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
詹成养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8年04期第34～36,40页
1868年明治政权确立后，为把日本改造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强国，明治政府实行了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并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改革政策。“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策之一，其主要内容在于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设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可以说“文明开化”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文化，改革日本人观念的一次改革运动。由于“文明开化”的范围比较广泛，因此本文着重对明治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作一探讨
一、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以教育改革为中心
实施“文明开化”政策，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科技文化真正学到手，首先必须从教育入手，“文明开化”和教育是不可分的。对于这一点，明治政府的改革派们有着清楚的认识。伊藤博文认为，日本想走上富强的道路，首先必须“启发国民多数之智法良能，而进于文明开化之域”。（注：刘祚昌主编《世界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P32页）木户孝允在国外考察时就给国内写信说：“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注：刘祚昌主编《世界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P32页）他们认为教育改革是吸收、消化和运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各种经验的最好途径。“离开了近代教育，要想使日本实现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文明开化’，是不可设想的”，（注：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科院出版P84.P95页）因而明治政府极其重视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中的重要地位。
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继承性，因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是在批判继承德川时代文化教育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德川幕府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以贵族为主，武士是主要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儒学为主，即所谓的“武士之家盛行儒教”。教育机构是严格按照封建等级而设，当时著名的学校有为武士而设的昌平坂学问所和藩校，平民的学校——寺子屋等等。这些学校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教育机构，对维新后的新日本已经不适应了。为此，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着手整顿旧的教育机构，结合本国国情，广泛吸收欧美国家教育思想之精华，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新的教育体制。
1871年，明治政府首先设立了统辖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机构——文部省。同年11月，文部大臣田中不二磨随岩仓使节团专门考察欧美各国的教育制度，12月成立学制调查委员会，聘请对西方国家教育制度有所了解的学者担任委员，草拟教育法令《学制》。1872年9月，《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以太政宫布告的形式颁布了。与此同时，文部省又发布了《撤消府县旧有学校，按照学制重新设立学校》的通知（即第13号通知）。这些文件的颁布和实施，是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正式开始。
《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是一份纲领性文件，它一开头就宣扬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生者，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也，而修身开智长才艺又非学不可。”（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接着，批判幕府时期的学校教育是“士人以上的事，置农工商、妇女于度外”的封建贵族教育。然后宣布明治政府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方针。（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从“士人”到“国民皆学”，不能不说是一次教育革命。
《学制》是维新政府在指导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开明主义的基础上和在《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指导下制定的教育法令，全文共109章（后发展为213章），主要参照美法两国的教育制度制定。其主要思想可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强烈要求废除封建教育制度，迅速确立近代教育制度；二是反对“为国而学”，强调学问是个人立身处世、荣华富贵的手段；三是教育要面向全体国民，教育机会均等；四是教育内容以实用为主，反对不切实际、虚妄空谈的学说。其基本内容是将全国划分为八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划分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划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一所小学。这样，全国就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学校体制。《文部省第13号通知》指令地方政府：“教育之事，今后更当着力进行改革。府县旧有学校未能统一，且多不妥之处，因此一律令其撤消，应按此次所定《学制》，吸取其主要意旨，重新设立学校。”（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于是各级政府迅即将乡校、寺子屋改建成小学，将藩校改为中学，强令学龄儿童就学。到1875年，全国共建小学二万四千多所。其行动可谓迅速，但就学率不高，仅占学龄儿童的30%。大学和中学建校工作比较缓慢。随着学校的建立和普及，师资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为此，文部省决定成立师范学校，培养所需师资。1872年在东京正式成立师范学校，接着从1873年起，又相继成立大阪、京都、宫城广岛等师范学校，为广开师资来源打下基础。1874年明治政府又颁布《增补学制》、制定《专科学校和僧侣学校规则》、《留学生规则》等，使新的教育体制日趋完善。
《学制》的颁布和实施，迅速废除了封建教育制度，为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促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和奠基作用。它是力图融化德川时代教育遗产和西方文明的初次尝试。但由于有关人员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过多地模仿甚至直接抄袭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过多强调集中和划一，而忽略了本国国情，从而招致政府内外的反对。因此，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9年废止《学制》，代之以《教育令》。这样，《学制》在实行了短暂的7年之后，便宣告寿终正寝。
《教育令》主要是受美国“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地方分权和尊重多样性办学与自由主义，讲究实用，延长儿童就学年限。但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很多私立小学都进行十分单调的教育，或因经费不足而随意废校，甚至有的还出现教育内容反动化的现象。这样，《教育令》在实施过程又受到政府内外一些人的反对，因此明治政府着手修改《教育令》。但在修改《教育令》的时候，明治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元田永孚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德育论战，此战以1879年政府用天皇名义颁布的、保守派起草的《教学圣旨》和《小学条例二则》为导火线，并很快发展成为包括有思想家、教育家参加的一场激烈论战。元田永孚等保守派依靠有绝对权威的天皇为后盾，因而胜负早已定局。可以说，《教学圣旨》的颁布和论战的胜负决定了此后日本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论战正酣之际的1880年，政府颁布了以保守派主张为依据的《修正教育令》，强调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修正“自由放任主义”，强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规定凡不就学者须经郡长批准，并将义务教育年限从十六个月延长为三年；同时规定小学课程的设置，一律按文部省颁发的教学大纲执行，并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忠君爱国教育。因此，从八十年代起，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开始走向保守。1885年实行内阁制，久居国外考察的森有礼出任第一届内阁文部大臣，他主张吸取德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并力图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应日本国情的道路来，以杜绝日本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此，森有礼上台后便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令》，代替过去的教育法令。如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令》和《小学校令》，1889年颁布了《实业学校令》，从而确立了日本近代学校体制，建立了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三大教育系统，为日本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和工商业管理人才，这对日本从封建落后的国家一跃为亚洲强国，起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
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体制。“国体”业已确定，作为维护“国体”的教育再也不容许争论下去了。同时，为了树立和维护这一国家政体的精神支柱，需要有一种与其相适应的道德准则。于是，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文部大臣芳川显正等共同制定了帝国教育总方针，并于1890年以《教育敕语》的形式公布。《教育敕语》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妥协的产物，是按照“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制定的神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要的混合体，它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把“和魂洋才”定为教育纲领，从而以最高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以儒家思想道德为中心的国家至上主要教育。《教育敕语》的颁布，平息了1878年以来的德育论战，终于确立了日本的教育方针，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终止符。从此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教育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它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文明开化”与社会改革运动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包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伦理道德思想等，是这个国家、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因而，日本社会要实现近代化，就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近代化，这也是“文明开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明治政府在实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本国的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很大的关注。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一方面废除了一些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另方面宣传、奖励以致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上搞欧化运动，企图通过社会改革运动建立一个既适合世界潮流又适合本国国情的近代化文明体系。
在改革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四民平等”、“断发脱刀”、“改历易服”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如1870年明治政府宣布允许平民称姓，1871年又宣布允许“秽多”、“非人”享有与平民同等的权利，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通婚。同年8月，明治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允许人们有剪短发和脱掉佩刀的自由，并奖励模仿西方人的发式（限于男人）。明治政府为了向西方人表现日本“文明开化”的风气，不遗余力地提倡人民采用新发型。1873年3月，明治天皇带头断发，政府大臣相继效仿，从而使断发逐渐为一般百姓所遵守。针对这一现象，当时也曾流行这样一首顺口溜：“敲打半发头则可听出因循古习之音；敲打全发头则可听出王政复古之音；敲打短发头则可听出文明开化之音。”（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
1872年11月8日，明治政府发布改用太阳历布告，即宣布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太阳历，废除天保历（阴历）以与世界时间一致，便于国际交往。改历的同时，过去的一天12小时制改为24小时制，时钟作为“文明开化”的代表之物进入日本家庭。同年12月，太政宫又发布第373号布告，宣布废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并定西服为官员礼服，提倡官员穿西装。由于当时洋服价格昂贵，一般人穿不起，而穿西服者大都是官吏、医生、新闻记者或商行的的高级职员，所以穿西服又成了有身份人的象征。上述的改革内容，在城市里颇有成效。从此以后，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街道上，束发带刀的男人减少了，而身着西装，头戴普鲁士帽，脚穿法兰西鞋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服装，偶尔也能看到身着时装手捧洋书的女子在大街上行走。
饮食方面也进行了改革，这首先是从大城市的饭店开始。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西餐馆很少，只在横滨、长崎有西餐馆，且专供外国人使用。1871年后，东京出现了一家叫开阳亭的西餐馆。1872年日本文学家假名亘鲁文编的《西洋烹调通》一书出版，为日本人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烹调技术提供了条件。翌年，日新亭、海阳亭等西餐馆相继开业，顾客有外国人也有日本人。在饮食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把过去禁食的牛肉、猪肉、牛奶等列为上等食品，并逐渐出现在大城市的饭店里。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牛肉餐馆，牛肉火锅（素烧）被看成是“文明食品”。此后，吃西餐的人日益增多，并逐渐进入家庭生活。直到今天，日本人的饮食仍有日本式和西洋式之分，而且餐具也多样化。当然，这类改革不是用法令强制推行的，而是通过宣传和解释，让人们自己慢慢接受，慢慢适应。
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日本的建筑和交通、通信等方面也逐步走向欧化。日本的西式建筑是“文明开化”的成果。1868年竣工的筑地馆，1872年竣工的第一国立银行大楼和1874年竣工的三井组大楼是日本第一批西式建筑的代表。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应该说是1875年竣工的东京银座大街。砖瓦结构的欧式建筑群，马路两边排列匀称的瓦斯灯、松、樱、枞树等，构成一派欧洲景象。银座是日本文明开化的样板和象征。1883年为了取悦外国人而建的“鹿鸣馆”，可以说是日本欧化达到高峰的典型表现。
交通方面，封建时代的轿子被人力车所代替。几年后，人力车又逐渐被载人的欧式马车、铁轨马车所取代。1872年东京和横滨之间的铁路开通，蒸气机车开始运行在铁路上。这为沟通和加强日本各大城市之间的联系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使“文明开化”政策得到更好的传播和落实。另外，邮电通信工作也于1871年3月首先在三都之间开始，并逐步形成制度。1873年，日本和美国缔结了邮政交换条约；1877年3月，日本又参加了缔结万国邮政联合条约。从此以后，日本与外国的文化往来开始了。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西方的文明，“正式”的近代报纸诞生——1871年创办的《横滨每日新闻》。此后，各地纷纷办起报纸，如《京都新闻》、《大阪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等等。1871年明治政府对报纸的诞生表示支持，同时要求“新闻报纸应以开启人们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注：张国良译《日本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86年版P2-3页。）事实上，报纸也曾与人力车和煤气灯并列，成为“文明开化”风气的三大象征之一。各报纸也都为自己具有促进“文明开化”的职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再没有比报纸更能胜任开化先导，文明捷径的了。”（注：周佳荣《近代日本文化与思想》商务印书馆出版85年版P50页）从以上看来，衣、食、住、行到社会行为方式的欧化运动，在城市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
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明治政府采取了种种手段说服国民，使他们理解“文明开化”的必要性。从明治五年（1872年）至明治十三年（1880年）间，社会上先后发行了几十种介绍和评价“文明开化”的书刊和小册子。其中流行最广的有加藤右一写的《文明开化》和小川为治写的《开化问答》，前者以神道为基调，讲解“断发、易服、食肉、敬神”等道理，后者以旧平（代表保守）和开次郎（代表开化）二人问答方式，对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征兵、租税、外交、学校制度、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以及铁路、电报、政府、国民和政府的关系、警察、太阳历、货币等各种新鲜事物进行解答。二者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政府实行的改革政策。
除宣传外，明治政府还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1872年11月，由司法省制定东京府实施的《违章诖误条例》，禁止或处罚市民生活中不文明的或妨碍公共利益的行为，使人们达到“文明开化”的要求。如禁止在各大城市贩卖春画和男女混浴，不准纹身和妇女断发；禁止随地便溺；不准无理参加与他人争吵等等。这一条例，在1876年7月以太政宫布告第256号下达中县，各县根据本县具体情况加以增减，尔后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木户孝允主办的《新闻杂志》于1871年9月特别报道了天皇和宫内官员穿西装礼服的消息；10月又报道了天皇与华族共同出洋旅行消息；11月报道天皇吃牛肉、喝牛奶的消息等。这类消息初看起来似乎很平淡，但绝非出于偶然，大概是想用天皇的开化行为影响“臣民”，从而更好地在国内推行文明开化政策。以上这些社会改革措施，对日本学习西方文明和近代化城市的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明治初期的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对日本的近代化国家建设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使日本从封建落后的国家一跃而跻身于先进强国之林。但“文明开化”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有：第一是“文明开化”政策宣传、实施过程的不平衡性。“文明开化”政策在大城市里做得比较好，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宣传和实施的力度远远不够，影响很小，以至收效甚微，封建思想影响较大。即使在少数大都市里文明开化也多是表面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在教育改革中，由于天皇制政权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加强了近代教育的军国主义，“忠君爱国”、“武勇”等思想的推行，也严重阻碍和束缚了近代教育的正常发展。第三，在“文明开化”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偏激和过火行为。如当时有些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极端蔑视和疯狂破坏，而对西方文明却盲目追求和盲目崇拜，不注重国情也不注重其实用性，从而导致明治初期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失误。但这很快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木户孝允等人当时就严正指出过，学习西方文明不能脱离本国国情，真正的文明开化在于学习欧美的科学精神，而不是装饰门面的开化，更不能单纯追求外表的时髦。
总之，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政策的积极影响是应该肯定的，但存在的消极影响也不能忽视，这对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也许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8年04期第34～36,40页
一、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以教育改革为中心
实施“文明开化”政策，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科技文化真正学到手，首先必须从教育入手，“文明开化”和教育是不可分的。对于这一点，明治政府的改革派们有着清楚的认识。伊藤博文认为，日本想走上富强的道路，首先必须“启发国民多数之智法良能，而进于文明开化之域”。（注：刘祚昌主编《世界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P32页）木户孝允在国外考察时就给国内写信说：“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注：刘祚昌主编《世界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P32页）他们认为教育改革是吸收、消化和运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各种经验的最好途径。“离开了近代教育，要想使日本实现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文明开化’，是不可设想的”，（注：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科院出版P84.P95页）因而明治政府极其重视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中的重要地位。
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继承性，因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是在批判继承德川时代文化教育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德川幕府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以贵族为主，武士是主要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儒学为主，即所谓的“武士之家盛行儒教”。教育机构是严格按照封建等级而设，当时著名的学校有为武士而设的昌平坂学问所和藩校，平民的学校——寺子屋等等。这些学校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教育机构，对维新后的新日本已经不适应了。为此，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着手整顿旧的教育机构，结合本国国情，广泛吸收欧美国家教育思想之精华，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新的教育体制。
1871年，明治政府首先设立了统辖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机构——文部省。同年11月，文部大臣田中不二磨随岩仓使节团专门考察欧美各国的教育制度，12月成立学制调查委员会，聘请对西方国家教育制度有所了解的学者担任委员，草拟教育法令《学制》。1872年9月，《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以太政宫布告的形式颁布了。与此同时，文部省又发布了《撤消府县旧有学校，按照学制重新设立学校》的通知（即第13号通知）。这些文件的颁布和实施，是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正式开始。
《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是一份纲领性文件，它一开头就宣扬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生者，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也，而修身开智长才艺又非学不可。”（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接着，批判幕府时期的学校教育是“士人以上的事，置农工商、妇女于度外”的封建贵族教育。然后宣布明治政府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方针。（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从“士人”到“国民皆学”，不能不说是一次教育革命。
《学制》是维新政府在指导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开明主义的基础上和在《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指导下制定的教育法令，全文共109章（后发展为213章），主要参照美法两国的教育制度制定。其主要思想可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强烈要求废除封建教育制度，迅速确立近代教育制度；二是反对“为国而学”，强调学问是个人立身处世、荣华富贵的手段；三是教育要面向全体国民，教育机会均等；四是教育内容以实用为主，反对不切实际、虚妄空谈的学说。其基本内容是将全国划分为八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划分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划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一所小学。这样，全国就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学校体制。《文部省第13号通知》指令地方政府：“教育之事，今后更当着力进行改革。府县旧有学校未能统一，且多不妥之处，因此一律令其撤消，应按此次所定《学制》，吸取其主要意旨，重新设立学校。”（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于是各级政府迅即将乡校、寺子屋改建成小学，将藩校改为中学，强令学龄儿童就学。到1875年，全国共建小学二万四千多所。其行动可谓迅速，但就学率不高，仅占学龄儿童的30%。大学和中学建校工作比较缓慢。随着学校的建立和普及，师资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为此，文部省决定成立师范学校，培养所需师资。1872年在东京正式成立师范学校，接着从1873年起，又相继成立大阪、京都、宫城广岛等师范学校，为广开师资来源打下基础。1874年明治政府又颁布《增补学制》、制定《专科学校和僧侣学校规则》、《留学生规则》等，使新的教育体制日趋完善。
《学制》的颁布和实施，迅速废除了封建教育制度，为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促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和奠基作用。它是力图融化德川时代教育遗产和西方文明的初次尝试。但由于有关人员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过多地模仿甚至直接抄袭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过多强调集中和划一，而忽略了本国国情，从而招致政府内外的反对。因此，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9年废止《学制》，代之以《教育令》。这样，《学制》在实行了短暂的7年之后，便宣告寿终正寝。
《教育令》主要是受美国“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地方分权和尊重多样性办学与自由主义，讲究实用，延长儿童就学年限。但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很多私立小学都进行十分单调的教育，或因经费不足而随意废校，甚至有的还出现教育内容反动化的现象。这样，《教育令》在实施过程又受到政府内外一些人的反对，因此明治政府着手修改《教育令》。但在修改《教育令》的时候，明治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元田永孚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德育论战，此战以1879年政府用天皇名义颁布的、保守派起草的《教学圣旨》和《小学条例二则》为导火线，并很快发展成为包括有思想家、教育家参加的一场激烈论战。元田永孚等保守派依靠有绝对权威的天皇为后盾，因而胜负早已定局。可以说，《教学圣旨》的颁布和论战的胜负决定了此后日本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论战正酣之际的1880年，政府颁布了以保守派主张为依据的《修正教育令》，强调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修正“自由放任主义”，强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规定凡不就学者须经郡长批准，并将义务教育年限从十六个月延长为三年；同时规定小学课程的设置，一律按文部省颁发的教学大纲执行，并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忠君爱国教育。因此，从八十年代起，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开始走向保守。1885年实行内阁制，久居国外考察的森有礼出任第一届内阁文部大臣，他主张吸取德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并力图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应日本国情的道路来，以杜绝日本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此，森有礼上台后便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令》，代替过去的教育法令。如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令》和《小学校令》，1889年颁布了《实业学校令》，从而确立了日本近代学校体制，建立了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三大教育系统，为日本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和工商业管理人才，这对日本从封建落后的国家一跃为亚洲强国，起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
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体制。“国体”业已确定，作为维护“国体”的教育再也不容许争论下去了。同时，为了树立和维护这一国家政体的精神支柱，需要有一种与其相适应的道德准则。于是，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文部大臣芳川显正等共同制定了帝国教育总方针，并于1890年以《教育敕语》的形式公布。《教育敕语》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妥协的产物，是按照“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制定的神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要的混合体，它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把“和魂洋才”定为教育纲领，从而以最高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以儒家思想道德为中心的国家至上主要教育。《教育敕语》的颁布，平息了1878年以来的德育论战，终于确立了日本的教育方针，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终止符。从此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教育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它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文明开化”与社会改革运动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包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伦理道德思想等，是这个国家、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因而，日本社会要实现近代化，就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近代化，这也是“文明开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明治政府在实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本国的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很大的关注。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一方面废除了一些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另方面宣传、奖励以致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上搞欧化运动，企图通过社会改革运动建立一个既适合世界潮流又适合本国国情的近代化文明体系。
在改革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四民平等”、“断发脱刀”、“改历易服”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如1870年明治政府宣布允许平民称姓，1871年又宣布允许“秽多”、“非人”享有与平民同等的权利，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通婚。同年8月，明治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允许人们有剪短发和脱掉佩刀的自由，并奖励模仿西方人的发式（限于男人）。明治政府为了向西方人表现日本“文明开化”的风气，不遗余力地提倡人民采用新发型。1873年3月，明治天皇带头断发，政府大臣相继效仿，从而使断发逐渐为一般百姓所遵守。针对这一现象，当时也曾流行这样一首顺口溜：“敲打半发头则可听出因循古习之音；敲打全发头则可听出王政复古之音；敲打短发头则可听出文明开化之音。”（注：《近代日本史料》中国社科院出版P89.P99）
1872年11月8日，明治政府发布改用太阳历布告，即宣布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太阳历，废除天保历（阴历）以与世界时间一致，便于国际交往。改历的同时，过去的一天12小时制改为24小时制，时钟作为“文明开化”的代表之物进入日本家庭。同年12月，太政宫又发布第373号布告，宣布废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并定西服为官员礼服，提倡官员穿西装。由于当时洋服价格昂贵，一般人穿不起，而穿西服者大都是官吏、医生、新闻记者或商行的的高级职员，所以穿西服又成了有身份人的象征。上述的改革内容，在城市里颇有成效。从此以后，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街道上，束发带刀的男人减少了，而身着西装，头戴普鲁士帽，脚穿法兰西鞋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服装，偶尔也能看到身着时装手捧洋书的女子在大街上行走。
饮食方面也进行了改革，这首先是从大城市的饭店开始。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西餐馆很少，只在横滨、长崎有西餐馆，且专供外国人使用。1871年后，东京出现了一家叫开阳亭的西餐馆。1872年日本文学家假名亘鲁文编的《西洋烹调通》一书出版，为日本人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烹调技术提供了条件。翌年，日新亭、海阳亭等西餐馆相继开业，顾客有外国人也有日本人。在饮食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把过去禁食的牛肉、猪肉、牛奶等列为上等食品，并逐渐出现在大城市的饭店里。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牛肉餐馆，牛肉火锅（素烧）被看成是“文明食品”。此后，吃西餐的人日益增多，并逐渐进入家庭生活。直到今天，日本人的饮食仍有日本式和西洋式之分，而且餐具也多样化。当然，这类改革不是用法令强制推行的，而是通过宣传和解释，让人们自己慢慢接受，慢慢适应。
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日本的建筑和交通、通信等方面也逐步走向欧化。日本的西式建筑是“文明开化”的成果。1868年竣工的筑地馆，1872年竣工的第一国立银行大楼和1874年竣工的三井组大楼是日本第一批西式建筑的代表。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应该说是1875年竣工的东京银座大街。砖瓦结构的欧式建筑群，马路两边排列匀称的瓦斯灯、松、樱、枞树等，构成一派欧洲景象。银座是日本文明开化的样板和象征。1883年为了取悦外国人而建的“鹿鸣馆”，可以说是日本欧化达到高峰的典型表现。
交通方面，封建时代的轿子被人力车所代替。几年后，人力车又逐渐被载人的欧式马车、铁轨马车所取代。1872年东京和横滨之间的铁路开通，蒸气机车开始运行在铁路上。这为沟通和加强日本各大城市之间的联系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使“文明开化”政策得到更好的传播和落实。另外，邮电通信工作也于1871年3月首先在三都之间开始，并逐步形成制度。1873年，日本和美国缔结了邮政交换条约；1877年3月，日本又参加了缔结万国邮政联合条约。从此以后，日本与外国的文化往来开始了。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西方的文明，“正式”的近代报纸诞生——1871年创办的《横滨每日新闻》。此后，各地纷纷办起报纸，如《京都新闻》、《大阪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等等。1871年明治政府对报纸的诞生表示支持，同时要求“新闻报纸应以开启人们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注：张国良译《日本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86年版P2-3页。）事实上，报纸也曾与人力车和煤气灯并列，成为“文明开化”风气的三大象征之一。各报纸也都为自己具有促进“文明开化”的职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再没有比报纸更能胜任开化先导，文明捷径的了。”（注：周佳荣《近代日本文化与思想》商务印书馆出版85年版P50页）从以上看来，衣、食、住、行到社会行为方式的欧化运动，在城市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
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明治政府采取了种种手段说服国民，使他们理解“文明开化”的必要性。从明治五年（1872年）至明治十三年（1880年）间，社会上先后发行了几十种介绍和评价“文明开化”的书刊和小册子。其中流行最广的有加藤右一写的《文明开化》和小川为治写的《开化问答》，前者以神道为基调，讲解“断发、易服、食肉、敬神”等道理，后者以旧平（代表保守）和开次郎（代表开化）二人问答方式，对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征兵、租税、外交、学校制度、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以及铁路、电报、政府、国民和政府的关系、警察、太阳历、货币等各种新鲜事物进行解答。二者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政府实行的改革政策。
除宣传外，明治政府还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1872年11月，由司法省制定东京府实施的《违章诖误条例》，禁止或处罚市民生活中不文明的或妨碍公共利益的行为，使人们达到“文明开化”的要求。如禁止在各大城市贩卖春画和男女混浴，不准纹身和妇女断发；禁止随地便溺；不准无理参加与他人争吵等等。这一条例，在1876年7月以太政宫布告第256号下达中县，各县根据本县具体情况加以增减，尔后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木户孝允主办的《新闻杂志》于1871年9月特别报道了天皇和宫内官员穿西装礼服的消息；10月又报道了天皇与华族共同出洋旅行消息；11月报道天皇吃牛肉、喝牛奶的消息等。这类消息初看起来似乎很平淡，但绝非出于偶然，大概是想用天皇的开化行为影响“臣民”，从而更好地在国内推行文明开化政策。以上这些社会改革措施，对日本学习西方文明和近代化城市的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明治初期的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对日本的近代化国家建设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使日本从封建落后的国家一跃而跻身于先进强国之林。但“文明开化”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有：第一是“文明开化”政策宣传、实施过程的不平衡性。“文明开化”政策在大城市里做得比较好，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宣传和实施的力度远远不够，影响很小，以至收效甚微，封建思想影响较大。即使在少数大都市里文明开化也多是表面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在教育改革中，由于天皇制政权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加强了近代教育的军国主义，“忠君爱国”、“武勇”等思想的推行，也严重阻碍和束缚了近代教育的正常发展。第三，在“文明开化”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偏激和过火行为。如当时有些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极端蔑视和疯狂破坏，而对西方文明却盲目追求和盲目崇拜，不注重国情也不注重其实用性，从而导致明治初期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失误。但这很快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木户孝允等人当时就严正指出过，学习西方文明不能脱离本国国情，真正的文明开化在于学习欧美的科学精神，而不是装饰门面的开化，更不能单纯追求外表的时髦。
总之，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政策的积极影响是应该肯定的，但存在的消极影响也不能忽视，这对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也许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