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评西方重评派关于十月革命的若干观点
俞良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9年01期第35～39页
【作者简介】俞良早 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武汉市 430062
从世界范围看，本世纪60年代以前，对十月革命与俄国问题的研究，有三个派别：一是苏联派，即苏联国内作为党领导的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历史学领域。二是自由派，即由西方学者和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流亡到西方的原俄国学者组成的、在观点上与苏联派针锋相对的学术派别。三是自由意志派，即由西方的一些在政治上属于极左派的著作家组成的、站在极左的立场上研究十月革命与俄国问题的派别。60年代以来，西方的另一些学者开始打破上述格局。他们打出重新评价十月革命与俄国问题的旗帜，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就十月革命和俄国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以上三个派别的观点和结论。这个派别就是所谓“重评派”。当前，研究和评析西方重评派的观点，有利于真正搞清楚历史事实，推进我国有关学科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
一、关于如何认识十月革命过程中群众的革命热情？
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以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激发为前提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或工农革命的十月革命，必然发生在工农群众革命热情充分激发的前提下。历史充分说明，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及革命士兵，是十月革命的主力军。没有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可是，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必须正确地进行认识，即必须正确地说明它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作用等等。西方重评派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西方重评派提出，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行为是客观环境与他们的本能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他们的宣传工作不起什么作用。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爱·阿克顿在有关著作中指出：“1917年间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行动可以根据他们本身的情况来理解，几乎不必考虑上面对他们的奉承和讨好，群众当然要受到各个互相敌对的领导人所发出的呼吁、指示、纲领和语言的影响，但有一个情况是突出的：一旦二月革命摧毁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传统权威，他们对那些打算充当他们的领袖的人所起的影响与后者对他们所起的影响一样大。”（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99页，1997。）这一论断的意思是，应该根据群众“本身的情况”即他们的本能来理解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行动，“不必考虑”革命政党及领袖对他们的宣传工作，如果说革命领袖对他们有一定影响的话，那末他们对革命领袖也有同样的影响。这种互相影响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这里如此说，在于否定革命领袖对群众有积极影响的作用。爱·阿克顿还说：“他们（指群众——引者注）的行动大部分是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他们的干预行动、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促使他们的政治忠诚改变的推动力是他们对自己目标的基本上自主的和合理的追求。”（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99页，1997。）
爱·阿克顿为证明上述观点，对俄国农民、士兵和工人的情况分别进行了分析。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在1905年革命过程中和十月革命过程中，他们都提出了关于土地的要求，表达了革命的愿望和热情。可是，阿克顿认为，农民的这种要求、愿望和热情是自发产生的。他认为农民“提出问题，他们争辩，他们思考。处于这巨大交往过程中心的不是从别处寄来或带来的宣传品，而是几百万文盲或半文盲的村民在政治上进行自我理解和自我教育的规模庞大的和自发的努力。”（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01页，1997。）二月革命以后， 革命士兵的愿望有两个：一是改变他们与军官之间的关系，实现官兵平等；二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对此，阿克顿说：“士兵的反战情绪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一样，都不能用外部宣传来加以说明。根据资料很难精确地说明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军队中反战情绪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每一处前线的压倒性和平愿望都表明反叛精神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验的产物。”（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02页，1997。）即认为， 士兵的革命愿望和热情也是自发产生的。俄国工人积极地参加工会和地方苏维埃，迫切要求用一个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代替临时政府。阿克顿在叙述了1917年工人斗争的情况后指出：“通过追踪考察工人的干预行动所采取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已经证实他们的抗议基本上是独立自主和有理性的。”（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04页，1997。）“工人中的激进化既不是外来操纵的结果，也不是天真的和乌托邦式的。”（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105页，1997。）在这里，他认为这种斗争“不是外来操纵的结果”，是“独立自主”地形成的。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工人的革命热情及斗争也是自发地形成的。
上述重评派的观点，违背了革命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世界历史跨入近代以来，不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或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是先有革命的舆论，即革命的先驱者先进行理论宣传，启发群众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的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创立了“理性”论、“主权在民”论和“社会契约”论，用这些理论来宣传群众和动员群众，启发了群众的觉悟，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从而才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上半期，启蒙学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通过创办各种杂志，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于是产生了19世纪60年代的农民革命运动。70年代初，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从城市走向农村，向农民宣传推翻沙皇制度和由村社为起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上述俄国的这些革命斗争虽然都遭受了挫折或失败，但是它的过程说明，思想理论的宣传，对于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激发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更证明了这一点，1883年建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并且撰写结合俄国实际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在国外出版，秘密运回俄国，向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人们的革命觉悟和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20世纪初，列宁在国外创办《火星报》，写作和出版了《怎么办？》等著作，目的也在于向人民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人民和端正俄国革命运动的方向。可以说，没有以上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就没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就没有日益发展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显然，西方重评派把群众革命热情的激发与革命政党的宣传工作割裂开来，否定革命政党宣传工作的意义，强调群众可以从自己的本能产生革命的热情以及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行动，违 背了革命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上述重评派的观点，不符合十月革命过程中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大力地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对于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资料反映，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内，彼得格勒、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士拉、萨马拉等地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就散发了反战传单。特别是彼得格勒党组织，它们在战争期间散发了90多种传单， 平均每月3种，共达30万份。它们散发的传单遍及整个俄国。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工作，工人群众反对战争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罢工的形式，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1914年，俄国发生了70多次工人罢工。1915年，罢工的次数超过了1000次，有50多万工人参加。面对着工人运动的风潮，沙皇政府在各地组织半官方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诱骗工人参加该委员会下面的“工人小组”，企图以此证明俄国已经出现“阶级和平”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工人参加该委员会，在工厂中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工作。由此，工人群众的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该委员会。据统计， 在239个地区和企业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中，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只有36个。这个事实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二月革命以后，党通过自己的工作，促进了各地苏维埃的建立。1917年3月，在省城、 县城和各工业中心成立了400多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夏天，农村也成立了400多个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军队中，普遍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党在军队中出版了《士兵真理报》和《战壕真理报》。6月18日，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在前线发动一次进攻，于18日举行一次群众示威游行，从而造成群众支持前线进攻的假象。布尔什维克党向群众揭穿了资产阶级的阴谋。当18日50万群众参加游行时，绝大多数人呼喊的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事实说明，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工作，首都的无产阶级和士兵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西方重评派把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工作同群众的革命热情割裂开来，认为群众可以自发地产生革命热情，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重评派的观点一是违背了革命发展和胜利的基本规律，因为近代以来任何革命的胜利都是坚强的革命政党组织或领导的结果。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指导的结果，是党直接的、正确的领导的结果。任何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两个问题。
重评派关于群众可以本能地产生革命热情的观点，以及应该从他们身上发现十月革命原因的观点，同自由派的传统观点相比较，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自由派无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他们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小撮人利用不稳定局势而发动的一场政变。这种观点，是对十月革命的阶级性质以及人民群众作用和革命领袖作用的根本否定。与这种反对的观点相比较，重评派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有接近于事实的一面，即它重视肯定群众在十月革命的作用。
二、关于如何认识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状况及其作用？
西方重评派对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状况作了考察，认为与其他较激进的政党或组织相比较，布尔什维克党显示了它组织上的优越性。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直到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处在它的母党社会革命党的阴影之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没有建立起自己明确的党的组织网络，无政府主义者未能建立起任何全国性的组织。与此相比，则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上的优势。可是，他们提出，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的威力很容易被夸大。
重评派认为，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爱克顿说：“党在1917年期间决不是高度集中和有严格纪律的，它在‘内部’是比较民主、宽容和分散化的。”（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11页，1997。）在这里，他决不是赞扬党内的民主制度或民主生活，而是强调党组织的“分散化”或者说松散化。他还认为，党的领导程序是很原始的，中央书记处是一个临时凑合的机构，它没有足够的人手开展工作。而且铁路和邮政的严重破坏妨碍了党组织的交往，地方党组织不能定期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向地方发送的《真理报》和有关指示也不能顺利到达。领导者的权力是很小的，上级指令调动下级某个干部的工作岗位，有时被任意置之不理。中央发给地方党组织的政策性指令，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要看它是否符合地方党组织的意见。地方党组织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城市党的委员会要对郊区委员会施行权威十分困难，而一些基层支部往往不服从郊区委员会的领导。上述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没有，但决不是普遍现象。然而，重评派正是把它作为普遍现象看待的。他们认为，由于上述问题，党没有战斗力，“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事业要取决于它的组织的力量的话，那么它在1917年10月的前途是很暗淡的。”（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112页，1997。）上述重评派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的观点，不符合十月革命过程中该党组织状况的事实。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党组织的活动是正常的和积极的，它的力量是不断壮大的。4月初， 列宁就俄国革命发展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10天以后，召开了彼得格勒市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列宁所作的报告，赞成列宁就革命发展提出的纲领性意见。接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于4月下旬举行。 会议讨论了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案。这时，党有78个地方党组织，有8万名党员。七月事变的发生， 使国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党于7月下旬至8月初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党已经有162个地方党组织，有24万名党员。 党组织的力量同4月份相比较，已经有很大的发展。 这次大会除了讨论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以外，专门研究了党组织建设的问题，对党章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原党章第一条规定，凡承认党纲、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现在补充了一句：党员必须“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新党章中还增加了一条：“各单位党组织接受新党员时，须有两名党员介绍，并经各该党组织全体党员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规定，必须定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一次）和中央全会（至少两个月一次），各级党组织都要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的组织原则（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247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0。）。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十分重视党组织建设，而且十分有成效。由于党组织不断发展，力量不断增强，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大。8月底和9月初，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先后通过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从政治上站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边。随后，基辅、哈尔科夫、喀山、乌法、明斯克、列维里、塔什干等全国大多数城市及工业区的苏维埃也站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边。党掌握了工农和革命士兵的力量，为十月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显然，重评派说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松散组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上述重评派的观点，相悖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传统。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1903年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党章第一条提出的条文强调，只有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可以成为党员，深刻的含义在于力图使党成为一个有众多地方组织、由党组织领导党员开展活动、组织关系十分严密的战斗集体。他提出的这一条文遭到了孟什维克的反对。孟什维克从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现状出发，攻击列宁的建党主张损害了党内民主与平等的原则，有官僚主义集中制的倾向。列宁撰写了著名的《进一步，退一步》，郑重提出，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只能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党的纪律是巩固党的组织和保证党内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此后，列宁的这一思想一直指导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在党建立的初期，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低潮时期，在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性，成功地开展秘密斗争，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列宁在有关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它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之一。如果确认布尔什维克党具有这一历史传统和基本经验，那么认为十月革命时期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从何说起呢？！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重评派提出，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是党的领导机关正确决策的结果，而是党的领导机关对党员群众意志的认同，是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施加影响的结果。阿克顿说：党组织的发展以及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形成“有一个关键性条件，这就是它对舆论的变化和俄国不同地区的动荡的政治形势非常敏感。能做到这一点的保证恰恰是党的领导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普通党员。相反，……通过党的内部选举和这一年内多次举行的地方的、地区的和全国的代表会议，党员群众对政策的形成施加了影响。”（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113页，1997。）如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群众的智慧，那末可以说党员群众的意志能够作用于党的正确决策。但是，阿克顿的以上论断，意思不在于此，而在于说明党中央没有能力进行正确的决策。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譬如，关于必须进行十月武装起义，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正确决策的结果。1917年9月12日至14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匿居在外地的列宁，先后给党中央以及彼得格勒市党组织、莫斯科市党组织写了《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的信件，号召进行武装起义。他回到彼得格勒以后，于10月10日主持了党中央的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由于列宁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终于成为胜利的事实。重评派所谓党的领导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普通党员、党的正确决策是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施加影响的结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三、关于如何认识十月革命胜利的过程及原因？
关于十月革命胜利的过程，重评派提出：“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方式留下了一个很长的阴影。”（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21页， 1997。）意思是说，在武装起义的前夕，即10月24日下午，布尔什维克的两位领导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的会议上保证，党没有夺取政权的意图或者没有抢在代表大会之前夺取政权的意图。而在这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委员会发表声明，自己不准备夺取政权。他们欺骗了自己的同志和自己的同道者。根据这一点，阿克顿说：“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上的伪善’和他们‘背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采取的行动，温和社会党人才以此为理由退出了代表大会。同样，他们受到凌辱的感觉也对取得政权后为建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而进行的谈判起了破坏作用。”（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22页，1997。）
上述重评派的观点，一是说明他们不懂得武装起义的基本规律，二是说明他们没有深入地研究和了解布尔什维克党与温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武装起义，都是残酷的、流血的斗争。俄国十月武装起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问题。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秘密地进行，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怎么可以设想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机关在武装起义之前把准备进行的这个行动向自己的党员作通报并向其他政党作通报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把这个行动公开化了吗？那么，这个行动还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吗？难道能够以此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政治上的伪善”吗？再则，所谓温和社会党人即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它们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固有特性，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往往动摇妥协，甚至公开站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边。在七月事变过程中，它们控制的苏维埃公然站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立场上，支持对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对于这样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怎么可以把武装起义的决定向他们作通报呢？布尔什维克党怎么可以同他们合作建立所谓“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呢？所以，它们退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它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决定的，在以后发展过程中建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的努力归于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重评派还提出：“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的胜利并不像苏联的、自由派的或自由意志派的解释那样，是由于有效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谋略。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来自它对苏维埃权力这一目标的认同。在‘十月’时，这一目标在城市和军队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在农村也获得默许的支持。”（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23页，1997。）意思是说， 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作用不大，起作用的是它们对于苏维埃权力的认同，即对群众意志的认同。
上文已经论及，重评派认为党的正确决策是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施加影响的结果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正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正确决策，才有十月起义的胜利。怎么可以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它们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呢？再则，就“苏维埃权力这一目标”而言，不能忽视布尔什维克党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存在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政权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政权是工兵代表苏维埃。针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领导群众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七月事变过程中，当时控制苏维埃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向临时政府妥协，使苏维埃变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收回这一口号。9月，由于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各地的苏维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布尔什维克党再次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且通过领导十月起义实现了这一目标。可见，谈起“苏维埃权力这一目标”时，不能忽视布尔什维克党为此作出的努力。如果不是党的这些工作，群众能够对苏维埃在革命过程中性质和地位的几次变化产生自觉的认识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一目标的认同，而是党通过自己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正确地领导群众开展了斗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9年01期第35～39页
【作者简介】俞良早 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武汉市 430062
| 【内容提要】 | 人民群众是十月革命的主力军，没有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十月革命过程中，正是由于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十月革命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能否认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群众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
一、关于如何认识十月革命过程中群众的革命热情？
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以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激发为前提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或工农革命的十月革命，必然发生在工农群众革命热情充分激发的前提下。历史充分说明，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及革命士兵，是十月革命的主力军。没有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可是，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必须正确地进行认识，即必须正确地说明它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作用等等。西方重评派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西方重评派提出，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行为是客观环境与他们的本能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他们的宣传工作不起什么作用。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爱·阿克顿在有关著作中指出：“1917年间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行动可以根据他们本身的情况来理解，几乎不必考虑上面对他们的奉承和讨好，群众当然要受到各个互相敌对的领导人所发出的呼吁、指示、纲领和语言的影响，但有一个情况是突出的：一旦二月革命摧毁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传统权威，他们对那些打算充当他们的领袖的人所起的影响与后者对他们所起的影响一样大。”（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99页，1997。）这一论断的意思是，应该根据群众“本身的情况”即他们的本能来理解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行动，“不必考虑”革命政党及领袖对他们的宣传工作，如果说革命领袖对他们有一定影响的话，那末他们对革命领袖也有同样的影响。这种互相影响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这里如此说，在于否定革命领袖对群众有积极影响的作用。爱·阿克顿还说：“他们（指群众——引者注）的行动大部分是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他们的干预行动、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促使他们的政治忠诚改变的推动力是他们对自己目标的基本上自主的和合理的追求。”（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99页，1997。）
爱·阿克顿为证明上述观点，对俄国农民、士兵和工人的情况分别进行了分析。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在1905年革命过程中和十月革命过程中，他们都提出了关于土地的要求，表达了革命的愿望和热情。可是，阿克顿认为，农民的这种要求、愿望和热情是自发产生的。他认为农民“提出问题，他们争辩，他们思考。处于这巨大交往过程中心的不是从别处寄来或带来的宣传品，而是几百万文盲或半文盲的村民在政治上进行自我理解和自我教育的规模庞大的和自发的努力。”（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01页，1997。）二月革命以后， 革命士兵的愿望有两个：一是改变他们与军官之间的关系，实现官兵平等；二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对此，阿克顿说：“士兵的反战情绪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一样，都不能用外部宣传来加以说明。根据资料很难精确地说明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军队中反战情绪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每一处前线的压倒性和平愿望都表明反叛精神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验的产物。”（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02页，1997。）即认为， 士兵的革命愿望和热情也是自发产生的。俄国工人积极地参加工会和地方苏维埃，迫切要求用一个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代替临时政府。阿克顿在叙述了1917年工人斗争的情况后指出：“通过追踪考察工人的干预行动所采取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已经证实他们的抗议基本上是独立自主和有理性的。”（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04页，1997。）“工人中的激进化既不是外来操纵的结果，也不是天真的和乌托邦式的。”（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105页，1997。）在这里，他认为这种斗争“不是外来操纵的结果”，是“独立自主”地形成的。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工人的革命热情及斗争也是自发地形成的。
上述重评派的观点，违背了革命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世界历史跨入近代以来，不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或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是先有革命的舆论，即革命的先驱者先进行理论宣传，启发群众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的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创立了“理性”论、“主权在民”论和“社会契约”论，用这些理论来宣传群众和动员群众，启发了群众的觉悟，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从而才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上半期，启蒙学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通过创办各种杂志，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于是产生了19世纪60年代的农民革命运动。70年代初，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从城市走向农村，向农民宣传推翻沙皇制度和由村社为起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上述俄国的这些革命斗争虽然都遭受了挫折或失败，但是它的过程说明，思想理论的宣传，对于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激发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更证明了这一点，1883年建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并且撰写结合俄国实际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在国外出版，秘密运回俄国，向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人们的革命觉悟和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20世纪初，列宁在国外创办《火星报》，写作和出版了《怎么办？》等著作，目的也在于向人民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人民和端正俄国革命运动的方向。可以说，没有以上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就没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就没有日益发展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显然，西方重评派把群众革命热情的激发与革命政党的宣传工作割裂开来，否定革命政党宣传工作的意义，强调群众可以从自己的本能产生革命的热情以及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行动，违 背了革命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上述重评派的观点，不符合十月革命过程中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大力地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对于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资料反映，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内，彼得格勒、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士拉、萨马拉等地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就散发了反战传单。特别是彼得格勒党组织，它们在战争期间散发了90多种传单， 平均每月3种，共达30万份。它们散发的传单遍及整个俄国。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工作，工人群众反对战争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罢工的形式，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1914年，俄国发生了70多次工人罢工。1915年，罢工的次数超过了1000次，有50多万工人参加。面对着工人运动的风潮，沙皇政府在各地组织半官方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诱骗工人参加该委员会下面的“工人小组”，企图以此证明俄国已经出现“阶级和平”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工人参加该委员会，在工厂中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工作。由此，工人群众的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该委员会。据统计， 在239个地区和企业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中，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只有36个。这个事实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二月革命以后，党通过自己的工作，促进了各地苏维埃的建立。1917年3月，在省城、 县城和各工业中心成立了400多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夏天，农村也成立了400多个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军队中，普遍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党在军队中出版了《士兵真理报》和《战壕真理报》。6月18日，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在前线发动一次进攻，于18日举行一次群众示威游行，从而造成群众支持前线进攻的假象。布尔什维克党向群众揭穿了资产阶级的阴谋。当18日50万群众参加游行时，绝大多数人呼喊的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事实说明，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工作，首都的无产阶级和士兵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西方重评派把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工作同群众的革命热情割裂开来，认为群众可以自发地产生革命热情，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重评派的观点一是违背了革命发展和胜利的基本规律，因为近代以来任何革命的胜利都是坚强的革命政党组织或领导的结果。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指导的结果，是党直接的、正确的领导的结果。任何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两个问题。
重评派关于群众可以本能地产生革命热情的观点，以及应该从他们身上发现十月革命原因的观点，同自由派的传统观点相比较，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自由派无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他们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小撮人利用不稳定局势而发动的一场政变。这种观点，是对十月革命的阶级性质以及人民群众作用和革命领袖作用的根本否定。与这种反对的观点相比较，重评派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有接近于事实的一面，即它重视肯定群众在十月革命的作用。
二、关于如何认识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状况及其作用？
西方重评派对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状况作了考察，认为与其他较激进的政党或组织相比较，布尔什维克党显示了它组织上的优越性。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直到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处在它的母党社会革命党的阴影之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没有建立起自己明确的党的组织网络，无政府主义者未能建立起任何全国性的组织。与此相比，则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上的优势。可是，他们提出，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的威力很容易被夸大。
重评派认为，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爱克顿说：“党在1917年期间决不是高度集中和有严格纪律的，它在‘内部’是比较民主、宽容和分散化的。”（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11页，1997。）在这里，他决不是赞扬党内的民主制度或民主生活，而是强调党组织的“分散化”或者说松散化。他还认为，党的领导程序是很原始的，中央书记处是一个临时凑合的机构，它没有足够的人手开展工作。而且铁路和邮政的严重破坏妨碍了党组织的交往，地方党组织不能定期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向地方发送的《真理报》和有关指示也不能顺利到达。领导者的权力是很小的，上级指令调动下级某个干部的工作岗位，有时被任意置之不理。中央发给地方党组织的政策性指令，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要看它是否符合地方党组织的意见。地方党组织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城市党的委员会要对郊区委员会施行权威十分困难，而一些基层支部往往不服从郊区委员会的领导。上述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没有，但决不是普遍现象。然而，重评派正是把它作为普遍现象看待的。他们认为，由于上述问题，党没有战斗力，“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事业要取决于它的组织的力量的话，那么它在1917年10月的前途是很暗淡的。”（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112页，1997。）上述重评派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的观点，不符合十月革命过程中该党组织状况的事实。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党组织的活动是正常的和积极的，它的力量是不断壮大的。4月初， 列宁就俄国革命发展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10天以后，召开了彼得格勒市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列宁所作的报告，赞成列宁就革命发展提出的纲领性意见。接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于4月下旬举行。 会议讨论了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案。这时，党有78个地方党组织，有8万名党员。七月事变的发生， 使国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党于7月下旬至8月初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党已经有162个地方党组织，有24万名党员。 党组织的力量同4月份相比较，已经有很大的发展。 这次大会除了讨论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以外，专门研究了党组织建设的问题，对党章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原党章第一条规定，凡承认党纲、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现在补充了一句：党员必须“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新党章中还增加了一条：“各单位党组织接受新党员时，须有两名党员介绍，并经各该党组织全体党员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规定，必须定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一次）和中央全会（至少两个月一次），各级党组织都要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的组织原则（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247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0。）。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十分重视党组织建设，而且十分有成效。由于党组织不断发展，力量不断增强，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大。8月底和9月初，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先后通过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从政治上站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边。随后，基辅、哈尔科夫、喀山、乌法、明斯克、列维里、塔什干等全国大多数城市及工业区的苏维埃也站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边。党掌握了工农和革命士兵的力量，为十月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显然，重评派说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松散组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上述重评派的观点，相悖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传统。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1903年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党章第一条提出的条文强调，只有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可以成为党员，深刻的含义在于力图使党成为一个有众多地方组织、由党组织领导党员开展活动、组织关系十分严密的战斗集体。他提出的这一条文遭到了孟什维克的反对。孟什维克从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现状出发，攻击列宁的建党主张损害了党内民主与平等的原则，有官僚主义集中制的倾向。列宁撰写了著名的《进一步，退一步》，郑重提出，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只能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党的纪律是巩固党的组织和保证党内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此后，列宁的这一思想一直指导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在党建立的初期，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低潮时期，在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性，成功地开展秘密斗争，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列宁在有关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它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之一。如果确认布尔什维克党具有这一历史传统和基本经验，那么认为十月革命时期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从何说起呢？！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重评派提出，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是党的领导机关正确决策的结果，而是党的领导机关对党员群众意志的认同，是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施加影响的结果。阿克顿说：党组织的发展以及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形成“有一个关键性条件，这就是它对舆论的变化和俄国不同地区的动荡的政治形势非常敏感。能做到这一点的保证恰恰是党的领导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普通党员。相反，……通过党的内部选举和这一年内多次举行的地方的、地区的和全国的代表会议，党员群众对政策的形成施加了影响。”（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113页，1997。）如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群众的智慧，那末可以说党员群众的意志能够作用于党的正确决策。但是，阿克顿的以上论断，意思不在于此，而在于说明党中央没有能力进行正确的决策。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譬如，关于必须进行十月武装起义，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正确决策的结果。1917年9月12日至14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匿居在外地的列宁，先后给党中央以及彼得格勒市党组织、莫斯科市党组织写了《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的信件，号召进行武装起义。他回到彼得格勒以后，于10月10日主持了党中央的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由于列宁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终于成为胜利的事实。重评派所谓党的领导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普通党员、党的正确决策是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施加影响的结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三、关于如何认识十月革命胜利的过程及原因？
关于十月革命胜利的过程，重评派提出：“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方式留下了一个很长的阴影。”（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21页， 1997。）意思是说，在武装起义的前夕，即10月24日下午，布尔什维克的两位领导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的会议上保证，党没有夺取政权的意图或者没有抢在代表大会之前夺取政权的意图。而在这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委员会发表声明，自己不准备夺取政权。他们欺骗了自己的同志和自己的同道者。根据这一点，阿克顿说：“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上的伪善’和他们‘背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采取的行动，温和社会党人才以此为理由退出了代表大会。同样，他们受到凌辱的感觉也对取得政权后为建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而进行的谈判起了破坏作用。”（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22页，1997。）
上述重评派的观点，一是说明他们不懂得武装起义的基本规律，二是说明他们没有深入地研究和了解布尔什维克党与温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武装起义，都是残酷的、流血的斗争。俄国十月武装起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问题。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秘密地进行，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怎么可以设想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机关在武装起义之前把准备进行的这个行动向自己的党员作通报并向其他政党作通报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把这个行动公开化了吗？那么，这个行动还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吗？难道能够以此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政治上的伪善”吗？再则，所谓温和社会党人即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它们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固有特性，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往往动摇妥协，甚至公开站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边。在七月事变过程中，它们控制的苏维埃公然站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立场上，支持对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对于这样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怎么可以把武装起义的决定向他们作通报呢？布尔什维克党怎么可以同他们合作建立所谓“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呢？所以，它们退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它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决定的，在以后发展过程中建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的努力归于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重评派还提出：“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的胜利并不像苏联的、自由派的或自由意志派的解释那样，是由于有效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谋略。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来自它对苏维埃权力这一目标的认同。在‘十月’时，这一目标在城市和军队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在农村也获得默许的支持。”（注：刘叔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23页，1997。）意思是说， 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作用不大，起作用的是它们对于苏维埃权力的认同，即对群众意志的认同。
上文已经论及，重评派认为党的正确决策是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施加影响的结果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正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正确决策，才有十月起义的胜利。怎么可以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它们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呢？再则，就“苏维埃权力这一目标”而言，不能忽视布尔什维克党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存在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政权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政权是工兵代表苏维埃。针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领导群众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七月事变过程中，当时控制苏维埃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向临时政府妥协，使苏维埃变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收回这一口号。9月，由于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各地的苏维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布尔什维克党再次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且通过领导十月起义实现了这一目标。可见，谈起“苏维埃权力这一目标”时，不能忽视布尔什维克党为此作出的努力。如果不是党的这些工作，群众能够对苏维埃在革命过程中性质和地位的几次变化产生自觉的认识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一目标的认同，而是党通过自己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正确地领导群众开展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