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风时期希腊陆上战争的若干问题
晏绍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1998年06期第85～92页
【作者简介】晏绍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武汉 430079
【关 键 词】希腊/古风时代/陆上战争/重装步兵/战役过程/神谕与战争
自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西方古典学界日益重视对古代希腊、罗马军事与战争史的研究，并发表了大批有关论著。究其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无穷灾难以及世界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反思历史上的战争及其影响。古典文明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具有较强的军事色彩，自然受到学者们的注意。二是随着古典研究领域的拓宽、古典世界考古资料的日趋丰富，古典学家们有可能运用新的资料与方法，研究19世纪的学者们难以把握的问题。随着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战争与古代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得到较深入的分析。中国学者也不甘落后，积极开展了对战争史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不过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希腊的几次大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侵上，探讨的重点亦以战争性质、胜败原因等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为主，对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如战争过程、战争特点等涉及较少。古风时期希腊陆上的战争，几乎无人触及。鉴于希腊城邦、希腊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文化价值观等大体均形成于此时，这一时期的历史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且因此时希腊战争主要集中于陆上，故本文只打算就希腊陆上战争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些看法。
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所有制下的公社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军事共同体，这样“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宅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 ）当我们阅读古代希腊人流传到现代的各种作品时，会明显地感受到希腊文明的军事色彩：《伊利亚特》描绘的是特洛耶战争；提尔泰所写的是斯巴达人的战歌；希腊悲剧中充满了战争的吼声；反战的阿里斯托芬所写喜剧的题材也多与战争有关。而当我们阅读古代希腊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吟颂的主题是希波战争；修昔底德叙述的是导致希腊由盛转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色诺芬的《希腊史》反映了斯巴达用战争夺得霸权，又因战争而失去霸权的历程；专门研究城邦体制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特别讨论了如何培养出最优秀的城邦战士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战争不仅是他们记叙的主体，而且是他们写作灵感的源泉。
正因如此，现代西方古典们认为战争在希腊十分频繁，对战争给希腊文明的影响也十分强调。马克斯·韦伯把希腊城邦定义为“战士公社”（注：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Tubingen,1921, p.5 58.）；莫米利亚诺称：战争是希腊人生活的中心，他们把战争当作像生、老、病、死一样无可避免的事情来对待（注：A.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London,1966,ch.7.）； K.J.多尔声称：希腊人把战争当作像坏天气一样的客观存在的对待，问题不在于它会不会来临，而在于它将在何时、何地、怎样来到（注： K. J. Dover,Greek Popular Morality,Oxford,1974,p.315.）；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古史学家之一芬利认为，战争是希腊人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公民大会几乎每年都要通过有关战争的决议，随后是征兵、出征（注：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1994, pp.60—67.）。所以，在这些学者看来，希腊本土简直就是战场， 而希腊人也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的。
但从希腊历史的实际来看，战争是否像这些学者所说的那么频繁是大可怀疑的。马克思在将城邦称为军事共同体时，就指出这种共同体的威胁来自其他共同体的行为或侵犯。也就是说，只要各共同体能各自占有自己的地域，和平共处仍是可能的。就巴尔干希腊的情况看，它三面环海，只有北面与欧洲大陆相连，这种环境给西亚、北非的大国向巴尔干扩张设置了巨大障碍，因而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不曾受到近东强国的威胁；中东欧的游牧部落在黑暗与古风时期，亦不曾有大规模的迁徙南移。这样，所谓战争，主要是希腊各部落之间的零星冲突。但是，自多里安人迁入巴尔干、迈锡尼文明崩溃之后，由于巴尔干多山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各部落均忙于征服原来的土著、巩固自己对该地区的统治，所以希腊人各部落、主要是相邻部落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见。 公元前479年以前的战争，除第一次神圣战争和希波战争外，其他战争虽有60余次之多，但规模很小，仅在邻国间发生（注：郭小凌：《论希腊战俘的命运及其与奴隶制发展的关系》，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而希腊本土大小城邦几十个，在前后200 余年的时间中，不过打了五六十次小战，且不少战争是一仗定乾坤，可见所谓希腊人好战的提法，至少不符合古风时期希腊历史的实际。就战争目的而论，哈蒙德将其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争夺两国边境上归属不太确定的地区，多数战争为此而起，如科林斯与麦加拉、麦加拉与雅典、阿哥斯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第二类是为霸权而战，如斯巴达为保持对黑劳土的控制，连续出征，先后迫使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批城邦加入它建立的同盟，并为此与阿哥斯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注：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Greece to 322 BC,Oxford, 1967,pp.135—137.）。第三类哈蒙德不曾提到，就是以征服它国、奴役其居民而进行的战争。至于人们常说的为掠夺奴隶而发动战争的事例，此时似不存在或极少。
此外，过于强调战争频繁的程度，也忽略了希腊不同类型的城邦之间、同一城邦不同时期之间的区别，忽略了历史著作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差距。首先，希腊人内部的冲突虽时常发生，但并非所有城邦都同等程度地参与战争。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例，除斯巴达、阿哥斯较经常地参与战争外，科林斯、麦加拉、厄利斯、特洛真等大多数城邦，很少卷入对外冲突，因而能享受较长时期的和平生活（注：W.R.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 119,p.7.）。其次，同一城邦不同时期参与战争的频繁程度不同。以雅典为例，公元前8至7世纪，它极少受到战争干扰，公元前6世纪上半期， 它虽与米提列奈因争夺细该伊昂、与麦加拉争夺萨拉米斯岛、参与神圣战争等使其战争相对频繁，但到公元前6世纪后期又重新回到和平状态， 到该世纪末为反对斯巴达、底比斯等的干涉而重又拿起武器。即使是在人们眼中被视为军事强国的斯巴达，如芬利本人指出的那样，也不大愿意卷入战争之中（注：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London,1971,pp.170—171.）。复次，希腊城邦的人力物力不允许每年出征。须知希腊城邦以农为本，士兵多出自农民，对战争并无什么热情（注：最新的论述请参看黄洋：《希腊城邦的农业特征》，载《历史研究》1996 年第4期。）。据估计：在重装步兵之间的战斗中，胜利者的阵亡人数在5%左右，失败者的比例相对较高，约为14%，以一支20 岁的青年组成的队伍为例，如果在10年中每年出征一次，则10年后大约只有40%的人还活着。这个数字说明，如果希腊城邦真的每年作战的话，连人口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注：W. R. Connor, 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 119,p.7.），总人口应直线下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斯巴达和雅典那样。但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却是，希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人口迅速增长。仍以雅典为例，梭伦改革时其公民总数约1 万人，重装步兵等级以上者不过4000人左右；到希波战争前，它的公民人数达3 万人，重装步兵等级以上者达9000人，净增一倍有余（注：参看拙作《梭伦与商鞅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 期。），表明它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国内外环境相对稳定，从反面说明战争次数较少。最后，我们应注意历史著作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历史著作反映的是历史，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但并不等于历史。就希罗多德来看，他的主题是希波战争，但整个古风时代近300年时间，希波战争只占了10余年，且这10 余年并非每年都交战；修昔底德记叙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把从公元前 479— 431年近50年相对和平的时期，当作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矛盾的发展期。它们之所以把主题放在战争上，也并非他们十分喜欢战争，而是看到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正负两面的影响。希罗多德生当希腊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记叙的又是希腊人成功抵御外敌侵略的战争，更多地看到了这场战争对希腊文明的正面影响，所以写史的目的是为了使希腊人和蛮族的伟大功绩不致被遗忘（注：John Hart Herodotus and Greek History Lordon 1982,第166页；希罗多德；V,97。 ）。修昔底德历经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希腊人自相残杀的大战，不仅使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饱尝战争苦果，而且使希腊纷纷乞援于昔日公敌波斯，波斯王几乎成了希腊各邦的太上皇。故而修昔底德所注意的是战争的负面影响。他在阐述其写史的目的与原因时说，他所以写这部历史，是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这场战争“给希腊人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过去许多奇怪的古老故事，在近代的经验中没有得到证实的，现在都变为可信了……全希腊各地区有广泛的旱灾，继以饥馑；有严重的瘟疫，它所伤害的生命比任何其他单独的因素都更多些。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的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注：修昔底德，第Ⅰ卷，第23节。）。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所写的历史，不是以帝王将相为核心，就是以战争为主题。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战争史总是占有相当多的篇幅。中国的正史中，不是也包含有相当多的有关战争的描写吗！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民族都崇尚战争，或者说这些国家每年都在进行战争。基于此，我认为，与其他古代国家或文明区相较，希腊人并不好战，希腊文明亦不以崇尚武功为核心。
二
在古典时代，希腊城邦间的战争是以重装步兵决定胜负的。在古风时代，它那一整套的战争规范虽不完备，但大体上说来，在以重装步兵决定胜负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别。可是到目前为止，城邦间一场典型的陆上战争是什么样子，它经历过哪些阶段，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恐怕仍是模糊不清的。笔者在本部分将依据古典作家的记载，对陆上战争的过程进行较全面的描述。在材料不足时，也征引一些古典时代的史料。古典时代是古风时代的延续与发展，又同样以重装步兵作为主力，两者相似点甚多，所以运用一些古典时期的史料，道理上也说得过去。
在正式宣战以前，准备战争，特别是挑起战争的国家，只要时间允许，会派使节去一个全希腊性的宗教中心，主要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祭司处请求神谕。随后，公民大会就神谕的有关内容进行辩论，以确定其真实含义。公民大会表决同意进行战争后，再由执政当局派出使节到敌国去正式宣战。斯巴达在进攻特吉亚、雅典在希波战争前夜、科林斯在公元前435年准备攻击科西拉时，都是这样做的。宣战之后， 双方使节仍会有往返，相互提要求与反要求，直至战争正式开始（注：希罗多德，第Ⅰ卷，第66节，第Ⅶ卷，第140—143节；修昔底德，第Ⅰ卷，第29节。）。当然，有时亦有不宣而战的情况，但相对说来次数较少。
在出征之前，参战国还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向本邦的保护神奉献祭品，看看征兆是否吉利，当然也是为了求得神灵庇护。二是就哪些公民参与远征做出决定。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 十将军会公布出征者名单。榜上有名者在指定的日子里，携带装备与给养到指定地点集合。
军队的主体是重装步兵，其装备包括盾牌、胸甲、头盔、胫甲、标枪、剑与匕首。购买这些装备在当时来说费用不低。根据估计，全副装备约需75到100德拉克马， 相当于一个中等熟练程度的手工业者几个月的工资。既然国家不负责提供给养，所以士兵还需自带铺盖和部分干粮。由于武器、甲胄等就重达10余公斤（注：W. R. 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 119,p.7.），加上粮草铺盖，总重当在20公斤以上，出征又多选在夏季，在地中海式气候的夏季中行军，背着这么多的东西当然是件很吃力的事，所以有时士兵会带上一匹马或一名奴隶驮运这些东西。在斯巴达，当军队出征时，往往有大批黑劳士随侍，运送给养与装备（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 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但这样一来，出征的费用就十分惊人。
军队的出发时间通常在初夏。在士兵们各自与送行的亲属告别以后，军队便出发。构成全军的人数往往占城邦人口、尤其是公民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希波战争时雅典大约有3万公民， 参加普拉提亚战役的就达8000人；斯巴达方面参加该战役的达5000人，超过其公民人数的半数以上（传说其公民人数最多时仅9000人）（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 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因此，战争几乎影响到大多数公民的家庭。与远征军同行的还有歌手、乐师、准备购买战利品以获利的商人。可以肯定，当军队离开城市出发之际，告别声、吵闹声混成一片，其场面当是十分喧闹的。
除士兵外，军队还带有一定数量的牲口，特别是山羊，以供祭神之用。因为军队在开出国境前，遇上河流时，双方军队正式接战之前，都要祭神以确定吉凶。当然这些牲口应有牧人照料，以供使用。
行军途中，士兵们并非把全副甲胄穿在身上、排成战斗队形，而是较为松散随意的。在希腊城邦间有一不成文的、但各邦基本遵守的约定，不袭击行进中的重装步兵队伍。他们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才真正有意义，而伏击战不够光明正大。不过在轻装兵之间的战斗中，设伏、突袭等并不少见。
当攻击的一方把军队开入敌国之后，对方一般会派兵迎战。会战的地点，为便于重装步兵行动，通常都在平原上。如果守方坚守城池拒不应战，进攻者会破坏庄稼、砍掉葡萄藤和橄榄树，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挖苦、嘲笑坚守者，逼其出战。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后，守方一般会出击，双方士兵此时都排成交战队形，相互逼进，准备交战。这时重装步兵左手持盾，或将盾牌绑在左胳膊上，右手执标枪。
根据《伊利亚特》中希腊老将涅斯托尔的意见，交战时应把最优秀的战士分别置于前排和后排（注：荷马：《伊利亚特》，第Ⅳ卷，第297 —300行.）。我们可以想象，在史诗影响很大的古风时期，其情形亦当相似。不过古典时代多数希腊城邦把精锐置于右翼，古风时期这样做的大概也不在少数。在前排之后，士兵们一排接一排地排成大约8 排的厚度，形成步兵方阵。为便于作战时挥动武器、投掷标枪，士兵之间应有一定距离。但据斯诺德格拉斯研究，方阵并非重装兵最初的作战方式，它有一个形成与发展过程。方阵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战斗方式也不像古典时期那么统一，有时方阵较密集，有时则较为松散。为防止侧翼被包围和便于己方胜利时的追击，两翼还会布署有一定数量的轻装兵或骑兵（注：A. J. Holladay,Hoplites and Heresies, 载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82年刊，第94—97页；A. M.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载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65年刊，第110—111页。）。
阵式布好后，双方将领各自在阵前当着所有士兵的面向神奉献牺牲以求吉兆，接着是将军鼓舞士气的演说。古典时代组成多邦联军时，将军还会在演说中提到同盟各邦的名称，甚至提到个别将领、士兵的名字，历数他们以往的战绩，同时也会说到对方曾是他们手下败将之类的事实，以激励士兵求战的热情与信心（注：修昔底德，第Ⅶ卷，第61—64节；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Ⅱ卷，第10节。）。演说完毕，指挥官便回到自己队列中的位置上。雅典的惯例是指挥官居右翼，可能还是在前排的位置上。这时号声响起来，预示着军队要向前移动。同时士兵们为给自己鼓劲，会喊起口号。
关于双方交战的具体过程，古典作家记载并不一致，原因是每次战役情况均有所不同，可能的情况是，双方相互接近到一定距离时，就投出标枪，进一步接近时，便使用长剑互刺。但由于重装兵均是业余战士，平时缺乏训练，且有盔甲保护，因而最初的接触杀伤力并不大。战斗的关键时期是希腊人称为othismos的阶段，此时双方已互相逼近到面对面的程度，武器已失去其功能，双方各成密集队形，以盾牌组成严密的防线，竭力挤压对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后，一方力气不济，慢慢后退，起初是一步一步的，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转身逃跑。胜利的一方自然进行追击。阵线被冲垮的一方面对胜利者完整的阵形，往往难以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便分别往山顶上、圣地或神庙中逃去。山顶上便于守御，圣地中有神灵庇护。也有一些来不及逃跑的，或被近抵抗，或抛弃盾牌就地求饶。由于战斗的白热化状态，抵抗者大多不能保住性命，求饶者亦有不能幸免者。重装兵的伤亡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不过，由于战线各部分的力量并不均衡，常常出现一翼溃败、另一翼获胜的情况。如出现这类情形，将军的临场指挥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指挥得当者可获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失误者全盘皆输。雅典提供了正反两面的例证。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中军被击败，两翼获胜。但两翼并未穷追逃敌，而是转头合围波斯中军，迫其逃窜，大获全胜。是役，雅典以阵亡192 人的代价，击退波斯大军，并使波斯损失6000余人。但在公元前424 年的底力乌姆战役中，雅典本已击败底比斯的左翼和中军，但自己的左翼阵线被对方冲破。这时雅典将军希波克拉特斯未及时整队援助左翼而忙于追逐逃敌，致使队形散乱。恰值此时，底比斯右翼派来援军，突然向追击中的雅典军队发起攻击。雅典人误以为又一支底比斯生力军赶到，大为恐慌。由于队形不整，慌乱中雅典人各自逃命，于是左翼的小败演变成全线溃逃，损失惨重（注：希罗多德，第Ⅵ卷，第107—117节，修昔底德，第Ⅳ卷，第96节。）。
战役中的胜利者并不会马上撤离，而仍留在战场上。他们剥去阵亡者的盔甲，拿走战败者的武器，同时把本方阵亡者的尸体集中起来以便埋葬或火化。胜利的将军和士兵们一起庆祝胜利，并向保护神献祭。胜利者还要在战场上建立胜利纪念碑，其位置多在敌人开始转身逃跑的地方。纪念碑trophaion就来自希腊文中的trope（意为“转身”）一词，它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是胜利者取胜的起点。
战败者重新聚集起来以后，会派出一名使者向战胜者要求收回阵亡者遗体。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战胜者不得拒绝对方的这一请求。战败者的俘虏往往由其亲属赎回，赎金为每位士兵两明那（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 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将俘虏加以屠杀、或将其卖为奴隶加以奴役的事，在古风时期，尤其是在主要由重装兵进行的战争中，极为罕见。
接下来是战利品的分配。这些战利品主要是盔甲与武器，数量有时十分巨大，因而这种分配实际上是希腊城邦间财富的一次再分配。首先，战利品的1／10通常被献给神， 放在某一全希腊性宗教中心如德尔斐等地。其余的部分，除可能分给将军一份外，往往直接归于本邦国库。当然，士兵们在打扫战场时，也会藏起部分体积较小的物品，所以从经济上看，一次重装兵战役的结果，不仅是财富在城邦间的一次再分配，而且是财富从私人手里向国家手里集中。国家则通过举办公共工程，如修建神庙、公园、要塞等，再将其返还给公民。
战役结束后，城邦还要给在战役中表现突出的战士授奖，并谴责临阵脱逃或表现不隹者。在雅典，宣布荣誉的权限似乎属于将军，并由将军授奖。在斯巴达，在战役后举行竞技比赛产生优胜者。这大约是因斯巴达士兵纪律性极强，绝少逃跑或开小差的缘故。最后，将军们便率领胜利的士兵们凯旋回城。回城以后，城邦还要为阵亡者举行国葬。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通常在战场上按部落将遗体火化，把骨灰运回雅典， 在一年的战役结束后举行国葬仪式，并有专人发表赞颂死者的演说（注：修昔底德：第Ⅱ卷，第34节，伯里克利说举行国葬并发表演说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习惯，可见其由来已久。）。死者的名字以部落为单位，刻在永久性的纪念物上。葬仪完毕，意味着战争也暂时中止。
以上对重装兵间战争的描述，综合利用了不同时期不同城邦的材料，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一次战争的全貌。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描述是以战争发动者和最后胜利者为主，对守御者和战败者涉及较少，因而并不意味着每次战争每一方都要经历这些阶段。不过对主动挑起战争并获胜的一方来说，大体上要经历这些阶段，所以更能反映一次战争的全貌，这是本文选取这一角度的主要原因。
三
从以上的描述看，希腊人在战争中不大注重战略战术。古代希腊人对此也有所认识。希罗多德就借波斯将领马多尼俄斯之口评论道：“而且我听说，希腊人由于自己的顽固和愚蠢，他们在作战时是胡来一通的。当他们相互宣战的时候，他们是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和最平坦的地方作战，结果胜利者在战斗结束时也会遭到巨大的损失，而战败者，那就更不消说，全部被歼灭了。”（注：希罗多德，第Ⅶ卷，第9 节。）另一史家波里比阿也认识到这一点，在比较了公元前2 世纪和较早时期的战争后说，在早期，希腊人不愿使用欺骗方法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宁愿在公开的会战中击败敌人，认为这样的胜利更加辉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相互达成协议，拒绝使用标枪或远距离的突袭而主张以近距离的肉搏决定胜败，为此他们派出使节向敌人宣战，并把会战的可能地点告诉对方（注：波里比阿，第Ⅷ卷，第3节。）。 与多数民族注重谋略相较，希腊人在战争中的开诚布公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然而，只要我们把握住希腊城邦的基本特点，理解这一点也并不困难。首先，大多数希腊城邦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他们平时都是公民和劳动者，需参加生产（唯一的例外大概是斯巴达），所以出征时间多在农活较轻闲、天气较好的夏季，时间比较集中，便于被攻击者防御。希腊史上的重大战役多发生在晴好的时候，而极少在阴雨天气中进行，便是证明。重装兵出征时，需背负武器、盔甲和给养，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行军，使远距离的突袭变得相当困难。就被攻击的一方来说，拒敌于国门之外同样存在困难。哈拉达指出：希腊虽然崎岖多山，但许多城邦都有一个以上的隘口需要防守，而敌人究竟来自哪个方向并不容易判断清楚，在所有关口上布置重兵守御又不可能，处处防守等于没有防守（注：A. J. Halladay,Hoplites and Heresie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82,pp.98—99.）。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敌人入侵时，势必会开入本国较大的中心平原，以破坏农作物。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必须集中兵力与入侵者决战。其次，由于重装步兵盔甲等较为笨重，作战时不够灵活，山地作战实非其所长，其战斗又以体现集体力量为特征，只适宜在较为宽敞、平坦的地区进行。决战之后，希腊人所以不穷追猛打，虽然与希腊人文化上的认同性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重装步兵不适于长距离的追击。身穿盔甲、行动不够灵活固然影响追击后果，而追击中因地形变化，队形难以保持，万一对方重整队形或派来援军，很可能前功尽失。败方逃上山顶以后，易守难攻，强攻难以奏效。轻装兵虽然可用于追击，但古风时代各邦轻装兵数量多不大，雅典甚至到公元前5 世纪后期还没有常规轻装兵，战场上决定性的打击力量是重装步兵。所以希腊人对战败者不采取穷追猛打，并非由于他们人道，而是无法进行。至于攻城，更非重装步兵之长。在整个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攻城技术始终比较落后。以在希腊人中号称善于攻坚的雅典人为例，他们也只是围城而非攻城，即在原来的城墙外边，另修一道长墙，隔断城内与外界的联系，切断其给养来源，逼迫被围者粮尽时投降。军事强国斯巴达面对小小的普拉提亚，前后围城达3年之久，才靠饥饿迫使不足300人的守军投降。即使在公元前405年的羊河之役，斯巴达几乎全歼雅典海军后， 面对雅典长城，斯巴达人仍无可奈何，只得把雅典封锁起来，将其海外殖民者统统驱赶回雅典城，迫使雅典粮尽而降。这样，希腊军队决定胜负的主要手段便是公开的决战中见高低。而由于各方面因素如地理、军队成份与装备等的影响，这些决战又主要发生在较宽阔的平原上，以致后世的希腊人，当战略战术大大进步时，对这种古朴的战术大惑不解。而现在西方的某些学者，由于未能把握希腊城邦的特点，竟然认为战争只是希腊人表现其男子汉气概与荣誉感的手段，争夺土地与财产等只是挑起战争的借口，离历史的真相就更远了（注：W. R. 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119,p.7.）。
希腊战争的另一特点是它与宗教关系密切。本来，战争是人类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它需要的是理性与坚忍，与宗教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应比较彻底的分离，才有利于战争的胜利。但希腊人不然。发动战争以前，他们要请示神谕；出征离开国境之前，指挥官要向神奉献祭品，看牺牲的征兆是否吉利；正式交战之前，指挥官还得献祭，如征兆不吉利，便不能投入战斗；战后建立胜利纪念碑是为纪念胜利之神宙斯；回国后军队得把战利品的一部分献给神。总之，一场战争从头至尾都与神联系在一起，甚至战争的胜负也被归结为神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与希腊宗教发展程度不高、近似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处处有神相关，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反映了希腊人不愿过多卷入战争的愿望。首先，当准备发动远征的国家去德尔斐等地请求神谕时，神谕可能反对战争，或尽可能地将其推迟。如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准备进攻厄吉那时， 神谕要求他们将其推迟到30年以后；当斯巴达试图征服阿卡地亚时，神谕虽未完全禁止他们那样做，却只答应把特该亚送给他们（事实上斯巴达人的第一次进攻吃了败仗）（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从而大大缩小了战争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斯巴达的野心。其次，离开本国前在边界上举行的献祭，如征兆不利，则要回师；在交战前举行的献祭中，如征兆不吉，也会使行将发生的决战推迟。最后，宗教节庆如奥林匹克休战制，也减少了战争的机会，而圣地对战败者的庇护，使战争中的伤亡有所减少。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希腊宗教对战争的制约，曲折地反映了希腊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愿望。佐之以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斯巴达军心士气动摇、不想再战、后在跛足诗人提尔泰的鼓动之下才重振旗鼓的表现以及斯巴达在公元前6世纪末不愿干预雅典内部事务等史实（注：希罗多德， 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号称军事强国的斯巴达士兵尚且如此不愿参战，其他城邦情况可想而知。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并不好战，那种认为希腊人需每年出征的说法显属夸大其辞。当然，进入古典时代以后，雅典卷入战争的次数明显增加，雅典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其保护神雅典娜形象的改变：在较早时期，她主要以给雅典带来橄榄而知名，到公元前5世纪，其形象越来越像女战神（注： W.R. 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 1988, No. 119,p.7.）。由于雅典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希腊文化， 而古典时代又是雅典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它的发展受战争影响应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战士公社的城邦，其文化受战争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因此而认为希腊城邦战士每年都要出征，其文化核心亦是军国主义，未免走得太远。
收稿日期：1997-03-24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1998年06期第85～92页
【作者简介】晏绍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武汉 430079
| 【内容提要】 | 许多学者认为，战争在希腊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有些学者甚至把战争当作希腊文化的精髓。但对史料的深入分析表明，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虽然由私人发动的袭击并不少见，但国家间的正式战争在希腊世界并不多见，大多数城邦能享受较长时间的和平。古风时期希腊军队的主力是由农民组成的重装步兵。以他们为主角的战争给人一种仪式化的感觉，出征前要向对方宣战，通常以在战场上的正面较量决定胜负，而极少使用伏击等战术，对战败者从不穷追猛打，极少将战俘卖为奴隶。希腊战争的这种特点首先是由城邦制度决定的，其次和它的军队成分相联系，最后和希腊人总体的文化水平、宗教信仰有关。总之，与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相较，希腊人并不好战，希腊文化的本质也不是军国主义。 |
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所有制下的公社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军事共同体，这样“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宅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 ）当我们阅读古代希腊人流传到现代的各种作品时，会明显地感受到希腊文明的军事色彩：《伊利亚特》描绘的是特洛耶战争；提尔泰所写的是斯巴达人的战歌；希腊悲剧中充满了战争的吼声；反战的阿里斯托芬所写喜剧的题材也多与战争有关。而当我们阅读古代希腊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吟颂的主题是希波战争；修昔底德叙述的是导致希腊由盛转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色诺芬的《希腊史》反映了斯巴达用战争夺得霸权，又因战争而失去霸权的历程；专门研究城邦体制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特别讨论了如何培养出最优秀的城邦战士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战争不仅是他们记叙的主体，而且是他们写作灵感的源泉。
正因如此，现代西方古典们认为战争在希腊十分频繁，对战争给希腊文明的影响也十分强调。马克斯·韦伯把希腊城邦定义为“战士公社”（注：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Tubingen,1921, p.5 58.）；莫米利亚诺称：战争是希腊人生活的中心，他们把战争当作像生、老、病、死一样无可避免的事情来对待（注：A.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London,1966,ch.7.）； K.J.多尔声称：希腊人把战争当作像坏天气一样的客观存在的对待，问题不在于它会不会来临，而在于它将在何时、何地、怎样来到（注： K. J. Dover,Greek Popular Morality,Oxford,1974,p.315.）；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古史学家之一芬利认为，战争是希腊人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公民大会几乎每年都要通过有关战争的决议，随后是征兵、出征（注：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1994, pp.60—67.）。所以，在这些学者看来，希腊本土简直就是战场， 而希腊人也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的。
但从希腊历史的实际来看，战争是否像这些学者所说的那么频繁是大可怀疑的。马克思在将城邦称为军事共同体时，就指出这种共同体的威胁来自其他共同体的行为或侵犯。也就是说，只要各共同体能各自占有自己的地域，和平共处仍是可能的。就巴尔干希腊的情况看，它三面环海，只有北面与欧洲大陆相连，这种环境给西亚、北非的大国向巴尔干扩张设置了巨大障碍，因而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不曾受到近东强国的威胁；中东欧的游牧部落在黑暗与古风时期，亦不曾有大规模的迁徙南移。这样，所谓战争，主要是希腊各部落之间的零星冲突。但是，自多里安人迁入巴尔干、迈锡尼文明崩溃之后，由于巴尔干多山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各部落均忙于征服原来的土著、巩固自己对该地区的统治，所以希腊人各部落、主要是相邻部落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见。 公元前479年以前的战争，除第一次神圣战争和希波战争外，其他战争虽有60余次之多，但规模很小，仅在邻国间发生（注：郭小凌：《论希腊战俘的命运及其与奴隶制发展的关系》，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而希腊本土大小城邦几十个，在前后200 余年的时间中，不过打了五六十次小战，且不少战争是一仗定乾坤，可见所谓希腊人好战的提法，至少不符合古风时期希腊历史的实际。就战争目的而论，哈蒙德将其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争夺两国边境上归属不太确定的地区，多数战争为此而起，如科林斯与麦加拉、麦加拉与雅典、阿哥斯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第二类是为霸权而战，如斯巴达为保持对黑劳土的控制，连续出征，先后迫使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批城邦加入它建立的同盟，并为此与阿哥斯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注：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Greece to 322 BC,Oxford, 1967,pp.135—137.）。第三类哈蒙德不曾提到，就是以征服它国、奴役其居民而进行的战争。至于人们常说的为掠夺奴隶而发动战争的事例，此时似不存在或极少。
此外，过于强调战争频繁的程度，也忽略了希腊不同类型的城邦之间、同一城邦不同时期之间的区别，忽略了历史著作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差距。首先，希腊人内部的冲突虽时常发生，但并非所有城邦都同等程度地参与战争。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例，除斯巴达、阿哥斯较经常地参与战争外，科林斯、麦加拉、厄利斯、特洛真等大多数城邦，很少卷入对外冲突，因而能享受较长时期的和平生活（注：W.R.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 119,p.7.）。其次，同一城邦不同时期参与战争的频繁程度不同。以雅典为例，公元前8至7世纪，它极少受到战争干扰，公元前6世纪上半期， 它虽与米提列奈因争夺细该伊昂、与麦加拉争夺萨拉米斯岛、参与神圣战争等使其战争相对频繁，但到公元前6世纪后期又重新回到和平状态， 到该世纪末为反对斯巴达、底比斯等的干涉而重又拿起武器。即使是在人们眼中被视为军事强国的斯巴达，如芬利本人指出的那样，也不大愿意卷入战争之中（注：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London,1971,pp.170—171.）。复次，希腊城邦的人力物力不允许每年出征。须知希腊城邦以农为本，士兵多出自农民，对战争并无什么热情（注：最新的论述请参看黄洋：《希腊城邦的农业特征》，载《历史研究》1996 年第4期。）。据估计：在重装步兵之间的战斗中，胜利者的阵亡人数在5%左右，失败者的比例相对较高，约为14%，以一支20 岁的青年组成的队伍为例，如果在10年中每年出征一次，则10年后大约只有40%的人还活着。这个数字说明，如果希腊城邦真的每年作战的话，连人口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注：W. R. Connor, 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 119,p.7.），总人口应直线下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斯巴达和雅典那样。但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却是，希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人口迅速增长。仍以雅典为例，梭伦改革时其公民总数约1 万人，重装步兵等级以上者不过4000人左右；到希波战争前，它的公民人数达3 万人，重装步兵等级以上者达9000人，净增一倍有余（注：参看拙作《梭伦与商鞅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 期。），表明它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国内外环境相对稳定，从反面说明战争次数较少。最后，我们应注意历史著作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历史著作反映的是历史，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但并不等于历史。就希罗多德来看，他的主题是希波战争，但整个古风时代近300年时间，希波战争只占了10余年，且这10 余年并非每年都交战；修昔底德记叙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把从公元前 479— 431年近50年相对和平的时期，当作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矛盾的发展期。它们之所以把主题放在战争上，也并非他们十分喜欢战争，而是看到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正负两面的影响。希罗多德生当希腊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记叙的又是希腊人成功抵御外敌侵略的战争，更多地看到了这场战争对希腊文明的正面影响，所以写史的目的是为了使希腊人和蛮族的伟大功绩不致被遗忘（注：John Hart Herodotus and Greek History Lordon 1982,第166页；希罗多德；V,97。 ）。修昔底德历经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希腊人自相残杀的大战，不仅使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饱尝战争苦果，而且使希腊纷纷乞援于昔日公敌波斯，波斯王几乎成了希腊各邦的太上皇。故而修昔底德所注意的是战争的负面影响。他在阐述其写史的目的与原因时说，他所以写这部历史，是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这场战争“给希腊人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过去许多奇怪的古老故事，在近代的经验中没有得到证实的，现在都变为可信了……全希腊各地区有广泛的旱灾，继以饥馑；有严重的瘟疫，它所伤害的生命比任何其他单独的因素都更多些。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的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注：修昔底德，第Ⅰ卷，第23节。）。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所写的历史，不是以帝王将相为核心，就是以战争为主题。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战争史总是占有相当多的篇幅。中国的正史中，不是也包含有相当多的有关战争的描写吗！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民族都崇尚战争，或者说这些国家每年都在进行战争。基于此，我认为，与其他古代国家或文明区相较，希腊人并不好战，希腊文明亦不以崇尚武功为核心。
二
在古典时代，希腊城邦间的战争是以重装步兵决定胜负的。在古风时代，它那一整套的战争规范虽不完备，但大体上说来，在以重装步兵决定胜负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别。可是到目前为止，城邦间一场典型的陆上战争是什么样子，它经历过哪些阶段，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恐怕仍是模糊不清的。笔者在本部分将依据古典作家的记载，对陆上战争的过程进行较全面的描述。在材料不足时，也征引一些古典时代的史料。古典时代是古风时代的延续与发展，又同样以重装步兵作为主力，两者相似点甚多，所以运用一些古典时期的史料，道理上也说得过去。
在正式宣战以前，准备战争，特别是挑起战争的国家，只要时间允许，会派使节去一个全希腊性的宗教中心，主要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祭司处请求神谕。随后，公民大会就神谕的有关内容进行辩论，以确定其真实含义。公民大会表决同意进行战争后，再由执政当局派出使节到敌国去正式宣战。斯巴达在进攻特吉亚、雅典在希波战争前夜、科林斯在公元前435年准备攻击科西拉时，都是这样做的。宣战之后， 双方使节仍会有往返，相互提要求与反要求，直至战争正式开始（注：希罗多德，第Ⅰ卷，第66节，第Ⅶ卷，第140—143节；修昔底德，第Ⅰ卷，第29节。）。当然，有时亦有不宣而战的情况，但相对说来次数较少。
在出征之前，参战国还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向本邦的保护神奉献祭品，看看征兆是否吉利，当然也是为了求得神灵庇护。二是就哪些公民参与远征做出决定。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 十将军会公布出征者名单。榜上有名者在指定的日子里，携带装备与给养到指定地点集合。
军队的主体是重装步兵，其装备包括盾牌、胸甲、头盔、胫甲、标枪、剑与匕首。购买这些装备在当时来说费用不低。根据估计，全副装备约需75到100德拉克马， 相当于一个中等熟练程度的手工业者几个月的工资。既然国家不负责提供给养，所以士兵还需自带铺盖和部分干粮。由于武器、甲胄等就重达10余公斤（注：W. R. 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 119,p.7.），加上粮草铺盖，总重当在20公斤以上，出征又多选在夏季，在地中海式气候的夏季中行军，背着这么多的东西当然是件很吃力的事，所以有时士兵会带上一匹马或一名奴隶驮运这些东西。在斯巴达，当军队出征时，往往有大批黑劳士随侍，运送给养与装备（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 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但这样一来，出征的费用就十分惊人。
军队的出发时间通常在初夏。在士兵们各自与送行的亲属告别以后，军队便出发。构成全军的人数往往占城邦人口、尤其是公民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希波战争时雅典大约有3万公民， 参加普拉提亚战役的就达8000人；斯巴达方面参加该战役的达5000人，超过其公民人数的半数以上（传说其公民人数最多时仅9000人）（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 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因此，战争几乎影响到大多数公民的家庭。与远征军同行的还有歌手、乐师、准备购买战利品以获利的商人。可以肯定，当军队离开城市出发之际，告别声、吵闹声混成一片，其场面当是十分喧闹的。
除士兵外，军队还带有一定数量的牲口，特别是山羊，以供祭神之用。因为军队在开出国境前，遇上河流时，双方军队正式接战之前，都要祭神以确定吉凶。当然这些牲口应有牧人照料，以供使用。
行军途中，士兵们并非把全副甲胄穿在身上、排成战斗队形，而是较为松散随意的。在希腊城邦间有一不成文的、但各邦基本遵守的约定，不袭击行进中的重装步兵队伍。他们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才真正有意义，而伏击战不够光明正大。不过在轻装兵之间的战斗中，设伏、突袭等并不少见。
当攻击的一方把军队开入敌国之后，对方一般会派兵迎战。会战的地点，为便于重装步兵行动，通常都在平原上。如果守方坚守城池拒不应战，进攻者会破坏庄稼、砍掉葡萄藤和橄榄树，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挖苦、嘲笑坚守者，逼其出战。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后，守方一般会出击，双方士兵此时都排成交战队形，相互逼进，准备交战。这时重装步兵左手持盾，或将盾牌绑在左胳膊上，右手执标枪。
根据《伊利亚特》中希腊老将涅斯托尔的意见，交战时应把最优秀的战士分别置于前排和后排（注：荷马：《伊利亚特》，第Ⅳ卷，第297 —300行.）。我们可以想象，在史诗影响很大的古风时期，其情形亦当相似。不过古典时代多数希腊城邦把精锐置于右翼，古风时期这样做的大概也不在少数。在前排之后，士兵们一排接一排地排成大约8 排的厚度，形成步兵方阵。为便于作战时挥动武器、投掷标枪，士兵之间应有一定距离。但据斯诺德格拉斯研究，方阵并非重装兵最初的作战方式，它有一个形成与发展过程。方阵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战斗方式也不像古典时期那么统一，有时方阵较密集，有时则较为松散。为防止侧翼被包围和便于己方胜利时的追击，两翼还会布署有一定数量的轻装兵或骑兵（注：A. J. Holladay,Hoplites and Heresies, 载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82年刊，第94—97页；A. M.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载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65年刊，第110—111页。）。
阵式布好后，双方将领各自在阵前当着所有士兵的面向神奉献牺牲以求吉兆，接着是将军鼓舞士气的演说。古典时代组成多邦联军时，将军还会在演说中提到同盟各邦的名称，甚至提到个别将领、士兵的名字，历数他们以往的战绩，同时也会说到对方曾是他们手下败将之类的事实，以激励士兵求战的热情与信心（注：修昔底德，第Ⅶ卷，第61—64节；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Ⅱ卷，第10节。）。演说完毕，指挥官便回到自己队列中的位置上。雅典的惯例是指挥官居右翼，可能还是在前排的位置上。这时号声响起来，预示着军队要向前移动。同时士兵们为给自己鼓劲，会喊起口号。
关于双方交战的具体过程，古典作家记载并不一致，原因是每次战役情况均有所不同，可能的情况是，双方相互接近到一定距离时，就投出标枪，进一步接近时，便使用长剑互刺。但由于重装兵均是业余战士，平时缺乏训练，且有盔甲保护，因而最初的接触杀伤力并不大。战斗的关键时期是希腊人称为othismos的阶段，此时双方已互相逼近到面对面的程度，武器已失去其功能，双方各成密集队形，以盾牌组成严密的防线，竭力挤压对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后，一方力气不济，慢慢后退，起初是一步一步的，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转身逃跑。胜利的一方自然进行追击。阵线被冲垮的一方面对胜利者完整的阵形，往往难以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便分别往山顶上、圣地或神庙中逃去。山顶上便于守御，圣地中有神灵庇护。也有一些来不及逃跑的，或被近抵抗，或抛弃盾牌就地求饶。由于战斗的白热化状态，抵抗者大多不能保住性命，求饶者亦有不能幸免者。重装兵的伤亡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不过，由于战线各部分的力量并不均衡，常常出现一翼溃败、另一翼获胜的情况。如出现这类情形，将军的临场指挥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指挥得当者可获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失误者全盘皆输。雅典提供了正反两面的例证。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中军被击败，两翼获胜。但两翼并未穷追逃敌，而是转头合围波斯中军，迫其逃窜，大获全胜。是役，雅典以阵亡192 人的代价，击退波斯大军，并使波斯损失6000余人。但在公元前424 年的底力乌姆战役中，雅典本已击败底比斯的左翼和中军，但自己的左翼阵线被对方冲破。这时雅典将军希波克拉特斯未及时整队援助左翼而忙于追逐逃敌，致使队形散乱。恰值此时，底比斯右翼派来援军，突然向追击中的雅典军队发起攻击。雅典人误以为又一支底比斯生力军赶到，大为恐慌。由于队形不整，慌乱中雅典人各自逃命，于是左翼的小败演变成全线溃逃，损失惨重（注：希罗多德，第Ⅵ卷，第107—117节，修昔底德，第Ⅳ卷，第96节。）。
战役中的胜利者并不会马上撤离，而仍留在战场上。他们剥去阵亡者的盔甲，拿走战败者的武器，同时把本方阵亡者的尸体集中起来以便埋葬或火化。胜利的将军和士兵们一起庆祝胜利，并向保护神献祭。胜利者还要在战场上建立胜利纪念碑，其位置多在敌人开始转身逃跑的地方。纪念碑trophaion就来自希腊文中的trope（意为“转身”）一词，它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是胜利者取胜的起点。
战败者重新聚集起来以后，会派出一名使者向战胜者要求收回阵亡者遗体。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战胜者不得拒绝对方的这一请求。战败者的俘虏往往由其亲属赎回，赎金为每位士兵两明那（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 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将俘虏加以屠杀、或将其卖为奴隶加以奴役的事，在古风时期，尤其是在主要由重装兵进行的战争中，极为罕见。
接下来是战利品的分配。这些战利品主要是盔甲与武器，数量有时十分巨大，因而这种分配实际上是希腊城邦间财富的一次再分配。首先，战利品的1／10通常被献给神， 放在某一全希腊性宗教中心如德尔斐等地。其余的部分，除可能分给将军一份外，往往直接归于本邦国库。当然，士兵们在打扫战场时，也会藏起部分体积较小的物品，所以从经济上看，一次重装兵战役的结果，不仅是财富在城邦间的一次再分配，而且是财富从私人手里向国家手里集中。国家则通过举办公共工程，如修建神庙、公园、要塞等，再将其返还给公民。
战役结束后，城邦还要给在战役中表现突出的战士授奖，并谴责临阵脱逃或表现不隹者。在雅典，宣布荣誉的权限似乎属于将军，并由将军授奖。在斯巴达，在战役后举行竞技比赛产生优胜者。这大约是因斯巴达士兵纪律性极强，绝少逃跑或开小差的缘故。最后，将军们便率领胜利的士兵们凯旋回城。回城以后，城邦还要为阵亡者举行国葬。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通常在战场上按部落将遗体火化，把骨灰运回雅典， 在一年的战役结束后举行国葬仪式，并有专人发表赞颂死者的演说（注：修昔底德：第Ⅱ卷，第34节，伯里克利说举行国葬并发表演说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习惯，可见其由来已久。）。死者的名字以部落为单位，刻在永久性的纪念物上。葬仪完毕，意味着战争也暂时中止。
以上对重装兵间战争的描述，综合利用了不同时期不同城邦的材料，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一次战争的全貌。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描述是以战争发动者和最后胜利者为主，对守御者和战败者涉及较少，因而并不意味着每次战争每一方都要经历这些阶段。不过对主动挑起战争并获胜的一方来说，大体上要经历这些阶段，所以更能反映一次战争的全貌，这是本文选取这一角度的主要原因。
三
从以上的描述看，希腊人在战争中不大注重战略战术。古代希腊人对此也有所认识。希罗多德就借波斯将领马多尼俄斯之口评论道：“而且我听说，希腊人由于自己的顽固和愚蠢，他们在作战时是胡来一通的。当他们相互宣战的时候，他们是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和最平坦的地方作战，结果胜利者在战斗结束时也会遭到巨大的损失，而战败者，那就更不消说，全部被歼灭了。”（注：希罗多德，第Ⅶ卷，第9 节。）另一史家波里比阿也认识到这一点，在比较了公元前2 世纪和较早时期的战争后说，在早期，希腊人不愿使用欺骗方法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宁愿在公开的会战中击败敌人，认为这样的胜利更加辉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相互达成协议，拒绝使用标枪或远距离的突袭而主张以近距离的肉搏决定胜败，为此他们派出使节向敌人宣战，并把会战的可能地点告诉对方（注：波里比阿，第Ⅷ卷，第3节。）。 与多数民族注重谋略相较，希腊人在战争中的开诚布公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然而，只要我们把握住希腊城邦的基本特点，理解这一点也并不困难。首先，大多数希腊城邦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他们平时都是公民和劳动者，需参加生产（唯一的例外大概是斯巴达），所以出征时间多在农活较轻闲、天气较好的夏季，时间比较集中，便于被攻击者防御。希腊史上的重大战役多发生在晴好的时候，而极少在阴雨天气中进行，便是证明。重装兵出征时，需背负武器、盔甲和给养，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行军，使远距离的突袭变得相当困难。就被攻击的一方来说，拒敌于国门之外同样存在困难。哈拉达指出：希腊虽然崎岖多山，但许多城邦都有一个以上的隘口需要防守，而敌人究竟来自哪个方向并不容易判断清楚，在所有关口上布置重兵守御又不可能，处处防守等于没有防守（注：A. J. Halladay,Hoplites and Heresie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82,pp.98—99.）。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敌人入侵时，势必会开入本国较大的中心平原，以破坏农作物。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必须集中兵力与入侵者决战。其次，由于重装步兵盔甲等较为笨重，作战时不够灵活，山地作战实非其所长，其战斗又以体现集体力量为特征，只适宜在较为宽敞、平坦的地区进行。决战之后，希腊人所以不穷追猛打，虽然与希腊人文化上的认同性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重装步兵不适于长距离的追击。身穿盔甲、行动不够灵活固然影响追击后果，而追击中因地形变化，队形难以保持，万一对方重整队形或派来援军，很可能前功尽失。败方逃上山顶以后，易守难攻，强攻难以奏效。轻装兵虽然可用于追击，但古风时代各邦轻装兵数量多不大，雅典甚至到公元前5 世纪后期还没有常规轻装兵，战场上决定性的打击力量是重装步兵。所以希腊人对战败者不采取穷追猛打，并非由于他们人道，而是无法进行。至于攻城，更非重装步兵之长。在整个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攻城技术始终比较落后。以在希腊人中号称善于攻坚的雅典人为例，他们也只是围城而非攻城，即在原来的城墙外边，另修一道长墙，隔断城内与外界的联系，切断其给养来源，逼迫被围者粮尽时投降。军事强国斯巴达面对小小的普拉提亚，前后围城达3年之久，才靠饥饿迫使不足300人的守军投降。即使在公元前405年的羊河之役，斯巴达几乎全歼雅典海军后， 面对雅典长城，斯巴达人仍无可奈何，只得把雅典封锁起来，将其海外殖民者统统驱赶回雅典城，迫使雅典粮尽而降。这样，希腊军队决定胜负的主要手段便是公开的决战中见高低。而由于各方面因素如地理、军队成份与装备等的影响，这些决战又主要发生在较宽阔的平原上，以致后世的希腊人，当战略战术大大进步时，对这种古朴的战术大惑不解。而现在西方的某些学者，由于未能把握希腊城邦的特点，竟然认为战争只是希腊人表现其男子汉气概与荣誉感的手段，争夺土地与财产等只是挑起战争的借口，离历史的真相就更远了（注：W. R. 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119,p.7.）。
希腊战争的另一特点是它与宗教关系密切。本来，战争是人类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它需要的是理性与坚忍，与宗教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应比较彻底的分离，才有利于战争的胜利。但希腊人不然。发动战争以前，他们要请示神谕；出征离开国境之前，指挥官要向神奉献祭品，看牺牲的征兆是否吉利；正式交战之前，指挥官还得献祭，如征兆不吉利，便不能投入战斗；战后建立胜利纪念碑是为纪念胜利之神宙斯；回国后军队得把战利品的一部分献给神。总之，一场战争从头至尾都与神联系在一起，甚至战争的胜负也被归结为神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与希腊宗教发展程度不高、近似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处处有神相关，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反映了希腊人不愿过多卷入战争的愿望。首先，当准备发动远征的国家去德尔斐等地请求神谕时，神谕可能反对战争，或尽可能地将其推迟。如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准备进攻厄吉那时， 神谕要求他们将其推迟到30年以后；当斯巴达试图征服阿卡地亚时，神谕虽未完全禁止他们那样做，却只答应把特该亚送给他们（事实上斯巴达人的第一次进攻吃了败仗）（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从而大大缩小了战争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斯巴达的野心。其次，离开本国前在边界上举行的献祭，如征兆不利，则要回师；在交战前举行的献祭中，如征兆不吉，也会使行将发生的决战推迟。最后，宗教节庆如奥林匹克休战制，也减少了战争的机会，而圣地对战败者的庇护，使战争中的伤亡有所减少。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希腊宗教对战争的制约，曲折地反映了希腊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愿望。佐之以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斯巴达军心士气动摇、不想再战、后在跛足诗人提尔泰的鼓动之下才重振旗鼓的表现以及斯巴达在公元前6世纪末不愿干预雅典内部事务等史实（注：希罗多德， 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号称军事强国的斯巴达士兵尚且如此不愿参战，其他城邦情况可想而知。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并不好战，那种认为希腊人需每年出征的说法显属夸大其辞。当然，进入古典时代以后，雅典卷入战争的次数明显增加，雅典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其保护神雅典娜形象的改变：在较早时期，她主要以给雅典带来橄榄而知名，到公元前5世纪，其形象越来越像女战神（注： W.R. 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 1988, No. 119,p.7.）。由于雅典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希腊文化， 而古典时代又是雅典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它的发展受战争影响应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战士公社的城邦，其文化受战争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因此而认为希腊城邦战士每年都要出征，其文化核心亦是军国主义，未免走得太远。
收稿日期：1997-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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