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东西方殖民主义之比较研究
——以日本和欧美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为中心
陈奉林/靳颖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外国问题研究》(长春)1998年03期第14～19页
【作者简介】陈奉林 靳颖 辽宁朝阳师专历史系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日本和欧美国家都与东南亚殖民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长期落后于国外。如能深入研究东西方殖民主义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东南亚近50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有益的。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简要比较，旨在求教。
一
东南亚长期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王国起，东南亚国家即开始了殖民化进程，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40年代，其影响与结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此期间，欧美国家的殖民统治长达4个多世纪，日本的殖民统治仅有不足4年的时间。东西方殖民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首先，殖民的历史条件不同，对东南亚的历史影响也是不同的。西班牙早在16世纪60年代来到菲律宾时，菲律宾基本上还是氏族、部落的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各地间缺乏联系，没有统一的语言，群岛50万居民处于分散、孤立状态。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欧洲人的到来打破了菲律宾群岛与世隔绝的状态，为各地由分散走向统一提供了可能。尽管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但它对菲律宾历史的影响绝不可忽视。“西班牙的贡献，在于使这个群岛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93页。）。这种政治统一为菲律宾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根深蒂固。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菲律宾。从此，菲律宾沦于美国的殖民统治近半个世纪，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霍尔指出：“菲律宾依赖美国的程度比东南亚任何其他国家依赖自己宗主国的程度更加严重”（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7页。）。
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也不逊色。17世纪荷兰就在印尼建立起殖民统治，东印度公司鼎盛时期一度垄断了自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海上贸易权力，其船只最多时达到160余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实力之强大，其他各国的印度公司不能望其项背”（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45页。）。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印尼推行“强迫种植”制度；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荷兰加强了对印尼的资本输出，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相联系的石油、橡胶、蔗糖、茶叶和咖啡等生产部门出现了。这些部门的出现，加强了印尼的殖民地从属地位，捣毁了古老的社会结构。
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对殖民地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几乎完全控制着印支经济命脉，而且对其进行“建设性”工作。20世纪初，法国加紧对殖民地资本输出，仅投资一项就遍及采矿、水泥、电力、铁路、烟草和酿酒等领域。据估计，1924-1930年约有29亿新法郎的资本被引进印度支那，这些资本对刺激殖民地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在文化上，法国对印支采取了同化政策。作为殖民地，印支无法摆脱宗主国精神价值的有力影响。在法语和本地语学校，法国人向学生灌输法兰西的语言、历史、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由于长期推行殖民政策，“这种学校被人们认为是进身的阶梯，显宦子弟便蜂拥而来”。（注：[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61页。）
英国对马来亚和缅甸的影响也很显著。它通过三次战争征服了缅甸，并把它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英国人或印度人充斥了缅甸国家从上到下的所有军事、行政和经济要害部门。马来亚也遭到同样命运。由于东西方国家未处于同一发展层次上，因此东方国家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漩涡，被拖入现代经济生活。从经济方面看，在欧洲人来到之前，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贸易额很少，只是在欧洲人来到之后对外贸易额才急剧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各国贸易总额所占宗主国的比重缅甸为15%，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为16%，印支三国为50%，菲律宾达到76%（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25页。）。
与上述情况相比，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显然不能与欧美国家同日而语。它毕竟是一个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欧洲白人向东南亚大举扩张时它还处在中世纪，由于长期锁国，与东南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故无法对东南亚产生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一度占领整个东南亚，给东南亚造成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损失是巨大的：被征参加修筑缅泰铁路的工人死亡数以万计；新加坡多数华侨被疑为间谋而惨遭屠戮；物质损失则更难以计数。因为是战争期间，不可能做“建设性”工作。但也应该指出，日本人的占领彻底摧毁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欧洲白人统治。关于它的重要性，一位日本学者写道：“日本在东南亚的进出，具有绝对重要性的是把西欧帝国主义不是不可以动摇的这件事告诉给了东南亚人”（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33页。）。
其次，殖民目的相同，即都是为掠夺东南亚的物质财富远道而来，但建立殖民地的手段与方法有所不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是在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灵魂的招牌下来东南亚从事殖民活动和商业掠夺的。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欧美国家对殖民地的掠夺加剧了。有资料表明，马来亚84%的橡胶、67%的锡矿资本为欧洲人所垄断；印尼的橡胶、石油、锡、椰子等生产为荷兰商社所独占，1929年以前每年平均有2.5亿盾的利润流入了荷兰（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31页。）。
相形之下，日本的殖民目的更为清楚，这可从明治维新以来对外发展的取向上看出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异常突出，对外扩张掠夺成为明治政府及其后历届政府的既定方针。
我们暂且撇开日本对其他工业原料的需求不谈，仅粮食一项就足以引起它对东南亚的虎视狼顾。本世纪20年代，日本对粮食的需求有增无减，而国内又无法解决庞大的工业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压力。据统计，1940年法属印度支那总输出的粮食中有近30%输入到日本，1941年达到60%，1942年达到100%（注：东南亚史学会：《东南亚——历史和文化——》（日文版），第43页。）。这种情况说明，开辟殖民市场、掠夺国外资源已成为殖民的根本动机与目的。
由于文化与历史条件等诸多条件的影响，东西方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手段。欧洲的宗教经过马丁·路德改革之后，神圣的宗教被世俗化了，发财致富被看成是上帝的使命，无止境地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再是罪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早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教士到东方来都冠以传播“福音”的宗教外衣，或发展教徒、扩大教区，或聚敛财富，迷惑了当地人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充当了白人大规模入侵前的先锋。这种情况恰如《菲律宾群岛》一书所写的：“传教士没有任何武器，单凭他们的德行，就嬴得了岛民好感，使西班牙的名字受爱戴，像奇迹一样为国王送去两百多万驯服的基督徒子民”（注：转引自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即使是英国、法国的国力已经发展到足以征服殖民地的时候，它们也没有忘记宗教在殖民中的作用。宗教只不过是殖民侵略的辅助性手段，有时它与世俗权力相互支持。一位传教士曾这样说过：“在征服东方的过程中，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这两把宝剑，永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一把而没有那一把。因为只有在武器的伴随和保护之下，宣传福音才能有些作用；也只有宣传福音，武器才能起作用。”（注：转引自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542页。）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它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传统思想，欧洲白人在东方扩张时也不能不考虑这些思想的拒斥。
日本对东南亚的宗教文化影响相当有限，因而不能像美国对菲律宾、法国对印支、英国对马来亚和缅甸的影响那样深入与持久。要知道，日本是一个多元宗教思想并存的社会，既有神道教，还有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占领期间，日本殖民当局侧重于东南亚同宗教、同文化与同人种的宣传，帮助缅甸、泰国和印支人反对异教的英法统治，在东京召开旨在反对荷兰人统治的全世界伊斯兰教会议等等，但这些都收效不大。因为长期以来东南亚受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近代欧洲文化的影响较深，况且欧洲白人也不允许日本文化向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渗透。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征服策略基本相同，即都是通过利用矛盾、制造矛盾、笼络部分社会上层人士等途径，必要时给殖民地以形式上的“独立”。在征服地区，日本人以“解放者”和“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亚洲的灯塔”的姿态讲话或发号施令。在马来亚，日本继承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抑华恶华政策，煽动起马来人对华人的种族仇恨，提高某些马来人的社会地位，因而出现“大多数马来人为了报答日本人给予的优惠待遇，在军政事务方面同他们合作”的情况（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722页。）。应该说，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手段，包藏着彻底征服殖民地的险恶用心。
拉拢和吸收某些上层人物来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再利用他们去瓦解、征服当地人的反抗斗争，是日本统治策略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印尼、缅甸、菲律宾的情形比较典型。即使像印尼苏加诺、哈达那样著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也曾有与日本人“合作”的历史，乘日本军用飞机到东京去接受天皇赐给的勋章。在菲律宾，为了取得当地人的“合作”，日本殖民当局建立了“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是由亲日派担任的，1943年10月何塞·劳雷尔任总统的菲律宾傀儡共和国正式“独立”。11月5-6日，劳雷尔和大东亚6个“独立”国家满洲国、南京汪精卫政府、缅甸、泰国、印尼、印度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发表了强调大东亚国家“安定”与“自由独立”的联合宣言，苏加诺和哈达一起被日本方面评价为“很好的合作者”（注：《近代日本与殖民地》第6卷，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94页。）。日本对缅甸的策略也非同一般。早在30年代，随着对南方事情关心的不断进展，日本在缅甸的间谍活动相当活跃，或许是缅甸人吃怕了白人压迫的苦头，故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以昂山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而积极与日本人“合作”。
欧美国家除了美国的殖民历史较短外，其余的主要国家都有数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一套殖民理论与策略的经验。从对缅甸的策略来看，英国更具圆滑、世故的特点。首先，英国通过“以印治缅”把缅甸并入印度，利用“立法会议”使英国人或印度人垄断缅甸所有重要权力。这样做既可以保证英印总督对缅甸的有效控制，又能切断缅甸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其次，利用挑拨种族矛盾，消弭与殖民地的紧张关系。在缅甸，尤其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地区，充当调停人、乱中取之已成为英国殖民的重要策略手段。例如对掸邦高原的获得，就是通过调停掸族派系间的矛盾，确认那两个服从英国宗主权的土司的权力完成的，“几乎未遇到什么困难”（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499页。）。第三，向殖民地输入文化，承认受英语教育人的部分权利，也不能不说是英国的策略手段。东西方两种社会毕竟不同，殖民势力在东方每前进一步，必然受到传统努力和传统心理的有力排斥，殖民当局必然正视这一点。
法国的殖民策略运用得虽然不像英国那样娴熟，但它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在侵占整个印度支那以后，法国于19世纪末宣布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印度支那联邦”，整个印支被肢解为直接统治（交趾支那、河内、海防等）、间接统治和“保护领”（安南、柬埔寨、老挝）三种不同的地区，体现出集权统治与分而治之相结合的特点。
第四，统治方式不同。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文国家，它们乍来异地，必然与当地发生矛盾、产生摩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种灵活、多样、有效的统治方式，因时因地制宜，以缓和同殖民地的矛盾，东西方在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就日本在东南亚的整个殖民历史而言，它在殖民地采取了三种统治方式。一是同原宗主国共同支配。这种方式体现在法属印度支那。日本在大规模入侵东南亚以前，已于1940年9月从法国手里夺取了印支北部地区。由于一时还不能彻底把法国殖民者从印支赶走，故出现了与法国共同支配印度支那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以牺牲第三国的利益为前提的：日本承认法国在印支的原殖民机构和既得利益，法国同意日本切断盟国从香港、法属印支和缅甸向中国国民党战场输送抗日武器与战略物资的“援蒋通道”。到1942年为止，仅越南一国就有5100名法国人在把持着其行政机构的大小权力，这是亚洲殖民政府中欧洲人所占比例最高的（注：[美]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2页。）。这种共治局面一直持续到1945年3月；二是给予名义上的“独立”，这种独立类似中国东北的“满洲国”，柬埔寨、缅甸、菲律宾是其典型。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由亲日派组成傀儡政府，推行适应日本战时需要的外交政策，与日本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到战争后期，越南阮氏王朝的保大皇帝也于1945年3月11日宣布“独立”，建立起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三是与战时独立国家的联盟，这类国家只有泰国。日泰之间通过一系列条约确立了战时同盟关系，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友好及相互尊重领土条约》（1940年6月12日）、《日泰同盟条约》（1941年12月21日）等。这些条约的缔结，确立了日泰战时同盟关系，也为日军征服整个印度支那铺平了道路。总之，日本的殖民统治是以赤裸裸的法西斯强权暴力为其主要特征。
欧美国家的殖民统治方式与日本迥然不同。英法侧重于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美国则侧重于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它的一套政治体制几乎是美国的再版，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显著特征：第一，建立拥有立法权的议会，主要负责税收和分配用于殖民地行政管理的政府收入，议员由选举的菲律宾人组成；1916年“菲律宾自治法”颁布后，又创建有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议会。尽管菲律宾的议会受制于美国驻菲总督，但它毕竟给菲律宾的政体披上了“民主”圣装；第二，扩大了殖民地政权基础。在开明的哈里森(1913-1912)总督统治时期，菲籍人在政府各部门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6名部长中除教育部长1人为美国人外，其余5人都是菲律宾人；最高法院中的首席法官是由菲律宾人担任的；48名省长中，除3名美国人外其余都是菲律宾人（注：梁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到30年代，美国人在菲律宾担任公职的人数已降至1/60。这些菲籍人由于受美国文化的长期熏陶，不仅热衷于引进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而且也为殖民行政机构向菲律宾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第三，在文化、经济、卫生方面，美国人也做了不少工作。所有这些，是任何日本统治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所无法相比的。
日本的殖民统治较老牌的欧美殖民者更为凶狠、残酷和野蛮，既有中世纪某些落后和愚昧的东西，又有帝国主义时代强烈的对外扩张性质。它在殖民地的统治以法西斯强权为基础，对占领区实行只取不予和惨无人道的军政，表示出它的军事封建性特点。“东方人的统治更是不可名状地缺乏人道”（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737页。）。
二
东西方殖民主义之异同，是由多种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相异的地方多于相同的地方。这是由各自的国情决定的。从经济影响力来说，欧美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比日本大得多。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尤其经过两次产业革命后，英、法、德、美的经济实力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20世纪初，不论它们之间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它们都是作为政治经济大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并根据自己的实力分割世界，确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造成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到1914年，英国拥有包括马来亚、缅甸、文莱等在内的55个殖民地，法国拥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29个殖民地，美国拥有菲律宾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作为政治经济大国，它们必然对殖民地产生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给殖民地政治、经济、文化打上宗主国的烙印。
一个国家经济力量之大小，决定它对外影响的力度与规模。19世纪50年代，日本尚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当欧美国家完成第一个工业化历程时，日本在经济上刚刚起步。“因为日本极其遥远和比较贫困，他们（指欧美国家——引者注）也没有带给日本以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所需承受的那么大的压力。”（注：[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59页。）这说明日本在国际上还没有什么地位，因力量所限其国际地位比欧美国家逊色得多。70年代开始对外扩张，到1910年侵占了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库页岛在内的296000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奴役着约占本国人口1/3的殖民地人口（1600万），其工业潜力位居帝国主义七个强国之后，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像其他列强那样对殖民地发生更大的作用。
从政体结构来看，也决定了东西方殖民主义的不同，对外政策的根源在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制。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拥有广泛的权力，不仅掌握军权，还可以解散议会和确立内阁成员。这一切都是皇权至上的表现。日本内阁中资产阶级政党和官僚、军阀相结合，经济实力相对处于劣势和政治发展不足等特性，决定了它在与其他列强为争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相互厮杀中比老牌帝国主义更加凶狠和野蛮的本性。
在新老殖民国家中政治经济发展最成熟的是美国。美国曾为民主在北美大陆生根与英国进行了长期斗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传统早已深入人心，同时它又是一个没有经过封建制的社会，更具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它利用这一优势，在对外殖民扩张时往往打着“和平”、“援助”的旗帜，用较为隐蔽的统治方式控制着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并将其变为自己的政治经济附庸。
从文化传统来看，东西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也决定了殖民从形式到内容的差异性。日本近代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革命，没有建立起系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社会缺乏民主制度的深厚基础；人们对天皇的崇拜近乎对神的崇拜，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造就日本人崇尚军事与勇武的武士道精神（注：参见拙作《近代中日民族危机意识的比较与思索》，《外国问题研究》1993年第3期。），所有这些决定了其社会阶级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与欧美国家的差异。日本学者指出：“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与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它并不是由自发地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通过与封建政权斗争来推进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必然走与欧美先进各国的历史迥然不同的道路。硬要比较的话，倒可以说与德国、俄国这类较后进国家所走过的路程有许多类似点。”（注：[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6页。）对外政策作为国内政治经济的集中表现，必然把其实质性的东西反映出来。
近代欧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它作为一种知识和理性，被消融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中，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帝国主义阶段，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西方对东方的文化侵略现象增多了。到东南亚来的文化人得到政府资助，积极开办学校、报馆、书社和医院，传播资本主义精神成果，培养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其价值浸入东方社会的机体。欧美殖民者在殖民地开办学校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他们对当地人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东南亚人对他们的影响。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东南亚人总是处于弱者和失败者的地位，对东南亚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总的来说，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及时序的各种因素，造成了东西方殖民主义的相同与不同。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外国问题研究》(长春)1998年03期第14～19页
【作者简介】陈奉林 靳颖 辽宁朝阳师专历史系
一
东南亚长期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王国起，东南亚国家即开始了殖民化进程，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40年代，其影响与结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此期间，欧美国家的殖民统治长达4个多世纪，日本的殖民统治仅有不足4年的时间。东西方殖民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首先，殖民的历史条件不同，对东南亚的历史影响也是不同的。西班牙早在16世纪60年代来到菲律宾时，菲律宾基本上还是氏族、部落的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各地间缺乏联系，没有统一的语言，群岛50万居民处于分散、孤立状态。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欧洲人的到来打破了菲律宾群岛与世隔绝的状态，为各地由分散走向统一提供了可能。尽管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但它对菲律宾历史的影响绝不可忽视。“西班牙的贡献，在于使这个群岛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93页。）。这种政治统一为菲律宾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根深蒂固。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菲律宾。从此，菲律宾沦于美国的殖民统治近半个世纪，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霍尔指出：“菲律宾依赖美国的程度比东南亚任何其他国家依赖自己宗主国的程度更加严重”（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7页。）。
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也不逊色。17世纪荷兰就在印尼建立起殖民统治，东印度公司鼎盛时期一度垄断了自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海上贸易权力，其船只最多时达到160余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实力之强大，其他各国的印度公司不能望其项背”（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45页。）。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印尼推行“强迫种植”制度；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荷兰加强了对印尼的资本输出，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相联系的石油、橡胶、蔗糖、茶叶和咖啡等生产部门出现了。这些部门的出现，加强了印尼的殖民地从属地位，捣毁了古老的社会结构。
印度支那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对殖民地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几乎完全控制着印支经济命脉，而且对其进行“建设性”工作。20世纪初，法国加紧对殖民地资本输出，仅投资一项就遍及采矿、水泥、电力、铁路、烟草和酿酒等领域。据估计，1924-1930年约有29亿新法郎的资本被引进印度支那，这些资本对刺激殖民地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在文化上，法国对印支采取了同化政策。作为殖民地，印支无法摆脱宗主国精神价值的有力影响。在法语和本地语学校，法国人向学生灌输法兰西的语言、历史、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由于长期推行殖民政策，“这种学校被人们认为是进身的阶梯，显宦子弟便蜂拥而来”。（注：[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61页。）
英国对马来亚和缅甸的影响也很显著。它通过三次战争征服了缅甸，并把它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英国人或印度人充斥了缅甸国家从上到下的所有军事、行政和经济要害部门。马来亚也遭到同样命运。由于东西方国家未处于同一发展层次上，因此东方国家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漩涡，被拖入现代经济生活。从经济方面看，在欧洲人来到之前，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贸易额很少，只是在欧洲人来到之后对外贸易额才急剧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各国贸易总额所占宗主国的比重缅甸为15%，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为16%，印支三国为50%，菲律宾达到76%（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25页。）。
与上述情况相比，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显然不能与欧美国家同日而语。它毕竟是一个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欧洲白人向东南亚大举扩张时它还处在中世纪，由于长期锁国，与东南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故无法对东南亚产生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一度占领整个东南亚，给东南亚造成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损失是巨大的：被征参加修筑缅泰铁路的工人死亡数以万计；新加坡多数华侨被疑为间谋而惨遭屠戮；物质损失则更难以计数。因为是战争期间，不可能做“建设性”工作。但也应该指出，日本人的占领彻底摧毁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欧洲白人统治。关于它的重要性，一位日本学者写道：“日本在东南亚的进出，具有绝对重要性的是把西欧帝国主义不是不可以动摇的这件事告诉给了东南亚人”（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33页。）。
其次，殖民目的相同，即都是为掠夺东南亚的物质财富远道而来，但建立殖民地的手段与方法有所不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是在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灵魂的招牌下来东南亚从事殖民活动和商业掠夺的。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欧美国家对殖民地的掠夺加剧了。有资料表明，马来亚84%的橡胶、67%的锡矿资本为欧洲人所垄断；印尼的橡胶、石油、锡、椰子等生产为荷兰商社所独占，1929年以前每年平均有2.5亿盾的利润流入了荷兰（注：[日]大野彻编：《东南亚与国际关系》（日文版），第31页。）。
相形之下，日本的殖民目的更为清楚，这可从明治维新以来对外发展的取向上看出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异常突出，对外扩张掠夺成为明治政府及其后历届政府的既定方针。
我们暂且撇开日本对其他工业原料的需求不谈，仅粮食一项就足以引起它对东南亚的虎视狼顾。本世纪20年代，日本对粮食的需求有增无减，而国内又无法解决庞大的工业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压力。据统计，1940年法属印度支那总输出的粮食中有近30%输入到日本，1941年达到60%，1942年达到100%（注：东南亚史学会：《东南亚——历史和文化——》（日文版），第43页。）。这种情况说明，开辟殖民市场、掠夺国外资源已成为殖民的根本动机与目的。
由于文化与历史条件等诸多条件的影响，东西方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手段。欧洲的宗教经过马丁·路德改革之后，神圣的宗教被世俗化了，发财致富被看成是上帝的使命，无止境地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再是罪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早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教士到东方来都冠以传播“福音”的宗教外衣，或发展教徒、扩大教区，或聚敛财富，迷惑了当地人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充当了白人大规模入侵前的先锋。这种情况恰如《菲律宾群岛》一书所写的：“传教士没有任何武器，单凭他们的德行，就嬴得了岛民好感，使西班牙的名字受爱戴，像奇迹一样为国王送去两百多万驯服的基督徒子民”（注：转引自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即使是英国、法国的国力已经发展到足以征服殖民地的时候，它们也没有忘记宗教在殖民中的作用。宗教只不过是殖民侵略的辅助性手段，有时它与世俗权力相互支持。一位传教士曾这样说过：“在征服东方的过程中，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这两把宝剑，永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一把而没有那一把。因为只有在武器的伴随和保护之下，宣传福音才能有些作用；也只有宣传福音，武器才能起作用。”（注：转引自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542页。）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它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传统思想，欧洲白人在东方扩张时也不能不考虑这些思想的拒斥。
日本对东南亚的宗教文化影响相当有限，因而不能像美国对菲律宾、法国对印支、英国对马来亚和缅甸的影响那样深入与持久。要知道，日本是一个多元宗教思想并存的社会，既有神道教，还有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占领期间，日本殖民当局侧重于东南亚同宗教、同文化与同人种的宣传，帮助缅甸、泰国和印支人反对异教的英法统治，在东京召开旨在反对荷兰人统治的全世界伊斯兰教会议等等，但这些都收效不大。因为长期以来东南亚受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近代欧洲文化的影响较深，况且欧洲白人也不允许日本文化向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渗透。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征服策略基本相同，即都是通过利用矛盾、制造矛盾、笼络部分社会上层人士等途径，必要时给殖民地以形式上的“独立”。在征服地区，日本人以“解放者”和“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亚洲的灯塔”的姿态讲话或发号施令。在马来亚，日本继承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抑华恶华政策，煽动起马来人对华人的种族仇恨，提高某些马来人的社会地位，因而出现“大多数马来人为了报答日本人给予的优惠待遇，在军政事务方面同他们合作”的情况（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722页。）。应该说，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手段，包藏着彻底征服殖民地的险恶用心。
拉拢和吸收某些上层人物来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再利用他们去瓦解、征服当地人的反抗斗争，是日本统治策略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印尼、缅甸、菲律宾的情形比较典型。即使像印尼苏加诺、哈达那样著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也曾有与日本人“合作”的历史，乘日本军用飞机到东京去接受天皇赐给的勋章。在菲律宾，为了取得当地人的“合作”，日本殖民当局建立了“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是由亲日派担任的，1943年10月何塞·劳雷尔任总统的菲律宾傀儡共和国正式“独立”。11月5-6日，劳雷尔和大东亚6个“独立”国家满洲国、南京汪精卫政府、缅甸、泰国、印尼、印度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发表了强调大东亚国家“安定”与“自由独立”的联合宣言，苏加诺和哈达一起被日本方面评价为“很好的合作者”（注：《近代日本与殖民地》第6卷，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94页。）。日本对缅甸的策略也非同一般。早在30年代，随着对南方事情关心的不断进展，日本在缅甸的间谍活动相当活跃，或许是缅甸人吃怕了白人压迫的苦头，故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以昂山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而积极与日本人“合作”。
欧美国家除了美国的殖民历史较短外，其余的主要国家都有数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一套殖民理论与策略的经验。从对缅甸的策略来看，英国更具圆滑、世故的特点。首先，英国通过“以印治缅”把缅甸并入印度，利用“立法会议”使英国人或印度人垄断缅甸所有重要权力。这样做既可以保证英印总督对缅甸的有效控制，又能切断缅甸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其次，利用挑拨种族矛盾，消弭与殖民地的紧张关系。在缅甸，尤其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地区，充当调停人、乱中取之已成为英国殖民的重要策略手段。例如对掸邦高原的获得，就是通过调停掸族派系间的矛盾，确认那两个服从英国宗主权的土司的权力完成的，“几乎未遇到什么困难”（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499页。）。第三，向殖民地输入文化，承认受英语教育人的部分权利，也不能不说是英国的策略手段。东西方两种社会毕竟不同，殖民势力在东方每前进一步，必然受到传统努力和传统心理的有力排斥，殖民当局必然正视这一点。
法国的殖民策略运用得虽然不像英国那样娴熟，但它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在侵占整个印度支那以后，法国于19世纪末宣布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印度支那联邦”，整个印支被肢解为直接统治（交趾支那、河内、海防等）、间接统治和“保护领”（安南、柬埔寨、老挝）三种不同的地区，体现出集权统治与分而治之相结合的特点。
第四，统治方式不同。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文国家，它们乍来异地，必然与当地发生矛盾、产生摩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种灵活、多样、有效的统治方式，因时因地制宜，以缓和同殖民地的矛盾，东西方在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就日本在东南亚的整个殖民历史而言，它在殖民地采取了三种统治方式。一是同原宗主国共同支配。这种方式体现在法属印度支那。日本在大规模入侵东南亚以前，已于1940年9月从法国手里夺取了印支北部地区。由于一时还不能彻底把法国殖民者从印支赶走，故出现了与法国共同支配印度支那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以牺牲第三国的利益为前提的：日本承认法国在印支的原殖民机构和既得利益，法国同意日本切断盟国从香港、法属印支和缅甸向中国国民党战场输送抗日武器与战略物资的“援蒋通道”。到1942年为止，仅越南一国就有5100名法国人在把持着其行政机构的大小权力，这是亚洲殖民政府中欧洲人所占比例最高的（注：[美]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2页。）。这种共治局面一直持续到1945年3月；二是给予名义上的“独立”，这种独立类似中国东北的“满洲国”，柬埔寨、缅甸、菲律宾是其典型。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由亲日派组成傀儡政府，推行适应日本战时需要的外交政策，与日本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到战争后期，越南阮氏王朝的保大皇帝也于1945年3月11日宣布“独立”，建立起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三是与战时独立国家的联盟，这类国家只有泰国。日泰之间通过一系列条约确立了战时同盟关系，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友好及相互尊重领土条约》（1940年6月12日）、《日泰同盟条约》（1941年12月21日）等。这些条约的缔结，确立了日泰战时同盟关系，也为日军征服整个印度支那铺平了道路。总之，日本的殖民统治是以赤裸裸的法西斯强权暴力为其主要特征。
欧美国家的殖民统治方式与日本迥然不同。英法侧重于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美国则侧重于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它的一套政治体制几乎是美国的再版，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显著特征：第一，建立拥有立法权的议会，主要负责税收和分配用于殖民地行政管理的政府收入，议员由选举的菲律宾人组成；1916年“菲律宾自治法”颁布后，又创建有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议会。尽管菲律宾的议会受制于美国驻菲总督，但它毕竟给菲律宾的政体披上了“民主”圣装；第二，扩大了殖民地政权基础。在开明的哈里森(1913-1912)总督统治时期，菲籍人在政府各部门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6名部长中除教育部长1人为美国人外，其余5人都是菲律宾人；最高法院中的首席法官是由菲律宾人担任的；48名省长中，除3名美国人外其余都是菲律宾人（注：梁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到30年代，美国人在菲律宾担任公职的人数已降至1/60。这些菲籍人由于受美国文化的长期熏陶，不仅热衷于引进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而且也为殖民行政机构向菲律宾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第三，在文化、经济、卫生方面，美国人也做了不少工作。所有这些，是任何日本统治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所无法相比的。
日本的殖民统治较老牌的欧美殖民者更为凶狠、残酷和野蛮，既有中世纪某些落后和愚昧的东西，又有帝国主义时代强烈的对外扩张性质。它在殖民地的统治以法西斯强权为基础，对占领区实行只取不予和惨无人道的军政，表示出它的军事封建性特点。“东方人的统治更是不可名状地缺乏人道”（注：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737页。）。
二
东西方殖民主义之异同，是由多种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相异的地方多于相同的地方。这是由各自的国情决定的。从经济影响力来说，欧美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比日本大得多。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尤其经过两次产业革命后，英、法、德、美的经济实力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20世纪初，不论它们之间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它们都是作为政治经济大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并根据自己的实力分割世界，确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造成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到1914年，英国拥有包括马来亚、缅甸、文莱等在内的55个殖民地，法国拥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29个殖民地，美国拥有菲律宾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作为政治经济大国，它们必然对殖民地产生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给殖民地政治、经济、文化打上宗主国的烙印。
一个国家经济力量之大小，决定它对外影响的力度与规模。19世纪50年代，日本尚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当欧美国家完成第一个工业化历程时，日本在经济上刚刚起步。“因为日本极其遥远和比较贫困，他们（指欧美国家——引者注）也没有带给日本以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所需承受的那么大的压力。”（注：[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59页。）这说明日本在国际上还没有什么地位，因力量所限其国际地位比欧美国家逊色得多。70年代开始对外扩张，到1910年侵占了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库页岛在内的296000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奴役着约占本国人口1/3的殖民地人口（1600万），其工业潜力位居帝国主义七个强国之后，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像其他列强那样对殖民地发生更大的作用。
从政体结构来看，也决定了东西方殖民主义的不同，对外政策的根源在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制。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拥有广泛的权力，不仅掌握军权，还可以解散议会和确立内阁成员。这一切都是皇权至上的表现。日本内阁中资产阶级政党和官僚、军阀相结合，经济实力相对处于劣势和政治发展不足等特性，决定了它在与其他列强为争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相互厮杀中比老牌帝国主义更加凶狠和野蛮的本性。
在新老殖民国家中政治经济发展最成熟的是美国。美国曾为民主在北美大陆生根与英国进行了长期斗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传统早已深入人心，同时它又是一个没有经过封建制的社会，更具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它利用这一优势，在对外殖民扩张时往往打着“和平”、“援助”的旗帜，用较为隐蔽的统治方式控制着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并将其变为自己的政治经济附庸。
从文化传统来看，东西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也决定了殖民从形式到内容的差异性。日本近代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革命，没有建立起系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社会缺乏民主制度的深厚基础；人们对天皇的崇拜近乎对神的崇拜，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造就日本人崇尚军事与勇武的武士道精神（注：参见拙作《近代中日民族危机意识的比较与思索》，《外国问题研究》1993年第3期。），所有这些决定了其社会阶级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与欧美国家的差异。日本学者指出：“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与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它并不是由自发地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通过与封建政权斗争来推进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必然走与欧美先进各国的历史迥然不同的道路。硬要比较的话，倒可以说与德国、俄国这类较后进国家所走过的路程有许多类似点。”（注：[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6页。）对外政策作为国内政治经济的集中表现，必然把其实质性的东西反映出来。
近代欧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它作为一种知识和理性，被消融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中，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帝国主义阶段，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西方对东方的文化侵略现象增多了。到东南亚来的文化人得到政府资助，积极开办学校、报馆、书社和医院，传播资本主义精神成果，培养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其价值浸入东方社会的机体。欧美殖民者在殖民地开办学校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他们对当地人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东南亚人对他们的影响。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东南亚人总是处于弱者和失败者的地位，对东南亚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总的来说，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及时序的各种因素，造成了东西方殖民主义的相同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