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789-1879年法国政治危机浅析
郭华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8年06期第58～64页
【作者简介】郭华榕，193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关 键 词】法国/近代/政治危机/政治变革/必然性/多发性/彻底性
法国近代历史的车轮曾经无情地驶过一个个王国、帝国与共和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我们在探讨法国近代史的时候，有时感到困惑，难于理解它的多变、复杂与深刻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7页。）应该辩证地研究法国近代史，因为辩证法内含批判性，不崇拜任何东西。我们在考察法国近代历史的多变、复杂与深刻的特点时，清楚地看到它充满了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曾经常左右历史的进程，因此对于有关政治危机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真实地了解法国近代历史，而不为那些人头落地、王朝倾覆、街垒血斗与议会雄辩等历史现象所迷惑。法国近代的政治危机具有多发性、必然性和彻底性，阐释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诸多特性，即是本文的主题。
一 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多发性
危机即潜伏的祸机，政治危机是政治上生死成败的关头，法国近代的政治危机就是当时社会安危、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转折时刻。必须承认，离开了政治危机，便难于捕捉法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内容。从1643年路易十四登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1789年大革命至1879年共和制确立之间，政治危机接连发生，震荡着法国甚至欧洲，充分展示历史的力量。
1789至1879年共90年，先后发生了重大政治危机13次：1789年大革命、1792-1793年初反对君主立宪制的起义与处死国王、1793年夏秋山岳派夺权和建立“革命政府”、1794年热月政变、1799年雾月政变、1815年复辟、1830年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1848年6月工人起义、1851年政变、1870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877-1879年共和制危机与解决。众所周知，还有1797年秋的果月政变、1798年春的花月政变、1799年夏的牧月政变、1814年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1894-1906年的德雷福斯案件等政治危机，但是它们的作用与影响明显不及前述那些政治危机。
90年之内平均不到7年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政治危机不是凭空而生或从天而降，它有自己的形成过程。重大社会冲突的产生、发展与解决经历一定的进程，各种力量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较量与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进一步观察便发现如下情况：1789-1794年发生4次危机，平均每1年3个月为一次；1794-1830年发生4次，平均每9年一次；1830-1879年7次，平均每7年一次。上述简略统计表明，1794年是一个界标，此前政治危机频繁发生，社会激烈震荡，此后危机之间的间隔时间明显低于平均数，政治冲突减缓减少，社会动荡逐步缓和，但是1848-1879年仍然发生6次危机，其平均值为5年2个月。
1789年后政治危机如此集中、迅速和频繁发生，为法国历史的其它时期所难以比拟，也为近代欧洲历史所罕见。在此期间，法国社会从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经历了大革命、复辟和反复辟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变，终于推翻了封建特权阶级，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统治，捍卫了法兰西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法国的资本社会建立之时起，政治体制曾多次更替，直至共和制度的确立。随着上述社会变革任务的逐渐完成，社会动荡才不断减弱。法国社会的阶级、人的群体纷纷卷入了血与火的冲突，恨的深刻与爱的彻底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种社会活力的积极的甚至过度的表现左右了政治生活，影响了文化艺术、心态和宗教领域。
法国近代复杂的社会状况产生了许多“变幻莫测的”事件，如某个刚刚将政敌成批处决的党派，自己也匆忙地垮台遭殃。又如法国民众曾踊跃从军，追随一个皇帝，赢得许多胜利，后来由于厌战抛弃了他，但是当这个落魄皇帝忽然在法国登陆时，民众又自愿地护送他进入巴黎恢复帝位。此外，巴黎公社既缺乏革命的理论又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但是公社战士们同仇敌忾，数万人牺牲街头……
与此同时，各种人物也凭借这个历史舞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1789年6月三级会议代表米拉波奋起反抗专制，高呼：“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马克思曾称此人为“革命的狮子”。1792年8月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后，局势的发展还要求一颗国王的头颅，不久路易十六身首异处。时间刚过一年半，“罗伯斯庇尔被拖到了断头台。人们对这个可怜的躯体，大肆咒骂……黄昏时分，他面色惨白，站立在血红的落日余辉中，他的头像野兽在受到猛击时那样，发出一声狂叫，向法国人民诀别。”此时，“人们鼓掌达数分钟之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他们的确没有弄错。”（注：热·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36页；弗·米涅：《法国革命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3页。G.Lefebvre,La Révolution franζaise,Paris,1989,édition 7[e],p.429.）路易十八获得“肥猪”的外号，但是他又被人称作“一个十分机灵的政治家”，成为波旁王朝复辟的首脑。路易—菲利浦偏爱英国《泰晤士报》并且习惯于手执雨伞在街头散步，他却被拥立为法国新的国王。拉马丁曾以《沉思集》等作品蜚声诗坛，但又投笔从政在巴黎市政厅宣布共和国的诞生。随后，他成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欧洲宣言》中宣布：“法兰西共和国认为1815年的各项条约不再有效。”（注：Actes Officiels du Gouverncment Provisoire,Paris,1848,p.6.）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个政治流亡者，1848年春天“他在著名人士之中最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仅需半年时间便先当选议员，后当选总统（注：A.Ming,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Révisité,Paris,1997,p.134.）。马克马洪元帅在法普战争中遭到惨败并且—度被俘，三年后他却当选总统，四年后他竟敢发动“政变”反对共和政体。
事实上，上述如此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万变不离其宗，皆可以通过对于政治危机的剖析来加以解释。政治危机多发性的原因在于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未能比较顺利地、一次性地获得解决，当社会基本矛盾未能得到解决时，必然会反复引起冲突，激发危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大量出现，正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此种多发性。
二 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必然性
法国近代出现如此众多的危机是由多种社会原因所造成，如经济发展受阻、民众生活困苦、封建专制与旧王朝复辟、政治体制弊端、掌权者治国无能、过激政策和连年战争等，危机可能由于这些原因或个别、或综合起作用而产生。
经济发展受阻。18世纪法国经济曾获得若干进步，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756-1778年一度出现生产高涨，但是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遇到重重障碍而停顿。沉重的税收、内部关卡、地区差别和全国统一市场的缺乏皆不利于经济发展。
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奴制已经消失，但是“1789年之前，农奴身份尚未完全取消，在某些郡内它还继续以一种缓和的形式存在，如布尔戈尼和弗朗什—孔泰的教会农奴”。“封建权利”以货币、实物和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村生产能力普遍低下，仅仅弗兰德尔与阿尔图瓦等地达到了“集约耕作农业”的水平，并可与英荷两国的农业相比。“18世纪的法国农业和一切欠发达的农业相同，还具有激烈波动的特征，它基本上是一种生存性质的农业。”“十分清楚，在一种以乡村和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危机的主要根源自然地存在于农业之中，1784-1789年的法兰西无法例外。危机首先是一种生存性质的危机，它由谷物的连续而严重的歉收而引起”。（注：Jean-Charles Asselain,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Paris,1984.T.L,pp.29,35,107.）1784年东北各郡和1786年西部各郡都发生了此种危机，1788-1789年的全国粮食危机曾包括32个郡中的27个郡。
同时，工业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传统的毛织、麻织与冶金工业发展缓慢。新的机器虽然早已开始使用，但是进展有限。大革命前夕法国仅有900台珍妮纺纱机，而英国此时比法国多21倍。
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遇到强大的阻力，使得法国当时不曾发生如同英国那样的经济起飞。法国在经济方面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严重受阻，从而证明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波旁王朝以及特权等级的统治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赘瘤，国家陷入了危机。
民众生活困苦。从1726年至1789年，法国货币价值稳定，但是繁重的封建剥削造成了民众生活的艰难。18世纪的前期和中期，老百姓平时仅用一半开支购买粮食，1789年则需约为90%的家庭预算。1785-1789年，工资削减20%-50%，当时卢昂城的乞丐多达4000人。1789年春召开三级会议时，大量陈情书揭示了农村的贫困。佩利埃—絮—昂德尔村的陈情书具有代表性，它指出：“本堂区半数以上的居民无力承担任何税收，他们已经缺粮断炊。绝大多数居民被迫求人施舍。”（注：1789,Les Franζais ont la parole,cahiers des Etats Généraux,Paris,1975,p.109.）无疑，旧制度下的苦难生活在民众的心里引发了不满情绪，他们伺机揭竿而起。
大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随即出现。1795年芽月起义前，政府规定巴黎居民每日口粮为1磅面包，实际仅能买到半磅。同年牧月起义前，口粮定额为半磅，实际仅有2盎司。1831年起义前，里昂织工每日劳动长达15-16小时。1848年6月，政府下令解散国家工场，巴黎10余万工人被迫入伍或前往外省从事繁重劳动。19世纪前期，法国许多农民缺少土地和资金，仅1/3以上的农民拥有土地。1848年3月，临时政府决定征收“45生丁税”，其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肩上。同时，城市小资产者无力还清债务，巴黎的到期票据总值达2100万法郎，外省为1100万。法普战争中，首都遭到围困，民众缺粮断炊，只得捕捉狗、猫甚至耗子充饥。
民众的疾苦必然引起普遍的反抗，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个社会火药桶只须等待引火物的到来。
封建专制与旧王朝复辟。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显示出封建专制的特色，第三等级受到政治压迫，“密扎”、逮捕和监禁是暴政的象征。布里厄镇居民们在陈情书中揭露：政府各部门“想方设法扩大权力，破坏公众自由和民族幸福”。18世纪70年代，马尔舍布曾向路易十六直言：“在您的王国内，任何人皆无法保证自身的自由，因为他无法避免由于别人的报复而受到损害。”米拉波曾指出：“封建制度的混乱并非他物，只是专制主义而已……”（注：G.Chaussinand-Nogaret,Mirabeau,Paris,1982,pp.57,77-78.）米拉波曾备受“密扎”之害，多次陷身囹圄。
与此同时，贵族们仍在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沙蒂永城贵族们的陈情书坚持其免税权，奥通镇的贵族们要求“保留领主的和荣誉的全部特权”。在马孔城，贵族们主张“应宣布一切领主特权为不可侵犯”（注：Jean Bart,La Révolution franζaise en Bourgogne,Clermont-Ferrand,1996.p.105.）。
波旁王朝于1815年复辟后，虽然不敢全面复旧，但曾采取十分有利于旧贵族的措施。1814年宪章规定：“国王人身不可侵犯并且神圣”，“国王为国家的最高首脑。”（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depuis 1789,Paris,1985,pp.219-223.）复辟期间，出现两次“白色恐怖”、三次因打击自由反对派而解散众议院。查理十世曾将10亿法郎“补偿”给在革命中被剥夺财产的“流亡者们”。他曾下令封闭报刊和取消新闻自由，此外选举法的修改则限制了商人和工场主们参与政治的权利。
封建专制和波旁复辟时期，贵族阶级对于第三等级实行政治压迫，法国在政治方面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遇到严重阻碍。有压迫就有反抗，危机引来了1789年和1830年革命。
政治体制弊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法国建立后，政治体制问题提上了首要日程，斗争迅速展开，1792、1848、1870年和1877-1879年的冲突都说明了政治制度问题的社会价值。
大革命初期，君主立宪派掌权，1789年8月议会“宣告国王路易十六为法国自由的恢复者”。1791年宪法规定“最高行政权仅属于国王”，他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王位世袭”，公民应宣誓“忠于国家、法律与国王”（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Paris,1985,pp.55、44、37、53.）。路易十六曾利用所获得的暂时否决权，拒绝批准议会已通过的法令。同时，君主立宪派对民众采取强硬政策，1789年10月议会通过“戒严法”，宣布将以武力镇压“聚众事件”。1791年7月，民众集会要求惩处曾经尝试外逃的国王，但遭到了弹压。君主立宪派的妥协性也表现在对外政策中，法军初战失利，普军威胁法国边界，革命陷入困境。因此，改革政体与处置国王便成为当务之急。
19世纪40年代，政体问题再次出现。七月王朝竭力为大资产者服务，后者的意愿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一位银行家表示：“如果我想见到国王，我就能见到他。他完全信赖我，并对我言听计从。”（注：A.Jardinet A.Tudesq,La France des notables.Paris,1983,p.212.）银行家们反对邮政改革，担心国家将因此减少收入，从而危及国债利息的支付。当时，法国正值建筑铁路高潮，但是有关方针仅在于保证私人公司获取利润。1844年的选举改革将营业税排除在取得选举资格的直接税之外，工商业资产者因此受到损害。1845年财政危机、1845和1846年农业危机以及1846年水灾相继发生，1847年工业陷入危机，失业增加，物价飞涨，粮食缺乏，因此政治变革成为普遍的要求。
第二帝国前期，专制政治盛行。1852年宪法将国家治理“委托于现今共和国总统”波拿巴，同年11月元老院“恢复帝位”，波拿巴成为“法国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depuis 1789,Paris,1985,pp.292、298.）。政治压制政策始于1851年政变，巴黎及32个省曾实行戒严，全国遭到流放、驱逐、拘禁和监视者近万人。50年代帝国继续实行高压政策，报刊出版“须经政府预先批准”，对于普及读物和宣传品的管理尤其严格，集会和结社也受到限制。1858年的“治安法”使政治控制达到顶点，受害者主要是共和派。1859年8月实行大赦，开始了民主改革，但是帝国政体仍在延续，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共和运动与工人运动逐步复兴，民众倾向于推翻帝国，从而导致1870年革命。
1870年9月成立了共和国，但是当时国民议会645名议员中君主派多达400人。1873年君主派凭借优势，通过议会选举马克马洪为总统。奥尔良派布罗伊出任总理，政府封闭了共和派的部分报刊，免去20多名省长的职务，甚至禁止纪念7月14日，波旁派与奥尔良派妄图重建君主制。1877年5月16日，总统命令共和派总理茹尔·西蒙辞职，因此爆发了危机，该危机直至1879年马克马洪总统辞职才结束。
上述数种危机皆因政治体制问题而产生，资产者的不同集团争夺着政权，人们厌恶君主制而要求建立共和制，希望它能保证民主自由权利的实行与促进社会的发展。
掌权者的治国无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共和制之后，还须进行良好的国家治理，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督政府与“秩序党”时期法国陷入了困境。
1795年10月督政府上台后，它曾一度平定西部的王党叛乱，清洗议会中的封建王党分子，但是它也镇压了“平等派密谋”与处死巴贝夫，另又取消了106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1797年国家财政出现2亿5千万法郎的巨额赤字，次年设立“门窗税”，但是无法改善财政状况。此外，1799年夏王党在西部与西南部重新举行叛乱。对于上述各种难题，督政府束手无策，无力控制时局。与此同时，外部压力也在增加。1798年苏沃洛夫在意大利打败法军，后来俄军向法国挺进，法国王党分子们上街高喊“打倒共和国！苏沃洛夫万岁！”督政府的无能使大革命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资产者与广大民众翘首企待时局的改变。
第二共和国后期与第一共和国末年颇有相似之处，即掌权集团的治国乏力。1849年5月，选出立法议会议员750人，其中约500人属保守共和派，称“秩序党”，实为奥尔良王朝派与波旁王朝派。秩序党竭力打击左翼力量和削减民主权利，它曾驱散1849年巴黎小资产者示威，禁止集会和罢工，以印花税束缚报刊，限制立法议会内部的言论自由，甚至废除了普选权。同时，秩序党议员多为“议会迷”，他们善于唇枪舌剑，怯于果断行事。两派互相争权，内斗内行，无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派内部又分成若干小派争权夺利。如果与临时政府或制宪议会相比，立法议会为时最长而实际成效最差。此外，1850-1851年发生棉花歉收，1851年工厂倒闭与商业萧条。由于上述种种情况，秩序党日益丧失影响，法国人心思治，盼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使国家重获繁荣。
过度的政策。积极的治国政策不等于成绩卓著，第一共和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可贵的教训，雅各宾政权的功绩早已众所周知，在此不必赘述，但是它的过激政策促进了政治危机的产生。
山岳派掌权后，国民公会竟然决定将发生叛乱的整个旺代地区“夷为平地”，救国委员会则下令逮捕一切英国侨民。当时，掌权者过度关注对敌斗争，在有关“嫌疑犯”与“革命敌人”政策方面造成了较为突出的后果。打击对象曾经明显扩大，根据1793年9月的法令，凡社会“关系”表现出拥护专制和联邦制者、凡未获得“爱国者证书”者、凡被停职或撤职的官员、“凡未能经常表现出热爱革命的”前贵族及其亲属等一律视同嫌疑犯，并将监禁至战争结束。十分明显，上述标准难于界定，当时嫌疑犯曾多达30-80万人，即全国人口的1%-4%。1794年6月改革革命法庭，取消了辩护权和预审制，在缺少人证物证时可按精神证据定罪。当时，法庭仅作两种判决：释放或死刑。“革命敌人”的含义也曾明显扩大，包括“对于爱国主义进行诽谤者、败坏风俗者、阻挠共和国巩固者”等（注：Marc Bouloiseau,La République jacobine,Paris,1982.pp.110,230.）。
在同一时期，反封建营垒的内部争斗也迅速展开。山岳派领导人党同伐异，将反封建营垒内部的原则一致但政见有异的各种人物基本消灭。实际上，对于他们的镇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此乃常理，过度的政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法国内乱外患之际，人们容忍甚至参与恐怖，一旦战胜了内外敌人和稳定了局势，恐怖政策及其推行者便变为多余的了。
连年战争。每当一个国家进行战争之时，它必须承受负担，如物资消耗、人员损失、城乡破坏与心灵创伤。这个国家能够承受多大规模与多长时间的战争，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官兵来源、军事水平与民众素质等条件。如果过分超越了这些条件，必然自食其果，法国抗击反法同盟的连年战争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场欧洲大战始于1792年春天，结束于1815年夏季，其中以拿破仑战争最为突出。当时每一个著名战役不论胜负都使法国方面死伤惨重，如莱比锡8万人、埃劳3万人、瓦格拉姆与滑铁卢各为2.5万人等。随着法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反法联军占领法国领土，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害。和约签字之前法国有61个省全部或部分遭到占领；之后它被迫赔款7亿法郎，向15万占领军提供给养，北部与东部的7个省被敌军占领。法国连续进行了23年战争，共约150万人丧生，即为当时2600万全国人口的17.3%，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前途经受着一场巨大灾难，于是绝大多数法国人由积极参战改而渴望和平与安定的生活，拿破仑一世逐渐丧失了威信。
发生上述各种危机时，法国正处于重大转折关头，社会的某些根本方面一旦严重失衡，甚至出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此时危机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危机产生的必然性。如此事实批驳了有关危机的人物决定论与气候决定论。从米拉波至马克马洪，他们各有自己的作用，他们本身的出现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当时如果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出来充当这些角色。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损害个人的作用，但是法兰西的每一次政治震动总有一种社会要求作为它的背景。同时，众所周知气候对于社会确有作用，但是将危机的产生归结于巴黎的夏季炎热显然根据不足。巴黎气候的冷热皆不及北京，况且约半数危机不是发生在夏天。过分夸大人物或气候的作用往往是一种绝对化，研究者将因此而解除武装，沦为盲从。
三 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彻底性
1789-1879年的政治危机关系到法国社会如何发展的要害问题，因而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每当危机出现之际，或早或迟总能找到某种社会力量，由它以一定方式来驾驭国家度过难关，使之走上正轨。这些危机的解决采取了从暴力冲突至议会斗争的多种方式，如进行革命（1789、1830、1848.2、1870和1871）、举行起义（1792、1793和1848.6）、发动政变（1794、1799和1851）、开展议会斗争(1877-1879)甚至实行复辟(1815)。
1789年以后由于政治危机的解决，法国完成了一系列重大转折，如果将1879年和1789年相比较，法国社会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由一个农业型的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发展为一个工业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此期间，社会性质的变化最为重要，然后便是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民主权利的增加。为此法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转折的完成体现了解决政治危机的彻底性。
法国近代历史转折的关键在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3页。）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取代了封建主义的专制、特权与压迫。在这个转折中，1789年的革命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场大冲突，7月14日起义者达25万人，包围巴斯底狱者约1万人，后来在旺代地区进行内战的双方各有数万人。为了对外战争，法国所动员的兵力从1792年的40万增至1794年初的85万人。1830年革命也是颇为重要的冲突，当时政府军方面死伤为2500人。与此同时，18世纪末至19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工业革命，在经济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如果未曾实现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法国便无从谈论有关君主立宪、共和、议会制等政治体制问题，法兰西文化与思想等领域也无法获得显著的发展。
政治制度变革问题的重要性仅仅次于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的改变。大革命初期资产者获得政权之时，政治制度问题便引起了危机。1792年建立了共和制，但是它仅存在了十数年。君主立宪与共和的斗争吸引了许多政治家，波及了难以数计的民众，并且贯穿于近代的绝大部分时间。1848年和1870年曾两次推翻君主制，迟至1879年才确立了共和制度，法国人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1848年2月，巴黎曾经建造1512座街垒，起义者牺牲289人，政府方面死亡72人。1870年9月，巴黎民众举行起义，冲入波旁宫，才赢得了共和国。1877-1879年的议会斗争也颇为激烈，它包括了总统辞职、总理解职、下院拒绝信任新政府和数百名议员的反抗等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法国终于获得一种比较好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共和制在这个国家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开放性，它能向公民提供较多的民主自由权利，从而有利于他们发挥社会积极性，参预政治生活如选举等。它还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迫使当权者进行若干改革，劳动群众则可更好地捍卫自身的利益。无疑，共和制度在法国比较有利于解决和防止政治危机。
法兰西国家的治理、政府的政策应该符合社会的需求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但是真正认识和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法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掌权集团受到利益、能力、传统、思想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有时无力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与当时社会所需背道而驰。社会制度的存在和政治体制的运转离不开国家的治理，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治国无能的恶性发展便可能使社会、国家、制度、政权处于危险之中。1799年政变废除了督政府，乱而后治，导致强大的第一帝国的建立。1851年政变推翻了秩序党，以强权取代碌碌无为的议会内斗，导致法国经济振兴与重获欧陆优势。可见，是否能够符合社会需求是产生政治危机与解决它们的核心内容。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山岳派曾经努力深化反封建斗争，1789年革命之所以成为大革命与当时所取得的卓著成就难以分割。1793年推翻吉伦特派是为了获得反封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山岳派的过激政策引发了危机。1794年热月政变纠正过激政策，使大革命“重新走上资产阶级的轨道”。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分野不在于拥护或反对罗伯斯庇尔等人，而在于能否保证法国社会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这是考察1794年危机的关键。
1815-1830年的事态表明了法国历史的曲折性。由于反动欧洲的干涉，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当时，法国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战争，捍卫了大革命的成果，挽救了法兰西的危亡，但是也造成了沉重负担，使社会陷入危机。军人与民众普遍渴望和平，和平的实现却以复辟为代价，这是政治危机的一种恶性解决，是历史的某种倒退。不过社会进步的规律始终起着作用，人们迎来了1830年，法国从此完全结束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真正解决了政治方面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
1848年6月工人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是另一类性质的危机，它们因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1871年，法国战败，政府对外投降与对内压制民主自由，被围困在巴黎的劳动群众无以为生，只得自寻解放之途，因此产生了公社。但是，“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1871年，法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了局势，公社难免遭到镇压。此次政治危机彻底地暴露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弊端，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19世纪末叶，第三共和国议会和政府不论主观愿望如何曾采取措施扩大民主权利与改善民众生活。
总而言之，法国近代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而产生政治危机，危机的解决（包括经过曲折）实际解决了时代的核心问题，保证了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法国近代产生了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政治危机。应该揭下1789-1879年法国政治危机的扑朔迷离的面纱，还它们以历史的和社会的真实面目。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8年06期第58～64页
【作者简介】郭华榕，193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 【内容提要】 | 以多变、复杂、深刻为特点的法国近代史，充满着政治危机。这些政治危机往往发生在政治上生死成败之关头，社会安危、国家存亡、民族盛衰的转折时刻，具有多发性、必然性和彻底性的特征。从根本上，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发生缘于社会矛盾之激化，而危机的解决，则解决了时代的核心问题，从而保证了社会的不断进步。研究法国政治危机，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法国近代史，而且有裨于认识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社会变革须协调并进的重要性。 |
一 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多发性
危机即潜伏的祸机，政治危机是政治上生死成败的关头，法国近代的政治危机就是当时社会安危、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转折时刻。必须承认，离开了政治危机，便难于捕捉法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内容。从1643年路易十四登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1789年大革命至1879年共和制确立之间，政治危机接连发生，震荡着法国甚至欧洲，充分展示历史的力量。
1789至1879年共90年，先后发生了重大政治危机13次：1789年大革命、1792-1793年初反对君主立宪制的起义与处死国王、1793年夏秋山岳派夺权和建立“革命政府”、1794年热月政变、1799年雾月政变、1815年复辟、1830年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1848年6月工人起义、1851年政变、1870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877-1879年共和制危机与解决。众所周知，还有1797年秋的果月政变、1798年春的花月政变、1799年夏的牧月政变、1814年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1894-1906年的德雷福斯案件等政治危机，但是它们的作用与影响明显不及前述那些政治危机。
90年之内平均不到7年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政治危机不是凭空而生或从天而降，它有自己的形成过程。重大社会冲突的产生、发展与解决经历一定的进程，各种力量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较量与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进一步观察便发现如下情况：1789-1794年发生4次危机，平均每1年3个月为一次；1794-1830年发生4次，平均每9年一次；1830-1879年7次，平均每7年一次。上述简略统计表明，1794年是一个界标，此前政治危机频繁发生，社会激烈震荡，此后危机之间的间隔时间明显低于平均数，政治冲突减缓减少，社会动荡逐步缓和，但是1848-1879年仍然发生6次危机，其平均值为5年2个月。
1789年后政治危机如此集中、迅速和频繁发生，为法国历史的其它时期所难以比拟，也为近代欧洲历史所罕见。在此期间，法国社会从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经历了大革命、复辟和反复辟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变，终于推翻了封建特权阶级，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统治，捍卫了法兰西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法国的资本社会建立之时起，政治体制曾多次更替，直至共和制度的确立。随着上述社会变革任务的逐渐完成，社会动荡才不断减弱。法国社会的阶级、人的群体纷纷卷入了血与火的冲突，恨的深刻与爱的彻底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种社会活力的积极的甚至过度的表现左右了政治生活，影响了文化艺术、心态和宗教领域。
法国近代复杂的社会状况产生了许多“变幻莫测的”事件，如某个刚刚将政敌成批处决的党派，自己也匆忙地垮台遭殃。又如法国民众曾踊跃从军，追随一个皇帝，赢得许多胜利，后来由于厌战抛弃了他，但是当这个落魄皇帝忽然在法国登陆时，民众又自愿地护送他进入巴黎恢复帝位。此外，巴黎公社既缺乏革命的理论又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但是公社战士们同仇敌忾，数万人牺牲街头……
与此同时，各种人物也凭借这个历史舞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1789年6月三级会议代表米拉波奋起反抗专制，高呼：“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马克思曾称此人为“革命的狮子”。1792年8月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后，局势的发展还要求一颗国王的头颅，不久路易十六身首异处。时间刚过一年半，“罗伯斯庇尔被拖到了断头台。人们对这个可怜的躯体，大肆咒骂……黄昏时分，他面色惨白，站立在血红的落日余辉中，他的头像野兽在受到猛击时那样，发出一声狂叫，向法国人民诀别。”此时，“人们鼓掌达数分钟之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他们的确没有弄错。”（注：热·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36页；弗·米涅：《法国革命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3页。G.Lefebvre,La Révolution franζaise,Paris,1989,édition 7[e],p.429.）路易十八获得“肥猪”的外号，但是他又被人称作“一个十分机灵的政治家”，成为波旁王朝复辟的首脑。路易—菲利浦偏爱英国《泰晤士报》并且习惯于手执雨伞在街头散步，他却被拥立为法国新的国王。拉马丁曾以《沉思集》等作品蜚声诗坛，但又投笔从政在巴黎市政厅宣布共和国的诞生。随后，他成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欧洲宣言》中宣布：“法兰西共和国认为1815年的各项条约不再有效。”（注：Actes Officiels du Gouverncment Provisoire,Paris,1848,p.6.）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个政治流亡者，1848年春天“他在著名人士之中最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仅需半年时间便先当选议员，后当选总统（注：A.Ming,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Révisité,Paris,1997,p.134.）。马克马洪元帅在法普战争中遭到惨败并且—度被俘，三年后他却当选总统，四年后他竟敢发动“政变”反对共和政体。
事实上，上述如此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万变不离其宗，皆可以通过对于政治危机的剖析来加以解释。政治危机多发性的原因在于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未能比较顺利地、一次性地获得解决，当社会基本矛盾未能得到解决时，必然会反复引起冲突，激发危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大量出现，正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此种多发性。
二 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必然性
法国近代出现如此众多的危机是由多种社会原因所造成，如经济发展受阻、民众生活困苦、封建专制与旧王朝复辟、政治体制弊端、掌权者治国无能、过激政策和连年战争等，危机可能由于这些原因或个别、或综合起作用而产生。
经济发展受阻。18世纪法国经济曾获得若干进步，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756-1778年一度出现生产高涨，但是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遇到重重障碍而停顿。沉重的税收、内部关卡、地区差别和全国统一市场的缺乏皆不利于经济发展。
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奴制已经消失，但是“1789年之前，农奴身份尚未完全取消，在某些郡内它还继续以一种缓和的形式存在，如布尔戈尼和弗朗什—孔泰的教会农奴”。“封建权利”以货币、实物和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村生产能力普遍低下，仅仅弗兰德尔与阿尔图瓦等地达到了“集约耕作农业”的水平，并可与英荷两国的农业相比。“18世纪的法国农业和一切欠发达的农业相同，还具有激烈波动的特征，它基本上是一种生存性质的农业。”“十分清楚，在一种以乡村和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危机的主要根源自然地存在于农业之中，1784-1789年的法兰西无法例外。危机首先是一种生存性质的危机，它由谷物的连续而严重的歉收而引起”。（注：Jean-Charles Asselain,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Paris,1984.T.L,pp.29,35,107.）1784年东北各郡和1786年西部各郡都发生了此种危机，1788-1789年的全国粮食危机曾包括32个郡中的27个郡。
同时，工业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传统的毛织、麻织与冶金工业发展缓慢。新的机器虽然早已开始使用，但是进展有限。大革命前夕法国仅有900台珍妮纺纱机，而英国此时比法国多21倍。
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遇到强大的阻力，使得法国当时不曾发生如同英国那样的经济起飞。法国在经济方面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严重受阻，从而证明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波旁王朝以及特权等级的统治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赘瘤，国家陷入了危机。
民众生活困苦。从1726年至1789年，法国货币价值稳定，但是繁重的封建剥削造成了民众生活的艰难。18世纪的前期和中期，老百姓平时仅用一半开支购买粮食，1789年则需约为90%的家庭预算。1785-1789年，工资削减20%-50%，当时卢昂城的乞丐多达4000人。1789年春召开三级会议时，大量陈情书揭示了农村的贫困。佩利埃—絮—昂德尔村的陈情书具有代表性，它指出：“本堂区半数以上的居民无力承担任何税收，他们已经缺粮断炊。绝大多数居民被迫求人施舍。”（注：1789,Les Franζais ont la parole,cahiers des Etats Généraux,Paris,1975,p.109.）无疑，旧制度下的苦难生活在民众的心里引发了不满情绪，他们伺机揭竿而起。
大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随即出现。1795年芽月起义前，政府规定巴黎居民每日口粮为1磅面包，实际仅能买到半磅。同年牧月起义前，口粮定额为半磅，实际仅有2盎司。1831年起义前，里昂织工每日劳动长达15-16小时。1848年6月，政府下令解散国家工场，巴黎10余万工人被迫入伍或前往外省从事繁重劳动。19世纪前期，法国许多农民缺少土地和资金，仅1/3以上的农民拥有土地。1848年3月，临时政府决定征收“45生丁税”，其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肩上。同时，城市小资产者无力还清债务，巴黎的到期票据总值达2100万法郎，外省为1100万。法普战争中，首都遭到围困，民众缺粮断炊，只得捕捉狗、猫甚至耗子充饥。
民众的疾苦必然引起普遍的反抗，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个社会火药桶只须等待引火物的到来。
封建专制与旧王朝复辟。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显示出封建专制的特色，第三等级受到政治压迫，“密扎”、逮捕和监禁是暴政的象征。布里厄镇居民们在陈情书中揭露：政府各部门“想方设法扩大权力，破坏公众自由和民族幸福”。18世纪70年代，马尔舍布曾向路易十六直言：“在您的王国内，任何人皆无法保证自身的自由，因为他无法避免由于别人的报复而受到损害。”米拉波曾指出：“封建制度的混乱并非他物，只是专制主义而已……”（注：G.Chaussinand-Nogaret,Mirabeau,Paris,1982,pp.57,77-78.）米拉波曾备受“密扎”之害，多次陷身囹圄。
与此同时，贵族们仍在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沙蒂永城贵族们的陈情书坚持其免税权，奥通镇的贵族们要求“保留领主的和荣誉的全部特权”。在马孔城，贵族们主张“应宣布一切领主特权为不可侵犯”（注：Jean Bart,La Révolution franζaise en Bourgogne,Clermont-Ferrand,1996.p.105.）。
波旁王朝于1815年复辟后，虽然不敢全面复旧，但曾采取十分有利于旧贵族的措施。1814年宪章规定：“国王人身不可侵犯并且神圣”，“国王为国家的最高首脑。”（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depuis 1789,Paris,1985,pp.219-223.）复辟期间，出现两次“白色恐怖”、三次因打击自由反对派而解散众议院。查理十世曾将10亿法郎“补偿”给在革命中被剥夺财产的“流亡者们”。他曾下令封闭报刊和取消新闻自由，此外选举法的修改则限制了商人和工场主们参与政治的权利。
封建专制和波旁复辟时期，贵族阶级对于第三等级实行政治压迫，法国在政治方面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遇到严重阻碍。有压迫就有反抗，危机引来了1789年和1830年革命。
政治体制弊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法国建立后，政治体制问题提上了首要日程，斗争迅速展开，1792、1848、1870年和1877-1879年的冲突都说明了政治制度问题的社会价值。
大革命初期，君主立宪派掌权，1789年8月议会“宣告国王路易十六为法国自由的恢复者”。1791年宪法规定“最高行政权仅属于国王”，他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王位世袭”，公民应宣誓“忠于国家、法律与国王”（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Paris,1985,pp.55、44、37、53.）。路易十六曾利用所获得的暂时否决权，拒绝批准议会已通过的法令。同时，君主立宪派对民众采取强硬政策，1789年10月议会通过“戒严法”，宣布将以武力镇压“聚众事件”。1791年7月，民众集会要求惩处曾经尝试外逃的国王，但遭到了弹压。君主立宪派的妥协性也表现在对外政策中，法军初战失利，普军威胁法国边界，革命陷入困境。因此，改革政体与处置国王便成为当务之急。
19世纪40年代，政体问题再次出现。七月王朝竭力为大资产者服务，后者的意愿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一位银行家表示：“如果我想见到国王，我就能见到他。他完全信赖我，并对我言听计从。”（注：A.Jardinet A.Tudesq,La France des notables.Paris,1983,p.212.）银行家们反对邮政改革，担心国家将因此减少收入，从而危及国债利息的支付。当时，法国正值建筑铁路高潮，但是有关方针仅在于保证私人公司获取利润。1844年的选举改革将营业税排除在取得选举资格的直接税之外，工商业资产者因此受到损害。1845年财政危机、1845和1846年农业危机以及1846年水灾相继发生，1847年工业陷入危机，失业增加，物价飞涨，粮食缺乏，因此政治变革成为普遍的要求。
第二帝国前期，专制政治盛行。1852年宪法将国家治理“委托于现今共和国总统”波拿巴，同年11月元老院“恢复帝位”，波拿巴成为“法国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depuis 1789,Paris,1985,pp.292、298.）。政治压制政策始于1851年政变，巴黎及32个省曾实行戒严，全国遭到流放、驱逐、拘禁和监视者近万人。50年代帝国继续实行高压政策，报刊出版“须经政府预先批准”，对于普及读物和宣传品的管理尤其严格，集会和结社也受到限制。1858年的“治安法”使政治控制达到顶点，受害者主要是共和派。1859年8月实行大赦，开始了民主改革，但是帝国政体仍在延续，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共和运动与工人运动逐步复兴，民众倾向于推翻帝国，从而导致1870年革命。
1870年9月成立了共和国，但是当时国民议会645名议员中君主派多达400人。1873年君主派凭借优势，通过议会选举马克马洪为总统。奥尔良派布罗伊出任总理，政府封闭了共和派的部分报刊，免去20多名省长的职务，甚至禁止纪念7月14日，波旁派与奥尔良派妄图重建君主制。1877年5月16日，总统命令共和派总理茹尔·西蒙辞职，因此爆发了危机，该危机直至1879年马克马洪总统辞职才结束。
上述数种危机皆因政治体制问题而产生，资产者的不同集团争夺着政权，人们厌恶君主制而要求建立共和制，希望它能保证民主自由权利的实行与促进社会的发展。
掌权者的治国无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共和制之后，还须进行良好的国家治理，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督政府与“秩序党”时期法国陷入了困境。
1795年10月督政府上台后，它曾一度平定西部的王党叛乱，清洗议会中的封建王党分子，但是它也镇压了“平等派密谋”与处死巴贝夫，另又取消了106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1797年国家财政出现2亿5千万法郎的巨额赤字，次年设立“门窗税”，但是无法改善财政状况。此外，1799年夏王党在西部与西南部重新举行叛乱。对于上述各种难题，督政府束手无策，无力控制时局。与此同时，外部压力也在增加。1798年苏沃洛夫在意大利打败法军，后来俄军向法国挺进，法国王党分子们上街高喊“打倒共和国！苏沃洛夫万岁！”督政府的无能使大革命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资产者与广大民众翘首企待时局的改变。
第二共和国后期与第一共和国末年颇有相似之处，即掌权集团的治国乏力。1849年5月，选出立法议会议员750人，其中约500人属保守共和派，称“秩序党”，实为奥尔良王朝派与波旁王朝派。秩序党竭力打击左翼力量和削减民主权利，它曾驱散1849年巴黎小资产者示威，禁止集会和罢工，以印花税束缚报刊，限制立法议会内部的言论自由，甚至废除了普选权。同时，秩序党议员多为“议会迷”，他们善于唇枪舌剑，怯于果断行事。两派互相争权，内斗内行，无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派内部又分成若干小派争权夺利。如果与临时政府或制宪议会相比，立法议会为时最长而实际成效最差。此外，1850-1851年发生棉花歉收，1851年工厂倒闭与商业萧条。由于上述种种情况，秩序党日益丧失影响，法国人心思治，盼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使国家重获繁荣。
过度的政策。积极的治国政策不等于成绩卓著，第一共和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可贵的教训，雅各宾政权的功绩早已众所周知，在此不必赘述，但是它的过激政策促进了政治危机的产生。
山岳派掌权后，国民公会竟然决定将发生叛乱的整个旺代地区“夷为平地”，救国委员会则下令逮捕一切英国侨民。当时，掌权者过度关注对敌斗争，在有关“嫌疑犯”与“革命敌人”政策方面造成了较为突出的后果。打击对象曾经明显扩大，根据1793年9月的法令，凡社会“关系”表现出拥护专制和联邦制者、凡未获得“爱国者证书”者、凡被停职或撤职的官员、“凡未能经常表现出热爱革命的”前贵族及其亲属等一律视同嫌疑犯，并将监禁至战争结束。十分明显，上述标准难于界定，当时嫌疑犯曾多达30-80万人，即全国人口的1%-4%。1794年6月改革革命法庭，取消了辩护权和预审制，在缺少人证物证时可按精神证据定罪。当时，法庭仅作两种判决：释放或死刑。“革命敌人”的含义也曾明显扩大，包括“对于爱国主义进行诽谤者、败坏风俗者、阻挠共和国巩固者”等（注：Marc Bouloiseau,La République jacobine,Paris,1982.pp.110,230.）。
在同一时期，反封建营垒的内部争斗也迅速展开。山岳派领导人党同伐异，将反封建营垒内部的原则一致但政见有异的各种人物基本消灭。实际上，对于他们的镇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此乃常理，过度的政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法国内乱外患之际，人们容忍甚至参与恐怖，一旦战胜了内外敌人和稳定了局势，恐怖政策及其推行者便变为多余的了。
连年战争。每当一个国家进行战争之时，它必须承受负担，如物资消耗、人员损失、城乡破坏与心灵创伤。这个国家能够承受多大规模与多长时间的战争，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官兵来源、军事水平与民众素质等条件。如果过分超越了这些条件，必然自食其果，法国抗击反法同盟的连年战争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场欧洲大战始于1792年春天，结束于1815年夏季，其中以拿破仑战争最为突出。当时每一个著名战役不论胜负都使法国方面死伤惨重，如莱比锡8万人、埃劳3万人、瓦格拉姆与滑铁卢各为2.5万人等。随着法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反法联军占领法国领土，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害。和约签字之前法国有61个省全部或部分遭到占领；之后它被迫赔款7亿法郎，向15万占领军提供给养，北部与东部的7个省被敌军占领。法国连续进行了23年战争，共约150万人丧生，即为当时2600万全国人口的17.3%，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前途经受着一场巨大灾难，于是绝大多数法国人由积极参战改而渴望和平与安定的生活，拿破仑一世逐渐丧失了威信。
发生上述各种危机时，法国正处于重大转折关头，社会的某些根本方面一旦严重失衡，甚至出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此时危机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危机产生的必然性。如此事实批驳了有关危机的人物决定论与气候决定论。从米拉波至马克马洪，他们各有自己的作用，他们本身的出现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当时如果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出来充当这些角色。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损害个人的作用，但是法兰西的每一次政治震动总有一种社会要求作为它的背景。同时，众所周知气候对于社会确有作用，但是将危机的产生归结于巴黎的夏季炎热显然根据不足。巴黎气候的冷热皆不及北京，况且约半数危机不是发生在夏天。过分夸大人物或气候的作用往往是一种绝对化，研究者将因此而解除武装，沦为盲从。
三 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彻底性
1789-1879年的政治危机关系到法国社会如何发展的要害问题，因而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每当危机出现之际，或早或迟总能找到某种社会力量，由它以一定方式来驾驭国家度过难关，使之走上正轨。这些危机的解决采取了从暴力冲突至议会斗争的多种方式，如进行革命（1789、1830、1848.2、1870和1871）、举行起义（1792、1793和1848.6）、发动政变（1794、1799和1851）、开展议会斗争(1877-1879)甚至实行复辟(1815)。
1789年以后由于政治危机的解决，法国完成了一系列重大转折，如果将1879年和1789年相比较，法国社会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由一个农业型的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发展为一个工业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此期间，社会性质的变化最为重要，然后便是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民主权利的增加。为此法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转折的完成体现了解决政治危机的彻底性。
法国近代历史转折的关键在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3页。）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取代了封建主义的专制、特权与压迫。在这个转折中，1789年的革命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场大冲突，7月14日起义者达25万人，包围巴斯底狱者约1万人，后来在旺代地区进行内战的双方各有数万人。为了对外战争，法国所动员的兵力从1792年的40万增至1794年初的85万人。1830年革命也是颇为重要的冲突，当时政府军方面死伤为2500人。与此同时，18世纪末至19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工业革命，在经济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如果未曾实现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法国便无从谈论有关君主立宪、共和、议会制等政治体制问题，法兰西文化与思想等领域也无法获得显著的发展。
政治制度变革问题的重要性仅仅次于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的改变。大革命初期资产者获得政权之时，政治制度问题便引起了危机。1792年建立了共和制，但是它仅存在了十数年。君主立宪与共和的斗争吸引了许多政治家，波及了难以数计的民众，并且贯穿于近代的绝大部分时间。1848年和1870年曾两次推翻君主制，迟至1879年才确立了共和制度，法国人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1848年2月，巴黎曾经建造1512座街垒，起义者牺牲289人，政府方面死亡72人。1870年9月，巴黎民众举行起义，冲入波旁宫，才赢得了共和国。1877-1879年的议会斗争也颇为激烈，它包括了总统辞职、总理解职、下院拒绝信任新政府和数百名议员的反抗等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法国终于获得一种比较好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共和制在这个国家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开放性，它能向公民提供较多的民主自由权利，从而有利于他们发挥社会积极性，参预政治生活如选举等。它还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迫使当权者进行若干改革，劳动群众则可更好地捍卫自身的利益。无疑，共和制度在法国比较有利于解决和防止政治危机。
法兰西国家的治理、政府的政策应该符合社会的需求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但是真正认识和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法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掌权集团受到利益、能力、传统、思想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有时无力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与当时社会所需背道而驰。社会制度的存在和政治体制的运转离不开国家的治理，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治国无能的恶性发展便可能使社会、国家、制度、政权处于危险之中。1799年政变废除了督政府，乱而后治，导致强大的第一帝国的建立。1851年政变推翻了秩序党，以强权取代碌碌无为的议会内斗，导致法国经济振兴与重获欧陆优势。可见，是否能够符合社会需求是产生政治危机与解决它们的核心内容。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山岳派曾经努力深化反封建斗争，1789年革命之所以成为大革命与当时所取得的卓著成就难以分割。1793年推翻吉伦特派是为了获得反封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山岳派的过激政策引发了危机。1794年热月政变纠正过激政策，使大革命“重新走上资产阶级的轨道”。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分野不在于拥护或反对罗伯斯庇尔等人，而在于能否保证法国社会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这是考察1794年危机的关键。
1815-1830年的事态表明了法国历史的曲折性。由于反动欧洲的干涉，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当时，法国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战争，捍卫了大革命的成果，挽救了法兰西的危亡，但是也造成了沉重负担，使社会陷入危机。军人与民众普遍渴望和平，和平的实现却以复辟为代价，这是政治危机的一种恶性解决，是历史的某种倒退。不过社会进步的规律始终起着作用，人们迎来了1830年，法国从此完全结束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真正解决了政治方面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
1848年6月工人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是另一类性质的危机，它们因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1871年，法国战败，政府对外投降与对内压制民主自由，被围困在巴黎的劳动群众无以为生，只得自寻解放之途，因此产生了公社。但是，“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1871年，法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了局势，公社难免遭到镇压。此次政治危机彻底地暴露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弊端，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19世纪末叶，第三共和国议会和政府不论主观愿望如何曾采取措施扩大民主权利与改善民众生活。
总而言之，法国近代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而产生政治危机，危机的解决（包括经过曲折）实际解决了时代的核心问题，保证了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法国近代产生了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政治危机。应该揭下1789-1879年法国政治危机的扑朔迷离的面纱，还它们以历史的和社会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