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希腊古典文化的理性与人性
刘文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8年05期第66～70页
【作者简介】刘文泰，1942年生，南阳师专历史系副教授。南阳市，473061
【关 键 词】希腊古典文化/理性/人性
希腊古典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滥觞。恩格斯对希腊古典文化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它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指希腊人——引者）的成就方面来……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它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但是，希腊古典文化的优点和魅力并不在于它的具体成就，而在于它的具体成就中所蕴含着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西方学者通常所讲的理性与人性，或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
一
正如儿童习惯于形象思维而难于进行抽象思维一样，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也习惯于形象思维而难于进行抽象思维。希腊人的先祖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进行解释时，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创造了众多的神灵，让他们各自代表和主宰某一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从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神话和传说。
希腊部族众多，神话的内容自然互不相同。但是，希腊人在文明之初，就出现了赫西俄德的《神谱》。赫西俄德统一了希腊神话，使众神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神圣家族。众神有了统一的谱系，那末它所代表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也必然是统一的。众神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末这个世界也应当有自己的本原。赫西俄德的《神谱》是希腊先人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探讨世界本原的总结，同时也为后人开了用抽象思维的方式探讨世界本原的先河。
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当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再也不会满足于用神话解释世界了。从公元前7世纪的泰勒斯开始，自然科学家们就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们不仅要了解事物的现象，而且力图要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奥秘。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看到了千差万别的事物，看到了这些事物都处在不断的生成、发展、衰亡和相互转化中，于是就和他们的先人们一样，想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什么是世界统一的基础之类的问题。但他们和他们先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不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思考，不是用神话来解释，而是用理性思维的方式，用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那末，这个世界必有一个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世界的本原。它既是具体事物生成的基础，又是事物灭亡之后的归宿。这样，这些自然科学家一开始对自然界的研究，就把问题提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本原的问题一提出，哲学也就产生了。“哲学”一词的原意就是“爱智”，希腊人逐渐形成了爱好智慧的传统与风尚。“知识就是美德”，几乎成了希腊人的格言。
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观点（注：有人指出泰勒斯尚未提出“本原”这一范畴，这一范畴是阿那克西曼德最先提出的。但泰勒斯所说已有水是本原的含义则是没有疑义的。参见汪子嵩、范照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用某种具体的物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存在着困难，于是后来有人分别用“阿派朗”、气、火、土等来代替泰勒斯的水，最后，德谟克利特又提出了原子论。尽管原子论仍然是朴素的、幼稚的，本身还存在着缺陷，并且仅仅是一种推测和假说，还没有用实验加以证实，但它毕竟已经非常接近近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上古时代人类所取得的这一成就，我们不能不对理性的力量，对希腊人的智慧表示由衷的赞叹。
在希腊古典文化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性精神的最好体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一生追求真理、在许多知识领域里都有卓越建树的人。他师从柏拉图20年，与柏拉图保持着良好的师生情谊。但他并不盲从柏拉图，更不墨守他的学说。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把理性思考建筑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所以他认为柏拉图的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十分注意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努力从具体事物中寻求普遍的法则。他为了写作《政治学》，广泛搜集了158个城邦的政制史资料。他在研究生物学的时候，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时专门派出1000多人为他搜集生物学标本。亚里士多德坚持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因而在哲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诗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学科体系。
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史学最能体现希腊人的理性精神。
希腊人写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保存前人的业绩，给后人以教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下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把握历史的真象，找出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希罗多德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历史”，而“历史”的原意就是“研究”。
作为西方史学的创始人，希罗多德还没有完全摆脱记事家的味道，对他所搜集来的材料还缺乏严格的审查，他还相信占卜和神意。也就是说，他的理性色彩还不够浓厚。但是，仅仅小他20几岁的修昔底德，就把这些缺点完全克服了。在神灵被自然科学家从自然科学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之后，现在又被修昔底德从社会科学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了。他是这样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的：
在叙事方面，我决不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东西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它目击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情实况也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方，或者偏袒那一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认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未来虽然不是过去的重演，但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代的瑰宝。（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
这是多么严格的科学方法，这是多么崇高的治学目的！考古学的成就已经证明，修昔底德的著作完全可以称之为信史。历史学的发展也表明，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分析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
希腊人提倡理性，尊重知识，使希腊古典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初步建立了各门学科的科学体系，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一些学者往往不能摆正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存在着过分推崇理性而贬低感性的倾向。即使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不例外。他承认人的认识源于感觉，但却又贬感性认识为“暖昧认识”，称理性认识为“真理认识”，反映了他重理性轻感性的偏向。唯心主义哲学家更把理性推崇到极点，以至完全否认了感性认识的重要。比如埃利亚学派，他们看到了世界的永恒性和具体事物的易变性，他们不能解释这一矛盾，因而只好把感性认识一笔抹煞，只承认理性所把握的世界本质的存在与不变，不承认感性所接触到的具体事物的存在与变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它的著名代表人物芝诺还提出了如“飞箭不动”、“阿喀琉斯赶不上乌龟”等诡辩命题。由此可见，理性若不以感性为基础，甚至反过来反对感性，它就不仅不会带来真理，反而会导致不可救药的荒谬。
二
人性主要表现为人本主义。它鼓吹人性以反对神性，肯定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追求道德高尚和人的自我完善，歌颂人的创造能力，肯定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人性当然是有阶级性的。古希腊人所讲的人性，实质上是奴隶主的人性，自由民的人性，而不包括奴隶在内。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奴隶根本不算人，而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但是，应该肯定，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和古代流行的宗教迷信的世界观和鼓吹君主专制的思想体系相比，确实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觉醒了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一面旗帜，它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石。
希腊古典文化中的人性是由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哺育的，是在城邦制度的沃土中成长，在理性的滋润下成熟的。
多少个世纪以来，希腊的孩子们都在读荷马史诗，背诵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成了希腊人的第一部最重要的人生教科书，史诗中的英雄成了希腊人的偶像和楷模。在荷马的笔下，无论是神或人都受某种必然性——命运的支配，但英雄们并不消极地等待命运，而是积极地直面人生。这些英雄的共同特点就是热爱荣誉，视荣誉高于生命。对荣誉的热爱体现了一种肯定自我、追求道德完美的感情趋向和维护个人尊严的坚强意志。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和荣誉，再强的对手也敢于和他搏斗，哪怕命运注定他走向死亡。在《伊里亚特》中，荷马重笔刻画了两个人物：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因希腊联军统帅亚加米农夺其心爱女奴愤而退出战场，结果导致了联军的一再失败。因痛心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的阵亡，阿喀琉斯方与亚加米农捐弃前嫌重返战场。他杀死了特洛耶主将赫克托尔，扭转了危局，显示了他在这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了极大荣誉。赫克托尔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妻儿、亲属及人民的自由而战，面对凶悍的阿喀琉斯，他明知不敌，也要拚死一搏，他要让自己的英雄行为，永远为后世传扬。史诗所宣扬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希腊人去创功立业，争取荣誉。
希腊神话的最大特点是神人同形同性。在荷马那里，神被降到了人的地位。神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任性、忌妒、偏狭、自私、残暴、报复心极强，一点也不比人高尚。人不能企求诸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和永生的特权，但在品格上并不低于神。神如果与你为敌，你也可以与神对抗。在《伊利亚特》中，英雄狄奥米德在战场上遇到了站在特洛耶人一边的美神阿芙洛狄特、战神阿瑞斯和太阳神阿波罗，狄奥米德毫不犹豫地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三位神灵。希腊人也祭祀、祈祷和占卜，但他们在神面前并不诚惶诚恐。他们在祭祀时立而不跪，因为下跪有损于人的尊严。
在荷马与赫西俄德之后出现了一批抒情诗人。他们写作的已不再是神话故事，而是个人感情的抒发。虽然古典时代的悲剧创作仍然主要以神话为题材，但与其说他们描写的是神，不如说是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歌颂了一位为人民谋福利而甘受酷刑的英雄，《奥瑞斯特三部曲》反映的是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社会现实，《奥狄浦斯王》肯定的是人与命运的抗争，歌颂了一位有理性、有道德、热爱人民、勇于负责的英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所以，希腊悲剧不是在宣扬宗教迷信，而是借助神话反映社会现实，歌颂英雄。它宣扬的不是神性，而是十足的人性。
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所塑造的英雄主义人生观和个人尊严的观念，符合城邦政治的要求。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城邦鼓励公民建功立业，对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者，对为城邦做出重大贡献者，对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者，对体育比赛优胜者都给予极高的荣誉。城邦尊重公民的自由与权利，鼓励公民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与文化娱乐活动。希腊人热爱祖国，珍视自由，认为即使在城邦体制下受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有权势和财富好。希罗多德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率军入侵希腊前夕，有两个斯巴达人自愿到波斯军营送死，替两个要求“土和水”而被杀的波斯使者偿命。波斯将军劝他们投降，说这样不仅可免一死，还可以得到一块希腊土地去做统治者。这两个斯巴达人是这样回答的：你们的劝告说明你们习惯于做奴隶而从未体验过自由。如果你们体验过自由，知道它的味道，你们就会劝我们不单要用枪，而且要用斧头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了（注：希罗多德：《历史》Ⅶ，135。）。
由于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人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人本主义思想更加发展，他们以更理性更世俗的眼光审视社会和人生。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就是这种自信心在哲学上的表现。诗人们竞相赞美人的智慧和力量，肯定人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让我们听一听悲剧作家索福克利斯所唱的一支人的颂歌吧：
天下的奇事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他要在狂暴的南风下渡过灰色的海，在汹涌的波涛间冒险航行。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要去搅扰，用变种的马耕地，犁头来回年年耕耘。他用多眼的网捕那快乐的鸟，凶猛的走兽和海里的游鱼——人真是聪明无比！他用技巧制服了住于旷野的猛兽，驯服了鬃毛蓬松的马，使它引颈受轭，还把不知疲倦的山羊驯养。他学会怎样运用语言和快疾如风的思想，怎样养成了社会生活的习性，怎样在无法露宿之际躲过霜锋雨箭。什么事他都有办法，对未来的事也样样有准备，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都能设法避免。（注：《安提戈涅》，第一合唱队歌，332—362行。）
希腊人赋予裸体以神圣的意义，在运动会上运动员也把裸体作为一种美展示给观众。艺术家细心地观察人体，致力于刻画人体，创作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既是现实人体的艺术再现，又是对理想个人的追求。它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智者学派之后，学者们更多地把目光从自然界转向人生和社会，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理性探讨。苏格拉底致力于塑造道德完美的个人，柏拉图则致力于理想社会的求索。亚里士多德构筑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社会科学从此开始兴起。
三
上古各文明民族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各地区文化各具特点，而独有希腊文化以理性和人性见长，这是耐人寻味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确定希腊古典文化这一特点形成的根据，只能从希腊社会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特点中寻找。我认为，历史机遇、古典奴隶制和城邦制是理性和人性形成的根据。
希腊人是在铁器时代才步入文明的，起点较上古其它民族要高。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利于吸收西亚、北非先进民族数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从野蛮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人仅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公元前8—5世纪）。这时的希腊人，英雄时代的风韵犹存，原始宗教尚未经过神学家的改造，科学成就已达很高的水平。这一切都有利于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的形成。
希腊在城邦形成时期，由于平民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普遍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奴隶主只能以外族人为奴。这样，希腊人与蛮族，自由人与奴隶就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天地悬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对人格、尊严、自由、权利等等自然极为关注，因而形成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希腊城邦，特别是那些工商业比较发达、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十分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允许公民自由地讨论问题。工商业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民主政治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因而促进了理性精神与人文主义的成长。
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理性与人性，一旦环境改变，就不能不枯萎凋零。当马其顿人把希腊纳入一个包括许多民族在内的大帝国的时候，希腊人的理性与人性精神就渐趋黯淡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虽然仍葆有理性传统，但它追求的已不是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造就美好的社会与人性，而是心灵的慰藉。伊璧鸠鲁宣传原子论，是为了否认神的存在，把人从对神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以免除心灵的痛苦，得到快乐与幸福。斯多葛学派宣传“逻各斯”，逻各斯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又是神的意志。斯多葛派要人们遵循逻各斯，以免除心灵的痛苦与烦恼。至于那些放流形骸、超然物外的犬儒学派，他们把贫穷当幸福，把孤独当自由，则是既违常理又反人性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起到了半宗教的作用，反映了失去城邦的希腊人的内心痛苦和要求获得灵魂拯救的愿望。这种心态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宗教的产生。当一个更为强大的罗马帝国出现的时候，一个能为人提供天国幸福和使人灵魂得救的基督教终于形成。于是，理性被信仰代替，人性被神性扼杀。
经过上千年的基督教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终于迎来了古典文化的复兴。但文艺复兴偏重于用人文主义批判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直至18世纪，理性在启蒙运动中才恢复了它应有的权威。
欧洲的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理性和人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主导地位，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可喜局面。所以，理性和人性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人类的优秀的文化遗产，符合科学性和民主性。我们应该有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熔东西方文化于一炉，为创造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8年05期第66～70页
【作者简介】刘文泰，1942年生，南阳师专历史系副教授。南阳市，473061
| 【内容提要】 | 理性与人性是希腊古典文化的灵魂和精华。但希腊人存在着重理性轻感性的偏向。人性的本质是人本主义，是奴隶主自由民的人性。随着城邦政治的结束，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日趋黯淡，最终被基督教扼杀。 |
一
正如儿童习惯于形象思维而难于进行抽象思维一样，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也习惯于形象思维而难于进行抽象思维。希腊人的先祖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进行解释时，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创造了众多的神灵，让他们各自代表和主宰某一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从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神话和传说。
希腊部族众多，神话的内容自然互不相同。但是，希腊人在文明之初，就出现了赫西俄德的《神谱》。赫西俄德统一了希腊神话，使众神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神圣家族。众神有了统一的谱系，那末它所代表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也必然是统一的。众神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末这个世界也应当有自己的本原。赫西俄德的《神谱》是希腊先人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探讨世界本原的总结，同时也为后人开了用抽象思维的方式探讨世界本原的先河。
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当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再也不会满足于用神话解释世界了。从公元前7世纪的泰勒斯开始，自然科学家们就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们不仅要了解事物的现象，而且力图要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奥秘。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看到了千差万别的事物，看到了这些事物都处在不断的生成、发展、衰亡和相互转化中，于是就和他们的先人们一样，想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什么是世界统一的基础之类的问题。但他们和他们先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不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思考，不是用神话来解释，而是用理性思维的方式，用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那末，这个世界必有一个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世界的本原。它既是具体事物生成的基础，又是事物灭亡之后的归宿。这样，这些自然科学家一开始对自然界的研究，就把问题提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本原的问题一提出，哲学也就产生了。“哲学”一词的原意就是“爱智”，希腊人逐渐形成了爱好智慧的传统与风尚。“知识就是美德”，几乎成了希腊人的格言。
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观点（注：有人指出泰勒斯尚未提出“本原”这一范畴，这一范畴是阿那克西曼德最先提出的。但泰勒斯所说已有水是本原的含义则是没有疑义的。参见汪子嵩、范照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用某种具体的物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存在着困难，于是后来有人分别用“阿派朗”、气、火、土等来代替泰勒斯的水，最后，德谟克利特又提出了原子论。尽管原子论仍然是朴素的、幼稚的，本身还存在着缺陷，并且仅仅是一种推测和假说，还没有用实验加以证实，但它毕竟已经非常接近近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上古时代人类所取得的这一成就，我们不能不对理性的力量，对希腊人的智慧表示由衷的赞叹。
在希腊古典文化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性精神的最好体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一生追求真理、在许多知识领域里都有卓越建树的人。他师从柏拉图20年，与柏拉图保持着良好的师生情谊。但他并不盲从柏拉图，更不墨守他的学说。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把理性思考建筑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所以他认为柏拉图的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十分注意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努力从具体事物中寻求普遍的法则。他为了写作《政治学》，广泛搜集了158个城邦的政制史资料。他在研究生物学的时候，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时专门派出1000多人为他搜集生物学标本。亚里士多德坚持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因而在哲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诗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学科体系。
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史学最能体现希腊人的理性精神。
希腊人写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保存前人的业绩，给后人以教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下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把握历史的真象，找出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希罗多德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历史”，而“历史”的原意就是“研究”。
作为西方史学的创始人，希罗多德还没有完全摆脱记事家的味道，对他所搜集来的材料还缺乏严格的审查，他还相信占卜和神意。也就是说，他的理性色彩还不够浓厚。但是，仅仅小他20几岁的修昔底德，就把这些缺点完全克服了。在神灵被自然科学家从自然科学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之后，现在又被修昔底德从社会科学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了。他是这样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的：
在叙事方面，我决不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东西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它目击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情实况也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方，或者偏袒那一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认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未来虽然不是过去的重演，但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代的瑰宝。（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
这是多么严格的科学方法，这是多么崇高的治学目的！考古学的成就已经证明，修昔底德的著作完全可以称之为信史。历史学的发展也表明，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分析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
希腊人提倡理性，尊重知识，使希腊古典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初步建立了各门学科的科学体系，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一些学者往往不能摆正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存在着过分推崇理性而贬低感性的倾向。即使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不例外。他承认人的认识源于感觉，但却又贬感性认识为“暖昧认识”，称理性认识为“真理认识”，反映了他重理性轻感性的偏向。唯心主义哲学家更把理性推崇到极点，以至完全否认了感性认识的重要。比如埃利亚学派，他们看到了世界的永恒性和具体事物的易变性，他们不能解释这一矛盾，因而只好把感性认识一笔抹煞，只承认理性所把握的世界本质的存在与不变，不承认感性所接触到的具体事物的存在与变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它的著名代表人物芝诺还提出了如“飞箭不动”、“阿喀琉斯赶不上乌龟”等诡辩命题。由此可见，理性若不以感性为基础，甚至反过来反对感性，它就不仅不会带来真理，反而会导致不可救药的荒谬。
二
人性主要表现为人本主义。它鼓吹人性以反对神性，肯定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追求道德高尚和人的自我完善，歌颂人的创造能力，肯定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人性当然是有阶级性的。古希腊人所讲的人性，实质上是奴隶主的人性，自由民的人性，而不包括奴隶在内。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奴隶根本不算人，而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但是，应该肯定，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和古代流行的宗教迷信的世界观和鼓吹君主专制的思想体系相比，确实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觉醒了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一面旗帜，它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石。
希腊古典文化中的人性是由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哺育的，是在城邦制度的沃土中成长，在理性的滋润下成熟的。
多少个世纪以来，希腊的孩子们都在读荷马史诗，背诵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成了希腊人的第一部最重要的人生教科书，史诗中的英雄成了希腊人的偶像和楷模。在荷马的笔下，无论是神或人都受某种必然性——命运的支配，但英雄们并不消极地等待命运，而是积极地直面人生。这些英雄的共同特点就是热爱荣誉，视荣誉高于生命。对荣誉的热爱体现了一种肯定自我、追求道德完美的感情趋向和维护个人尊严的坚强意志。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和荣誉，再强的对手也敢于和他搏斗，哪怕命运注定他走向死亡。在《伊里亚特》中，荷马重笔刻画了两个人物：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因希腊联军统帅亚加米农夺其心爱女奴愤而退出战场，结果导致了联军的一再失败。因痛心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的阵亡，阿喀琉斯方与亚加米农捐弃前嫌重返战场。他杀死了特洛耶主将赫克托尔，扭转了危局，显示了他在这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了极大荣誉。赫克托尔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妻儿、亲属及人民的自由而战，面对凶悍的阿喀琉斯，他明知不敌，也要拚死一搏，他要让自己的英雄行为，永远为后世传扬。史诗所宣扬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希腊人去创功立业，争取荣誉。
希腊神话的最大特点是神人同形同性。在荷马那里，神被降到了人的地位。神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任性、忌妒、偏狭、自私、残暴、报复心极强，一点也不比人高尚。人不能企求诸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和永生的特权，但在品格上并不低于神。神如果与你为敌，你也可以与神对抗。在《伊利亚特》中，英雄狄奥米德在战场上遇到了站在特洛耶人一边的美神阿芙洛狄特、战神阿瑞斯和太阳神阿波罗，狄奥米德毫不犹豫地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三位神灵。希腊人也祭祀、祈祷和占卜，但他们在神面前并不诚惶诚恐。他们在祭祀时立而不跪，因为下跪有损于人的尊严。
在荷马与赫西俄德之后出现了一批抒情诗人。他们写作的已不再是神话故事，而是个人感情的抒发。虽然古典时代的悲剧创作仍然主要以神话为题材，但与其说他们描写的是神，不如说是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歌颂了一位为人民谋福利而甘受酷刑的英雄，《奥瑞斯特三部曲》反映的是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社会现实，《奥狄浦斯王》肯定的是人与命运的抗争，歌颂了一位有理性、有道德、热爱人民、勇于负责的英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所以，希腊悲剧不是在宣扬宗教迷信，而是借助神话反映社会现实，歌颂英雄。它宣扬的不是神性，而是十足的人性。
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所塑造的英雄主义人生观和个人尊严的观念，符合城邦政治的要求。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城邦鼓励公民建功立业，对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者，对为城邦做出重大贡献者，对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者，对体育比赛优胜者都给予极高的荣誉。城邦尊重公民的自由与权利，鼓励公民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与文化娱乐活动。希腊人热爱祖国，珍视自由，认为即使在城邦体制下受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有权势和财富好。希罗多德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率军入侵希腊前夕，有两个斯巴达人自愿到波斯军营送死，替两个要求“土和水”而被杀的波斯使者偿命。波斯将军劝他们投降，说这样不仅可免一死，还可以得到一块希腊土地去做统治者。这两个斯巴达人是这样回答的：你们的劝告说明你们习惯于做奴隶而从未体验过自由。如果你们体验过自由，知道它的味道，你们就会劝我们不单要用枪，而且要用斧头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了（注：希罗多德：《历史》Ⅶ，135。）。
由于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人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人本主义思想更加发展，他们以更理性更世俗的眼光审视社会和人生。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就是这种自信心在哲学上的表现。诗人们竞相赞美人的智慧和力量，肯定人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让我们听一听悲剧作家索福克利斯所唱的一支人的颂歌吧：
天下的奇事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他要在狂暴的南风下渡过灰色的海，在汹涌的波涛间冒险航行。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要去搅扰，用变种的马耕地，犁头来回年年耕耘。他用多眼的网捕那快乐的鸟，凶猛的走兽和海里的游鱼——人真是聪明无比！他用技巧制服了住于旷野的猛兽，驯服了鬃毛蓬松的马，使它引颈受轭，还把不知疲倦的山羊驯养。他学会怎样运用语言和快疾如风的思想，怎样养成了社会生活的习性，怎样在无法露宿之际躲过霜锋雨箭。什么事他都有办法，对未来的事也样样有准备，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都能设法避免。（注：《安提戈涅》，第一合唱队歌，332—362行。）
希腊人赋予裸体以神圣的意义，在运动会上运动员也把裸体作为一种美展示给观众。艺术家细心地观察人体，致力于刻画人体，创作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既是现实人体的艺术再现，又是对理想个人的追求。它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智者学派之后，学者们更多地把目光从自然界转向人生和社会，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理性探讨。苏格拉底致力于塑造道德完美的个人，柏拉图则致力于理想社会的求索。亚里士多德构筑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社会科学从此开始兴起。
三
上古各文明民族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各地区文化各具特点，而独有希腊文化以理性和人性见长，这是耐人寻味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确定希腊古典文化这一特点形成的根据，只能从希腊社会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特点中寻找。我认为，历史机遇、古典奴隶制和城邦制是理性和人性形成的根据。
希腊人是在铁器时代才步入文明的，起点较上古其它民族要高。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利于吸收西亚、北非先进民族数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从野蛮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人仅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公元前8—5世纪）。这时的希腊人，英雄时代的风韵犹存，原始宗教尚未经过神学家的改造，科学成就已达很高的水平。这一切都有利于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的形成。
希腊在城邦形成时期，由于平民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普遍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奴隶主只能以外族人为奴。这样，希腊人与蛮族，自由人与奴隶就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天地悬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对人格、尊严、自由、权利等等自然极为关注，因而形成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希腊城邦，特别是那些工商业比较发达、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十分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允许公民自由地讨论问题。工商业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民主政治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因而促进了理性精神与人文主义的成长。
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理性与人性，一旦环境改变，就不能不枯萎凋零。当马其顿人把希腊纳入一个包括许多民族在内的大帝国的时候，希腊人的理性与人性精神就渐趋黯淡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虽然仍葆有理性传统，但它追求的已不是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造就美好的社会与人性，而是心灵的慰藉。伊璧鸠鲁宣传原子论，是为了否认神的存在，把人从对神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以免除心灵的痛苦，得到快乐与幸福。斯多葛学派宣传“逻各斯”，逻各斯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又是神的意志。斯多葛派要人们遵循逻各斯，以免除心灵的痛苦与烦恼。至于那些放流形骸、超然物外的犬儒学派，他们把贫穷当幸福，把孤独当自由，则是既违常理又反人性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起到了半宗教的作用，反映了失去城邦的希腊人的内心痛苦和要求获得灵魂拯救的愿望。这种心态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宗教的产生。当一个更为强大的罗马帝国出现的时候，一个能为人提供天国幸福和使人灵魂得救的基督教终于形成。于是，理性被信仰代替，人性被神性扼杀。
经过上千年的基督教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终于迎来了古典文化的复兴。但文艺复兴偏重于用人文主义批判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直至18世纪，理性在启蒙运动中才恢复了它应有的权威。
欧洲的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理性和人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主导地位，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可喜局面。所以，理性和人性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人类的优秀的文化遗产，符合科学性和民主性。我们应该有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熔东西方文化于一炉，为创造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