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年来保加利亚历史科学的变化及几个主要争论的问题
马细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5期第99～105页
【作者简介】马细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9年保加利亚社会剧变以来，历史科学也像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档案开放和取消了“禁区”，公布了大批文献史料，出版了大量史学书籍，从而活跃了沉闷而又枯燥的历史科学；另一方面，鉴于不同的党派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历史科学同样呈现严重的扭曲和变形。
历史科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1)像修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国庆纪念日和宪法一样，修改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是恢复二战前或更远年代的做法：(2)重新评价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科学及其成就；(3)在几个政治色彩较浓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历史科学的变化：从意识形态化到政治化
在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的历史科学也跟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受到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党的理论部门要求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历史和评价过去。而且，那时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和社会阶级史上，用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来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而，在战后年代里，一些历史学家被扣上“没有改造好”的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失去了工作。他们的著作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而取代他们的是一批“忠于党”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对过去历史的解释被视为“党的权利”和“任务”，历史学家要在“史学战线”上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党服务”。
党的理论和政策直接影响到史学的发展。总的说来，过去对保加利亚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干预要比对近现代史的少得多。曾经强制史学家收集证据，论证中世纪保加利亚也存在西方式或古典式的封建主义；曾把“阶级斗争”作为万能的钥匙诠释包括宗教运动在内的任何历史现象；曾对历史上的保加利亚——俄罗斯关系持百分之百的肯定态度，等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作为解释和判断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以及一切事件、人物、组织机构和历史分期的唯一标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打着这个学说的旗号，从“左”的方面对保加利亚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作出了激进的批判。用“革命的”和“进步的”或“反动的”和“落后的”标签随意贴到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上面。历史上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甚至20年代初农民联盟领导的政府及其进步改革措施至多也只被认为是“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成熟的”。似乎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外，就不存在其他的革命。
实际上，是保共的观点和党史文献资料成了评价资本主义时期历史不可替代的标准，成为撰写历史书的裁判长。例如，过去的高中历史课本就类似一部通俗党史的缩写本。该课本设本如下章节：“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保加利亚的影响”、“1923年9月反法西斯人民起义”、“格·季米特洛夫——反法西斯斗争的组织者”等。课本几乎没有关于保加利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
长时期内，左倾观点和做法统治着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尽管这些观点不是历史学家个人的思想或信仰，但由于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不得不作出违心的解释或评注。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历史事实被颠倒，历史人物遭诋毁。有的事实被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有的作出了不符合事实的解释。任意宣布某些历史人物为“独裁者”和“法西斯”，人为地划分某些民族民主革命者的“功过”，将其生平分为前期和后期，等等。
可以说，对保加利亚历史的评价完全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或个别领导人说了算的态度。执政党及其主要领导人说的，就是“正确的”、“肯定的”，而不看过去史学是怎么肯定的或否定的。历史严重失去了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近几年来，随着多党议会民主制、新闻自由等民主化进程的实施，很自然地出现了全面重新评价保加利亚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的热潮。1989年剧变后，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同国家的经济危机相反，呈现出一派繁荣而又混乱的景象。说它“繁荣”，是指出版了各种不同版本不同作者的历史著作；说它“混乱”，是说各种观点各种劣质的书畅通无阻。总的说来，大批学术著作同读者见面这是一种喜人现象。据粗略统计，近7年来保加利亚出版的通史和专题史不下20种。其中较重要的有：《保加利亚中世纪编年史》(1990)、《保加利亚史纲》(1992)、《保加利亚史文选1944-1948》(1992)、《保加利亚史简编681-1878》(1992)、《保加利亚史札记1878-1944》共3卷(1992)、《保加利亚史1878-1944》(1993)、《保加利亚历史》(1993)、《保加利亚人民史简编》(1994)、两卷本《保加利亚通史681-1960》(1995)、《保加利亚史料汇编1878-1944》上下卷(1995)、《11-15世纪保加利亚军事史》(1995)、《保加利亚外交史1879-1913》(1995)。
综观这些著作，重新评价历史事件、人物和组织机构是一大特点。作者们对阶级斗争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及同它们有关的历史人物的兴趣在锐减，而对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发展、文化、宗教、民族，以及这一时期的政治领袖的注意力却显著增长。因此，大批回忆录和政治传记问世。
这样，新的历史课题不断提出来了，并开始形成专题研究。过去的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工人运动史等题目已无人问津，而纯史学传统课题，像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国家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等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些课题正在摆脱迄今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而补充了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新材料，历史书籍的结构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历史学家开始矫枉过正，又把历史科学政治化，肆意歪曲。例如，有人公开美化奥斯曼土耳其对保加利亚5个世纪的统治，称没有“土耳其奴役”，只有“土耳其进入”巴尔干半岛。所以，在1877-1878年的最后一次俄土战争中俄罗斯不是“解放者”和“救世主”，而是在巴尔干追逐“帝国利益”，在西方列强面前“投降”，“出卖了”保加利亚的利益。
特别是对1878年至1944年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提出了全面的矫正。如对1912-1918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物及其政策进行平反，改变了对鲍里斯国王的评价和态度，重新肯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自由党在巩固保加利亚国家、繁荣经济和鼓励“中产”阶级等方面的作用，重新评价共产党时期的民族政策等等。
同样，对战后初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提出了一系列带争议的问题，如1944年9月9日后保加利亚社会的性质问题，多党政治体制问题，镇压反对派问题，苏联的援助问题等等。归结为一点，即“人民民主制度问题”。
对战后的历史，尤其是对45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有的历史学家不主张研究，有的学者则强调要研究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事件和进程，并作出科学的评价。更有的学者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引起历史科学的混乱和无休止的争论。
二、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
剧变以来，保加利亚历史学家在寻找和阐明历史现象的过程中，由于个人所持的政治标准不一样，代表不同的党派利益，所以对探讨的许多重大问题便产生了十分对立的观点，有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成见，是非常极端的。
其中，围绕在保加利亚存不存在法西斯主义、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和战后人民法庭的功过等问题的争论尤为突出。
关于法西斯主义
保加利亚学术界对法西斯主义研究早就开始了，并出版了一批专著，如：伊·迪米特洛夫：《保加利亚民主社会界、法西斯主义与战争》(1976)、米·塞姆科夫：《欧洲和法西斯主义》(1979)、亚·布兰克：《新老法西斯主义》(1983)、米·塞姆科夫：《法西斯现象及其在世界著作中的争论》(1985)、热·热列夫总统：《法西斯主义》(1990)、米·塞姆科夫：《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1990)和《法西斯主义》(1990)、伊·斯拉沃夫：《用法西斯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1991)、普·茨韦特科夫：《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17-1939》(1992)、集体著作：《欧洲围绕法西斯问题的争论》(1993)。
这些专著主要谈到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欧洲其他国家法西斯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特点，指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性不同，法西斯主义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它们专制独裁的程度也不一样。当然，书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对保加利亚有无法西斯主义的看法和观点。
剧变前，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肯定说，在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20-30年代，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欧洲现象，曾在不少国家有所表现和活动。保加利亚也不例外。20年代后半期，在保加利亚出现了像“保加利亚人民联盟”，“保加利亚法西斯联盟”、“保加利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等法西斯组织，以及像“环节派”、“人民社会运动”等亲法西斯组织。到了30年代，又成立了两个重要组织：“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军团联盟”和“为保加利亚前进斗士团”。
上述组织已把法西斯的纲领原则、组织形式和社会观移植到了保加利亚。当时，虽说这些组织人数不多，一般为400-500人，小的只有50-60人，最大的组织也不超过数千人，但它们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出版希特勒、墨索里尼、齐亚诺等法西斯头目的著作多达几万册。它们遵循着法西斯的礼仪，即问候方式、服饰、旗帜、徽章等。
有3个典型例子证明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主义：(1)1923年6月9日仓科夫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农民党进步政府，杀害农民党领袖和政府首相斯坦姆鲍利斯基。政变当局上台后，解散了议会和一切地方政权机关，禁止保共等政党活动，开始大肆逮捕和挑衅活动。因此，同年9月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起义。官方史学和共产国际文件称9月起义是一场“反法西斯起义”，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次反法西斯武装起义”。(2)1934年5月19日，在国王鲍里斯三世的支持下，王国军队和警察发动政变，开始在保加利亚建立专制制度及其机构，用暴力手段推翻年轻的多党政治体制，议会被解散，国王任命新内阁，保加利亚史学界和共产党认为这是“血腥的君主法西斯政变”。(3)1940年春，保加利亚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二战中还向英美宣战，保加利亚军队配合纳粹军队从背后攻打南斯拉夫和希腊抵抗运动力量，并出兵参与了对南、希的占领。
也就是说，保加利亚不仅存在法西斯，而且它还在台上执政过：1923年到1926年，1934年到1944年。史学界还称前一时期为“军事法西斯”，后一时期为“君主法西斯”。因此，保加利亚法西斯也具有其他法西斯的共同特点：反共、独裁和屠杀。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执政机关、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逮捕和恐怖、没收进步刊物、蛊惑宣传和民族主义等。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敢持同官方相左的观点。即使极个别的学者持保留态度，也是以极其委婉的语言和形式暗示，不敢公开表态。流亡在国外的王室成员一直否认1923年和1934年是法西斯政变，认为9月起义是“布尔什维克起义”、“共产党的暴动”和“共产国际的阴谋”。
近几年来，认为在保加利亚不存在法西斯的学者和政治家越来越多。这部分人的主要观点是，保加利亚法西斯组织不大、人数少，没有形成一个法西斯执政党，国内的法西斯报刊寥寥无几，更没有知名的法西斯领袖人物。“民主派”历史学家称，1923年6月9日不是政变，而是国家“民主化的开始”，而9月起义也不是国内力量和矛盾的结果，而是“外来强加的暴力行动”，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和格·季米特洛夫”从国外引进来的“恐怖行动”。所以，那些所谓的“反法西斯战士”，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奸细”、“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是“恐怖分子或刑事犯罪分子”。在1934年5月19日事件中，国王没有参与政变，他是“国家的统一者”。他们还提出，20-30年代保加利亚历史上的许多危机现象跟法西斯主义没有关系。相反，它们却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共产主义的罪过和形象”比法西斯还严重。
这些人从当前的政治需要出发，甚至全盘否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组织、法西斯宣传和法西斯活动。因而，二战结束后镇压法西斯分子是“错误的”，需要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
可以说，争论的双方走向了两个极端。双方主要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理论上和对保加利亚社会发展的解释上，而很少公布具体的档案材料和令人信服的事实。在回答保加利亚有无法西斯主义时，似乎答案只能是“有”或者“没有”，而不允许有别的解释。其实，完全否定和无条件接受这一观点一样，都是不严肃和不科学的。学术问题的探讨远比党派竞选投票要复杂得多。
有的西方学者撰文指出，在战前的保加利亚只有法西斯组织，而不存在法西斯制度。1935年起的一段时间，只能称作国王鲍里斯三世的个人独裁时期。1940年起，保加利亚的君主专制统治确实带有一些法西斯特征，可以视为“法西斯化”的过程。作为法西斯制度一种形式的极权制度同个人专制独裁是有区别的。尽管保加利亚的法西斯组织日趋定型，但它们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垄断组织，也未能夺取政权。
关于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
保加利亚现代史上另一个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战后初期人民民主政权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保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苏联红军兵临城下的大好形势下，利用部分王国军队的“政变”，在首都索非亚成功地发动起义，顺利夺取了政权。1942年成立的祖国阵线出面组织联合政府，吸收了各资产阶级政党参政，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推行人民民主制度。
对于1944年9月9日这一天发生的事件，保加利亚史学界过去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这是一场人民革命，决不是旧军队的“军事政变”。苏军无疑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这是保共领导的武装抵抗运动的结果，是“一个历史性胜利”，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绝大多数作者指出，这是一场“人民的武装起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因此，9月9日被定为国庆日。当然，也有少数作者强调这只是“人民民主革命”，还远不是“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90年代之前，国外史学界，如前南斯拉夫史学界就一直认为9月9日不是真正的“武装起义”或“革命”，而仅仅是一场旧军队的“政变”。
剧变以后，对这个事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甚至全面歪曲了历史真相。“民主派”历史学家的主要论点有：战争结束阶段，王国政府“将一个现存的政权交给了保共”；在保加利亚不存在法西斯主义，因而就不应该有“反法西斯斗争”或“抵抗运动”；这次的所谓“起义”，是在克里姆林宫和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党领袖”唆使下，人为地发动和进行的“共产党暴乱”，是“外国作用的结果”，“违背人民的意愿”；接着，苏军“占领了”保加利亚，把“苏维埃制度强加于保加利亚”；9月9日成为“保加利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专制主义的节日”；如果不是苏联的干预，保加利亚很可能就跟英美站在一起，成为欧洲的“民主国家”；因为战前的保加利亚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所以它是“欧洲文明”国家之一，而国王鲍里斯三世是“欧洲一位最民主和最文明的统治者”，等等。
应该看到，“民主派”历史学家从仇视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彻底否定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抵抗运动、游击队的流血牺牲和苏联红军的解放作用。在他们的歪曲宣传和煽动下，不明真相的青年人对苏军和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战士纪念碑进行侮辱，砸毁纪念碑、雕塑群和陈列馆。执政当局修改历史教科书，更改街道和建筑物名称，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诋毁和破坏苏军和本国反法西斯战士纪念碑的行为在法国和奥地利都被视为“违法”和“犯罪”行为，在保加利亚却受到一些政党的保护和支持。这些历史学家既缺乏具体的历史主义态度和学术良心，也缺乏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责任心。
个别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甚至走得更远。一方面，他们攻击保加利亚人民的反战活动是“多余的流血”，是“反国家活动”，在推行“外国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他们又称保加利亚没有抵抗运动。传统的史料认为，二战中保加利亚游击队员、各战斗小组成员和联络员等共约12万人。当时保加利亚政府的正规军50万人，3万警察和1.5万宪兵。在同旧政权的斗争中，牺牲9140名游击队员和20070名联络员，总共约3万人。另有31250名反法西斯人士被关进过集中营。在抵抗运动期间，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军拥有3800名官兵，其中有2740人牺牲。
这几年反对派报刊公布材料称，当时的游击队只有2500-10000人。因此，保加利亚不存在“游击运动”，而只有一些“恐怖小组”。这些小组没有完全脱离“贫民百姓”，他们的行动对“现政权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政权，完全是“依仗了苏联红军的占领和帮助”。从这一逻辑出发，他们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战后共产党人建立的政权是非法的、违反宪法的、恐怖主义的。所以，应该在议会通过专门的反共法，宣布共产党人的政权“不合法”。
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对战后初期，即1944-1948年保加利亚社会性质的评价问题。近几年就这一时期发表了几部新的政治著作。如《保加利亚宪法和宪法草案》(1990)、《对反对派领导人的审判》(1991)、《斯大林与保加利亚》(1991)、《保加利亚国家政治体制1944-1948》(1993)、《保加利亚历史的一页——事件、人物与思考》(1994)、《通往新社会的道路》(1996)。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战后初期既实现了经济恢复和增长，社会安定和文化教育蓬勃发展，又存在暴力和破坏法制的现象。西方学者也不否认人民民主时期东欧国家取得了“显著成绩”，人们受到“良好教育”，社会贫困阶层有“较多的保障”。所以，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应该研究和讨论这个时期好的和坏的方面，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如果现在作为见证人的一代不能对光明和黑暗作出最终的结论，那就应该留给后人冷静地和理智地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持反对观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不是真正的“人民政权”或“民主政权”，而是共产党的“左”的极权制度。因为正是这时已“抛弃议会、取消了多党制、建立了一党（甚至一个人）专政”。因此，这个时期是“历史的倒退”，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战后人民法庭
对于人民政权时代另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是人民法庭问题。
众所周知，早在1945年8月8日，根据丘吉尔的提议成立了纽伦堡法庭，控诉和惩处二战中的轴心国主要战犯。此前，美英苏等同盟国驻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要求其成立法庭，审判战争罪魁和法西斯分子。否则，保加利亚作为希特勒的卫星国和战败国，将在签订和约时受到严厉的制裁。
保加利亚人民政权接受同盟国的要求，于1944年11月28日成立了人民法庭。12月20日该庭在索非亚法院大厦开始“人民审判”运动。主要审判对象是1941年1月1日至1944年9月9日期间的摄政王、政府大臣、王室顾问、国会议员、军官、警察头目等亲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有血债的人。据称，被判处极刑的有3位摄政王、一半的大臣、67名前国会议员、47名各级军官等。
另外，人民法庭还组织了135起审判案，共有11122人受审，其中9606人判了刑，1516人无罪释放，2730人被判处死刑，约占被审判人数的28%。
在运动后期，即1946年下半年，特别是1947年夏季，人民法庭对保加利亚反对派政党领导人进行了过火的审判，并处死了包括农民联盟中反对派领袖尼科拉·佩特科夫在内的几位政治家，禁止一些党派的活动。这个审判过程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从党外清洗到执政的保共党内。大家熟知的保共中央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特·科斯托夫就是牺牲品之一。
这几年围绕人民法庭问题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回忆录，公布了许多档案材料，揭露真相。如《特·科斯托夫的最后一年》(1990)、《在中央监狱的铁窗中》(1991)、《强辩与镇压——极权主义的工具》(1992)、《在历史的审判面前》(1994)等。
这些书中的观点针锋相对，陈述了各自的理由和列举了许多关于人民法庭活动的事实。
反对派政党及其领导人，特别是昔日受到审判的那些人的子女和后代，指责人民法庭是“非法的”，它的成立和活动没有得到宪法和国民议会的认可。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统称审判是“滥杀无辜”，共产党人是“杀人犯”，要求给这些死者和受到“侵害”的人“平反”，“恢复名誉和归还财产”，并向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补偿”。为此，他们还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要求宣布人民法庭审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致使保加利亚参战罪犯的法律条例是无效的。
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在战后的“特殊条件下”，人民法庭尽管犯有“扩大化”错误，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政治人物的处理是“不公平的”，但其做法是正确的，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反法西斯国家的惯例。他们列举的材料说，相比之下保加利亚人民法庭的审判是“温和的”，例如，它只审判了近万人，而丹麦的类似法院却审判了1.5万人，匈牙利—2.6万、捷克斯洛伐克—3.8万、荷兰—4.5万、挪威—4.6万、比利时—5.3万、法国—9万。如果否定人民法庭，那就是否定“法西斯及其罪魁祸首”和一切战犯，就是否定签订的“和约”和二战的“成果”。如果把国王和一切确实对民族犯有罪过的人也列入“平反”名单，并把二战后期保加利亚脱离德国法西斯的功劳也归于这些人，那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属于撒谎。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剧变以来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中东欧地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向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为正直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对比保加利亚历史科学的今昔，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过去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意识形态化了的史学观点，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随着大量文献史料和档案材料的公诸于世，历史的“空白点”将得到填补，历史科学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新局面。
(2)历史著作激增，而质量却在下降。由于一批业务能力较强的历史学家退出科研和新一代历史学家尚未形成，所以一些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青年史学工作者纷纷涉足史学。但他们热衷于耸人听闻的档案史料，不能把握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实质，写下的只是一批通俗的和政治性历史书籍。
(3)历史科学应该是一门经得起时间和科学考验的学科，不能重复过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错误。评价历史既不能以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把历史现代化，也不能抱住过去的观念观对当前，把现实历史化。
(4)历史就是今天以前或更久远年代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即昨天的事情。作为“后来人”的历史学家去分析和评价“先人”的历史时，难免出现分歧和争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通过争论，对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证据，来寻求客观真理，这对历史科学是有益的，对争论的双方也是有益的。重要的是在争论中，超越党派利益，不带政治色彩和个人感情，在学术上提倡争鸣和宽容。只有这样，历史科学才能舍短取长，去伪存真，恢复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5期第99～105页
【作者简介】马细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科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1)像修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国庆纪念日和宪法一样，修改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是恢复二战前或更远年代的做法：(2)重新评价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科学及其成就；(3)在几个政治色彩较浓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历史科学的变化：从意识形态化到政治化
在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的历史科学也跟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受到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党的理论部门要求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历史和评价过去。而且，那时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和社会阶级史上，用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来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而，在战后年代里，一些历史学家被扣上“没有改造好”的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失去了工作。他们的著作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而取代他们的是一批“忠于党”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对过去历史的解释被视为“党的权利”和“任务”，历史学家要在“史学战线”上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党服务”。
党的理论和政策直接影响到史学的发展。总的说来，过去对保加利亚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干预要比对近现代史的少得多。曾经强制史学家收集证据，论证中世纪保加利亚也存在西方式或古典式的封建主义；曾把“阶级斗争”作为万能的钥匙诠释包括宗教运动在内的任何历史现象；曾对历史上的保加利亚——俄罗斯关系持百分之百的肯定态度，等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作为解释和判断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以及一切事件、人物、组织机构和历史分期的唯一标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打着这个学说的旗号，从“左”的方面对保加利亚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作出了激进的批判。用“革命的”和“进步的”或“反动的”和“落后的”标签随意贴到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上面。历史上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甚至20年代初农民联盟领导的政府及其进步改革措施至多也只被认为是“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成熟的”。似乎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外，就不存在其他的革命。
实际上，是保共的观点和党史文献资料成了评价资本主义时期历史不可替代的标准，成为撰写历史书的裁判长。例如，过去的高中历史课本就类似一部通俗党史的缩写本。该课本设本如下章节：“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保加利亚的影响”、“1923年9月反法西斯人民起义”、“格·季米特洛夫——反法西斯斗争的组织者”等。课本几乎没有关于保加利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
长时期内，左倾观点和做法统治着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尽管这些观点不是历史学家个人的思想或信仰，但由于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不得不作出违心的解释或评注。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历史事实被颠倒，历史人物遭诋毁。有的事实被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有的作出了不符合事实的解释。任意宣布某些历史人物为“独裁者”和“法西斯”，人为地划分某些民族民主革命者的“功过”，将其生平分为前期和后期，等等。
可以说，对保加利亚历史的评价完全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或个别领导人说了算的态度。执政党及其主要领导人说的，就是“正确的”、“肯定的”，而不看过去史学是怎么肯定的或否定的。历史严重失去了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近几年来，随着多党议会民主制、新闻自由等民主化进程的实施，很自然地出现了全面重新评价保加利亚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的热潮。1989年剧变后，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同国家的经济危机相反，呈现出一派繁荣而又混乱的景象。说它“繁荣”，是指出版了各种不同版本不同作者的历史著作；说它“混乱”，是说各种观点各种劣质的书畅通无阻。总的说来，大批学术著作同读者见面这是一种喜人现象。据粗略统计，近7年来保加利亚出版的通史和专题史不下20种。其中较重要的有：《保加利亚中世纪编年史》(1990)、《保加利亚史纲》(1992)、《保加利亚史文选1944-1948》(1992)、《保加利亚史简编681-1878》(1992)、《保加利亚史札记1878-1944》共3卷(1992)、《保加利亚史1878-1944》(1993)、《保加利亚历史》(1993)、《保加利亚人民史简编》(1994)、两卷本《保加利亚通史681-1960》(1995)、《保加利亚史料汇编1878-1944》上下卷(1995)、《11-15世纪保加利亚军事史》(1995)、《保加利亚外交史1879-1913》(1995)。
综观这些著作，重新评价历史事件、人物和组织机构是一大特点。作者们对阶级斗争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及同它们有关的历史人物的兴趣在锐减，而对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发展、文化、宗教、民族，以及这一时期的政治领袖的注意力却显著增长。因此，大批回忆录和政治传记问世。
这样，新的历史课题不断提出来了，并开始形成专题研究。过去的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工人运动史等题目已无人问津，而纯史学传统课题，像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国家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等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些课题正在摆脱迄今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而补充了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新材料，历史书籍的结构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历史学家开始矫枉过正，又把历史科学政治化，肆意歪曲。例如，有人公开美化奥斯曼土耳其对保加利亚5个世纪的统治，称没有“土耳其奴役”，只有“土耳其进入”巴尔干半岛。所以，在1877-1878年的最后一次俄土战争中俄罗斯不是“解放者”和“救世主”，而是在巴尔干追逐“帝国利益”，在西方列强面前“投降”，“出卖了”保加利亚的利益。
特别是对1878年至1944年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提出了全面的矫正。如对1912-1918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物及其政策进行平反，改变了对鲍里斯国王的评价和态度，重新肯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自由党在巩固保加利亚国家、繁荣经济和鼓励“中产”阶级等方面的作用，重新评价共产党时期的民族政策等等。
同样，对战后初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提出了一系列带争议的问题，如1944年9月9日后保加利亚社会的性质问题，多党政治体制问题，镇压反对派问题，苏联的援助问题等等。归结为一点，即“人民民主制度问题”。
对战后的历史，尤其是对45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有的历史学家不主张研究，有的学者则强调要研究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事件和进程，并作出科学的评价。更有的学者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引起历史科学的混乱和无休止的争论。
二、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
剧变以来，保加利亚历史学家在寻找和阐明历史现象的过程中，由于个人所持的政治标准不一样，代表不同的党派利益，所以对探讨的许多重大问题便产生了十分对立的观点，有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成见，是非常极端的。
其中，围绕在保加利亚存不存在法西斯主义、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和战后人民法庭的功过等问题的争论尤为突出。
关于法西斯主义
保加利亚学术界对法西斯主义研究早就开始了，并出版了一批专著，如：伊·迪米特洛夫：《保加利亚民主社会界、法西斯主义与战争》(1976)、米·塞姆科夫：《欧洲和法西斯主义》(1979)、亚·布兰克：《新老法西斯主义》(1983)、米·塞姆科夫：《法西斯现象及其在世界著作中的争论》(1985)、热·热列夫总统：《法西斯主义》(1990)、米·塞姆科夫：《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1990)和《法西斯主义》(1990)、伊·斯拉沃夫：《用法西斯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1991)、普·茨韦特科夫：《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17-1939》(1992)、集体著作：《欧洲围绕法西斯问题的争论》(1993)。
这些专著主要谈到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欧洲其他国家法西斯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特点，指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性不同，法西斯主义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它们专制独裁的程度也不一样。当然，书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对保加利亚有无法西斯主义的看法和观点。
剧变前，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肯定说，在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20-30年代，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欧洲现象，曾在不少国家有所表现和活动。保加利亚也不例外。20年代后半期，在保加利亚出现了像“保加利亚人民联盟”，“保加利亚法西斯联盟”、“保加利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等法西斯组织，以及像“环节派”、“人民社会运动”等亲法西斯组织。到了30年代，又成立了两个重要组织：“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军团联盟”和“为保加利亚前进斗士团”。
上述组织已把法西斯的纲领原则、组织形式和社会观移植到了保加利亚。当时，虽说这些组织人数不多，一般为400-500人，小的只有50-60人，最大的组织也不超过数千人，但它们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出版希特勒、墨索里尼、齐亚诺等法西斯头目的著作多达几万册。它们遵循着法西斯的礼仪，即问候方式、服饰、旗帜、徽章等。
有3个典型例子证明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主义：(1)1923年6月9日仓科夫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农民党进步政府，杀害农民党领袖和政府首相斯坦姆鲍利斯基。政变当局上台后，解散了议会和一切地方政权机关，禁止保共等政党活动，开始大肆逮捕和挑衅活动。因此，同年9月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起义。官方史学和共产国际文件称9月起义是一场“反法西斯起义”，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次反法西斯武装起义”。(2)1934年5月19日，在国王鲍里斯三世的支持下，王国军队和警察发动政变，开始在保加利亚建立专制制度及其机构，用暴力手段推翻年轻的多党政治体制，议会被解散，国王任命新内阁，保加利亚史学界和共产党认为这是“血腥的君主法西斯政变”。(3)1940年春，保加利亚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二战中还向英美宣战，保加利亚军队配合纳粹军队从背后攻打南斯拉夫和希腊抵抗运动力量，并出兵参与了对南、希的占领。
也就是说，保加利亚不仅存在法西斯，而且它还在台上执政过：1923年到1926年，1934年到1944年。史学界还称前一时期为“军事法西斯”，后一时期为“君主法西斯”。因此，保加利亚法西斯也具有其他法西斯的共同特点：反共、独裁和屠杀。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执政机关、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逮捕和恐怖、没收进步刊物、蛊惑宣传和民族主义等。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敢持同官方相左的观点。即使极个别的学者持保留态度，也是以极其委婉的语言和形式暗示，不敢公开表态。流亡在国外的王室成员一直否认1923年和1934年是法西斯政变，认为9月起义是“布尔什维克起义”、“共产党的暴动”和“共产国际的阴谋”。
近几年来，认为在保加利亚不存在法西斯的学者和政治家越来越多。这部分人的主要观点是，保加利亚法西斯组织不大、人数少，没有形成一个法西斯执政党，国内的法西斯报刊寥寥无几，更没有知名的法西斯领袖人物。“民主派”历史学家称，1923年6月9日不是政变，而是国家“民主化的开始”，而9月起义也不是国内力量和矛盾的结果，而是“外来强加的暴力行动”，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和格·季米特洛夫”从国外引进来的“恐怖行动”。所以，那些所谓的“反法西斯战士”，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奸细”、“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是“恐怖分子或刑事犯罪分子”。在1934年5月19日事件中，国王没有参与政变，他是“国家的统一者”。他们还提出，20-30年代保加利亚历史上的许多危机现象跟法西斯主义没有关系。相反，它们却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共产主义的罪过和形象”比法西斯还严重。
这些人从当前的政治需要出发，甚至全盘否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组织、法西斯宣传和法西斯活动。因而，二战结束后镇压法西斯分子是“错误的”，需要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
可以说，争论的双方走向了两个极端。双方主要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理论上和对保加利亚社会发展的解释上，而很少公布具体的档案材料和令人信服的事实。在回答保加利亚有无法西斯主义时，似乎答案只能是“有”或者“没有”，而不允许有别的解释。其实，完全否定和无条件接受这一观点一样，都是不严肃和不科学的。学术问题的探讨远比党派竞选投票要复杂得多。
有的西方学者撰文指出，在战前的保加利亚只有法西斯组织，而不存在法西斯制度。1935年起的一段时间，只能称作国王鲍里斯三世的个人独裁时期。1940年起，保加利亚的君主专制统治确实带有一些法西斯特征，可以视为“法西斯化”的过程。作为法西斯制度一种形式的极权制度同个人专制独裁是有区别的。尽管保加利亚的法西斯组织日趋定型，但它们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垄断组织，也未能夺取政权。
关于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
保加利亚现代史上另一个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战后初期人民民主政权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保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苏联红军兵临城下的大好形势下，利用部分王国军队的“政变”，在首都索非亚成功地发动起义，顺利夺取了政权。1942年成立的祖国阵线出面组织联合政府，吸收了各资产阶级政党参政，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推行人民民主制度。
对于1944年9月9日这一天发生的事件，保加利亚史学界过去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这是一场人民革命，决不是旧军队的“军事政变”。苏军无疑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这是保共领导的武装抵抗运动的结果，是“一个历史性胜利”，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绝大多数作者指出，这是一场“人民的武装起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因此，9月9日被定为国庆日。当然，也有少数作者强调这只是“人民民主革命”，还远不是“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90年代之前，国外史学界，如前南斯拉夫史学界就一直认为9月9日不是真正的“武装起义”或“革命”，而仅仅是一场旧军队的“政变”。
剧变以后，对这个事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甚至全面歪曲了历史真相。“民主派”历史学家的主要论点有：战争结束阶段，王国政府“将一个现存的政权交给了保共”；在保加利亚不存在法西斯主义，因而就不应该有“反法西斯斗争”或“抵抗运动”；这次的所谓“起义”，是在克里姆林宫和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党领袖”唆使下，人为地发动和进行的“共产党暴乱”，是“外国作用的结果”，“违背人民的意愿”；接着，苏军“占领了”保加利亚，把“苏维埃制度强加于保加利亚”；9月9日成为“保加利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专制主义的节日”；如果不是苏联的干预，保加利亚很可能就跟英美站在一起，成为欧洲的“民主国家”；因为战前的保加利亚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所以它是“欧洲文明”国家之一，而国王鲍里斯三世是“欧洲一位最民主和最文明的统治者”，等等。
应该看到，“民主派”历史学家从仇视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彻底否定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抵抗运动、游击队的流血牺牲和苏联红军的解放作用。在他们的歪曲宣传和煽动下，不明真相的青年人对苏军和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战士纪念碑进行侮辱，砸毁纪念碑、雕塑群和陈列馆。执政当局修改历史教科书，更改街道和建筑物名称，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诋毁和破坏苏军和本国反法西斯战士纪念碑的行为在法国和奥地利都被视为“违法”和“犯罪”行为，在保加利亚却受到一些政党的保护和支持。这些历史学家既缺乏具体的历史主义态度和学术良心，也缺乏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责任心。
个别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甚至走得更远。一方面，他们攻击保加利亚人民的反战活动是“多余的流血”，是“反国家活动”，在推行“外国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他们又称保加利亚没有抵抗运动。传统的史料认为，二战中保加利亚游击队员、各战斗小组成员和联络员等共约12万人。当时保加利亚政府的正规军50万人，3万警察和1.5万宪兵。在同旧政权的斗争中，牺牲9140名游击队员和20070名联络员，总共约3万人。另有31250名反法西斯人士被关进过集中营。在抵抗运动期间，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军拥有3800名官兵，其中有2740人牺牲。
这几年反对派报刊公布材料称，当时的游击队只有2500-10000人。因此，保加利亚不存在“游击运动”，而只有一些“恐怖小组”。这些小组没有完全脱离“贫民百姓”，他们的行动对“现政权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政权，完全是“依仗了苏联红军的占领和帮助”。从这一逻辑出发，他们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战后共产党人建立的政权是非法的、违反宪法的、恐怖主义的。所以，应该在议会通过专门的反共法，宣布共产党人的政权“不合法”。
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对战后初期，即1944-1948年保加利亚社会性质的评价问题。近几年就这一时期发表了几部新的政治著作。如《保加利亚宪法和宪法草案》(1990)、《对反对派领导人的审判》(1991)、《斯大林与保加利亚》(1991)、《保加利亚国家政治体制1944-1948》(1993)、《保加利亚历史的一页——事件、人物与思考》(1994)、《通往新社会的道路》(1996)。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战后初期既实现了经济恢复和增长，社会安定和文化教育蓬勃发展，又存在暴力和破坏法制的现象。西方学者也不否认人民民主时期东欧国家取得了“显著成绩”，人们受到“良好教育”，社会贫困阶层有“较多的保障”。所以，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应该研究和讨论这个时期好的和坏的方面，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如果现在作为见证人的一代不能对光明和黑暗作出最终的结论，那就应该留给后人冷静地和理智地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持反对观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不是真正的“人民政权”或“民主政权”，而是共产党的“左”的极权制度。因为正是这时已“抛弃议会、取消了多党制、建立了一党（甚至一个人）专政”。因此，这个时期是“历史的倒退”，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战后人民法庭
对于人民政权时代另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是人民法庭问题。
众所周知，早在1945年8月8日，根据丘吉尔的提议成立了纽伦堡法庭，控诉和惩处二战中的轴心国主要战犯。此前，美英苏等同盟国驻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要求其成立法庭，审判战争罪魁和法西斯分子。否则，保加利亚作为希特勒的卫星国和战败国，将在签订和约时受到严厉的制裁。
保加利亚人民政权接受同盟国的要求，于1944年11月28日成立了人民法庭。12月20日该庭在索非亚法院大厦开始“人民审判”运动。主要审判对象是1941年1月1日至1944年9月9日期间的摄政王、政府大臣、王室顾问、国会议员、军官、警察头目等亲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有血债的人。据称，被判处极刑的有3位摄政王、一半的大臣、67名前国会议员、47名各级军官等。
另外，人民法庭还组织了135起审判案，共有11122人受审，其中9606人判了刑，1516人无罪释放，2730人被判处死刑，约占被审判人数的28%。
在运动后期，即1946年下半年，特别是1947年夏季，人民法庭对保加利亚反对派政党领导人进行了过火的审判，并处死了包括农民联盟中反对派领袖尼科拉·佩特科夫在内的几位政治家，禁止一些党派的活动。这个审判过程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从党外清洗到执政的保共党内。大家熟知的保共中央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特·科斯托夫就是牺牲品之一。
这几年围绕人民法庭问题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回忆录，公布了许多档案材料，揭露真相。如《特·科斯托夫的最后一年》(1990)、《在中央监狱的铁窗中》(1991)、《强辩与镇压——极权主义的工具》(1992)、《在历史的审判面前》(1994)等。
这些书中的观点针锋相对，陈述了各自的理由和列举了许多关于人民法庭活动的事实。
反对派政党及其领导人，特别是昔日受到审判的那些人的子女和后代，指责人民法庭是“非法的”，它的成立和活动没有得到宪法和国民议会的认可。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统称审判是“滥杀无辜”，共产党人是“杀人犯”，要求给这些死者和受到“侵害”的人“平反”，“恢复名誉和归还财产”，并向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补偿”。为此，他们还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要求宣布人民法庭审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致使保加利亚参战罪犯的法律条例是无效的。
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在战后的“特殊条件下”，人民法庭尽管犯有“扩大化”错误，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政治人物的处理是“不公平的”，但其做法是正确的，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反法西斯国家的惯例。他们列举的材料说，相比之下保加利亚人民法庭的审判是“温和的”，例如，它只审判了近万人，而丹麦的类似法院却审判了1.5万人，匈牙利—2.6万、捷克斯洛伐克—3.8万、荷兰—4.5万、挪威—4.6万、比利时—5.3万、法国—9万。如果否定人民法庭，那就是否定“法西斯及其罪魁祸首”和一切战犯，就是否定签订的“和约”和二战的“成果”。如果把国王和一切确实对民族犯有罪过的人也列入“平反”名单，并把二战后期保加利亚脱离德国法西斯的功劳也归于这些人，那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属于撒谎。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剧变以来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中东欧地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向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为正直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对比保加利亚历史科学的今昔，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过去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意识形态化了的史学观点，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随着大量文献史料和档案材料的公诸于世，历史的“空白点”将得到填补，历史科学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新局面。
(2)历史著作激增，而质量却在下降。由于一批业务能力较强的历史学家退出科研和新一代历史学家尚未形成，所以一些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青年史学工作者纷纷涉足史学。但他们热衷于耸人听闻的档案史料，不能把握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实质，写下的只是一批通俗的和政治性历史书籍。
(3)历史科学应该是一门经得起时间和科学考验的学科，不能重复过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错误。评价历史既不能以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把历史现代化，也不能抱住过去的观念观对当前，把现实历史化。
(4)历史就是今天以前或更久远年代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即昨天的事情。作为“后来人”的历史学家去分析和评价“先人”的历史时，难免出现分歧和争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通过争论，对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证据，来寻求客观真理，这对历史科学是有益的，对争论的双方也是有益的。重要的是在争论中，超越党派利益，不带政治色彩和个人感情，在学术上提倡争鸣和宽容。只有这样，历史科学才能舍短取长，去伪存真，恢复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