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文禄·庆长之役与朝鲜文化的传播
赵建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2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998年05期第118～123页
【作者简介】赵建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6世纪时的日本，经历了百余年“群雄割据”的纷争，经由织田信长的纵横征战，初步得到统一。1582年，织田信长的部臣明智光秀迫其在本能寺焚火自杀，终使统一制霸事业功亏一篑。继承织田信长未竟事业的丰臣秀吉，于1583年构筑大坂城，此后相继征服四国、九州，平定奥羽，1591年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富有扩张意欲的丰臣秀吉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以后，随即在1592（文禄元）年、1597（庆长二）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文禄·庆长之役”（注：在中国史书中称“万历朝鲜役”或“万历日本役”；在朝鲜史书中称“壬辰、丁酉倭乱”或“壬辰、丁酉之役”，也称“壬辰卫国战争。”）”这是以日本为一方。朝鲜、中国为另一方的长达7年之久的战争， 终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对于牵动东亚三国的这场战争，历来为各国史学家所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等方面均有比较详实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对各国之影响的研究，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则要逊色得多，有的甚至无所研究，如这场战争对朝鲜文化在战后日本的传播问题。笔者有意就该问题略作陈述，意在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这场战争在东亚地区所发生深远影响的认识。
野心和私欲酿成的东亚战祸
丰臣秀吉对外扩张意图由来已久。早在他当织田信长部下、1577年受命平定中国地方（日本中西部）时就言：在平定九州各地后，“率军进入朝鲜，进而席卷明朝的四百余州，作为皇国的版图”（注：〔日〕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役》，村田书店，1927年，第10页。）。同年，他在给其爱妾浅野氏的信中曰：“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注：〔日〕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役》，村田书店，1927年，第10页。）1586年，他在大坂接待耶稣会副管区长、葡人柯埃留时，吐露要征服朝鲜、中国的野心，扬言在国内平定以后，将关白职让与其甥秀长，他自己专事征服朝鲜和中国。因此，他要求柯埃留为其斡旋，望能得到“充分装备的大帆船两艘，并选配技术优良的船员”（注：儿玉幸多：《史料にょる日本の步み》（近世篇），吉川弘文馆，昭和52年，第49页。），以能“益治兵，征服66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注：《明史·日本传》。）他在给朝鲜国王借道征明的信中说：“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注：《续善邻国宝记》，录自前引《史料にょる日本の步み》，第59页。）
经过一番准备以后，1592年丰臣秀吉集近16万兵力，从4月13 日起，相继在釜山登陆，先后占领了汉城、开城、平壤，在不到三个月内，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土，“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注：《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朝鲜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将军，自汉城沦陷以后，迅即着手组织力量，并创制了能防善攻的装甲战舰——龟船，四次赴敌、十度接战。在这前后，庆尚、全罗、忠清、京畿、平安、咸镜、黄海各道的人民，为保卫祖国自发地组织起武装队伍（史称义兵）开展英勇斗争。
朝鲜军民对付突然入侵的日军，处于十分危急状态，战斗非常艰难，也只得向明朝求援。明朝政府先后派兵赴朝参战。1593年1月， 中朝联军发动了总攻击，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收复已被日军占领了半年之久、易守难攻的平壤，从根本上扭转了鲜鲜战局。继之，明将李如松率军进驻开城，“所失平安、黄海、京畿、江原四道并复”（注：《明史·李如松传》。），并与朝军，在离汉城西北40公里的幸州击败日军3万余，谓“幸州大捷”。是时，迫使日军提出和平谈判要求。
长达三年之久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1597年1月， 丰臣秀吉再次以新编的14万大军，在朝鲜南海岸登陆，并以数百艘战船向朝鲜水军发动进攻，先后袭击了闲山岛、巨济岛的永登浦、漆川梁（温罗岛）等处，朝军大败。被诬陷革职入狱的李舜臣重新得到起用，担任“三道水军统制使”，重整旗鼓、迅速投入战斗。9月中旬， 李舜臣诱敌于鸣梁口，开展了殊死的战斗，又一次扭转了战局。此后，中朝联军进行了大反攻。日军的败局已定。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在忧郁中病花。 自11月24日起，日军陆续撤军，至12月上旬全部撤回了日本。
由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历时七年，终以日本的彻底失败和中朝的胜利告终。然而，如果从这次战争的影响来分析，笔者认为，这是一次世上少有的“表象和实质不相符”的战争。亦就是说，经过战争以后各国的利弊得失，并不跟战争的胜败相一致；或者说，中朝两国虽作为“战胜国”，却并没有战胜国的应有形象。
战争带给朝中日三国的灾难
取得“壬辰卫国战争”胜利的朝鲜，其大半土地受到日军铁蹄的蹂躏，亦到了民穷财尽的境地。战争初发即已“饥民白昼、屠剪相食。重以疠疫，道路死者相忱。水口门外，积尸如山，高于城数丈。募僧徒痉埋之。（注：《芝峰类说》，录自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己篇·朝鲜役下卷》，民友社，昭和11年，第721页。） 朝鲜的军队基本上战垮，1593年1月，朝鲜全兵力达17.24万人，到1598年9 月，中朝联军协同作战反击日军时，朝鲜军不过2.5万人（注： 张玉祥：《织丰政权と东ァシァ》，[日]六兴出版社，1989，第327页，329页。）。丰臣秀吉曾命令部下“割鼻代首级，把割下的鼻盐渍后送之。”（注：张玉祥：《织丰政权と东ァシァ》，[日]六兴出版社，1989，第327页，329页。）朝鲜人被割下的鼻子数至少在10万以上。在战争中，被日军俘掳的朝鲜人，强行运往日本的也在五、六万人以上（注：张玉祥：《织丰政权と东ァシァ》，[日]六兴出版社，1989，第327页，329页。）。战后的总人口减少到战前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又据当时户曹判书黄慎估计，战后全国土地的结数（注：土地面积单位，6 尺为1步，33步见方为1结。）只等于战前全罗一道，而受害最甚的庆尚道耕地面积仅为战前的六分之一。战后的朝鲜出现的正是一片“田野未尽辟，污莱棒莽，满目萧然，畎亩阡陌，无迹可据”（注：《李朝宣祖实录》卷159。） 的荒芜景象。战乱又使原有的田藉、户藉均遭烧失，造成了战后征收税役的困难；处于极度粮食不足和国家财政混乱的状态下，宣祖朝廷不得已许卖官爵，“初百石为三品，三十石为五品。后则一二十石，升嘉善堂上，而人无愿者”（注：《芝峰类说》，转录自郑学稼：《日本史》（三），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285页。）。 “卖官鬻爵”如此之滥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吏治败坏的程度了。这种情况亦使原来为维护国家自身统治而实行的身份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场战争也给中国明王朝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政府耗费巨大，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大危机。据史料记载：万历25年，邢玠出关至28年班师止，“凡用饷银800万两，火药、器械、马匹不与焉。”（注：《两朝平攘录》，录自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第一册，昭和50年，第 538页。）这只是指朝鲜战争后期23个月的费用，而战争前期约计43个月，故所化费数，应该是前数之倍。这样，前后两役，明朝为援朝战争的支出不少于2400万两的。当时，明朝万历年间的岁入，全国民田、官田为710.3万余顷：政府所收田赋，夏税合米麦约460.5万余石，秋税 2203.3 余石，两税相加，年赋为2663.5万石（注：前引，郑学稼：《日本史》（三），第286页，287页。）。如按当时的公定比价，金一银五，黄金一两米20石、银一两米4石的折算计，援朝战争所化2400 万两的军费。则需米6400万石，且机械、马匹、火药尚不计算在内（注：前引，郑学稼：《日本史》（三），第286页，287页。）。这正如《明史·兵志》所云：“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同时，这种明显的疲弊情况，给满洲清的兴起以机会。地处中国东北，受明封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援朝战争结束的十余年后，随即起兵反明，于是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
这场战争给中朝两国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以致疲弊加剧，从此开两国衰败的端绪。
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所遭受的损失，据推算占出动兵力的三分之一，计有10万余的兵将在战争中死亡（注：张玉祥：《织丰政权と东ァシァ》，[日]六兴出版社，1989，第327页，329页。）。至于消耗的费用虽无记载可据，仅就丰臣秀吉命令沿海大名造船的情况亦可见一斑：每10万石的大名自费造大船两艘；另造大船三艘、中船五艘，费用由秀吉支出。当时沿海大名10万石以上者32人，计造太船578 艘，中船575艘，共1153艘（注：前引，郑学稼：《日本史》（三），第286页，287 页。）。仅这笔造船的支出就是可观的数字。当时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极其沉重。劳役，老百姓被作为“军夫”而大半被征用。如小西行长所属的五岛纯玄部队在编的700人中，有武士身份者为225人，不过占其数的30%；而被称为“下夫”的一般老百姓为280人，占40 %；如果把船头、水手计入，则没有武士身份者达到三分之二（注：藤木久志：《日本の历史15·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1975年，第325页，第345— 346页。）。在战后百姓逃亡更为严重，出现了大片的耕地荒芜。如在今大分县内的野津院的赤迫村，出现耕地的42%荒芜，有30%的“无人空屋”；在高城村中村，田地面积的75%强和
地的40%弱荒芜；在片岛村，田地的67%强，和地的32%弱荒芜；在泷河内的上渊村，甚至将近达到44%的土地荒芜（注：藤木久志：《日本の历史15·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1975年，第325页，第345—346页。）。
对于丰臣秀吉说来，损失再莫大于加速了其政权破灭和家族的消亡。丰臣秀吉的部下在他死后就各自为大，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以军事将领加藤清正为首的强权派和以官僚大名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在侵朝战争时没有出兵、养精蓄锐的德川家康与强权派勾通，终于以1600年的关原（旧称不破关）之战，稳操胜券，奠定制霸全国的大局，既建立起替代丰臣政权的江户（德川）幕府，又经过两次大坂作战，消灭了丰臣氏一族。玩火者必自焚。丰臣秀吉妄图侵略朝鲜、占领中国，建立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的黄梁美梦终于彻底破灭，断送了他所建立的政权，连其家族都不能延续。
朝鲜文化广泛、深入的传播
丰臣秀吉两次发动的侵朝战争，一方面，出动军队占领土地、屠杀人民；另一方面，在随军中配备懂韩语的翻译、有学问的僧侣学者进行图书的劫掠，把大量朝鲜本图书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在战时究竟有多少朝鲜图书被劫掠运往日本，笔者无法统计，但从若干零散的记述中尚可窥见若干：
文禄四年（1595），宇喜田秀家室患怪疾，医疗无效，后经名医为曲直濑正琳的医治而愈。秀吉为表谢礼，“赐锦衣金银，且自朝鲜持来的数车图书，悉数赐之。”（注：〔官医家谱〕，转引自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5页。）这批图书至今仍存，称“养安院本”（因曲直濑正琳亦名养安，故名）。
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将从朝鲜没收的安国寺惠琼的图书，赐给承兑、三要。翌年六月，三要在伏见设圆光寺学校，收藏所获图书。儒者藤原惺窝曾在三要的书室，借得《阳明文录》读之（注：〔庆长年中记〕，转引自前引，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5页。）。
庆长七年（1602），德川家康开设骏河文库，主要收藏朝鲜带来本。其版本半数以上是朝鲜本。儒者林罗山侍于德川家康，掌管这文库的钥匙。（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5页。）
从战争中劫掠来的朝鲜本图书，对江户时代文化兴盛发生着引人瞠目的影响。兹将日本学者阿部正雄所列的诸点转引如下，可观其概貌：
一，有关朱子学方面的书，以朝鲜本为底本，也有其他，大大有助于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的兴隆；二，特别是李退溪的著述，几乎全都出版了；三，明代罗钦顺对朱子哲学的唯物论修正的《困知记》给予江户时代思想界不少影响，而其底本是朝鲜本；四，元代许衡的《鲁斋心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等虽在中国已亡佚，因在朝鲜出版了而被保存下来，经战争中掠往日本，特别是由星野实直进行了日语解释的《算学启蒙》，对和算的发达有着最深刻的影响；五，关于医学书、药学书，朝鲜本的翻刻也多，有助于日本医学的发达；六，《剪灯新话句解》成为江户时代怪谈小说的起源之一，《棠阴比事》成为裁判小说和法医学的起源之一，给予日本文学的发达以很大的影响。
日本在朝鲜劫掠了大量珍贵图书的同时，还把被俘掳的五、六万朝鲜人运往日本。当时在西日本的四国、萨摩、九州等地，特别是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些将领的领地上，都可以看到数量不等的俘虏，有的甚至有俘虏的集居点。其中“被俘人在萨摩最多”（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219页。）。在被俘朝鲜人的记述中，四国的阿波（今德岛）， 这是参加朝鲜战争的蜂须贺家正的城下，“桥上逢河天极，阿波城下有长江，江上有虹桥，桥上每逢十人，八九我国人也。河君晋州名族，服倭厮荛之役，我国人月夜聚桥上，或歌或啸，或论怀抱，或呻吟笑泣，深夜而罢，此桥上可坐百余人。”（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42页。） 在名护屋“市上逢人， 大半朝鲜人。”在对马“城下逢人，半是被俘人。”（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 218页 。） 在鹿儿岛还有苗代川的朝鲜俘虏集团居住地。被俘朝鲜人中，不乏学者、技匠、医者等，这可说明战后朝鲜文化如何在日本广泛深入的传播。
朱子学的传播
朱子学早在13世纪初通过僧侣交往传到日本。但是，在宋学和佛学不相容的情况下，朱子学在江户时代以前一直没有自成体系而获得独立存在。而在朝鲜，朱子学的传播则开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所以，朱子学开始传播到朝鲜要比日本晚90余年，然而在朝鲜，朱子学则受到王朝的保护，经过百余年后出现了“朝鲜第一的朱子学者”——李退溪（1501—1570），并与李珥（1536—1584）成为朝鲜朱子学家的双峰，形成了朝鲜朱子学的特色。
日本朱子学的真正始祖是藤原惺窝（1561—1619），他由僧而儒。而他的得意门生林罗山（1583—1657）受到江户幕府的重用，并定朱子学为日本的“官学”。其所以如此，固然跟日本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但绝不可忽视在战争中劫掠的图书和被俘虏的朝鲜学者的重要影响。藤原惺窝读宋明性理学的书开始于文禄之役后。他最初阅读到的是作为“战利品”的、从朝鲜劫来的性理学方面的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延平答问》、《天命图说》两书。前书是由朱熹所编，是其师从程门的三子之一的李延平时的答问，阐明了朱子学的宇宙人生的道理，不求虚空的理论，而着实于日常生活中的功夫“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之学（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97页。）；后者是朝鲜学者李退溪、郑秋峦合著的理气哲学书，是基于朱子理气说而发展成为“四端理发，七情气发”的四端七情分属理气的学说（注：四端，指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七情，指程伊川颜子好学论中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此四端七情，俱为性发之为情的表现。李退溪主张：四端为“理发而气随之”；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说，开启了朝鲜对性理学性情论争之端。）。另外，藤原惺窝所读的《延平答问》是朝鲜本，有李退溪所撰的跋文。跋曰：“晦庵夫子未见先生之前，犹出入老释之间。及后见先生，为学始就平实，而卒得夫千载道统之传。是则晦庵之折衷群书，大明斯道于天下者，皆自先生发之。而其授受心法之妙，备载此书。今骤读其言，平谈质悫、若无甚异，而其旨意精深浩博，不可涯矣。而其用功亲切之处，常不离于日用酬酢，动静语默之际。此先生静坐求中之说，不沦于禅学，而大本达道，糜不该结贯者也”（注：钱穆：《朱子学流衍韩国考》，转录自韩国《退溪学丛书》（第二卷第一部），《退溪学报》第5、6合刊，退溪学研究院，1975年，第46页。）。从该跋文中可见，退溪对李延平推崇备至，这对藤原惺窝影响极大。当他在传授弟子时，也是用朝鲜本的《延平答问》来教授的。
藤原惺窝学问的形成还得益于朝鲜俘虏来的学者姜沆（1567 —1618），姜是朝鲜庆南云光人，战前任刑曹佐郎官职。1597年5月，奉明总兵杨镐命搬运粮饷，遭日军逮捕被遣送日本，置于大津时几图逃脱，未成。其在日的囚徒生活中，著有《看羊录》（注：这是姜沆被俘经过和在日生活的记述。本书原初以谦辞命名为《巾车录》，后其门人为赞颂姜沆有中国的“苏武牧羊”气节而改成《看羊录》的。当时作为被俘朝鲜人在日本的直接记录，还有郑希德的《月峰海上录》（该书原名为《万死录》，后由其曾孙郑德林改题为之）；被誉称为“海东夫子”的鲁认（号锦溪）的《锦溪日记》（此书被韩国定为“国宝”）等。这些都是研究朝鲜文化在日本广泛深入传播的珍贵文献。）。姜沆通过原播州龙野城主赤松广通的关系与藤原惺窝相识。藤原和赤松有刊行四书五经和训本的计划，故嘱托姜沆抄写大字本四书五经（姜沆手写的袖珍本原本现还珍藏在内阁文库），共16种凡21册。他在手写的各经书的末尾，都用漂亮的草书体写有叙述抄写缘由等的跋。
藤原惺窝得到赤松氏的援助，校勘加注的四书五经和刻本，依赖姜沆等书写大字本四书五经，这在日本儒学史上应属特笔的。这正如姜沆在《文章达德录序》中所记：“故赤松源公广通，慨然嘱剑夫，以四书六经及性理诸书，新以国字加训释，惠日东后学”。（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24 页。）确实，姜沆为藤原惺窝书写性理诸书，对于日本的朱子学草创时代，性理学书在民间的传播是值得注目的。
藤原惺窝最得意的门生林罗生，如同其老师一样，从朝鲜本的儒书中获得知识。藤原惺窝是从传统的儒佛一致的思想中转换，以致把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成为日本近世朱子学的始祖；他的学风是朱陆（象山）折衷，有容陆的一面。然而，林罗山的学风则仅仅是信奉朱子学，对佛教、耶稣教以及陆、王（阳明）学加以严厉排斥。他们师徒俩所以有这样重要而明显的分歧点，除了两者年龄、个性以及人生修养方法方面的差异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林罗山比藤原惺窝更大量地接触了朝鲜的儒学书籍。现存于内阁文库的、经林罗山亲手批注加点的旧藏书，大约700部，数千册（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25页。）。关于李氏朝鲜儒学的特点，一方以蔽之：区别朱陆，痛击佛教。林罗山由于阅读了大量新来的朝鲜本，受到了这种儒风的刺激，以致改变了日本长期神佛混淆而为神儒合一，成为日本“儒家神道”的开祖，而且使学问从宗教中独立出来，进而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学”。显而易见，林罗山的先驱性活动，使之成为整个江户时代三百年间的稀有学者，决不是偶然的。
医学的传播
16世纪朝鲜医学有很大的成就，其中较突出的是许浚的医学研究活动的成果，具有重大的影响。朝鲜名医辈出。战时被长宗我部元亲所捕，文禄三年（1594）到土佐的朝鲜名医经东仍从事医业。他根据日本与朝鲜风土、人性差异，将药量适当加减，达到百发百中的医疗效果，有起死回生之效而近似神。因此，听说经东名声，乞求诊疗者颇多。
在庆长二年（1597）八月十五日的南原城激战中，全罗道兵马节度使李福男（有“扶余李将军”之称）战死之前，他把儿子李圣贤交从者脱逃，不幸被毛利辉元的部将俘去日本。李氏家族后来从事医务者众。由于李圣贤在被捕来日时，遇到明人孟二宽，传其“枇杷叶汤”药，后就与“龙王汤”一起成为长州藩的二大名药。此后，这个李家后代成为毛利藩主的家医，藩校医学馆的教授。（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58—759页。）
印刷术的传播
朝鲜金属活字印刷早在高丽时代已发明，“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注：《高丽史·世家》卷四十六。）。后在1403年设立了铸字所，铸造了数十万字。在战争中掠夺朝鲜的活字，一般说法是由侵朝将领加藤清正带回日本（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6页。）。 但也有的说是将领宇喜多秀家把20万字的朝鲜铜活字献给秀吉，事实是百箱大小的铜活字89814个（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 》，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在日本，当初，因技术难度问题，只先行模仿造木活字。最早采用此法的是1593年（文禄二年）后阳成天皇敕版的《古文孝经》。1597年敕版《锦乡段》的跋中有“此规模，不久以前来自朝鲜”（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6页。），同年， 敕版的《劝学文》跋中也记有“命工匠每一梓、镂一字，其布于一板印之。此法从朝鲜来，甚无不便，故兹写此书。”（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此后，还有《日本书纪·神代卷》、《大学》、《中庸》等敕版印行。在日本直接用朝鲜活字印书出版，是从1614年（元和二年）开始的骏河版本。当时，除了用朝鲜的大小铜活字89814 个字以外，还由明人林五官制造了1 万余的活字。这些活字用于由儒学家林罗山、僧侣崇传担任顾问参与校阅后由德川家康在1615年印刷的《大藏一览集》11册，次年印《群书治要》50卷（该书印完前，德川家康去世）等（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
由于朝鲜铜活字的传入，加上劫来的朝鲜本图书，故从庆长以来开始了以朝鲜本为底本的活字印刷。从此，印刷出版的图书很多。从庆长年间开始的大约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活字印刷的图书，特别是有关朱子学的书，十之六七是按朝鲜本进行翻刻或复刻的。仅在从庆长到宽文的60多年时间里，日本所刊印的汉文朝鲜本、 颇有影响的图书， 至少在50种以上（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7页。）。此外，在图书的装帧方面，日本原来的和刻本图书的封面是没有图样的，后因受朝鲜本的影响也开始有图样，而且在版心的黑鱼尾中使用了阴刻的花纹（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年，第241页。）。如此种种，足见朝鲜的印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制陶瓷技术的传播
朝鲜制陶工艺很有特点，在明亮的白瓷上用蓝色、青色或铁釉辰砂釉画图等，相当美观，犹似我国之“景泰蓝”。在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中，陶瓷器工匠不少。他们在西日本地区传播了制陶瓷技术。在福冈、佐贺、鹿儿岛三县，特别是佐贺现存有不少窑址。根据永竹威氏所编《肥前古窑史迹附图》，大致有唐津系、多久系、武雄系、平户系等，概数有333窑，仅在长崎县内就有30余（注： 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8—729页。）。唐津陶器一般主要为日用杂器的陶器，作为藩主的御用窑烧制的，是相当重厚的茶器，均为茶人所爱好。由于朝鲜来的陶工在各地造窑制陶，故有依地名而定的萨摩陶器、上野陶器、高取陶器、获陶器等。以瓷器为中心的“伊万里”或色锅岛的“有田陶器”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在庆长六年（1601）锅随岛直茂去的朝鲜陶工李参平。他在移居有田乡乱桥村时，于元和二年（1616）在上白川的泉山发现了白土层，始作漂亮的瓷器。因此，至今被称为“有田陶器的创始者”、“日本瓷器的陶祖’（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9—731页。）。另外，与李参平大体同时来到日本的陶工深海人宗传，归化后名为深海新太郎。他在最初的屯住地——有田的一座山间建窑，称“内田小
瓷器”，烧成“李朝式感触最强的陶器和瓷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8—731页。）。不管李参平与深海宗传制瓷孰先孰后，均说明他们在日本传播了制陶瓷器技术，就是对“有田陶器”在今日的兴盛也是有贡献的。在日本有名的“荻陶器”，其创始人虽有诸说，但无疑是在战争中随日军部将毛利辉元来日的李勺光、李敬兄弟所创。李勺光因制陶工艺巧妙，故得毛利辉元给予的椿乡松本宅地；李敬也在宽永二年（1625）被赐予“高丽左卫门”之名。他们兄弟俩人成为“荻陶之祖”。李勺光之子在李敬的培育下，后为山村家，在大津郡深川创制了“深川陶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60—761页。）。此后，日本人也有成为“荻陶器”名手的，如仕于毛利家的大和人三轮休雪，他作为三代高丽左卫门新兵卫的弟子，学习陶器的制法，后独树一家，称“松本陶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61页。）。
朝鲜文化在日本广泛深入的传播，是江户时代文化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江户时代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时期（注：拙稿：《中国文化传统与日本的现代化》、《东南文化》4、5合刊，1991年7 月。），如果没有江户时代文化的兴盛，就不可能有明治维新以后大踏步地吸收西方文化。可见，朝鲜文化东传对于日本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历史留给现实的深刻教训
发生在16世纪末的这场战争在东亚历史上，是牵动面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战争。对于日本说来，明治维新以后迈上大踏步学习西方，加入资本主义列强行列，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则可与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联系起来。所以，丰臣秀吉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开山祖师。当年中朝军民联合抗击丰臣秀吉侵略的胜利，也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演习。
那么，对于已经过去了400年的这场战争， 如今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江户时代连一般日本人对这场战争也持批判态度，认为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无名之师、无用之战”。如江户时代中期著名学者贝原益轩曾严厉批评丰臣秀吉的征韩之役是“集贪、骄、忿三兵的合奏”（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出现颂扬这场战争的言论。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硕学德富苏峰曰：这场战争对日本说来“决不是徒劳无益的”，是一次“奢侈的海外留学”（注：前引，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朝鲜役下卷），第734 页。），这样充分肯定的评论，其意在为当时日本的对外侵略活动，推波助澜，制造舆论。他扬言要把这场“朝鲜战争的历史，作为我国志士发挥雄飞世界的伟大精神的一种刺激剂”，“要赢得在国外日本的武勇之威，在国内增强国民的自信力”（注：前引，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朝鲜役下卷），第736页、734页。）。然而，结果呢？当时的日本侵略者要比丰臣秀吉时更惨——无条件投降。由此可见，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必须正视，教训应当牢记。
中朝两国是战胜国，但不具战胜国形象；日本虽战败，但能善于学习。它把从朝鲜战场上劫得的书籍当作宝贝；在朝鲜战场上极端残忍地进行屠杀，但在国内则“优待俘虏”，充分发挥俘虏的才能和特长，利用异国人的智慧来创造本国的辉煌历史。这种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不仅改观了战时的动荡和荒芜景象，而且对其以后的社会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这足以说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繁荣本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兴旺至关重要。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在近代落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今，我们续一续400年前这场战争的历史， 能有益于我们处理好现实中的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进行平等互惠的相互交往，敢于和善于学习对方的先进，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共创东亚地区和平繁荣的新世纪！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2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998年05期第118～123页
【作者简介】赵建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16世纪末，由丰臣秀吉的野心和私欲酿成的东亚战祸——文禄·庆长之役（中国史称“万历朝鲜役”或“万历日本役”），殃及朝、中、日三国。与此同时，经过战乱，众多的朝鲜人被俘去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致使朝鲜的朱子学、医学、印刷术、制陶瓷术等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回顾距今400年前的这段历史，颇有启示。 |
对于牵动东亚三国的这场战争，历来为各国史学家所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等方面均有比较详实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对各国之影响的研究，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则要逊色得多，有的甚至无所研究，如这场战争对朝鲜文化在战后日本的传播问题。笔者有意就该问题略作陈述，意在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这场战争在东亚地区所发生深远影响的认识。
野心和私欲酿成的东亚战祸
丰臣秀吉对外扩张意图由来已久。早在他当织田信长部下、1577年受命平定中国地方（日本中西部）时就言：在平定九州各地后，“率军进入朝鲜，进而席卷明朝的四百余州，作为皇国的版图”（注：〔日〕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役》，村田书店，1927年，第10页。）。同年，他在给其爱妾浅野氏的信中曰：“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注：〔日〕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役》，村田书店，1927年，第10页。）1586年，他在大坂接待耶稣会副管区长、葡人柯埃留时，吐露要征服朝鲜、中国的野心，扬言在国内平定以后，将关白职让与其甥秀长，他自己专事征服朝鲜和中国。因此，他要求柯埃留为其斡旋，望能得到“充分装备的大帆船两艘，并选配技术优良的船员”（注：儿玉幸多：《史料にょる日本の步み》（近世篇），吉川弘文馆，昭和52年，第49页。），以能“益治兵，征服66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注：《明史·日本传》。）他在给朝鲜国王借道征明的信中说：“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注：《续善邻国宝记》，录自前引《史料にょる日本の步み》，第59页。）
经过一番准备以后，1592年丰臣秀吉集近16万兵力，从4月13 日起，相继在釜山登陆，先后占领了汉城、开城、平壤，在不到三个月内，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土，“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注：《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朝鲜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将军，自汉城沦陷以后，迅即着手组织力量，并创制了能防善攻的装甲战舰——龟船，四次赴敌、十度接战。在这前后，庆尚、全罗、忠清、京畿、平安、咸镜、黄海各道的人民，为保卫祖国自发地组织起武装队伍（史称义兵）开展英勇斗争。
朝鲜军民对付突然入侵的日军，处于十分危急状态，战斗非常艰难，也只得向明朝求援。明朝政府先后派兵赴朝参战。1593年1月， 中朝联军发动了总攻击，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收复已被日军占领了半年之久、易守难攻的平壤，从根本上扭转了鲜鲜战局。继之，明将李如松率军进驻开城，“所失平安、黄海、京畿、江原四道并复”（注：《明史·李如松传》。），并与朝军，在离汉城西北40公里的幸州击败日军3万余，谓“幸州大捷”。是时，迫使日军提出和平谈判要求。
长达三年之久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1597年1月， 丰臣秀吉再次以新编的14万大军，在朝鲜南海岸登陆，并以数百艘战船向朝鲜水军发动进攻，先后袭击了闲山岛、巨济岛的永登浦、漆川梁（温罗岛）等处，朝军大败。被诬陷革职入狱的李舜臣重新得到起用，担任“三道水军统制使”，重整旗鼓、迅速投入战斗。9月中旬， 李舜臣诱敌于鸣梁口，开展了殊死的战斗，又一次扭转了战局。此后，中朝联军进行了大反攻。日军的败局已定。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在忧郁中病花。 自11月24日起，日军陆续撤军，至12月上旬全部撤回了日本。
由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历时七年，终以日本的彻底失败和中朝的胜利告终。然而，如果从这次战争的影响来分析，笔者认为，这是一次世上少有的“表象和实质不相符”的战争。亦就是说，经过战争以后各国的利弊得失，并不跟战争的胜败相一致；或者说，中朝两国虽作为“战胜国”，却并没有战胜国的应有形象。
战争带给朝中日三国的灾难
取得“壬辰卫国战争”胜利的朝鲜，其大半土地受到日军铁蹄的蹂躏，亦到了民穷财尽的境地。战争初发即已“饥民白昼、屠剪相食。重以疠疫，道路死者相忱。水口门外，积尸如山，高于城数丈。募僧徒痉埋之。（注：《芝峰类说》，录自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己篇·朝鲜役下卷》，民友社，昭和11年，第721页。） 朝鲜的军队基本上战垮，1593年1月，朝鲜全兵力达17.24万人，到1598年9 月，中朝联军协同作战反击日军时，朝鲜军不过2.5万人（注： 张玉祥：《织丰政权と东ァシァ》，[日]六兴出版社，1989，第327页，329页。）。丰臣秀吉曾命令部下“割鼻代首级，把割下的鼻盐渍后送之。”（注：张玉祥：《织丰政权と东ァシァ》，[日]六兴出版社，1989，第327页，329页。）朝鲜人被割下的鼻子数至少在10万以上。在战争中，被日军俘掳的朝鲜人，强行运往日本的也在五、六万人以上（注：张玉祥：《织丰政权と东ァシァ》，[日]六兴出版社，1989，第327页，329页。）。战后的总人口减少到战前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又据当时户曹判书黄慎估计，战后全国土地的结数（注：土地面积单位，6 尺为1步，33步见方为1结。）只等于战前全罗一道，而受害最甚的庆尚道耕地面积仅为战前的六分之一。战后的朝鲜出现的正是一片“田野未尽辟，污莱棒莽，满目萧然，畎亩阡陌，无迹可据”（注：《李朝宣祖实录》卷159。） 的荒芜景象。战乱又使原有的田藉、户藉均遭烧失，造成了战后征收税役的困难；处于极度粮食不足和国家财政混乱的状态下，宣祖朝廷不得已许卖官爵，“初百石为三品，三十石为五品。后则一二十石，升嘉善堂上，而人无愿者”（注：《芝峰类说》，转录自郑学稼：《日本史》（三），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285页。）。 “卖官鬻爵”如此之滥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吏治败坏的程度了。这种情况亦使原来为维护国家自身统治而实行的身份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场战争也给中国明王朝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政府耗费巨大，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大危机。据史料记载：万历25年，邢玠出关至28年班师止，“凡用饷银800万两，火药、器械、马匹不与焉。”（注：《两朝平攘录》，录自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第一册，昭和50年，第 538页。）这只是指朝鲜战争后期23个月的费用，而战争前期约计43个月，故所化费数，应该是前数之倍。这样，前后两役，明朝为援朝战争的支出不少于2400万两的。当时，明朝万历年间的岁入，全国民田、官田为710.3万余顷：政府所收田赋，夏税合米麦约460.5万余石，秋税 2203.3 余石，两税相加，年赋为2663.5万石（注：前引，郑学稼：《日本史》（三），第286页，287页。）。如按当时的公定比价，金一银五，黄金一两米20石、银一两米4石的折算计，援朝战争所化2400 万两的军费。则需米6400万石，且机械、马匹、火药尚不计算在内（注：前引，郑学稼：《日本史》（三），第286页，287页。）。这正如《明史·兵志》所云：“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同时，这种明显的疲弊情况，给满洲清的兴起以机会。地处中国东北，受明封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援朝战争结束的十余年后，随即起兵反明，于是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
这场战争给中朝两国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以致疲弊加剧，从此开两国衰败的端绪。
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所遭受的损失，据推算占出动兵力的三分之一，计有10万余的兵将在战争中死亡（注：张玉祥：《织丰政权と东ァシァ》，[日]六兴出版社，1989，第327页，329页。）。至于消耗的费用虽无记载可据，仅就丰臣秀吉命令沿海大名造船的情况亦可见一斑：每10万石的大名自费造大船两艘；另造大船三艘、中船五艘，费用由秀吉支出。当时沿海大名10万石以上者32人，计造太船578 艘，中船575艘，共1153艘（注：前引，郑学稼：《日本史》（三），第286页，287 页。）。仅这笔造船的支出就是可观的数字。当时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极其沉重。劳役，老百姓被作为“军夫”而大半被征用。如小西行长所属的五岛纯玄部队在编的700人中，有武士身份者为225人，不过占其数的30%；而被称为“下夫”的一般老百姓为280人，占40 %；如果把船头、水手计入，则没有武士身份者达到三分之二（注：藤木久志：《日本の历史15·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1975年，第325页，第345— 346页。）。在战后百姓逃亡更为严重，出现了大片的耕地荒芜。如在今大分县内的野津院的赤迫村，出现耕地的42%荒芜，有30%的“无人空屋”；在高城村中村，田地面积的75%强和
地的40%弱荒芜；在片岛村，田地的67%强，和地的32%弱荒芜；在泷河内的上渊村，甚至将近达到44%的土地荒芜（注：藤木久志：《日本の历史15·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1975年，第325页，第345—346页。）。对于丰臣秀吉说来，损失再莫大于加速了其政权破灭和家族的消亡。丰臣秀吉的部下在他死后就各自为大，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以军事将领加藤清正为首的强权派和以官僚大名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在侵朝战争时没有出兵、养精蓄锐的德川家康与强权派勾通，终于以1600年的关原（旧称不破关）之战，稳操胜券，奠定制霸全国的大局，既建立起替代丰臣政权的江户（德川）幕府，又经过两次大坂作战，消灭了丰臣氏一族。玩火者必自焚。丰臣秀吉妄图侵略朝鲜、占领中国，建立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的黄梁美梦终于彻底破灭，断送了他所建立的政权，连其家族都不能延续。
朝鲜文化广泛、深入的传播
丰臣秀吉两次发动的侵朝战争，一方面，出动军队占领土地、屠杀人民；另一方面，在随军中配备懂韩语的翻译、有学问的僧侣学者进行图书的劫掠，把大量朝鲜本图书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在战时究竟有多少朝鲜图书被劫掠运往日本，笔者无法统计，但从若干零散的记述中尚可窥见若干：
文禄四年（1595），宇喜田秀家室患怪疾，医疗无效，后经名医为曲直濑正琳的医治而愈。秀吉为表谢礼，“赐锦衣金银，且自朝鲜持来的数车图书，悉数赐之。”（注：〔官医家谱〕，转引自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5页。）这批图书至今仍存，称“养安院本”（因曲直濑正琳亦名养安，故名）。
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将从朝鲜没收的安国寺惠琼的图书，赐给承兑、三要。翌年六月，三要在伏见设圆光寺学校，收藏所获图书。儒者藤原惺窝曾在三要的书室，借得《阳明文录》读之（注：〔庆长年中记〕，转引自前引，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5页。）。
庆长七年（1602），德川家康开设骏河文库，主要收藏朝鲜带来本。其版本半数以上是朝鲜本。儒者林罗山侍于德川家康，掌管这文库的钥匙。（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5页。）
从战争中劫掠来的朝鲜本图书，对江户时代文化兴盛发生着引人瞠目的影响。兹将日本学者阿部正雄所列的诸点转引如下，可观其概貌：
一，有关朱子学方面的书，以朝鲜本为底本，也有其他，大大有助于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的兴隆；二，特别是李退溪的著述，几乎全都出版了；三，明代罗钦顺对朱子哲学的唯物论修正的《困知记》给予江户时代思想界不少影响，而其底本是朝鲜本；四，元代许衡的《鲁斋心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等虽在中国已亡佚，因在朝鲜出版了而被保存下来，经战争中掠往日本，特别是由星野实直进行了日语解释的《算学启蒙》，对和算的发达有着最深刻的影响；五，关于医学书、药学书，朝鲜本的翻刻也多，有助于日本医学的发达；六，《剪灯新话句解》成为江户时代怪谈小说的起源之一，《棠阴比事》成为裁判小说和法医学的起源之一，给予日本文学的发达以很大的影响。
日本在朝鲜劫掠了大量珍贵图书的同时，还把被俘掳的五、六万朝鲜人运往日本。当时在西日本的四国、萨摩、九州等地，特别是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些将领的领地上，都可以看到数量不等的俘虏，有的甚至有俘虏的集居点。其中“被俘人在萨摩最多”（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219页。）。在被俘朝鲜人的记述中，四国的阿波（今德岛）， 这是参加朝鲜战争的蜂须贺家正的城下，“桥上逢河天极，阿波城下有长江，江上有虹桥，桥上每逢十人，八九我国人也。河君晋州名族，服倭厮荛之役，我国人月夜聚桥上，或歌或啸，或论怀抱，或呻吟笑泣，深夜而罢，此桥上可坐百余人。”（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42页。） 在名护屋“市上逢人， 大半朝鲜人。”在对马“城下逢人，半是被俘人。”（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 218页 。） 在鹿儿岛还有苗代川的朝鲜俘虏集团居住地。被俘朝鲜人中，不乏学者、技匠、医者等，这可说明战后朝鲜文化如何在日本广泛深入的传播。
朱子学的传播
朱子学早在13世纪初通过僧侣交往传到日本。但是，在宋学和佛学不相容的情况下，朱子学在江户时代以前一直没有自成体系而获得独立存在。而在朝鲜，朱子学的传播则开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所以，朱子学开始传播到朝鲜要比日本晚90余年，然而在朝鲜，朱子学则受到王朝的保护，经过百余年后出现了“朝鲜第一的朱子学者”——李退溪（1501—1570），并与李珥（1536—1584）成为朝鲜朱子学家的双峰，形成了朝鲜朱子学的特色。
日本朱子学的真正始祖是藤原惺窝（1561—1619），他由僧而儒。而他的得意门生林罗山（1583—1657）受到江户幕府的重用，并定朱子学为日本的“官学”。其所以如此，固然跟日本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但绝不可忽视在战争中劫掠的图书和被俘虏的朝鲜学者的重要影响。藤原惺窝读宋明性理学的书开始于文禄之役后。他最初阅读到的是作为“战利品”的、从朝鲜劫来的性理学方面的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延平答问》、《天命图说》两书。前书是由朱熹所编，是其师从程门的三子之一的李延平时的答问，阐明了朱子学的宇宙人生的道理，不求虚空的理论，而着实于日常生活中的功夫“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之学（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97页。）；后者是朝鲜学者李退溪、郑秋峦合著的理气哲学书，是基于朱子理气说而发展成为“四端理发，七情气发”的四端七情分属理气的学说（注：四端，指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七情，指程伊川颜子好学论中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此四端七情，俱为性发之为情的表现。李退溪主张：四端为“理发而气随之”；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说，开启了朝鲜对性理学性情论争之端。）。另外，藤原惺窝所读的《延平答问》是朝鲜本，有李退溪所撰的跋文。跋曰：“晦庵夫子未见先生之前，犹出入老释之间。及后见先生，为学始就平实，而卒得夫千载道统之传。是则晦庵之折衷群书，大明斯道于天下者，皆自先生发之。而其授受心法之妙，备载此书。今骤读其言，平谈质悫、若无甚异，而其旨意精深浩博，不可涯矣。而其用功亲切之处，常不离于日用酬酢，动静语默之际。此先生静坐求中之说，不沦于禅学，而大本达道，糜不该结贯者也”（注：钱穆：《朱子学流衍韩国考》，转录自韩国《退溪学丛书》（第二卷第一部），《退溪学报》第5、6合刊，退溪学研究院，1975年，第46页。）。从该跋文中可见，退溪对李延平推崇备至，这对藤原惺窝影响极大。当他在传授弟子时，也是用朝鲜本的《延平答问》来教授的。
藤原惺窝学问的形成还得益于朝鲜俘虏来的学者姜沆（1567 —1618），姜是朝鲜庆南云光人，战前任刑曹佐郎官职。1597年5月，奉明总兵杨镐命搬运粮饷，遭日军逮捕被遣送日本，置于大津时几图逃脱，未成。其在日的囚徒生活中，著有《看羊录》（注：这是姜沆被俘经过和在日生活的记述。本书原初以谦辞命名为《巾车录》，后其门人为赞颂姜沆有中国的“苏武牧羊”气节而改成《看羊录》的。当时作为被俘朝鲜人在日本的直接记录，还有郑希德的《月峰海上录》（该书原名为《万死录》，后由其曾孙郑德林改题为之）；被誉称为“海东夫子”的鲁认（号锦溪）的《锦溪日记》（此书被韩国定为“国宝”）等。这些都是研究朝鲜文化在日本广泛深入传播的珍贵文献。）。姜沆通过原播州龙野城主赤松广通的关系与藤原惺窝相识。藤原和赤松有刊行四书五经和训本的计划，故嘱托姜沆抄写大字本四书五经（姜沆手写的袖珍本原本现还珍藏在内阁文库），共16种凡21册。他在手写的各经书的末尾，都用漂亮的草书体写有叙述抄写缘由等的跋。
藤原惺窝得到赤松氏的援助，校勘加注的四书五经和刻本，依赖姜沆等书写大字本四书五经，这在日本儒学史上应属特笔的。这正如姜沆在《文章达德录序》中所记：“故赤松源公广通，慨然嘱剑夫，以四书六经及性理诸书，新以国字加训释，惠日东后学”。（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24 页。）确实，姜沆为藤原惺窝书写性理诸书，对于日本的朱子学草创时代，性理学书在民间的传播是值得注目的。
藤原惺窝最得意的门生林罗生，如同其老师一样，从朝鲜本的儒书中获得知识。藤原惺窝是从传统的儒佛一致的思想中转换，以致把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成为日本近世朱子学的始祖；他的学风是朱陆（象山）折衷，有容陆的一面。然而，林罗山的学风则仅仅是信奉朱子学，对佛教、耶稣教以及陆、王（阳明）学加以严厉排斥。他们师徒俩所以有这样重要而明显的分歧点，除了两者年龄、个性以及人生修养方法方面的差异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林罗山比藤原惺窝更大量地接触了朝鲜的儒学书籍。现存于内阁文库的、经林罗山亲手批注加点的旧藏书，大约700部，数千册（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25页。）。关于李氏朝鲜儒学的特点，一方以蔽之：区别朱陆，痛击佛教。林罗山由于阅读了大量新来的朝鲜本，受到了这种儒风的刺激，以致改变了日本长期神佛混淆而为神儒合一，成为日本“儒家神道”的开祖，而且使学问从宗教中独立出来，进而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学”。显而易见，林罗山的先驱性活动，使之成为整个江户时代三百年间的稀有学者，决不是偶然的。
医学的传播
16世纪朝鲜医学有很大的成就，其中较突出的是许浚的医学研究活动的成果，具有重大的影响。朝鲜名医辈出。战时被长宗我部元亲所捕，文禄三年（1594）到土佐的朝鲜名医经东仍从事医业。他根据日本与朝鲜风土、人性差异，将药量适当加减，达到百发百中的医疗效果，有起死回生之效而近似神。因此，听说经东名声，乞求诊疗者颇多。
在庆长二年（1597）八月十五日的南原城激战中，全罗道兵马节度使李福男（有“扶余李将军”之称）战死之前，他把儿子李圣贤交从者脱逃，不幸被毛利辉元的部将俘去日本。李氏家族后来从事医务者众。由于李圣贤在被捕来日时，遇到明人孟二宽，传其“枇杷叶汤”药，后就与“龙王汤”一起成为长州藩的二大名药。此后，这个李家后代成为毛利藩主的家医，藩校医学馆的教授。（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58—759页。）
印刷术的传播
朝鲜金属活字印刷早在高丽时代已发明，“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注：《高丽史·世家》卷四十六。）。后在1403年设立了铸字所，铸造了数十万字。在战争中掠夺朝鲜的活字，一般说法是由侵朝将领加藤清正带回日本（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6页。）。 但也有的说是将领宇喜多秀家把20万字的朝鲜铜活字献给秀吉，事实是百箱大小的铜活字89814个（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 》，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在日本，当初，因技术难度问题，只先行模仿造木活字。最早采用此法的是1593年（文禄二年）后阳成天皇敕版的《古文孝经》。1597年敕版《锦乡段》的跋中有“此规模，不久以前来自朝鲜”（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6页。），同年， 敕版的《劝学文》跋中也记有“命工匠每一梓、镂一字，其布于一板印之。此法从朝鲜来，甚无不便，故兹写此书。”（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此后，还有《日本书纪·神代卷》、《大学》、《中庸》等敕版印行。在日本直接用朝鲜活字印书出版，是从1614年（元和二年）开始的骏河版本。当时，除了用朝鲜的大小铜活字89814 个字以外，还由明人林五官制造了1 万余的活字。这些活字用于由儒学家林罗山、僧侣崇传担任顾问参与校阅后由德川家康在1615年印刷的《大藏一览集》11册，次年印《群书治要》50卷（该书印完前，德川家康去世）等（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
由于朝鲜铜活字的传入，加上劫来的朝鲜本图书，故从庆长以来开始了以朝鲜本为底本的活字印刷。从此，印刷出版的图书很多。从庆长年间开始的大约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活字印刷的图书，特别是有关朱子学的书，十之六七是按朝鲜本进行翻刻或复刻的。仅在从庆长到宽文的60多年时间里，日本所刊印的汉文朝鲜本、 颇有影响的图书， 至少在50种以上（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7页。）。此外，在图书的装帧方面，日本原来的和刻本图书的封面是没有图样的，后因受朝鲜本的影响也开始有图样，而且在版心的黑鱼尾中使用了阴刻的花纹（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年，第241页。）。如此种种，足见朝鲜的印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制陶瓷技术的传播
朝鲜制陶工艺很有特点，在明亮的白瓷上用蓝色、青色或铁釉辰砂釉画图等，相当美观，犹似我国之“景泰蓝”。在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中，陶瓷器工匠不少。他们在西日本地区传播了制陶瓷技术。在福冈、佐贺、鹿儿岛三县，特别是佐贺现存有不少窑址。根据永竹威氏所编《肥前古窑史迹附图》，大致有唐津系、多久系、武雄系、平户系等，概数有333窑，仅在长崎县内就有30余（注： 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8—729页。）。唐津陶器一般主要为日用杂器的陶器，作为藩主的御用窑烧制的，是相当重厚的茶器，均为茶人所爱好。由于朝鲜来的陶工在各地造窑制陶，故有依地名而定的萨摩陶器、上野陶器、高取陶器、获陶器等。以瓷器为中心的“伊万里”或色锅岛的“有田陶器”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在庆长六年（1601）锅随岛直茂去的朝鲜陶工李参平。他在移居有田乡乱桥村时，于元和二年（1616）在上白川的泉山发现了白土层，始作漂亮的瓷器。因此，至今被称为“有田陶器的创始者”、“日本瓷器的陶祖’（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9—731页。）。另外，与李参平大体同时来到日本的陶工深海人宗传，归化后名为深海新太郎。他在最初的屯住地——有田的一座山间建窑，称“内田小
瓷器”，烧成“李朝式感触最强的陶器和瓷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8—731页。）。不管李参平与深海宗传制瓷孰先孰后，均说明他们在日本传播了制陶瓷器技术，就是对“有田陶器”在今日的兴盛也是有贡献的。在日本有名的“荻陶器”，其创始人虽有诸说，但无疑是在战争中随日军部将毛利辉元来日的李勺光、李敬兄弟所创。李勺光因制陶工艺巧妙，故得毛利辉元给予的椿乡松本宅地；李敬也在宽永二年（1625）被赐予“高丽左卫门”之名。他们兄弟俩人成为“荻陶之祖”。李勺光之子在李敬的培育下，后为山村家，在大津郡深川创制了“深川陶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60—761页。）。此后，日本人也有成为“荻陶器”名手的，如仕于毛利家的大和人三轮休雪，他作为三代高丽左卫门新兵卫的弟子，学习陶器的制法，后独树一家，称“松本陶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61页。）。朝鲜文化在日本广泛深入的传播，是江户时代文化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江户时代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时期（注：拙稿：《中国文化传统与日本的现代化》、《东南文化》4、5合刊，1991年7 月。），如果没有江户时代文化的兴盛，就不可能有明治维新以后大踏步地吸收西方文化。可见，朝鲜文化东传对于日本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历史留给现实的深刻教训
发生在16世纪末的这场战争在东亚历史上，是牵动面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战争。对于日本说来，明治维新以后迈上大踏步学习西方，加入资本主义列强行列，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则可与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联系起来。所以，丰臣秀吉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开山祖师。当年中朝军民联合抗击丰臣秀吉侵略的胜利，也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演习。
那么，对于已经过去了400年的这场战争， 如今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江户时代连一般日本人对这场战争也持批判态度，认为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无名之师、无用之战”。如江户时代中期著名学者贝原益轩曾严厉批评丰臣秀吉的征韩之役是“集贪、骄、忿三兵的合奏”（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出现颂扬这场战争的言论。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硕学德富苏峰曰：这场战争对日本说来“决不是徒劳无益的”，是一次“奢侈的海外留学”（注：前引，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朝鲜役下卷），第734 页。），这样充分肯定的评论，其意在为当时日本的对外侵略活动，推波助澜，制造舆论。他扬言要把这场“朝鲜战争的历史，作为我国志士发挥雄飞世界的伟大精神的一种刺激剂”，“要赢得在国外日本的武勇之威，在国内增强国民的自信力”（注：前引，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朝鲜役下卷），第736页、734页。）。然而，结果呢？当时的日本侵略者要比丰臣秀吉时更惨——无条件投降。由此可见，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必须正视，教训应当牢记。
中朝两国是战胜国，但不具战胜国形象；日本虽战败，但能善于学习。它把从朝鲜战场上劫得的书籍当作宝贝；在朝鲜战场上极端残忍地进行屠杀，但在国内则“优待俘虏”，充分发挥俘虏的才能和特长，利用异国人的智慧来创造本国的辉煌历史。这种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不仅改观了战时的动荡和荒芜景象，而且对其以后的社会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这足以说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繁荣本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兴旺至关重要。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在近代落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今，我们续一续400年前这场战争的历史， 能有益于我们处理好现实中的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进行平等互惠的相互交往，敢于和善于学习对方的先进，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共创东亚地区和平繁荣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