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革命、保守、改造
——19世纪法国农民与政治
许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1998年06期第50～57页
【作者简介】许平 本校历史系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关 键 词】法国大革命/法国农民问题/现代政治建设
一、农民的革命
以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问题著称的法国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其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及其它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著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法国革命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场就其起源和进程，危机和结局而言都是独立的农民革命。”（注：王养冲：《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丛》，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26页。）农民革命的要求与大革命带给农民的结果一致，即废除封建权利、贵族特权及获得土地。因此，大革命对法国农民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和缜密的分析向人们证明，虽然“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但促使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不是对土地的热爱，而是包括什一税、地租和土地买卖税在内的“土地奴役”，及其它封建权利所带给农民的巨大痛苦。（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6页。）两位学者的看法各有侧重，勒费弗尔偏重农民的土地要求，托克维尔更着重封建权利对农民的盘剥。其结论的共同点是，正是这些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自身生存的基本要求，使法国农民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大革命，而农民群体的介入不仅最终导致封建制的彻底废除，而且赋予这场政治革命以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
毫无疑问，法国农民群体的大部分在法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政治革命序幕中充当了高度革命性的角色。那么是什么促使法国农民变成革命者？千百年封建制度的剥削与压迫固然是农民造反的主要原因，但在以往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农民一直是传统社会中逆来顺受的保守力量，他们在历史转变时刻变为积极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必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般说来，整个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对农民产生两种重要影响，一是加深了农民的苦难，二是提高了农民的期望值。就第一点而论，实际上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法国农民经历了一个从残余的农奴制压迫中逐渐挣脱出来的解放过程。贵族的领主权利逐渐受到削弱。领主法庭及为领主服徭役的现象在各地几近消失，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涉及农民社会地位的变革，是许多农民“不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英国农学家阿瑟·扬在革命前夕游历法国时对许多土地为农民所有的现象感到震惊，惊呼“这种形势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页。）农奴变为自己拥有土地或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对于农民自身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影响。当他们还处于领主的统治之下时，封建权利对他们来说并非不可忍受，因为他们觉得国家制度如此，天经地义。可是一旦农民成为自由人，而贵族又除享有免税权和其它封建特权，而不再行使维持乡村秩序等社会职责的时候，这种因封建特权而时时处处发生的领主对农民的盘剥，诸如征收市场税、路桥税、磨房、压榨机和烤炉的使用税等等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旧制度末期，特权等级不纳税，国家危机的负担，大部分转稼到农民身上，仅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直接税就增加了28%（注：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革命前的两个世纪内，军役税增加了10倍（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61页。）。此外随着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领主们侵占集体权益，吞并公社公有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八世纪的物价上涨，又使农民所承受的实物地租和实物什一税实际价值增加，领主捐税的压力加重。1788-1789年的农业危机如雪上加霜，使得原本在各种重压下挣扎的法国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61页。）这样一来，在革命前夕，无论是农民实际承受的物质上的苦难还是他们感受到的心理痛苦都空前加重了。
如果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仅加剧了农民的痛苦，而没有提高他们的期望值，那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不可能在农民这一最沉闷保守的社会群体中出现革命的态势。实际上，农民在逐渐实现人身解放的同时，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也在提高。当部分农民获得土地时，不仅他们自己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独立感，自豪感，其他无地农民也受到鼓舞，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占有土地的欲望因而大增。再者，随着农村中商品生产的萌动，农村的封闭性有所减弱。新鲜的外部世界的事物及各种时代思潮从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渗入农民中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仅意识到自己遭受的物质贫困与痛苦比社会其他人更多，而且认识到这一切不是天经地义，他们可以设法消除这些苦难。这种意识的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特别是1789年三级会议选举前夕，以资产阶级为领袖的第三等级的各种小册子、檄文、论著、讲演、招贴等等遍及城乡，陈情书的全部起草过程就是一次革命的发动。农民为举国上下骚动着的革命氛围所感染，情绪昂奋地诉说自己的苦难，他们郁积已久的不满、仇恨、嫉妒和激情被深深地触动了，震撼了，要求改变现状消除苦难的期望也因而大大提高，农民群体中所蕴藏的极大的革命性就这样被启发调动起来。当农民眼见他们寄予国王和三级会议来减少自己的苦难的殷殷期望化为泡影时，他们以往所蒙受的一切苦难，他们对旧制度的一切不满和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希冀全部化为一次自己解放自己、目标指向封建制度的实实在在的农民革命行动。农民革命是法国大革命中不可缺少不能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和资产阶级一道在这场革命中埋葬了旧制度，推动了新的社会的到来。
二、农民的保守
由农民的生产方式、经济利益和社会历史地位所决定，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进程中，农民既可以充当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角色，又可能成为极端保守的社会集团。“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象是同时并存的”。（注：塞缪尔·享丁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86页。）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在乡村里造反、抗缴租税、什一税、焚烧封建法律文件，摧毁贵族经济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他们在乡村中恢复自由放牧的陈规旧习，破坏被圈占的土地，收回被瓜分的公有土地。1793年，以政府征召三十万大军为导火线，在西部各省，特别是旺代，普瓦图等农业商品化尚未渗透进去的地区，农民、随后也有贵族和教士参与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反对革命的叛乱。接着农民又把攻击目标转向资本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如实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的承包人、谷物批发商、国有财产获得者，以及散居在旺代省中心地区的商人和制造工业主等。叛乱农民虽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但他们顽强地抵制城市的影响，抑制资本主义的渗透，抑制大革命。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注：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在刺向封建制度的同时，也在砍伐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当时农民与封建制度的矛盾是最主要最基本最尖锐的社会对抗，农民小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处在若隐若现的朦胧状态中，因此，大革命时期，农民的革命性进步性占主导地位。大革命以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权利不复存在，许多农民在革命以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而且革命又制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农民的主体不再是在封建枷锁下挣扎，忍受超经济强制剥削的租地农，而是实实在在地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小私有者，尽管大多数农民拥有的土地非常狭小，甚至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生计，但是农民身份和地位的这一本质性的变化足以使他们的社会要求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民在其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他们就从要求进行革命，转为主张恢复秩序，农民群体相应地从变革现存制度的革命者回归为抗拒任何变迁的保守势力。
农民要求的核心目标是对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于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唯一依靠，因此农民的一切好恶取舍都以土地的得失与否为判断准绳，农民对土地的这种厚爱，直接影响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要求和政治取向。获得土地的农民要求保住土地，谁满足了他们这一要求，谁就赢得农民的支持。当拿破仑结束了督政府的动荡摇摆，建立起巩固的社会秩序，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逐出国境，并在民法典中把农民占有土地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时候，整个农民阶级欣喜若狂，农民阶级的一切能量都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他们为拿破仑，为革命的法国，更准确地说是为与自己血肉相联的那块小土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 fr-ance对他们就有了重大意义。”（注：马克思：《从巴黎到伯尔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1页。）拿破仑给农民以秩序和土地的保证，农民便向拿破仑献上自己的全部忠诚。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如此狂热，以至于几乎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光法国农民都是在这种崇拜的阴影中度过的。
但是复辟王朝垮台，三色旗再度飘扬的时候，农民的小土地和由小土地所决定的小农生产所面临的不再是封建制卷土重来的危险，而是新的不可抵御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增长的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曾给农民带来巨大希望的小土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幸福和满足。相反，随着资本主义侵蚀日益加剧，人口不断增加，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缩小，小农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农民所欠债务增加，因借债而抵押的土地日益增多，农民更加贫困化了。1820-1824年间，法国农民借款抵押债务总额增加了50%，当时450亿法郎的土地资本中已有130亿因借债而抵押出去，（注：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经济与社会史》(F·Braudel et E·Labrousse,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de La France)，巴黎，1976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59页。）农民向借贷人支付的利息高达15-20%（注：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经济与社会史》(F·Braudel et E·Labrousse,Histoire Economique etSociale deLa Fr-ance)，巴黎，1976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59页。）按此推算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所有权不是为小农实际拥有，而是躺在高利贷债权人的抵押账薄中了。1830年以后，高利贷者按现代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沉重的榨取已经取代了封建领主的封建压迫，而成为小农所承受的最主要的经济剥削。此外，随着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化的加速，一些富有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侵占公有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传统农业共有共耕的机制遭到破坏，贫苦农民的生活来源减少，大的土地承租人又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榨取小农生产和剩余价值，中间商人也尽力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利用行情变化牟取利益，农民日常需要的工业品价格也经常上涨。所有这一切表明，小农的利益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夺，小农的生产方式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威胁挑战。
虽然农民的愚昧和农民的短视使他们还不能明晰地，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现在所承担的一切繁重支付，他们目前贫困的根源在于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和新的经济制度，但是他们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感受到了这种新的经济关系给他们带来的恶果。19世纪中期，法国农村中曾出现过几次农民的危机和骚动。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农业歉收，大地主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提高粮价，农民无以糊口度日；二是公社公有土地、公共牧场的使用权遭到破坏，切断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生活来源。农民的这些骚动很少在靠近大城市的已经商品化耕种的北部地区发生，而通常发生在商品化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如阿尔卑斯、比利牛斯、汝拉和孚日等东部、西南、东南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扩张渗透，正在动摇那里传统社会内部的平衡，影响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农民，虽然仍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反对封建领主制的恢复，反对租佃条件的苛刻，但他们更主要更集中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圈地运动，反对高利贷，反对沉重的税收，要求恢复对公有地、公共牧场和森林的使用权。尽管农民的抗拒矛头没有直接指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表象和结果，但是从农民的这些要求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民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的眼光向后看，力图保持其小土地和农村公社，恢复和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方式。农民经济上的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显然不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改造，有碍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农民群体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要求上，更集中地表现在其政治取向上。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封建保守势力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殊死较量仍在继续，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激烈斗争仍在进行。但身居穷乡僻壤的法国农民对于在其身边掠过并偶尔将他们卷入其中的伟大历史运动不能理解，对于在巴黎及其它中心城市出现的政治事件始终冷淡，在他们看来，国王与皇帝，君主与共和都无关紧要，只要能给他们以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土地和秩序，他们就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唯一值得关心的是他们的土地和家庭。当他们在乡村中的一切努力，包括十二分辛勤地耕种田园，拼命为获得或扩大每一寸土地而斗争，顽强地维持农村公社的公地和权利等等，都不能抵挡住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其手中的小土地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转而希望像在拿破仑帝国时那样，再次出现一个万能的上帝，给他们的土地以实际的保证。恰恰在这时，在1847-1848年以抵抗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农民骚动在中部西南和东南部地区频繁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进步人士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普选权在二月革命中实现。还不了解现代政治的含义的法国农民，在第一次普选中，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了头上带有拿破仑的光环，又许诺给农民以秩序和繁荣的路易·波拿巴。就这样，在大革命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法国农民一涌上政治舞台，就用手中握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无数进步人士为之流血奋斗多年，似乎希望在即、唾手可得的民主共和国。如果说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建立得利于农民的进步，那么波拿巴第二帝国的出现，则是依赖于农民的保守。
可见，直至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一切政治取向都源于那片与之血肉相连的小块土地。在大革命前后，农民所要求的小农自由占有的土地和新的社会秩序相对于封建的大土地制度及封建复辟的威胁，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因此，在拿破仑帝国和复辟王朝时期，农民因对土地的热爱而生成的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因小土地观念而决定的仇视复辟王朝拥护革命的政治取向，折射出了自由农民对封建主和农民小土地对封建大地产的阶级的和历史的进步。但是，斗转星移，时代变迁。随着整个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化，时代的精神与时代的要求都在发生变化，唯有囿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及贫困闭塞的生活条件限制的法国农民的小土地观念仍处于静止状态，农民群体与客观的社会环境及其它社会阶层在变化步调上的差异，显示了农民的落后与保守。农民的小土地观念由大革命时期的体现进步滑向革命后的代表保守，农民群体也相应地由革命时期砸碎封建枷锁的积极的革命力量，转为革命后的抗拒资本主义、抗拒现代化的保守群体，这一群体最终纳入现代社会和政治体系，还有一个自身改造及与社会融合的历史过程。
三、农民的改造
1848年普选权的实现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把还处于混沌状态、对现代政治一无所知的法国农民拉上了政治舞台。在当时，这一掌握了绝大多数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法国民族命运的社会群体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由这两者所决定的思想观念、阶级意识是怎样的呢？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当时法国农民进入现代政治的实际水平及政治与社会现代化的实际程度，有清醒明晰的认识。
实际上，在普选权落到农民大众手中之初，法国农民大众还游离于民族社会和现代政治之外。只有在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取消领主制、征用贵族土地、征兵、战争与和平等能直接对农民生活发生影响的重大问题，一时把农民卷入了政治漩涡，此后巴黎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较量，由于不直接涉及农民的利益，其影响也就很难波及到偏僻封闭的山乡。远离政治生活以外的农民每日重复着与以往一样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节奏，咀嚼着身边有限范围内的悲欢离合，现实城市中的生活及斗争既然不能影响改变他们，他们也就不可能跳出传统生活、传统观念及传统社会的巢臼。因此，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和选举抉择的因素，除了那深入骨髓的因小土地观念而引伸的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外，再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忠诚以及对社会权威的服从精神，无论这一权威是来自传统社会还是来自现代政府。
下面是第二帝国初期农民投票的两个片断，从中我们可以对农民参加选举的实际意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每个选民都收到了政府发的已圈定官方候选人的一张选票，由于无知，他们通常是携带选举卡和政府的选票去投票，以为只有这张选票有效。
一些贫苦农民带着反对派塞给他们的选票走进村邸，掌管选举箱的镇长立刻认出，说道：“喂，除了这张选票以外，还有其它的吗？”“是的，镇长。”“让我看看。”农民出示几张。镇长拿出官方候选人的选票说“先生，这张最好，把其它的放下”。然后镇长就把那张选票投进箱中。（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 Ⅲ)，伦敦，1958年版，第84页。）
一位农村学校的校长说道，星期天晚祈祷后，我做了简短讲演，讲演达到了预期效果，因为他们都在喊“皇帝万岁！投票去。”（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 Ⅲ)，伦敦，1958年版，第85页。）
农民对选举的冷漠，可以从拒绝参加选举的人数的多少中得到验证。刚实现普选权的1848年4月份的选举，不参加选举的仅占选民的16%，但在同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弃权的达25%，1849年3月选举，弃权的35%，拿破仑三世时曾达37%，直至1879年才降至18%（注：希奥多·泽尔丁：《1848-1945年的法国》(Theodere Zeldin,France 1848-1945,Political and ang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在偏僻地区，由于投票地点远，交通不便，农民宁可在田里做农活，也不愿去参加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选举，弃权的情况非常普遍。1889年，在菲尼斯太尔省的一个村庄里，396名选民中，只有11人参加投票。（注：尤金·韦伯：《农民变成法国人》(Euger Weber,Peasants intoFrenchmen)，伦敦，1979年第271页。）
从上述选举场面和农民参加选举的一般情况看，法国农民虽然获得了选举权，但他们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农民虽是投票人，但不是主动者，他们不仅对选举权利没有基本的理解，而且连自己的选举准则和意向都不明确，加之受彼此之间及与城市之间相互封闭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限制，以及千百年来卑微的社会地位和粗俗的文化教养所造成的委琐、胆怯的人格心态的影响，农民不能够选出自己的代理人，他们只希望一个高高在上、主宰他们命运的权威给他们以保护。第二帝国时期，热尔省某地的人们注意到，“农民不关心选举的结果，他们只是投绅士(gentlemen)的票，仅此而已”。（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258页。）这种没有自觉意识，只是一味仰视权威的选民是集权政治生长的极好温床。不仅传统社会的精英们，即那些生活在乡间的贵族绅士，和所谓正统王朝或非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们，可以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习惯性忠诚，操纵身为农民的选民、使正统派和君主主义势力的阴魂迟迟不散，而且路易·波拿巴可以利用农民对行政权利和拿破仑偶像的盲目崇拜，以全民投票的堂而皇之的形式，把自己推上皇帝的宝座，建立起虽有普选权，但人民被剥夺了一切实际政治权利的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利用“官方候选人”的方法控制选举，不仅如上面提到的最下层的镇长要保证官方候选人当选，皇帝亲自命令各省省长必须支持官方候选人，为他们作竞选宣传，“开导”选民。在官方候选人制度的保证下，1852年大选中只有5名王朝派和3名共和派共8名反对派当选，其余全是政府的支持者。（注：弗雷德里希·波恩：《法兰西选举》(Prederic Bon,les Elections en France)，巴黎，1978年版，第31页。）虽然农民赞成官方候选人相对于受旧日的领主和天主教士的控制来说是一种进步，“它是数百年来法国农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变形”（注：弗雷德里希·波恩：《法兰西选举》(Prederic Bon,les Elect-ions en France)，巴黎，1978年版，第31页。）但毕竟不是按照农民自己的意志进行的选举，在这种徒有其表的普选中，农民只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投票机器，远不是能充分表达自己意向的现代选民。
农民大众进入现代民族政治有许多因素发生作用，其中一个主要的条件，是这一群体必须已经卷入了现代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只有这样，现代民族政治才能对其群体和个人发生直接的影响，也才能促使农民关心和投入现代政治生活。
农民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媒介是商品生产。与市场发生广泛的联系之后，市场价格、城市需求，政府政策等等因素都在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这样就把农民的视野从一农一户一村一舍引向更广阔的境地。
与现代社会生活接轨，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农民进入现代政治。其一是改变了农民对政治完全麻木不仁的态度，因为当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令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实际生活以后，法国农民的视线就不能不关注着巴黎了；其二，农民因社会联系扩大，自觉意识提高而产生了自己的要求，以往那种农民唯领主和教士的马首是瞻、唯地方行政官员的意志是从的状况得到改善。农民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社会权威，从而减少了对传统社会的忠诚，打开了进入现代政治的大门。（注：关于法国农民通过市场与现代社会融合的问题，请参见拙文《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村的变革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嬗变》，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
新的经济生活还在农民群体内造成新的社会和阶级的分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民群体内那种几乎人人都占有或租种一小块土地，如马克思所形容的“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子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全集第8卷，第217页。）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农民社会地位的升迁变化所打乱。在一些小农丧失土地沦为农业工人的同时，出现一些经营有方的成功的农场主，他们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加入地方显贵的行列，在乡村中颇有社会影响。农民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不仅改变了农民群体内虽有相同利益，但彼此隔离，没有任何联系的社会格局，造成了新的现代意义的阶级分野和社会结构，而且也削弱了人人拥有几亩土地、几头牛，自己无力参与资本主义竞争，只希望社会权威给予保护的小农意识；对个别权威依赖性的减少，又必然有助于提高农民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农民群体的分化、小农意识的削弱和农民独立意识的增强，从根本上铲除了从最高的中心点，对一个整体的各个相同部分发生同等作用进行集中统治的集权政治的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从而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现代社会环境对农民的改造，在农民的选举中得到体现。在普选之初普遍存在的那种全体选民追随镇长一致投票的情况明显减少，60年代末，这种情况基本消失。农村中资产阶级、公证人、医生、教师等新的社会精英正在取代贵族，教士和官方候选人得到农民越来越多的选票。1871年莱翁斯，德·沃盖在保守选区紧跟着梯也尔被选进议会，但在歇尔省却败在一位乡村医生的手下。（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91页。）一位29岁的青年往巴黎销售煤气灯致富后，回乡投资，也被选中。另有一名大印刷商，让500名工人为其竞选游说，结果毫无争议的当选了，据说因为没有人能在花钱上同他竞争。（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Ⅲ)，伦敦，1958年，第265页。）农民被推上政治舞台后，农民选民也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努力争取的对象。各种反对派的报纸、杂志和各个派别的宣传鼓动者深入农村，游说村民，更有利于其独立意识的发展。1862年，一位政府官员写道：“普选正在告诉我们，民意不能够再被左右，如果我们不是非常明智和机敏的话，我确信在选举中我们将会遇到许多敌手”。（注：希奥多·泽尔丁，前引书，第98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1852-60年，农民还屈从于社会权威、贵族和教会的保护，选举基本为官方操纵的局面，到60年代不再出现了。1863年选举中的政府反对派三倍于1857年，1869年选举中，政府候选人的选票与反对派的选票为445万比335万。从选票上看，政府的优势正在丧失。伴随着选民，特别是农民选民的自觉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提高，第二帝国的大厦已摇摇欲坠。
参加选举的政治实践有利于农民的成熟，70年代后，农民在选举期间谈论政治，谈论共和派，谈论征税和农业贸易保护等问题。他们已经学会把自己的要求与投票选举结合在一起。70年代来，一位偏僻地区的乡里人说道：“如果魔鬼能给我们修博姆公路，我就投它的票。”（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209页。）由于共和派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对旧制度的憎恨，向农民宣传王朝复辟意味着农民小私有者地位的丧失，意味着恢复什一税和封建劳役等，70、80年代共和派赢得农民的支持。虽然在1871年2月的选举中，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使得主和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占了上风，但1871年7月至1875年的历次补选中，共和派均占多数。1876年2-3月的众议院选举，共和派终于获压倒多数。法国农民超越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从保皇派到共和派的转变的时候，共和制才在法国扎下了根。
四、几点启迪
纵观法国农民介入现代政治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某些有意义的启迪。农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就其阶级本性和特质而言，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虽然被封建制度压迫的社会地位，以及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革命序幕所造成的大的历史环境和革命氛围，能够把农民推向革命，使之作为一支卓有影响的革命角色步入政治舞台，给封建制度以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本身并没有在革命中得到改造。正因为如此，在革命的政治力量摧毁土地贵族的势力之后，在革命中得到发展，在革命后又极力维护其小私有者的地位，坚持小生产方式的小农阶级就成了抗拒现代化的主要社会群体。现代化的革命变革，打破了农村中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均衡之后，没有新的社会链条把农民阶级联系起来，彼此没有关系各自独立的小农生产和缺少自觉意识的小农阶层，恰恰是万能的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威立足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在为建立共和制的现代民主而斗争，共和的曙光虽偶尔闪现，但斗争的结果总是出现与斗争者的意愿相反的专制帝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土地贵族的顽抗势力可以用政治革命的力量来摧毁，而对小农的改造则必需是依靠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力量的冲刷。当小农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还在传统的框架里徘徊的时候，普选权即参政权只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由于农民对现代政治的一无所知，而被别人操纵引入歧途。在1848年的法国，波拿巴正是利用小农对拿破仑的崇拜，小农对行政权力的无条件遵从，以及它们与突然出现的普选权结合而产生的政治力量，打倒了共和国，产生了第二帝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市场经济所改造，传统的农业社会共同体普遍崩溃，小农的社会构成被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上下流动的社会联系所取代，小土地观念被新的社会思想所削弱，农民本身这才得到改造，他们从传统社会影响的庇荫下走出来，与现代社会融合。只有在这里，在农业社会和农民阶级这一抗拒变迁的落后区域和保守群体都被新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所分解之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才真正出现，法国政治上大起大落的动荡局面也才结束，法兰西共和制度最终确立。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排除了土地贵族的障碍之后，政治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造传统农民，农民问题解决的快慢，直接关系到现代民主政治建立的顺利与否，而解决农民问题最基本的途径，不是政治的暴力手段，而是经济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1998年06期第50～57页
【作者简介】许平 本校历史系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关系重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均与农民问题紧密相连。本文以颇具典型意义的法国农民介入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为例。分析农民参与革命，又抗拒变迁，最终融进现代政治的历史契机与条件，同时阐释传统农民改造与现代政治建设之间不可忽视的互动关系。 |
以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问题著称的法国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其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及其它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著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法国革命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场就其起源和进程，危机和结局而言都是独立的农民革命。”（注：王养冲：《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丛》，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26页。）农民革命的要求与大革命带给农民的结果一致，即废除封建权利、贵族特权及获得土地。因此，大革命对法国农民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和缜密的分析向人们证明，虽然“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但促使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不是对土地的热爱，而是包括什一税、地租和土地买卖税在内的“土地奴役”，及其它封建权利所带给农民的巨大痛苦。（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6页。）两位学者的看法各有侧重，勒费弗尔偏重农民的土地要求，托克维尔更着重封建权利对农民的盘剥。其结论的共同点是，正是这些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自身生存的基本要求，使法国农民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大革命，而农民群体的介入不仅最终导致封建制的彻底废除，而且赋予这场政治革命以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
毫无疑问，法国农民群体的大部分在法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政治革命序幕中充当了高度革命性的角色。那么是什么促使法国农民变成革命者？千百年封建制度的剥削与压迫固然是农民造反的主要原因，但在以往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农民一直是传统社会中逆来顺受的保守力量，他们在历史转变时刻变为积极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必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般说来，整个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对农民产生两种重要影响，一是加深了农民的苦难，二是提高了农民的期望值。就第一点而论，实际上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法国农民经历了一个从残余的农奴制压迫中逐渐挣脱出来的解放过程。贵族的领主权利逐渐受到削弱。领主法庭及为领主服徭役的现象在各地几近消失，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涉及农民社会地位的变革，是许多农民“不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英国农学家阿瑟·扬在革命前夕游历法国时对许多土地为农民所有的现象感到震惊，惊呼“这种形势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页。）农奴变为自己拥有土地或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对于农民自身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影响。当他们还处于领主的统治之下时，封建权利对他们来说并非不可忍受，因为他们觉得国家制度如此，天经地义。可是一旦农民成为自由人，而贵族又除享有免税权和其它封建特权，而不再行使维持乡村秩序等社会职责的时候，这种因封建特权而时时处处发生的领主对农民的盘剥，诸如征收市场税、路桥税、磨房、压榨机和烤炉的使用税等等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旧制度末期，特权等级不纳税，国家危机的负担，大部分转稼到农民身上，仅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直接税就增加了28%（注：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革命前的两个世纪内，军役税增加了10倍（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61页。）。此外随着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领主们侵占集体权益，吞并公社公有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八世纪的物价上涨，又使农民所承受的实物地租和实物什一税实际价值增加，领主捐税的压力加重。1788-1789年的农业危机如雪上加霜，使得原本在各种重压下挣扎的法国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61页。）这样一来，在革命前夕，无论是农民实际承受的物质上的苦难还是他们感受到的心理痛苦都空前加重了。
如果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仅加剧了农民的痛苦，而没有提高他们的期望值，那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不可能在农民这一最沉闷保守的社会群体中出现革命的态势。实际上，农民在逐渐实现人身解放的同时，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也在提高。当部分农民获得土地时，不仅他们自己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独立感，自豪感，其他无地农民也受到鼓舞，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占有土地的欲望因而大增。再者，随着农村中商品生产的萌动，农村的封闭性有所减弱。新鲜的外部世界的事物及各种时代思潮从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渗入农民中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仅意识到自己遭受的物质贫困与痛苦比社会其他人更多，而且认识到这一切不是天经地义，他们可以设法消除这些苦难。这种意识的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特别是1789年三级会议选举前夕，以资产阶级为领袖的第三等级的各种小册子、檄文、论著、讲演、招贴等等遍及城乡，陈情书的全部起草过程就是一次革命的发动。农民为举国上下骚动着的革命氛围所感染，情绪昂奋地诉说自己的苦难，他们郁积已久的不满、仇恨、嫉妒和激情被深深地触动了，震撼了，要求改变现状消除苦难的期望也因而大大提高，农民群体中所蕴藏的极大的革命性就这样被启发调动起来。当农民眼见他们寄予国王和三级会议来减少自己的苦难的殷殷期望化为泡影时，他们以往所蒙受的一切苦难，他们对旧制度的一切不满和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希冀全部化为一次自己解放自己、目标指向封建制度的实实在在的农民革命行动。农民革命是法国大革命中不可缺少不能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和资产阶级一道在这场革命中埋葬了旧制度，推动了新的社会的到来。
二、农民的保守
由农民的生产方式、经济利益和社会历史地位所决定，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进程中，农民既可以充当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角色，又可能成为极端保守的社会集团。“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象是同时并存的”。（注：塞缪尔·享丁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86页。）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在乡村里造反、抗缴租税、什一税、焚烧封建法律文件，摧毁贵族经济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他们在乡村中恢复自由放牧的陈规旧习，破坏被圈占的土地，收回被瓜分的公有土地。1793年，以政府征召三十万大军为导火线，在西部各省，特别是旺代，普瓦图等农业商品化尚未渗透进去的地区，农民、随后也有贵族和教士参与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反对革命的叛乱。接着农民又把攻击目标转向资本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如实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的承包人、谷物批发商、国有财产获得者，以及散居在旺代省中心地区的商人和制造工业主等。叛乱农民虽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但他们顽强地抵制城市的影响，抑制资本主义的渗透，抑制大革命。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注：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在刺向封建制度的同时，也在砍伐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当时农民与封建制度的矛盾是最主要最基本最尖锐的社会对抗，农民小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处在若隐若现的朦胧状态中，因此，大革命时期，农民的革命性进步性占主导地位。大革命以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权利不复存在，许多农民在革命以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而且革命又制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农民的主体不再是在封建枷锁下挣扎，忍受超经济强制剥削的租地农，而是实实在在地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小私有者，尽管大多数农民拥有的土地非常狭小，甚至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生计，但是农民身份和地位的这一本质性的变化足以使他们的社会要求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民在其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他们就从要求进行革命，转为主张恢复秩序，农民群体相应地从变革现存制度的革命者回归为抗拒任何变迁的保守势力。
农民要求的核心目标是对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于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唯一依靠，因此农民的一切好恶取舍都以土地的得失与否为判断准绳，农民对土地的这种厚爱，直接影响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要求和政治取向。获得土地的农民要求保住土地，谁满足了他们这一要求，谁就赢得农民的支持。当拿破仑结束了督政府的动荡摇摆，建立起巩固的社会秩序，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逐出国境，并在民法典中把农民占有土地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时候，整个农民阶级欣喜若狂，农民阶级的一切能量都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他们为拿破仑，为革命的法国，更准确地说是为与自己血肉相联的那块小土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 fr-ance对他们就有了重大意义。”（注：马克思：《从巴黎到伯尔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1页。）拿破仑给农民以秩序和土地的保证，农民便向拿破仑献上自己的全部忠诚。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如此狂热，以至于几乎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光法国农民都是在这种崇拜的阴影中度过的。
但是复辟王朝垮台，三色旗再度飘扬的时候，农民的小土地和由小土地所决定的小农生产所面临的不再是封建制卷土重来的危险，而是新的不可抵御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增长的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曾给农民带来巨大希望的小土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幸福和满足。相反，随着资本主义侵蚀日益加剧，人口不断增加，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缩小，小农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农民所欠债务增加，因借债而抵押的土地日益增多，农民更加贫困化了。1820-1824年间，法国农民借款抵押债务总额增加了50%，当时450亿法郎的土地资本中已有130亿因借债而抵押出去，（注：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经济与社会史》(F·Braudel et E·Labrousse,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de La France)，巴黎，1976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59页。）农民向借贷人支付的利息高达15-20%（注：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经济与社会史》(F·Braudel et E·Labrousse,Histoire Economique etSociale deLa Fr-ance)，巴黎，1976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59页。）按此推算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所有权不是为小农实际拥有，而是躺在高利贷债权人的抵押账薄中了。1830年以后，高利贷者按现代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沉重的榨取已经取代了封建领主的封建压迫，而成为小农所承受的最主要的经济剥削。此外，随着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化的加速，一些富有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侵占公有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传统农业共有共耕的机制遭到破坏，贫苦农民的生活来源减少，大的土地承租人又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榨取小农生产和剩余价值，中间商人也尽力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利用行情变化牟取利益，农民日常需要的工业品价格也经常上涨。所有这一切表明，小农的利益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夺，小农的生产方式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威胁挑战。
虽然农民的愚昧和农民的短视使他们还不能明晰地，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现在所承担的一切繁重支付，他们目前贫困的根源在于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和新的经济制度，但是他们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感受到了这种新的经济关系给他们带来的恶果。19世纪中期，法国农村中曾出现过几次农民的危机和骚动。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农业歉收，大地主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提高粮价，农民无以糊口度日；二是公社公有土地、公共牧场的使用权遭到破坏，切断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生活来源。农民的这些骚动很少在靠近大城市的已经商品化耕种的北部地区发生，而通常发生在商品化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如阿尔卑斯、比利牛斯、汝拉和孚日等东部、西南、东南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扩张渗透，正在动摇那里传统社会内部的平衡，影响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农民，虽然仍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反对封建领主制的恢复，反对租佃条件的苛刻，但他们更主要更集中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圈地运动，反对高利贷，反对沉重的税收，要求恢复对公有地、公共牧场和森林的使用权。尽管农民的抗拒矛头没有直接指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表象和结果，但是从农民的这些要求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民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的眼光向后看，力图保持其小土地和农村公社，恢复和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方式。农民经济上的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显然不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改造，有碍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农民群体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要求上，更集中地表现在其政治取向上。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封建保守势力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殊死较量仍在继续，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激烈斗争仍在进行。但身居穷乡僻壤的法国农民对于在其身边掠过并偶尔将他们卷入其中的伟大历史运动不能理解，对于在巴黎及其它中心城市出现的政治事件始终冷淡，在他们看来，国王与皇帝，君主与共和都无关紧要，只要能给他们以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土地和秩序，他们就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唯一值得关心的是他们的土地和家庭。当他们在乡村中的一切努力，包括十二分辛勤地耕种田园，拼命为获得或扩大每一寸土地而斗争，顽强地维持农村公社的公地和权利等等，都不能抵挡住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其手中的小土地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转而希望像在拿破仑帝国时那样，再次出现一个万能的上帝，给他们的土地以实际的保证。恰恰在这时，在1847-1848年以抵抗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农民骚动在中部西南和东南部地区频繁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进步人士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普选权在二月革命中实现。还不了解现代政治的含义的法国农民，在第一次普选中，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了头上带有拿破仑的光环，又许诺给农民以秩序和繁荣的路易·波拿巴。就这样，在大革命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法国农民一涌上政治舞台，就用手中握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无数进步人士为之流血奋斗多年，似乎希望在即、唾手可得的民主共和国。如果说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建立得利于农民的进步，那么波拿巴第二帝国的出现，则是依赖于农民的保守。
可见，直至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一切政治取向都源于那片与之血肉相连的小块土地。在大革命前后，农民所要求的小农自由占有的土地和新的社会秩序相对于封建的大土地制度及封建复辟的威胁，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因此，在拿破仑帝国和复辟王朝时期，农民因对土地的热爱而生成的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因小土地观念而决定的仇视复辟王朝拥护革命的政治取向，折射出了自由农民对封建主和农民小土地对封建大地产的阶级的和历史的进步。但是，斗转星移，时代变迁。随着整个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化，时代的精神与时代的要求都在发生变化，唯有囿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及贫困闭塞的生活条件限制的法国农民的小土地观念仍处于静止状态，农民群体与客观的社会环境及其它社会阶层在变化步调上的差异，显示了农民的落后与保守。农民的小土地观念由大革命时期的体现进步滑向革命后的代表保守，农民群体也相应地由革命时期砸碎封建枷锁的积极的革命力量，转为革命后的抗拒资本主义、抗拒现代化的保守群体，这一群体最终纳入现代社会和政治体系，还有一个自身改造及与社会融合的历史过程。
三、农民的改造
1848年普选权的实现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把还处于混沌状态、对现代政治一无所知的法国农民拉上了政治舞台。在当时，这一掌握了绝大多数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法国民族命运的社会群体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由这两者所决定的思想观念、阶级意识是怎样的呢？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当时法国农民进入现代政治的实际水平及政治与社会现代化的实际程度，有清醒明晰的认识。
实际上，在普选权落到农民大众手中之初，法国农民大众还游离于民族社会和现代政治之外。只有在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取消领主制、征用贵族土地、征兵、战争与和平等能直接对农民生活发生影响的重大问题，一时把农民卷入了政治漩涡，此后巴黎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较量，由于不直接涉及农民的利益，其影响也就很难波及到偏僻封闭的山乡。远离政治生活以外的农民每日重复着与以往一样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节奏，咀嚼着身边有限范围内的悲欢离合，现实城市中的生活及斗争既然不能影响改变他们，他们也就不可能跳出传统生活、传统观念及传统社会的巢臼。因此，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和选举抉择的因素，除了那深入骨髓的因小土地观念而引伸的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外，再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忠诚以及对社会权威的服从精神，无论这一权威是来自传统社会还是来自现代政府。
下面是第二帝国初期农民投票的两个片断，从中我们可以对农民参加选举的实际意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每个选民都收到了政府发的已圈定官方候选人的一张选票，由于无知，他们通常是携带选举卡和政府的选票去投票，以为只有这张选票有效。
一些贫苦农民带着反对派塞给他们的选票走进村邸，掌管选举箱的镇长立刻认出，说道：“喂，除了这张选票以外，还有其它的吗？”“是的，镇长。”“让我看看。”农民出示几张。镇长拿出官方候选人的选票说“先生，这张最好，把其它的放下”。然后镇长就把那张选票投进箱中。（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 Ⅲ)，伦敦，1958年版，第84页。）
一位农村学校的校长说道，星期天晚祈祷后，我做了简短讲演，讲演达到了预期效果，因为他们都在喊“皇帝万岁！投票去。”（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 Ⅲ)，伦敦，1958年版，第85页。）
农民对选举的冷漠，可以从拒绝参加选举的人数的多少中得到验证。刚实现普选权的1848年4月份的选举，不参加选举的仅占选民的16%，但在同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弃权的达25%，1849年3月选举，弃权的35%，拿破仑三世时曾达37%，直至1879年才降至18%（注：希奥多·泽尔丁：《1848-1945年的法国》(Theodere Zeldin,France 1848-1945,Political and ang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在偏僻地区，由于投票地点远，交通不便，农民宁可在田里做农活，也不愿去参加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选举，弃权的情况非常普遍。1889年，在菲尼斯太尔省的一个村庄里，396名选民中，只有11人参加投票。（注：尤金·韦伯：《农民变成法国人》(Euger Weber,Peasants intoFrenchmen)，伦敦，1979年第271页。）
从上述选举场面和农民参加选举的一般情况看，法国农民虽然获得了选举权，但他们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农民虽是投票人，但不是主动者，他们不仅对选举权利没有基本的理解，而且连自己的选举准则和意向都不明确，加之受彼此之间及与城市之间相互封闭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限制，以及千百年来卑微的社会地位和粗俗的文化教养所造成的委琐、胆怯的人格心态的影响，农民不能够选出自己的代理人，他们只希望一个高高在上、主宰他们命运的权威给他们以保护。第二帝国时期，热尔省某地的人们注意到，“农民不关心选举的结果，他们只是投绅士(gentlemen)的票，仅此而已”。（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258页。）这种没有自觉意识，只是一味仰视权威的选民是集权政治生长的极好温床。不仅传统社会的精英们，即那些生活在乡间的贵族绅士，和所谓正统王朝或非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们，可以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习惯性忠诚，操纵身为农民的选民、使正统派和君主主义势力的阴魂迟迟不散，而且路易·波拿巴可以利用农民对行政权利和拿破仑偶像的盲目崇拜，以全民投票的堂而皇之的形式，把自己推上皇帝的宝座，建立起虽有普选权，但人民被剥夺了一切实际政治权利的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利用“官方候选人”的方法控制选举，不仅如上面提到的最下层的镇长要保证官方候选人当选，皇帝亲自命令各省省长必须支持官方候选人，为他们作竞选宣传，“开导”选民。在官方候选人制度的保证下，1852年大选中只有5名王朝派和3名共和派共8名反对派当选，其余全是政府的支持者。（注：弗雷德里希·波恩：《法兰西选举》(Prederic Bon,les Elections en France)，巴黎，1978年版，第31页。）虽然农民赞成官方候选人相对于受旧日的领主和天主教士的控制来说是一种进步，“它是数百年来法国农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变形”（注：弗雷德里希·波恩：《法兰西选举》(Prederic Bon,les Elect-ions en France)，巴黎，1978年版，第31页。）但毕竟不是按照农民自己的意志进行的选举，在这种徒有其表的普选中，农民只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投票机器，远不是能充分表达自己意向的现代选民。
农民大众进入现代民族政治有许多因素发生作用，其中一个主要的条件，是这一群体必须已经卷入了现代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只有这样，现代民族政治才能对其群体和个人发生直接的影响，也才能促使农民关心和投入现代政治生活。
农民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媒介是商品生产。与市场发生广泛的联系之后，市场价格、城市需求，政府政策等等因素都在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这样就把农民的视野从一农一户一村一舍引向更广阔的境地。
与现代社会生活接轨，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农民进入现代政治。其一是改变了农民对政治完全麻木不仁的态度，因为当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令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实际生活以后，法国农民的视线就不能不关注着巴黎了；其二，农民因社会联系扩大，自觉意识提高而产生了自己的要求，以往那种农民唯领主和教士的马首是瞻、唯地方行政官员的意志是从的状况得到改善。农民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社会权威，从而减少了对传统社会的忠诚，打开了进入现代政治的大门。（注：关于法国农民通过市场与现代社会融合的问题，请参见拙文《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村的变革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嬗变》，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
新的经济生活还在农民群体内造成新的社会和阶级的分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民群体内那种几乎人人都占有或租种一小块土地，如马克思所形容的“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子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全集第8卷，第217页。）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农民社会地位的升迁变化所打乱。在一些小农丧失土地沦为农业工人的同时，出现一些经营有方的成功的农场主，他们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加入地方显贵的行列，在乡村中颇有社会影响。农民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不仅改变了农民群体内虽有相同利益，但彼此隔离，没有任何联系的社会格局，造成了新的现代意义的阶级分野和社会结构，而且也削弱了人人拥有几亩土地、几头牛，自己无力参与资本主义竞争，只希望社会权威给予保护的小农意识；对个别权威依赖性的减少，又必然有助于提高农民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农民群体的分化、小农意识的削弱和农民独立意识的增强，从根本上铲除了从最高的中心点，对一个整体的各个相同部分发生同等作用进行集中统治的集权政治的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从而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现代社会环境对农民的改造，在农民的选举中得到体现。在普选之初普遍存在的那种全体选民追随镇长一致投票的情况明显减少，60年代末，这种情况基本消失。农村中资产阶级、公证人、医生、教师等新的社会精英正在取代贵族，教士和官方候选人得到农民越来越多的选票。1871年莱翁斯，德·沃盖在保守选区紧跟着梯也尔被选进议会，但在歇尔省却败在一位乡村医生的手下。（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91页。）一位29岁的青年往巴黎销售煤气灯致富后，回乡投资，也被选中。另有一名大印刷商，让500名工人为其竞选游说，结果毫无争议的当选了，据说因为没有人能在花钱上同他竞争。（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Ⅲ)，伦敦，1958年，第265页。）农民被推上政治舞台后，农民选民也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努力争取的对象。各种反对派的报纸、杂志和各个派别的宣传鼓动者深入农村，游说村民，更有利于其独立意识的发展。1862年，一位政府官员写道：“普选正在告诉我们，民意不能够再被左右，如果我们不是非常明智和机敏的话，我确信在选举中我们将会遇到许多敌手”。（注：希奥多·泽尔丁，前引书，第98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1852-60年，农民还屈从于社会权威、贵族和教会的保护，选举基本为官方操纵的局面，到60年代不再出现了。1863年选举中的政府反对派三倍于1857年，1869年选举中，政府候选人的选票与反对派的选票为445万比335万。从选票上看，政府的优势正在丧失。伴随着选民，特别是农民选民的自觉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提高，第二帝国的大厦已摇摇欲坠。
参加选举的政治实践有利于农民的成熟，70年代后，农民在选举期间谈论政治，谈论共和派，谈论征税和农业贸易保护等问题。他们已经学会把自己的要求与投票选举结合在一起。70年代来，一位偏僻地区的乡里人说道：“如果魔鬼能给我们修博姆公路，我就投它的票。”（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209页。）由于共和派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对旧制度的憎恨，向农民宣传王朝复辟意味着农民小私有者地位的丧失，意味着恢复什一税和封建劳役等，70、80年代共和派赢得农民的支持。虽然在1871年2月的选举中，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使得主和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占了上风，但1871年7月至1875年的历次补选中，共和派均占多数。1876年2-3月的众议院选举，共和派终于获压倒多数。法国农民超越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从保皇派到共和派的转变的时候，共和制才在法国扎下了根。
四、几点启迪
纵观法国农民介入现代政治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某些有意义的启迪。农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就其阶级本性和特质而言，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虽然被封建制度压迫的社会地位，以及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革命序幕所造成的大的历史环境和革命氛围，能够把农民推向革命，使之作为一支卓有影响的革命角色步入政治舞台，给封建制度以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本身并没有在革命中得到改造。正因为如此，在革命的政治力量摧毁土地贵族的势力之后，在革命中得到发展，在革命后又极力维护其小私有者的地位，坚持小生产方式的小农阶级就成了抗拒现代化的主要社会群体。现代化的革命变革，打破了农村中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均衡之后，没有新的社会链条把农民阶级联系起来，彼此没有关系各自独立的小农生产和缺少自觉意识的小农阶层，恰恰是万能的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威立足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在为建立共和制的现代民主而斗争，共和的曙光虽偶尔闪现，但斗争的结果总是出现与斗争者的意愿相反的专制帝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土地贵族的顽抗势力可以用政治革命的力量来摧毁，而对小农的改造则必需是依靠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力量的冲刷。当小农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还在传统的框架里徘徊的时候，普选权即参政权只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由于农民对现代政治的一无所知，而被别人操纵引入歧途。在1848年的法国，波拿巴正是利用小农对拿破仑的崇拜，小农对行政权力的无条件遵从，以及它们与突然出现的普选权结合而产生的政治力量，打倒了共和国，产生了第二帝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市场经济所改造，传统的农业社会共同体普遍崩溃，小农的社会构成被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上下流动的社会联系所取代，小土地观念被新的社会思想所削弱，农民本身这才得到改造，他们从传统社会影响的庇荫下走出来，与现代社会融合。只有在这里，在农业社会和农民阶级这一抗拒变迁的落后区域和保守群体都被新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所分解之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才真正出现，法国政治上大起大落的动荡局面也才结束，法兰西共和制度最终确立。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排除了土地贵族的障碍之后，政治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造传统农民，农民问题解决的快慢，直接关系到现代民主政治建立的顺利与否，而解决农民问题最基本的途径，不是政治的暴力手段，而是经济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