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务实传统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王晓德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8年04期第117～128页
【作者简介】王晓德，1956年生，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任何主权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总是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展开的。美国当然也不例外。一国外交追求本国利益原本无可厚非，但美国政府却常常把这些最为实用的活动用“理想”的外衣包裹起来，使其在对外政策方面获得丰厚的现实利益。其实美国文化在根性上向来注重实际，讲究功利，骨子里渗透着浓厚的商业气息。这一文化特征不仅在单个的美国人身上表现出来，而且必然反映到美国政府对内外问题的处理上。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的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对本国现实利益的追求，即使是所谓的“理想主义”政策也很难掩饰其功利主义的目的。
一、美国务实传统的文化根源
美国人以讲究实际而著称于世，这是早期移民在征服莽莽荒野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那些出于各种目的来到北美大陆的移民们尽管在这个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但大自然“恩赐”给他们的并不是坐享其成，而是令人生畏的环境。早期移民怀抱的“理想”尽管对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致于崩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真正使他们能够在这块大陆上生存下来的却是务实的劳作精神。他们把吃苦耐劳、勤俭奋斗、个人主义、奋勇向前的务实精神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大陆上形成的文化之中，成为以后美利坚民族推进北美大陆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即使移民们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驱逐、杀戮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大陆上的印第安人时，其目的也不是用白人的“文明”取代土著居民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强占他们的土地。这种功利主义的追求贯穿于数百年的征服过程中。
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与早期移民信奉的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教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从本质上讲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扩大活动范围和最终获得统治地位服务的，因此从一开始它就以极强的务实精神与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一些宗教相区别。新教对天主教强调的“来世”不屑一顾，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尘世的活动中，以他们所获得的具体成就来判断其行为的正确与否。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不是对宗教教义的不折不扣的遵循，而是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新教伦理把人们得到上帝的拯救从虚无缥缈的“来生”世界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只有以务实的精神才能致富，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把在尘世的成功看做是上帝对自己的拯救，物质财富是上帝对勤勉者的褒奖，饥饿贫困则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寡成为判断人们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才使得北美大陆的移民乃至后来的美国人义无返顾地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新教伦理完全是鼓励人们追求现实的物质财富，它同样包含着极具理想色彩的宗教价值观，只不过是人们没有一味地停留在对理想的憧憬和赞美之中，理想只是起着一种鼓励人们成功的精神作用。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尔曼就把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称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理想式地把自己确定为“上帝的选民”，但注重的却是功利，并以“观念和目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作为成功的判断标准（注：参见欧内斯特·博尔曼《幻想的力量：恢复美国人的梦想》Ernest G.Bormann,The Force of Fantasy:Restoring the American Dream，卡本代尔1985年版，第18页。）。博尔曼指出，清教徒理想的务实性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宣称的“理想”往往成为他们追求实际利益的遮掩物。
托拉斯在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中特别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54页。）美国人不愿意在具有长时效的理论问题上下功夫，而只注重对眼前利益有所促进的科技发明，抽象思辨的研究在美国几乎没有市场，而应用科学却在美国倍受青睐，世界上许多对现代文明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发明都出自美国人之手。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也令欧洲人望尘莫及，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机械工，天生就是工程师，就像意大利人是天生的音乐家和德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一样。”（注：弗雷德里克·哈特曼等：《变化世界中的美国对外政策》Frederick H.Hartmann and Robert Wendrel,Americ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哈珀·柯林斯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实用精神可以说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国人在处理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时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们判断事物一般都从功利角度出发，很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空想。美国人多信仰基督教，但与一些宗教国家不同，社会上很难看出浓厚的宗教氛围，美国人身上更是体现不出狂热的宗教情绪，宗教信仰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并不会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形成约束。美国人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效率，厌恶浪费时间，生活中物质欲望很强，但决不乱花钱财，计划方案或总结报告都力戒繁文缛节，甚至连日常说话也变得简明扼要。美国人注重实际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美国人讲究实际，无暇也不愿意在深奥的理论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那样做太费周折，还不见实际效益，所以在美国很难产生像康德、黑格尔等那样的大哲学家。在欧洲人的眼中，玄奥的哲学在美国几乎无立足之地。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后指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第518页。）德意志的文化土壤造就了许多世界级哲学家，在美国“最不注重哲学”的文化氛围中则涌现出了在西方哲学史上影响甚大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尽管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和近代德国哲学的影响，但无疑是美国文化中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属于地地道道的“美国货”。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美国人以务实民族而著称，重事实而轻理论，从结果上发现命题的含义，把试验和谬误视为通向真理之路，而不在乎演绎逻辑。……当美国人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时，它自然是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注：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波士顿1986年版，第52页。）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就承认，实用主义思想受益于国家拓荒者的经历，也就是说边疆经历对美国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精神》一书的作者认为，实用主义的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这些特性“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基础和依据。”（注：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由此可见，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既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又适应了美国人对付竞争剧烈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正是美国人的求实态度和创新意识才在北美这块并非古老的土地上滋生出最能反映美国社会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思潮以其独有的理论方式把实用精神牢牢灌输到美国文化价值观之中。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作风和进取心，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基辛格以自己的为官之道说出了实用主义的真谛。
毋庸置疑，从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起，务实精神便开始发挥着作用，乃至后来成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在自己的日常活动领域无不留下重利轻理的痕迹，美国领导人更是表现出务实态度，唯恐自己的行为悖逆这种“精神”而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不测。美国已故前总结尼克松就曾深有体会地说：“领导美国的秘诀在于使美国人相信，你想做的事情符合他们的私利。”（注：引自理查德·里夫斯《美国之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5页。）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内政和外交固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所面临的对象截然相异，国内政绩的好坏完全是以给国民带来实际利益或好处来衡量。其实，“务实”作为美国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同样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发生显而易见的影响。
二、务实传统与美国早期外交
尼克松曾谈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在国家初创之际领导国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时所持有的基本思想，“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是非常实际的人。……他们知道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是无所作为的，而没有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却又是毫无意义的。”（注：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尼克松在这里试图表明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开国先辈身上的完美结合，为一个新独立国家的崛起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条件。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美国开国先辈的言论包含着“理想”的成分，但他们的举动却完全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一个纷争世界中的现实利益。实际上，在他们所表露的思想中，现实的考虑显然占有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只有这样，百废俱兴的国家才能在险象环生的局势下化险为夷。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美国人眼中是美利坚民族的化身，美国人的许多特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虽然很难说华盛顿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巨人，无论是思想还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对美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领导者，从来不相信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存在着无私的原则。他出任美国总统后丝毫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脚踏实地和一丝不苟地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体到对外政策上，国家利益是华盛顿奉行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他声称：“在国际交往中，任何背逆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家都不可信赖。在国际事务中，如果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将无任何秩序可言。”（注：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第76页。）杰斐逊被誉为美国民主体制的主要奠基者，其思想敏锐激进，可称得上美国建国前后的一位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诚然杰斐逊比较坚持原则，崇尚进步，注重法理，但他绝不是一个充满“幻想激情”的理论家，他所遵循的价值标准是非常讲究实用的。他对实用技艺的爱好近乎着迷，并发明了一些人们实际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艺，有些还获得了奖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人眼中是务实的“典范”，他的政治影响虽然远不及华盛顿和杰斐逊，但他的实用思想却成为美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政府内也曾权倾一时，举足轻重，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领导新独立的诸州在一个敌对世界中协调一致，以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都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位居决策高层，他们无不把实现国家利益作为思想与行动的指南。正是在这种务实精神的指导下，这*开国先辈在多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之下解决了许多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问题，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他们不会是“用一种声音说话”，更不是“步调一致”地行动，他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分歧，有时甚至到了互相难容的地步，但他们都是在为美国探讨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所以无论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留下了深深务实的痕迹。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把美国开国时期称为“现实主义时代”，的确是很有道理的（注：理查德·霍夫斯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尽快取得对英国的胜利，积极争取到了与英国矛盾突出的国家的援助。1778年2月，美国与法国结为同盟。在当时美国与英国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法国的支持对美国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与欧洲局势的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789年7月，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进行了军事干涉。1793年2月，英国对法宣战，并组成反法联盟，从而使欧洲陷入了经年不息的战乱之中。欧洲的灾难尽管使美国在巨人搏斗的夹缝中生存有了回旋余地，但根据美法盟约，美国必须对法国提供支持。这实际上把美国置于卷入欧洲大国厮杀的境地，直接对美国的独立构成了威胁。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热情洋溢地赞扬法国革命，激起了公众对法国革命及其原则的支持，并要求政府履行条约义务。杰斐逊当然不是为了原则而牺牲美国的利益，他只是想利用法国来打破美国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对英国的依赖，利用法国作为抵制英国的平衡物。然而联邦政府如果按照杰斐逊等人的主张行事，就得冒与英国重新开战的风险，对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竭力反对美国卷入欧洲的纷争，尤其担心美国与英国交恶会造成两国贸易中断，届时进口税将会锐减，美国势必陷入财政危机，因此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至关重要。至于法美盟约，汉密尔顿认为，它已随法国波旁王朝的被推翻而自然中止，美国当然也就不应再为法国承担义务。双方经过在国会内的激烈辩论，汉密尔顿的主张占了上风，实际上杰斐逊等人也希望美国避开欧洲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政府宣布客观上奉行有利于英国的中立政策，法美联盟名存实亡，美国从法律原则上摆脱了卷入欧洲动荡的风险，为巩固国家独立与和平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美国中止与法国的结盟关系并不意味着与英国关系的缓和。自独立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并未根据达成的和约完全从美国疆域内撤兵，而是继续控制着一些战略要地，并操纵着印第安人部落与美国为敌。美国宣布中立后，英国竭力阻挠美国商品流入法国，美国的中立权利受到严重侵犯。1794年3月，美国宣布禁运，矛头直指英国，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美国来说，与英国开战显然弊多利少，只会加剧国内的危机，汉密尔顿就断言与英国关系的破裂将导致美国信贷和商业的崩溃。美国力量的孱弱使它无法以强硬态度与英国对抗，为了避免与英国开战，华盛顿派遣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前往英国进行谈判，经过美国屈辱性的妥协让步，1794年两国终于缔结了著名的杰伊条约。该条约实际上否定了美国一贯坚持的中立政策和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美国的海外贸易也受到了种种限制，但也使英国退出了非法占领的美国领土，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美国的西部印第安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条约的签订消除了美英之间的战争危机，使美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杰伊条约虽然受到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它对维护美国独立与生存的重要性。华盛顿政府在妥协让步中度过了与英国关系的危机后，清醒地认识到与欧洲国家纠缠在一起的危险，因此他在离任之时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词》，确定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的基调。约翰·亚当斯继任总统后，继续奉行前任的独立外交政策，经过与拿破仑法国的谈判，正式废除了法美同盟，从而使美国不再承担妨碍其实行中立的所有条约义务。杰斐逊任内利用法美矛盾，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疆土大增。正是开国元勋们在外交上的务实态度，才使美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外交成就，开创了美国独立外交的新局面。
美国缔造者们的外交活动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国家利益为圭臬，制定和执行了符合美国近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政策，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他们那种在外交问题上灵活变通的态度为其后继者树立了楷模，给美国早期外交打上了明显的务实烙印。
三、“理想主义”外交的实质
美国白人常常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使命。这种说教固然能从美国白人文化形成中找到根源，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表现出所谓的“理想主义”特征，但并不能真正反映出美国外交的本质，相反，却使美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忽略这一点，极易被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语言所迷惑。美国学者罗斯·格雷戈里曾指出：“道德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自动发生冲突，道义政策……也许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格雷戈里显然是以赞扬的口吻谈论二者的一致性，但却表明了“理想主义”外交在服务于美国根本利益中同样具有很强的务实性。
在20世纪前半期，只有伍德罗·威尔逊才称得上奉行“理想主义”外交的总统。威尔逊的政治思想中充满了浓厚的“理想”色彩。其实，“理想”与现实在威尔逊身上并不冲突，而是有机的统一。他刚出任美国总统，墨西哥的政坛就出现动荡。威尔逊一改美国政府的惯例，拒绝承认通过政变上台的韦尔塔临时政府，要求韦尔塔立即下台，并通过选举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符合宪法的民选政府（注：罗斯·格雷戈里：《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Ross Gregory,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纽约1971年版，第16页。）。威尔逊为了达到迫使韦尔塔下台的目的，不惜采取令主权国家难以接受的武力干涉手段，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在此过程中暴露无遗。他那“教训南美洲共和国选举好人”的名言就是这方面的体现。威尔逊的目的是要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美国能够控制的政府。“好人”是根据美国的是非标准来评判的。所谓“好人”，就是指经过美国甄别通过选举而执掌权力的人。所以美国政府在致力于使韦尔塔这个“坏人”倒台时，也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好人”。美国主张在墨西哥建立立宪政府只是“好人”执政的一个条件，但如果执政者不服从美国指挥，损害美国在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利益，“好人”就会转化成“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立宪政府也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威尔逊政府与墨西哥卡兰萨立宪政府的交恶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威尔逊的对华政策常常被美国学者说成是“理想主义”的，如著名学者伯顿·比米斯总结道，“史学家们在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即理想主义在威尔逊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上占重要地位。”（注：欧内斯特·梅等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实际上，威尔逊政府拒绝支持美国银行家参加六国贷款，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美元外交”，更不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只不过是威尔逊政府为了达到“门户开放”既定目标的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就连把威尔逊外交称为“传教士外交”的阿瑟·林克教授也指出：“老于世故的外交家们认为，他们在威尔逊的行动中看到了某种马基雅弗里式的目的。”（注：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时代》Arthur Link,Woodrow Wilson and Progressive Ere 1910-1917，纽约1954年版，第83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政府宣布实行中立，中立的天平明显倾斜于协约国。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对协约国事业的同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不是因为英法似乎为“文明”而战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这方面，丝毫见不到威尔逊宣称的“理想”痕迹，有的只是美国的利益。对此，与威尔逊政府打交道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体会最深。1915年3月，威尔逊的亲信幕僚爱德华·豪斯上校要求法国新闻署长德卡塞纳夫坦率地谈谈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德卡塞纳夫说：“普通法国人认为，美国除了美元之外，一无所虑。”豪斯在致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完全受唯利动机的指导在法国已经成为普遍看法”（注：查尔斯·西摩主编《豪斯上校私人文件集》Charles M. Seymour,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第1卷，波士顿1926-1928年版，第398页。）。英国人说得更明白，1916年2月2日，乔治·塞尔在致豪斯的信中批评了威尔逊宣称的理想主义外交，“关于外交政治和国际生活中的理想主义，先生，总统和您应该记得，美国的政策与德国的政策一样是唯我为臬的自私。”（注：西摩主编《豪斯上校私人文件集》第2卷，第263页。）上述这几个人站在本国利益的角度道出了美国外交的实质。美国对德宣战后，威尔逊将美国战争目标“理想化”，情绪忿激的美国人在威尔逊理想言辞的刺激下，迅速进入了战争状态。但“理想”语言的本身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现实，而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无情嘲讽。美国国内随后出现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更能说明美国维护“人类权利”的虚伪性。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曾说：“在外交中，追求的目标并不总是公开承认的目标。”（注：小理查德·沃森：《伍德罗·威尔逊及其解释者》Richard L. Watson,Jr.,Woodrow Wilson and His Interpreters 1947-1957，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57年9月，第223页。）这句话虽然是就威尔逊政府的某种外交行为而引发出的议论，但恐怕也是这位研究威尔逊外交的学者发自心底的精辟总结。事实证明，威尔逊正是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把美国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扩张发展到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期，美国的现实利益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总统之一，他入主白宫时，正值美国经济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奄奄一息。他上台后推行“新政”，把美国经济从行将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他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处处表现出务实作风，他本人就说过，“我相信务实的解释和务实的政策”，他首先采取行动，然后再让幕僚们对他的行动含义作出解释并使之理论化（注：小塞西尔·克拉布：《美国外交和实用传统》Cecil V.Crabb,Jr.,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Pragmatic Tradition，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罗斯福时代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时期，他在外交上面临的形式并不比国内轻松。美国学者对罗斯福的外交思想或风格评价不一，研究罗斯福外交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莱克称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注：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9页。），一些对罗斯福称颂者甚至认为他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保卫者。罗斯福曾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他尽管未能像威尔逊那样享有“理想主义总统”的赞誉，但“理想化”的言词在他的讲话和政策文告中随处可见。不过他的外交思想或方式灵活多变，总是顺应潮流发展，以变应变，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术语如“国际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等等给罗斯福的思想下个定义。他把这些说教融进自己的思想中，使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符合美国现实的需要。“睦邻政策”是罗斯福政府对西半球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一政策对缓和美拉关系和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等方面起过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但它只是以使用政治手段、强调经济手段、限制军事干涉手段来达到美国在西半球的既定目的。罗斯福时期也是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正式承认了苏联，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因为，美国一是不愿意放弃苏俄这个广阔的市场，二是想借苏俄遏制住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正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罗斯福所言：“世界正走向一个危险的时期，欧洲和亚洲同样如此。在稳定这种局势方面，俄国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注：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0页。）罗斯福政府在二战前与英法等国一起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行径采取姑息态度，名曰维护世界和平，实则助长了法西斯以强凌弱的嚣张气焰，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不过，罗斯福算是一个顺时达变的总统，他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逐渐把美*与反法西斯事业联系在一起，这种倾向在二战爆发后更为明显，乃至美国最终卷入了战争。罗斯福政府在二战中采取的政策对于法西斯的崩溃起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美国所获得的好处恐怕也是不能仅仅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美国在罗斯福时期终于完成了威尔逊的未竟之业，为美国战后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和全球扩张铺平了道路。就罗斯福本人而言，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伟人，但又是一个执著地追求美国现实利益的总统，他的行为方式更多地体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随机应变，犹如掮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甚至连他的某些朋友也认为他似乎是出于一种变化莫测的状态，没有什么既定的方针，因为许多学说和教条他都弃而不用。”（注：詹姆斯·麦格雷尔·伯恩斯：《罗斯福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4页。）正是这种不拘泥于教条理论的务实态度，才使罗斯福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以上考察了威尔逊和罗斯福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轮廓，意在揭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实质，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外交的务实性和功利性。“理想”的语言遮掩不住美国外交追求国家利益的实质，“理想化”的政策丝毫不与美国现实利益相悖，相反却促进了美国在特定时期内的利益的实现。威廉·威廉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就认为，美国非常成功地把追求具体的现实利益同口头宣扬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目标混合在一起，后者是用来动员人们支持这些利益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伯恩斯评价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用狐狸的狡猾手段去达到狮子的目的”。当我们研究那些以“理想”为手段来实现现实目标的美国领导人时，这句话倒也不失为一种更为形象的说明。
四、现实主义与美国战后外交
现实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针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想主义学派而发出的挑战，其核心内容是主权国家在争夺国际社会的权力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追求本国的现实利益。美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发祥地，但由于务实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开国先辈在外交上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外交上悖逆美国的现实利益，他们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些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贝利就从对美国外交研究中得出了“自身利益是一切外交的基石”的结论（注：托马斯·贝利：《美国外交政策》Thomas A.Bailey,America's Foreign Pol-icy，纽约1945年版，第88页。）。所以，当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国际关系学界时，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早就为它的繁盛提供了必要的养分。信奉现实主义的后起之秀多是出自美国，其代表人物既有理论功底深厚的专家学者，又有位居决策层中的资深外交家，他们提出的观点尽管不相一致，但无一不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来阐释国际关系的本质。他们的主张对战后美国外交决策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命题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效力。不过，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不会囿于某一种理论或原则，一般是灵活多变，视势而定，美国外交的务实传统也就体现于此。战后美国政府决策者不会把自己的外交视野局限于现实主义理论提供的框架之内，他们纵横捭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试图制定出最有利于实现美国利益的政策。因此本文所谓的“现实主义”主要指美国开国先辈在外交上遗留下来的传统。只有基于这种考虑，才能对美国战后外交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就是深受权力政治影响而产生的一项政策，尽管对苏联的遏制在二战一结束就在国内决策层中被炒得沸沸扬扬，但遏制政策在理论上的始作俑者却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凯南。1947年7月，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对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从意识形态上系统地分析了苏联与美国敌对的根源，首次公开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战略的主张。美国随后在外交政策上展开了一场全国性辩论，对苏实行遏制的呼声占了上风。此后遏制战略长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未必都是客观的，凯南在若干年后曾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但美国政府的确从两极对立的设想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至少堂而皇之地充当了“自由世界”的领袖，实现了美国多少代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不过美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时甚至名曰追求国家利益而实际有悖于国家利益。这样才招致了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也才有了战后美国战略的几次大调整，其中尼克松时期的全球战略收缩就明显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尼克松1968年当选为总统后，在外交领域面临着种种挑战，美国力量的不足显得分外突出，他不得不进行全球性战略调整。1969年7月25日他在关岛发表讲话，承认美国不能“负起保卫自由世界国家的全部责任”。1970年2月，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关于美国70年代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即“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伙伴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显示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明显下降，也说明了美国全球战略将由进攻转入防守。在尼克松主义的指导下，美国结束了与越南的战争，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僵局，对苏联推行缓和外交，重新调整与盟国的关系等等。这些外交举措反映出了尼克松政府主要决策者的现实主义观。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尤其是基辛格多年从事美国外交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政治头脑。他特别推崇梅特涅的维持欧洲“均势”思想，主张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以维护美国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的利益。这种主张与尼克松的现实主义观不谋而合，深得尼克松的赏识。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现实主义认识，这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才自然表现出非常务实的特征。基辛格就提倡“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应该体现出“求实风格”（注：参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250页*）。
尼克松之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尽管很少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在解决美国外交所面临的问题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现实主义痕迹。吉米·卡特是以执行“人权外交”而著称的总统，其外交蒙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样体现了务实特征。卡特时期是美中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经过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于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结束了近30年的敌对状态，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卡特政府还努力解决了直接影响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改善的重大问题，缓和了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卡特政府逐渐地由强调原则转向强调实力，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主张，以实力为后盾再次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卡特主义”的问世开始了美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转变，卡特本人虽然因为外交困境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但他在下台之际的强硬态度仍一度构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调。里根时期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但务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葆拉·多布里斯基指出：“里根政府首先确信它想要从其前任的错误和成就中吸取经验教训，它认识到，即使追求理想主义的目的也需要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和深思熟虑的贯彻。”（注：葆拉·多布里斯基：《人权与美国外交政策》Paule J.Dobriansky,Human Rights and U.S.Foreign Policy，载《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1989年春季号，第161页。）里根把对苏联的遏制重新推向高潮，他没有把中美关系发展服从于个人的好恶，而是从美国现实利益出发执行了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他以“软硬兼施，灵活机动”的方式与苏联在第三世界激烈竞争，夺回或扩大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持了40余年的国际秩序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发生过程中趋于瓦解，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美国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一始料未及的变化过程。客观上讲，自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成分有明显上升之势，但现实的考虑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基本出发点，如美国政府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在对外关系上，把强调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提到非常高度。布什总统1990年6月27日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宣布与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伙伴关系”，把开辟一个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8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达成组建北*自由贸易区协定，向着“美洲经济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比尔·克林顿政府除了继续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外，还加强了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克林顿政府尽管在外交上“理想”的调子居高不下，但已明显地向务实方向转变，如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上，宣布与人权脱钩；重开美日贸易谈判；主动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和印度总理访美等等。这些举措使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打上了务实的烙印。
从战后美国外交发展来看，即使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完全左右了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时代，美国决策者在实际外交活动中也从未放弃所谓“理想主义”外交所体现的基本内容，而是把它与美国面对的现实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掩饰美国外交对本国私利的追求，另一方面满足许多美国人的文化优越心态。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就要求将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搬进总统办公室，作为继承威尔逊外交的标志。尼克松常说，他只是试图贯彻威尔逊高尚的“道义”原则。以推行“现实主义”外交而著称的尼克松尚且如此，足见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正因为美国战后现实主义外交中包含着“理想”内容，所以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出现实主义与“理想”、“道义”的结合才会使美国外交显现出特色，也才会使美国的现实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外交》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理想主义对美国冷战决策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理想主义”同“实用政治”这两个对立的术语结合在一起，形成“理想政治”概念，以表示“理想主义”的现实性和实用性。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用“理想”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选择，而且的确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好处。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理想”与“强权”虽然从字面上看难以相容，但在美国外交的实践中却达到了有效的统一和“最佳”的结合，其中一个有力的纽带便是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8年04期第117～128页
【作者简介】王晓德，1956年生，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
一、美国务实传统的文化根源
美国人以讲究实际而著称于世，这是早期移民在征服莽莽荒野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那些出于各种目的来到北美大陆的移民们尽管在这个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但大自然“恩赐”给他们的并不是坐享其成，而是令人生畏的环境。早期移民怀抱的“理想”尽管对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致于崩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真正使他们能够在这块大陆上生存下来的却是务实的劳作精神。他们把吃苦耐劳、勤俭奋斗、个人主义、奋勇向前的务实精神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大陆上形成的文化之中，成为以后美利坚民族推进北美大陆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即使移民们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驱逐、杀戮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大陆上的印第安人时，其目的也不是用白人的“文明”取代土著居民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强占他们的土地。这种功利主义的追求贯穿于数百年的征服过程中。
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与早期移民信奉的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教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从本质上讲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扩大活动范围和最终获得统治地位服务的，因此从一开始它就以极强的务实精神与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一些宗教相区别。新教对天主教强调的“来世”不屑一顾，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尘世的活动中，以他们所获得的具体成就来判断其行为的正确与否。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不是对宗教教义的不折不扣的遵循，而是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新教伦理把人们得到上帝的拯救从虚无缥缈的“来生”世界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只有以务实的精神才能致富，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把在尘世的成功看做是上帝对自己的拯救，物质财富是上帝对勤勉者的褒奖，饥饿贫困则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寡成为判断人们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才使得北美大陆的移民乃至后来的美国人义无返顾地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新教伦理完全是鼓励人们追求现实的物质财富，它同样包含着极具理想色彩的宗教价值观，只不过是人们没有一味地停留在对理想的憧憬和赞美之中，理想只是起着一种鼓励人们成功的精神作用。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尔曼就把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称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理想式地把自己确定为“上帝的选民”，但注重的却是功利，并以“观念和目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作为成功的判断标准（注：参见欧内斯特·博尔曼《幻想的力量：恢复美国人的梦想》Ernest G.Bormann,The Force of Fantasy:Restoring the American Dream，卡本代尔1985年版，第18页。）。博尔曼指出，清教徒理想的务实性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宣称的“理想”往往成为他们追求实际利益的遮掩物。
托拉斯在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中特别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54页。）美国人不愿意在具有长时效的理论问题上下功夫，而只注重对眼前利益有所促进的科技发明，抽象思辨的研究在美国几乎没有市场，而应用科学却在美国倍受青睐，世界上许多对现代文明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发明都出自美国人之手。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也令欧洲人望尘莫及，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机械工，天生就是工程师，就像意大利人是天生的音乐家和德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一样。”（注：弗雷德里克·哈特曼等：《变化世界中的美国对外政策》Frederick H.Hartmann and Robert Wendrel,Americ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哈珀·柯林斯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实用精神可以说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国人在处理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时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们判断事物一般都从功利角度出发，很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空想。美国人多信仰基督教，但与一些宗教国家不同，社会上很难看出浓厚的宗教氛围，美国人身上更是体现不出狂热的宗教情绪，宗教信仰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并不会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形成约束。美国人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效率，厌恶浪费时间，生活中物质欲望很强，但决不乱花钱财，计划方案或总结报告都力戒繁文缛节，甚至连日常说话也变得简明扼要。美国人注重实际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美国人讲究实际，无暇也不愿意在深奥的理论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那样做太费周折，还不见实际效益，所以在美国很难产生像康德、黑格尔等那样的大哲学家。在欧洲人的眼中，玄奥的哲学在美国几乎无立足之地。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后指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第518页。）德意志的文化土壤造就了许多世界级哲学家，在美国“最不注重哲学”的文化氛围中则涌现出了在西方哲学史上影响甚大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尽管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和近代德国哲学的影响，但无疑是美国文化中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属于地地道道的“美国货”。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美国人以务实民族而著称，重事实而轻理论，从结果上发现命题的含义，把试验和谬误视为通向真理之路，而不在乎演绎逻辑。……当美国人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时，它自然是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注：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波士顿1986年版，第52页。）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就承认，实用主义思想受益于国家拓荒者的经历，也就是说边疆经历对美国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精神》一书的作者认为，实用主义的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这些特性“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基础和依据。”（注：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由此可见，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既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又适应了美国人对付竞争剧烈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正是美国人的求实态度和创新意识才在北美这块并非古老的土地上滋生出最能反映美国社会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思潮以其独有的理论方式把实用精神牢牢灌输到美国文化价值观之中。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作风和进取心，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基辛格以自己的为官之道说出了实用主义的真谛。
毋庸置疑，从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起，务实精神便开始发挥着作用，乃至后来成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在自己的日常活动领域无不留下重利轻理的痕迹，美国领导人更是表现出务实态度，唯恐自己的行为悖逆这种“精神”而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不测。美国已故前总结尼克松就曾深有体会地说：“领导美国的秘诀在于使美国人相信，你想做的事情符合他们的私利。”（注：引自理查德·里夫斯《美国之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5页。）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内政和外交固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所面临的对象截然相异，国内政绩的好坏完全是以给国民带来实际利益或好处来衡量。其实，“务实”作为美国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同样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发生显而易见的影响。
二、务实传统与美国早期外交
尼克松曾谈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在国家初创之际领导国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时所持有的基本思想，“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是非常实际的人。……他们知道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是无所作为的，而没有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却又是毫无意义的。”（注：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尼克松在这里试图表明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开国先辈身上的完美结合，为一个新独立国家的崛起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条件。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美国开国先辈的言论包含着“理想”的成分，但他们的举动却完全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一个纷争世界中的现实利益。实际上，在他们所表露的思想中，现实的考虑显然占有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只有这样，百废俱兴的国家才能在险象环生的局势下化险为夷。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美国人眼中是美利坚民族的化身，美国人的许多特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虽然很难说华盛顿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巨人，无论是思想还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对美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领导者，从来不相信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存在着无私的原则。他出任美国总统后丝毫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脚踏实地和一丝不苟地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体到对外政策上，国家利益是华盛顿奉行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他声称：“在国际交往中，任何背逆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家都不可信赖。在国际事务中，如果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将无任何秩序可言。”（注：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第76页。）杰斐逊被誉为美国民主体制的主要奠基者，其思想敏锐激进，可称得上美国建国前后的一位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诚然杰斐逊比较坚持原则，崇尚进步，注重法理，但他绝不是一个充满“幻想激情”的理论家，他所遵循的价值标准是非常讲究实用的。他对实用技艺的爱好近乎着迷，并发明了一些人们实际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艺，有些还获得了奖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人眼中是务实的“典范”，他的政治影响虽然远不及华盛顿和杰斐逊，但他的实用思想却成为美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政府内也曾权倾一时，举足轻重，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领导新独立的诸州在一个敌对世界中协调一致，以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都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位居决策高层，他们无不把实现国家利益作为思想与行动的指南。正是在这种务实精神的指导下，这*开国先辈在多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之下解决了许多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问题，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他们不会是“用一种声音说话”，更不是“步调一致”地行动，他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分歧，有时甚至到了互相难容的地步，但他们都是在为美国探讨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所以无论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留下了深深务实的痕迹。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把美国开国时期称为“现实主义时代”，的确是很有道理的（注：理查德·霍夫斯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尽快取得对英国的胜利，积极争取到了与英国矛盾突出的国家的援助。1778年2月，美国与法国结为同盟。在当时美国与英国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法国的支持对美国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与欧洲局势的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789年7月，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进行了军事干涉。1793年2月，英国对法宣战，并组成反法联盟，从而使欧洲陷入了经年不息的战乱之中。欧洲的灾难尽管使美国在巨人搏斗的夹缝中生存有了回旋余地，但根据美法盟约，美国必须对法国提供支持。这实际上把美国置于卷入欧洲大国厮杀的境地，直接对美国的独立构成了威胁。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热情洋溢地赞扬法国革命，激起了公众对法国革命及其原则的支持，并要求政府履行条约义务。杰斐逊当然不是为了原则而牺牲美国的利益，他只是想利用法国来打破美国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对英国的依赖，利用法国作为抵制英国的平衡物。然而联邦政府如果按照杰斐逊等人的主张行事，就得冒与英国重新开战的风险，对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竭力反对美国卷入欧洲的纷争，尤其担心美国与英国交恶会造成两国贸易中断，届时进口税将会锐减，美国势必陷入财政危机，因此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至关重要。至于法美盟约，汉密尔顿认为，它已随法国波旁王朝的被推翻而自然中止，美国当然也就不应再为法国承担义务。双方经过在国会内的激烈辩论，汉密尔顿的主张占了上风，实际上杰斐逊等人也希望美国避开欧洲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政府宣布客观上奉行有利于英国的中立政策，法美联盟名存实亡，美国从法律原则上摆脱了卷入欧洲动荡的风险，为巩固国家独立与和平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美国中止与法国的结盟关系并不意味着与英国关系的缓和。自独立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并未根据达成的和约完全从美国疆域内撤兵，而是继续控制着一些战略要地，并操纵着印第安人部落与美国为敌。美国宣布中立后，英国竭力阻挠美国商品流入法国，美国的中立权利受到严重侵犯。1794年3月，美国宣布禁运，矛头直指英国，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美国来说，与英国开战显然弊多利少，只会加剧国内的危机，汉密尔顿就断言与英国关系的破裂将导致美国信贷和商业的崩溃。美国力量的孱弱使它无法以强硬态度与英国对抗，为了避免与英国开战，华盛顿派遣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前往英国进行谈判，经过美国屈辱性的妥协让步，1794年两国终于缔结了著名的杰伊条约。该条约实际上否定了美国一贯坚持的中立政策和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美国的海外贸易也受到了种种限制，但也使英国退出了非法占领的美国领土，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美国的西部印第安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条约的签订消除了美英之间的战争危机，使美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杰伊条约虽然受到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它对维护美国独立与生存的重要性。华盛顿政府在妥协让步中度过了与英国关系的危机后，清醒地认识到与欧洲国家纠缠在一起的危险，因此他在离任之时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词》，确定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的基调。约翰·亚当斯继任总统后，继续奉行前任的独立外交政策，经过与拿破仑法国的谈判，正式废除了法美同盟，从而使美国不再承担妨碍其实行中立的所有条约义务。杰斐逊任内利用法美矛盾，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疆土大增。正是开国元勋们在外交上的务实态度，才使美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外交成就，开创了美国独立外交的新局面。
美国缔造者们的外交活动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国家利益为圭臬，制定和执行了符合美国近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政策，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他们那种在外交问题上灵活变通的态度为其后继者树立了楷模，给美国早期外交打上了明显的务实烙印。
三、“理想主义”外交的实质
美国白人常常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使命。这种说教固然能从美国白人文化形成中找到根源，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表现出所谓的“理想主义”特征，但并不能真正反映出美国外交的本质，相反，却使美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忽略这一点，极易被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语言所迷惑。美国学者罗斯·格雷戈里曾指出：“道德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自动发生冲突，道义政策……也许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格雷戈里显然是以赞扬的口吻谈论二者的一致性，但却表明了“理想主义”外交在服务于美国根本利益中同样具有很强的务实性。
在20世纪前半期，只有伍德罗·威尔逊才称得上奉行“理想主义”外交的总统。威尔逊的政治思想中充满了浓厚的“理想”色彩。其实，“理想”与现实在威尔逊身上并不冲突，而是有机的统一。他刚出任美国总统，墨西哥的政坛就出现动荡。威尔逊一改美国政府的惯例，拒绝承认通过政变上台的韦尔塔临时政府，要求韦尔塔立即下台，并通过选举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符合宪法的民选政府（注：罗斯·格雷戈里：《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Ross Gregory,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纽约1971年版，第16页。）。威尔逊为了达到迫使韦尔塔下台的目的，不惜采取令主权国家难以接受的武力干涉手段，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在此过程中暴露无遗。他那“教训南美洲共和国选举好人”的名言就是这方面的体现。威尔逊的目的是要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美国能够控制的政府。“好人”是根据美国的是非标准来评判的。所谓“好人”，就是指经过美国甄别通过选举而执掌权力的人。所以美国政府在致力于使韦尔塔这个“坏人”倒台时，也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好人”。美国主张在墨西哥建立立宪政府只是“好人”执政的一个条件，但如果执政者不服从美国指挥，损害美国在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利益，“好人”就会转化成“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立宪政府也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威尔逊政府与墨西哥卡兰萨立宪政府的交恶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威尔逊的对华政策常常被美国学者说成是“理想主义”的，如著名学者伯顿·比米斯总结道，“史学家们在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即理想主义在威尔逊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上占重要地位。”（注：欧内斯特·梅等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实际上，威尔逊政府拒绝支持美国银行家参加六国贷款，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美元外交”，更不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只不过是威尔逊政府为了达到“门户开放”既定目标的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就连把威尔逊外交称为“传教士外交”的阿瑟·林克教授也指出：“老于世故的外交家们认为，他们在威尔逊的行动中看到了某种马基雅弗里式的目的。”（注：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时代》Arthur Link,Woodrow Wilson and Progressive Ere 1910-1917，纽约1954年版，第83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政府宣布实行中立，中立的天平明显倾斜于协约国。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对协约国事业的同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不是因为英法似乎为“文明”而战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这方面，丝毫见不到威尔逊宣称的“理想”痕迹，有的只是美国的利益。对此，与威尔逊政府打交道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体会最深。1915年3月，威尔逊的亲信幕僚爱德华·豪斯上校要求法国新闻署长德卡塞纳夫坦率地谈谈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德卡塞纳夫说：“普通法国人认为，美国除了美元之外，一无所虑。”豪斯在致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完全受唯利动机的指导在法国已经成为普遍看法”（注：查尔斯·西摩主编《豪斯上校私人文件集》Charles M. Seymour,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第1卷，波士顿1926-1928年版，第398页。）。英国人说得更明白，1916年2月2日，乔治·塞尔在致豪斯的信中批评了威尔逊宣称的理想主义外交，“关于外交政治和国际生活中的理想主义，先生，总统和您应该记得，美国的政策与德国的政策一样是唯我为臬的自私。”（注：西摩主编《豪斯上校私人文件集》第2卷，第263页。）上述这几个人站在本国利益的角度道出了美国外交的实质。美国对德宣战后，威尔逊将美国战争目标“理想化”，情绪忿激的美国人在威尔逊理想言辞的刺激下，迅速进入了战争状态。但“理想”语言的本身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现实，而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无情嘲讽。美国国内随后出现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更能说明美国维护“人类权利”的虚伪性。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曾说：“在外交中，追求的目标并不总是公开承认的目标。”（注：小理查德·沃森：《伍德罗·威尔逊及其解释者》Richard L. Watson,Jr.,Woodrow Wilson and His Interpreters 1947-1957，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57年9月，第223页。）这句话虽然是就威尔逊政府的某种外交行为而引发出的议论，但恐怕也是这位研究威尔逊外交的学者发自心底的精辟总结。事实证明，威尔逊正是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把美国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扩张发展到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期，美国的现实利益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总统之一，他入主白宫时，正值美国经济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奄奄一息。他上台后推行“新政”，把美国经济从行将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他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处处表现出务实作风，他本人就说过，“我相信务实的解释和务实的政策”，他首先采取行动，然后再让幕僚们对他的行动含义作出解释并使之理论化（注：小塞西尔·克拉布：《美国外交和实用传统》Cecil V.Crabb,Jr.,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Pragmatic Tradition，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罗斯福时代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时期，他在外交上面临的形式并不比国内轻松。美国学者对罗斯福的外交思想或风格评价不一，研究罗斯福外交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莱克称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注：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9页。），一些对罗斯福称颂者甚至认为他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保卫者。罗斯福曾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他尽管未能像威尔逊那样享有“理想主义总统”的赞誉，但“理想化”的言词在他的讲话和政策文告中随处可见。不过他的外交思想或方式灵活多变，总是顺应潮流发展，以变应变，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术语如“国际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等等给罗斯福的思想下个定义。他把这些说教融进自己的思想中，使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符合美国现实的需要。“睦邻政策”是罗斯福政府对西半球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一政策对缓和美拉关系和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等方面起过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但它只是以使用政治手段、强调经济手段、限制军事干涉手段来达到美国在西半球的既定目的。罗斯福时期也是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正式承认了苏联，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因为，美国一是不愿意放弃苏俄这个广阔的市场，二是想借苏俄遏制住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正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罗斯福所言：“世界正走向一个危险的时期，欧洲和亚洲同样如此。在稳定这种局势方面，俄国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注：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0页。）罗斯福政府在二战前与英法等国一起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行径采取姑息态度，名曰维护世界和平，实则助长了法西斯以强凌弱的嚣张气焰，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不过，罗斯福算是一个顺时达变的总统，他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逐渐把美*与反法西斯事业联系在一起，这种倾向在二战爆发后更为明显，乃至美国最终卷入了战争。罗斯福政府在二战中采取的政策对于法西斯的崩溃起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美国所获得的好处恐怕也是不能仅仅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美国在罗斯福时期终于完成了威尔逊的未竟之业，为美国战后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和全球扩张铺平了道路。就罗斯福本人而言，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伟人，但又是一个执著地追求美国现实利益的总统，他的行为方式更多地体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随机应变，犹如掮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甚至连他的某些朋友也认为他似乎是出于一种变化莫测的状态，没有什么既定的方针，因为许多学说和教条他都弃而不用。”（注：詹姆斯·麦格雷尔·伯恩斯：《罗斯福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4页。）正是这种不拘泥于教条理论的务实态度，才使罗斯福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以上考察了威尔逊和罗斯福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轮廓，意在揭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实质，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外交的务实性和功利性。“理想”的语言遮掩不住美国外交追求国家利益的实质，“理想化”的政策丝毫不与美国现实利益相悖，相反却促进了美国在特定时期内的利益的实现。威廉·威廉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就认为，美国非常成功地把追求具体的现实利益同口头宣扬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目标混合在一起，后者是用来动员人们支持这些利益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伯恩斯评价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用狐狸的狡猾手段去达到狮子的目的”。当我们研究那些以“理想”为手段来实现现实目标的美国领导人时，这句话倒也不失为一种更为形象的说明。
四、现实主义与美国战后外交
现实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针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想主义学派而发出的挑战，其核心内容是主权国家在争夺国际社会的权力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追求本国的现实利益。美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发祥地，但由于务实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开国先辈在外交上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外交上悖逆美国的现实利益，他们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些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贝利就从对美国外交研究中得出了“自身利益是一切外交的基石”的结论（注：托马斯·贝利：《美国外交政策》Thomas A.Bailey,America's Foreign Pol-icy，纽约1945年版，第88页。）。所以，当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国际关系学界时，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早就为它的繁盛提供了必要的养分。信奉现实主义的后起之秀多是出自美国，其代表人物既有理论功底深厚的专家学者，又有位居决策层中的资深外交家，他们提出的观点尽管不相一致，但无一不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来阐释国际关系的本质。他们的主张对战后美国外交决策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命题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效力。不过，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不会囿于某一种理论或原则，一般是灵活多变，视势而定，美国外交的务实传统也就体现于此。战后美国政府决策者不会把自己的外交视野局限于现实主义理论提供的框架之内，他们纵横捭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试图制定出最有利于实现美国利益的政策。因此本文所谓的“现实主义”主要指美国开国先辈在外交上遗留下来的传统。只有基于这种考虑，才能对美国战后外交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就是深受权力政治影响而产生的一项政策，尽管对苏联的遏制在二战一结束就在国内决策层中被炒得沸沸扬扬，但遏制政策在理论上的始作俑者却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凯南。1947年7月，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对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从意识形态上系统地分析了苏联与美国敌对的根源，首次公开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战略的主张。美国随后在外交政策上展开了一场全国性辩论，对苏实行遏制的呼声占了上风。此后遏制战略长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未必都是客观的，凯南在若干年后曾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但美国政府的确从两极对立的设想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至少堂而皇之地充当了“自由世界”的领袖，实现了美国多少代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不过美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时甚至名曰追求国家利益而实际有悖于国家利益。这样才招致了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也才有了战后美国战略的几次大调整，其中尼克松时期的全球战略收缩就明显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尼克松1968年当选为总统后，在外交领域面临着种种挑战，美国力量的不足显得分外突出，他不得不进行全球性战略调整。1969年7月25日他在关岛发表讲话，承认美国不能“负起保卫自由世界国家的全部责任”。1970年2月，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关于美国70年代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即“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伙伴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显示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明显下降，也说明了美国全球战略将由进攻转入防守。在尼克松主义的指导下，美国结束了与越南的战争，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僵局，对苏联推行缓和外交，重新调整与盟国的关系等等。这些外交举措反映出了尼克松政府主要决策者的现实主义观。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尤其是基辛格多年从事美国外交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政治头脑。他特别推崇梅特涅的维持欧洲“均势”思想，主张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以维护美国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的利益。这种主张与尼克松的现实主义观不谋而合，深得尼克松的赏识。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现实主义认识，这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才自然表现出非常务实的特征。基辛格就提倡“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应该体现出“求实风格”（注：参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250页*）。
尼克松之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尽管很少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在解决美国外交所面临的问题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现实主义痕迹。吉米·卡特是以执行“人权外交”而著称的总统，其外交蒙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样体现了务实特征。卡特时期是美中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经过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于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结束了近30年的敌对状态，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卡特政府还努力解决了直接影响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改善的重大问题，缓和了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卡特政府逐渐地由强调原则转向强调实力，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主张，以实力为后盾再次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卡特主义”的问世开始了美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转变，卡特本人虽然因为外交困境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但他在下台之际的强硬态度仍一度构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调。里根时期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但务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葆拉·多布里斯基指出：“里根政府首先确信它想要从其前任的错误和成就中吸取经验教训，它认识到，即使追求理想主义的目的也需要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和深思熟虑的贯彻。”（注：葆拉·多布里斯基：《人权与美国外交政策》Paule J.Dobriansky,Human Rights and U.S.Foreign Policy，载《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1989年春季号，第161页。）里根把对苏联的遏制重新推向高潮，他没有把中美关系发展服从于个人的好恶，而是从美国现实利益出发执行了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他以“软硬兼施，灵活机动”的方式与苏联在第三世界激烈竞争，夺回或扩大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持了40余年的国际秩序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发生过程中趋于瓦解，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美国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一始料未及的变化过程。客观上讲，自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成分有明显上升之势，但现实的考虑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基本出发点，如美国政府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在对外关系上，把强调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提到非常高度。布什总统1990年6月27日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宣布与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伙伴关系”，把开辟一个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8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达成组建北*自由贸易区协定，向着“美洲经济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比尔·克林顿政府除了继续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外，还加强了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克林顿政府尽管在外交上“理想”的调子居高不下，但已明显地向务实方向转变，如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上，宣布与人权脱钩；重开美日贸易谈判；主动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和印度总理访美等等。这些举措使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打上了务实的烙印。
从战后美国外交发展来看，即使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完全左右了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时代，美国决策者在实际外交活动中也从未放弃所谓“理想主义”外交所体现的基本内容，而是把它与美国面对的现实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掩饰美国外交对本国私利的追求，另一方面满足许多美国人的文化优越心态。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就要求将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搬进总统办公室，作为继承威尔逊外交的标志。尼克松常说，他只是试图贯彻威尔逊高尚的“道义”原则。以推行“现实主义”外交而著称的尼克松尚且如此，足见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正因为美国战后现实主义外交中包含着“理想”内容，所以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出现实主义与“理想”、“道义”的结合才会使美国外交显现出特色，也才会使美国的现实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外交》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理想主义对美国冷战决策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理想主义”同“实用政治”这两个对立的术语结合在一起，形成“理想政治”概念，以表示“理想主义”的现实性和实用性。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用“理想”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选择，而且的确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好处。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理想”与“强权”虽然从字面上看难以相容，但在美国外交的实践中却达到了有效的统一和“最佳”的结合，其中一个有力的纽带便是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