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差异
易建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8年06期第92～106页
【作者简介】易建平，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在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仅仅存在于西方，广大的东方自古以来即奉行专制主义。近几十年来，史学家们陆续在古代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等地发现民众会议、贵族或长老会议以及选举等等相似于希腊罗马城邦政治的制度或其残余或其胚芽，这一观点受到有力挑战。根据这些新发现的材料，我们是否又能够提出另外一种相对立的看法，认为在古代世界，所有国家都实行过非专制制度呢？恐怕也还不能。
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在古代世界的确广泛存在，但材料表明，它也不是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发现，更不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的非专制制度（如果有可以称之为制度的东西的话）都发展到了如希腊某些城邦那样的水平。古代非专制政治绝不专属于希腊罗马人，但在各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本文首先讨论这一点。
另外一个争论更久更大的问题，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题目，一个由西方人首先提出而近现代东方人尤其当代中国人十分关注的题目：古代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本文略作探讨的另外一点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我们所要讨论的古代非专制政治稍稍作些界定，以免引起误解。所谓古代非专制政治，本文指曾经出现于古代文明世界中的一种政治模式，其特点是，在一个国家的重大事情上，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最高权位的继承问题，是由某种范围内的多数来作决定的。这一定义的对立概念即是专制政治，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个人专制政治。此外，我们之所以称“非专制政治”而非“非专制制度”，是由于在古代许多地区或国家中，有关的材料往往是残缺稀少的，不易都找到可以称之为“制度”的东西。称“政治”，我们可以将理解为某种要素或残余或胚芽的东西，都纳入讨论范围。具体说来，具有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的民众大会和长老或贵族会议，最高首领的选举及短任期制，等等，都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非专制政治的内容。
时间上限起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时期，以区别于以民族学材料所推演的更为原始的时代。
一
关于古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的发生发展问题，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古代非专制政治的模式只在希腊罗马一些城邦中才有发现，广大的东方地区，自古以来流行着专制主义，东方人天生更具有奴性。这种看法希腊古典作家即时有表露。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
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君主政体，比如一些蛮族中的王权（政体）。其（王之）权力皆似僭主，但是根据法律统治并且世袭。因为蛮族本性即较希腊人更具奴性，亚洲蛮族又较欧洲蛮族为甚，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的（注：此处译文又可参见廖学盛《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与古代希腊的历史》，《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第33页。廖学盛先生认为，由“δεσπóτησ”演化出来的“δεσποτικóσ”，直译应为“奴隶主的，奴隶主式的”，而"despotic"（专制的）这种意义是后来衍生出来的。）统治而无任何怨恨。（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5a16-21，洛依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1990年重印本。）
亚洲人聪明灵巧，但缺乏斗志，因而长期屈居于人而为奴隶。（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7b25-27。）
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西方列强的兴起，现代民主政治在欧美几个大国的确立，这种观点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东方西方划定专制非专制界线的集大成的理论。
然而，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等学科的发展，近数十年来的史学研究表明，这种以东方西方划定古代专制非专制界线的理论是错误的，在广大的亚洲地区，非专制政治时有发现。
1943年，雅各布森教授在《近东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的论文，揭示了古代西亚地区也曾存在非专制政治这一事实（注：雅各布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Thorkild Yacobson,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首载《近东研究杂志》Joumal of Near Eastem Studies,2(1943),后收进卡甘主编《古史问题》卷一，《古代近东与希腊》Donald Kagan,Problems in Ancient History,Volume One, The Ancient Near Eastand Greece,纽约1966年版，第6-13页。）。
此后，研究者们陆续在苏美尔文献、阿卡德文献以及小亚细亚等地区的文献中，都发现有长老会议或民众会议等可以称之为古代非专制政治内容的一些东西。
比如，Adad神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诸神大会的结构。这个组织显然建基于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而又体现了原始的血缘关系以及强者为王的原则和最初的等级关系。这个会议由“诸神的父亲”天神An和暴风雨之神Enlil主持，而所有的神，男神和女神，都一同参加，其中颇为值得注意的是50位大神与“7位命运之神”，他们在这个会议中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注：雅各布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首载《近东研究杂志》2(1943),后收进卡甘主编《古史问题》卷一，《古代近东与希腊》，第10-11页。）。
这是神话。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在记载有古代西亚民主政治的材料中，最有名的是一篇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这篇史诗反映的是苏美尔初史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北方的基什与南方的乌鲁克不和，基什国王阿伽派遣使者来到乌鲁克，大概向其首领吉尔伽美什提出了什么难以接受的要求。因此，后者首先会见了本城的长老们，提出拿起武器与基什战斗，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吉尔伽美什又在民众会议上重复了他的请求，终于获得支持：
这个城市召集起来的“男人”的会议／回答吉尔伽美什说／“凡拥有斗志的人，……／不要向基什王室屈服，让我们拿起武器击败它……”
库拉布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听了他城市“男人”的话而兴高采烈／吩咐仆人恩基都说／“好吧，为了猛烈的战斗，把（和平的）工具放置一旁／让战斗的武器回到你们身边……”（注：克莱默：《苏美尔人》S.N.Kramer,The Sumerians,芝加哥1963年版，第188页。）
这个故事说明，军事虽然由首领或国王掌握，但战争或和平之决定权却不在他手上。这里既有长老会议，又有民众大会，并且，虽然长老会议讨论在先，最终之决定权却似乎在后者掌握之中。
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公元前2000年之初的亚述商业殖民地如Kanes，这两种会议依旧存在，只是权力似乎只限于法律事务，而且，长老会议开始高于民众会议，后者往往是在前者未能取得决议的情况下才召开（注：伊万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议事会》Gooffrey Evans,Ancient Mesopotamian Assemblies,见卡甘《古代近东与希腊》，第21-22、28-29页。）。
甚至在专制政治已经确立的几个帝国时期，长老会议与民众会议这种古老的组织在市镇乡村的层面上依旧到处都有发现，不过其职权只限于一些法律事务以及本市镇乡村的琐细管理事务罢了（注：《汉谟拉比法典》，第202条；《赫梯法典》，第73条；《波哈兹科伊的楔形文文献》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oi,柏林／莱比锡，XIII,2,iii,9-17。）。
其实，亚洲人的非专制政治在希腊人的材料中也是可以见到的。比如广为人知的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在高墨达政变（公元前522年）被平定之后，大流士等7人讨论政体，其中有人就主张过民主制度（注：希罗多德：《历史》III,80-83，洛依布丛书，1982年重印本。）。如果波斯人不曾有过多多少少的民主政治经验，恐怕难以容他发此奇想的。
二
我们再来看印度。
关于印度古代非专制政治，现已揭示出来的资料似乎远比西亚地区为多（注：我们主要根据M·邦卡尔德·列文的论述，参见其所著《古代印度共和国（问题与主要资料）》，载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90页。）。在史诗如《摩可婆罗多》中，在吠陀文献、佛教文献与耆那教文献中，在其他一些材料如帕尼尼的语法著作《八章书》及其注释者的著作中，还有希腊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出早期印度尤其是公元前6—前3世纪在北印度地区存在过的实行种种非专制政治的国家。
古代印度的作家通常把国家分作两类：君主政体(ekarāja)和非君主政体（gana或sangha）。现代研究者多将后者称作共和国。
在共和国里，一般是一种三元权力结构：首领—罗惹会议—刚那。后两者分别相似于《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的长老会议与民众会议。
首领通常具有罗惹、军事首领或波拉木科哈等头衔，由刚那任命（选举），不世袭，所谓“军事首领的职务(Senāpatyam)不能采用从你们祖先继承的方法(na yusmaka m kulakramāgatam senāpatyāam)，只有刚那看中的人，才能任军事首领(yo ganasybhirucitahsa senāp-atlrbhavati)”（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1-162页。）。根据《衣事》叙述离车的经验，刚那任命某人为首领时，似乎需要与会者全体一致同意方可（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2页。）。首领的权力受到限制，他只是刚那的公仆，拥有执行权，但要对刚那负责，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联合体成员的思想和意愿（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2-163页。）。
刚那本身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行政、司法和财政方面的职权。一切全权自由民，包括婆罗门和吠舍，都可以参加这一会议。并且这个会议是经常召开的，因为，“如果不经常聚会并且分散到各地，……大家就听不到命令，就不知道乡村和城市的边界被侵犯，也不知道强盗占据了哪个地方。”（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7页。）要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在有些地方，需要与会者一致赞成，如前面提到在离车选举首领时那样；在有些地方，如在释迦，则仅需多数赞成即可（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8页。）。
另外一个重要的并且在有些国家中往往是更重要的会议称作罗惹会议。它由刹帝利—罗惹组成。这些刹帝利—罗惹们有一个讨论重要问题的专门大厅，叫做僧伽刚那(santhagara)，佛音的注释者把它解释为：刹帝利家庭(rāja-kula)代表处理有关国家管理问题的大厅（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2页。）。参加会议者的人数在与释迦和末罗有关的史料中表明为500人（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1-173页。）。
这两种会议所拥有的权力及其地位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均有所不同。在离车，民众会议刚那起着更大的作用，而在释迦，贵族的刹帝利—罗惹会议主导着国家政治。
此外，在印度的共和国里，虽然所有的全权自由民，都有权参加刚那会议，但是，似乎一般只有刹帝利才能担任领导职务，而首领在刚那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0页。）。
古代印度共和国的鼎盛时期在公元前6—前3世纪，后来它们被君主制国家战败，其中一些在大帝国覆灭之后，又曾兴起，其残余一直存在到笈多王朝后期。
三
现在来谈中国。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上古的政治自夏以来即是专制主义。但是最近10多年来，通过一些史学家的努力（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林志纯先生），揭示出来许多重要的证据，表明在中国，犹如在旧大陆的其他许多地区，非专制政治曾经程度不等地以种种形式存在过。
夏商两代，尤其是夏，若想考量清晰在一鳞半爪的材料中若隐若现的政治面目，殊非易事。所幸多少年来，史学家们不懈地努力，在夏商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获得了不菲的成就。就非专制政治而言，至少就商代的情况来看，王的权力还是受到方国联盟、神权和族权等制约的（注：参见晁福林《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时至周代，尤其春秋时期，材料不断增多，可举为非专制政治的材料也多起来了。关于各种力量对君权的限制，可参见林志纯先生的几篇论及中国古代城邦制度的文章，以及何兹全等先生的著述（注：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日知：《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第二章，《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0页；何兹全：《西周春秋时期的国家形式》，《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一节《贵族》、第二节《国人》、第四章第二节《城邦国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4、100-106页；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概括说来，周制似乎有两种会议：国人会议与诸大夫会议，分别相当于别处所谓的民众会议和长老或贵族会议，曰“朝国人”、“朝众”、“朝诸大夫”、“聚诸大夫”之类。这两种会议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邦国大事上，如邦交、用人等等。《周礼·小司寇》所谓：“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即是其中重要部分。
如，《左传》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
。”
《左传》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绁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左传》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不仅诸大夫、国人在“立君”问题上有发言权，而且有时敢将其君“出”之，“执”之，“弑”之。
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国人敢如此做，皆因其为执戈武士，邦国存亡所依也。《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这些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卫懿公事其实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史上也有相似表演，不过在那里，主角是通过多次斗争才达到“国人”地位的平民罢了。
国人在邦国事务中的作用许多时候都举足轻重，以至于后来孟子还教齐宣王：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注：《孟子·梁惠王下》。）
毋庸否认，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发展的主流应该说是专制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在这之中，也还有着不少非专制政治的回流。出君、执君、弑君之权力虽然不能充分地看出制度化的痕迹，但这种事情，当时舆论并不都以为非。著名的晋悼公与音乐家师旷关于“卫人出其君”的回答是一例（注：《左传》襄公十四年。），齐宣王与孟子关于“臣弑其君”的问答又是一例（注：《孟子·梁惠王下》。）。即使身在君位，态度明显偏于被逐被弑之君的晋悼公与齐宣王，对于这种事情，也只是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些微责备与怀疑罢了，所谓“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臣弑其君可乎？”这与专制盛行之后世，对于以下犯上之人，不论是非，君臣皆欲食肉寝皮，态度相去何啻十万里。
只是在秦统一以后，中国上古社会的这种非专制政治，才完全被专制大潮淹没。
从更广阔的地域范围看，在围绕中国的一些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诸岛、东南亚，我们也可以发现有选举或推举国王、首领的史迹。这更足以说明，非专制政治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古代文明中是广泛存在的。
四
说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在古代广泛存在，是否就是普遍存在，也即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中都存在呢？我以为恐怕还不能这样说。至少现存的材料表明，在埃及，尚没有什么史料证明，自进入文明以来，有过非专制政治。在赫梯，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只是微乎其微的，难以拿出来作为例证。而在中国，总起来说，一般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甚至民主政治确实有过，但史料表明，政治主流似乎是专制或专制倾向的；即便是在非专制政治材料较为丰富的春秋时期，比较起来，能够说明这种政治存在的事实恐怕也只能说是少数。
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非专制政治在古代确实广泛存在过，广大的东方并不都是一开始（即一进入文明之际）即由专制主义当政；但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也并非普遍存在，特别是并非在所有地区都有过程度相等的发展，古代非专制政治的地区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
具体说来，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首先，如同我们刚刚论述过的，有些地区，如古埃及，见不到什么实行过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的证据；而在古希腊地区，绝大多数城邦都有过我们称之为非专制政治的那种经验。
2.同是有过非专制政治经验的地区，此种政治发展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比如同在古希腊地区，诸邦发展情况便千差万别。仅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政体即分作πολιτεiα、贵族、君主及其变体六种，虽然几乎在每一种政体里，都可以多多少少找到本文称之为非专制政治的那种东西，但具体衡量公民参政权的大小以及具有参政权的公民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每一种政体都大不相同。
谈到这里，我们以为有必要把古代非专制政治划作两个类型：古初非专制政治与古典非专制政治。下面略作论述。
古初非专制政治是从原始社会中的氏族部落传统中直接继承与发展过来的，权力结构几乎完全建基于血缘关系之上。在这个时期，由于父系氏族制度盛行，因此表现在政治结构上，代表氏族的长老（两河流域的aba、罗马的patres）大多握有突出的权力。在政治职位的设置上，王是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将这样一种模式的非专制政治称之为古初君主制或古初君主制下的非专制政治。王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终身制，世袭，或者往往由某一固定家族或氏族中推举产生，权力受到习惯与制度等颇大限制。这种政治模式多与文明或文字同步出现，因而我们常常是在一个民族的史诗或最早的历史记载中找到它们依稀模糊的影子。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个人意识尚未觉醒，代表氏族部落的集体意识盛行，作为神灵代理或神人中介出现的祭司们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具体说来，吉尔伽美什时代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两河流域，公元前5、6世纪以前一段时间的印度，王政时代的雅典与罗马，夏以来春秋以前的中国，其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发展情况都属于这一阶段或类型。
有意思的是，古初非专制政治在材料中的出现是不同时的，仅就古希腊罗马以前的时代来看，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城邦，至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罗马，时间差至两三千年。但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却似乎是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出现的。如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地区，公元前5世纪的意大利，许多城邦都出现了一系列变革，其显著特点是，共和制代替了古初王制，非专制政治进一步发展。有的非专制政治得到发展的城邦，王的职位虽然还被保留，但是权力大大削减，甚或仅余名义。
当然，这个时期非专制政治的主要基础依旧是血缘关系，但是已有所扩大，地域原则与财产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比重有所加强。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氏族部落的集体意识大削弱、个人意识大觉醒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产生它最早的思想家的时代。实际上，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几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在希腊，从泰利士（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85年）、阿拿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1年—前546年）、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前500年）、赫拉克利特（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年—前501年）、芝诺（鼎盛年约在公元前464年—前461年）和德谟克里特（公元前460—前370年），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公元前429—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在印度，有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6年—前486年）、瓦尔达玛那（约公元前528年—前468年）；在罗马，思想的创造性方面虽然略逊一筹，但依然有杰出的作家如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年—前53年），等等。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也是一个伟大思想家辈出并且为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老子（约公元前580年—前500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孙子（具体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道家、儒家、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一个文化上独一无二的群星璀璨的时代。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中国的典籍中可以找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非专制政治的材料。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里并未出现共和代替王政的变革，反而是以王权为代表的专制政治在这个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问题是，这个时代中国的非专制政治，我们应当将其纳进古典类型，抑或归入古初残余一类？抑或这个时代正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兴起的一个时代，有利于古典非专制政治发展的一些条件都已具备，尤其是个人意识的兴起，激励了原已处于半休眠状态的古初非专制因素，使它们一度活跃；然而，可惜的是，同时适合于专制政治发展的条件更为充分，因此，非专制政治一度活跃之后，终于未能形成大气候，很快便为专制政治所扼制、所扼杀？
五
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历来受到学术界关注，多次引发大的争论。我们不打算在此对诸种学说进行评价，也不可能全面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只想简略地讨论一下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即小国寡民与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系。
读古史，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给人突出的一个印象是，表演的场地是一个小国寡民的舞台。可以说，除了罗马共和国之外（下面即将解释），没有哪一个实行过制度化的非专制政治的国家真正超出过小邦政治的范围，建立过后世在通常意义上称之为帝国的那种往往囊括多个地区多个民族的庞大的地域国家。这一现象如此突出，以至于有着丰富非专制政治经验的希腊人往往认为，一个城邦的最佳公民数目至多不能过万人（注：比如，柏拉图给他的次级理想国设定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亚里士多德未说具体数目，但提出了原则，认为一个理想城邦的最佳公民人数是，下限足以维持城邦自给自足的生活，上限又能保证公民相互熟悉等。分别参见柏拉图《法律篇》卷五，737E,洛依布丛书，1984年重印本；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25。）。实行过制度化非专制政治的希腊城邦，公民数目不少在数千人甚至数百人之间。大邦如雅典，至鼎盛时期，成年男性公民也不过4万人左右。吉尔伽美什时代的西亚城邦，公民一般大概也只有几千人（注：当时并无具体数字。约二百年之后，乌尔南什王朝第三王安那吐姆(Eannatum)有铭文称，杀了Umma城“3600人”。又，该王朝第五王恩铁美那（Entemena,公元前2450年左右）称，Enlil神“从3600名男子中”选中了他，授予统治权。这些数字极有可能反映了当时一个苏美尔城邦的全权公民的大致数目。参见《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卷一，1971年版，第121页。）。古代印度有关人口数字的记载，大多难以为据，但从不少材料中可以推知，诸共和国的情况，不会与希腊和西亚一般城邦的数字相去太远（注：比如，在《长阿含经》(XVI,I,4)中列举了离车刚那不可战胜和繁荣的七个条件，其中重要的是，跋祗（离车）人经常聚会，一致行动。佛音解释这份文献中与刚那开会有关的"samagga sannipat-anti"的含意为，听到鼓声后，大家聚会。参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6页。擂鼓召集会议，可证参加会议者居住在鼓声传布范围之内，数量有限。）。
罗马共和国是我们见到的一个例外。它不仅男性公民数目一度达到数十万，而且，确确实实建立过一个囊括地中海世界的庞大帝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只是一个不大的城邦；扩张之后，就一般公民而论，真正参与政治活动的，也只是居住在罗马城里的一部分人；何况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罗马元老们，他们更是公民中的极少数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过程中，在罗马公民数目的增加与版图的扩大过程中，城邦共和国给帝国，贵族主导下的非专制政治给个人专制政治让开了道路。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说，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仍旧是在小国寡民的舞台上表演的，罗马共和国也与腓尼基或其他一些城邦共和国一样，是在罗马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在与专制大帝国的斗争中灭亡的。
与现代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相比，古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的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参政者采取的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方式。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前面谈到的小国寡民那一特点。国家小，“一眼便可看尽”，公民少，大家“相互熟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5-16、40。），有事时有权者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在一起，用不着另外再花费精力选举什么民众代表或贵族代表。即便是在那些拥有公民大会的较大的城邦里，也可以让愿意参加会议的有权公民聚集在一个容纳得下的场所，而用嗓子或手势或用陶片表达的意见容易统计，仍然是古代公民可以直接参政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一般说来，在某一响器比如钟鼓发出的声音或者人声的传布范围之内，能够把绝大多数公民迅速地召集在一起，既是许多实行非专制政治城邦的实际，又是古代一些思想家划定城邦范围的标准或理由之一（注：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7。）。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前述希腊人为什么认为，一个城邦的最佳公民数目在万人之内的理论。
在此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与小国寡民之间是否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我们的回答是：确实如此。
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一个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公民相互都熟悉的小邦里，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透明性，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公民们或武装男子们极容易以各种方式串通起来，联合起来，以压倒性的优势向僭主或国王或其他类型的独裁者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希腊许多城邦在王政之后，虽然一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但都维持不了太长时间，便为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所代替。而国家一大，如在庞大帝国那里，即便某一集团或几个集团的人们，能够将某一地区或几个地区的人民组织起来，向专制权力挑战，他们却往往要面对掌握在那个权力手中的其他更多更大的集团或地区的大得多的力量。何况，由于上古时期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非专制政治大规模组织力量的经验不成熟，公民利益的多元性，导致公民在组织力量对抗专制权力方面的软弱。因此，结果往往是，要对抗一个力量强大的专制权力，多半需要反抗者自身专制的组织权力。这也就是当民众起来反抗某个专制权力，几经较量，即使最终成功地推翻那个专制者，胜利者的首领所建立的也常常是专制政治体制的缘故。
另外一个直接的原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就其充分发展的形式民主政治来看，也只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而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在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的限制下，也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至多由于制度惯性的力量，在小国寡民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城邦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将其势力暂时地、不稳固地扩张于城邦之外，如在雅典和罗马共和国。总的趋势是，在领土扩张过程中，演出非专制政治的小舞台扩大了，演员增多了，大家各演各的戏，政治于是混乱到不可收拾。但是，一个社会倘若要生存下去，总是需要稳定，需要能够维持稳定的权威的。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通讯交通传播等等手段的限制，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与能力的不足，不可能从小国寡民的公民直接参与的非专制政治中直接衍生出适合大地域的能够稳定整个社会的间接民主政治。况且领土的扩张，舞台的扩大，演员的相互陌生，给专制者个人权力的扩张与巩固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因此，在这一政治转型时期，人类即使有能力在亚力山大时代、凯撒时代就创造出适合大地域的与近现代相似的间接民主制度，也难得有多少机会实现它了。
总之，就大多数情况而论，古代文明社会直接产生于原始的氏族部落——血缘关系之中，在最初的产生公共权力的群体里，成年男子的数目都不是太多，群体所占有的地域范围相对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许多地区，我们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最为基本的因素。
具体说来，希腊一些城邦的非专制政治能够超越古初君主制或古初非专制政治阶段，发展成为古典非专制政治，其根本因素在于，直至古典时期，这个地区的城邦还维持着古典世界中难得的小国寡民的环境（注：当然这绝不是说，仅有这种环境，就一定能够发展出希腊某些城邦那种古典民主政治；这还需要其他种种条件。并且地理环境的过分割裂封闭，以致于不利于经常性的社会活动，虽然不利于专制政治的发展，但也未必有利于古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关于印度北部的一些共和国，上述说法应当也可以成立。
至于罗马，我们还应当引进另外一个值得注重的因素：前面提及的制度或传统惯性。罗马的非专制政治是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容否认，在扩张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尤其在早期，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所发展。我以为，这就是制度惯性的力量。一个制度形成之后，它会产生一种正面的惯性力量，在一段时期，动员种种因素来维持并促进其发展，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直至遇到巨大的足以毁灭它的外部力量，或者其自身否定因素发展到足以否定这种制度本身时为止。
在未能出现典型的古典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地区，如西亚、中国，我的看法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小国寡民的古典非专制政治可借以发展的温床，而为专制政治开辟了道路。
在秦统一之前的中国，由于过早的扩张，当时的政治主流是由早期君主制度而发展为专制君主制度。但是，在春秋及其以前时期，又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低下，人的大规模政治组织经验及能力十分不足，旧的血缘传统力量依旧强大，各地区地理环境相对独立自足，地域并非过分广大，人口还是有限，在一些邦国里，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古初非专制政治的某些存在，甚或古典非专制政治的胚芽。
古埃及，是一个非专制政治材料极其缺乏的例子。不用说古典非专制政治的资料，即便古初非专制政治的影子，也难以看到。这个国家自有文字以来的材料、包括神话与传说，似乎都让人不得不以为，它自产生以来，即是专制主政。用以上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可以说得通。那就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原始氏族部落非专制政治借以延续而古典非专制政治借以发生发展的小国寡民的环境，从而使非专制政治即便有过也过早地被专制政治代替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根据可信的考古材料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等的描画，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上下埃及可能已经统一成为了一个帝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开始了统一进程；而在这之前，某些地区，如上埃及，可能已经建立了地区霸国（注：刘文鹏：《希拉康坡里王国探究》，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第151-161页；贾可诺夫、雅各布森：《“诺姆国家”、“地域国家”、“城邦”和“帝国”（国家类型问题研究）》，参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83页。）。这就是专制政治在埃及发展如此之早的原因，也就是埃及早期材料中极其缺乏非专制政治记载的原因。大帝国导致专制过早地出现了，以致于人们在文字或足够的文字产生以前，甚至于最终要靠文字来记载来流传的神话与传说产生以前，即已失去了小国寡民的环境，以及可能从这种环境中发生发展出来的非专制政治的记忆。
笔者认为，古代非专制政治是一种全权公民直接参与的政治，它借以发生发展的舞台是小国寡民的环境，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因素。
六
显然，讨论到了这一步，问题依旧没有完全解决。一定会有人提出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些小邦迅速成为帝国因而实行专制政治，有些又能够维持小国寡民环境从而使非专制政治尤其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得以发展的呢？
这或许是一个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历史事实。关于非专制和专制的政治在旧大陆几大文明地区发展的情况，各种记载允许我们列出下面的一个大致的序列来：
埃及——中国（两河）——意大利——希腊
从左到右，位置越靠左的地区非专制政治愈为少见，专制政治愈为早见（注：这里所谓“早”，指各个地区文明自身纵向比较而言，而非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愈为多见。当然，这个序列之外的地区或国家可以在上述排列中找到自己的代表，如小亚细亚的赫梯，可以排在中国边上或稍左，印度北部山区的有些小邦又可以排列在意大利左右，等等。
有趣的是，在这个序列中，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政治状态与地理环境差异之间的一种关系。原始或古初非专制政治迅速消亡或根本见不到，专制政治过早建立的地区，主要是一些比较富庶，地理障碍较少，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这里农耕兴起早，发展快，人口因而增长较为迅速，增加的人口又为战争增添了动力；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往往是一马平川，十分有利于一些小邦迅速扩张成为帝国。
当然，在这些大河流域之间，还是可以寻见一些明显的差异的。比如，在黄河流域，在两河地区，支流或运河众多，许多地方都可以提供相对自给自足独立的单元。因而，在文明发展的早期，虽然地理障碍较少有利于“帝国”的建立，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类自身政治控制能力尚十分低下，加上往往“共主”“控制”的范围又过分广大，所以，那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单元又使一些小邦得以维持一段相对独立的小国寡民的环境，从而使氏族部落传统中的非专制政治得到某种程度的留存或发展。然而在埃及，情况就有所不同。这里只有一条尼罗河，从南贯穿到北，流域以外当时都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尤其在上埃及，适合生存的空间整个夹挤在尼罗河与大沙漠之间。因此，富庶的尼罗河过早地产生了过多的人口，而他们又别无去处，只好过早地武装起来，相互残杀，先是把上埃及，然后是把整个埃及，奉献给一个唯一的主人（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82-83页。关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这两个地区政治发展的影响，我们这里基本上采纳了他们的观点。）。
还有一种模式，可以说是居住在高原地区的或文明地区边缘的部落或民族的“边缘模式”。那些地方多半比较贫瘠，而在战略位置上又常常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一旦生产力发展起来，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一有机会，他们往往利用刚刚从部落统一战争中获得的政治组织经验，迅速向邻近地区尤其富庶地区扩张，并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击破基于氏族部落血缘关系基础的旧的非专制权力结构或残余，利用扩张过程中积累扩充起来的力量，大大地扩张原本受到许多限制的原始或古初王权，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专制王权。中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情况属于这一模式。马其顿的王权发展史也与之相似。
希腊一些城邦的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得以发展为古代最为充分的形式，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希腊地区如要统一成为一个帝国，显然要求比前述大河流域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自身的政治组织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其它许多地区在铜石时代小邦已经扩张成为帝国了，而在此地，直至铁器时代，直至个人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历史仍旧让这里的小邦们维持着自己小国寡民的舞台，而演出一幕幕古代非专制政治最为精彩的戏剧来。当然，公元前2000年代末1000年代初多立斯人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个地区的历史传统，政治发展在许多方面几乎从头开始，也有助于小国寡民环境这个时代在希腊的维持。
罗马也处在地中海的一个半岛上。那里以山地与山前丘陵为主，水系稠密，内部联系较希腊半岛为便，但比起前述大河流域来，地理环境仍旧足够让意大利诸邦在铁器时代仍旧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小国寡民的地位。
印度北部的共和国远离海洋，不处在岛上或半岛之上，但其环境相对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当时人们的政治组织经验和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封闭的，足以让它们维持足够时段的小国寡民的舞台，来维持或促进非专制政治的发展。
当然，这里不是说地理环境完全决定政治的发展，影响古代政治发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任何一个邦国或地区，都有许许多多具体的各不相同的条件或环境。传统，一个国家及社会的内部结构，外部人文环境，某些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尤其是一个国家开始走上扩张之时的权力结构等等，无不起着巨大的作用。读者一定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从各方面来反驳我的立论。但是，从古代（包括原始社会末期）世界大的范围看，从古代政治发展总的实践与趋势看，我认为，说小国寡民是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发生发展的唯一舞台（注：虽然并非小国寡民环境中表演的一定就是非专制政治这一出戏，但是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必定是在小国寡民舞台上表演的，或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环境中暂时地表演的。），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人类自身的政治控制与协调能力的条件下，地理环境帮助维持或打破早期邦国的小国寡民环境，从而帮助维持或发展或瓦解非专制政治，成为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为根本的因素，这一点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8年06期第92～106页
【作者简介】易建平，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在古代世界的确广泛存在，但材料表明，它也不是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发现，更不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的非专制制度（如果有可以称之为制度的东西的话）都发展到了如希腊某些城邦那样的水平。古代非专制政治绝不专属于希腊罗马人，但在各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本文首先讨论这一点。
另外一个争论更久更大的问题，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题目，一个由西方人首先提出而近现代东方人尤其当代中国人十分关注的题目：古代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本文略作探讨的另外一点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我们所要讨论的古代非专制政治稍稍作些界定，以免引起误解。所谓古代非专制政治，本文指曾经出现于古代文明世界中的一种政治模式，其特点是，在一个国家的重大事情上，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最高权位的继承问题，是由某种范围内的多数来作决定的。这一定义的对立概念即是专制政治，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个人专制政治。此外，我们之所以称“非专制政治”而非“非专制制度”，是由于在古代许多地区或国家中，有关的材料往往是残缺稀少的，不易都找到可以称之为“制度”的东西。称“政治”，我们可以将理解为某种要素或残余或胚芽的东西，都纳入讨论范围。具体说来，具有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的民众大会和长老或贵族会议，最高首领的选举及短任期制，等等，都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非专制政治的内容。
时间上限起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时期，以区别于以民族学材料所推演的更为原始的时代。
一
关于古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的发生发展问题，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古代非专制政治的模式只在希腊罗马一些城邦中才有发现，广大的东方地区，自古以来流行着专制主义，东方人天生更具有奴性。这种看法希腊古典作家即时有表露。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
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君主政体，比如一些蛮族中的王权（政体）。其（王之）权力皆似僭主，但是根据法律统治并且世袭。因为蛮族本性即较希腊人更具奴性，亚洲蛮族又较欧洲蛮族为甚，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的（注：此处译文又可参见廖学盛《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与古代希腊的历史》，《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第33页。廖学盛先生认为，由“δεσπóτησ”演化出来的“δεσποτικóσ”，直译应为“奴隶主的，奴隶主式的”，而"despotic"（专制的）这种意义是后来衍生出来的。）统治而无任何怨恨。（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5a16-21，洛依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1990年重印本。）
亚洲人聪明灵巧，但缺乏斗志，因而长期屈居于人而为奴隶。（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7b25-27。）
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西方列强的兴起，现代民主政治在欧美几个大国的确立，这种观点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东方西方划定专制非专制界线的集大成的理论。
然而，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等学科的发展，近数十年来的史学研究表明，这种以东方西方划定古代专制非专制界线的理论是错误的，在广大的亚洲地区，非专制政治时有发现。
1943年，雅各布森教授在《近东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的论文，揭示了古代西亚地区也曾存在非专制政治这一事实（注：雅各布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Thorkild Yacobson,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首载《近东研究杂志》Joumal of Near Eastem Studies,2(1943),后收进卡甘主编《古史问题》卷一，《古代近东与希腊》Donald Kagan,Problems in Ancient History,Volume One, The Ancient Near Eastand Greece,纽约1966年版，第6-13页。）。
此后，研究者们陆续在苏美尔文献、阿卡德文献以及小亚细亚等地区的文献中，都发现有长老会议或民众会议等可以称之为古代非专制政治内容的一些东西。
比如，Adad神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诸神大会的结构。这个组织显然建基于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而又体现了原始的血缘关系以及强者为王的原则和最初的等级关系。这个会议由“诸神的父亲”天神An和暴风雨之神Enlil主持，而所有的神，男神和女神，都一同参加，其中颇为值得注意的是50位大神与“7位命运之神”，他们在这个会议中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注：雅各布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首载《近东研究杂志》2(1943),后收进卡甘主编《古史问题》卷一，《古代近东与希腊》，第10-11页。）。
这是神话。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在记载有古代西亚民主政治的材料中，最有名的是一篇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这篇史诗反映的是苏美尔初史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北方的基什与南方的乌鲁克不和，基什国王阿伽派遣使者来到乌鲁克，大概向其首领吉尔伽美什提出了什么难以接受的要求。因此，后者首先会见了本城的长老们，提出拿起武器与基什战斗，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吉尔伽美什又在民众会议上重复了他的请求，终于获得支持：
这个城市召集起来的“男人”的会议／回答吉尔伽美什说／“凡拥有斗志的人，……／不要向基什王室屈服，让我们拿起武器击败它……”
库拉布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听了他城市“男人”的话而兴高采烈／吩咐仆人恩基都说／“好吧，为了猛烈的战斗，把（和平的）工具放置一旁／让战斗的武器回到你们身边……”（注：克莱默：《苏美尔人》S.N.Kramer,The Sumerians,芝加哥1963年版，第188页。）
这个故事说明，军事虽然由首领或国王掌握，但战争或和平之决定权却不在他手上。这里既有长老会议，又有民众大会，并且，虽然长老会议讨论在先，最终之决定权却似乎在后者掌握之中。
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公元前2000年之初的亚述商业殖民地如Kanes，这两种会议依旧存在，只是权力似乎只限于法律事务，而且，长老会议开始高于民众会议，后者往往是在前者未能取得决议的情况下才召开（注：伊万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议事会》Gooffrey Evans,Ancient Mesopotamian Assemblies,见卡甘《古代近东与希腊》，第21-22、28-29页。）。
甚至在专制政治已经确立的几个帝国时期，长老会议与民众会议这种古老的组织在市镇乡村的层面上依旧到处都有发现，不过其职权只限于一些法律事务以及本市镇乡村的琐细管理事务罢了（注：《汉谟拉比法典》，第202条；《赫梯法典》，第73条；《波哈兹科伊的楔形文文献》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oi,柏林／莱比锡，XIII,2,iii,9-17。）。
其实，亚洲人的非专制政治在希腊人的材料中也是可以见到的。比如广为人知的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在高墨达政变（公元前522年）被平定之后，大流士等7人讨论政体，其中有人就主张过民主制度（注：希罗多德：《历史》III,80-83，洛依布丛书，1982年重印本。）。如果波斯人不曾有过多多少少的民主政治经验，恐怕难以容他发此奇想的。
二
我们再来看印度。
关于印度古代非专制政治，现已揭示出来的资料似乎远比西亚地区为多（注：我们主要根据M·邦卡尔德·列文的论述，参见其所著《古代印度共和国（问题与主要资料）》，载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90页。）。在史诗如《摩可婆罗多》中，在吠陀文献、佛教文献与耆那教文献中，在其他一些材料如帕尼尼的语法著作《八章书》及其注释者的著作中，还有希腊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出早期印度尤其是公元前6—前3世纪在北印度地区存在过的实行种种非专制政治的国家。
古代印度的作家通常把国家分作两类：君主政体(ekarāja)和非君主政体（gana或sangha）。现代研究者多将后者称作共和国。
在共和国里，一般是一种三元权力结构：首领—罗惹会议—刚那。后两者分别相似于《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的长老会议与民众会议。
首领通常具有罗惹、军事首领或波拉木科哈等头衔，由刚那任命（选举），不世袭，所谓“军事首领的职务(Senāpatyam)不能采用从你们祖先继承的方法(na yusmaka m kulakramāgatam senāpatyāam)，只有刚那看中的人，才能任军事首领(yo ganasybhirucitahsa senāp-atlrbhavati)”（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1-162页。）。根据《衣事》叙述离车的经验，刚那任命某人为首领时，似乎需要与会者全体一致同意方可（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2页。）。首领的权力受到限制，他只是刚那的公仆，拥有执行权，但要对刚那负责，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联合体成员的思想和意愿（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2-163页。）。
刚那本身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行政、司法和财政方面的职权。一切全权自由民，包括婆罗门和吠舍，都可以参加这一会议。并且这个会议是经常召开的，因为，“如果不经常聚会并且分散到各地，……大家就听不到命令，就不知道乡村和城市的边界被侵犯，也不知道强盗占据了哪个地方。”（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7页。）要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在有些地方，需要与会者一致赞成，如前面提到在离车选举首领时那样；在有些地方，如在释迦，则仅需多数赞成即可（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8页。）。
另外一个重要的并且在有些国家中往往是更重要的会议称作罗惹会议。它由刹帝利—罗惹组成。这些刹帝利—罗惹们有一个讨论重要问题的专门大厅，叫做僧伽刚那(santhagara)，佛音的注释者把它解释为：刹帝利家庭(rāja-kula)代表处理有关国家管理问题的大厅（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2页。）。参加会议者的人数在与释迦和末罗有关的史料中表明为500人（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1-173页。）。
这两种会议所拥有的权力及其地位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均有所不同。在离车，民众会议刚那起着更大的作用，而在释迦，贵族的刹帝利—罗惹会议主导着国家政治。
此外，在印度的共和国里，虽然所有的全权自由民，都有权参加刚那会议，但是，似乎一般只有刹帝利才能担任领导职务，而首领在刚那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0页。）。
古代印度共和国的鼎盛时期在公元前6—前3世纪，后来它们被君主制国家战败，其中一些在大帝国覆灭之后，又曾兴起，其残余一直存在到笈多王朝后期。
三
现在来谈中国。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上古的政治自夏以来即是专制主义。但是最近10多年来，通过一些史学家的努力（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林志纯先生），揭示出来许多重要的证据，表明在中国，犹如在旧大陆的其他许多地区，非专制政治曾经程度不等地以种种形式存在过。
夏商两代，尤其是夏，若想考量清晰在一鳞半爪的材料中若隐若现的政治面目，殊非易事。所幸多少年来，史学家们不懈地努力，在夏商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获得了不菲的成就。就非专制政治而言，至少就商代的情况来看，王的权力还是受到方国联盟、神权和族权等制约的（注：参见晁福林《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时至周代，尤其春秋时期，材料不断增多，可举为非专制政治的材料也多起来了。关于各种力量对君权的限制，可参见林志纯先生的几篇论及中国古代城邦制度的文章，以及何兹全等先生的著述（注：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日知：《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第二章，《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0页；何兹全：《西周春秋时期的国家形式》，《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一节《贵族》、第二节《国人》、第四章第二节《城邦国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4、100-106页；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概括说来，周制似乎有两种会议：国人会议与诸大夫会议，分别相当于别处所谓的民众会议和长老或贵族会议，曰“朝国人”、“朝众”、“朝诸大夫”、“聚诸大夫”之类。这两种会议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邦国大事上，如邦交、用人等等。《周礼·小司寇》所谓：“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即是其中重要部分。
如，《左传》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
。”《左传》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绁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左传》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不仅诸大夫、国人在“立君”问题上有发言权，而且有时敢将其君“出”之，“执”之，“弑”之。
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国人敢如此做，皆因其为执戈武士，邦国存亡所依也。《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这些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卫懿公事其实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史上也有相似表演，不过在那里，主角是通过多次斗争才达到“国人”地位的平民罢了。
国人在邦国事务中的作用许多时候都举足轻重，以至于后来孟子还教齐宣王：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注：《孟子·梁惠王下》。）
毋庸否认，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发展的主流应该说是专制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在这之中，也还有着不少非专制政治的回流。出君、执君、弑君之权力虽然不能充分地看出制度化的痕迹，但这种事情，当时舆论并不都以为非。著名的晋悼公与音乐家师旷关于“卫人出其君”的回答是一例（注：《左传》襄公十四年。），齐宣王与孟子关于“臣弑其君”的问答又是一例（注：《孟子·梁惠王下》。）。即使身在君位，态度明显偏于被逐被弑之君的晋悼公与齐宣王，对于这种事情，也只是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些微责备与怀疑罢了，所谓“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臣弑其君可乎？”这与专制盛行之后世，对于以下犯上之人，不论是非，君臣皆欲食肉寝皮，态度相去何啻十万里。
只是在秦统一以后，中国上古社会的这种非专制政治，才完全被专制大潮淹没。
从更广阔的地域范围看，在围绕中国的一些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诸岛、东南亚，我们也可以发现有选举或推举国王、首领的史迹。这更足以说明，非专制政治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古代文明中是广泛存在的。
四
说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在古代广泛存在，是否就是普遍存在，也即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中都存在呢？我以为恐怕还不能这样说。至少现存的材料表明，在埃及，尚没有什么史料证明，自进入文明以来，有过非专制政治。在赫梯，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只是微乎其微的，难以拿出来作为例证。而在中国，总起来说，一般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甚至民主政治确实有过，但史料表明，政治主流似乎是专制或专制倾向的；即便是在非专制政治材料较为丰富的春秋时期，比较起来，能够说明这种政治存在的事实恐怕也只能说是少数。
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非专制政治在古代确实广泛存在过，广大的东方并不都是一开始（即一进入文明之际）即由专制主义当政；但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也并非普遍存在，特别是并非在所有地区都有过程度相等的发展，古代非专制政治的地区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
具体说来，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首先，如同我们刚刚论述过的，有些地区，如古埃及，见不到什么实行过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的证据；而在古希腊地区，绝大多数城邦都有过我们称之为非专制政治的那种经验。
2.同是有过非专制政治经验的地区，此种政治发展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比如同在古希腊地区，诸邦发展情况便千差万别。仅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政体即分作πολιτεiα、贵族、君主及其变体六种，虽然几乎在每一种政体里，都可以多多少少找到本文称之为非专制政治的那种东西，但具体衡量公民参政权的大小以及具有参政权的公民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每一种政体都大不相同。
谈到这里，我们以为有必要把古代非专制政治划作两个类型：古初非专制政治与古典非专制政治。下面略作论述。
古初非专制政治是从原始社会中的氏族部落传统中直接继承与发展过来的，权力结构几乎完全建基于血缘关系之上。在这个时期，由于父系氏族制度盛行，因此表现在政治结构上，代表氏族的长老（两河流域的aba、罗马的patres）大多握有突出的权力。在政治职位的设置上，王是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将这样一种模式的非专制政治称之为古初君主制或古初君主制下的非专制政治。王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终身制，世袭，或者往往由某一固定家族或氏族中推举产生，权力受到习惯与制度等颇大限制。这种政治模式多与文明或文字同步出现，因而我们常常是在一个民族的史诗或最早的历史记载中找到它们依稀模糊的影子。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个人意识尚未觉醒，代表氏族部落的集体意识盛行，作为神灵代理或神人中介出现的祭司们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具体说来，吉尔伽美什时代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两河流域，公元前5、6世纪以前一段时间的印度，王政时代的雅典与罗马，夏以来春秋以前的中国，其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发展情况都属于这一阶段或类型。
有意思的是，古初非专制政治在材料中的出现是不同时的，仅就古希腊罗马以前的时代来看，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城邦，至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罗马，时间差至两三千年。但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却似乎是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出现的。如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地区，公元前5世纪的意大利，许多城邦都出现了一系列变革，其显著特点是，共和制代替了古初王制，非专制政治进一步发展。有的非专制政治得到发展的城邦，王的职位虽然还被保留，但是权力大大削减，甚或仅余名义。
当然，这个时期非专制政治的主要基础依旧是血缘关系，但是已有所扩大，地域原则与财产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比重有所加强。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氏族部落的集体意识大削弱、个人意识大觉醒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产生它最早的思想家的时代。实际上，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几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在希腊，从泰利士（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85年）、阿拿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1年—前546年）、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前500年）、赫拉克利特（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年—前501年）、芝诺（鼎盛年约在公元前464年—前461年）和德谟克里特（公元前460—前370年），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公元前429—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在印度，有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6年—前486年）、瓦尔达玛那（约公元前528年—前468年）；在罗马，思想的创造性方面虽然略逊一筹，但依然有杰出的作家如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年—前53年），等等。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也是一个伟大思想家辈出并且为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老子（约公元前580年—前500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孙子（具体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道家、儒家、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一个文化上独一无二的群星璀璨的时代。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中国的典籍中可以找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非专制政治的材料。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里并未出现共和代替王政的变革，反而是以王权为代表的专制政治在这个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问题是，这个时代中国的非专制政治，我们应当将其纳进古典类型，抑或归入古初残余一类？抑或这个时代正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兴起的一个时代，有利于古典非专制政治发展的一些条件都已具备，尤其是个人意识的兴起，激励了原已处于半休眠状态的古初非专制因素，使它们一度活跃；然而，可惜的是，同时适合于专制政治发展的条件更为充分，因此，非专制政治一度活跃之后，终于未能形成大气候，很快便为专制政治所扼制、所扼杀？
五
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历来受到学术界关注，多次引发大的争论。我们不打算在此对诸种学说进行评价，也不可能全面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只想简略地讨论一下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即小国寡民与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系。
读古史，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给人突出的一个印象是，表演的场地是一个小国寡民的舞台。可以说，除了罗马共和国之外（下面即将解释），没有哪一个实行过制度化的非专制政治的国家真正超出过小邦政治的范围，建立过后世在通常意义上称之为帝国的那种往往囊括多个地区多个民族的庞大的地域国家。这一现象如此突出，以至于有着丰富非专制政治经验的希腊人往往认为，一个城邦的最佳公民数目至多不能过万人（注：比如，柏拉图给他的次级理想国设定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亚里士多德未说具体数目，但提出了原则，认为一个理想城邦的最佳公民人数是，下限足以维持城邦自给自足的生活，上限又能保证公民相互熟悉等。分别参见柏拉图《法律篇》卷五，737E,洛依布丛书，1984年重印本；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25。）。实行过制度化非专制政治的希腊城邦，公民数目不少在数千人甚至数百人之间。大邦如雅典，至鼎盛时期，成年男性公民也不过4万人左右。吉尔伽美什时代的西亚城邦，公民一般大概也只有几千人（注：当时并无具体数字。约二百年之后，乌尔南什王朝第三王安那吐姆(Eannatum)有铭文称，杀了Umma城“3600人”。又，该王朝第五王恩铁美那（Entemena,公元前2450年左右）称，Enlil神“从3600名男子中”选中了他，授予统治权。这些数字极有可能反映了当时一个苏美尔城邦的全权公民的大致数目。参见《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卷一，1971年版，第121页。）。古代印度有关人口数字的记载，大多难以为据，但从不少材料中可以推知，诸共和国的情况，不会与希腊和西亚一般城邦的数字相去太远（注：比如，在《长阿含经》(XVI,I,4)中列举了离车刚那不可战胜和繁荣的七个条件，其中重要的是，跋祗（离车）人经常聚会，一致行动。佛音解释这份文献中与刚那开会有关的"samagga sannipat-anti"的含意为，听到鼓声后，大家聚会。参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6页。擂鼓召集会议，可证参加会议者居住在鼓声传布范围之内，数量有限。）。
罗马共和国是我们见到的一个例外。它不仅男性公民数目一度达到数十万，而且，确确实实建立过一个囊括地中海世界的庞大帝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只是一个不大的城邦；扩张之后，就一般公民而论，真正参与政治活动的，也只是居住在罗马城里的一部分人；何况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罗马元老们，他们更是公民中的极少数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过程中，在罗马公民数目的增加与版图的扩大过程中，城邦共和国给帝国，贵族主导下的非专制政治给个人专制政治让开了道路。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说，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仍旧是在小国寡民的舞台上表演的，罗马共和国也与腓尼基或其他一些城邦共和国一样，是在罗马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在与专制大帝国的斗争中灭亡的。
与现代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相比，古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的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参政者采取的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方式。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前面谈到的小国寡民那一特点。国家小，“一眼便可看尽”，公民少，大家“相互熟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5-16、40。），有事时有权者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在一起，用不着另外再花费精力选举什么民众代表或贵族代表。即便是在那些拥有公民大会的较大的城邦里，也可以让愿意参加会议的有权公民聚集在一个容纳得下的场所，而用嗓子或手势或用陶片表达的意见容易统计，仍然是古代公民可以直接参政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一般说来，在某一响器比如钟鼓发出的声音或者人声的传布范围之内，能够把绝大多数公民迅速地召集在一起，既是许多实行非专制政治城邦的实际，又是古代一些思想家划定城邦范围的标准或理由之一（注：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7。）。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前述希腊人为什么认为，一个城邦的最佳公民数目在万人之内的理论。
在此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与小国寡民之间是否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我们的回答是：确实如此。
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一个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公民相互都熟悉的小邦里，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透明性，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公民们或武装男子们极容易以各种方式串通起来，联合起来，以压倒性的优势向僭主或国王或其他类型的独裁者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希腊许多城邦在王政之后，虽然一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但都维持不了太长时间，便为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所代替。而国家一大，如在庞大帝国那里，即便某一集团或几个集团的人们，能够将某一地区或几个地区的人民组织起来，向专制权力挑战，他们却往往要面对掌握在那个权力手中的其他更多更大的集团或地区的大得多的力量。何况，由于上古时期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非专制政治大规模组织力量的经验不成熟，公民利益的多元性，导致公民在组织力量对抗专制权力方面的软弱。因此，结果往往是，要对抗一个力量强大的专制权力，多半需要反抗者自身专制的组织权力。这也就是当民众起来反抗某个专制权力，几经较量，即使最终成功地推翻那个专制者，胜利者的首领所建立的也常常是专制政治体制的缘故。
另外一个直接的原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就其充分发展的形式民主政治来看，也只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而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在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的限制下，也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至多由于制度惯性的力量，在小国寡民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城邦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将其势力暂时地、不稳固地扩张于城邦之外，如在雅典和罗马共和国。总的趋势是，在领土扩张过程中，演出非专制政治的小舞台扩大了，演员增多了，大家各演各的戏，政治于是混乱到不可收拾。但是，一个社会倘若要生存下去，总是需要稳定，需要能够维持稳定的权威的。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通讯交通传播等等手段的限制，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与能力的不足，不可能从小国寡民的公民直接参与的非专制政治中直接衍生出适合大地域的能够稳定整个社会的间接民主政治。况且领土的扩张，舞台的扩大，演员的相互陌生，给专制者个人权力的扩张与巩固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因此，在这一政治转型时期，人类即使有能力在亚力山大时代、凯撒时代就创造出适合大地域的与近现代相似的间接民主制度，也难得有多少机会实现它了。
总之，就大多数情况而论，古代文明社会直接产生于原始的氏族部落——血缘关系之中，在最初的产生公共权力的群体里，成年男子的数目都不是太多，群体所占有的地域范围相对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许多地区，我们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最为基本的因素。
具体说来，希腊一些城邦的非专制政治能够超越古初君主制或古初非专制政治阶段，发展成为古典非专制政治，其根本因素在于，直至古典时期，这个地区的城邦还维持着古典世界中难得的小国寡民的环境（注：当然这绝不是说，仅有这种环境，就一定能够发展出希腊某些城邦那种古典民主政治；这还需要其他种种条件。并且地理环境的过分割裂封闭，以致于不利于经常性的社会活动，虽然不利于专制政治的发展，但也未必有利于古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关于印度北部的一些共和国，上述说法应当也可以成立。
至于罗马，我们还应当引进另外一个值得注重的因素：前面提及的制度或传统惯性。罗马的非专制政治是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容否认，在扩张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尤其在早期，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所发展。我以为，这就是制度惯性的力量。一个制度形成之后，它会产生一种正面的惯性力量，在一段时期，动员种种因素来维持并促进其发展，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直至遇到巨大的足以毁灭它的外部力量，或者其自身否定因素发展到足以否定这种制度本身时为止。
在未能出现典型的古典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地区，如西亚、中国，我的看法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小国寡民的古典非专制政治可借以发展的温床，而为专制政治开辟了道路。
在秦统一之前的中国，由于过早的扩张，当时的政治主流是由早期君主制度而发展为专制君主制度。但是，在春秋及其以前时期，又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低下，人的大规模政治组织经验及能力十分不足，旧的血缘传统力量依旧强大，各地区地理环境相对独立自足，地域并非过分广大，人口还是有限，在一些邦国里，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古初非专制政治的某些存在，甚或古典非专制政治的胚芽。
古埃及，是一个非专制政治材料极其缺乏的例子。不用说古典非专制政治的资料，即便古初非专制政治的影子，也难以看到。这个国家自有文字以来的材料、包括神话与传说，似乎都让人不得不以为，它自产生以来，即是专制主政。用以上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可以说得通。那就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原始氏族部落非专制政治借以延续而古典非专制政治借以发生发展的小国寡民的环境，从而使非专制政治即便有过也过早地被专制政治代替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根据可信的考古材料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等的描画，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上下埃及可能已经统一成为了一个帝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开始了统一进程；而在这之前，某些地区，如上埃及，可能已经建立了地区霸国（注：刘文鹏：《希拉康坡里王国探究》，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第151-161页；贾可诺夫、雅各布森：《“诺姆国家”、“地域国家”、“城邦”和“帝国”（国家类型问题研究）》，参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83页。）。这就是专制政治在埃及发展如此之早的原因，也就是埃及早期材料中极其缺乏非专制政治记载的原因。大帝国导致专制过早地出现了，以致于人们在文字或足够的文字产生以前，甚至于最终要靠文字来记载来流传的神话与传说产生以前，即已失去了小国寡民的环境，以及可能从这种环境中发生发展出来的非专制政治的记忆。
笔者认为，古代非专制政治是一种全权公民直接参与的政治，它借以发生发展的舞台是小国寡民的环境，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因素。
六
显然，讨论到了这一步，问题依旧没有完全解决。一定会有人提出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些小邦迅速成为帝国因而实行专制政治，有些又能够维持小国寡民环境从而使非专制政治尤其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得以发展的呢？
这或许是一个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历史事实。关于非专制和专制的政治在旧大陆几大文明地区发展的情况，各种记载允许我们列出下面的一个大致的序列来：
埃及——中国（两河）——意大利——希腊
从左到右，位置越靠左的地区非专制政治愈为少见，专制政治愈为早见（注：这里所谓“早”，指各个地区文明自身纵向比较而言，而非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愈为多见。当然，这个序列之外的地区或国家可以在上述排列中找到自己的代表，如小亚细亚的赫梯，可以排在中国边上或稍左，印度北部山区的有些小邦又可以排列在意大利左右，等等。
有趣的是，在这个序列中，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政治状态与地理环境差异之间的一种关系。原始或古初非专制政治迅速消亡或根本见不到，专制政治过早建立的地区，主要是一些比较富庶，地理障碍较少，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这里农耕兴起早，发展快，人口因而增长较为迅速，增加的人口又为战争增添了动力；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往往是一马平川，十分有利于一些小邦迅速扩张成为帝国。
当然，在这些大河流域之间，还是可以寻见一些明显的差异的。比如，在黄河流域，在两河地区，支流或运河众多，许多地方都可以提供相对自给自足独立的单元。因而，在文明发展的早期，虽然地理障碍较少有利于“帝国”的建立，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类自身政治控制能力尚十分低下，加上往往“共主”“控制”的范围又过分广大，所以，那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单元又使一些小邦得以维持一段相对独立的小国寡民的环境，从而使氏族部落传统中的非专制政治得到某种程度的留存或发展。然而在埃及，情况就有所不同。这里只有一条尼罗河，从南贯穿到北，流域以外当时都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尤其在上埃及，适合生存的空间整个夹挤在尼罗河与大沙漠之间。因此，富庶的尼罗河过早地产生了过多的人口，而他们又别无去处，只好过早地武装起来，相互残杀，先是把上埃及，然后是把整个埃及，奉献给一个唯一的主人（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82-83页。关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这两个地区政治发展的影响，我们这里基本上采纳了他们的观点。）。
还有一种模式，可以说是居住在高原地区的或文明地区边缘的部落或民族的“边缘模式”。那些地方多半比较贫瘠，而在战略位置上又常常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一旦生产力发展起来，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一有机会，他们往往利用刚刚从部落统一战争中获得的政治组织经验，迅速向邻近地区尤其富庶地区扩张，并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击破基于氏族部落血缘关系基础的旧的非专制权力结构或残余，利用扩张过程中积累扩充起来的力量，大大地扩张原本受到许多限制的原始或古初王权，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专制王权。中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情况属于这一模式。马其顿的王权发展史也与之相似。
希腊一些城邦的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得以发展为古代最为充分的形式，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希腊地区如要统一成为一个帝国，显然要求比前述大河流域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自身的政治组织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其它许多地区在铜石时代小邦已经扩张成为帝国了，而在此地，直至铁器时代，直至个人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历史仍旧让这里的小邦们维持着自己小国寡民的舞台，而演出一幕幕古代非专制政治最为精彩的戏剧来。当然，公元前2000年代末1000年代初多立斯人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个地区的历史传统，政治发展在许多方面几乎从头开始，也有助于小国寡民环境这个时代在希腊的维持。
罗马也处在地中海的一个半岛上。那里以山地与山前丘陵为主，水系稠密，内部联系较希腊半岛为便，但比起前述大河流域来，地理环境仍旧足够让意大利诸邦在铁器时代仍旧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小国寡民的地位。
印度北部的共和国远离海洋，不处在岛上或半岛之上，但其环境相对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当时人们的政治组织经验和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封闭的，足以让它们维持足够时段的小国寡民的舞台，来维持或促进非专制政治的发展。
当然，这里不是说地理环境完全决定政治的发展，影响古代政治发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任何一个邦国或地区，都有许许多多具体的各不相同的条件或环境。传统，一个国家及社会的内部结构，外部人文环境，某些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尤其是一个国家开始走上扩张之时的权力结构等等，无不起着巨大的作用。读者一定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从各方面来反驳我的立论。但是，从古代（包括原始社会末期）世界大的范围看，从古代政治发展总的实践与趋势看，我认为，说小国寡民是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发生发展的唯一舞台（注：虽然并非小国寡民环境中表演的一定就是非专制政治这一出戏，但是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必定是在小国寡民舞台上表演的，或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环境中暂时地表演的。），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人类自身的政治控制与协调能力的条件下，地理环境帮助维持或打破早期邦国的小国寡民环境，从而帮助维持或发展或瓦解非专制政治，成为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为根本的因素，这一点是可以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