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世纪澳大利亚牧羊业与民族经济的形成
冯春龙/王宇博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06期第84～87页
【作者简介】冯春龙 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 南京 邮编210013
王宇博 扬州大学历史系 邮编225002
【关 键 词】澳大利亚/牧羊业/民族经济/流犯殖民地/公民殖民地
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社会开始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作为英国流犯殖民地，它正向公民殖民地转化，而其流犯殖民地经济也正演变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过程中，牧羊业的崛起对民族经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为公民殖民地社会打下了坚实而稳固的经济基础。本文试就此进行探讨。
一
至19世纪20年代以前，作为英国的“海外监狱”，澳大利亚的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始终局限于各殖民地内部。旨在“维持生活”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耕作面积扩大，生产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除了新南威尔士外，所有殖民区都已有了粮食”，（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4页。 ）尤其是范·迪门地区拥有了“澳大利亚谷仓”之称。然而，农业生产主要是满足本地需求，获利有限，无力在国际市场上与别国竞争。当时，澳大利亚尚属英国流犯殖民地，基本上没有支付能力。对外贸易由殖民地当局掌握，而可供出口的生产种类限于以加工鲸鱼油和海豹皮为主的渔业和为出售羊毛而进行的牧羊业。渔业曾兴旺一时，1817年，新南威尔士的年收入除去英国用于维持殖民区的拨款外，尚有7万英镑外贸收入， 其中羊毛贸易创汇1.6万英镑，其余为渔业和檀香木贸易的收入。（注：P.Groenewegn."A History of Australian Economic Thought", London,1990.P.14）然而，渔业及檀香木贸易因受到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打击和压制而走向萎缩和衰落，公有牧羊业异军突起， 兴盛发达起来。1821年，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第一次向英国出口了近20万磅的羊毛，（注：B.Fitg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 London,1939,PP201）轰动英伦。牧羊业作为澳大利亚经济支柱的地位由此逐渐确立。
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创始人是前英军新南威尔士军团退役军人约翰·麦克阿瑟。他自1790年来到新南威尔士后，就开始思索：此地应有一种“必须用最少的人就能生产出来，而需求量却很大，并且还要能够经得起长距离海运”的物品，用于作为进口产品的支付物。在不断的探索中，西班牙的美利奴羊进入了他的视线。1802年，他为此前往伦敦游说，大获成功，英国国务大臣卡姆登予以支持。1804年，他退役，并开办了一座拥有5000英亩的农场。至此，牧羊业大规模发展起来。牧业公司和牧场的数目直线上升，大批羊群浩浩荡荡拥向广阔的未开发的内陆。随着羊毛走俏于国际市场，牧羊业日趋繁荣，出现了“牧羊业大潮”的景象。到1840年，全澳拥有1600万只羊，人均40只羊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从1820年至1850年， 羊毛出口量增加了200倍，达到1850年的4000多万磅。“对殖民地生产者来说，羊毛出口的增长是增加市场机遇的有力的因素。”同在1850年，羊毛出口占全澳出口总量的67%，约占英国进口羊毛总量的一半。（注：R.V Jackson. "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nberra,1977,PP.4—7.）可见， 牧羊业已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
牧羊业的发展很快突破了长期以来殖民地经济对殖民地内部市场的依赖，走向了以英国为主的海外市场。1850年，在澳大利亚总出口额中，有82%是与英国进行贸易。从30年代后期起，羊毛贸易的收益逐渐超过了英国对殖民地的财政拨款，趋于成为主要社会经济来源。伴随着牧羊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走向昌盛，社会具备了偿付能力，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开始形成。
二
牧羊业的出现和兴起是英国海外扩张的附产量，也就是说，它是来到澳洲的英国移民为追求财富，经过长期探索和努力而开辟出的致富产业。澳东部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适宜发展大规模养殖业。这无疑为这群精力旺盛、具有工业民族精神的英国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然而，英国对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发展的全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就其产生而言，最初的牧场是利用了英国为流犯殖民地提供的经费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力也多由英国的罪犯充任。而且，始终视自己是英国人的牧羊业创始者们一直将自己的经济活动认为是英国经济生产的一部分。早先到达新南威尔士的J ·班克爵士曾致信总督金：“难以置信的是，这块与整个欧洲大小相同的大陆竟生产不出对诸如英国的工业国家有着重要作用的特有的原材料。 ”（注： B. Fitgpatrick."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London ,1939,PP191）所以说，英国是澳大利亚牧羊业产生的助产师。
澳大利亚牧羊业产生和发展之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处于高潮之际。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市场对毛纺织品的需求量大增，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为抢手货。而英国毛纺织业的技术改革和革新使产品成本降低，进而更刺激了英国毛纺织业的扩大。因此，羊毛需求与羊毛制品销路同步大幅度增长。以往，英国的羊毛来源除英国自产外，主要是从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等国进口。但是，欧洲的羊毛不仅在数量上已满足不了英国那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且，在19世纪上半期，西欧各国处于社会变革之中，常伴着政治动荡，因此，西欧羊毛出口时断时减。这就为澳大利亚的羊毛出口贸易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难得机遇。澳大利亚人敏捷地抓住了机遇，使澳大利亚牧羊业有了持续增长的可能。“到1830年，澳大利亚羊毛已在英国取得了稳固的市场。”1849年，英国进口羊毛总量为7700万磅，其中3500万磅来自澳大利亚。（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第114—115页。 ）如此大宗的羊毛出口不仅为澳洲创造了可观的财富，而且强有力地促进了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发展。
牧羊业从一开始就得到英国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和扶植。1802年，麦克阿瑟在伦敦的活动得到了一个制造商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游说英国议会。声称：“（澳州）羊毛的质量上乘，可与来自西班牙的羊毛相媲美。假如政府能为麦克阿瑟上尉提供必要的赞助，他将毫不迟疑地返回殖民地，不达目的不罢休。”（注： B. Fitgpatrick. "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London,1939, PP194 ）也是这个委员会积极向国务大臣卡姆登引荐麦克阿瑟，并要求卡姆登训令新南威尔士总督为“优质羊毛的增长提供各项支持”。卡姆登欣然同意。澳大利亚牧羊业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使澳大利亚不再仅是英国重犯的流放地，而正在作为英国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并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对澳政策开始产生了变化。比较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在继续向澳输送罪犯的同时，鼓励小资产者向澳移民，（注： B. Fitg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Australia,1783—1833",London,1939,PP202.）进而积极主张在澳大量投资和大批移民，以建立正式的殖民地，以加强帝国的力量。
澳洲羊毛在英伦连创惊人之举，使人们对澳大利亚刮目相看。这块流放地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上升。1812年，在英国议会特别委员会上，开场白是与会者漫不经心地向新南威尔士的第二任总督亨特尔发问：“你就是以前的那位植物湾总督吗？”而到1822年，刚卸任的麦夸里刚在同样场合受到礼貌的询问：“你曾是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吗？”英国政府在尚未放弃将澳作为流犯殖民地的同时，更加注意这块大陆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
三
以牧羊业为特征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就性质而言，从一开始就属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它同当时把私营经济同犯人劳动和英国殖民地财政拨款混为一体的流犯殖民地经济体制是无法相适应的。牧羊业的发展使这组矛盾日趋突出，它首先表现为牧羊业的发展势必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以新辟为牧场，但旧有的土地恩赐制（注：1788年，英国殖民者初到新南威尔士时，为了确保生存，殖民地政府将土地授予军政官员、士兵及获释犯人，旨在发展农牧业生产。）则成为前者发展的最大障碍。其次，强制性的劳动指派制（注：在推行“土地恩赐制”的同时，将犯人作为劳动力，强行指派到军政官员和士兵的牧场或农田里劳动。犯人的住食衣都由殖民地政府提供。）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雇佣劳动制的形成。这造成一方面澳大利亚劳动力紧缺，而另一方面英国却有大量失业人员苦 于难觅职业。再次，羊毛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飞跃发展客观上需要国内贸易自由及高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但这就必须突破原有的统购统销制。应予指出，流犯殖民地的经济体制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过生机，并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它现在则严重束缚了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并构成了对牧羊业和羊毛贸易持续发展的威胁。这直接关系到英澳各自切身利益。澳大利亚商人和牧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逐渐高涨，并采取了行动。“政府要限制，绵羊要自由”，“即使派出英国的全部军队，即使派十万名士兵遍布整个灌木林”，也无法把牧羊人赶回原地。（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也在苦思冥想，以解难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地理论家T·G·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它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末，到1831年，威克菲尔德已提出了关于建立新殖民区的完整的论证。（注：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0页。 ）其理论的核心内容为解决土地制，即：（一）废除土地恩赐制，建立以“适当”价格出售土地的土地出售制，变无价为有价；（二）出售土地所得用于资助自由移民来澳，解决澳州劳动力不足问题；（三）吸引英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以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者保持平衡。 （注： F.Crowt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sne,1974.PP.84—87.）“系统殖民理论”既符合英国对澳既定政策，将澳建成英国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又适用于澳大利亚特殊的具体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发展理论，它以殖民地化方式，把英国的资本、人口与雇佣劳动力移植到了澳大利亚，并与澳大利亚的土地和资源相结合。此举在理论上不仅大大有助于澳民族经济冲破束缚，而且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并势必引起澳大利亚社会各方面的连锁反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大加称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4页。）
“系统殖民理论”受到英国朝野各阶层人士的重视。英国政府采纳了威克菲尔德的理论及其改革方案。在经过实验和论证后，1831年初，根据上述理论，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土地条例，规定：（一）在澳洲大陆废除土地恩赐制，实行土地出售制；（二）土地出售实行公开拍卖，每英亩价格为5先令； （三）出售土地收入部分用于资助移居澳洲的移民。该条例又称“ 雷彭条例” ， 适用于澳大利亚全境。（注： F.Crowt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sne,1974.PP.88—89.）这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此基础上，土地改革不断深入，使多年来的土地问题初步得以解决。
在先后长达17年的土改过程中，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被移植到澳大利亚。1831年土地改革不仅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澳的形成标志着澳大利亚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它是澳大利亚社会由流犯殖民地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四
1831年土地改革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使新的生产关系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互适应。从3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社会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经济起飞。首先是牧羊业的突飞猛进，令人瞠目。在维多利亚地区， 绵羊数量1836年为26000只，1841年为782283只，1850年为5318046只。 （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1页。）1830年—1850 年澳大利亚羊毛出口统计显示：1830年为1967309磅，1835年为4210301磅，1841年为12959671磅，1845年为21865270磅，1850年为41426655磅。再将1850年的羊毛出口量作进一步分析：新南威尔士为14270622磅，范·迪门为585500磅，维多利亚为18091207磅，南澳大利亚2841131磅， 西澳大利亚 368595磅（注：F.Crowt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sne,1974.PP.100.）。可见牧羊业发展迅猛，已遍及澳大利亚全境，澳洲已成为一个极为辽阔的牧场。牧羊业既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又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支柱和标志。澳大利亚逐渐成为英国毛纺织业优质羊毛的主要海外供应者。
牧羊业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先导，带动起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的发展。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移民的大量涌入，既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要求，促使农业生产大幅度发展。其发展最为显著的表现是小麦播种面积的扩大，由1835年的82198英亩，扩大到1850年的210103 英亩，（注：F.Crowt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sne,1974.PP.104.）总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 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可观的增加。到1850年，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产量足以满足日益猛增的人口的需求。此外，交通运输业、冶金业、制造业等多种重要经济生产部门相继形成和建成。
牧羊亚和羊毛贸易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有秩序的通货和信用安排，于是，金融业应运而生。在新南威尔士总督麦夸里的倡议下，悉尼的一些商人和官员筹资创办了该殖民地第一家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它于1817年4月8日正式营业。从1817—1850年又相继成立了30多家银行。此时的澳大利亚银行系统基本上是以英国模式建立和运作的，英国货币是澳大利亚各地的计算单位，流通于社会。到1840年，各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及各地，初步形成了一个银行系统网络。由于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地区，所以，大量资本通过银行流入澳大利亚，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的私人资本。而英国银行通过开设分行等办法对澳金融业的进入，更使可观的国外资本涌入澳大利亚。银行存款额大幅度稳步上升。以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三地银行的存款总数为例，1820 年为27000英镑，1830年为75000英镑，1840年为1247000英镑，1850 年为1522000英镑。（注：R.V Jackson."Au 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nb erra,1977,PP.134. ）在对付40年代初来自英国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各银行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在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处于逐步形成之中。在这体系中，雇佣劳动取代了强制性犯人劳动指派制，市场经济取代了统购统销制，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作。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从英属犯人殖民地经济演变而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又是从英国移植而来，因此，它保留着明显的殖民地特征。其表现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作为英国工业的原料生产而出现，因而，产业结构是以农牧业为主，而非工商业。这使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总体上看呈畸形状态。这种单一经济体制加之对英国资金市场和移民的依靠，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对英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也应指出，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与英国工业生产联系密切，不存在竞争，因此，英国没有对它横加干涉和压制，而是予以扶植和保护。这使得上述的依赖性基本上没有产生阻碍澳民族经济的消极影响，而是发挥出了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由于牧羊业与出口贸易及海外市场始终相连，因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一开始就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并由此具有了外向型经济的属性。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诱人的机遇、丰厚的利润和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量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移民。1820年，全澳人口总数为33543人， 1830年为70039人，1840年为190408人，1850年为405356人。 （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33 页。）移民的结构也有了重大变化，以1832—1842年进入新南威尔士的移民为例：（注：R.V Jackson."Au 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he Nineteenth Century",Canb erra,1977,PP.157）
表中显示：（一）自由移民的数量和比例呈上升之势，而罪犯移民则为下降之势。前者在1837年越过后者，并在以后几年中将差距越拉越大。（二）1831年雷彭条例中关于将出售土地所得部分用于资助移民的条款达到了预期目标，受资助的移民的数量和比例也从1837年开始迅速上升。大量自由移民的进入，使澳人口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罪犯的人口比例急骤下降。以往罪犯人口密集的新南威尔士到1847年时，罪犯比例仅为3.2%；1820 年罪犯总数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范·迪门到1850年，该比例已降至四分之一了。（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8页。 ）自由移民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使雇佣劳动得到确立，而且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并且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移民的移入在“使一个病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健康的殖民区的过程中，是一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插曲”（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9页。）。 社会道德标准提高。
当民族经济一旦形成，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改革运动也就随之展开，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由此，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从流犯殖民地顺利地过渡到公民殖民地。“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且最后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06期第84～87页
【作者简介】冯春龙 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 南京 邮编210013
王宇博 扬州大学历史系 邮编225002
| 【内容提要】 | 19世纪2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流放罪犯的殖民地，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满足本地需要，无力在国际市场上与别国竞争。之后，牧羊业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主要经济部门，走向以英国为主的海外市场。伴随着牧羊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昌盛，民族经济形成。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改革运动随之展开，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从流犯殖民地过渡到公民殖民地，最终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牧羊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
一
至19世纪20年代以前，作为英国的“海外监狱”，澳大利亚的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始终局限于各殖民地内部。旨在“维持生活”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耕作面积扩大，生产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除了新南威尔士外，所有殖民区都已有了粮食”，（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4页。 ）尤其是范·迪门地区拥有了“澳大利亚谷仓”之称。然而，农业生产主要是满足本地需求，获利有限，无力在国际市场上与别国竞争。当时，澳大利亚尚属英国流犯殖民地，基本上没有支付能力。对外贸易由殖民地当局掌握，而可供出口的生产种类限于以加工鲸鱼油和海豹皮为主的渔业和为出售羊毛而进行的牧羊业。渔业曾兴旺一时，1817年，新南威尔士的年收入除去英国用于维持殖民区的拨款外，尚有7万英镑外贸收入， 其中羊毛贸易创汇1.6万英镑，其余为渔业和檀香木贸易的收入。（注：P.Groenewegn."A History of Australian Economic Thought", London,1990.P.14）然而，渔业及檀香木贸易因受到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打击和压制而走向萎缩和衰落，公有牧羊业异军突起， 兴盛发达起来。1821年，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第一次向英国出口了近20万磅的羊毛，（注：B.Fitg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 London,1939,PP201）轰动英伦。牧羊业作为澳大利亚经济支柱的地位由此逐渐确立。
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创始人是前英军新南威尔士军团退役军人约翰·麦克阿瑟。他自1790年来到新南威尔士后，就开始思索：此地应有一种“必须用最少的人就能生产出来，而需求量却很大，并且还要能够经得起长距离海运”的物品，用于作为进口产品的支付物。在不断的探索中，西班牙的美利奴羊进入了他的视线。1802年，他为此前往伦敦游说，大获成功，英国国务大臣卡姆登予以支持。1804年，他退役，并开办了一座拥有5000英亩的农场。至此，牧羊业大规模发展起来。牧业公司和牧场的数目直线上升，大批羊群浩浩荡荡拥向广阔的未开发的内陆。随着羊毛走俏于国际市场，牧羊业日趋繁荣，出现了“牧羊业大潮”的景象。到1840年，全澳拥有1600万只羊，人均40只羊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从1820年至1850年， 羊毛出口量增加了200倍，达到1850年的4000多万磅。“对殖民地生产者来说，羊毛出口的增长是增加市场机遇的有力的因素。”同在1850年，羊毛出口占全澳出口总量的67%，约占英国进口羊毛总量的一半。（注：R.V Jackson. "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nberra,1977,PP.4—7.）可见， 牧羊业已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
牧羊业的发展很快突破了长期以来殖民地经济对殖民地内部市场的依赖，走向了以英国为主的海外市场。1850年，在澳大利亚总出口额中，有82%是与英国进行贸易。从30年代后期起，羊毛贸易的收益逐渐超过了英国对殖民地的财政拨款，趋于成为主要社会经济来源。伴随着牧羊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走向昌盛，社会具备了偿付能力，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开始形成。
二
牧羊业的出现和兴起是英国海外扩张的附产量，也就是说，它是来到澳洲的英国移民为追求财富，经过长期探索和努力而开辟出的致富产业。澳东部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适宜发展大规模养殖业。这无疑为这群精力旺盛、具有工业民族精神的英国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然而，英国对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发展的全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就其产生而言，最初的牧场是利用了英国为流犯殖民地提供的经费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力也多由英国的罪犯充任。而且，始终视自己是英国人的牧羊业创始者们一直将自己的经济活动认为是英国经济生产的一部分。早先到达新南威尔士的J ·班克爵士曾致信总督金：“难以置信的是，这块与整个欧洲大小相同的大陆竟生产不出对诸如英国的工业国家有着重要作用的特有的原材料。 ”（注： B. Fitgpatrick."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London ,1939,PP191）所以说，英国是澳大利亚牧羊业产生的助产师。
澳大利亚牧羊业产生和发展之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处于高潮之际。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市场对毛纺织品的需求量大增，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为抢手货。而英国毛纺织业的技术改革和革新使产品成本降低，进而更刺激了英国毛纺织业的扩大。因此，羊毛需求与羊毛制品销路同步大幅度增长。以往，英国的羊毛来源除英国自产外，主要是从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等国进口。但是，欧洲的羊毛不仅在数量上已满足不了英国那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且，在19世纪上半期，西欧各国处于社会变革之中，常伴着政治动荡，因此，西欧羊毛出口时断时减。这就为澳大利亚的羊毛出口贸易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难得机遇。澳大利亚人敏捷地抓住了机遇，使澳大利亚牧羊业有了持续增长的可能。“到1830年，澳大利亚羊毛已在英国取得了稳固的市场。”1849年，英国进口羊毛总量为7700万磅，其中3500万磅来自澳大利亚。（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第114—115页。 ）如此大宗的羊毛出口不仅为澳洲创造了可观的财富，而且强有力地促进了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发展。
牧羊业从一开始就得到英国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和扶植。1802年，麦克阿瑟在伦敦的活动得到了一个制造商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游说英国议会。声称：“（澳州）羊毛的质量上乘，可与来自西班牙的羊毛相媲美。假如政府能为麦克阿瑟上尉提供必要的赞助，他将毫不迟疑地返回殖民地，不达目的不罢休。”（注： B. Fitgpatrick. "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London,1939, PP194 ）也是这个委员会积极向国务大臣卡姆登引荐麦克阿瑟，并要求卡姆登训令新南威尔士总督为“优质羊毛的增长提供各项支持”。卡姆登欣然同意。澳大利亚牧羊业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使澳大利亚不再仅是英国重犯的流放地，而正在作为英国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并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对澳政策开始产生了变化。比较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在继续向澳输送罪犯的同时，鼓励小资产者向澳移民，（注： B. Fitg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Australia,1783—1833",London,1939,PP202.）进而积极主张在澳大量投资和大批移民，以建立正式的殖民地，以加强帝国的力量。
澳洲羊毛在英伦连创惊人之举，使人们对澳大利亚刮目相看。这块流放地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上升。1812年，在英国议会特别委员会上，开场白是与会者漫不经心地向新南威尔士的第二任总督亨特尔发问：“你就是以前的那位植物湾总督吗？”而到1822年，刚卸任的麦夸里刚在同样场合受到礼貌的询问：“你曾是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吗？”英国政府在尚未放弃将澳作为流犯殖民地的同时，更加注意这块大陆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
三
以牧羊业为特征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就性质而言，从一开始就属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它同当时把私营经济同犯人劳动和英国殖民地财政拨款混为一体的流犯殖民地经济体制是无法相适应的。牧羊业的发展使这组矛盾日趋突出，它首先表现为牧羊业的发展势必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以新辟为牧场，但旧有的土地恩赐制（注：1788年，英国殖民者初到新南威尔士时，为了确保生存，殖民地政府将土地授予军政官员、士兵及获释犯人，旨在发展农牧业生产。）则成为前者发展的最大障碍。其次，强制性的劳动指派制（注：在推行“土地恩赐制”的同时，将犯人作为劳动力，强行指派到军政官员和士兵的牧场或农田里劳动。犯人的住食衣都由殖民地政府提供。）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雇佣劳动制的形成。这造成一方面澳大利亚劳动力紧缺，而另一方面英国却有大量失业人员苦 于难觅职业。再次，羊毛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飞跃发展客观上需要国内贸易自由及高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但这就必须突破原有的统购统销制。应予指出，流犯殖民地的经济体制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过生机，并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它现在则严重束缚了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并构成了对牧羊业和羊毛贸易持续发展的威胁。这直接关系到英澳各自切身利益。澳大利亚商人和牧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逐渐高涨，并采取了行动。“政府要限制，绵羊要自由”，“即使派出英国的全部军队，即使派十万名士兵遍布整个灌木林”，也无法把牧羊人赶回原地。（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也在苦思冥想，以解难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地理论家T·G·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它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末，到1831年，威克菲尔德已提出了关于建立新殖民区的完整的论证。（注：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0页。 ）其理论的核心内容为解决土地制，即：（一）废除土地恩赐制，建立以“适当”价格出售土地的土地出售制，变无价为有价；（二）出售土地所得用于资助自由移民来澳，解决澳州劳动力不足问题；（三）吸引英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以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者保持平衡。 （注： F.Crowt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sne,1974.PP.84—87.）“系统殖民理论”既符合英国对澳既定政策，将澳建成英国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又适用于澳大利亚特殊的具体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发展理论，它以殖民地化方式，把英国的资本、人口与雇佣劳动力移植到了澳大利亚，并与澳大利亚的土地和资源相结合。此举在理论上不仅大大有助于澳民族经济冲破束缚，而且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并势必引起澳大利亚社会各方面的连锁反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大加称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4页。）
“系统殖民理论”受到英国朝野各阶层人士的重视。英国政府采纳了威克菲尔德的理论及其改革方案。在经过实验和论证后，1831年初，根据上述理论，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土地条例，规定：（一）在澳洲大陆废除土地恩赐制，实行土地出售制；（二）土地出售实行公开拍卖，每英亩价格为5先令； （三）出售土地收入部分用于资助移居澳洲的移民。该条例又称“ 雷彭条例” ， 适用于澳大利亚全境。（注： F.Crowt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sne,1974.PP.88—89.）这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此基础上，土地改革不断深入，使多年来的土地问题初步得以解决。
在先后长达17年的土改过程中，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被移植到澳大利亚。1831年土地改革不仅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澳的形成标志着澳大利亚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它是澳大利亚社会由流犯殖民地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四
1831年土地改革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使新的生产关系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互适应。从3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社会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经济起飞。首先是牧羊业的突飞猛进，令人瞠目。在维多利亚地区， 绵羊数量1836年为26000只，1841年为782283只，1850年为5318046只。 （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1页。）1830年—1850 年澳大利亚羊毛出口统计显示：1830年为1967309磅，1835年为4210301磅，1841年为12959671磅，1845年为21865270磅，1850年为41426655磅。再将1850年的羊毛出口量作进一步分析：新南威尔士为14270622磅，范·迪门为585500磅，维多利亚为18091207磅，南澳大利亚2841131磅， 西澳大利亚 368595磅（注：F.Crowt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sne,1974.PP.100.）。可见牧羊业发展迅猛，已遍及澳大利亚全境，澳洲已成为一个极为辽阔的牧场。牧羊业既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又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支柱和标志。澳大利亚逐渐成为英国毛纺织业优质羊毛的主要海外供应者。
牧羊业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先导，带动起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的发展。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移民的大量涌入，既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要求，促使农业生产大幅度发展。其发展最为显著的表现是小麦播种面积的扩大，由1835年的82198英亩，扩大到1850年的210103 英亩，（注：F.Crowt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sne,1974.PP.104.）总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 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可观的增加。到1850年，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产量足以满足日益猛增的人口的需求。此外，交通运输业、冶金业、制造业等多种重要经济生产部门相继形成和建成。
牧羊亚和羊毛贸易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有秩序的通货和信用安排，于是，金融业应运而生。在新南威尔士总督麦夸里的倡议下，悉尼的一些商人和官员筹资创办了该殖民地第一家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它于1817年4月8日正式营业。从1817—1850年又相继成立了30多家银行。此时的澳大利亚银行系统基本上是以英国模式建立和运作的，英国货币是澳大利亚各地的计算单位，流通于社会。到1840年，各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及各地，初步形成了一个银行系统网络。由于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地区，所以，大量资本通过银行流入澳大利亚，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的私人资本。而英国银行通过开设分行等办法对澳金融业的进入，更使可观的国外资本涌入澳大利亚。银行存款额大幅度稳步上升。以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三地银行的存款总数为例，1820 年为27000英镑，1830年为75000英镑，1840年为1247000英镑，1850 年为1522000英镑。（注：R.V Jackson."Au 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nb erra,1977,PP.134. ）在对付40年代初来自英国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各银行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在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处于逐步形成之中。在这体系中，雇佣劳动取代了强制性犯人劳动指派制，市场经济取代了统购统销制，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作。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从英属犯人殖民地经济演变而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又是从英国移植而来，因此，它保留着明显的殖民地特征。其表现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作为英国工业的原料生产而出现，因而，产业结构是以农牧业为主，而非工商业。这使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总体上看呈畸形状态。这种单一经济体制加之对英国资金市场和移民的依靠，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对英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也应指出，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与英国工业生产联系密切，不存在竞争，因此，英国没有对它横加干涉和压制，而是予以扶植和保护。这使得上述的依赖性基本上没有产生阻碍澳民族经济的消极影响，而是发挥出了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由于牧羊业与出口贸易及海外市场始终相连，因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一开始就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并由此具有了外向型经济的属性。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诱人的机遇、丰厚的利润和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量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移民。1820年，全澳人口总数为33543人， 1830年为70039人，1840年为190408人，1850年为405356人。 （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33 页。）移民的结构也有了重大变化，以1832—1842年进入新南威尔士的移民为例：（注：R.V Jackson."Au 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he Nineteenth Century",Canb erra,1977,PP.157）
自由移民 罪犯 受资助者 末受资助者 No. % No. % No. % 1832 792 16 1,214 24 3,101 61 1833 1,253 18 1,432 21 4,115 61 1834 484 10 1,080 23 3,114 67 1835 545 11 883 18 3,547 71 1836 808 15 913 17 3,751 69 1837 2,664 39 813 12 3,348 49 1838 6,102 59 1,328 13 2,928 28 1839 8,416 66 2,133 17 2,256 18 1840 6,637 61 1,849 17 2,453 22 1841 20,103 89 2,380 11 - - 1842 6,823 76 2,164 24 - - 1832—42 54,627 55 16,189 16 28,613 29 |
表中显示：（一）自由移民的数量和比例呈上升之势，而罪犯移民则为下降之势。前者在1837年越过后者，并在以后几年中将差距越拉越大。（二）1831年雷彭条例中关于将出售土地所得部分用于资助移民的条款达到了预期目标，受资助的移民的数量和比例也从1837年开始迅速上升。大量自由移民的进入，使澳人口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罪犯的人口比例急骤下降。以往罪犯人口密集的新南威尔士到1847年时，罪犯比例仅为3.2%；1820 年罪犯总数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范·迪门到1850年，该比例已降至四分之一了。（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8页。 ）自由移民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使雇佣劳动得到确立，而且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并且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移民的移入在“使一个病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健康的殖民区的过程中，是一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插曲”（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9页。）。 社会道德标准提高。
当民族经济一旦形成，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改革运动也就随之展开，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由此，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从流犯殖民地顺利地过渡到公民殖民地。“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且最后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