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论东盟在日本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义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龙岩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年04期第39~42页
1951年旧金山体制形成后,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始了“脱亚入欧”、对美“一边倒”的外交历程。8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一体化趋势加强、亚洲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日美经济矛盾,摩擦日益加剧,日本随着经济实力膨胀开始重新重视亚洲的地位和作用,推行“脱欧入亚”的新政策。东盟地区历来是日本外交的重点,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其在日本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将更加不可替代。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东盟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
东盟组织成立于1967年,它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实力的团体对外采取共同行动是在1971年11月东盟第一次外长会议之后。1976年2 月的巴黎首脑会议是东盟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将区域经济合作这一东盟追求的第一目标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到80年代,在亚太地区政治形势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东盟国家的经济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东盟在开展优势互补型的“成长三角”合作的同时,加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外东盟成员国在金融、财政方面也采取相应的合作措施,先后成立汇划结算同盟和银行票据承兑市场,为东盟区域内的贸易提供方便。在长期摸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东盟于1991年推出了以《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为制约机制的“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1995年7月东盟决定于2003年提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 那时东盟内部的全部进口产品关税将降低到零,以使东盟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整体。
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政治上自主意识日趋强烈。尤其是近几年在人权、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抗拒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表现相当突出。东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政治作用、显示其重要作用突出体现。东盟的这些变化对其他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自1995年7月越南正式加入东盟之后,1997年老挝和缅甸入盟。 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大东盟”的实现指日可待,到时东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将发挥更大作用。可见,东盟正在形成亚太地区不容忽视的“一极”,必将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第一,“大东盟”的形成使东盟各国有机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接触和磋商,消除或淡化成员国之间的各种矛盾,保持以合作为主,而不会发生激烈对抗的基本态势。第二,使东南亚形成一个整体,以集体力量在国际社会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共同承担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责任。这样,该地区就有一个发展经济和提高整体实力的外部环境。第三,东盟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开展大国平衡外交,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使东盟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加强。
二、东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日本“东亚经济圈”的重要发展对象。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在战争废墟上实现经济腾飞,除了美国的扶助和战争“特需”外,关键就是靠从海外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并利用本国先进的工业和技术加工成工业品,进而向海外大规模出口。离日本不远,资源丰富,属第三世界的东南亚当然成为日本的重要市场。
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给东南亚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大东亚共荣圈”在东南亚人民心中蒙上了重要阴影,因此,战后东南亚各国人民反日情绪强烈,但是,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于是以赔偿为突破口,极力改变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早在1952年日本政府就宣布“正考虑与美国合作开发东南亚”。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首相吉田宣布“由于无法过多寄望于中国贸易,所以将协助开发东南亚”,“对于失去了中国贸易的日本来说,找到东南亚市场是十分重要的”,50年代后期日本提出的外交方向是“以自己的工业力量和技术帮助东南亚各国复兴经济,以此扩大日本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密切双方的政治关系。”(注:转引自汪新生《战后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应》,载《东南亚学刊》第19期,1997年。)也就是以经济外交带动政治外交。日本与东南亚发展经济联系的起点是根据《旧金山和约》的规定向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提供战争赔款,其数额是:缅甸2亿美元、 菲律宾5.5亿美元、印尼2.23亿美元、越南0.39亿美元(注:郭招烈: 《日本与东盟》,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对放弃索赔权的柬、老、泰、马、新各国则以无偿援助代替赔偿。可见,这时日本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目的一是重新开辟东南亚市场,使其成为日本恢复经济的重要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二是使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一道防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漫延,遏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到60年代,东西冷战进入高潮,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开始要求在外交上结束从属于美国的时代,在政治上发挥自主作用。70、80年代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则成为日本的外交重点。1977年8 月日本外相福田赳夫出访东盟各国和缅甸,提出了著名的“福田圣文”三原则,这标志着日本已经开始从全球的观点出发制定自己的地区政策,把东盟纳入于对外总战略之中。
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其原因首先是日本的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严重依赖东盟。东盟地区资源和能源丰富是众所周知的,这对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能源贫乏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料市场。而且长期殖民统治给东盟国家遗留下的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它们出口的是初步产品,而进口的则是大部分是工业成品,初级的产品出口和设备、成品、半成品大部分来自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这对于科技先进,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来说无疑又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市场。1977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5 %,从东盟的进口的占其总进口额12.6%。到1986年,日本向东盟六国的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8%和13.1%。1991年则分别升至11.9 %和12.9%。可见,日本对东盟市场的依存度呈上升趋势,无论是恢复或发展经济日本都离不开东盟这一重要市场。因此,1982年6 月日本樱内外相在新加坡东盟第五次外长扩大会议上表明:“东盟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地区。”其次是日本通过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和其它援助施加政治影响,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自50 年代初到1990年日本投向东盟四国印尼、马、菲和泰的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07.73亿美元,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6.7%。此外, 东盟地区还是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重点,“日本在东盟国家以及它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做的一切中,最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努力上”。(注:《东盟与日本的关系》,《东南亚学刊》,第20期,第 120页,1997年。)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占其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45%以上。截止1993 年, 日本累计向东盟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达200亿美元。日本向东盟地区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有经济目的, 也有政治目的,从1988年5月日本通产省、 外务省和经济归划厅组成的经济审议会国际经济会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圈”的构想可以得到说明。这个构想试图通过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位一体的合作,逐步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新的区域内国际分工体制,然后再分步骤地扩大经济圈的合作范围,最终实现建立“环太平洋共同体”的大目标。正因为东盟在日本“东亚经济圈”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在援助上优先照顾如印尼、马这类既有丰富资源,又地处扼守马六甲海峡要地的国家,或者象泰、柬这样处在国际争端前线的国家,增加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加它们的坚韧性,维持社会稳定为日本自己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日本加强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联系也是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需要。几年来,美国也把外交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它坚决反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组建任何排美性的经济集团,反对日本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控制,而自己却在设法加快组建亚太经济区的步伐。因此,日本必需与东盟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加强各方合作,这样才能增强自身与美国的竞争力。再次是东盟及其各国经济普遍快速增长,使日本认识到与其合作的重要性。1987年以来,东盟国家的经济恢复了增长势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连年超过亚洲“四小龙”。据《亚洲周报》报道,1996年印尼、马、新、泰、菲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8.2%、3.7%、6.4%和5%。陆续加入东盟的越、老、缅和待加入的柬,1996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6.9%、6.4%和6.5%。1997年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慢,但仍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目前,东南亚10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东盟及其成员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日本加强与这一地区合作的客观原因之一。第四,东盟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是日本重视与这一地区合作的又一个客观原因。战后日本之所以急欲与东南亚改善关系,积极在这一地区开展赔偿外交,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东南亚拥有日本的海上生命线——马六甲海峡。日本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外贸易,无论进口或出口,日本这个岛国都依靠海上运输。因此,日本前首相福田断言,海上生命线之一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海上运输线的破坏将导致日本崩溃。
正因为东盟在日本经济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就利用东盟需要日本的投资和技术援助这一点,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加紧在这一地区开展经济外交,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占领重要阵地。
三、东盟是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起点、抗衡美国的重要砝码。
战后日本被绑在美国的“冷战”战车上,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给人一种“政治侏儒”形象。进入80年代,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日本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日本国内改变“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形象的呼声高涨,1983年7 月日本中曾根首相首次将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目标明确公之于众,他在马群县的讲话中说:“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1988年竹下登提出“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这一新口号,强调日本“对亚洲与世界的未来负有重大责任”,应展开反映日本意识与主体性的外交。海部出任首相后不久,由外务省制订的“外交基本方针”明确提出“日本作为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作后盾的国际秩序主要责任的承担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旨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国际合作。”可见,走向政治大国外交已成为日本历届内阁追求的目标。那么,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应从何处开始呢?
冷战后的国际国内环境促使日本外交由“脱亚入欧”转为“脱欧入亚”。日本要想成为世界性政治大国,首先必须取得亚洲的政治主导权,否则其政治大国地位只会是一纸空谈。因为如果日本继续忽视亚洲,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它将难以与欧美区域经济集团抗衡,也会被亚洲区域集团排斥于外,那时它将会成为“世界孤儿”。况且日本经济实力虽强大,但军事国防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却明显不足,这促使日本去关心和它交往时间较长,来往密切,关系到自己生死存亡的东盟国家,与之联手共同抗拒来自美国的压力。其战略意图正如前首相大平正芳所言:“正如美国对中南美各国,西德对欧洲共同体各国,欧洲共同体对非洲各国给予特别关照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我国已经具有仅次于美国与西德等的经济力量。”(注:宋有成 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554 页。)这段话说明,大平正芳认为一方面日本已经具备迈向政治大国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迈向政治大国应从太平洋地区开始,他并倡议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松散的“环太平洋连带”。在“连带”中“谋求日元在内部的流通,扩大人员交流。”(注:郭招烈:《日本与东盟》,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是日本和东盟政治上合作的开端,也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政治作用提供了机遇。越南侵柬不久,日本即宣布冻结自1979年以后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并被迫修改它对东南亚的“福田主义”三原则, 由充当东盟与印支两大阵营的中间人转向东盟一边倒。1981年1月组阁不久的铃木善幸首相在出访东盟五国时提出, 要与东盟建立起“永久友好”、“共同思考”、“共同努力”合作关系。在柬埔寨问题上,日本改变了迁就越南的态度,认为“恢复柬埔寨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日本“完全支持东盟五国采取的共同立场和政策”。日本与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合作,表明“东盟与日本的关系已由过去单纯的经济同盟转变为政治同盟”。为了加强东盟的坚韧性,贯彻日本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政策,铃木首相宣布向东盟提供总额为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依据日本的“战略援助”计划,特别加重了对东盟与越南抗衡的前线国家泰国的经济援助份额。1987年月12月竹下组阁后在柬埔寨问题上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提出了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方针,稍稍改变了过去“支持东盟国家和平努力”的间接支持方式,1988年日本又提出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三项原则。1990年6月在日本的极力促成下,在东京召开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柬埔寨各方代表和东盟国家官员出席了会议。1991年11月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在这一问题解决过程中,东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一直被日本视为自己的“选区”和“后院”的东盟,更成为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极力争取的对象,是理解和支持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作用的盟友。因此,在冷战后,东南亚地区将成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起点。”(注:《东盟与日本的关系》,《东南亚学刊》,第20期,第116页,1997年,第3期。)
同时东盟还是日本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政治主导地位的一张王牌。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率先与日本争夺亚太主导权。美国在冷战后对东南亚采取既收缩又保持军事存在的政策,其目的也是保持自己该地区安全问题的主导地位。日本随后则积极推行“脱欧归亚”的新战略,构筑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圈”,希望通过投资、贸易、经援加强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为了在与美争夺亚太主导地位中处于有利形势,日本必然拿出东盟这张牌。日本前外相中曾根提出,有必要充分利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作为亚太各国消除疑虑,进行对话、磋商的场所。前首相宫泽也曾提议利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进行亚太地区多边对话,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整个亚太地区安全问题,1994年2月日本同东盟在东京举行首次安全对话,并达成共识。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借东盟这张牌同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总之,进入80年代,日本开始谋求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必须利用东盟与美国抗衡,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安全方面都有离不开与东盟的合作。因此,东盟在日本亚太战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和“大东亚共荣圈”的阴云未散,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自主意识的增强,日本这一目标必将受阻。日本与美国在争夺亚太主导权的同时,短期内因互有所求而不会将矛盾白热化,并仍以合作为主。^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龙岩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年04期第39~42页
【内容提要】 | 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组织,在当今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活动日渐活跃,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日本一直重视与东盟的交往,无论在经济或政治上都离不开与东盟的合作。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脱欧返亚”和迈向“政治大国”目标的制定,东盟在日本亚太地区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突出:东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日本“东亚经济圈”的重要发展对象;东盟是日本迈向“政治大国”、抗衡美国的重要砝码。 |
一、东盟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
东盟组织成立于1967年,它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实力的团体对外采取共同行动是在1971年11月东盟第一次外长会议之后。1976年2 月的巴黎首脑会议是东盟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将区域经济合作这一东盟追求的第一目标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到80年代,在亚太地区政治形势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东盟国家的经济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东盟在开展优势互补型的“成长三角”合作的同时,加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外东盟成员国在金融、财政方面也采取相应的合作措施,先后成立汇划结算同盟和银行票据承兑市场,为东盟区域内的贸易提供方便。在长期摸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东盟于1991年推出了以《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为制约机制的“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1995年7月东盟决定于2003年提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 那时东盟内部的全部进口产品关税将降低到零,以使东盟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整体。
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政治上自主意识日趋强烈。尤其是近几年在人权、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抗拒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表现相当突出。东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政治作用、显示其重要作用突出体现。东盟的这些变化对其他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自1995年7月越南正式加入东盟之后,1997年老挝和缅甸入盟。 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大东盟”的实现指日可待,到时东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将发挥更大作用。可见,东盟正在形成亚太地区不容忽视的“一极”,必将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第一,“大东盟”的形成使东盟各国有机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接触和磋商,消除或淡化成员国之间的各种矛盾,保持以合作为主,而不会发生激烈对抗的基本态势。第二,使东南亚形成一个整体,以集体力量在国际社会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共同承担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责任。这样,该地区就有一个发展经济和提高整体实力的外部环境。第三,东盟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开展大国平衡外交,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使东盟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加强。
二、东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日本“东亚经济圈”的重要发展对象。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在战争废墟上实现经济腾飞,除了美国的扶助和战争“特需”外,关键就是靠从海外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并利用本国先进的工业和技术加工成工业品,进而向海外大规模出口。离日本不远,资源丰富,属第三世界的东南亚当然成为日本的重要市场。
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给东南亚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大东亚共荣圈”在东南亚人民心中蒙上了重要阴影,因此,战后东南亚各国人民反日情绪强烈,但是,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于是以赔偿为突破口,极力改变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早在1952年日本政府就宣布“正考虑与美国合作开发东南亚”。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首相吉田宣布“由于无法过多寄望于中国贸易,所以将协助开发东南亚”,“对于失去了中国贸易的日本来说,找到东南亚市场是十分重要的”,50年代后期日本提出的外交方向是“以自己的工业力量和技术帮助东南亚各国复兴经济,以此扩大日本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密切双方的政治关系。”(注:转引自汪新生《战后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应》,载《东南亚学刊》第19期,1997年。)也就是以经济外交带动政治外交。日本与东南亚发展经济联系的起点是根据《旧金山和约》的规定向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提供战争赔款,其数额是:缅甸2亿美元、 菲律宾5.5亿美元、印尼2.23亿美元、越南0.39亿美元(注:郭招烈: 《日本与东盟》,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对放弃索赔权的柬、老、泰、马、新各国则以无偿援助代替赔偿。可见,这时日本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目的一是重新开辟东南亚市场,使其成为日本恢复经济的重要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二是使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一道防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漫延,遏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到60年代,东西冷战进入高潮,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开始要求在外交上结束从属于美国的时代,在政治上发挥自主作用。70、80年代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则成为日本的外交重点。1977年8 月日本外相福田赳夫出访东盟各国和缅甸,提出了著名的“福田圣文”三原则,这标志着日本已经开始从全球的观点出发制定自己的地区政策,把东盟纳入于对外总战略之中。
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其原因首先是日本的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严重依赖东盟。东盟地区资源和能源丰富是众所周知的,这对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能源贫乏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料市场。而且长期殖民统治给东盟国家遗留下的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它们出口的是初步产品,而进口的则是大部分是工业成品,初级的产品出口和设备、成品、半成品大部分来自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这对于科技先进,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来说无疑又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市场。1977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5 %,从东盟的进口的占其总进口额12.6%。到1986年,日本向东盟六国的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8%和13.1%。1991年则分别升至11.9 %和12.9%。可见,日本对东盟市场的依存度呈上升趋势,无论是恢复或发展经济日本都离不开东盟这一重要市场。因此,1982年6 月日本樱内外相在新加坡东盟第五次外长扩大会议上表明:“东盟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地区。”其次是日本通过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和其它援助施加政治影响,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自50 年代初到1990年日本投向东盟四国印尼、马、菲和泰的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07.73亿美元,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6.7%。此外, 东盟地区还是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重点,“日本在东盟国家以及它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做的一切中,最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努力上”。(注:《东盟与日本的关系》,《东南亚学刊》,第20期,第 120页,1997年。)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占其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45%以上。截止1993 年, 日本累计向东盟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达200亿美元。日本向东盟地区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有经济目的, 也有政治目的,从1988年5月日本通产省、 外务省和经济归划厅组成的经济审议会国际经济会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圈”的构想可以得到说明。这个构想试图通过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位一体的合作,逐步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新的区域内国际分工体制,然后再分步骤地扩大经济圈的合作范围,最终实现建立“环太平洋共同体”的大目标。正因为东盟在日本“东亚经济圈”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在援助上优先照顾如印尼、马这类既有丰富资源,又地处扼守马六甲海峡要地的国家,或者象泰、柬这样处在国际争端前线的国家,增加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加它们的坚韧性,维持社会稳定为日本自己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日本加强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联系也是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需要。几年来,美国也把外交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它坚决反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组建任何排美性的经济集团,反对日本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控制,而自己却在设法加快组建亚太经济区的步伐。因此,日本必需与东盟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加强各方合作,这样才能增强自身与美国的竞争力。再次是东盟及其各国经济普遍快速增长,使日本认识到与其合作的重要性。1987年以来,东盟国家的经济恢复了增长势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连年超过亚洲“四小龙”。据《亚洲周报》报道,1996年印尼、马、新、泰、菲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8.2%、3.7%、6.4%和5%。陆续加入东盟的越、老、缅和待加入的柬,1996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6.9%、6.4%和6.5%。1997年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慢,但仍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目前,东南亚10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东盟及其成员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日本加强与这一地区合作的客观原因之一。第四,东盟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是日本重视与这一地区合作的又一个客观原因。战后日本之所以急欲与东南亚改善关系,积极在这一地区开展赔偿外交,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东南亚拥有日本的海上生命线——马六甲海峡。日本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外贸易,无论进口或出口,日本这个岛国都依靠海上运输。因此,日本前首相福田断言,海上生命线之一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海上运输线的破坏将导致日本崩溃。
正因为东盟在日本经济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就利用东盟需要日本的投资和技术援助这一点,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加紧在这一地区开展经济外交,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占领重要阵地。
三、东盟是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起点、抗衡美国的重要砝码。
战后日本被绑在美国的“冷战”战车上,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给人一种“政治侏儒”形象。进入80年代,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日本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日本国内改变“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形象的呼声高涨,1983年7 月日本中曾根首相首次将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目标明确公之于众,他在马群县的讲话中说:“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1988年竹下登提出“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这一新口号,强调日本“对亚洲与世界的未来负有重大责任”,应展开反映日本意识与主体性的外交。海部出任首相后不久,由外务省制订的“外交基本方针”明确提出“日本作为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作后盾的国际秩序主要责任的承担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旨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国际合作。”可见,走向政治大国外交已成为日本历届内阁追求的目标。那么,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应从何处开始呢?
冷战后的国际国内环境促使日本外交由“脱亚入欧”转为“脱欧入亚”。日本要想成为世界性政治大国,首先必须取得亚洲的政治主导权,否则其政治大国地位只会是一纸空谈。因为如果日本继续忽视亚洲,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它将难以与欧美区域经济集团抗衡,也会被亚洲区域集团排斥于外,那时它将会成为“世界孤儿”。况且日本经济实力虽强大,但军事国防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却明显不足,这促使日本去关心和它交往时间较长,来往密切,关系到自己生死存亡的东盟国家,与之联手共同抗拒来自美国的压力。其战略意图正如前首相大平正芳所言:“正如美国对中南美各国,西德对欧洲共同体各国,欧洲共同体对非洲各国给予特别关照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我国已经具有仅次于美国与西德等的经济力量。”(注:宋有成 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554 页。)这段话说明,大平正芳认为一方面日本已经具备迈向政治大国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迈向政治大国应从太平洋地区开始,他并倡议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松散的“环太平洋连带”。在“连带”中“谋求日元在内部的流通,扩大人员交流。”(注:郭招烈:《日本与东盟》,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是日本和东盟政治上合作的开端,也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政治作用提供了机遇。越南侵柬不久,日本即宣布冻结自1979年以后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并被迫修改它对东南亚的“福田主义”三原则, 由充当东盟与印支两大阵营的中间人转向东盟一边倒。1981年1月组阁不久的铃木善幸首相在出访东盟五国时提出, 要与东盟建立起“永久友好”、“共同思考”、“共同努力”合作关系。在柬埔寨问题上,日本改变了迁就越南的态度,认为“恢复柬埔寨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日本“完全支持东盟五国采取的共同立场和政策”。日本与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合作,表明“东盟与日本的关系已由过去单纯的经济同盟转变为政治同盟”。为了加强东盟的坚韧性,贯彻日本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政策,铃木首相宣布向东盟提供总额为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依据日本的“战略援助”计划,特别加重了对东盟与越南抗衡的前线国家泰国的经济援助份额。1987年月12月竹下组阁后在柬埔寨问题上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提出了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方针,稍稍改变了过去“支持东盟国家和平努力”的间接支持方式,1988年日本又提出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三项原则。1990年6月在日本的极力促成下,在东京召开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柬埔寨各方代表和东盟国家官员出席了会议。1991年11月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在这一问题解决过程中,东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一直被日本视为自己的“选区”和“后院”的东盟,更成为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极力争取的对象,是理解和支持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作用的盟友。因此,在冷战后,东南亚地区将成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起点。”(注:《东盟与日本的关系》,《东南亚学刊》,第20期,第116页,1997年,第3期。)
同时东盟还是日本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政治主导地位的一张王牌。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率先与日本争夺亚太主导权。美国在冷战后对东南亚采取既收缩又保持军事存在的政策,其目的也是保持自己该地区安全问题的主导地位。日本随后则积极推行“脱欧归亚”的新战略,构筑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圈”,希望通过投资、贸易、经援加强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为了在与美争夺亚太主导地位中处于有利形势,日本必然拿出东盟这张牌。日本前外相中曾根提出,有必要充分利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作为亚太各国消除疑虑,进行对话、磋商的场所。前首相宫泽也曾提议利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进行亚太地区多边对话,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整个亚太地区安全问题,1994年2月日本同东盟在东京举行首次安全对话,并达成共识。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借东盟这张牌同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总之,进入80年代,日本开始谋求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必须利用东盟与美国抗衡,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安全方面都有离不开与东盟的合作。因此,东盟在日本亚太战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和“大东亚共荣圈”的阴云未散,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自主意识的增强,日本这一目标必将受阻。日本与美国在争夺亚太主导权的同时,短期内因互有所求而不会将矛盾白热化,并仍以合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