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吉伦特派”史家评价概述
宋严萍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8年06期第34～36页
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之时，1793年10月，革命法庭开庭审判在5月31日——6月2日起义中被捕的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 加代等国民公会议员，以“反对共和国的团结和统一与反对法兰西人民的自由和安全”为罪名，将他们判处死刑。二百年来不同国籍，不同派别，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角度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褒贬不一的评价，本文拟就各种史学家对吉伦特派的评价作一概括和评述。
一、法国史学家对吉伦特派的评价
法国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法国历史学家便开始了对大革命的研究，自然也就开始了对吉伦特派的研究。由于历史学家所作的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因此他们对吉伦特派的评价看法也不尽相同。
1.基本肯定
对吉伦特派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多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或者是立宪君主派，或者是共和派。
斯塔埃尔夫人在1818年出版了她的六卷本巨著《对法国革命主要事件的思考》。在这部著作中，斯塔埃尔夫人根据吉伦特派的活动，尤其是对王室的态度，将吉伦特派分成两个时期来研究。她认为，在立法议会中吉伦特派因抨击王室而成为共和派；在国民公会中他们又因挽求国王性命而成为君主派。她赞赏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轻视立法议会中的吉伦特派。最后，斯塔埃尔夫人总结：吉伦特派的存在与消失对法国同样有害。
1824年，米涅发表了《法国革命史》，在这部书中，米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极力赞誉革命，以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可避免。他极为欣赏吉伦特派，认为他们“胸襟广阔”、“人材出众”。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共和派，也从未想到废黜国王，只希望能把国王拉到自己这边。只是由于事变的逼迫，加上路易十六的不合作，才使他们在议会中大肆攻击君主政体和国王，从而为推翻君主制制造了舆论，为建立共和国准备了基础。然而，由于吉伦特派是从中产阶级转向下层阶段的一个过渡党派，缺乏阶级基础。“他们既没争取到社会上层，也没争取到社会的下层。”（注：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55页、164页）同时，吉伦特派由于一味追求公正而脱离现实， 行动上优柔寡断，所以在党派斗争中“提出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没有成功，不是提的不合适， 就是没有坚持。 ”（注：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155页、164页）反而给对手留下把柄，终致失败。
1823—1827年，梯也尔陆续发表了他的六卷本巨著《法国革命史》。在这部史著中，梯也尔也大力称颂吉伦特派，尤其强调他们的人道主义、他们的勇气和天才。在梯也尔看来，吉伦特派的所有美德中最可称颂的是对自由始终不渝的追求。同样，梯也尔也认为吉伦特派是表面上的共和派，他们只是不相信国王，却不反对国王。
1814—1830年，法国正处在复辟王朝时期，政权由极端君主派把持，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言论、出版自由被限制。斯塔埃尔夫人、米涅、梯也尔都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上倾向于君王立宪。所以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歌颂法国革命，谴责君主专制政体，赞誉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因为在他们看来，吉伦特派只是表面的共和主义者，也是真正的君主立宪派。这表现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大资产阶级希望推翻波旁王朝，实现自己执政的愿望。
1847年，拉马丁发表六卷本的《吉伦特派史》。这部书史料价值不大，但却由于其丰富的想象，流畅的文笔而使这部书流传甚广。拉马丁认为吉伦特派代表成功而富足的资产阶级，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无所顾忌地进攻教堂和贵族，而且拉马丁否认吉伦特派是“自由君主分子”的观点，认为吉伦特派大部分都是全心全意的共和主义者，只是他们的共和国形式与雅各宾派的平民共和国不同。最后吉伦特派在以雅各宾派为首的下层群众的进攻下失败。
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工商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却无权跻身于政坛，于是他们便组织沙龙，筹划夺取政权。正是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拉马丁写下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中等资产阶级——吉伦特派的历史。从他们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资产阶级若想掌握政权，必须革命，建立共和国，但是同时应将革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且行动应坚决有力。
2.基本否定
法国史学家对吉伦特派的否定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谴责吉伦特派过“左”，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种则指责吉伦特派过“右”，不肯超越本阶级的利益，维护私有财产而不顾法国当时的局势。
第二帝国时期的卡萨尼亚克是一极端保王党史学家，顽固地反民主、反自由，在他眼中一切革命者都是人民的敌人。他认为吉伦特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异常邪恶。为了实现其野心，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了控制政府，大耍阴谋；为了夺取权力，摒弃宪法。总之，吉伦特派是法国最可恶、最该死的党派，他们盲目又贪得无厌的野心，为恐怖铺平了道路。在卡萨尼亚克眼里吉伦特派就是雅各宾派，二者是一种东西。
19世纪70年代出版《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泰纳对吉伦特派也持否定态度。经历过1871年巴黎公社的泰纳认为无政府主义总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表面，在革命中被煽动起来。他指责吉伦特派用“古典精神”（指自由、平等观念）和贪婪欲望操纵群众；指责“无知群众”的“报复”心理恶性发作，破坏社会秩序，剥夺私有财产；而且在他看来，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也是共属一体，尽管在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是最值得尊敬的共和主义者，尽管反对雅各宾派的无政府主义，坚持“法律而非暴行”的格言，尽管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对敌人过于文明，但是，吉伦特派仍然是雅各宾派的成员。
马迪厄是为罗伯斯庇尔平反昭雪第一人，所以在他的《法国革命》中始终为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唱赞歌。而对于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则略有贬低，在马迪厄看来，吉伦特派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不希望发生社会危机，因为害怕下层群众掌权，害怕财产受到损害，他们并不想消灭宫廷，只是想震服它，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斗争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个集团的斗争。
乔治·勒费弗尔是法国著名进步史学家，在他1951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中，勒费弗尔以为吉伦特派是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同造船主、批发商和银行家等商业资产者过从甚密”，他们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从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哲学信仰来看，吉伦特派似乎能接受政治民主，但他们的爱好和联系又决定了他们要求尊重财产和承认才能。”（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170页）反对完全的社会平等。 吉伦特派实际上算不上一个政党，只是纪律松散的政治组织；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们攻击国王、打击王权的目的只是想夺取权力。为了给自己谋得声誉和威望，也为了把国王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吉伦特派发动了战争并一再扩大战争，给法国带来很大灾难，但同时也发动了人民。他们能言善辩，但性格软弱，往往被自己的巧言令色所迷惑而忘记作出应有的决断，所以在党派斗争中失利。
师于勒费弗尔的阿尔贝·索布尔是法国共产党员，并曾参加抵抗德国占领运动。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索布尔从社会经济变化入手，着重研究下层人民的活动，肯定雅各宾专政和罗伯斯庇尔。他认为吉伦特派多是律师，是“崇尚法制”的自由资产阶级，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自由，不肯超越本阶级利益范围一步而不顾法国当时所面临的局势。他们“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注：阿尔贝·索布尔《法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39页）正是由于他们的行动不力最终招致了失败。
马迪厄、勒费弗尔与索布尔都是进步传统史学家，他们都重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重视下层人民活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斗争分析法分析、研究法国革命史及各个革命派别。都肯定雅各宾专政，肯定罗伯斯庇尔，肯定巴黎无套裤汉的革命性。相对来说，略贬了吉伦特派。
二、英美史学家对吉伦特派的评价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它认为吉伦特派根本不是现代意义的“党”，只是一个与“首都”、各大港口以及各大城市的重要商人有联系的“集团”（注：C.W.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365页）， 他们与雅各宾派一样都是热忱的爱国者，但他们与雅各宾派不同的是，他们对无套裤汉疑虑重重，不肯实行经济管制，且希望保留国王的性命，因此失去了无套裤汉的支持和信任，在与雅各宾派的斗争中失利。
西德纳姆，英国史学家，1961年出版《吉伦特派》，在这本书中，西德纳姆认为在大革命中共有200人被称为吉伦特派， 通过对他们出身的量化分析，认为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代表南方各港口的资产阶级。
汤普森，英国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法国革命领袖》等。他认为吉伦特派是法国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拥有比雅各宾派更公正，更高尚的理想社会，但却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他们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共和国。但是他们的行动总是犹疑不决，软弱无力而导致失败。
布林顿，美国史学家，1965年出版的《革命剖析》一书风靡整个西方史学界，流传甚广。他认为吉伦特派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温和派，理想主义者，由于他们既受到国内外战争的压力，又遭到激进派的攻击，更由于他们坚持1789年的革命原则，坚持宪法，民主、自由，故而不能对来自下层人民的“骚乱”进行严厉的镇压而失败。
英美史学家多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们基本对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持肯定态度，并对他们的失败抱以惋惜、同情之心。
三、俄、苏史学界对吉伦特派的评价
俄国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情有独钟，从大革命爆发伊始，便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从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起，即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起，俄国知识界总是透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来观察国家所面临的改革中的最尖锐问题，而对大革命的评价则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注：A.B 阿多《论俄苏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史学集刊》1998.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史学家们将眼光都集中在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上，把大革命的土地史和这次革命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缘由便是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俄国当时所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别吉伦特派没有深入的专门研究。
著名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909年出版《法国大革命史》。书中颂扬农民的暴动和革命，指责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派别，包括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克鲁泡特金认为吉伦特派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也就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信奉共和主义的立宪主义者，即保王主义者，代表法国几乎全部富有阶级。他们最主要的事情是建立资产阶级政府，阻止人民的暴动，保护私有财产，故而是敌视人民的人，是反动方面的有力分子。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学家不再重视土地问题而集中研究雅各宾派、极左翼派别和城乡人民群众运动，作为工商业资产阶级代表的吉伦特派仍然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在大革命的其他专题研究中涉及到，尤其在对雅各宾派的研究中作为雅各宾派的对立面而提及。
曼弗列德是苏联著名法国史专家，著有《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他认为忿激派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阵营中最左的集团，也就是最革命的集团。吉伦特派则代表各省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他们为人民运动的规模所吓倒，希望中止革命，结果阻止革命的保守政策把吉伦特派抛入反革命的泥潭，他们反人民、反革命，失败后与王党分子和保王党联合发动反革命内乱。
卢金也是苏联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专家，他主要研究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罗伯斯庇尔》一书中，卢金对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作了极高评价，认为他们代表一切下层的人民，不断地把法国革命推向前进，是革命的激进派。而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则是保守派，在8月10日革命后便想中止革命。 吉伦特派在法国还未受到君主制欧洲的任何实际威胁的情况下“抱着不可告人的纯粹侵略的计划”（注：卢金《罗伯斯庇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56页）发动了一场战争。卢金还认为，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与巴黎民众的阶级斗争，但是同时又承认巴黎民众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由于吉伦特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利益，跟不上革命的发展，以致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最终失败。
苏联另一位著名法国史专家克鲁普斯卡娅以其《法国史纲》闻名于中国史学界。在这部史著中，作者推崇革命中的左翼派别，认为“疯人派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左倾的民主派”（注：克鲁普斯卡娅《法国史纲》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04页）； 吉伦特派是大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本着扩大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目的发动战争，到国民公会时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代表。
由于俄国史学家、苏联史学家都不曾将资产阶级革命派吉伦特派作为研究中心，所以俄苏史学界对吉伦特派几乎没有专门研究。而且由于苏联的法国革命史学存在着影射比附现象，如将雅各宾派同布尔什维克相比附，结果雅各宾派、雅各宾主义具有特别优宠的地位。而吉伦特派则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认为它是“反雅各宾派”，即反人民、反革命。但是苏联史学家最早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大革命，对中国史学界曾起过巨大作用，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8年06期第34～36页
一、法国史学家对吉伦特派的评价
法国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法国历史学家便开始了对大革命的研究，自然也就开始了对吉伦特派的研究。由于历史学家所作的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因此他们对吉伦特派的评价看法也不尽相同。
1.基本肯定
对吉伦特派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多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或者是立宪君主派，或者是共和派。
斯塔埃尔夫人在1818年出版了她的六卷本巨著《对法国革命主要事件的思考》。在这部著作中，斯塔埃尔夫人根据吉伦特派的活动，尤其是对王室的态度，将吉伦特派分成两个时期来研究。她认为，在立法议会中吉伦特派因抨击王室而成为共和派；在国民公会中他们又因挽求国王性命而成为君主派。她赞赏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轻视立法议会中的吉伦特派。最后，斯塔埃尔夫人总结：吉伦特派的存在与消失对法国同样有害。
1824年，米涅发表了《法国革命史》，在这部书中，米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极力赞誉革命，以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可避免。他极为欣赏吉伦特派，认为他们“胸襟广阔”、“人材出众”。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共和派，也从未想到废黜国王，只希望能把国王拉到自己这边。只是由于事变的逼迫，加上路易十六的不合作，才使他们在议会中大肆攻击君主政体和国王，从而为推翻君主制制造了舆论，为建立共和国准备了基础。然而，由于吉伦特派是从中产阶级转向下层阶段的一个过渡党派，缺乏阶级基础。“他们既没争取到社会上层，也没争取到社会的下层。”（注：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55页、164页）同时，吉伦特派由于一味追求公正而脱离现实， 行动上优柔寡断，所以在党派斗争中“提出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没有成功，不是提的不合适， 就是没有坚持。 ”（注：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155页、164页）反而给对手留下把柄，终致失败。
1823—1827年，梯也尔陆续发表了他的六卷本巨著《法国革命史》。在这部史著中，梯也尔也大力称颂吉伦特派，尤其强调他们的人道主义、他们的勇气和天才。在梯也尔看来，吉伦特派的所有美德中最可称颂的是对自由始终不渝的追求。同样，梯也尔也认为吉伦特派是表面上的共和派，他们只是不相信国王，却不反对国王。
1814—1830年，法国正处在复辟王朝时期，政权由极端君主派把持，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言论、出版自由被限制。斯塔埃尔夫人、米涅、梯也尔都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上倾向于君王立宪。所以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歌颂法国革命，谴责君主专制政体，赞誉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因为在他们看来，吉伦特派只是表面的共和主义者，也是真正的君主立宪派。这表现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大资产阶级希望推翻波旁王朝，实现自己执政的愿望。
1847年，拉马丁发表六卷本的《吉伦特派史》。这部书史料价值不大，但却由于其丰富的想象，流畅的文笔而使这部书流传甚广。拉马丁认为吉伦特派代表成功而富足的资产阶级，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无所顾忌地进攻教堂和贵族，而且拉马丁否认吉伦特派是“自由君主分子”的观点，认为吉伦特派大部分都是全心全意的共和主义者，只是他们的共和国形式与雅各宾派的平民共和国不同。最后吉伦特派在以雅各宾派为首的下层群众的进攻下失败。
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工商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却无权跻身于政坛，于是他们便组织沙龙，筹划夺取政权。正是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拉马丁写下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中等资产阶级——吉伦特派的历史。从他们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资产阶级若想掌握政权，必须革命，建立共和国，但是同时应将革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且行动应坚决有力。
2.基本否定
法国史学家对吉伦特派的否定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谴责吉伦特派过“左”，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种则指责吉伦特派过“右”，不肯超越本阶级的利益，维护私有财产而不顾法国当时的局势。
第二帝国时期的卡萨尼亚克是一极端保王党史学家，顽固地反民主、反自由，在他眼中一切革命者都是人民的敌人。他认为吉伦特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异常邪恶。为了实现其野心，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了控制政府，大耍阴谋；为了夺取权力，摒弃宪法。总之，吉伦特派是法国最可恶、最该死的党派，他们盲目又贪得无厌的野心，为恐怖铺平了道路。在卡萨尼亚克眼里吉伦特派就是雅各宾派，二者是一种东西。
19世纪70年代出版《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泰纳对吉伦特派也持否定态度。经历过1871年巴黎公社的泰纳认为无政府主义总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表面，在革命中被煽动起来。他指责吉伦特派用“古典精神”（指自由、平等观念）和贪婪欲望操纵群众；指责“无知群众”的“报复”心理恶性发作，破坏社会秩序，剥夺私有财产；而且在他看来，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也是共属一体，尽管在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是最值得尊敬的共和主义者，尽管反对雅各宾派的无政府主义，坚持“法律而非暴行”的格言，尽管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对敌人过于文明，但是，吉伦特派仍然是雅各宾派的成员。
马迪厄是为罗伯斯庇尔平反昭雪第一人，所以在他的《法国革命》中始终为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唱赞歌。而对于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则略有贬低，在马迪厄看来，吉伦特派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不希望发生社会危机，因为害怕下层群众掌权，害怕财产受到损害，他们并不想消灭宫廷，只是想震服它，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斗争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个集团的斗争。
乔治·勒费弗尔是法国著名进步史学家，在他1951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中，勒费弗尔以为吉伦特派是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同造船主、批发商和银行家等商业资产者过从甚密”，他们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从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哲学信仰来看，吉伦特派似乎能接受政治民主，但他们的爱好和联系又决定了他们要求尊重财产和承认才能。”（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170页）反对完全的社会平等。 吉伦特派实际上算不上一个政党，只是纪律松散的政治组织；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们攻击国王、打击王权的目的只是想夺取权力。为了给自己谋得声誉和威望，也为了把国王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吉伦特派发动了战争并一再扩大战争，给法国带来很大灾难，但同时也发动了人民。他们能言善辩，但性格软弱，往往被自己的巧言令色所迷惑而忘记作出应有的决断，所以在党派斗争中失利。
师于勒费弗尔的阿尔贝·索布尔是法国共产党员，并曾参加抵抗德国占领运动。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索布尔从社会经济变化入手，着重研究下层人民的活动，肯定雅各宾专政和罗伯斯庇尔。他认为吉伦特派多是律师，是“崇尚法制”的自由资产阶级，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自由，不肯超越本阶级利益范围一步而不顾法国当时所面临的局势。他们“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注：阿尔贝·索布尔《法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39页）正是由于他们的行动不力最终招致了失败。
马迪厄、勒费弗尔与索布尔都是进步传统史学家，他们都重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重视下层人民活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斗争分析法分析、研究法国革命史及各个革命派别。都肯定雅各宾专政，肯定罗伯斯庇尔，肯定巴黎无套裤汉的革命性。相对来说，略贬了吉伦特派。
二、英美史学家对吉伦特派的评价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它认为吉伦特派根本不是现代意义的“党”，只是一个与“首都”、各大港口以及各大城市的重要商人有联系的“集团”（注：C.W.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365页）， 他们与雅各宾派一样都是热忱的爱国者，但他们与雅各宾派不同的是，他们对无套裤汉疑虑重重，不肯实行经济管制，且希望保留国王的性命，因此失去了无套裤汉的支持和信任，在与雅各宾派的斗争中失利。
西德纳姆，英国史学家，1961年出版《吉伦特派》，在这本书中，西德纳姆认为在大革命中共有200人被称为吉伦特派， 通过对他们出身的量化分析，认为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代表南方各港口的资产阶级。
汤普森，英国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法国革命领袖》等。他认为吉伦特派是法国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拥有比雅各宾派更公正，更高尚的理想社会，但却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他们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共和国。但是他们的行动总是犹疑不决，软弱无力而导致失败。
布林顿，美国史学家，1965年出版的《革命剖析》一书风靡整个西方史学界，流传甚广。他认为吉伦特派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温和派，理想主义者，由于他们既受到国内外战争的压力，又遭到激进派的攻击，更由于他们坚持1789年的革命原则，坚持宪法，民主、自由，故而不能对来自下层人民的“骚乱”进行严厉的镇压而失败。
英美史学家多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们基本对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持肯定态度，并对他们的失败抱以惋惜、同情之心。
三、俄、苏史学界对吉伦特派的评价
俄国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情有独钟，从大革命爆发伊始，便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从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起，即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起，俄国知识界总是透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来观察国家所面临的改革中的最尖锐问题，而对大革命的评价则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注：A.B 阿多《论俄苏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史学集刊》1998.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史学家们将眼光都集中在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上，把大革命的土地史和这次革命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缘由便是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俄国当时所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别吉伦特派没有深入的专门研究。
著名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909年出版《法国大革命史》。书中颂扬农民的暴动和革命，指责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派别，包括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克鲁泡特金认为吉伦特派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也就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信奉共和主义的立宪主义者，即保王主义者，代表法国几乎全部富有阶级。他们最主要的事情是建立资产阶级政府，阻止人民的暴动，保护私有财产，故而是敌视人民的人，是反动方面的有力分子。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学家不再重视土地问题而集中研究雅各宾派、极左翼派别和城乡人民群众运动，作为工商业资产阶级代表的吉伦特派仍然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在大革命的其他专题研究中涉及到，尤其在对雅各宾派的研究中作为雅各宾派的对立面而提及。
曼弗列德是苏联著名法国史专家，著有《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他认为忿激派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阵营中最左的集团，也就是最革命的集团。吉伦特派则代表各省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他们为人民运动的规模所吓倒，希望中止革命，结果阻止革命的保守政策把吉伦特派抛入反革命的泥潭，他们反人民、反革命，失败后与王党分子和保王党联合发动反革命内乱。
卢金也是苏联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专家，他主要研究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罗伯斯庇尔》一书中，卢金对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作了极高评价，认为他们代表一切下层的人民，不断地把法国革命推向前进，是革命的激进派。而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则是保守派，在8月10日革命后便想中止革命。 吉伦特派在法国还未受到君主制欧洲的任何实际威胁的情况下“抱着不可告人的纯粹侵略的计划”（注：卢金《罗伯斯庇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56页）发动了一场战争。卢金还认为，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与巴黎民众的阶级斗争，但是同时又承认巴黎民众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由于吉伦特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利益，跟不上革命的发展，以致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最终失败。
苏联另一位著名法国史专家克鲁普斯卡娅以其《法国史纲》闻名于中国史学界。在这部史著中，作者推崇革命中的左翼派别，认为“疯人派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左倾的民主派”（注：克鲁普斯卡娅《法国史纲》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04页）； 吉伦特派是大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本着扩大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目的发动战争，到国民公会时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代表。
由于俄国史学家、苏联史学家都不曾将资产阶级革命派吉伦特派作为研究中心，所以俄苏史学界对吉伦特派几乎没有专门研究。而且由于苏联的法国革命史学存在着影射比附现象，如将雅各宾派同布尔什维克相比附，结果雅各宾派、雅各宾主义具有特别优宠的地位。而吉伦特派则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认为它是“反雅各宾派”，即反人民、反革命。但是苏联史学家最早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大革命，对中国史学界曾起过巨大作用，这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