同一本《英国经济史》中，在E·利普逊谈及“资本家阶级的兴起”的地方，有一段在我看来是有关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论述："We cannot assert that cloth-making was the oldest industry to beconducted on a capit alistbasis:the wage system,as we shall see,appeared in the tin-mining industry from early times."（注：E·利普逊：《英国经济史》(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1卷，伦敦1945年版，第468页。）其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断言，呢布业就是最早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工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工资劳动制度早在这个时代之初，就已在锡矿业中出现了。”关于在锡矿业中采用工资制度的具体情况，是在该书同一章的后面谈到的，所以作者说是“将要看到的”。不过，我们注意到，他不仅在该书同一章中详细考察了锡矿业中采用工资劳动的历史，而且在其24年前所著另一专著《羊毛和绒线工业史》（1921年）中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We cannot assert that cloth-making was the earliest industry to be run on capitalist lines;in the tin-making industry,for examlple,the wage system existed from very early times."（注：E·利普逊：《羊毛和绒线工业史》(E·Lipson,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ollen andWorsted Industries)，伦敦1921年版，第42页。）（我们不能断言，呢布制造是按资本主义路线运营的最早的产业，例如工资制度早在14世纪之初，就已经在锡矿采掘业中存在了）时间相隔二十多年，而作者的观点以至文字前后如此一贯，可见E·利普逊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多么坚定。那么，E·利普逊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吗？按作者提供的历史线索，笔者特地查阅了1906年出版的与上述论断有关的《康沃尔郡志》，在该志所收由G·R·刘易斯撰写的《锡矿开采业》一文中，发现确实记载着：可断定在1342年，大批锡矿开采者“夺取了工场，并强迫采矿者在那里为一天一便士而劳动，而他们一天生产的锡其价值在20便士以上，结果这些矿工先后都离开了他们的矿场”。在同一个地方，该文作者还写道：“我们得知，矿主亚伯拉罕(Abraham the tinner)拥有六个采矿流水线，在那里他雇佣的矿工在300名以上”，并实行工资劳动制度（注：G·R·刘易斯：《锡矿采掘业》(G.R.Louis,Tin Mining)，引自W·佩奇编：《康沃尔郡志》(William Page,ed.,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ornwall)，第1卷，伦敦1921年版，第559页。）。我们还注意到，这一重要史实，在L·F·萨尔兹曼所著《中世纪英国的工业》一书中，也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该书还补充说：“甚至早在1237年，就已存在仆人为锡矿主开矿的证据”。（注：L.F.萨尔兹曼：《中世纪英国的工业》(L.F.Salzmann,English Industries of Middle Ages)，伦敦1974年版，第70页。）由此可知，E·利普逊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在锡矿采掘业中比在羊绒纺织业中为早的论断和说明，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有历史依据的。其实，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就曾论及，欧洲产业资本萌芽的经济形式，主要集中于航海业、采矿业和纺织业等领域，其中航运业和采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可能是最早的，但常常不为我们的研究者所注意，因为这些领域中的雇佣关系“可能被参加分红的组合形式所掩盖”（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24页。），不易被人们察觉。质言之，即使在各工业部门中，十四五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乡镇工业”，也不是英国最早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部门。它还说明，那种以为资本主义产生于工业即产生于城市的观念，是错误的。
此外，这里还须指出，这类资本主义工业虽然遍及英国“乡镇”，但其资本则主要是由城市商人和资本家提供的，而农民则多半是作为劳动力提供者的身份，出现于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之中的，因而这类“乡镇工业”的主体即人格化的资本，仍是城镇商人和资本家。正因为如此，十四五世纪兴起于英国毛纺织业中典型的“乡镇工业”，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为"putting-out system"（外放加工制度）（注：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页。），在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中，对生产和销售起决定作用的是居住在城镇的商人资本家，由他们把羊绒（及棉麻等原料）分发给乡村的雇工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由本人及其代理人把产品搜集起来拿到市场去出售，体现了当时资本主义由城市向农村、由工业向农业转移和渗透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发放人”(putter-out)一般由以下三种人构成：一是住在城镇的商人本人，二是由商人以契约形式雇佣的“代理人”，三是由乡村纺织工人兼任，但其中多数显然还是前两类人，这在历史上应是不争的事实，亦为近来的专门研究所证实（注：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第26-55页。）。不难看出，在所谓“外放加工制度”下，整个生产和组织的中心，显然仍然是处于先进地位的城市，其内外、主次之别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术界流行的，把十四五世纪之际兴起于英国毛纺织业中的“乡镇工业”，视作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历史证据，在学术上乃是一种误解，应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