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马基雅维里对西方史学的贡献
彭顺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0期
【原文出处】《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08期第46～52,117页
【英文标题】Machiavelli's Contribution to the Western Historical SciencePeng Shunsheng
【关 键 词】马基雅维里/西方史学/人本史观/英雄史观/历史哲学/历史循环论Machiavelli Western historical Science humanistic histori-cal viewpoint heroic historical viewpoint historical philos-ophy historicism
文艺复兴时代是欧洲文化学术领域“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史学——这朵文艺复兴学术园地里的奇葩，在抖落了满身神学尘垢和重压后，也迎着科学到来的春天绽开了新蕾。在西欧意、德、法、英等几个主要国度里，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人物，马基雅维里（下称马氏）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最明显的例证是，很少有关于马氏史学思想方面的文章见于报端。本文认为，马氏是一位对西欧近代史学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他对西方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称之为“不朽杰作”的《佛罗伦萨史》；从人本史观出发，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辩证的看待时代与世事变化，显露出明显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到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把历史与政治结合起来，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一 《佛罗伦萨史》——不朽的杰作
资产阶级史学家之所以奉马氏为近代史学的先驱，马克思之所以把马氏认定为史学家，这些声誉的获得，主要来自他的《佛罗伦萨史》。因此，我们在探讨马氏的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以及论证他是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时，很有必要对《佛罗伦萨史》这部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学著作之写作背景及方法作一探讨。
如果说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那么，佛罗伦萨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佛罗伦萨史》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被布克哈特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的共和制城市密切相关，因为在这里，“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的最多的发展形式与佛罗伦萨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了”（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第72页）。由此孕育出了一批当时享誉欧洲的历史学家，如乔万尼·维兰尼、布拉乔利尼·波吉奥、列奥那多布鲁尼、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等，不过，“在所有意大利人文史家中，对西洋史学贡献最大、对后世史学思想影响最深者是两位失意的政治家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环球书社，民国七十一年，第86页）。
马氏本来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为什么尔后他又成了历史学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撰写《佛罗伦萨史》？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在完成了《罗马史论》后不久，命运之轮忽然有了转机，1520年他被美第奇政府任命为佛罗伦萨史官，负责撰写佛罗伦萨史，这无疑为他撰写此书提供了可能。二是在他看来，过去的佛罗伦萨史学家著述的《佛罗伦萨史》很不理想，这些史学家在阐述佛罗伦萨的历史时，往往关注对外战争，而忽略内争、内乱及其后果，害怕得罪佛罗伦萨已经作古的后代。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能直笔详述佛罗伦萨内乱的党派纷争的史书，以使公民通过他人的苦难变得聪明些，并保持团结（注：参见《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原序）。三是马氏平生的抱负是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不料宦海沉浮，仕途受挫，他只好将其政治理想和热情倾注到著述中去，可见，他写史的终极原因，还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对此，有人评论说：“他希冀以历史的教训，用罗马的兴国故事做榜样，来改造16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局面。”（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页）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他才写出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了也拍手叫好的史学著作，如马克思在评价《佛罗伦萨史》时，认为它是一部“杰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84页）。
《佛罗伦萨史》共分8卷。它从追溯日尔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开始，写至1492年，即美第奇家族豪华者洛伦佐逝世为止。该书除以佛罗伦萨城史为主之外，也包括全意大利的历史。该书是一部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作之一，它无论从布局谋篇，还是在写作手法和内容上，都有较明显的人文主义史学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基本上继承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尤其是李维、萨鲁斯特所留下来的传统。马氏也是如此，他在史体上仍采用分编章叙述体，如他把《佛罗伦萨史》共分为8卷57章来叙述。同时，他还遵循人文主义史学家在分篇章叙述时所采用的惯用格式，即每卷每章开篇，都以一段概括性的论述总括全文，表达作者的主题思想，观点态度和好恶。如他在第四卷第一章第一段写道：“共和政体，特别是那些组织得不健全的共和政体，常常变换统治者和体制结构。这并不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是自由或镇压造成的后果，而是奴役和放肆使然。……古代许多共和国就是具有这类优异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178-179页）
在叙述内容上，马氏尽管仍然对战争和外交感兴趣，这既可从他每遇战争，必详细描写得到证明，也可从该书目录使用了不少战争外交标题看出，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在史学内容的叙述上还是对人文主义史学有所突破。他一反当时人文主义者只关注军事和外交事件而忽略国内事务的做法，加强了叙述国内事务的比重，相应地调整了战争与外交的位置和比重。马氏在内容上的另一突破，是把佛罗伦萨视为意大利的一个有机部分，并置于意大利整体中加以叙述。由此，可以看到，马氏成了第一个用全局眼光来看待意大利整体历史的史学家，从而开了人文主义史学家突破地区史向意大利全史发展的先河。
人文主义者关于历史编撰学有诸多信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以最鲜明的方式传达最有益的道德教训，历史学家必须培养一种扣人心弦的修辞风格”（注：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工人出版社，1985，第151页），马氏严格地遵循这一信条，在写作上仍把历史学归于修辞学门下，追求文彩和表达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采用虚构的手法，如他在评论14世纪早期卢卡的暴君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Castracani)时，一开始，他用杜撰的手法，把卡斯特鲁乔描述为一个弃儿，然后，对这位暴君的从生到死的生活细节进行剪裁加工，最后以最能达到修辞效果的暴君临终前的悔恨式演讲作为评论的结束。为了达到预定效果，人文主义史学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往往穿插演说辞。马氏在其《佛罗伦萨史》中，更是精心杜撰了不少演说辞，这些演说辞有时甚至占了一章的一半甚至更多。这些演说辞以马氏最擅长的警句和对偶式手法写成，以精心修饰的文辞形式再现了其政治理论的主题，如他在《佛罗伦萨史》第2卷里，安排一个执政官在雅典公爵面前以“自由”为题发表演说：“自由不是武力所能击溃，不是时间所能磨损，不是利益所能抗衡”（注：参见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第2卷，英文对照，A.Gilbert:《Machialvelli:The chief worksand others》，第1124页），以此说明“自由”的永恒性。以虚拟演说辞的方式评述历史，表明马氏在作史方法上仍未摆脱人文主义史学编撰方法的巢臼。所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者只把目光集中在自己所属的政府“力量”，马氏叙述历史由于是为其政治理论提供证据和实例，因而他把重点始终放在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阐释上。
马氏声称自己作史是建立在经验与事实的基础上，力图弄懂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应该发生什么，这种求实的、实证的态度，对人文主义史学而言是一大创建和发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已完全具备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在对待事实上，他也显示出漠视事实准确性的人文主义通病。马氏在编撰史学的方法上，之所以会出现虚构演讲辞的情形，除了他仍未跳出历史是修辞学的圈子外，他本身对历史事实重要性缺乏认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在《罗马史论》中曾经指出，历史事实浩淼无垠，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再完全获得的。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才使得他在研究历史时不加辨别的采用史料，甚至虚构史实。
二 人本史观——上帝的复归
这里所谈到的人本史观的“人本”，与通常所说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略有差别。它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在其前的中世纪神本史观和在其后的主观理性史观而言的。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人的感性本能等“完整的人性”。因此，人本史观是把人置于社会的中心，强调人的各种本能、欲望、荣誉、尊严、自由等“完整的人性”的合理性史学观。
人本史观最早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是历史现实的必然反映。当时意大利地处东西方贸易的交叉点上，交通便利，生产技术先进，资本主义在14、15世纪于意大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萌芽后，并迅速壮大起来。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旧的社会藩篱，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位于意大利中心的的佛罗伦萨一大批性格奔放洒脱、多才多艺的巨人如破土之春笋，从中世纪神学冻结的冰土中脱身而出，来不及抖落满身的尘垢就高亢激越地为新世纪呼唤符咒。他们以新兴阶级所特有的热情和勇气，在社会各个领域对一统天下的基督教神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历史学领域，他们主张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弘扬完整的人性，排除上帝的影响，人本史观由此而产生。
马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倡导人本史观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修史把重点放在有形的国家、城邦以及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中，不再关注那无形的上帝之城。他强调人的本能和欲望，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人的所作所为，他在《罗马史论》中写道：“任何人对过去和现在曾做过深入研究的话，都会看出所有的城邦，所有的人类，无论过去或现在，都被同样的欲望、同样的感情所驱使、所激发而行动”，认为“人能够对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注：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与桂鸠迪尼》，(Machiavelli and Guicciarl dini)，普林斯顿，1965，第270页），他强调人的作用，他反对宿命论的消极史观，不同意“人是上帝的工具”的中古史学理论，反之，他坚信历史学家可以掌握人类历史兴衰法则，通过研究历史推断历史发展方向，预见人类的未来，“如果想要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应该去观察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世间各时期的一切事件均可从古代找到其复本……既然这些事件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人具有同样的情感，必然表现为相同的结果……如果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保留着同样的习性，或是贪婪成性，或是轻诺寡信，或是某些其他相同的恶德或善行，那么未来之事也很容易由过去知晓。”（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Disscoruse on the First Ten Book ofTitus Kivius)，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A.Gir-bert: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第521页）此外，他还强调人对社会的强硬控制，以雄心勃勃、计谋多端的君主对抗“无所不为”的上帝。
古希腊时代的史学家在历史观上曾把人置于历史的中心地位，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认为“超人”、“完人”、“至善者”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这种把人置于上帝位置的人本史观，到了万能的上帝主宰一切的中世纪，完全被神本史观所代替。在此种观点之下，人成了“盲从于上帝的工具”。马氏在历史观上再度将历史的重心从上帝之城转移到人类之城，他强调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完成了人为上帝的复归。
三 “时代与世事在变化”——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
如果说马氏是近代政治学领域最早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的政治家，那么，在近代历史学领域，他也是最早用人的活动来阐释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观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盛行的神学史观，而且也显露出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所谓历史哲学，主要的标志是探求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揭示认识历史的方法。仔细考察《佛罗伦萨史》这部人文主义史学巨著，我们不难发现它蕴含着丰富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
辩证的历史哲学思想。晚于马氏近200年的历史学家维科，是人们公认的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他的历史观之出发点是共同人性的发展，马氏历史观的出发点虽然也是从人性出发，如他提出，历史事件之所以会出现相似性，“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但所不同的是，马氏在历史观上并不主张把社会动乱等，归结为人性的结果，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指出：“千万不要把过去的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131页）。言下之意无非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虽然与人的主观因素有关，但人的主观因素绝非促进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唯一原因，实际上，一些诸如社会动乱等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不是人性作用的结果，而是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历史与万事万物一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说：“人间万事万物皆在不断变动之中，永不静止，所以国家自然也兴衰不定，人事常常是‘必然’使然，与理性无涉。”（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207页）为此，他告诫统治者，如果他们“寻求使他们的个性适应于时代的事变，而不是企图按照他们的个性模型来塑造他们的时代，他们本来会成功的”。他还认为，“时代与世事在变化”，一个不知道“改变他的行为方式”的君主，最终注定要失败，“如果时间与世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做法”。反之，如果“他能随着时代和世事变化而改变他的本性，命运就不会改变”。所以成功的君主总是力图“把他的行为方式适应于时代的性质。”（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17-120页）可见，马氏的历史哲学中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历史循环观”。既然马氏坚信，人类社会未来是可以预见的，社会的发展也是可以控制的，这就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必然性；既然社会的动乱、人事的成败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时代，那么时代本身的变迁即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没有规律可循，马氏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予以解决。他在《罗马史论》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就是要从人类种种活动的现象中找出历史变迁的规律来。关于此，文艺复兴史的权威布克哈特明确地认识到了，他说，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把这个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成为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点的人。”（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0-81页）
在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上，他没有接受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们的历史一线进步观，不认为历史在朝着上帝计划的预定目标前进，而是“捡起”了古代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循环史观，并在其中加入了新的内容。即认为历史不是无限的、空洞的重复，而是象万花筒，几个有限的形式组合成无数新的形式。基于这种思想，马氏步早期人文主义的后尘，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由黄金盛世走向衰落的时代，只有复古才能再生，不同的是，他希望复兴的不是文化，而是制度，罗马的共和制（注：史学界认为马氏与人文主义学者有两大不同：一是人文主义者赞颂古希腊，他赞颂古罗马；二是他赞颂的是政治智慧，而不是文学艺术成就）。
在探讨历史的规律时，他选择了从社会的前因后果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历史规律，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来判断社会的开端与未来。他说：“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的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但在他看来，历史事件的相似性还只是历史的表象，要认识内在的规律，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这种相似性的根源。他认为，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根源人性。由于人性是恶的，所以在人类的一切存在关系中，同时即含有破坏此种关系本身的倾向。就一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总是处在人们的相互竞争和斗争之中，而各种力量在社会的竞争和斗争中此消彼长的结果，必然是使社会出现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他说：“在兴衰变化规律的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究其原因，不外是英勇的行为创造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宁，安宁又产生混乱，混乱导致覆亡，所以，乱必生治，治由生德，有德则有荣誉、幸运。”（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231页）就政治组织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君主制易变成专制，贵族制易变成寡头制，而民主制也不难演化为无政府”，所以“若有哪国的组织者建立起某种好政府的话，这个政府并不会长久。因为好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没有什么良方避免好政府向其对立的类型转化。”（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195-196页）以何种形式转化？按照马氏的意见，由君主政体到贵族政体，到共和政体，复归君主政体。
在政体演变规律问题上，一眼看上去，马氏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循环论者，实际上并非如此。政体循环论最早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提出来的，马氏的目的最终是要打破这种循环，开创历史发展的新局面。
四 “命运女神”“一半归我们支配”——打破历史循环论
如果说马氏在历史观上有不少贡献的话，那么，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循环论，这既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关，也体现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勃勃雄心。
马氏认为，是人就应该表现出那种充满活力、有阳刚之气的男子汉气概。他对基督教灌输给人们的一整套谨小慎微的行为方式极为不满。他说：“我们的宗教认为最大的幸福在于谦逊、屈从以及对世俗事物的轻视……在我看来，这些原则使人变得软弱，使他们更容易落于恶人之手。恶人知道人们为了要进入天堂，他们宁愿忍受伤害而不进行报复，于是恶人便可以更加牢牢地控制他们了。”（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转引自乔治·霍兰·拜萨因：《政治学史》下册，第395页）基于上述认识，他主张以强有力的态度对待“命运女神”。
在他看来，命运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也对人间事物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但命运不仅是可以认识的，而且阳刚勇猛之士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它。命运的影响作用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受命运的不同影响和制约。一般而言，“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命运对人们作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当我们认识了它，并作好准备制服它的时候，它就起着积极的作用或者产生较少的破坏性作用。反之，它就会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产生破坏作用。他还把命运比作一个女子，认为它只对勇猛阳刚之气感兴趣。他十分俏皮而又严肃地写道：“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17页）
从马氏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命运”观上，他实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古希腊神话提出了“命运女神”，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英雄与命运抗争时的悲惨结局，赫拉克利特把“命运女神”变为“逻各斯”，人在“逻各斯”面前也只能服从于神，“逻各斯”通过斯多噶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神化为中世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一切都消失在神的必然决定之中，人和英雄都成了“罪人”，人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来世。马氏重提“命运”，人从“命运”那里至少得到了“一半”的权力和职责，并要制服命运女神，把人的能动性提高到了一个抗争命运的喜剧结局的高度，这是一次历史的进步。此外，马氏所表现出的自信与亢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把这种自信与亢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在其书中曾留下过“命运必须以暴力对待”的名句，皮科、爱拉斯谟也曾说过命运宠爱勇者，人可以凭技艺赢得命运女神的青睐。人与命运谁控制谁的理论实际上是人的自由与客观规律关系的理论，马氏在阐述这个理论时，既看到了命运对社会、对人生的制约，也明确地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马氏通过给这一理论增添新的思想内容，从而使这个理论在16世纪第一次以新的形式出现。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基本命题，为打破历史循环论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因为人既然有改变命运的巨大潜力，那么，人同样有能力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按照人类的意志朝着非循环的方向迈进。
事实上，马氏虽有历史循环之说，但他自己并不相信在真实的历史中有循环之事。他说：“世间国家，罕有能遍历各种政体的变化，周而复始者。事实是国家的生命一般都不够长久，因此罕有能经历所有的变化，而仍存在于世。”（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209页）他还认为，一个聪明多谋的君主，要能凭籍历史教训来改变未来历史的轨道，使该发生的不让它发生，不该发生的让它发生。既然马氏不相信真实的历史中有循环，至少表明它在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同时，既然他认为一个聪明的君主如可以凭借历史的教训改变未来历史的发展轨道，那么，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拔到如此高的位置，如果真有历史循环，人们也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循环了。
五 历史与政治结合——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为实际政治斗争而著述，为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是马氏研究历史的最大特点。马氏之所以主张历史要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他原本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国家的统一和兴隆是他平生的抱负和愿望，他长期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在政治与历史的态度上，必定主张历史为政治服务，二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相信历史的政治启导功能，认为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才有价值。
基于上述原因，马氏主张研究政治必须与研究历史结合起来。他研究政治，不是通过探讨统治者应该如何来研究政治，而是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的不断钻研”，并经过“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页）来进行研究的。他写道：“我的目的是想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现象方面……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其距离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73页）此段话我们可视为马氏研究政治的宗旨。从这段话我们也不难推论出，他声称从经验事实出发来研究政治，那么，他必定要借重历史事实而借重历史事实，他必须要研究历史。
在马氏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治家提供丰富的政治实例。《君主论》和《罗马史论》就是这类为政治家提供政治实例的著作典范。在这两部著作里，超越了传统道德和政治信条的政治和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从《君主论》看，该书所用的事实几乎全是当时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实例和古代典型的史例。他说：“正如但丁说过的：‘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了。’我已经把我同古代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本书里，我竭力深入探讨这个课题，讨论君主王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序”第12页）马氏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例如，当他论及君主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时，他以历史上的伟人顺应时代成功的实例进行论证，认为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等，他们之所以能开创伟业，成为功垂千古的伟人，是因为他们在依靠自己的才智的同时，也主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序”第25页）该书始终专注于为君主统治提供大量的从古到今的实例上，目的在于使那些有识别力的君主从中甄选出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
在《罗马史论》中，他先对政治现实作广博的观察，经过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来证明其结论。如当他注意到物质利益是国家的重要基础便援引古代罗马事例来说明，认为罗马贵族总是不经过特别反抗就把自己的崇高地位让给人民，当问题涉及到财产时，他们就如此顽强地保护自己，以致人民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转引自K·A·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册，第136页）。此外，马氏以古罗马的“混合政府”来证实共和制的优越性，以法国、西班牙的君主制实例来论证意大利建立君主制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表明，《罗马史论》也是一本为政治家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实例的著作。
如果说《君主论》和《罗马史论》作为政治著作，马氏在这两本书引用古今实例来证明其政治观点和主张，还不足以证明他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史》从前言到内容都明确地显示出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则完全可以证实马氏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他在《佛罗伦萨史》前言中指出，他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和历史两重性质的任务，他将此任务主要概括为叙述城邦内部斗争（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188页）其目的在于教育公民和君主。尽管《佛罗伦萨史》作为一部通史体裁的史书不允许作者挑出一个个事例进行分析，以引发一长篇政治评论。但他始终如一的遵守前言中的允诺，密切注视佛罗伦萨内部事务，一有适宜于以事例来论证政治观点的地方，他便尽可能地发挥和运用，从他叙述的内容看，多为他感兴趣的与建立和维护国家统治有关的题材。这不仅显露了其政治家的本色，而且也表明马氏写史的目的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
用历史实例证明政治原则，从现实经验中抽绎出政治行为准则，这种做法使“历史事实不是淹没在直接的历史场景中，而是变成了一股创造的力量”（注：卡波特：《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Chabod:《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伦敦，1958，第132页）。马氏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把现实政治与古史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看作了对当前事件的注解。在他看来，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思考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了人文主义史学家对原则的辩护和解释的思想。
综上所述，马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是显而易见的。他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从人本史观出发，根据经验观察研究人及其活动，打破了前人那种根据愿望或如同教会那样，按先定的模式和规定来写史的传统方法，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重视经验和事实，强化了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中的现实主义观念成分，把历史视为前后相连、因果攸关的过程，成为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的滥觞；他辩证地看待君主与世事的关系，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历史规律，拿这一点与维科相比，他也丝毫不逊色维科；他还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能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他在作史的目的上，与人文主义史学家截然不同他不是要“激起仿古的自由精神，而是希望激起人们去避免和扫除现存谬误的精神（注：Q斯金纳：《马基雅维里》，(O.Ski-nner:《Machiavelli》)，牛津1981年版，第80页），在使历史研究作为排除谬误的工具上，马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启蒙史学家的特点，无怪乎不仅有人称他为伏尔泰的先驱（注：Q斯金纳：《马基雅维里》，第81页），而且有人评价他把“历史与政治紧紧拉在一起，激起后代西洋人活学活用历史、重史、好史及读史的好风气”，他“独特纯正的政治历史，合理的立论，流畅有力的笔调，使他能挤进文艺复兴史家的前列”（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9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0期
【原文出处】《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08期第46～52,117页
【英文标题】Machiavelli's Contribution to the Western Historical SciencePeng Shunsheng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论述马基雅维里不朽之作《佛罗伦萨史》的编纂方法入手，在认定《佛罗伦萨史》是一部人文主义史学著作之基础上，通过对马基雅维里的人本史观、英雄史观、历史哲学观、历史循环论及其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进行系统阐析，论证了马基雅维里是一位对西方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compiling method of Machia-velli's History of florence and main tains that it is a humani-stic historical work. Then,by giving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Machiavelli's humanistic historical viewpoint,heroic historicalviewpoint,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viewpoint,historicism and thought that history served politics,it proves that Machiavelliwas a historian who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estern historical Science. |
一 《佛罗伦萨史》——不朽的杰作
资产阶级史学家之所以奉马氏为近代史学的先驱，马克思之所以把马氏认定为史学家，这些声誉的获得，主要来自他的《佛罗伦萨史》。因此，我们在探讨马氏的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以及论证他是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时，很有必要对《佛罗伦萨史》这部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学著作之写作背景及方法作一探讨。
如果说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那么，佛罗伦萨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佛罗伦萨史》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被布克哈特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的共和制城市密切相关，因为在这里，“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的最多的发展形式与佛罗伦萨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了”（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第72页）。由此孕育出了一批当时享誉欧洲的历史学家，如乔万尼·维兰尼、布拉乔利尼·波吉奥、列奥那多布鲁尼、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等，不过，“在所有意大利人文史家中，对西洋史学贡献最大、对后世史学思想影响最深者是两位失意的政治家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环球书社，民国七十一年，第86页）。
马氏本来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为什么尔后他又成了历史学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撰写《佛罗伦萨史》？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在完成了《罗马史论》后不久，命运之轮忽然有了转机，1520年他被美第奇政府任命为佛罗伦萨史官，负责撰写佛罗伦萨史，这无疑为他撰写此书提供了可能。二是在他看来，过去的佛罗伦萨史学家著述的《佛罗伦萨史》很不理想，这些史学家在阐述佛罗伦萨的历史时，往往关注对外战争，而忽略内争、内乱及其后果，害怕得罪佛罗伦萨已经作古的后代。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能直笔详述佛罗伦萨内乱的党派纷争的史书，以使公民通过他人的苦难变得聪明些，并保持团结（注：参见《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原序）。三是马氏平生的抱负是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不料宦海沉浮，仕途受挫，他只好将其政治理想和热情倾注到著述中去，可见，他写史的终极原因，还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对此，有人评论说：“他希冀以历史的教训，用罗马的兴国故事做榜样，来改造16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局面。”（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页）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他才写出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了也拍手叫好的史学著作，如马克思在评价《佛罗伦萨史》时，认为它是一部“杰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84页）。
《佛罗伦萨史》共分8卷。它从追溯日尔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开始，写至1492年，即美第奇家族豪华者洛伦佐逝世为止。该书除以佛罗伦萨城史为主之外，也包括全意大利的历史。该书是一部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作之一，它无论从布局谋篇，还是在写作手法和内容上，都有较明显的人文主义史学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基本上继承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尤其是李维、萨鲁斯特所留下来的传统。马氏也是如此，他在史体上仍采用分编章叙述体，如他把《佛罗伦萨史》共分为8卷57章来叙述。同时，他还遵循人文主义史学家在分篇章叙述时所采用的惯用格式，即每卷每章开篇，都以一段概括性的论述总括全文，表达作者的主题思想，观点态度和好恶。如他在第四卷第一章第一段写道：“共和政体，特别是那些组织得不健全的共和政体，常常变换统治者和体制结构。这并不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是自由或镇压造成的后果，而是奴役和放肆使然。……古代许多共和国就是具有这类优异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178-179页）
在叙述内容上，马氏尽管仍然对战争和外交感兴趣，这既可从他每遇战争，必详细描写得到证明，也可从该书目录使用了不少战争外交标题看出，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在史学内容的叙述上还是对人文主义史学有所突破。他一反当时人文主义者只关注军事和外交事件而忽略国内事务的做法，加强了叙述国内事务的比重，相应地调整了战争与外交的位置和比重。马氏在内容上的另一突破，是把佛罗伦萨视为意大利的一个有机部分，并置于意大利整体中加以叙述。由此，可以看到，马氏成了第一个用全局眼光来看待意大利整体历史的史学家，从而开了人文主义史学家突破地区史向意大利全史发展的先河。
人文主义者关于历史编撰学有诸多信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以最鲜明的方式传达最有益的道德教训，历史学家必须培养一种扣人心弦的修辞风格”（注：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工人出版社，1985，第151页），马氏严格地遵循这一信条，在写作上仍把历史学归于修辞学门下，追求文彩和表达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采用虚构的手法，如他在评论14世纪早期卢卡的暴君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Castracani)时，一开始，他用杜撰的手法，把卡斯特鲁乔描述为一个弃儿，然后，对这位暴君的从生到死的生活细节进行剪裁加工，最后以最能达到修辞效果的暴君临终前的悔恨式演讲作为评论的结束。为了达到预定效果，人文主义史学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往往穿插演说辞。马氏在其《佛罗伦萨史》中，更是精心杜撰了不少演说辞，这些演说辞有时甚至占了一章的一半甚至更多。这些演说辞以马氏最擅长的警句和对偶式手法写成，以精心修饰的文辞形式再现了其政治理论的主题，如他在《佛罗伦萨史》第2卷里，安排一个执政官在雅典公爵面前以“自由”为题发表演说：“自由不是武力所能击溃，不是时间所能磨损，不是利益所能抗衡”（注：参见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第2卷，英文对照，A.Gilbert:《Machialvelli:The chief worksand others》，第1124页），以此说明“自由”的永恒性。以虚拟演说辞的方式评述历史，表明马氏在作史方法上仍未摆脱人文主义史学编撰方法的巢臼。所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者只把目光集中在自己所属的政府“力量”，马氏叙述历史由于是为其政治理论提供证据和实例，因而他把重点始终放在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阐释上。
马氏声称自己作史是建立在经验与事实的基础上，力图弄懂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应该发生什么，这种求实的、实证的态度，对人文主义史学而言是一大创建和发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已完全具备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在对待事实上，他也显示出漠视事实准确性的人文主义通病。马氏在编撰史学的方法上，之所以会出现虚构演讲辞的情形，除了他仍未跳出历史是修辞学的圈子外，他本身对历史事实重要性缺乏认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在《罗马史论》中曾经指出，历史事实浩淼无垠，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再完全获得的。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才使得他在研究历史时不加辨别的采用史料，甚至虚构史实。
二 人本史观——上帝的复归
这里所谈到的人本史观的“人本”，与通常所说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略有差别。它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在其前的中世纪神本史观和在其后的主观理性史观而言的。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人的感性本能等“完整的人性”。因此，人本史观是把人置于社会的中心，强调人的各种本能、欲望、荣誉、尊严、自由等“完整的人性”的合理性史学观。
人本史观最早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是历史现实的必然反映。当时意大利地处东西方贸易的交叉点上，交通便利，生产技术先进，资本主义在14、15世纪于意大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萌芽后，并迅速壮大起来。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旧的社会藩篱，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位于意大利中心的的佛罗伦萨一大批性格奔放洒脱、多才多艺的巨人如破土之春笋，从中世纪神学冻结的冰土中脱身而出，来不及抖落满身的尘垢就高亢激越地为新世纪呼唤符咒。他们以新兴阶级所特有的热情和勇气，在社会各个领域对一统天下的基督教神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历史学领域，他们主张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弘扬完整的人性，排除上帝的影响，人本史观由此而产生。
马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倡导人本史观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修史把重点放在有形的国家、城邦以及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中，不再关注那无形的上帝之城。他强调人的本能和欲望，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人的所作所为，他在《罗马史论》中写道：“任何人对过去和现在曾做过深入研究的话，都会看出所有的城邦，所有的人类，无论过去或现在，都被同样的欲望、同样的感情所驱使、所激发而行动”，认为“人能够对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注：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与桂鸠迪尼》，(Machiavelli and Guicciarl dini)，普林斯顿，1965，第270页），他强调人的作用，他反对宿命论的消极史观，不同意“人是上帝的工具”的中古史学理论，反之，他坚信历史学家可以掌握人类历史兴衰法则，通过研究历史推断历史发展方向，预见人类的未来，“如果想要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应该去观察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世间各时期的一切事件均可从古代找到其复本……既然这些事件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人具有同样的情感，必然表现为相同的结果……如果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保留着同样的习性，或是贪婪成性，或是轻诺寡信，或是某些其他相同的恶德或善行，那么未来之事也很容易由过去知晓。”（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Disscoruse on the First Ten Book ofTitus Kivius)，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A.Gir-bert: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第521页）此外，他还强调人对社会的强硬控制，以雄心勃勃、计谋多端的君主对抗“无所不为”的上帝。
古希腊时代的史学家在历史观上曾把人置于历史的中心地位，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认为“超人”、“完人”、“至善者”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这种把人置于上帝位置的人本史观，到了万能的上帝主宰一切的中世纪，完全被神本史观所代替。在此种观点之下，人成了“盲从于上帝的工具”。马氏在历史观上再度将历史的重心从上帝之城转移到人类之城，他强调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完成了人为上帝的复归。
三 “时代与世事在变化”——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
如果说马氏是近代政治学领域最早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的政治家，那么，在近代历史学领域，他也是最早用人的活动来阐释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观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盛行的神学史观，而且也显露出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所谓历史哲学，主要的标志是探求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揭示认识历史的方法。仔细考察《佛罗伦萨史》这部人文主义史学巨著，我们不难发现它蕴含着丰富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
辩证的历史哲学思想。晚于马氏近200年的历史学家维科，是人们公认的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他的历史观之出发点是共同人性的发展，马氏历史观的出发点虽然也是从人性出发，如他提出，历史事件之所以会出现相似性，“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但所不同的是，马氏在历史观上并不主张把社会动乱等，归结为人性的结果，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指出：“千万不要把过去的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131页）。言下之意无非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虽然与人的主观因素有关，但人的主观因素绝非促进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唯一原因，实际上，一些诸如社会动乱等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不是人性作用的结果，而是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历史与万事万物一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说：“人间万事万物皆在不断变动之中，永不静止，所以国家自然也兴衰不定，人事常常是‘必然’使然，与理性无涉。”（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207页）为此，他告诫统治者，如果他们“寻求使他们的个性适应于时代的事变，而不是企图按照他们的个性模型来塑造他们的时代，他们本来会成功的”。他还认为，“时代与世事在变化”，一个不知道“改变他的行为方式”的君主，最终注定要失败，“如果时间与世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做法”。反之，如果“他能随着时代和世事变化而改变他的本性，命运就不会改变”。所以成功的君主总是力图“把他的行为方式适应于时代的性质。”（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17-120页）可见，马氏的历史哲学中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历史循环观”。既然马氏坚信，人类社会未来是可以预见的，社会的发展也是可以控制的，这就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必然性；既然社会的动乱、人事的成败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时代，那么时代本身的变迁即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没有规律可循，马氏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予以解决。他在《罗马史论》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就是要从人类种种活动的现象中找出历史变迁的规律来。关于此，文艺复兴史的权威布克哈特明确地认识到了，他说，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把这个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成为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点的人。”（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0-81页）
在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上，他没有接受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们的历史一线进步观，不认为历史在朝着上帝计划的预定目标前进，而是“捡起”了古代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循环史观，并在其中加入了新的内容。即认为历史不是无限的、空洞的重复，而是象万花筒，几个有限的形式组合成无数新的形式。基于这种思想，马氏步早期人文主义的后尘，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由黄金盛世走向衰落的时代，只有复古才能再生，不同的是，他希望复兴的不是文化，而是制度，罗马的共和制（注：史学界认为马氏与人文主义学者有两大不同：一是人文主义者赞颂古希腊，他赞颂古罗马；二是他赞颂的是政治智慧，而不是文学艺术成就）。
在探讨历史的规律时，他选择了从社会的前因后果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历史规律，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来判断社会的开端与未来。他说：“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的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但在他看来，历史事件的相似性还只是历史的表象，要认识内在的规律，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这种相似性的根源。他认为，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根源人性。由于人性是恶的，所以在人类的一切存在关系中，同时即含有破坏此种关系本身的倾向。就一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总是处在人们的相互竞争和斗争之中，而各种力量在社会的竞争和斗争中此消彼长的结果，必然是使社会出现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他说：“在兴衰变化规律的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究其原因，不外是英勇的行为创造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宁，安宁又产生混乱，混乱导致覆亡，所以，乱必生治，治由生德，有德则有荣誉、幸运。”（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231页）就政治组织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君主制易变成专制，贵族制易变成寡头制，而民主制也不难演化为无政府”，所以“若有哪国的组织者建立起某种好政府的话，这个政府并不会长久。因为好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没有什么良方避免好政府向其对立的类型转化。”（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195-196页）以何种形式转化？按照马氏的意见，由君主政体到贵族政体，到共和政体，复归君主政体。
在政体演变规律问题上，一眼看上去，马氏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循环论者，实际上并非如此。政体循环论最早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提出来的，马氏的目的最终是要打破这种循环，开创历史发展的新局面。
四 “命运女神”“一半归我们支配”——打破历史循环论
如果说马氏在历史观上有不少贡献的话，那么，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循环论，这既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关，也体现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勃勃雄心。
马氏认为，是人就应该表现出那种充满活力、有阳刚之气的男子汉气概。他对基督教灌输给人们的一整套谨小慎微的行为方式极为不满。他说：“我们的宗教认为最大的幸福在于谦逊、屈从以及对世俗事物的轻视……在我看来，这些原则使人变得软弱，使他们更容易落于恶人之手。恶人知道人们为了要进入天堂，他们宁愿忍受伤害而不进行报复，于是恶人便可以更加牢牢地控制他们了。”（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转引自乔治·霍兰·拜萨因：《政治学史》下册，第395页）基于上述认识，他主张以强有力的态度对待“命运女神”。
在他看来，命运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也对人间事物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但命运不仅是可以认识的，而且阳刚勇猛之士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它。命运的影响作用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受命运的不同影响和制约。一般而言，“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命运对人们作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当我们认识了它，并作好准备制服它的时候，它就起着积极的作用或者产生较少的破坏性作用。反之，它就会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产生破坏作用。他还把命运比作一个女子，认为它只对勇猛阳刚之气感兴趣。他十分俏皮而又严肃地写道：“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17页）
从马氏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命运”观上，他实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古希腊神话提出了“命运女神”，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英雄与命运抗争时的悲惨结局，赫拉克利特把“命运女神”变为“逻各斯”，人在“逻各斯”面前也只能服从于神，“逻各斯”通过斯多噶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神化为中世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一切都消失在神的必然决定之中，人和英雄都成了“罪人”，人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来世。马氏重提“命运”，人从“命运”那里至少得到了“一半”的权力和职责，并要制服命运女神，把人的能动性提高到了一个抗争命运的喜剧结局的高度，这是一次历史的进步。此外，马氏所表现出的自信与亢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把这种自信与亢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在其书中曾留下过“命运必须以暴力对待”的名句，皮科、爱拉斯谟也曾说过命运宠爱勇者，人可以凭技艺赢得命运女神的青睐。人与命运谁控制谁的理论实际上是人的自由与客观规律关系的理论，马氏在阐述这个理论时，既看到了命运对社会、对人生的制约，也明确地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马氏通过给这一理论增添新的思想内容，从而使这个理论在16世纪第一次以新的形式出现。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基本命题，为打破历史循环论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因为人既然有改变命运的巨大潜力，那么，人同样有能力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按照人类的意志朝着非循环的方向迈进。
事实上，马氏虽有历史循环之说，但他自己并不相信在真实的历史中有循环之事。他说：“世间国家，罕有能遍历各种政体的变化，周而复始者。事实是国家的生命一般都不够长久，因此罕有能经历所有的变化，而仍存在于世。”（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209页）他还认为，一个聪明多谋的君主，要能凭籍历史教训来改变未来历史的轨道，使该发生的不让它发生，不该发生的让它发生。既然马氏不相信真实的历史中有循环，至少表明它在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同时，既然他认为一个聪明的君主如可以凭借历史的教训改变未来历史的发展轨道，那么，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拔到如此高的位置，如果真有历史循环，人们也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循环了。
五 历史与政治结合——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为实际政治斗争而著述，为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是马氏研究历史的最大特点。马氏之所以主张历史要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他原本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国家的统一和兴隆是他平生的抱负和愿望，他长期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在政治与历史的态度上，必定主张历史为政治服务，二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相信历史的政治启导功能，认为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才有价值。
基于上述原因，马氏主张研究政治必须与研究历史结合起来。他研究政治，不是通过探讨统治者应该如何来研究政治，而是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的不断钻研”，并经过“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页）来进行研究的。他写道：“我的目的是想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现象方面……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其距离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73页）此段话我们可视为马氏研究政治的宗旨。从这段话我们也不难推论出，他声称从经验事实出发来研究政治，那么，他必定要借重历史事实而借重历史事实，他必须要研究历史。
在马氏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治家提供丰富的政治实例。《君主论》和《罗马史论》就是这类为政治家提供政治实例的著作典范。在这两部著作里，超越了传统道德和政治信条的政治和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从《君主论》看，该书所用的事实几乎全是当时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实例和古代典型的史例。他说：“正如但丁说过的：‘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了。’我已经把我同古代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本书里，我竭力深入探讨这个课题，讨论君主王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序”第12页）马氏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例如，当他论及君主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时，他以历史上的伟人顺应时代成功的实例进行论证，认为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等，他们之所以能开创伟业，成为功垂千古的伟人，是因为他们在依靠自己的才智的同时，也主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序”第25页）该书始终专注于为君主统治提供大量的从古到今的实例上，目的在于使那些有识别力的君主从中甄选出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
在《罗马史论》中，他先对政治现实作广博的观察，经过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来证明其结论。如当他注意到物质利益是国家的重要基础便援引古代罗马事例来说明，认为罗马贵族总是不经过特别反抗就把自己的崇高地位让给人民，当问题涉及到财产时，他们就如此顽强地保护自己，以致人民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转引自K·A·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册，第136页）。此外，马氏以古罗马的“混合政府”来证实共和制的优越性，以法国、西班牙的君主制实例来论证意大利建立君主制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表明，《罗马史论》也是一本为政治家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实例的著作。
如果说《君主论》和《罗马史论》作为政治著作，马氏在这两本书引用古今实例来证明其政治观点和主张，还不足以证明他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史》从前言到内容都明确地显示出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则完全可以证实马氏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他在《佛罗伦萨史》前言中指出，他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和历史两重性质的任务，他将此任务主要概括为叙述城邦内部斗争（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188页）其目的在于教育公民和君主。尽管《佛罗伦萨史》作为一部通史体裁的史书不允许作者挑出一个个事例进行分析，以引发一长篇政治评论。但他始终如一的遵守前言中的允诺，密切注视佛罗伦萨内部事务，一有适宜于以事例来论证政治观点的地方，他便尽可能地发挥和运用，从他叙述的内容看，多为他感兴趣的与建立和维护国家统治有关的题材。这不仅显露了其政治家的本色，而且也表明马氏写史的目的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
用历史实例证明政治原则，从现实经验中抽绎出政治行为准则，这种做法使“历史事实不是淹没在直接的历史场景中，而是变成了一股创造的力量”（注：卡波特：《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Chabod:《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伦敦，1958，第132页）。马氏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把现实政治与古史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看作了对当前事件的注解。在他看来，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思考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了人文主义史学家对原则的辩护和解释的思想。
综上所述，马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是显而易见的。他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从人本史观出发，根据经验观察研究人及其活动，打破了前人那种根据愿望或如同教会那样，按先定的模式和规定来写史的传统方法，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重视经验和事实，强化了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中的现实主义观念成分，把历史视为前后相连、因果攸关的过程，成为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的滥觞；他辩证地看待君主与世事的关系，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历史规律，拿这一点与维科相比，他也丝毫不逊色维科；他还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能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他在作史的目的上，与人文主义史学家截然不同他不是要“激起仿古的自由精神，而是希望激起人们去避免和扫除现存谬误的精神（注：Q斯金纳：《马基雅维里》，(O.Ski-nner:《Machiavelli》)，牛津1981年版，第80页），在使历史研究作为排除谬误的工具上，马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启蒙史学家的特点，无怪乎不仅有人称他为伏尔泰的先驱（注：Q斯金纳：《马基雅维里》，第81页），而且有人评价他把“历史与政治紧紧拉在一起，激起后代西洋人活学活用历史、重史、好史及读史的好风气”，他“独特纯正的政治历史，合理的立论，流畅有力的笔调，使他能挤进文艺复兴史家的前列”（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