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柏林墙”与德国的分裂和统一
吴友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5期第116～122页
【作者简介】吴友法，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关 键 词】战后德国/“柏林墙”/分裂/统一
柏林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也是蜚声世界的大都市之一。1961年8 月，民主德国开始在柏林建筑“柏林墙”，经过不断修建完善，建成后“柏林墙”高达3.5～4.2米，全长近170公里（注：其中水泥墙114.5公里，铁丝网55公里；另外，还有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壕和防坦克路障、123.5公里长的电网和铁栅栏、123.5公里长的巡逻道。）。从此， “柏林墙”既成为美苏“冷战”的象征，更成为德国和欧洲分裂的象征。“柏林墙”的建筑，对于德国人民来说，犹如在德意志民族情感的河流中关上了一道闸门，德国实实在在的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了，多少德意志儿女的民族情感因此受到沉重的挫伤；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了，犹如铲除了阻碍德意志民族情感再度融合的大山，带来了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话题，使德国的统一神话般地成为现实，多少德意志儿女为之洒下了欢乐幸福的泪水。“柏林墙”的建筑和被推倒，不仅在战后德国历史上、而且在欧洲乃至世界当代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1989年12月2日， 美苏领导人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海域的一艘苏联军舰上会晤。在这次会晤中，当布什将一块“柏林墙”的砖作为礼物送给戈尔巴乔夫时，世界舆论一致宣称：一个时代结束了。
“柏林墙”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筑的？对德国的历史命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柏林墙”是美苏“冷战”对峙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战后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苏美英法四大国分别占领；柏林同样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但为四大国共管。由于美苏在战后各自从本国全球战略出发安排战后世界和平，使战时大国合作政策在战后逐渐破裂，并导致美苏之间爆发“冷战”。在德国，以美苏为首的西占区和东占区各自推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策，而美英法和苏联的社会制度又不同，它们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推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使各自的占领区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实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导致了德国的分裂。而德国的分裂首先起于柏林的分裂，柏林成为美苏“冷战”的焦点。
根据《波茨坦协定》和战后颁布的《柏林市宪法》，柏林实行四大国分区占领、共同管理，实行政治独立。柏林名义上由德国人管理，但任免政府领导人需经盟国城防司令部批准。由于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对抗不断加剧，双方在柏林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如1947年6 月柏林市议会选举脱离了共产党而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恩斯特·罗伊特为市长，由于苏联城防司令的反对而未果。1948年6月，西占区单独实行币制改革， 并断绝了与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导致与苏占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苏联认为，西占区实行的经济政策违背了《波茨坦协定》，是分裂德国的一个严重步骤。为表示抗议，苏联政府于1948年6月19 日发表声明宣布：“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内，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路实施“交通管制”：1.停止火车客运交通；2.禁止西占区汽车和马匹进入苏占区；3.水陆运输须经许可并彻底检查后始能放行；4.个人通行证无效；5.货运列车须经彻底检查始能通行。”（注：费尔迪南德·马代：《柏林问题的演变》，柏林1972年版，第35页。）6月3日，苏占区也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并以柏林位于苏占区、在经济上已构成苏占区的一部分为理由，把苏占区的新马克作为全柏林的通用货币，在整个柏林流通。然而，西方军事长官指示柏林市政当局，苏联命令只适于东柏林，并且柏林市议会特别会议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币制改革使柏林陷入一片混乱。苏联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企图把柏林变为反对苏联的前哨阵地，决心把西方盟国赶出柏林。6月22日，苏联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陆上交通，停止向西柏林供应煤和电；30日，苏联又切断了两地的水上交通。从此，“冷战”在柏林无休止的进行。美英也对苏联的封锁采取了反封锁措施。24日，英国中断了运往苏占区的煤、钢；25日，英美双占区经济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同苏占区的贸易。“柏林封锁事件”导致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柏林成为德国、欧洲和世界矛盾的焦点。恩斯特·罗伊特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这里我们正经历着遍及全世界的斗争”（注：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版，第307页。）。面对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西方三国决定留在柏林，并利用“空中走廊”空运食物供应西柏林市民，杜鲁门下令美国的“欧洲司令部能够获得的一切飞机都必须服役”，投入空运（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 年中译版，第142页。）。
柏林危机导致柏林分裂。1948年9月10日， 柏林市议会在英管区举行会议，德国统一社会党议员认为是非法的，拒绝出席会议。11月30日，东柏林单独召开了有各工厂、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特别议会会议”，并选出了新的市政府，统一社会党人、前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之子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被选为市长，会议宣布将柏林并入苏占区。随后，苏联军事长官正式承认这个市政府是柏林全市唯一合法的行政机构。12月5日，西柏林也进行了选举，建立了市议会和市政府， 路透被选为市长。路透宣称要把柏林变成统一和自由的德意志共和国的首都。至此，柏林正式分裂为各有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
柏林危机虽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但德国的分裂局面却无法挽回。1949年，西占区和东占区分别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被分裂后，“冷战”仍在柏林问题上无休止地进行。
两个德国成立后各自依附于北约 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在美苏的操纵下，它们各自把柏林视为自己的国土。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州；民主德国宪法宣布：民主德国定都柏林。从地理位置上看，柏林位于民主德国境内，它距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边界还有176公里之遥。然而，联邦德国与西柏林在政治、 经济等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极力想把西柏林与联邦德国融为一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十分重视西柏林的地位，把它视为与苏联争夺欧洲的“前线城市”，宣称保证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安全。随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紧张关系的加剧，柏林问题必然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了反对民德政府的暴乱事件。 在民德政府的请求下，苏联派军队平息了暴乱。对此，西方三国柏林驻军司令强烈谴责苏军用武力造成了东柏林公民的伤亡，并抗议对东西柏林居民自由往来的限制及对不法分子的惩处。民主德国和苏联认为，“东柏林事件”是西柏林占领当局培植的特务势力进行破坏造成的。同时，西柏林为民主德国外逃人员提供了方便的“安全”地带。从东柏林出逃人员只要越过柏林市中间分界线就进入西柏林界地，从这里逃到联邦德国的人员大约有150万人。这些人中有知识界、科技界人士， 而大量的是小企业主、小经营者、农民及其他人员。这些人为何要离开民主德国，昂纳克指出：“有些人离开民主德国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因为他们的法西斯历史”，“由于他们追求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有的是“对社会主义目的缺乏了解”，“我们西部居民为了使民主德国‘放血’，也无所不用其极”（注：昂纳克：《我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中译版，第162页。）。 大量人员外逃造成民主德国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给经济带来重大损失。
鉴于此，苏联千方百计想把西方三国赶出柏林，主张柏林应归并于其地理位置上所属的民主德国。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现在“显然已经是签订《波茨坦协定》的国家应当放弃占领柏林制度的时候了”，他建议西柏林应成为“非军事化自由城市”。他说，如果西方三国拒绝这一建议，苏联将单方面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将把它的柏林职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注：引自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29页。）， 使民主德国政府在海陆空三方面恢复主权。11月27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限定在半年内结束西柏林的占领状态，正式宣布取消柏林的四国共管地位，1944年和1945年四国政府关于德国占领区和管理大柏林协定的议定书及与此有关的补充协定“已经不再有效”（注：库尔特·比伦巴赫：《我的特殊使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建议把西柏林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由苏美英法四国和两个德国共同保证尊重西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在发出照会的当天，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把西柏林比喻为“一个毒瘤”，现在建议把西柏林变为“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是一种“无痛的切除手术”。赫鲁晓夫还威胁说，如果西方不同意这一建议，把坦克开到柏林，用武力来保卫其地位的话，苏联的火箭将要“自动发射”。西方三国和联邦德国于1958年12月31日、1959年1月5日复照苏联，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认为“赫鲁晓夫的‘自由城市’建议必然破坏西柏林的自由”（注：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中译版，第348页。）。美国宣称要“不惜用武力”保卫柏林， “华盛顿准备采取核战争的手段来保卫柏林”（注：约翰·鲁宾逊·比尔等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9页。）。苏美互相对立的强硬态度，使柏林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从而爆发了持续3年左右时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
由于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毫不退让，赫鲁晓夫被迫让步，双方同意就柏林问题进行会谈。1961年6月3日，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肯尼迪指责苏联的威协导致了柏林危机的发生，没有就柏林问题、缔结对德和约问题达成协议。随后双方又进行武力威协。在此情况下，为了阻止民主德国人员逃往西方，以及防止西方对民主德国的颠覆活动，苏联建议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之间和民主德国其他地区与西柏林之间修筑“柏林墙”。1961年8月13日， 民主德国内政部颁布法令宣布：对包括西柏林边界线在内的民主德国边境实行封锁；在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中立的自由城市之间，未经特别许可的民主德国公民，不得过境进入西柏林。同时，苏联和民主德国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军队和坦克，对西柏林边界线实行封锁，开始沿西柏林边界构筑“柏林墙”。“柏林墙”的建筑先后花了4年时间，方告完成。 “柏林墙”的建筑，又加剧了柏林的紧张局势，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在西柏林不断进行军事演习，进行战争威协，赫鲁晓夫又被迫让步，宣布不急于解决西柏林问题和缔结对德和约。西方盟国对筑墙后仍保留西柏林通道的畅通，因而对筑墙也没有进行任何反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用一道墙的办法解决了。
二、“柏林墙”的建筑加深了德国的分裂
分裂德国和“柏林墙”的建筑不是两个德国人民的意愿，应该说也不是四大盟国早有的设想。诚然，美英苏三大国首脑为了防止德国再度成为战争策源地，以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在战争未结束前曾都赞成过分割德国，但在战争结束后的波茨坦会议上都放弃了这一计划，一致主张分区占领和控制德国。波茨坦会议有关德国问题的协议，除规定柯尼斯堡城及其邻近地区让予苏联、沿奥得河至尼斯河以东地区划归波兰外，也没有提到分割德国的问题。相反，《波茨坦协议》规定：盟国通过管制委员会对整个德国负责，准备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成立德国政府和缔结对德和约。可见，波茨坦会议是维护德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自从德国被分区占领之后，德国人民也一直坚持祖国的统一，反对民族的分裂，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地努力。四大盟国分区占区德国时也不一定是要分裂德国，因此，分区占领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德国的分裂。只是由于美苏“冷战”的对峙，致使德国分区占领格局逐渐导致德国的分裂局面。即使在此情况下，东、西德及苏联和西方三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德国统一的努力，没有放弃或拒绝讨论德国统一和建立全德政府问题。
民主德国在成立的最初几年，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有主权的、民主的、和平的全德临时政府和四大国缔结对德和约，恢复德国的统一。 1950年11月30日，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致函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 希望在“缔结一项和约，以及恢复德国的统一”问题上，德国人民要“相互谅解”，并建议“在两个政府之间就成立一个全国立宪议会问题进行讨论”（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2），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鉴于美国积极准备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拉入西欧防务体系，德国统一面临困难的局面时，格罗提渥以民主德国政府名义于3月14日向全体德国人民发出号召， 争取实现全民投票，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成立全德立宪会议。民主德国还成立了全德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并发表声明提出将1924年3月6日魏玛共和国的选举法作为制定全国选举法的基础。联邦德国政府也一直坚持德国要重新统一。只是由于受西方盟国的影响，阿登纳强调德国统一“必须通过保证维护和巩固民主自由这一政治措施体现出来”，要求“让四个占领区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以产生一个全德议会”（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31页。）。1951年9月27日，阿登纳还发表声明宣布包括“保证在筹备和进行选举过程中政治活动的自由、保证选举秘密、在国际保护和国际监督下筹备和进行选举”等内容的14项选举原则，并强调只有根据这些原则才能进行自由选举。在美英法的操纵下，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对德国是否能进行自由选举进行调查，然而苏联和民主德国坚决反对。1952年2月13日，民主德国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发表了一份宣言，指出四国至今还没有缔结对德国和约，德国人民至今也没有建设自己的统一的独立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的可能性。宣言要求四大国尽快缔结对德和约。同时，民主德国政府致函联邦德国政府，要求支持这一建议。在民主德国的要求下，苏联于1952年3月10日照会西方三国政府， 并提出了一个对德和约草案。苏联要求西方三国“立即考虑签订对德和约问题”，“让一个全德政府代表德国直接参与”制定和约，并探讨“尽快建立一个表达德国人民意志的全德政府”的条件（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1985年版，第352页。）。 西方三国将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全德选举作为接受苏联建议的先决条件，然而苏联拒绝了这一先决条件。在联邦德国参与签订《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又称《欧洲军条约》或《巴黎条约》）、正式投入西欧防务体系后，民主德国仍没有放弃缔结和约和争取德国统一的努力。1954年8月4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建议与联邦议院共同呼吁四大国，在允许两个德国的代表以平等身份参加会议的条件下恢复中断了的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在《巴黎协定》签订的10月13日，苏联政府就对德和约、恢复德国的统一、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等问题照会三国政府，建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进行讨论。在苏联的建议下，四国外长会议从11月25日开始在柏林召开。由于西方三国和苏联在德国选举和成立全德政府等主要问题上分歧较大，四国外长会议未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协议。阿登纳认为，“解决德国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手里”（注：库特·宗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版，第208页。）。 而联邦德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所遵循的原则是：“自由先于统一”；“不能以脱离西方范围和放弃欧洲一体化的成就为代价来换取统一”（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3），第561页。）；不愿意因取得苏联的谅解，而失去经过艰苦努力才得到的西方盟国的支持和信任。由于联邦德国完全倒向西方，从而妨碍了德国问题的解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九国签订了《巴黎协定》和联邦德国议院批准《巴黎协定》之后，德国统一问题逐渐陷入僵局。尽管如此，联邦德国也一直没有放弃德国统一的旗帜，一直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由于“柏林墙”的存在，联邦德国要求德国统一的愿望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民主德国虽然一直到1959年还不断发表声明和建议，表示愿意缔结和约和实现德国的统一，但自“柏林墙”建筑之后，一步一步地紧闭了通往统一的大门，逐渐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再也没有同联邦德国讨论过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1962年3月， 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发表声明，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关于苏联“将不坚持在1961 年12月31日以前缔结对德和约”的观点。1967年4月27日，乌布利希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联合当然是不可能的”。随后，民主德国坚持两个德国的观点，主张两个德国之间相互承认，并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1968年3月25 日通过的民主德国新宪法规定：“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护两个德国的正常关系和合作，是民主德国的民族要求”。在1971年民德党的“八大”上，昂纳克甚至提出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民族”的两个德意志民族的观点，两个民族“水火不相容”，因此德国不存在重新统一的问题。在70年代初，联邦德国放弃了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开始实行“新东方政策”，对民主德国实施“以接近求转变”的策略。1972年11月，两个德国签订了发展国家关系的《基础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虽然条约规定两国彼此为主权国家，但民主德国坚持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两国要互派大使，西柏林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对此，联邦德国予以拒绝。联邦德国尽管承认了两个德国的现状，但仍坚持两个德国不互为外国，仍未放弃“民族统一”的立场。
“柏林墙”建筑之前，尽管两个德国在美苏的操纵下，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存在较大的矛盾和分歧，但毕竟都没有拒绝讨论德国统一问题。“柏林墙”建成之后，两个德国不但停止了讨论德国统一的话题，而且双方死死关闭了互相交流的闸门，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局面。除了上层彼此不接触、不往来之外，民间接触也十分困难。“柏林墙”只有七个过境站，实际上阻断了东、西柏林及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的一切交通联系，使两国骨肉同胞相互不能正常往来，人口200 多万的西柏林变成了一座“孤岛”。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也仅仅只借助于三条空中走廊、四条公路、四条铁路和三条水路。两国关系《基础条约》签订之后，双方人员交往虽然不断增加，但“柏林墙”仍然发挥着它的阻碍作用。不少民主德国公民出于各种原因，冒着生命危险非法翻越“柏林墙”，逃到西柏林和联邦德国，逃亡流血事件经常发生。不难想象，“柏林墙”给两德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和灾难！
“柏林墙”的建立虽然给民主德国暂时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促进了民德经济的发展，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精神情感上更大的创伤。
三、“柏林墙”的开放导致德国统一问题的再提出
只要美苏“冷战”对峙的格局存在，只要“柏林墙”还仍然存在，德国的统一问题不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如此，联邦德国也一直没有放弃统一的旗帜，并千方百计寻求统一的时机。东欧剧变导致雅尔塔格局的动摇，为德国统一提供了机遇。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主张缓和东西方关系、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新思维”影响下，以及西方政治势力利用戈氏的“新思维”对东欧进行煽动和干涉下，以波兰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1988年初开始先后出现政治剧变。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有的是将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导入歧途，有的是没有及时改革被反对派所推翻。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尤其是在波兰、匈牙利局势影响下，民主德国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政局也急剧动荡。动荡的起因是大批民德居民通过匈牙利、越过匈奥边界出逃到联邦德国（注：至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边界为止，约有8万民德公民出走到联邦德国。），其规模之大，是自1961年建筑“柏林墙”以来所从未有过的。虽然在《基础条约》签订以来两个德国之间人员交往不断增加，但两国居民之间并非可以自由往来，“柏林墙”仍然发挥着阻止两国人民自由往来的作用。民德公民潮水般涌向西方，极大地冲击着国内的政治局势。此时，又正值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之际。10月6日， 戈尔巴乔夫应邀前来参加民主德国国庆庆典。戈氏利用这一机会大谈他的“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告诫民德领导人要改革，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10月7日， 他与昂纳克会晤时说：“谁跟不上形势，谁就会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注：S.布劳恩等编：《1990年10月3日：统一之路，1949年至1990 年文件汇编》（Sabine Braun usw.,3.Oktober Der Weg zur Einheit ,Eine Dokumentation 1949—1990），慕尼黑1990年版，第77页。）戈氏的到来，无异于给民主德国的局势火上加油。诚然，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在东欧国家中是比较高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人民群众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够、高级官员中享有特权、出国旅游受限制和领导人不改革有不少意见。因此，民主德国也确实面临着改革的问题。
由于民德领导人没有针对民主德国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改革，在民主德国40周年国庆和戈尔巴乔夫访问之后，政治局势急剧恶化。在民德公民掀起出走浪潮的同时，从莱比锡开始全国又爆发了一股游行示威浪潮。游行群众要求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按劳分配，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选举自由”。游行示威给民德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分歧激化，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了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虽然接替昂纳克出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的埃贡·克伦茨表示决心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并公布了改革的行动纲领草案要点；与此同时，政府也下令取消一些高级官员的特权，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是，反对派势力仍然不满，继续组织人民群众上街游行，东柏林和莱比锡于11月4日和6日又有几十万人举行大游行，在游行中要求“旅游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民德局势继续动荡不宁。在此同时，由于民德政府于11月1日重新开放了自10月3日以来关闭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再次出现了民德公民又经捷克斯洛伐克出走到联邦德国的浪潮。在此情况下，民德统一社会党于11月9 日晚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宣布民主德国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注：S.布劳恩等编：《1990年10月3日：统一之路，1949年至1990 年文件汇编》（Sabine Braun usw., 3. Oktober Der Weg zur Einheit, Eine Dokumentation 1949—1990），慕尼黑1990年版，第78页。）。这一决定公布之后，人们潮水般涌向东德各边境站大门，等待出境。这一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民主德国自40年来第一次开放了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打开了两国之间长期封闭的闸门。
实现两德的统一，是联邦德国一直刻意追求的目标。联邦德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只有在东西方相互谅解、消除对抗的气氛中和两德人民通过相互交流、强烈要求统一的情况下，统一的机遇才会到来。为此，联邦德国有志于统一的政治家们一直苦苦地等待着。“柏林墙的开放，铁幕不存在了”（注：希尔马尔·霍夫曼等：《欧洲的重建，德国的统一和欧洲一体化》（Der Umbau Europas,Deutsche Einheit und europ
ische Integra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1年版，第18页。）， 被束之高阁的德国统一问题有可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正在波兰访问。当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于11月10日上午回国。科尔意识到“柏林墙”的开放，为德国重新统一提供了机遇。他早就希望通过民德发生的变化使两德人民接近，为德国的统一打下基础。现在民德宣布开放“柏林墙”，东西德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从而有可能将德国统一问题重新提出来。面对这一新形势，联邦政要欣喜不已。科尔高兴地说：“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现在是极其愉快的时刻”；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于11月10日说：“昨晚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时刻的到来意味着战后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科尔从波兰回国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采取紧急措施以适应两德边界开放后给联邦德国带来的新形势。为迎接民德公民的到来，联邦德国内政部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准备，对前来联邦德国的任何民德公民都予以接纳，并规定到西柏林和联邦德国的任何民德公民，每人的“欢迎金”由原来的30马克增加到100马克，只要民德公民过了边界， 凭护照或身份证就可以在银行、储蓄所、邮局领取。由于联邦德国的积极反应，11 月有50万人、12月有100万人到西柏林和西德探亲访友或观光旅游；至1990年初，去西德和西柏林的民德公民逾1000多万人次，通过各种途径在联邦德国定居的约有20万人。对此，西方人士认为，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和边界，是两德“事实上重新统一的预兆”。
“柏林墙”的开放，使联邦德国一些政治家改变了以前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等待观望、沉默谨慎的态度，也大造统一的舆论，认为德国统一问题“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有利时机”，纷纷探讨德国的重新统一问题。曾在“柏林墙”建筑时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说：“柏林墙”的开放，可能标志着“向德国统一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科尔更是充满信心地认为，他“从内心感到历史的方向在朝统一前进”，“德国问题已摆上了案头”。在“柏林墙”开放不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就访问了柏林波茨坦广场的过境站。为了促进民主德国的转变，联邦德国政府经济部于11月4日宣布有条件地帮助民主德国发展经济的计划。 不仅政界对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极感兴趣，而且两德人民群众大多数都赞成统一。1990年初， 联邦德国有关机构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 85%的联邦德国公民赞成德国的统一，其中27%的人表示愿意将自己积蓄的钱奉献给祖国的统一大业。在民主德国，90%左右的人希望两德重新统一。虽然新上任的民德总理莫德罗认为没有理由讨论两德的统一问题，两个德国的存在是欧洲稳定的基础，两德只能建立一种稳定的、可测度的关系。但是，为了稳定民德的局势，他也想利用联邦德国的经济力量来改善民德的状况，因而急于用条约的形式把两德的经济合作固定下来，于11月17日提出了建立两德“条约共同体”的构想。
科尔及时抓住这一机遇，于11月28日向联邦议院提出了《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10点计划》（注：格尔哈特·迈尔：《民主德国的转折》（Gerhart Mairer,Die Wende in der DDR），波恩1990年版，第68 页。），正式提出了德国统一问题，并设想德国的统一通过三个步骤实现：第一步，接受莫德罗的“条约共同体”的构想，加强两国在经济、交通、环保、科技、卫生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促进民德按联邦德国的模式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步，按照“条约共同体”，建立两德多方面的共同机构，如在民德自由选举之后建立两德联合政府委员会、共同的议会机构等；第三步，发展两德之间的邦联结构，最后建立一个联邦，进而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最终实现德国的统一。实现这些步骤的前提条件是民德必须有一个“民主合法性的政府”，政治上“取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垄断统治”，经济上“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科尔还认为，德国的统一应同欧洲联合和东西方关系“联系”起来。
在“10点计划”出台后不久，科尔便急于访问民主德国。12月8 日，他在访问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强调：“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政治意识，时刻牢记和增强德意志民族休戚相关的情谊。”（注：格尔哈特·迈尔：《民主德国的转折》（Gerhart Mairer, Die Wendein derddr），波恩1990年版，第42页。）12月19日至20日，科尔访问民主德国，与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建立两德混合委员会和两德共同经济委员会的协议。
虽然民主德国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对科尔的“10点计划”开始反映十分冷淡，认为重新统一问题还提不上日程。但是，随着民主德国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一步变化，以及大多数德国人都希望德国统一，苏联和民主德国对德国统一的态度在1990年初发生了变化。1 月30日，莫德罗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对莫德罗说，德国统一问题“并非出乎意料”。莫德罗在领会了戈氏的意思后，回到东柏林就修正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2月1日，他提出了一项关于《通往德国统一道路的方案》，同意德国统一。西德政界认为莫德罗的方案是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科尔在表示欢迎莫德罗方案的同时，只是反对民德提出的统一后的德国保持“军事中立”的主张，认为应留在北约。至此，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赞成德国的统一。
“柏林墙”的开放，在两德带来了统一的话题，提出了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从而才有可能使德国的统一问题在1990年10月3 日成为现实。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5期第116～122页
【作者简介】吴友法，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 【内容提要】 | “柏林墙”是美苏“冷战”在战后德国对峙的产物。“柏林墙”建成之后，两个德国相互对立、互不往来，民主德国逐渐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进一步加剧。“柏林墙”在1989年11月被推倒，从而带来了德国统一的话题。联邦德国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重新提出了德国统一的问题，才导致了两个德国奇迹般地迅速实现了统一，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美苏“冷战”对峙为标志的战后雅尔塔格局。“柏林墙”的建筑和被推翻是战后德国历史乃至欧洲和世界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
1989年12月2日， 美苏领导人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海域的一艘苏联军舰上会晤。在这次会晤中，当布什将一块“柏林墙”的砖作为礼物送给戈尔巴乔夫时，世界舆论一致宣称：一个时代结束了。
“柏林墙”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筑的？对德国的历史命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柏林墙”是美苏“冷战”对峙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战后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苏美英法四大国分别占领；柏林同样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但为四大国共管。由于美苏在战后各自从本国全球战略出发安排战后世界和平，使战时大国合作政策在战后逐渐破裂，并导致美苏之间爆发“冷战”。在德国，以美苏为首的西占区和东占区各自推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策，而美英法和苏联的社会制度又不同，它们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推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使各自的占领区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实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导致了德国的分裂。而德国的分裂首先起于柏林的分裂，柏林成为美苏“冷战”的焦点。
根据《波茨坦协定》和战后颁布的《柏林市宪法》，柏林实行四大国分区占领、共同管理，实行政治独立。柏林名义上由德国人管理，但任免政府领导人需经盟国城防司令部批准。由于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对抗不断加剧，双方在柏林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如1947年6 月柏林市议会选举脱离了共产党而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恩斯特·罗伊特为市长，由于苏联城防司令的反对而未果。1948年6月，西占区单独实行币制改革， 并断绝了与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导致与苏占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苏联认为，西占区实行的经济政策违背了《波茨坦协定》，是分裂德国的一个严重步骤。为表示抗议，苏联政府于1948年6月19 日发表声明宣布：“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内，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路实施“交通管制”：1.停止火车客运交通；2.禁止西占区汽车和马匹进入苏占区；3.水陆运输须经许可并彻底检查后始能放行；4.个人通行证无效；5.货运列车须经彻底检查始能通行。”（注：费尔迪南德·马代：《柏林问题的演变》，柏林1972年版，第35页。）6月3日，苏占区也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并以柏林位于苏占区、在经济上已构成苏占区的一部分为理由，把苏占区的新马克作为全柏林的通用货币，在整个柏林流通。然而，西方军事长官指示柏林市政当局，苏联命令只适于东柏林，并且柏林市议会特别会议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币制改革使柏林陷入一片混乱。苏联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企图把柏林变为反对苏联的前哨阵地，决心把西方盟国赶出柏林。6月22日，苏联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陆上交通，停止向西柏林供应煤和电；30日，苏联又切断了两地的水上交通。从此，“冷战”在柏林无休止的进行。美英也对苏联的封锁采取了反封锁措施。24日，英国中断了运往苏占区的煤、钢；25日，英美双占区经济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同苏占区的贸易。“柏林封锁事件”导致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柏林成为德国、欧洲和世界矛盾的焦点。恩斯特·罗伊特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这里我们正经历着遍及全世界的斗争”（注：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版，第307页。）。面对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西方三国决定留在柏林，并利用“空中走廊”空运食物供应西柏林市民，杜鲁门下令美国的“欧洲司令部能够获得的一切飞机都必须服役”，投入空运（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 年中译版，第142页。）。
柏林危机导致柏林分裂。1948年9月10日， 柏林市议会在英管区举行会议，德国统一社会党议员认为是非法的，拒绝出席会议。11月30日，东柏林单独召开了有各工厂、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特别议会会议”，并选出了新的市政府，统一社会党人、前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之子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被选为市长，会议宣布将柏林并入苏占区。随后，苏联军事长官正式承认这个市政府是柏林全市唯一合法的行政机构。12月5日，西柏林也进行了选举，建立了市议会和市政府， 路透被选为市长。路透宣称要把柏林变成统一和自由的德意志共和国的首都。至此，柏林正式分裂为各有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
柏林危机虽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但德国的分裂局面却无法挽回。1949年，西占区和东占区分别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被分裂后，“冷战”仍在柏林问题上无休止地进行。
两个德国成立后各自依附于北约 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在美苏的操纵下，它们各自把柏林视为自己的国土。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州；民主德国宪法宣布：民主德国定都柏林。从地理位置上看，柏林位于民主德国境内，它距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边界还有176公里之遥。然而，联邦德国与西柏林在政治、 经济等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极力想把西柏林与联邦德国融为一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十分重视西柏林的地位，把它视为与苏联争夺欧洲的“前线城市”，宣称保证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安全。随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紧张关系的加剧，柏林问题必然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了反对民德政府的暴乱事件。 在民德政府的请求下，苏联派军队平息了暴乱。对此，西方三国柏林驻军司令强烈谴责苏军用武力造成了东柏林公民的伤亡，并抗议对东西柏林居民自由往来的限制及对不法分子的惩处。民主德国和苏联认为，“东柏林事件”是西柏林占领当局培植的特务势力进行破坏造成的。同时，西柏林为民主德国外逃人员提供了方便的“安全”地带。从东柏林出逃人员只要越过柏林市中间分界线就进入西柏林界地，从这里逃到联邦德国的人员大约有150万人。这些人中有知识界、科技界人士， 而大量的是小企业主、小经营者、农民及其他人员。这些人为何要离开民主德国，昂纳克指出：“有些人离开民主德国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因为他们的法西斯历史”，“由于他们追求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有的是“对社会主义目的缺乏了解”，“我们西部居民为了使民主德国‘放血’，也无所不用其极”（注：昂纳克：《我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中译版，第162页。）。 大量人员外逃造成民主德国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给经济带来重大损失。
鉴于此，苏联千方百计想把西方三国赶出柏林，主张柏林应归并于其地理位置上所属的民主德国。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现在“显然已经是签订《波茨坦协定》的国家应当放弃占领柏林制度的时候了”，他建议西柏林应成为“非军事化自由城市”。他说，如果西方三国拒绝这一建议，苏联将单方面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将把它的柏林职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注：引自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29页。）， 使民主德国政府在海陆空三方面恢复主权。11月27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限定在半年内结束西柏林的占领状态，正式宣布取消柏林的四国共管地位，1944年和1945年四国政府关于德国占领区和管理大柏林协定的议定书及与此有关的补充协定“已经不再有效”（注：库尔特·比伦巴赫：《我的特殊使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建议把西柏林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由苏美英法四国和两个德国共同保证尊重西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在发出照会的当天，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把西柏林比喻为“一个毒瘤”，现在建议把西柏林变为“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是一种“无痛的切除手术”。赫鲁晓夫还威胁说，如果西方不同意这一建议，把坦克开到柏林，用武力来保卫其地位的话，苏联的火箭将要“自动发射”。西方三国和联邦德国于1958年12月31日、1959年1月5日复照苏联，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认为“赫鲁晓夫的‘自由城市’建议必然破坏西柏林的自由”（注：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中译版，第348页。）。美国宣称要“不惜用武力”保卫柏林， “华盛顿准备采取核战争的手段来保卫柏林”（注：约翰·鲁宾逊·比尔等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9页。）。苏美互相对立的强硬态度，使柏林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从而爆发了持续3年左右时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
由于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毫不退让，赫鲁晓夫被迫让步，双方同意就柏林问题进行会谈。1961年6月3日，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肯尼迪指责苏联的威协导致了柏林危机的发生，没有就柏林问题、缔结对德和约问题达成协议。随后双方又进行武力威协。在此情况下，为了阻止民主德国人员逃往西方，以及防止西方对民主德国的颠覆活动，苏联建议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之间和民主德国其他地区与西柏林之间修筑“柏林墙”。1961年8月13日， 民主德国内政部颁布法令宣布：对包括西柏林边界线在内的民主德国边境实行封锁；在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中立的自由城市之间，未经特别许可的民主德国公民，不得过境进入西柏林。同时，苏联和民主德国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军队和坦克，对西柏林边界线实行封锁，开始沿西柏林边界构筑“柏林墙”。“柏林墙”的建筑先后花了4年时间，方告完成。 “柏林墙”的建筑，又加剧了柏林的紧张局势，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在西柏林不断进行军事演习，进行战争威协，赫鲁晓夫又被迫让步，宣布不急于解决西柏林问题和缔结对德和约。西方盟国对筑墙后仍保留西柏林通道的畅通，因而对筑墙也没有进行任何反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用一道墙的办法解决了。
二、“柏林墙”的建筑加深了德国的分裂
分裂德国和“柏林墙”的建筑不是两个德国人民的意愿，应该说也不是四大盟国早有的设想。诚然，美英苏三大国首脑为了防止德国再度成为战争策源地，以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在战争未结束前曾都赞成过分割德国，但在战争结束后的波茨坦会议上都放弃了这一计划，一致主张分区占领和控制德国。波茨坦会议有关德国问题的协议，除规定柯尼斯堡城及其邻近地区让予苏联、沿奥得河至尼斯河以东地区划归波兰外，也没有提到分割德国的问题。相反，《波茨坦协议》规定：盟国通过管制委员会对整个德国负责，准备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成立德国政府和缔结对德和约。可见，波茨坦会议是维护德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自从德国被分区占领之后，德国人民也一直坚持祖国的统一，反对民族的分裂，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地努力。四大盟国分区占区德国时也不一定是要分裂德国，因此，分区占领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德国的分裂。只是由于美苏“冷战”的对峙，致使德国分区占领格局逐渐导致德国的分裂局面。即使在此情况下，东、西德及苏联和西方三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德国统一的努力，没有放弃或拒绝讨论德国统一和建立全德政府问题。
民主德国在成立的最初几年，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有主权的、民主的、和平的全德临时政府和四大国缔结对德和约，恢复德国的统一。 1950年11月30日，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致函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 希望在“缔结一项和约，以及恢复德国的统一”问题上，德国人民要“相互谅解”，并建议“在两个政府之间就成立一个全国立宪议会问题进行讨论”（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2），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鉴于美国积极准备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拉入西欧防务体系，德国统一面临困难的局面时，格罗提渥以民主德国政府名义于3月14日向全体德国人民发出号召， 争取实现全民投票，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成立全德立宪会议。民主德国还成立了全德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并发表声明提出将1924年3月6日魏玛共和国的选举法作为制定全国选举法的基础。联邦德国政府也一直坚持德国要重新统一。只是由于受西方盟国的影响，阿登纳强调德国统一“必须通过保证维护和巩固民主自由这一政治措施体现出来”，要求“让四个占领区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以产生一个全德议会”（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31页。）。1951年9月27日，阿登纳还发表声明宣布包括“保证在筹备和进行选举过程中政治活动的自由、保证选举秘密、在国际保护和国际监督下筹备和进行选举”等内容的14项选举原则，并强调只有根据这些原则才能进行自由选举。在美英法的操纵下，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对德国是否能进行自由选举进行调查，然而苏联和民主德国坚决反对。1952年2月13日，民主德国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发表了一份宣言，指出四国至今还没有缔结对德国和约，德国人民至今也没有建设自己的统一的独立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的可能性。宣言要求四大国尽快缔结对德和约。同时，民主德国政府致函联邦德国政府，要求支持这一建议。在民主德国的要求下，苏联于1952年3月10日照会西方三国政府， 并提出了一个对德和约草案。苏联要求西方三国“立即考虑签订对德和约问题”，“让一个全德政府代表德国直接参与”制定和约，并探讨“尽快建立一个表达德国人民意志的全德政府”的条件（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1985年版，第352页。）。 西方三国将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全德选举作为接受苏联建议的先决条件，然而苏联拒绝了这一先决条件。在联邦德国参与签订《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又称《欧洲军条约》或《巴黎条约》）、正式投入西欧防务体系后，民主德国仍没有放弃缔结和约和争取德国统一的努力。1954年8月4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建议与联邦议院共同呼吁四大国，在允许两个德国的代表以平等身份参加会议的条件下恢复中断了的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在《巴黎协定》签订的10月13日，苏联政府就对德和约、恢复德国的统一、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等问题照会三国政府，建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进行讨论。在苏联的建议下，四国外长会议从11月25日开始在柏林召开。由于西方三国和苏联在德国选举和成立全德政府等主要问题上分歧较大，四国外长会议未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协议。阿登纳认为，“解决德国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手里”（注：库特·宗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版，第208页。）。 而联邦德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所遵循的原则是：“自由先于统一”；“不能以脱离西方范围和放弃欧洲一体化的成就为代价来换取统一”（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3），第561页。）；不愿意因取得苏联的谅解，而失去经过艰苦努力才得到的西方盟国的支持和信任。由于联邦德国完全倒向西方，从而妨碍了德国问题的解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九国签订了《巴黎协定》和联邦德国议院批准《巴黎协定》之后，德国统一问题逐渐陷入僵局。尽管如此，联邦德国也一直没有放弃德国统一的旗帜，一直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由于“柏林墙”的存在，联邦德国要求德国统一的愿望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民主德国虽然一直到1959年还不断发表声明和建议，表示愿意缔结和约和实现德国的统一，但自“柏林墙”建筑之后，一步一步地紧闭了通往统一的大门，逐渐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再也没有同联邦德国讨论过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1962年3月， 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发表声明，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关于苏联“将不坚持在1961 年12月31日以前缔结对德和约”的观点。1967年4月27日，乌布利希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联合当然是不可能的”。随后，民主德国坚持两个德国的观点，主张两个德国之间相互承认，并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1968年3月25 日通过的民主德国新宪法规定：“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护两个德国的正常关系和合作，是民主德国的民族要求”。在1971年民德党的“八大”上，昂纳克甚至提出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民族”的两个德意志民族的观点，两个民族“水火不相容”，因此德国不存在重新统一的问题。在70年代初，联邦德国放弃了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开始实行“新东方政策”，对民主德国实施“以接近求转变”的策略。1972年11月，两个德国签订了发展国家关系的《基础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虽然条约规定两国彼此为主权国家，但民主德国坚持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两国要互派大使，西柏林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对此，联邦德国予以拒绝。联邦德国尽管承认了两个德国的现状，但仍坚持两个德国不互为外国，仍未放弃“民族统一”的立场。
“柏林墙”建筑之前，尽管两个德国在美苏的操纵下，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存在较大的矛盾和分歧，但毕竟都没有拒绝讨论德国统一问题。“柏林墙”建成之后，两个德国不但停止了讨论德国统一的话题，而且双方死死关闭了互相交流的闸门，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局面。除了上层彼此不接触、不往来之外，民间接触也十分困难。“柏林墙”只有七个过境站，实际上阻断了东、西柏林及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的一切交通联系，使两国骨肉同胞相互不能正常往来，人口200 多万的西柏林变成了一座“孤岛”。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也仅仅只借助于三条空中走廊、四条公路、四条铁路和三条水路。两国关系《基础条约》签订之后，双方人员交往虽然不断增加，但“柏林墙”仍然发挥着它的阻碍作用。不少民主德国公民出于各种原因，冒着生命危险非法翻越“柏林墙”，逃到西柏林和联邦德国，逃亡流血事件经常发生。不难想象，“柏林墙”给两德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和灾难！
“柏林墙”的建立虽然给民主德国暂时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促进了民德经济的发展，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精神情感上更大的创伤。
三、“柏林墙”的开放导致德国统一问题的再提出
只要美苏“冷战”对峙的格局存在，只要“柏林墙”还仍然存在，德国的统一问题不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如此，联邦德国也一直没有放弃统一的旗帜，并千方百计寻求统一的时机。东欧剧变导致雅尔塔格局的动摇，为德国统一提供了机遇。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主张缓和东西方关系、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新思维”影响下，以及西方政治势力利用戈氏的“新思维”对东欧进行煽动和干涉下，以波兰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1988年初开始先后出现政治剧变。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有的是将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导入歧途，有的是没有及时改革被反对派所推翻。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尤其是在波兰、匈牙利局势影响下，民主德国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政局也急剧动荡。动荡的起因是大批民德居民通过匈牙利、越过匈奥边界出逃到联邦德国（注：至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边界为止，约有8万民德公民出走到联邦德国。），其规模之大，是自1961年建筑“柏林墙”以来所从未有过的。虽然在《基础条约》签订以来两个德国之间人员交往不断增加，但两国居民之间并非可以自由往来，“柏林墙”仍然发挥着阻止两国人民自由往来的作用。民德公民潮水般涌向西方，极大地冲击着国内的政治局势。此时，又正值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之际。10月6日， 戈尔巴乔夫应邀前来参加民主德国国庆庆典。戈氏利用这一机会大谈他的“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告诫民德领导人要改革，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10月7日， 他与昂纳克会晤时说：“谁跟不上形势，谁就会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注：S.布劳恩等编：《1990年10月3日：统一之路，1949年至1990 年文件汇编》（Sabine Braun usw.,3.Oktober Der Weg zur Einheit ,Eine Dokumentation 1949—1990），慕尼黑1990年版，第77页。）戈氏的到来，无异于给民主德国的局势火上加油。诚然，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在东欧国家中是比较高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人民群众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够、高级官员中享有特权、出国旅游受限制和领导人不改革有不少意见。因此，民主德国也确实面临着改革的问题。
由于民德领导人没有针对民主德国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改革，在民主德国40周年国庆和戈尔巴乔夫访问之后，政治局势急剧恶化。在民德公民掀起出走浪潮的同时，从莱比锡开始全国又爆发了一股游行示威浪潮。游行群众要求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按劳分配，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选举自由”。游行示威给民德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分歧激化，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了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虽然接替昂纳克出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的埃贡·克伦茨表示决心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并公布了改革的行动纲领草案要点；与此同时，政府也下令取消一些高级官员的特权，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是，反对派势力仍然不满，继续组织人民群众上街游行，东柏林和莱比锡于11月4日和6日又有几十万人举行大游行，在游行中要求“旅游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民德局势继续动荡不宁。在此同时，由于民德政府于11月1日重新开放了自10月3日以来关闭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再次出现了民德公民又经捷克斯洛伐克出走到联邦德国的浪潮。在此情况下，民德统一社会党于11月9 日晚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宣布民主德国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注：S.布劳恩等编：《1990年10月3日：统一之路，1949年至1990 年文件汇编》（Sabine Braun usw., 3. Oktober Der Weg zur Einheit, Eine Dokumentation 1949—1990），慕尼黑1990年版，第78页。）。这一决定公布之后，人们潮水般涌向东德各边境站大门，等待出境。这一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民主德国自40年来第一次开放了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打开了两国之间长期封闭的闸门。
实现两德的统一，是联邦德国一直刻意追求的目标。联邦德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只有在东西方相互谅解、消除对抗的气氛中和两德人民通过相互交流、强烈要求统一的情况下，统一的机遇才会到来。为此，联邦德国有志于统一的政治家们一直苦苦地等待着。“柏林墙的开放，铁幕不存在了”（注：希尔马尔·霍夫曼等：《欧洲的重建，德国的统一和欧洲一体化》（Der Umbau Europas,Deutsche Einheit und europ
ische Integra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1年版，第18页。）， 被束之高阁的德国统一问题有可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正在波兰访问。当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于11月10日上午回国。科尔意识到“柏林墙”的开放，为德国重新统一提供了机遇。他早就希望通过民德发生的变化使两德人民接近，为德国的统一打下基础。现在民德宣布开放“柏林墙”，东西德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从而有可能将德国统一问题重新提出来。面对这一新形势，联邦政要欣喜不已。科尔高兴地说：“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现在是极其愉快的时刻”；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于11月10日说：“昨晚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时刻的到来意味着战后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科尔从波兰回国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采取紧急措施以适应两德边界开放后给联邦德国带来的新形势。为迎接民德公民的到来，联邦德国内政部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准备，对前来联邦德国的任何民德公民都予以接纳，并规定到西柏林和联邦德国的任何民德公民，每人的“欢迎金”由原来的30马克增加到100马克，只要民德公民过了边界， 凭护照或身份证就可以在银行、储蓄所、邮局领取。由于联邦德国的积极反应，11 月有50万人、12月有100万人到西柏林和西德探亲访友或观光旅游；至1990年初，去西德和西柏林的民德公民逾1000多万人次，通过各种途径在联邦德国定居的约有20万人。对此，西方人士认为，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和边界，是两德“事实上重新统一的预兆”。
“柏林墙”的开放，使联邦德国一些政治家改变了以前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等待观望、沉默谨慎的态度，也大造统一的舆论，认为德国统一问题“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有利时机”，纷纷探讨德国的重新统一问题。曾在“柏林墙”建筑时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说：“柏林墙”的开放，可能标志着“向德国统一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科尔更是充满信心地认为，他“从内心感到历史的方向在朝统一前进”，“德国问题已摆上了案头”。在“柏林墙”开放不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就访问了柏林波茨坦广场的过境站。为了促进民主德国的转变，联邦德国政府经济部于11月4日宣布有条件地帮助民主德国发展经济的计划。 不仅政界对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极感兴趣，而且两德人民群众大多数都赞成统一。1990年初， 联邦德国有关机构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 85%的联邦德国公民赞成德国的统一，其中27%的人表示愿意将自己积蓄的钱奉献给祖国的统一大业。在民主德国，90%左右的人希望两德重新统一。虽然新上任的民德总理莫德罗认为没有理由讨论两德的统一问题，两个德国的存在是欧洲稳定的基础，两德只能建立一种稳定的、可测度的关系。但是，为了稳定民德的局势，他也想利用联邦德国的经济力量来改善民德的状况，因而急于用条约的形式把两德的经济合作固定下来，于11月17日提出了建立两德“条约共同体”的构想。
科尔及时抓住这一机遇，于11月28日向联邦议院提出了《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10点计划》（注：格尔哈特·迈尔：《民主德国的转折》（Gerhart Mairer,Die Wende in der DDR），波恩1990年版，第68 页。），正式提出了德国统一问题，并设想德国的统一通过三个步骤实现：第一步，接受莫德罗的“条约共同体”的构想，加强两国在经济、交通、环保、科技、卫生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促进民德按联邦德国的模式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步，按照“条约共同体”，建立两德多方面的共同机构，如在民德自由选举之后建立两德联合政府委员会、共同的议会机构等；第三步，发展两德之间的邦联结构，最后建立一个联邦，进而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最终实现德国的统一。实现这些步骤的前提条件是民德必须有一个“民主合法性的政府”，政治上“取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垄断统治”，经济上“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科尔还认为，德国的统一应同欧洲联合和东西方关系“联系”起来。
在“10点计划”出台后不久，科尔便急于访问民主德国。12月8 日，他在访问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强调：“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政治意识，时刻牢记和增强德意志民族休戚相关的情谊。”（注：格尔哈特·迈尔：《民主德国的转折》（Gerhart Mairer, Die Wendein derddr），波恩1990年版，第42页。）12月19日至20日，科尔访问民主德国，与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建立两德混合委员会和两德共同经济委员会的协议。
虽然民主德国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对科尔的“10点计划”开始反映十分冷淡，认为重新统一问题还提不上日程。但是，随着民主德国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一步变化，以及大多数德国人都希望德国统一，苏联和民主德国对德国统一的态度在1990年初发生了变化。1 月30日，莫德罗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对莫德罗说，德国统一问题“并非出乎意料”。莫德罗在领会了戈氏的意思后，回到东柏林就修正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2月1日，他提出了一项关于《通往德国统一道路的方案》，同意德国统一。西德政界认为莫德罗的方案是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科尔在表示欢迎莫德罗方案的同时，只是反对民德提出的统一后的德国保持“军事中立”的主张，认为应留在北约。至此，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赞成德国的统一。
“柏林墙”的开放，在两德带来了统一的话题，提出了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从而才有可能使德国的统一问题在1990年10月3 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