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争雄竞长的十年 盛极转衰的十年
——简析七十年代的苏联对外关系
范晓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04期第99～103页
【英文标题】A Decade of Contending for Supremacy and of Turning for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n Analysis of USSR Foreign Relations of 1970s
Fan Xiaojun
【关 键 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美缓和/国际战略大三角the USSR reign of leonid Ilyich Brezhnev/detente between the USSR and the USA/grand triangl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70年代的苏联对外关系，在勃列日涅夫的18年执政史上是一个特别值得人们留意的时期。
在国际关系史上，这个时期前接中苏边界冲突、苏军侵捷以及美国从亚洲撤退的尼克松主义，后续美国大举向苏反攻的里根主义和苏联侵略阿富汗等重大事件。它既是苏美战略态势上攻防转换的时期，也是战略大三角关系发萌到成型的时期。
与苏联在这一时期对外关系强烈的外向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社会却趋于“停滞”和僵化。它是苏联国力畸形长高、尾大不掉的时期。可以说，这是苏联争雄竞长的10年，也是它盛极转衰的10年。
一、苏美两国的攻守转换与缓和
70年代苏美关系的缓和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印记，也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引以自豪的外交成就。缓和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态势，本质上反映的是各主要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的形势和基本的战略力量对比关系。特别是由哪一方主导缓和的进程，不只是大国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更与上述的基本的战略对比关系相关联。在战后苏联对外关系史上，可以称为“缓和”时期的有两次：一次是50年代中后期，再就是70年代中前期。造成第一次缓和局面的历史条件是：苏联领导人调整斯大林时期僵硬的对外政策，属于“非斯大林化”的一部分；战后初期苏联国力的跳跃式发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存在。但第一次缓和并没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气候，保持势头。赫鲁晓夫鼓吹的“三和”路线以及“戴维营精神”，更多的只是当时他本人企图影响国际局势的一厢情愿。苏联国力的跳跃式发展，曾被视为“东风压倒西风”，甚至对西方世界造成了“信任危机”。但它是战后和平年代资金和劳动力高投入所形成的初速冲力，是航天和原子能等几个高新技术部门的单项跃进；而经过东欧50年代中期的政治动荡和中苏裂痕的加深，这个阵营特别是苏联的龙头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因此苏联在50年代采取的一系列主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行动，如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和承认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等等，都没有得到美国善意的回报。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的出现，既是苏联对这种“单行道”的情绪化的反应，也是当时苏联在与美国抗衡的实力上稍逊一筹的表现。
70年代中前期的缓和，当然也是此时期在国际战略力量对比趋向平衡和某种胶着状态下发生的。但与50年代中后期的缓和不同的是：它发生于其竞争对手首先被削弱的形势之下，这就为苏联主导缓和进程提供了机会，因为苏联的力量虽然没有上升，甚至由于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和中国从“阵营”中退出，本质上也是虚弱的。但这危机还是隐性的。“阵营”虽然已经解体，但在消除了“布拉格之春”的后果以后东欧集团毕竟已经受到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集团规则的明确约束。美国的危机则趋于表面化，60年代末期，国际力量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深刻变化，首先是它的“世界警察”职能的削弱，特别是它在远离本土的地区执行勤务能力的弱化，国内反战情绪导致的新孤立主义的泛起，使美国在对外扩张中收敛了势头；再则是欧洲和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加强。在美苏直接对峙的欧洲，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于1969年实行的“新东方政策”，以及戴高乐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60年代后期实行的独立核力量政策和对北约军事一体化的离心倾向，都程度不等地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对于美苏两国来说，一个是受到多方牵制暂时失去了进攻的势头，一个是尚未具备进攻的实力，因而在这种攻防转换的间隙，形成了缓和并以苏联主导缓和进程的可能性。苏联对此时机的把握是极为敏感的。在1969年华约布达佩斯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系统地提出了欧洲缓和的全套方案，对美国新总统尼克松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在“尼克松主义”正式出笼之后，苏联又在1971年苏共24大上提出了六点和平纲领，以执政党国际活动方针的正式形式为起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外交攻势。1974年以前，苏美首脑举行了4次最高级会晤，达成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多个条约；勃列日涅夫作为战后首任苏联领导人实现了对联邦德国的访问，签署了两国互不使用武力条约；继而苏美英法又达成了四国西柏林协定，在苏联影响下签署了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实现了联邦德国与东欧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1975年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确认的战后欧洲领土边界不可变更原则，更把缓和推向了高潮。70年代这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缓和成就，都留下了勃列日涅夫的深刻印记，提高了他作为大国领导人的个人声望，也为战后欧洲持续最长的和平局面提供了助推力。勃列日涅夫主导的70年代的缓和进程，从“索南费尔特主义”（注：1975年12月由美国国务院顾问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所阐发的美国对苏东外交政策思想，被认为是基辛格对外政策思想的反映。见：《20世纪世*
各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的出现也可获得例证。这个被视为美国对苏“绥靖”政策的产物，反映了美国对苏一种极为矛盾的心境：它一方面希望利用缓和及苏联经济的弱点对它加以控制并使东欧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对东欧控制的事实。它是美国对苏东政策的一种低姿态外交的突出表现。
二、苏联国力的空前膨胀和畸形长高
70年代不仅是苏联以空前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时期，也是其国力空前膨胀和畸形长高的时期。它在近20种重要的工业产品诸如钢铁、石油、水泥、机车等方面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前列，在经济上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注：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400页。）战略武器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常规军备方面甚至还稍胜一筹。这样苏联不仅从国际局势的缓和中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从西方的资金和先进工艺设备的输入中获得了明显的好处。勃列日涅夫所期望的“缓和物质化”的目标确已部分实现，但这个时期的苏联却并没有如勃氏所陶醉的那样，“已经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注：参阅北京大学经研所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页。）相反，导致苏联以后走下坡路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恰是在这个时期积聚发展起来的。可以如是说，苏联未能利用国际局势缓和的大好时机改善已经处于病态的国民经济结构，扩大60年代中后期的“柯西金改革”的势头，从而使这个时期成为其“丧失了改革时机”（注：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社会主义》，见：《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的停滞的起点。
吸收了60年代苏联数理经济学派营养的“柯西金改革”，在很多方面触动了苏联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注：参见（英）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65～169页。）但是对深层次问题的揭露并没有带来深层次的改革。这种改革所留下的惟一痕迹是完善国家计划或中央计划的最佳化，实际上是使国家经济计划更加符合在军事上压倒美国这一根本的“国家利益”。高速增长和高比重的军费开支，特别是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民经济的根本特征。（注：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400页。）这种大规模的军备竞赛，给苏联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造成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首先是与这种国民经济准临战体制并生并长的军事和军工业集团，（注：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244页。）他们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影响和势力急速上升。这一集团的形成不仅是畸型经济结构的伴生物，而且也是“第一部类优先”的忠实维护者和政治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出现从根本上排除了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经济改革的可能性，苏联的经济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完全停顿，与此不无关系。
与上述状况相联系，苏联对外政策越来越富于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和冒险性。这个集团既是支持苏联缓和政策的盾牌，又不断地强化着病态的地缘政治观念。四面出击，到处伸手，使摊子越铺越大，包袱越背越重，出兵阿富汗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束稻草。
军事战略与“经济加速发展战略”成为一个悖论，“导弹加黄油”始终难以兼得。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苏联经济的病状。1971年苏共24大就已正式提出了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1976年苏共25大也提出了发展重工业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注：参阅北京大学经研所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页。）但是为什么鱼与熊掌始终难以兼得？这是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高度集中和分层次作出决策，以及计划与市场配置资源是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苏联对国民经济全部运行过程不分巨细的高度垄断，从根本上排除市场机制。其客观效果只能强化已经形成强势的部类，而对弱势部类则几乎完全失去效用。换句话说，它只能在形成一个准战时体制方面显现正向作用。虽然由于整个蛋糕的做大，苏联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70年代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它与苏联整个经济的规模是不成比例和极不相称的。靠军事实力支持着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自身制度的信念，是很容易破裂的。靠人力物力的高投入来扩大再生产和支持经济增长，使苏联在70年代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不得不将经济发展重心由西部老工业区向东部转移。对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亚加盟共和国来说，这本来是一个改善产业布局从而也改善国家民族关系的好事情。但是由于上述根本的经济弊病，这种转移成了一种更不合理的东部资源西部加工业的模式。东部共和国为这种黑洞式的投入和产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这是经济关系影响民族关系的突出事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趋于紧张的经济动因。
通过牺牲和忽略第二部类的发展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国力，特别是提升防务能力，这是两次大战期间轴心国已经走过的战争经济的老路。（注：包奕诚：《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哪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虽然苏联70年代的军备竞赛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还不能完全与此相比，但经济运行机制却是极为接近的。在客观效果上，苏联也确实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堪能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其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却难以经受和平年代的“冷战”，因为“冷战”的基本特征是“引而不发”，是通过非军事的方式争取实现平衡态。和平时期的军备竞赛使武器的更新换代加快，无法像民用产品那样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其先进性。这种“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特别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的支持，否则苏联很难长期维持与美国的平衡并保持优势状态。因此，当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推出“星球大战”等一系列战略反制措施时，苏联也就再难以保持这种竞争的后劲。苏联实际上是被它力不从心的军备竞赛拖垮的。勃列日涅夫留给他的继任人的是一个摊子很大但已家道中衰的国家。
三、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和苏联的衰败
在国际战略格局上对中国因素的忽略，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国际战略一个不小的失着。70年代国际战略大三角的萌发和形成，是苏联衰败的另一指征。
还不能说中国因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外关系上已可忽略不计，因为苏美缓和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宣示，至少在苏联方面是言不由衰的。（注：曾经参与70年代苏美多次最高级会谈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肯定了上述事实。参见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327页。）但是勃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把中国看作国际政治中一股有意义的力量，相反他思想上的定势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因此，不仅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苏联企图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注：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而且摒弃了1969年柯西金－周恩来北京机场关于两国国家关系原则的谅解。
如果说，70年代美国在对苏不利的攻守态势中还据有一块有利的阵地的话，那就是“中国牌”。中国因素在美国尼克松以后的数任当政者那里始终被视为西方遏制苏联的重要力量。尼克松明确地表示：“中国是解决俄国问题的钥匙，它是解决其它问题的钥匙”。基辛格更是毫不讳言地说，任何人“都会借助中国加强自己外交上的灵活性”。（注：（美）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切身的战略利益使美中两国跨越了23年的鸿沟，并最终在70年代初期完成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虽然中国对于西边强邻的戒心使两个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愈行愈远，但苏联几乎在整个70年代也并未采取任何主动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它一方面在中苏边境集结了其1/4的地面部队以及大量的空军，同时又向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挑战。
因此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呼吁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充满和解语调的讲话中，他表示苏联从不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国进行任何威胁，也没有对中国提出过领土要求；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注：张宏儒主编：《20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958页。）这次讲话直接导致了同年10月中苏两国关于改善双边关系的副外长级磋商。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塔什干讲话是一个起点；但在苏联对外关系的态势上，它又是战略进攻的终点，是苏联国力下降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明显症候。苏联此时才痛切地意识到它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维持世界的均势和平衡，凭借自己的家底已力不从心，必须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戈尔巴乔夫最终完成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已近这个大国解体的尾声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04期第99～103页
【英文标题】A Decade of Contending for Supremacy and of Turning for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n Analysis of USSR Foreign Relations of 1970s
Fan Xiaojun
| 【内容提要】 | 70年代是苏联对外关系从防守到进攻的转折点，形成了苏美缓和的特殊历史现象。考察70年代苏联对外关系，需对该时期苏联内政外交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予以综合研究，它是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时间段落。 1970s is the USSR Foreign relations'point of turning from defence to offensive.At their turn there formed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phenomenon of a détente between the USSR and United States. To investigate the Soviet Union's foreign relations ofthis period of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delve into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mutual interaction of this country's internal affair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same period. This period is of typ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the USSR's break-down. |
在国际关系史上，这个时期前接中苏边界冲突、苏军侵捷以及美国从亚洲撤退的尼克松主义，后续美国大举向苏反攻的里根主义和苏联侵略阿富汗等重大事件。它既是苏美战略态势上攻防转换的时期，也是战略大三角关系发萌到成型的时期。
与苏联在这一时期对外关系强烈的外向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社会却趋于“停滞”和僵化。它是苏联国力畸形长高、尾大不掉的时期。可以说，这是苏联争雄竞长的10年，也是它盛极转衰的10年。
一、苏美两国的攻守转换与缓和
70年代苏美关系的缓和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印记，也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引以自豪的外交成就。缓和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态势，本质上反映的是各主要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的形势和基本的战略力量对比关系。特别是由哪一方主导缓和的进程，不只是大国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更与上述的基本的战略对比关系相关联。在战后苏联对外关系史上，可以称为“缓和”时期的有两次：一次是50年代中后期，再就是70年代中前期。造成第一次缓和局面的历史条件是：苏联领导人调整斯大林时期僵硬的对外政策，属于“非斯大林化”的一部分；战后初期苏联国力的跳跃式发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存在。但第一次缓和并没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气候，保持势头。赫鲁晓夫鼓吹的“三和”路线以及“戴维营精神”，更多的只是当时他本人企图影响国际局势的一厢情愿。苏联国力的跳跃式发展，曾被视为“东风压倒西风”，甚至对西方世界造成了“信任危机”。但它是战后和平年代资金和劳动力高投入所形成的初速冲力，是航天和原子能等几个高新技术部门的单项跃进；而经过东欧50年代中期的政治动荡和中苏裂痕的加深，这个阵营特别是苏联的龙头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因此苏联在50年代采取的一系列主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行动，如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和承认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等等，都没有得到美国善意的回报。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的出现，既是苏联对这种“单行道”的情绪化的反应，也是当时苏联在与美国抗衡的实力上稍逊一筹的表现。
70年代中前期的缓和，当然也是此时期在国际战略力量对比趋向平衡和某种胶着状态下发生的。但与50年代中后期的缓和不同的是：它发生于其竞争对手首先被削弱的形势之下，这就为苏联主导缓和进程提供了机会，因为苏联的力量虽然没有上升，甚至由于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和中国从“阵营”中退出，本质上也是虚弱的。但这危机还是隐性的。“阵营”虽然已经解体，但在消除了“布拉格之春”的后果以后东欧集团毕竟已经受到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集团规则的明确约束。美国的危机则趋于表面化，60年代末期，国际力量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深刻变化，首先是它的“世界警察”职能的削弱，特别是它在远离本土的地区执行勤务能力的弱化，国内反战情绪导致的新孤立主义的泛起，使美国在对外扩张中收敛了势头；再则是欧洲和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加强。在美苏直接对峙的欧洲，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于1969年实行的“新东方政策”，以及戴高乐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60年代后期实行的独立核力量政策和对北约军事一体化的离心倾向，都程度不等地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对于美苏两国来说，一个是受到多方牵制暂时失去了进攻的势头，一个是尚未具备进攻的实力，因而在这种攻防转换的间隙，形成了缓和并以苏联主导缓和进程的可能性。苏联对此时机的把握是极为敏感的。在1969年华约布达佩斯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系统地提出了欧洲缓和的全套方案，对美国新总统尼克松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在“尼克松主义”正式出笼之后，苏联又在1971年苏共24大上提出了六点和平纲领，以执政党国际活动方针的正式形式为起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外交攻势。1974年以前，苏美首脑举行了4次最高级会晤，达成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多个条约；勃列日涅夫作为战后首任苏联领导人实现了对联邦德国的访问，签署了两国互不使用武力条约；继而苏美英法又达成了四国西柏林协定，在苏联影响下签署了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实现了联邦德国与东欧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1975年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确认的战后欧洲领土边界不可变更原则，更把缓和推向了高潮。70年代这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缓和成就，都留下了勃列日涅夫的深刻印记，提高了他作为大国领导人的个人声望，也为战后欧洲持续最长的和平局面提供了助推力。勃列日涅夫主导的70年代的缓和进程，从“索南费尔特主义”（注：1975年12月由美国国务院顾问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所阐发的美国对苏东外交政策思想，被认为是基辛格对外政策思想的反映。见：《20世纪世*
各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的出现也可获得例证。这个被视为美国对苏“绥靖”政策的产物，反映了美国对苏一种极为矛盾的心境：它一方面希望利用缓和及苏联经济的弱点对它加以控制并使东欧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对东欧控制的事实。它是美国对苏东政策的一种低姿态外交的突出表现。
二、苏联国力的空前膨胀和畸形长高
70年代不仅是苏联以空前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时期，也是其国力空前膨胀和畸形长高的时期。它在近20种重要的工业产品诸如钢铁、石油、水泥、机车等方面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前列，在经济上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注：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400页。）战略武器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常规军备方面甚至还稍胜一筹。这样苏联不仅从国际局势的缓和中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从西方的资金和先进工艺设备的输入中获得了明显的好处。勃列日涅夫所期望的“缓和物质化”的目标确已部分实现，但这个时期的苏联却并没有如勃氏所陶醉的那样，“已经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注：参阅北京大学经研所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页。）相反，导致苏联以后走下坡路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恰是在这个时期积聚发展起来的。可以如是说，苏联未能利用国际局势缓和的大好时机改善已经处于病态的国民经济结构，扩大60年代中后期的“柯西金改革”的势头，从而使这个时期成为其“丧失了改革时机”（注：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社会主义》，见：《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的停滞的起点。
吸收了60年代苏联数理经济学派营养的“柯西金改革”，在很多方面触动了苏联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注：参见（英）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65～169页。）但是对深层次问题的揭露并没有带来深层次的改革。这种改革所留下的惟一痕迹是完善国家计划或中央计划的最佳化，实际上是使国家经济计划更加符合在军事上压倒美国这一根本的“国家利益”。高速增长和高比重的军费开支，特别是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民经济的根本特征。（注：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400页。）这种大规模的军备竞赛，给苏联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造成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首先是与这种国民经济准临战体制并生并长的军事和军工业集团，（注：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244页。）他们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影响和势力急速上升。这一集团的形成不仅是畸型经济结构的伴生物，而且也是“第一部类优先”的忠实维护者和政治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出现从根本上排除了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经济改革的可能性，苏联的经济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完全停顿，与此不无关系。
与上述状况相联系，苏联对外政策越来越富于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和冒险性。这个集团既是支持苏联缓和政策的盾牌，又不断地强化着病态的地缘政治观念。四面出击，到处伸手，使摊子越铺越大，包袱越背越重，出兵阿富汗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束稻草。
军事战略与“经济加速发展战略”成为一个悖论，“导弹加黄油”始终难以兼得。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苏联经济的病状。1971年苏共24大就已正式提出了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1976年苏共25大也提出了发展重工业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注：参阅北京大学经研所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页。）但是为什么鱼与熊掌始终难以兼得？这是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高度集中和分层次作出决策，以及计划与市场配置资源是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苏联对国民经济全部运行过程不分巨细的高度垄断，从根本上排除市场机制。其客观效果只能强化已经形成强势的部类，而对弱势部类则几乎完全失去效用。换句话说，它只能在形成一个准战时体制方面显现正向作用。虽然由于整个蛋糕的做大，苏联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70年代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它与苏联整个经济的规模是不成比例和极不相称的。靠军事实力支持着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自身制度的信念，是很容易破裂的。靠人力物力的高投入来扩大再生产和支持经济增长，使苏联在70年代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不得不将经济发展重心由西部老工业区向东部转移。对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亚加盟共和国来说，这本来是一个改善产业布局从而也改善国家民族关系的好事情。但是由于上述根本的经济弊病，这种转移成了一种更不合理的东部资源西部加工业的模式。东部共和国为这种黑洞式的投入和产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这是经济关系影响民族关系的突出事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趋于紧张的经济动因。
通过牺牲和忽略第二部类的发展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国力，特别是提升防务能力，这是两次大战期间轴心国已经走过的战争经济的老路。（注：包奕诚：《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哪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虽然苏联70年代的军备竞赛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还不能完全与此相比，但经济运行机制却是极为接近的。在客观效果上，苏联也确实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堪能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其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却难以经受和平年代的“冷战”，因为“冷战”的基本特征是“引而不发”，是通过非军事的方式争取实现平衡态。和平时期的军备竞赛使武器的更新换代加快，无法像民用产品那样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其先进性。这种“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特别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的支持，否则苏联很难长期维持与美国的平衡并保持优势状态。因此，当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推出“星球大战”等一系列战略反制措施时，苏联也就再难以保持这种竞争的后劲。苏联实际上是被它力不从心的军备竞赛拖垮的。勃列日涅夫留给他的继任人的是一个摊子很大但已家道中衰的国家。
三、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和苏联的衰败
在国际战略格局上对中国因素的忽略，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国际战略一个不小的失着。70年代国际战略大三角的萌发和形成，是苏联衰败的另一指征。
还不能说中国因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外关系上已可忽略不计，因为苏美缓和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宣示，至少在苏联方面是言不由衰的。（注：曾经参与70年代苏美多次最高级会谈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肯定了上述事实。参见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327页。）但是勃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把中国看作国际政治中一股有意义的力量，相反他思想上的定势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因此，不仅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苏联企图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注：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而且摒弃了1969年柯西金－周恩来北京机场关于两国国家关系原则的谅解。
如果说，70年代美国在对苏不利的攻守态势中还据有一块有利的阵地的话，那就是“中国牌”。中国因素在美国尼克松以后的数任当政者那里始终被视为西方遏制苏联的重要力量。尼克松明确地表示：“中国是解决俄国问题的钥匙，它是解决其它问题的钥匙”。基辛格更是毫不讳言地说，任何人“都会借助中国加强自己外交上的灵活性”。（注：（美）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切身的战略利益使美中两国跨越了23年的鸿沟，并最终在70年代初期完成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虽然中国对于西边强邻的戒心使两个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愈行愈远，但苏联几乎在整个70年代也并未采取任何主动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它一方面在中苏边境集结了其1/4的地面部队以及大量的空军，同时又向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挑战。
因此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呼吁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充满和解语调的讲话中，他表示苏联从不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国进行任何威胁，也没有对中国提出过领土要求；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注：张宏儒主编：《20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958页。）这次讲话直接导致了同年10月中苏两国关于改善双边关系的副外长级磋商。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塔什干讲话是一个起点；但在苏联对外关系的态势上，它又是战略进攻的终点，是苏联国力下降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明显症候。苏联此时才痛切地意识到它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维持世界的均势和平衡，凭借自己的家底已力不从心，必须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戈尔巴乔夫最终完成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已近这个大国解体的尾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