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典时期雅典的经济特征
裴雯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2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998年05期第130～134页
【作者简介】裴雯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对希腊城邦社会之特征的讨论，一直是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传统观念认为，希腊城邦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其工商业特征影响到城邦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注：如刘家和、王敦书：《世界史·古代史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种传统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们指出，古代希腊的城邦和绝大部分前工业社会一样，以农业为根本基础，农业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思想观念、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等。例如在雅典，具有政治权力的公民是土地的拥有者，而外邦人和奴隶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注：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6～106页。）。这种的认识批判了传统观念的“现代性”，即试图用现代工商业文明的理论去分析希腊城邦的社会经济特征。这种新的认识给我们研究希腊城邦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这种理论似乎也流于片面，诚如农业论者所说，从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农业无疑是起支配作用；但是本人认为，希腊城邦不是单一，而是多样性的社会，若单从城邦的经济特征和具体的经济生活来看，农业确实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但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城邦重要的经济部门，对城邦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拟定雅典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希腊人经济观念的宏观分析，对雅典人口职业分布以及手工业和商业门类的微观分析，更为深入地探讨雅典城邦的经济生活，以便准确地把握典城邦的经济与社会特征。
一
首先必须明了的是希腊人的经济观念，本文是在设定整个希腊社会的观念具有共同性的前提上进行讨论的。农业论者在论证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时，所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在希腊人中普遍存在着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观念。然而，这个结论具有明显的片面性。虽然轻视手工业和商业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但不同的阶层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态度并不尽相同，具体来看，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是贵族阶层的典型态度。从最早的文献材料荷马史诗到古典时期的文献记载，都反映了贵族的这种观念。在荷马的笔下，商人被描绘成是和作为贵族优良品质象征的运动员相对立的，当奥德修斯到达腓西亚人的岛上之后，当地的一名贵族这样侮辱他：“我觉得你根本不象一名运动员，而是像一艘商船的船长，一生都在海上奔波，为自己的货物担惊受怕，或是在归途中警觉地守护着自己所攫取的利润。不，你看起来不象个运动员。”（注： 《奥德修记》，Ⅷ，159—64。）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反映的经济观念正是贵族阶层观念的延续。苏格拉底认为手工劳动损伤身体因而严重地损伤精神，而且，“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苏格拉底的父亲是石匠、母亲是助产师，他自己也曾做过石匠，从他的出身来看，他不应该对手工业抱有贬斥的态度。但是，哲学家用理性进行思考，他所处的时代，雅典城邦面临危机，而以农业为基础的波斯、斯巴达却是强国，这不能不使他考虑到农业兴邦之本，从而对工商业采取贬斥的态度。
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观点一脉相承，他们都是从公民道德品质的培养这一角度来看待商业与手工业的，实质上是为城邦的整体利益考虑，使城邦具有最好的、最利于城邦发展的公民。在古希腊语中，“贵族（καλοι κ′αγαθοι）一词， 即为“好的和优秀的”两个词的组合，贵族就是最好的公民，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是其他公民的典范。在当时的社会，城邦的强大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衡量的标准，而不是像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实力是国家强盛的标帜。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于公民的城邦意识、集体意识及强健的体魄，这是以农业为生存方式的贵族所具备的特征，因而哲学家传承了贵族重农轻商的观念。这种观念成为社会中的主导观念一直保留下来。
重农轻商这一观念作为主导观念在社会上流行，使广大平民的思想被掩盖，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象地下的暗流，一直流淌并且时有显露。平民以生存为最终目的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从事各种能够使他们生存的职业。我们可以从原始资料中看出这一点。早在公元前8世纪， 居于相对保守和落后的贝奥提亚的赫西俄德便已将商业看成是一门主要的副业了。作为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阶层的一分子，赫西俄德较能代表这个阶层的普遍观念。赫氏在劝告他的弟弟理家之策时，提出应以农耕为本，在农闲时辅以出海。农业论者将赫氏的这种思想看成是一个重农轻商的例子，实则是一种曲解。赫氏的策略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对基本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阶层来说，农耕是最为稳定的生活来源，而海上贸易虽然可能带来较大利润，但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赫氏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经济思想，并没有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倾向。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建议也反映出，以农耕为本、商业为辅的生活方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海上气候非常了解，掌握了航海的规律，知道哪个季节适合于出海经商，哪个季节海上风浪大，航海危险，可见航海经商已经是很寻常的事情了。雅典在梭伦时代所制定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的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0页。）。梭伦改革， 使公民中丧失土地被迫卖身为奴的人重新获得公民权，这些没有土地的人只好依靠手艺生活，新定的法律适应了这一社会现实的需要。大约公元前531 年雅典选举十位执政官，五位选自贵族，三位选自农民，两位选自手工业者（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Ⅻ.2））。可见当时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也有一席之地。到了色诺芬的时代，农业无利可图时，农民们就转而从事商业贸易。“当谷物和酒类丰足时，谷价低廉，种值谷物无利可图，这样许多农民便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零售业或借贷业。”（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自古以来平民的经济观念始终保持一致，他们的任何经济行为都是以生存为最终目的，从未对工商业做价值判断。
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两种经济观念在希腊并行存在，贵族阶层统治着社会的思想文化，他们的观念是主导观念；平民的经济观虽然缺乏明确论述，可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反射出来，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只以主导观念来下断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种观念实际上是由社会的真实状况决定的：农业是城邦的经济基础，但也不乏工商业的存在，而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论，工商业在雅典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二
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希腊人具有不同的经济观念。雅典更是典型的代表。下面从雅典人口的职业分布来说明雅典经济结构的多样性。
雅典的人口由公民、外邦人和奴隶三部分组成。在这三部分人口中，由于可靠数据的缺乏，我们无从获得从事农业和工商业人口的准确比例，但一个大致的比例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工业和商业在结构中所占的地位。
先从公民的职业结构来看，一般认为，雅典城邦的男性战争公民在40,000至25,000之间，在这个公民人口中，大部分是以农业为生的，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但仍有相当部分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土地的公民。公元前403 年雅典有5,000公民没有土地（注： 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 页。），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丧失了它在阿提卡以外的所有殖民地，一些人无地耕种而不得不从事工商业。有一则例子，苏格拉底遇到当雇工的犹泰鲁斯，犹泰鲁斯告诉他：“我是在战争结束（赛拉门尼斯和约）后回家来的，……自从我们的国外财产都丧失了以后，我的父亲在亚狄迦（阿提卡）又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我就不得不亲自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8页。）第二类，富有的贵族投资工商业。琼斯说，公元前四世纪，300 名最富有者大部分是土地拥有者（注：A.H. 琼斯：《雅典民主》（A.H.Jone.Athenian Democracy ）， 牛津，1957年版，第89页。）。但是他们获得财富的方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了。他们开手工作坊，借贷和出售土地。开手工作坊的有，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的父亲拥有一个奴隶铁匠铺；希腊军政家克利翁（Cleon）的父亲有一个奴隶硝皮厂； 演说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 ）的父亲有一个奴隶乐器制造厂（注：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6页。）。借贷就是雅典的富有公民向海上贸易进行投资。德谟斯梯尼的父亲“把贷给苏芬的七十明那款项和在帕西昂船上的二千四百德拉克玛、在皮拉得那里的六百德拉克玛，在公民之子德密那里的一千六百德拉克玛，总计约一塔兰特的款项投入海上商业活动中去。”（注：德谟斯梯尼，4—5，《古代希腊史参考资料》，长春东北师大缉译。）底俄德特斯（Diodotus）把23／3 塔兰特投资于航海贷款（注：A.H.琼斯：《雅典民主》（A.H.Jone.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91页。）。出售土地的证据仅见于色诺芬《经济论》中伊斯霍玛霍斯的父亲。伊斯霍玛霍斯告诉苏格拉底，他的父亲是一位热衷于农业的人，并认为没有比农业更能生利的事情了。他买回荒芜的土地，精心改造成肥沃的良田，以增加一百倍的价值卖出，然后再买一块荒地来开垦。
现在已无法知道富有者中有多少人以此类方式获得财富，但不能因为富有者中有这样获取财富的人便认为雅典存在着一个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必须明确的是雅典贵族首先是土地所有者，其次才兼或以其它方式赚钱。他们仍然处于原有的生产关系中，并没有以新的生活关系取代旧有的生产关系，也没有因工商业利益而形成一个独有的工商业阶层。重农轻商的思想始终存在于贵族的观念之中。象德谟斯梯尼的父亲那样财产中没有一块土地的现象是很少见的。而且，投资于工商业的富有公民并不亲自参与经营与管理，“富有的制造者象派森（Pasion），可蒙（Comon），或里西亚斯（Lysias），可能不亲自参与他们作坊的管理” （注：J.哈瑟布洛克：《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J. Hasebroek,Translated by L. M. Freaser and D. C.. Macgreger. Trade AndPolitics In Ancient Greece），伦敦，1993版，第75页。）。他们进行海上投资授权一个职业商人作为他们的雇用者，并与他们共分利益，“他们自己从不做商人，也不以一个现代资本家那样的方式使用他获得或继承来的财富。”（注：J.哈瑟布洛克前引书，第10页。）富有者这种投资却不亲自参与管理的方式是他们既想追求财富又受旧有观念限制的结果。
雅典公民中从事工商业的占少数，如果只考虑他们，那么雅典的工商业也就不足以特别强调了。真正使雅典工商业繁荣的是外帮人和奴隶。雅典的外邦人之多，在希腊各城邦中占居首位。他们在雅典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小，芬利认为男性外邦人和男性公民人数比例在不同时期为可能的1／6到可能的1／1.25之间（注：M.I.芬利：《古代经济》（M.I .Finley,The Anecient Economy），伦敦，1985年版，第48页。） ，我们从一例子中也能看出这一点。 公元前408～ 407年修建伊锐克斯翁庙（Erechtheion）的人员中，公民有24名，外邦人42名，奴隶20名，不知所属的21名（注：M.M.奥斯丁，J·维德尔—纳奎特：《古希腊经济社会史入门》（M.M.Austin and P. Vidal- Naquet, Economic And Social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aduction,Trans,and Revised by M.M.Austin,Berlceley Los Angeles,1973，第276页。）。外邦人在雅典不得拥有土地和房屋，主要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为生。他们在“零售业或批发贸易中占居首位；在纺织业、谷物或蔬菜产品的进口中，他们做为中间人或进出口商。他们也从事手工业，特别是纺织、制革、制陶或金属加工业。”（注：罗伯特·夫拉斯里埃：《希腊的日常生活——伯里克利时代》（Robert Flace liere,Daily Life In GreeceAtThe Time of Periches），纽约，1974年版，第43页。）雅典的银行业也主要由外邦人经营。琼斯说， 除了一位名叫亚里斯特勒克斯（Aristolochus）的雅典人外，所知道的银行家都是外邦人（注：A.H.琼斯：《雅典民主》（A.H.Jone.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 年版，第91页。）。外邦人在雅典从事手工业、商业贸易，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支撑着雅典的工商业。“事实上，严格地说，由于外族人（尤其是外邦人）在雅典经济活动的各方面——在手工业中，在所有的贸易活动中，包括进出口贸易，长途和短途贸易——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雅典城邦）不可能有什么民族工业或民族商业。”（注：M.M.奥斯丁.J· 维德尔—纳奎特前引书，第114页。）尽管外邦人在雅典没有政治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公民，但他们同奴隶一样，已经成为雅典人口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奴隶作为雅典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估计值从几万到十几万，差距很大。并且被使用于农业与工商业的奴隶数量也无法确定。尽管如此，文献记载了一些奴隶在手工业与采矿业中的情况，对我们的了解有所帮助。
修昔底德提到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长期占领狄西里亚高地， 他说：“雅典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全部乡村；两万多奴隶逃亡，这些奴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工匠。”（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516—517页。）仅仅这一数字足见雅典工业的规模。我们前面曾提到公民中的富有者开奴隶手工作坊，这些手工作坊规模不大，所知最大的作坊是吕西亚斯父亲的有120 名奴隶的盾厂。相比之下，采矿业的规模非常大。色诺芬提到尼塞拉图斯的儿子尼西阿斯在银矿中出租奴隶一千人，希波尼可斯有六百名出租奴隶，菲列摩尼出租三百名奴隶（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72页。）。我们从此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雅典奴隶的使用范围极广，不仅被使用于手工业、采矿业、建筑业，而且被使用于商业贸易、家庭内部以及我们相像不到的部门，例如前面提到的作管理人，奴隶的使用状况反映了雅典的工商业相当繁荣。由于不了解奴隶在农业中的使用情况，无法进行比较。
雅典人口的职业分布状况告诉我们，公民之外有很多外邦人和奴隶从事工商业劳动，可见工商业在雅典是相当繁荣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明确数据来说明从事农业和工商业的人数比例，因而无法推断农业与工商业的大致情况。从公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只有无地公民才从事工商业劳动，以及雅典需要进口粮食这些方面来看，农业在雅典是第一位的，是国家的命脉，工商业也因外邦人和奴隶的大量存在而相当发达。
三
再从雅典经济中手工业与商业的门类来看工商业的发展情况。
首先谈谈雅典的建筑业。伯里克利时代就大兴土木，普鲁塔克说：“他（伯里克利）向人民提出一项规模宏大的建筑计划；这项工作需要很长时间，要投入多种工艺，……因为，要用到的材料有石头、黄金、象牙、黄铜、紫檀、柏木，而制造和加工这些材料的行业又要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以及监督押运人员，商人，在海上有水手、舵工；在陆上又要有造大车的、喂牲口的、赶车的。还有编绳子的、织布的、制革的、筑路的、开矿的。”（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74页。）伯里克利说他提出这项规模宏大的建设计划， 是为了给城邦中游手好闲的人有事可做，事实上，是为了显示雅典城邦的强大。建筑业繁荣的基础是强盛的国力，伯里克利便是利用同盟国的捐助来完成他装饰雅典城的宏伟计划。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再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建筑计划，例如前面提到的伊锐克斯翁庙的修建，一共才107人， 与伯里克利时代的建筑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建筑业的繁荣与否是国力强盛的标志，建筑业也带动了其它手工业的繁荣。
雅典的手工业规模不大，但分工精细。它有陶器作坊，有皮革厂、武器制造厂、乐器制造厂，“不仅有专门制造车、船、马鞍、马具、鞋的人，而且又有只做缰辔的马具店，及专做男鞋或女鞋的鞋店。在造屋这一行里面分木工、制模匠、石匠、金属匠、漆匠、装饰匠。有铁匠、制剑匠、制盾匠、制灯匠、七弦琴调音手、磨坊工、面包工、腊肠工、鱼贩。”（注：威尔杜兰著，幼师编译部主编：《希腊的黄金时代》，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39年，第38页。）雅典手工业分工如此精细，绝大多数的手工业仍然主要满足内部需要。色诺芬为雅典设计的增加收入的计划中就没有将手工业列入。以雅典最大的手工业制陶业而论，精美陶器的制作与绘图工人在任何时都没有超过200人（注： 罗宾·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形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Robin,Osborne,Classical Landsape with Figure-The Ancient Greek Cityfind And Its Countryside），伦郭，1987年，第109页。 ），从制作工人的数量上来看也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出口，并且“希腊人对精美陶器的兴趣在公元前4世纪很快地并且是神秘地消失了。”（注：M.I. 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The Anecient Economy），伦敦， 1985年版，第134 页。）雅典曾以其陶器的制作精美而垄断市场，但是到公元前4 世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区开始生产自己的陶器。从考古记录来看，尽管雅典出口到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陶器还继续保持，但是出口到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数量下降（注：A·弗兰克：《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经济状况》，《希腊与罗马》，VOLXXXiii No.1,April 1991，第32页。）。既然出口量最大的陶器都是这样的状况，其它的手工产品更无须多论。无怪乎现代学者认为雅典不是一个手工业中心，而是一个商业贸易中心。
采矿业是为雅典带来利益的行业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劳立温银矿的开采量很大，前面已经提到大量奴隶用于银矿开采。正是银矿的收入使雅典建起了强大的海军。伯战后，开采量骤减，公元前4 世纪前半期，银矿不十分活跃，公元前340年，银产量急剧上升， 并且银币德拉克玛的出口量也十分可观（注：A.H.琼斯：《雅典民主》（A. H.Jone.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94页。）。色诺芬说雅典是一个最好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方，原因之一就是“如果商人不愿意物物交易，他们可以运走白银，作为最好的货载。”（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60页。）采矿业也是随国力的强盛而繁荣。
雅典真正繁荣的是它的商业贸易，这也是为雅典带来利益的行业。雅典的商业贸易一直保持着繁荣有两个原因：一、比利尤斯港良好的地理位置使它在雅典帝国的地位衰落之后仍然是希腊世界的中心；二、雅典自身需要大量进口。它的进口大宗是粮食，其次还有一些必需品，如铁、锡、铜、造船的木材等，以及象牙、珠宝、兽皮、皮革、亚麻、亚麻布和书写用的纸草等高生活水准需要的物品。
粮食进口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开始（注： 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公元前437年，一个士兵斯帕特克斯（Spartocus ）掌握了斯麦利昂·波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orins）王国，即现在的克里米亚， 他以商业利益做为被雅典承认的条件，雅典以陶器交换其谷物和鱼（注： 《剑桥古代史》，第174页。）。演说家谟斯梯尼谈到雅典从本都（Pontus）进口大约400，000斗（medimni大约15，000公吨）的谷物，公元前330年，非洲北部的昔兰尼（Cyrene）提供给雅典100，000斗的粮食。（注：罗宾·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形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 Robin,Osborne,Classical Landsape with Figure-The Ancient Greek City find And Its Countryside），伦郭，1987年，第99页。）
以粮食为主要的进口所形成的商业贸易为雅典带来巨大利益。根据安多斯德（Andocides），从货船的估计值征收百分之二的税，公元前401年税收是30塔兰特，第二年是36塔兰特，估计一时期通过比利尤斯港的贸易税达到2000塔兰特（注：A·弗兰克：《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经济状况》，《希腊与罗马》，VOLXXXiii No.1,April 1991,第31页。）。雅典繁荣的商业贸易环境吸引游客纷纷到来，从而刺激国内手工业、采矿业。大量游客的到来，又形成所谓的无形出口（invisible exports）（注：M.I.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The Anecient Economy），伦敦，1985年版，第134页。），也就是说，雅典的旅游业非常发达，为之带来丰厚利益，这也正是色诺芬为雅典设计的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
从以上分析来看雅典工商业繁荣的必然性，雅典的粮食及必需品的进口不可避免，因而商业贸易往来成为必然。为了维持进出口平衡，它必须有出口产品。它的手工产品在平衡贸易中不起多大作用。真正维持平衡的是采矿业，和作为希腊文化贸易中心所形成的旅游业。商业贸易及旅游业的繁荣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的发展。戴维·休默说：“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古代作家，在任何一段文字中描述过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制造业上。而被认为是繁荣的商业，则主要是交换适合不同土地和与气候条件下的农产品。”（注：M.I.芬利：《古代经济》（M. I.Finley, The Anecient Economy），伦敦，1985年版，第22页。）这是雅典商品贸易最真实的写照。雅典的工商业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得知农业是雅典的经济基础；城邦中贵族持有重农轻商的观念，公民中大部分以土地为主，工商业的基础也是农业。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在同样历史条件下，是其他社会无法相比的。其商业的繁荣是由各种条件所形成的，即雅典的地理位置，它在希腊世界的地位，大量的外邦人和奴隶的存在等。希腊人有经商的传统，因此平民中并没有很强的轻商观念。当然，其繁荣是相对于其他社会和其他城邦而言的，并没有像后来文艺复兴时人们所渲染的那么繁荣的程度，但是在当时已经足以为雅典辉煌灿烂的文化提供基础，为它的民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2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998年05期第130～134页
【作者简介】裴雯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 【内容提要】 | 本文通过对古代希腊经济观念、古代雅典人口结构以及职业分布状况、工商业门类的分析，深入探讨雅典城邦的经济生活，认为工商业在雅典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两种并行的经济观念的存在，是雅典工商业繁荣的思想基础；而从人口结构与职业分布来看，外邦人和奴隶是其工商业的主体，公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雅典工商业的繁荣表现在分工精细和门类众多上，而繁荣的基础是农业。 |
一
首先必须明了的是希腊人的经济观念，本文是在设定整个希腊社会的观念具有共同性的前提上进行讨论的。农业论者在论证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时，所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在希腊人中普遍存在着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观念。然而，这个结论具有明显的片面性。虽然轻视手工业和商业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但不同的阶层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态度并不尽相同，具体来看，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是贵族阶层的典型态度。从最早的文献材料荷马史诗到古典时期的文献记载，都反映了贵族的这种观念。在荷马的笔下，商人被描绘成是和作为贵族优良品质象征的运动员相对立的，当奥德修斯到达腓西亚人的岛上之后，当地的一名贵族这样侮辱他：“我觉得你根本不象一名运动员，而是像一艘商船的船长，一生都在海上奔波，为自己的货物担惊受怕，或是在归途中警觉地守护着自己所攫取的利润。不，你看起来不象个运动员。”（注： 《奥德修记》，Ⅷ，159—64。）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反映的经济观念正是贵族阶层观念的延续。苏格拉底认为手工劳动损伤身体因而严重地损伤精神，而且，“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苏格拉底的父亲是石匠、母亲是助产师，他自己也曾做过石匠，从他的出身来看，他不应该对手工业抱有贬斥的态度。但是，哲学家用理性进行思考，他所处的时代，雅典城邦面临危机，而以农业为基础的波斯、斯巴达却是强国，这不能不使他考虑到农业兴邦之本，从而对工商业采取贬斥的态度。
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观点一脉相承，他们都是从公民道德品质的培养这一角度来看待商业与手工业的，实质上是为城邦的整体利益考虑，使城邦具有最好的、最利于城邦发展的公民。在古希腊语中，“贵族（καλοι κ′αγαθοι）一词， 即为“好的和优秀的”两个词的组合，贵族就是最好的公民，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是其他公民的典范。在当时的社会，城邦的强大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衡量的标准，而不是像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实力是国家强盛的标帜。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于公民的城邦意识、集体意识及强健的体魄，这是以农业为生存方式的贵族所具备的特征，因而哲学家传承了贵族重农轻商的观念。这种观念成为社会中的主导观念一直保留下来。
重农轻商这一观念作为主导观念在社会上流行，使广大平民的思想被掩盖，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象地下的暗流，一直流淌并且时有显露。平民以生存为最终目的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从事各种能够使他们生存的职业。我们可以从原始资料中看出这一点。早在公元前8世纪， 居于相对保守和落后的贝奥提亚的赫西俄德便已将商业看成是一门主要的副业了。作为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阶层的一分子，赫西俄德较能代表这个阶层的普遍观念。赫氏在劝告他的弟弟理家之策时，提出应以农耕为本，在农闲时辅以出海。农业论者将赫氏的这种思想看成是一个重农轻商的例子，实则是一种曲解。赫氏的策略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对基本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阶层来说，农耕是最为稳定的生活来源，而海上贸易虽然可能带来较大利润，但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赫氏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经济思想，并没有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倾向。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建议也反映出，以农耕为本、商业为辅的生活方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海上气候非常了解，掌握了航海的规律，知道哪个季节适合于出海经商，哪个季节海上风浪大，航海危险，可见航海经商已经是很寻常的事情了。雅典在梭伦时代所制定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的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0页。）。梭伦改革， 使公民中丧失土地被迫卖身为奴的人重新获得公民权，这些没有土地的人只好依靠手艺生活，新定的法律适应了这一社会现实的需要。大约公元前531 年雅典选举十位执政官，五位选自贵族，三位选自农民，两位选自手工业者（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Ⅻ.2））。可见当时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也有一席之地。到了色诺芬的时代，农业无利可图时，农民们就转而从事商业贸易。“当谷物和酒类丰足时，谷价低廉，种值谷物无利可图，这样许多农民便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零售业或借贷业。”（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自古以来平民的经济观念始终保持一致，他们的任何经济行为都是以生存为最终目的，从未对工商业做价值判断。
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两种经济观念在希腊并行存在，贵族阶层统治着社会的思想文化，他们的观念是主导观念；平民的经济观虽然缺乏明确论述，可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反射出来，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只以主导观念来下断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种观念实际上是由社会的真实状况决定的：农业是城邦的经济基础，但也不乏工商业的存在，而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论，工商业在雅典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二
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希腊人具有不同的经济观念。雅典更是典型的代表。下面从雅典人口的职业分布来说明雅典经济结构的多样性。
雅典的人口由公民、外邦人和奴隶三部分组成。在这三部分人口中，由于可靠数据的缺乏，我们无从获得从事农业和工商业人口的准确比例，但一个大致的比例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工业和商业在结构中所占的地位。
先从公民的职业结构来看，一般认为，雅典城邦的男性战争公民在40,000至25,000之间，在这个公民人口中，大部分是以农业为生的，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但仍有相当部分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土地的公民。公元前403 年雅典有5,000公民没有土地（注： 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 页。），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丧失了它在阿提卡以外的所有殖民地，一些人无地耕种而不得不从事工商业。有一则例子，苏格拉底遇到当雇工的犹泰鲁斯，犹泰鲁斯告诉他：“我是在战争结束（赛拉门尼斯和约）后回家来的，……自从我们的国外财产都丧失了以后，我的父亲在亚狄迦（阿提卡）又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我就不得不亲自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8页。）第二类，富有的贵族投资工商业。琼斯说，公元前四世纪，300 名最富有者大部分是土地拥有者（注：A.H. 琼斯：《雅典民主》（A.H.Jone.Athenian Democracy ）， 牛津，1957年版，第89页。）。但是他们获得财富的方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了。他们开手工作坊，借贷和出售土地。开手工作坊的有，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的父亲拥有一个奴隶铁匠铺；希腊军政家克利翁（Cleon）的父亲有一个奴隶硝皮厂； 演说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 ）的父亲有一个奴隶乐器制造厂（注：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6页。）。借贷就是雅典的富有公民向海上贸易进行投资。德谟斯梯尼的父亲“把贷给苏芬的七十明那款项和在帕西昂船上的二千四百德拉克玛、在皮拉得那里的六百德拉克玛，在公民之子德密那里的一千六百德拉克玛，总计约一塔兰特的款项投入海上商业活动中去。”（注：德谟斯梯尼，4—5，《古代希腊史参考资料》，长春东北师大缉译。）底俄德特斯（Diodotus）把23／3 塔兰特投资于航海贷款（注：A.H.琼斯：《雅典民主》（A.H.Jone.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91页。）。出售土地的证据仅见于色诺芬《经济论》中伊斯霍玛霍斯的父亲。伊斯霍玛霍斯告诉苏格拉底，他的父亲是一位热衷于农业的人，并认为没有比农业更能生利的事情了。他买回荒芜的土地，精心改造成肥沃的良田，以增加一百倍的价值卖出，然后再买一块荒地来开垦。
现在已无法知道富有者中有多少人以此类方式获得财富，但不能因为富有者中有这样获取财富的人便认为雅典存在着一个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必须明确的是雅典贵族首先是土地所有者，其次才兼或以其它方式赚钱。他们仍然处于原有的生产关系中，并没有以新的生活关系取代旧有的生产关系，也没有因工商业利益而形成一个独有的工商业阶层。重农轻商的思想始终存在于贵族的观念之中。象德谟斯梯尼的父亲那样财产中没有一块土地的现象是很少见的。而且，投资于工商业的富有公民并不亲自参与经营与管理，“富有的制造者象派森（Pasion），可蒙（Comon），或里西亚斯（Lysias），可能不亲自参与他们作坊的管理” （注：J.哈瑟布洛克：《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J. Hasebroek,Translated by L. M. Freaser and D. C.. Macgreger. Trade AndPolitics In Ancient Greece），伦敦，1993版，第75页。）。他们进行海上投资授权一个职业商人作为他们的雇用者，并与他们共分利益，“他们自己从不做商人，也不以一个现代资本家那样的方式使用他获得或继承来的财富。”（注：J.哈瑟布洛克前引书，第10页。）富有者这种投资却不亲自参与管理的方式是他们既想追求财富又受旧有观念限制的结果。
雅典公民中从事工商业的占少数，如果只考虑他们，那么雅典的工商业也就不足以特别强调了。真正使雅典工商业繁荣的是外帮人和奴隶。雅典的外邦人之多，在希腊各城邦中占居首位。他们在雅典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小，芬利认为男性外邦人和男性公民人数比例在不同时期为可能的1／6到可能的1／1.25之间（注：M.I.芬利：《古代经济》（M.I .Finley,The Anecient Economy），伦敦，1985年版，第48页。） ，我们从一例子中也能看出这一点。 公元前408～ 407年修建伊锐克斯翁庙（Erechtheion）的人员中，公民有24名，外邦人42名，奴隶20名，不知所属的21名（注：M.M.奥斯丁，J·维德尔—纳奎特：《古希腊经济社会史入门》（M.M.Austin and P. Vidal- Naquet, Economic And Social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aduction,Trans,and Revised by M.M.Austin,Berlceley Los Angeles,1973，第276页。）。外邦人在雅典不得拥有土地和房屋，主要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为生。他们在“零售业或批发贸易中占居首位；在纺织业、谷物或蔬菜产品的进口中，他们做为中间人或进出口商。他们也从事手工业，特别是纺织、制革、制陶或金属加工业。”（注：罗伯特·夫拉斯里埃：《希腊的日常生活——伯里克利时代》（Robert Flace liere,Daily Life In GreeceAtThe Time of Periches），纽约，1974年版，第43页。）雅典的银行业也主要由外邦人经营。琼斯说， 除了一位名叫亚里斯特勒克斯（Aristolochus）的雅典人外，所知道的银行家都是外邦人（注：A.H.琼斯：《雅典民主》（A.H.Jone.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 年版，第91页。）。外邦人在雅典从事手工业、商业贸易，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支撑着雅典的工商业。“事实上，严格地说，由于外族人（尤其是外邦人）在雅典经济活动的各方面——在手工业中，在所有的贸易活动中，包括进出口贸易，长途和短途贸易——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雅典城邦）不可能有什么民族工业或民族商业。”（注：M.M.奥斯丁.J· 维德尔—纳奎特前引书，第114页。）尽管外邦人在雅典没有政治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公民，但他们同奴隶一样，已经成为雅典人口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奴隶作为雅典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估计值从几万到十几万，差距很大。并且被使用于农业与工商业的奴隶数量也无法确定。尽管如此，文献记载了一些奴隶在手工业与采矿业中的情况，对我们的了解有所帮助。
修昔底德提到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长期占领狄西里亚高地， 他说：“雅典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全部乡村；两万多奴隶逃亡，这些奴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工匠。”（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516—517页。）仅仅这一数字足见雅典工业的规模。我们前面曾提到公民中的富有者开奴隶手工作坊，这些手工作坊规模不大，所知最大的作坊是吕西亚斯父亲的有120 名奴隶的盾厂。相比之下，采矿业的规模非常大。色诺芬提到尼塞拉图斯的儿子尼西阿斯在银矿中出租奴隶一千人，希波尼可斯有六百名出租奴隶，菲列摩尼出租三百名奴隶（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72页。）。我们从此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雅典奴隶的使用范围极广，不仅被使用于手工业、采矿业、建筑业，而且被使用于商业贸易、家庭内部以及我们相像不到的部门，例如前面提到的作管理人，奴隶的使用状况反映了雅典的工商业相当繁荣。由于不了解奴隶在农业中的使用情况，无法进行比较。
雅典人口的职业分布状况告诉我们，公民之外有很多外邦人和奴隶从事工商业劳动，可见工商业在雅典是相当繁荣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明确数据来说明从事农业和工商业的人数比例，因而无法推断农业与工商业的大致情况。从公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只有无地公民才从事工商业劳动，以及雅典需要进口粮食这些方面来看，农业在雅典是第一位的，是国家的命脉，工商业也因外邦人和奴隶的大量存在而相当发达。
三
再从雅典经济中手工业与商业的门类来看工商业的发展情况。
首先谈谈雅典的建筑业。伯里克利时代就大兴土木，普鲁塔克说：“他（伯里克利）向人民提出一项规模宏大的建筑计划；这项工作需要很长时间，要投入多种工艺，……因为，要用到的材料有石头、黄金、象牙、黄铜、紫檀、柏木，而制造和加工这些材料的行业又要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以及监督押运人员，商人，在海上有水手、舵工；在陆上又要有造大车的、喂牲口的、赶车的。还有编绳子的、织布的、制革的、筑路的、开矿的。”（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74页。）伯里克利说他提出这项规模宏大的建设计划， 是为了给城邦中游手好闲的人有事可做，事实上，是为了显示雅典城邦的强大。建筑业繁荣的基础是强盛的国力，伯里克利便是利用同盟国的捐助来完成他装饰雅典城的宏伟计划。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再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建筑计划，例如前面提到的伊锐克斯翁庙的修建，一共才107人， 与伯里克利时代的建筑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建筑业的繁荣与否是国力强盛的标志，建筑业也带动了其它手工业的繁荣。
雅典的手工业规模不大，但分工精细。它有陶器作坊，有皮革厂、武器制造厂、乐器制造厂，“不仅有专门制造车、船、马鞍、马具、鞋的人，而且又有只做缰辔的马具店，及专做男鞋或女鞋的鞋店。在造屋这一行里面分木工、制模匠、石匠、金属匠、漆匠、装饰匠。有铁匠、制剑匠、制盾匠、制灯匠、七弦琴调音手、磨坊工、面包工、腊肠工、鱼贩。”（注：威尔杜兰著，幼师编译部主编：《希腊的黄金时代》，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39年，第38页。）雅典手工业分工如此精细，绝大多数的手工业仍然主要满足内部需要。色诺芬为雅典设计的增加收入的计划中就没有将手工业列入。以雅典最大的手工业制陶业而论，精美陶器的制作与绘图工人在任何时都没有超过200人（注： 罗宾·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形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Robin,Osborne,Classical Landsape with Figure-The Ancient Greek Cityfind And Its Countryside），伦郭，1987年，第109页。 ），从制作工人的数量上来看也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出口，并且“希腊人对精美陶器的兴趣在公元前4世纪很快地并且是神秘地消失了。”（注：M.I. 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The Anecient Economy），伦敦， 1985年版，第134 页。）雅典曾以其陶器的制作精美而垄断市场，但是到公元前4 世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区开始生产自己的陶器。从考古记录来看，尽管雅典出口到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陶器还继续保持，但是出口到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数量下降（注：A·弗兰克：《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经济状况》，《希腊与罗马》，VOLXXXiii No.1,April 1991，第32页。）。既然出口量最大的陶器都是这样的状况，其它的手工产品更无须多论。无怪乎现代学者认为雅典不是一个手工业中心，而是一个商业贸易中心。
采矿业是为雅典带来利益的行业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劳立温银矿的开采量很大，前面已经提到大量奴隶用于银矿开采。正是银矿的收入使雅典建起了强大的海军。伯战后，开采量骤减，公元前4 世纪前半期，银矿不十分活跃，公元前340年，银产量急剧上升， 并且银币德拉克玛的出口量也十分可观（注：A.H.琼斯：《雅典民主》（A. H.Jone.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94页。）。色诺芬说雅典是一个最好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方，原因之一就是“如果商人不愿意物物交易，他们可以运走白银，作为最好的货载。”（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60页。）采矿业也是随国力的强盛而繁荣。
雅典真正繁荣的是它的商业贸易，这也是为雅典带来利益的行业。雅典的商业贸易一直保持着繁荣有两个原因：一、比利尤斯港良好的地理位置使它在雅典帝国的地位衰落之后仍然是希腊世界的中心；二、雅典自身需要大量进口。它的进口大宗是粮食，其次还有一些必需品，如铁、锡、铜、造船的木材等，以及象牙、珠宝、兽皮、皮革、亚麻、亚麻布和书写用的纸草等高生活水准需要的物品。
粮食进口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开始（注： 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公元前437年，一个士兵斯帕特克斯（Spartocus ）掌握了斯麦利昂·波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orins）王国，即现在的克里米亚， 他以商业利益做为被雅典承认的条件，雅典以陶器交换其谷物和鱼（注： 《剑桥古代史》，第174页。）。演说家谟斯梯尼谈到雅典从本都（Pontus）进口大约400，000斗（medimni大约15，000公吨）的谷物，公元前330年，非洲北部的昔兰尼（Cyrene）提供给雅典100，000斗的粮食。（注：罗宾·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形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 Robin,Osborne,Classical Landsape with Figure-The Ancient Greek City find And Its Countryside），伦郭，1987年，第99页。）
以粮食为主要的进口所形成的商业贸易为雅典带来巨大利益。根据安多斯德（Andocides），从货船的估计值征收百分之二的税，公元前401年税收是30塔兰特，第二年是36塔兰特，估计一时期通过比利尤斯港的贸易税达到2000塔兰特（注：A·弗兰克：《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经济状况》，《希腊与罗马》，VOLXXXiii No.1,April 1991,第31页。）。雅典繁荣的商业贸易环境吸引游客纷纷到来，从而刺激国内手工业、采矿业。大量游客的到来，又形成所谓的无形出口（invisible exports）（注：M.I.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The Anecient Economy），伦敦，1985年版，第134页。），也就是说，雅典的旅游业非常发达，为之带来丰厚利益，这也正是色诺芬为雅典设计的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
从以上分析来看雅典工商业繁荣的必然性，雅典的粮食及必需品的进口不可避免，因而商业贸易往来成为必然。为了维持进出口平衡，它必须有出口产品。它的手工产品在平衡贸易中不起多大作用。真正维持平衡的是采矿业，和作为希腊文化贸易中心所形成的旅游业。商业贸易及旅游业的繁荣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的发展。戴维·休默说：“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古代作家，在任何一段文字中描述过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制造业上。而被认为是繁荣的商业，则主要是交换适合不同土地和与气候条件下的农产品。”（注：M.I.芬利：《古代经济》（M. I.Finley, The Anecient Economy），伦敦，1985年版，第22页。）这是雅典商品贸易最真实的写照。雅典的工商业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得知农业是雅典的经济基础；城邦中贵族持有重农轻商的观念，公民中大部分以土地为主，工商业的基础也是农业。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在同样历史条件下，是其他社会无法相比的。其商业的繁荣是由各种条件所形成的，即雅典的地理位置，它在希腊世界的地位，大量的外邦人和奴隶的存在等。希腊人有经商的传统，因此平民中并没有很强的轻商观念。当然，其繁荣是相对于其他社会和其他城邦而言的，并没有像后来文艺复兴时人们所渲染的那么繁荣的程度，但是在当时已经足以为雅典辉煌灿烂的文化提供基础，为它的民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创造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