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
钱乘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0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3期第27～38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210093
我对伊朗历史知之甚少，最近因做现代化研究，接触了一些伊朗历史，结果感触很深。伊朗在二战后制定了雄伟的现代化方案，曾取得惊人的成就。但倾刻之间，整个现代化计划与巴列维王朝都覆灭了，伊朗提供了现代化不成功的最典型例子。伊朗现代化失误在哪里？什么原因使伊朗现代化遭受如此大的挫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想法，请各方面专家批评指正。
一、伊朗寻求复兴
伊朗在古代有辉煌的历史，2500多年前，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在世界历史上打下烙印。据穆罕默德·礼萨国王说，中央集权这种制度是波斯人最早发明的，“第一个取得妥善治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经验的国家便是伊朗。”（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页。）后来，伊朗虽屡遭外族侵占，希腊人、帕提亚人、阿拉伯人、塞尔柱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先后在伊朗土地上建立政权，但专制制度却始终没有变化，伊朗是世界上专制传统最深的国家之一。
伊朗从18世纪中叶开始进入最黑暗的时期，当时王朝败落，境内各民族相继揭竿，反对中央政府。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向伊朗推进，企图将它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两国终于签约瓜分伊朗，北部归俄国，南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此后，伊朗虽没有变成正式的殖民地，但“独立”的伊朗其实只是外国手中的玩物，伊朗的命运糟到了极点。
这样，如一切受西方冲击的国家一样，伊朗需要复兴，而复兴的途径又只能是向西方学习。一切希图振兴的国家迟早都要走这条路，但伊朗在走上复兴之路时，却套上了一副传统主义的枷锁。
变革的企图从19世纪初就开始了，但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在国外留学生和旅欧侨民中传播，通过他们再输入伊朗。新思想中号召力最大的是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是它们造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变幻风云。1891年，伊朗爆发全国性反对烟草租让权的运动，抗议国王把烟草专卖权出让给一家英国公司。这次运动标志着伊朗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运动的结果是迫使国王收回成命。但运动是在僧侣领导下进行的，僧侣们投入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两方的影响已经太强，会瓦解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现代民族主义当然是一种外来的思想，但伊朗的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主义的控制，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
与民族主义同时，宪政主义也迅速传播。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有不少人认识到王朝的无能是西方入侵的内部因素，因而感到要阻止西方进一步渗透，就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由此而萌生立宪思想。19世纪60年代一位高级僧侣在游历欧洲之后说：“我观察到法国与英国的进步要比俄国先进一千倍……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背后是什么原因……？其诀窍只有一个词：法律……”。（注：阿扎尔·塔巴里：“现代伊朗政治中僧侣的作用”(Azar Tabari, The Role of the Clergy in Modern l-ranian Politics)，载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NikkiR.Keddi ed,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lran)，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20世纪初，一位侨居伊斯坦布尔的伊朗商人说：治国有两种方法，一是伊朗的方法，即君主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二是西方的方法，即人民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前者让国家衰落，后者让国家富强。日本曾和伊朗一样是专制的国家，但自从立宪以后便迅速赶上西方。因此，“只有当民族的意见付诸实施，民族与国家的事务才能走上正轨。”（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54页。）
1905年，伊朗爆发宪法革命，这次革命在伊朗历史上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伊朗向现代化正式迈进。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制定宪法，这部宪法略经修改，后来一直使用到1979年。宪法规定：伊朗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议会设立上下两院，下院以选举为基础，上院则一半选举、一半由国王任命。国王拥有行政权，由他任命首相及内阁大臣。国王和政府必须执行议会的法律，对议会立法没有否决权。国王可以解散议会，但不可以不召集议会。宪法还成立了在宗教法庭以外的世俗法庭，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体现着现代西方的宪政精神。
但宪法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执行过，专制制度仍然在延续。当初国王接受宪法，是因为他没有对抗革命的力量，一旦他聚集起一支力量，就立刻在俄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宪法被废除，议会被解散，立宪派许多领导人被杀或者被囚，专制王权迅速复辟。第二年，也就是1909年，反对国王的力量重新在立宪的旗帜下集结，在得到英国支持后打回德黑兰，老国王被废除，另立了一个新国王，立宪政府重新建立，议会也重新召开。不过到1911年，革命还是失败了。此后，宪法虽然保留下来，议会也不间断地召开，但专制主义的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革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这种结果对伊朗后来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人民革命现在也失败了，伊朗究竟何去何从？
革命中有两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其一是僧侣在革命中起重大作用。革命前夕，当王朝政府企图逮捕激烈批评国王的人时，正是宗教领袖带着数千名支持者避入清真寺，正式发表要求立宪的宣言，从而引发了伊朗革命。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僧侣们领导着运动发展，这就使伊朗的宪政主义打上了强烈的宗教烙印。宪法中虽然确定了议会的地位，但同时又特别作出如下规定：由高级僧侣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议会的立法进行审查，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不得成为法律。这实际上给僧侣以最高的宪法裁决权，使他们随时可以宣布法律无效。僧侣们对宪政的立场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以立宪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宪政这种外来的东西满腹狐疑。因此当1908年国王发动政变时，多数僧侣站到了国王一边。僧侣们的传统主义立场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支持立宪政体。其二是宪法革命中出现了一支纯世俗的民族主义力量。这支力量的基础是受到西方影响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真心希望振兴伊朗，希望伊朗走向现代化。他们认识到：要振兴，只有走向西方学习的路，接受西方的技术和政府形式。他们主张宪政，是真心实意想建立现代的政治制度，为建设新伊朗扫除政治障碍。他们的民族主义出自与僧侣恰好相反的立场：后者要恢复伊朗的过去，前者要创造伊朗的未来。双方在宪政革命中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同床异梦，在后来伊朗的现代化历程中，双方的关系十分微妙。
总之，革命没有给伊朗带来新生，相反伊朗却更加衰弱了。体制内的改革早已行不通，民众的革命现在又失败。伊朗的处境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坏！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把伊朗拖垮了，交战的双方居然在“中立”的伊朗国土上肆意作战；战后，英俄（苏）继续在伊朗争夺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礼萨汗夺权的事件：一个行伍出身的波斯哥萨克军官在混乱中进军德黑兰，完成了推翻愷加王朝的行动。
礼萨汗夺权几乎是单枪匹马干的。1921年他带领2500名骑兵进军德黑兰，一枪不发就接管了政权。此后他用种种手段攫取权力，在1925年自封为王。他所建立的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现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就踏上振兴国家之路。但这一历史转折既不靠体制内的改革，也不靠人民革命取得，伊朗似乎在依靠英雄创造历史。大约在40年之后，礼萨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曾这样说：伊朗当时需要一位“能人”，由他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扭转历史的潮流”。（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0页。）当然，这位能人就是礼萨。、
礼萨是个现代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当没有疑问。他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对此后人自有公论。《大英百科全书》说：礼萨“怀抱着一个信念，就是让伊朗获得新生，并且引导它走向进步。”（注：《大英百科全书》第10卷，1996年版，第15页。）20世纪初，亚洲许多国家开始觉醒，礼萨夺权就是这种新觉醒在伊朗的表现。但他夺权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他没有一个“运动（如印度），没有一个“政党”（如中国），没有在久经考验的民族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个人威望（如土耳其的凯末尔），甚至没有军队（他带领的2500人哥萨克旅是沙俄帮助建立的一支小小的部队）。他还不具备伊朗社会所需要的任何出人头地的条件：他没有门阀，没有家族，当时伊朗盛行的部落力量对他也毫无用处。但他有一个有利条件，即他看了不少书，接触到不少新鲜思想，对伊朗的命运感到悲伤，并下决心要为伊朗效力。他成功的唯一基础就是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在当时，谁能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打起来谁就能得到伊朗，哪怕他是个没有根基的行伍丘八。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宪法革命没有完成的事，却要由礼萨一个人去做。一个没有根基的现代化运动就要在礼萨领导下开始了，为此伊朗将付出什么代价？
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伊朗的现代化是强制的现代化，即一个现代形式的领导人强迫伊朗接受现代化，而民族的主体却被动迟延，不肯向前迈步。在这种情况下，礼萨唯一能动用的法宝就是在波斯已延续了2500年的专制制度，靠它用暴力强行推动现代化。专制在伊朗社会是人人都能接受的，礼萨既已攫取政权，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强权呢？这样，巴列维王朝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个专制的王朝，为创建现代国家，它只能使用专制的手段。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没有社会根基的“现代”国家，靠什么来维持其存在？只有靠传统社会势力的不反对。这就解释了巴列维国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僧侣之间的微妙关系：国家一方面厌恶僧侣，一方面又敢得罪教派，始终要把什叶派作为国家的宗教保护下来。
早在建国之初，礼萨就未敢冒犯教派。礼萨本是个凯末尔主义者，主张建立象土耳其那样的世俗共和国。他曾说：“一个健全兴旺的共和政体，总要比一个衰弱腐败的君主政体优越得多。”（注：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页。）1924年，他向议会正式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尽管议会没有反对，但教派却立刻发出警告：礼萨若建立共和国，教派将全力以赴加以反对。礼萨立刻让步了。作为交换，礼萨在登基典礼上说了这样的话：“我一直并仍将特别注意维护宗教的原则，加强它的基础，因为我把充分强化宗教看成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增强伊朗社会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注：阿约曼德：《王冠上的头巾：伊朗的伊斯兰革命》(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于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宗教被保留下来，礼萨再也不敢象土耳其那样，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所以，在巴列维国家创建之初，伊朗的两大传统都未受到损害：一是政权的专制性质，二是宗教与国家不可分离。巴列维国家从一开始就深陷在传统主义的泥淖中，在政治与精神方面无所创新。这样一个传统主义的新国家却要把伊朗引向现代化，它该如何动手呢？
二、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
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巴列维王朝虽是新兴家族，却不得不采取传统君主的手段，用经济发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礼萨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巩固政权，二是发展经济。巴列维王朝对现代化的理解正如穆罕默德·礼萨所说：“保障伊朗人民巩固的和完全可靠的未来而施行的基本计划，是使国家工业化。”（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白色革命》，中译本见维利埃：《巴列维传》附录，第475页。）在这方面，巴列维国家是成功的。
礼萨汗在位时，其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上，但他还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当时，伊朗经济已经崩溃，国家千疮百孔，贫弱不堪。一位外国观察家1926年曾经说：“波斯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西藏、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外，没有哪个有组织的民族呈现出如此一种中世纪的惨象。”（注：尼吉·克蒂：《伊朗：宗教、政治与社会》(Nikki R.Keddie,Iran,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纽约1980年版，第167页。）面对这样的困境，礼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国家财政，包括回收关税权、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建立国家银行、实行外贸垄断等等。这些措施使国家财政持续改观，收入从1922年的2.29亿里亚尔增加到1931年的4亿里亚尔，财政出现盈余。国家用这些钱兴建了一批纺织厂和加工食品、原料等小型工厂，使伊朗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礼萨执政十多年间，对工业的总投资达2.6亿美元（1美元合30多里亚尔），另有2.6亿美元用于修筑铁路。礼萨执政前，伊朗全国只有250公里铁路（主要供王室出游之用），1938年已达到1700多公里，包括著名的纵贯伊朗大铁道。礼萨特别注意交通与通讯，这虽说与他调动军队、镇压部落叛乱有关，但同时也是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1900年，伊朗全国只有1200公里公路，而在1923-1938年间修筑的公路就达21000公里，并铺设电话线10000多公里。（注：伊萨维：“1925-1975年的伊朗经济”(Charles Issawi,The Iranian Economy 1925-1975:Fif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载伦茨佐夫斯基主编：《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George Lenczowski,Iran Under the Pahlavis)，斯坦福大学1978年版，第130-133页。）
礼萨的经济发展计划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由于礼萨有亲德倾向，英苏两国派兵进驻伊朗，礼萨被迫退位后，由其子穆罕默德·礼萨继位。战后，穆罕默德·礼萨象父亲一样花许多时间来巩固政权，并吸取父亲的教训，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与美国密切结盟，从而把美国也拖进了维护伊朗君主制的行列。
伊朗经济从50年代末开始，迅速发展，60年代出现经济奇迹，这首先得益于石油美元。1959-60年度，伊朗石油工业的产值大约是3.7亿美元，1968-69年度达到11亿美元。此后扶摇直上，1972年达24亿美元，1974年达174亿美元，1975年估计达到200亿美元。政府用这些钱大量投资工业，推动经济飞速增长。在1959-60年度和1970-71年度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8亿美元猛增到107亿美元，即增长181%，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此后经济发展势头更猛，1972-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8%,1973-74年度增长47.3%,1974-75年度增长70.7%，也就是说，这三个财政年度中，国民生产总值翻了3.7倍，这是难以想像的奇迹！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三个年度中分别为20%、34%和42%。工业是巴列维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撑点，在第三个经济发展计划(1963-1967)期间，工业增值率达到年平均12.7%，第四个发展计划（1968-1972年）期间达到15.2%。第五个发展计划（1973-1978年）的预定指标是20%，其完成情况超过预定数。穆罕默德·礼萨曾预计到石油开采有一天会枯竭，因此从60年代起就有意识地扶植新工业，调整工业结构。这样，较老的纺织、食品、建筑三个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73.6%降到1973年的64.9%，而化工、钢铁、机械、机动车等部门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包括电力、采矿、冶金、炼油、汽车、水泥、造纸、化工、机械、纺织、食品加工等部门，并开始向电子、原子能发电方面发展。总之，伊朗的工业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一致承认：“1960年以后工业在伊朗的增长速度之大，几乎在历史上举世无双。”（注：引文见伦茨佐夫斯基主编：《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第150页，数字见该书第135-149页。）70年代初，伊朗成了世界上第九个最富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伊朗也成为军事大国。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仅7800万美元，1974年跃增至36.8亿，3年之后，竟达到94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政府预算的1/3，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伊朗不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和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并准备组建远洋海军，还拥有最先进的雷达、中短程各式导弹、坦克和大炮，其空军的装备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刚研制出来的美制飞机还没有装备美国空军，伊朗空军竟已经有了。（注：参见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Fred Halliday, Iran:Dictatorship and Development)，企鹅社1979年版，第71-72、94-95页。）巴列维王朝以工业化带动国家的强大，它的军事存在谁也不能无视。
但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政治高压下取得的，伊朗的专制制度显然也登世界之极。礼萨统治时期，为平定内乱，几乎杀光了原有部落的所有酋长，各部落还要提交人质住在德黑兰，以便随时处置。为粉碎部落的反抗，礼萨强迫游牧民族定居，结果使部落人口大量死亡，农业没有上去，牧业生产反而下降了。礼萨对政治反对派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都无情镇压，他继承波斯一贯的传统，关押和拷打反对派，操纵司法，翦除异己，一些略有己见的高官大臣最终也不能见容于他，往往不是入狱就是被害。这种残暴的统治方式连他的儿子后来也很难为之辩解，因此他承认：当礼萨“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强制压服手段时，人们对他的爱戴逐渐变成了尊敬和屈服。”（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55页。）但事实上，后一个巴列维与他的父亲是一脉相承的，他只不过更多地利用议会，让议会做他的橡皮图章而已。
专制统治有以下这些措施。首先是操纵议会，使它成为专制的工具。穆罕默德·礼萨曾说：“伊朗宪法没有规定国王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其用意在于让国王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必象内阁诸大臣那样对议会负责。”（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41页。）在他统治下，一切政令出自于国王，议会只是逢场作戏。1957年以后，国王建立了一个规定的“政党制度”，他同时组织起两个政党，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两党领导人都由国王任命，两党成员都是国家的高官重爵。1975年，他又取消两党制，下令组织单一政党，所有伊朗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政党，以便“整顿伊朗人的队伍”。凡是支持君主、宪法和“白色革命”的（以下会谈到这个问题），都应该参加这个政党，不参加的人就一定是反对派，他们应该流亡，或者投入监狱。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态度的人可以不被逮捕，但国王警告说：“他不应该抱任何幻想。”（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7-48页。）
其次是控制舆论，不准自由发表意见。一切新闻媒体都在政府直接控制下，全国只有两家独立的报纸，但必须服从每月由安全部门发布的新闻审查口径。1975年国王下令书报检查机关只审查发行量达到3000份以上的出版物，而且在印出来之前不予审查。这使得出版商不敢冒然将书刊付印，一方面箝制了舆论，另一方面又扼杀了学术著作，从而达到思想禁锢的目的。
三是灌输思想，控制学校教育。所有中小学都在政府控制下，进行忠君、忠于巴列维国家的教育。大学也在国家监管之下，教师随时可被解聘，校园中布满了特务，师生言行无不受监控。
四是控制群众组织，一切群众团体皆为官办，不允许独立存在。
但伊朗专制的最典型特征却是它的恐怖性，是它对反动派无情的镇压。恐怖统治的最重要工具是“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简称“萨瓦克”），这个组织在50年代为镇压民族主义反对派而建立，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镇压机关之一。1975年，大赦国际总干事提出报告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比伊朗更坏的人权纪录”，（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85页。）他主要就是指萨瓦克的镇压行动。萨瓦克在全国各地遍布监狱，对犯人酷刑拷打，花样之新，手段之毒，令人发指。其代理人在国内国外肆意横行，随时对伊朗公民实行暗杀、绑架等活动。其暗杀活动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在伊拉克刺杀了对国王最有威胁力的反对派领袖巴赫蒂亚里。巴赫蒂亚里是伊朗强大的巴赫蒂亚尔部落的首领，也是萨瓦克的第一任领导人。除萨瓦克外，还有一个机密机构叫“国王检查组织”，专门对高官重臣实行监视。此外，由15名上校组成的达弗塔雷·维杰赫组织是真正的情报安全核心，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底细。总之，王朝用重重迭迭的特务组织监视每一个伊朗人，一旦略有不慎，就立刻召来杀身之祸。
平心而论，当国家混乱时，权威是必要的，舍此而不可有现代化，伊朗长期衰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伊朗走的是欧洲国家16、17世纪的老路，即建立一个专制王权。穆罕默德·礼萨国王说：“从王国的角度看，我乃是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223页。）这与法国路易十四所说“朕即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二、三十年代，礼萨用强权统一伊朗，为伊朗发展创造了前提，但是当发展已成为现实时，强权是否仍然适用？伊朗现代化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它是专制君主一个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只不过为专制君主的存在提供合理性。恰如穆罕默德·礼萨所说：“当真理的光芒象初升的太阳一般普照大地之际，我看到了伊朗的帝制是行之有效的。正如它在昔日昌盛的年代有益于伊朗人民那样，今天在原子时代它仍然保持着美妙的青春，继续造福于伊朗人民。”（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43页。）这就是说：反对帝制就是反对真理，反对国王就是反对国家，国王的权力是国家发展的保障，专制制度应当永存。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就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力量发生重组，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不断对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造成社会整体的失衡。而巴列维国家的专制性质恰恰让它不愿做到这一点，于是失衡出现了，终于造成翻船。它证明：工业化不能等于现代化。
三、现代化的覆灭
巴列维王朝不容忍别人分享权力，因此对一切潜在的社会力量严密监视，毫不留情地瓦解其政治存在。
照理说，城市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他们应最支持伊朗现代化。城市中产阶级是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产物，早在礼萨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就初具雏形。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国家派许多人留学国外，回国后成为各部门骨干；工业化养育了现代工商企业，并造出大批新型工商业主；国营厂矿的经营人员和现代司法制度的律师、公诉人等等都构成城市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日益发展的高等教育则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化充满了希望。
但专制制度使他们与国家对立。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城市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巴列维王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做。王朝的许多政策就是为防范这种情况而制定的，其暴力高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针对这一点。这样做的后果是：尽管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现代化，但同时又“对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权感到厌倦，这个政权把他们排斥在决策中心之外而喜欢独断专行。”（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3页。）哈里戴说得很尖锐：“伊朗国家是这样一个机构——它保证资本主义的再生与发展，却不直接对伊朗资产阶级的影响作出反应。”（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1页。）这使得现代化的方针虽有人支持，但巴列维王朝却无人喜欢。
50年代初，城市中产阶级与王朝交锋，结果以惨败告终。
交锋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冲突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爆发。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储油国之一，其储油量占全世界的9.5%，在沙特阿拉伯、苏联、科威特之后排名第四。（注：至1973年的数字，贝博·黑恩见克：《石油与安全》，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90页。）但伊朗石油一直控制在英国公司手里，英国政府从伊朗石油中获得的收入比伊朗政府还要多。这个问题在二战结束后变得突出了，1947年伊朗政府从石油租让权和税收方面只得到1988万美元，英国政府则得到5600万美元，此外，英国石油公司还有净利2688万美元。1949年签订新的协议，但按规定英国公司的纳税额还是不到总利润的一半，即其收入将继续高于伊朗方面。正在这时，1948年统计数字公布，伊朗政府收入3780万美元，英国政府收入7924万美元，英国公司纯利润5208万美元。（注：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第671-673页。）这个消息使反英情绪迅速高涨，各地开始出现骚动，议会中出现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标榜的小集团，其领导人是摩萨台。
摩萨台是恺加王朝一个公主的儿子，父亲任恺加王朝财政大臣达30年之久。他出身大地主却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言人。1944年他在议会提出不经议会同意不可再出让石油开采权，矛头直指巴列维王朝。战后，石油问题出现危机，他立刻成为民族主义的旗手。1950年12月，他提出石油国有化主张，当时的首相拉兹马拉于次年3月拒绝这一主张，4天后便被人刺死。民众的激烈情绪使政局危急，国王于是不得己任命摩萨台为首相，开始了石油国有化进程。
石油危机代表着民族主义的大爆发，城市中产阶级是主要的社会基础，其中除了新型知识分子、“技术精英”外，旧的“巴扎”（注：bazaar，“集市”之义，不仅是商品交易所，也是旧式商人的松散组织形式，常卷入政治行动。）商人也卷进来，支持摩萨台的民族主义。由地主阶级多数组成的议会出于与国王权力的对抗，也站在摩萨台一边，并成为反对国王的政治指挥部。一部分僧侣也支持摩萨台。这样，几乎社会各阶层都参加进来了，组成了广泛的“民族阵线”。不久后，对抗扩展到政治领域中来，摩萨台以“国王统而不治”为口号，要求剥夺国王的权力。摩萨台实际上是在发动一场革命，革命的结果将是君主制垮台。在这种情形下，伊朗重复发生了政变与反政变，最终国王逃往国外。然而仅一个星期之后，国王就在无数群众高喊“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中重新回到德黑兰。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支持保王派反攻，8月19日，国王走出仅三天后，保守派军队就攻进了德黑兰。
摩萨台犯了个重大的错误，即他越来越依赖人民党，而在伊朗人眼中，人民党只是苏联人的工具。英国和俄国都是伊朗的世仇，摩萨台因反英而打起民族主义大旗，人民党的亲苏倾向却使他丢掉了这面旗帜。渐渐地，僧侣中支持他的人离开了，议会中的地主阶级多数也离开了他，“巴扎”商人开始组织反摩萨台的暴动，后来带头高喊“国王万岁”的就是这些人。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最终回到国王那边去的人全都属于传统势力，摩萨台的真正支持者是城市中产阶级。国王回国后，对“民族阵线”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萨瓦克就是为此而建立的。民族阵线的瓦解标志着城市中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镇压民族阵线之后，王朝继续执行石油国有化政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并没有根本分歧。
接下来，国王便开始收拾地主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现代意义的地主阶级也是巴列维王朝创造的一个新现象，可说是现代化的副产品。伊朗土地制度原是一种部落所有制，部落酋长与地方豪强虽然在事实上控制土地，却没有明确的土地私有权。礼萨在位时通过一系列立法，使原先不明确的土地控制权变成了所有权，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集团。大地主在掌握土地的同时也掌握了议会，从而对专制的王权构成重大威胁。
1962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白色革命”的六点纲领（后来扩为12点）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改革。国王说得很清楚，“白色革命”是针对地主阶级的，“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大地主是“社会的寄生虫”，“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注：巴列维：《白色革命》，载《巴列维传》，第368页。）通过土改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被削弱，在议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丧失了。国王已完全控制了议会，大地主作为一支可以与国王抗衡的政治力量已退出政治舞台。最值得注意的是，土改方案最初提出时，议会曾两次加以否决，国王也两次解散议会，最后土改是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强制执行的。（注：土改过程可参见W·B·费舍尔主编：《伊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章“伊朗的土地改革”。）
照理说，地主是国王的天然政治盟友，培植强大的地主阶级，就是为王朝培植社会土壤。但巴列维王朝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权力，因此也和对待城市中产阶级那样，王朝只希望它的社会存在，而不允许它的政治存在。大地主集团在王朝的碾压下也同样断为碎片，无法形成整体力量。
这样，巴列维国王就可以放手实行他的现代化计划了。国王说：“君主制是统治伊朗的唯一手段……想做事就得有权，想掌权就不能寻求别人的同意或建议，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决策。”（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58页。）伊朗现代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环境中进行的，它是国王一个人的事，靠国王一个人推动。正如礼萨在20年代单枪匹马创建巴列维国家一样，他的儿子在六、七十年代也指望靠单枪匹马创造伊朗的现代化——当然，他的现代化仅只意味着工业化。
穆罕默德·礼萨制服了两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但这两支力量无论如何都和他还有一点共同之处。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最有威胁力，但同时也最支持现代化；地主集团对现代化的兴趣不大，但它至少是一支世俗的力量，它愿意支撑国王的政权。等这两支力量都被国王打下去后，所有的不满就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汇聚了。这时候，一个蕴藏在伊朗社会最底层的传统势力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这个势力既反对现代化，又没有世俗性。它代表伊朗反现代主义的最深传统，同时又为巴列维王朝所最不敢冒犯。现在，什叶教派就要举起反巴列维的旗帜，而这反对巴列维，实在是因为这个王朝企图实行现代化（工业化）。
巴列维王朝是个世俗的政权，现代化事业是个世俗的进程，一个没有经过改造而以传统主义为基础的宗教势力一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但一直到60年代，教派基本上超然于政治之外，它只坚守纯正的传统主义价值观，在关键时刻还支持国王，比如帮助他度过了摩萨台危机。正如前所述，巴列维王朝没有社会基础，为取得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不得不诉求于传统主义的庇护。什叶教派正是伊斯兰传统的最深渊薮，因此无论王朝如何心怀疑惧，都不敢触动教派。什叶派永远是国教，僧团也永远是特权组织，是传统主义的卫道士。但是在60年代，双方终于公开对抗了，对抗起因当然是现代化。1962年，穆罕默德·礼萨下令给妇女选举权，并且将议员就职时向可兰经宣誓改为向“圣书”宣誓，从而隐含着各种宗教平等的倾向。这一下捅了教派的马蜂窝，什叶派立刻召集高级僧侣会议，向国王致电要求取消成命。并派出特使到各国各地申诉观点，警示这样做会“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人民造成危险。”（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7页。）正在这时，国王开始发动“白色革命”，其中土改又涉及到由宗教团体经管的捐赠土地，教派的经济来源因此也受到威胁。什叶派决定与政府公开对抗，并以妇女选举权问题为突破口（这是伊朗传统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什叶派领袖霍梅尼连篇累牍发表演说，号召人民抑制为发动“白色革命”而举行的公民投票，他说政府正在把伊朗出卖给外国，“国家的独立及其经济将被外国人接管。”（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7-68页。）神学院学生走上街头，与军队和警察发生冲突；巴扎商人开始罢市；大学生则冲出校园，大喊反对国王的口号。军队进行了严酷的镇压，街头发生流血，霍梅尼则被捕，在关押了一阵子之后又把他流放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在这次事件中开始向教派靠拢了，最典型的是民族阵线的一个残余学生组织开始接受教派的领导，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反对教派的反现代化立场的。正如阿扎尔·塔巴里所说：“在社会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一片混乱之际，伊斯兰教则因未受1953年灾难的危害而走上前来，填补了政治真空，让自己成为可以替代国王暴政的激进代理人。”（注：阿扎尔·塔巴里：“现代伊朗政治中僧侣的作用”，见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70页。）
霍梅尼就是这种反现代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真主是唯一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伊斯兰法是唯一的法。国家的灾难起源于忽视主的法，“向异邦外国伸出乞求的手，将其伪造的法律移植进来，而这些法原本出自自私自利之人的恶毒之心。”其次，穆斯林国家应由主来统治，但主的统治则由人世的权威来代行，人世的权威并非帝王，而是有学问的法学家，也就是执行伊斯兰法的僧侣，因此，他号召僧侣直接掌权。（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1、62页。）在历史上，什叶派从来都不愿直接掌权，现在霍梅尼却提出由僧侣直接组成政府，这在当时伊朗没有世俗反对派的真空舞台上，正是恰到好处。
霍梅尼对国王的政策深恶痛绝，他的批评涉及各个领域，包括妇女除去面纱，男人戴帽子（而不是头巾），男女混校读书，公开生产酒类而且出售，允许播放音乐毒害人的灵魂等等。他主张穆斯林全民皆兵，反对征兵政策；主张用伊斯兰的传统方法征税，反对进口税；主张恢复伊斯兰法，反对世俗司法制度；主张传统疗法，反对现代医学；攻击现代传媒工具，说报纸广播只会毒害穆斯林的心灵。总之，他要维护伊斯兰社会的完整传统，一切外来之物的目的是瓦解伊斯兰价值，肢解伊朗国家。霍梅尼的神权政治则将恢复一个完整的伊斯兰社会，在其中，正义将主宰一切，穆斯林将完全平等。霍梅尼关于平等的许诺拨动了许多伊朗人的心。
70年代，巴列维的现代化计划已经出现问题，经济发展太快，社会变革却太小，或者说在专制主义阴影下难以进行。1960-1970年间，贫富差距拉大，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人数日增，无数在“白色革命”中未能得到实惠的农民也被迫流入城市，以打工度日。此时，流放的霍梅尼则不断从伊拉克偷运回数不清的布道录音，说白色革命“企图把殖民文化传布到最遥远的城镇村庄，毒化本国青年。”（注：阿约曼德：《王冠上的头巾》，第99页。）王朝现在要自食其果了：国内已听不到批评意见，从国外泊来的诅咒之声则吸引了无数心存不满的伊朗人。一切不满现实的人群都开始向霍梅尼汇聚，霍梅尼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已无人顾及，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反专制主义的斗士。王朝的专制引导它自身走向死亡。正如哈里戴所说，在专制统治下，一切过错都要由国王一个人来承担，当经济形势好时，尚不会出大问题；“但是在后来那些年份里经济恶化的情况下，这个因素就变得相当严重了。”（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58页。）我们看得很清楚：霍梅尼实际上是反对整个现代社会的；国王最大的过错在于，他追求现代化，但使用了专制统治的传统手段！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霍梅尼回到国内，创建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有些高级僧侣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斯兰共和国，但霍梅尼驳斥了这种主张，而建立了由僧侣直接统治的神权政治国家。他还鼓励信徒们散布这种说法，即他就是伊玛姆再世，或至少是马赫迪。（注：伊玛姆是早期什叶派政教合一的领袖，最后一代伊玛姆据说是隐藏起来了，将来有一天会再现。马赫迪则是伊斯兰教的救世主。）霍梅尼使伊朗又回到封闭的社会中去。
四、掩卷有思
巴列维的现代化显然是失败了，不过这只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挫折（尽管是重大的挫折），伊朗现代化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巴列维的现代化为什么失败？这恐怕触及到那个一直在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难题：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这对于先行国家来说，似乎并不成问题，因为在先行国家那里，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当社会转型过程结束时，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先行国家”是少而又少的，全世界最多只有一两个。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受到了现代化潮流的冲击后，才被迫实行现代化的。对他们来说，就存在一个选择问题：以什么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巴列维王朝显然选择了工业化。穆罕默德·礼萨曾这样说：“我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位于世界的前列，历时长达几千年。但在漫长的恺加王朝时期，伊朗的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几乎陷于停顿……这期间，西方国家兴起，在发展科学技术和传播文化知识方面快马加鞭，终于超过了我们。今天……伊朗不仅应该迎头赶上世界文化的先进水平，而且应该超过它。”但他强调：“我们所借鉴的只能是那些符合我国需要的西方科学技术”，不符合伊朗需要的东西，应该坚决摒弃。（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169-170页。）伊朗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它接受西方的工业化，但不接受其他东西，现代化＝工业化。
这样一种态度是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共同态度。因为对它们来说，现代化冲击首先是物质的——由于体会到现代化的物质力量，所以要追求物质现代化。但这样就必然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尤其象伊朗这种情况：发生在1921年的夺权行动保留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但改换了一个新王朝。对这个王朝来说，现代化不仅是国家的需要，而且是它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亨廷顿说：在20世纪，传统君主比现代民族主义领袖更热衷于现代化，因为民族主义领袖刚刚领导民族取得独立，由独立而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传统君主则“必须以良好的政绩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便成了推行自上而下的宫廷革命的倡导者。”（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70页。）很明显，这种现代化只能以追求工业化为目标，否则就会危及政权存在的基础。巴列维的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其根子就在这里：除非王朝能勇敢地改造自己的性质。
亨廷顿曾说：“不能将现代化过程简单地归纳为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范围，它包含着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注：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对于这样一个命题，伊朗的经历为它做了注脚。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0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3期第27～38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210093
一、伊朗寻求复兴
伊朗在古代有辉煌的历史，2500多年前，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在世界历史上打下烙印。据穆罕默德·礼萨国王说，中央集权这种制度是波斯人最早发明的，“第一个取得妥善治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经验的国家便是伊朗。”（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页。）后来，伊朗虽屡遭外族侵占，希腊人、帕提亚人、阿拉伯人、塞尔柱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先后在伊朗土地上建立政权，但专制制度却始终没有变化，伊朗是世界上专制传统最深的国家之一。
伊朗从18世纪中叶开始进入最黑暗的时期，当时王朝败落，境内各民族相继揭竿，反对中央政府。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向伊朗推进，企图将它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两国终于签约瓜分伊朗，北部归俄国，南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此后，伊朗虽没有变成正式的殖民地，但“独立”的伊朗其实只是外国手中的玩物，伊朗的命运糟到了极点。
这样，如一切受西方冲击的国家一样，伊朗需要复兴，而复兴的途径又只能是向西方学习。一切希图振兴的国家迟早都要走这条路，但伊朗在走上复兴之路时，却套上了一副传统主义的枷锁。
变革的企图从19世纪初就开始了，但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在国外留学生和旅欧侨民中传播，通过他们再输入伊朗。新思想中号召力最大的是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是它们造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变幻风云。1891年，伊朗爆发全国性反对烟草租让权的运动，抗议国王把烟草专卖权出让给一家英国公司。这次运动标志着伊朗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运动的结果是迫使国王收回成命。但运动是在僧侣领导下进行的，僧侣们投入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两方的影响已经太强，会瓦解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现代民族主义当然是一种外来的思想，但伊朗的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主义的控制，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
与民族主义同时，宪政主义也迅速传播。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有不少人认识到王朝的无能是西方入侵的内部因素，因而感到要阻止西方进一步渗透，就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由此而萌生立宪思想。19世纪60年代一位高级僧侣在游历欧洲之后说：“我观察到法国与英国的进步要比俄国先进一千倍……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背后是什么原因……？其诀窍只有一个词：法律……”。（注：阿扎尔·塔巴里：“现代伊朗政治中僧侣的作用”(Azar Tabari, The Role of the Clergy in Modern l-ranian Politics)，载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NikkiR.Keddi ed,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lran)，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20世纪初，一位侨居伊斯坦布尔的伊朗商人说：治国有两种方法，一是伊朗的方法，即君主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二是西方的方法，即人民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前者让国家衰落，后者让国家富强。日本曾和伊朗一样是专制的国家，但自从立宪以后便迅速赶上西方。因此，“只有当民族的意见付诸实施，民族与国家的事务才能走上正轨。”（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54页。）
1905年，伊朗爆发宪法革命，这次革命在伊朗历史上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伊朗向现代化正式迈进。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制定宪法，这部宪法略经修改，后来一直使用到1979年。宪法规定：伊朗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议会设立上下两院，下院以选举为基础，上院则一半选举、一半由国王任命。国王拥有行政权，由他任命首相及内阁大臣。国王和政府必须执行议会的法律，对议会立法没有否决权。国王可以解散议会，但不可以不召集议会。宪法还成立了在宗教法庭以外的世俗法庭，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体现着现代西方的宪政精神。
但宪法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执行过，专制制度仍然在延续。当初国王接受宪法，是因为他没有对抗革命的力量，一旦他聚集起一支力量，就立刻在俄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宪法被废除，议会被解散，立宪派许多领导人被杀或者被囚，专制王权迅速复辟。第二年，也就是1909年，反对国王的力量重新在立宪的旗帜下集结，在得到英国支持后打回德黑兰，老国王被废除，另立了一个新国王，立宪政府重新建立，议会也重新召开。不过到1911年，革命还是失败了。此后，宪法虽然保留下来，议会也不间断地召开，但专制主义的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革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这种结果对伊朗后来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人民革命现在也失败了，伊朗究竟何去何从？
革命中有两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其一是僧侣在革命中起重大作用。革命前夕，当王朝政府企图逮捕激烈批评国王的人时，正是宗教领袖带着数千名支持者避入清真寺，正式发表要求立宪的宣言，从而引发了伊朗革命。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僧侣们领导着运动发展，这就使伊朗的宪政主义打上了强烈的宗教烙印。宪法中虽然确定了议会的地位，但同时又特别作出如下规定：由高级僧侣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议会的立法进行审查，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不得成为法律。这实际上给僧侣以最高的宪法裁决权，使他们随时可以宣布法律无效。僧侣们对宪政的立场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以立宪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宪政这种外来的东西满腹狐疑。因此当1908年国王发动政变时，多数僧侣站到了国王一边。僧侣们的传统主义立场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支持立宪政体。其二是宪法革命中出现了一支纯世俗的民族主义力量。这支力量的基础是受到西方影响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真心希望振兴伊朗，希望伊朗走向现代化。他们认识到：要振兴，只有走向西方学习的路，接受西方的技术和政府形式。他们主张宪政，是真心实意想建立现代的政治制度，为建设新伊朗扫除政治障碍。他们的民族主义出自与僧侣恰好相反的立场：后者要恢复伊朗的过去，前者要创造伊朗的未来。双方在宪政革命中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同床异梦，在后来伊朗的现代化历程中，双方的关系十分微妙。
总之，革命没有给伊朗带来新生，相反伊朗却更加衰弱了。体制内的改革早已行不通，民众的革命现在又失败。伊朗的处境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坏！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把伊朗拖垮了，交战的双方居然在“中立”的伊朗国土上肆意作战；战后，英俄（苏）继续在伊朗争夺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礼萨汗夺权的事件：一个行伍出身的波斯哥萨克军官在混乱中进军德黑兰，完成了推翻愷加王朝的行动。
礼萨汗夺权几乎是单枪匹马干的。1921年他带领2500名骑兵进军德黑兰，一枪不发就接管了政权。此后他用种种手段攫取权力，在1925年自封为王。他所建立的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现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就踏上振兴国家之路。但这一历史转折既不靠体制内的改革，也不靠人民革命取得，伊朗似乎在依靠英雄创造历史。大约在40年之后，礼萨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曾这样说：伊朗当时需要一位“能人”，由他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扭转历史的潮流”。（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0页。）当然，这位能人就是礼萨。、
礼萨是个现代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当没有疑问。他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对此后人自有公论。《大英百科全书》说：礼萨“怀抱着一个信念，就是让伊朗获得新生，并且引导它走向进步。”（注：《大英百科全书》第10卷，1996年版，第15页。）20世纪初，亚洲许多国家开始觉醒，礼萨夺权就是这种新觉醒在伊朗的表现。但他夺权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他没有一个“运动（如印度），没有一个“政党”（如中国），没有在久经考验的民族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个人威望（如土耳其的凯末尔），甚至没有军队（他带领的2500人哥萨克旅是沙俄帮助建立的一支小小的部队）。他还不具备伊朗社会所需要的任何出人头地的条件：他没有门阀，没有家族，当时伊朗盛行的部落力量对他也毫无用处。但他有一个有利条件，即他看了不少书，接触到不少新鲜思想，对伊朗的命运感到悲伤，并下决心要为伊朗效力。他成功的唯一基础就是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在当时，谁能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打起来谁就能得到伊朗，哪怕他是个没有根基的行伍丘八。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宪法革命没有完成的事，却要由礼萨一个人去做。一个没有根基的现代化运动就要在礼萨领导下开始了，为此伊朗将付出什么代价？
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伊朗的现代化是强制的现代化，即一个现代形式的领导人强迫伊朗接受现代化，而民族的主体却被动迟延，不肯向前迈步。在这种情况下，礼萨唯一能动用的法宝就是在波斯已延续了2500年的专制制度，靠它用暴力强行推动现代化。专制在伊朗社会是人人都能接受的，礼萨既已攫取政权，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强权呢？这样，巴列维王朝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个专制的王朝，为创建现代国家，它只能使用专制的手段。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没有社会根基的“现代”国家，靠什么来维持其存在？只有靠传统社会势力的不反对。这就解释了巴列维国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僧侣之间的微妙关系：国家一方面厌恶僧侣，一方面又敢得罪教派，始终要把什叶派作为国家的宗教保护下来。
早在建国之初，礼萨就未敢冒犯教派。礼萨本是个凯末尔主义者，主张建立象土耳其那样的世俗共和国。他曾说：“一个健全兴旺的共和政体，总要比一个衰弱腐败的君主政体优越得多。”（注：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页。）1924年，他向议会正式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尽管议会没有反对，但教派却立刻发出警告：礼萨若建立共和国，教派将全力以赴加以反对。礼萨立刻让步了。作为交换，礼萨在登基典礼上说了这样的话：“我一直并仍将特别注意维护宗教的原则，加强它的基础，因为我把充分强化宗教看成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增强伊朗社会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注：阿约曼德：《王冠上的头巾：伊朗的伊斯兰革命》(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于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宗教被保留下来，礼萨再也不敢象土耳其那样，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所以，在巴列维国家创建之初，伊朗的两大传统都未受到损害：一是政权的专制性质，二是宗教与国家不可分离。巴列维国家从一开始就深陷在传统主义的泥淖中，在政治与精神方面无所创新。这样一个传统主义的新国家却要把伊朗引向现代化，它该如何动手呢？
二、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
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巴列维王朝虽是新兴家族，却不得不采取传统君主的手段，用经济发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礼萨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巩固政权，二是发展经济。巴列维王朝对现代化的理解正如穆罕默德·礼萨所说：“保障伊朗人民巩固的和完全可靠的未来而施行的基本计划，是使国家工业化。”（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白色革命》，中译本见维利埃：《巴列维传》附录，第475页。）在这方面，巴列维国家是成功的。
礼萨汗在位时，其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上，但他还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当时，伊朗经济已经崩溃，国家千疮百孔，贫弱不堪。一位外国观察家1926年曾经说：“波斯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西藏、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外，没有哪个有组织的民族呈现出如此一种中世纪的惨象。”（注：尼吉·克蒂：《伊朗：宗教、政治与社会》(Nikki R.Keddie,Iran,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纽约1980年版，第167页。）面对这样的困境，礼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国家财政，包括回收关税权、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建立国家银行、实行外贸垄断等等。这些措施使国家财政持续改观，收入从1922年的2.29亿里亚尔增加到1931年的4亿里亚尔，财政出现盈余。国家用这些钱兴建了一批纺织厂和加工食品、原料等小型工厂，使伊朗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礼萨执政十多年间，对工业的总投资达2.6亿美元（1美元合30多里亚尔），另有2.6亿美元用于修筑铁路。礼萨执政前，伊朗全国只有250公里铁路（主要供王室出游之用），1938年已达到1700多公里，包括著名的纵贯伊朗大铁道。礼萨特别注意交通与通讯，这虽说与他调动军队、镇压部落叛乱有关，但同时也是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1900年，伊朗全国只有1200公里公路，而在1923-1938年间修筑的公路就达21000公里，并铺设电话线10000多公里。（注：伊萨维：“1925-1975年的伊朗经济”(Charles Issawi,The Iranian Economy 1925-1975:Fif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载伦茨佐夫斯基主编：《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George Lenczowski,Iran Under the Pahlavis)，斯坦福大学1978年版，第130-133页。）
礼萨的经济发展计划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由于礼萨有亲德倾向，英苏两国派兵进驻伊朗，礼萨被迫退位后，由其子穆罕默德·礼萨继位。战后，穆罕默德·礼萨象父亲一样花许多时间来巩固政权，并吸取父亲的教训，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与美国密切结盟，从而把美国也拖进了维护伊朗君主制的行列。
伊朗经济从50年代末开始，迅速发展，60年代出现经济奇迹，这首先得益于石油美元。1959-60年度，伊朗石油工业的产值大约是3.7亿美元，1968-69年度达到11亿美元。此后扶摇直上，1972年达24亿美元，1974年达174亿美元，1975年估计达到200亿美元。政府用这些钱大量投资工业，推动经济飞速增长。在1959-60年度和1970-71年度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8亿美元猛增到107亿美元，即增长181%，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此后经济发展势头更猛，1972-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8%,1973-74年度增长47.3%,1974-75年度增长70.7%，也就是说，这三个财政年度中，国民生产总值翻了3.7倍，这是难以想像的奇迹！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三个年度中分别为20%、34%和42%。工业是巴列维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撑点，在第三个经济发展计划(1963-1967)期间，工业增值率达到年平均12.7%，第四个发展计划（1968-1972年）期间达到15.2%。第五个发展计划（1973-1978年）的预定指标是20%，其完成情况超过预定数。穆罕默德·礼萨曾预计到石油开采有一天会枯竭，因此从60年代起就有意识地扶植新工业，调整工业结构。这样，较老的纺织、食品、建筑三个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73.6%降到1973年的64.9%，而化工、钢铁、机械、机动车等部门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包括电力、采矿、冶金、炼油、汽车、水泥、造纸、化工、机械、纺织、食品加工等部门，并开始向电子、原子能发电方面发展。总之，伊朗的工业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一致承认：“1960年以后工业在伊朗的增长速度之大，几乎在历史上举世无双。”（注：引文见伦茨佐夫斯基主编：《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第150页，数字见该书第135-149页。）70年代初，伊朗成了世界上第九个最富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伊朗也成为军事大国。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仅7800万美元，1974年跃增至36.8亿，3年之后，竟达到94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政府预算的1/3，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伊朗不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和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并准备组建远洋海军，还拥有最先进的雷达、中短程各式导弹、坦克和大炮，其空军的装备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刚研制出来的美制飞机还没有装备美国空军，伊朗空军竟已经有了。（注：参见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Fred Halliday, Iran:Dictatorship and Development)，企鹅社1979年版，第71-72、94-95页。）巴列维王朝以工业化带动国家的强大，它的军事存在谁也不能无视。
但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政治高压下取得的，伊朗的专制制度显然也登世界之极。礼萨统治时期，为平定内乱，几乎杀光了原有部落的所有酋长，各部落还要提交人质住在德黑兰，以便随时处置。为粉碎部落的反抗，礼萨强迫游牧民族定居，结果使部落人口大量死亡，农业没有上去，牧业生产反而下降了。礼萨对政治反对派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都无情镇压，他继承波斯一贯的传统，关押和拷打反对派，操纵司法，翦除异己，一些略有己见的高官大臣最终也不能见容于他，往往不是入狱就是被害。这种残暴的统治方式连他的儿子后来也很难为之辩解，因此他承认：当礼萨“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强制压服手段时，人们对他的爱戴逐渐变成了尊敬和屈服。”（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55页。）但事实上，后一个巴列维与他的父亲是一脉相承的，他只不过更多地利用议会，让议会做他的橡皮图章而已。
专制统治有以下这些措施。首先是操纵议会，使它成为专制的工具。穆罕默德·礼萨曾说：“伊朗宪法没有规定国王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其用意在于让国王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必象内阁诸大臣那样对议会负责。”（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41页。）在他统治下，一切政令出自于国王，议会只是逢场作戏。1957年以后，国王建立了一个规定的“政党制度”，他同时组织起两个政党，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两党领导人都由国王任命，两党成员都是国家的高官重爵。1975年，他又取消两党制，下令组织单一政党，所有伊朗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政党，以便“整顿伊朗人的队伍”。凡是支持君主、宪法和“白色革命”的（以下会谈到这个问题），都应该参加这个政党，不参加的人就一定是反对派，他们应该流亡，或者投入监狱。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态度的人可以不被逮捕，但国王警告说：“他不应该抱任何幻想。”（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7-48页。）
其次是控制舆论，不准自由发表意见。一切新闻媒体都在政府直接控制下，全国只有两家独立的报纸，但必须服从每月由安全部门发布的新闻审查口径。1975年国王下令书报检查机关只审查发行量达到3000份以上的出版物，而且在印出来之前不予审查。这使得出版商不敢冒然将书刊付印，一方面箝制了舆论，另一方面又扼杀了学术著作，从而达到思想禁锢的目的。
三是灌输思想，控制学校教育。所有中小学都在政府控制下，进行忠君、忠于巴列维国家的教育。大学也在国家监管之下，教师随时可被解聘，校园中布满了特务，师生言行无不受监控。
四是控制群众组织，一切群众团体皆为官办，不允许独立存在。
但伊朗专制的最典型特征却是它的恐怖性，是它对反动派无情的镇压。恐怖统治的最重要工具是“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简称“萨瓦克”），这个组织在50年代为镇压民族主义反对派而建立，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镇压机关之一。1975年，大赦国际总干事提出报告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比伊朗更坏的人权纪录”，（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85页。）他主要就是指萨瓦克的镇压行动。萨瓦克在全国各地遍布监狱，对犯人酷刑拷打，花样之新，手段之毒，令人发指。其代理人在国内国外肆意横行，随时对伊朗公民实行暗杀、绑架等活动。其暗杀活动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在伊拉克刺杀了对国王最有威胁力的反对派领袖巴赫蒂亚里。巴赫蒂亚里是伊朗强大的巴赫蒂亚尔部落的首领，也是萨瓦克的第一任领导人。除萨瓦克外，还有一个机密机构叫“国王检查组织”，专门对高官重臣实行监视。此外，由15名上校组成的达弗塔雷·维杰赫组织是真正的情报安全核心，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底细。总之，王朝用重重迭迭的特务组织监视每一个伊朗人，一旦略有不慎，就立刻召来杀身之祸。
平心而论，当国家混乱时，权威是必要的，舍此而不可有现代化，伊朗长期衰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伊朗走的是欧洲国家16、17世纪的老路，即建立一个专制王权。穆罕默德·礼萨国王说：“从王国的角度看，我乃是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223页。）这与法国路易十四所说“朕即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二、三十年代，礼萨用强权统一伊朗，为伊朗发展创造了前提，但是当发展已成为现实时，强权是否仍然适用？伊朗现代化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它是专制君主一个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只不过为专制君主的存在提供合理性。恰如穆罕默德·礼萨所说：“当真理的光芒象初升的太阳一般普照大地之际，我看到了伊朗的帝制是行之有效的。正如它在昔日昌盛的年代有益于伊朗人民那样，今天在原子时代它仍然保持着美妙的青春，继续造福于伊朗人民。”（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43页。）这就是说：反对帝制就是反对真理，反对国王就是反对国家，国王的权力是国家发展的保障，专制制度应当永存。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就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力量发生重组，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不断对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造成社会整体的失衡。而巴列维国家的专制性质恰恰让它不愿做到这一点，于是失衡出现了，终于造成翻船。它证明：工业化不能等于现代化。
三、现代化的覆灭
巴列维王朝不容忍别人分享权力，因此对一切潜在的社会力量严密监视，毫不留情地瓦解其政治存在。
照理说，城市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他们应最支持伊朗现代化。城市中产阶级是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产物，早在礼萨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就初具雏形。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国家派许多人留学国外，回国后成为各部门骨干；工业化养育了现代工商企业，并造出大批新型工商业主；国营厂矿的经营人员和现代司法制度的律师、公诉人等等都构成城市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日益发展的高等教育则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化充满了希望。
但专制制度使他们与国家对立。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城市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巴列维王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做。王朝的许多政策就是为防范这种情况而制定的，其暴力高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针对这一点。这样做的后果是：尽管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现代化，但同时又“对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权感到厌倦，这个政权把他们排斥在决策中心之外而喜欢独断专行。”（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3页。）哈里戴说得很尖锐：“伊朗国家是这样一个机构——它保证资本主义的再生与发展，却不直接对伊朗资产阶级的影响作出反应。”（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1页。）这使得现代化的方针虽有人支持，但巴列维王朝却无人喜欢。
50年代初，城市中产阶级与王朝交锋，结果以惨败告终。
交锋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冲突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爆发。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储油国之一，其储油量占全世界的9.5%，在沙特阿拉伯、苏联、科威特之后排名第四。（注：至1973年的数字，贝博·黑恩见克：《石油与安全》，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90页。）但伊朗石油一直控制在英国公司手里，英国政府从伊朗石油中获得的收入比伊朗政府还要多。这个问题在二战结束后变得突出了，1947年伊朗政府从石油租让权和税收方面只得到1988万美元，英国政府则得到5600万美元，此外，英国石油公司还有净利2688万美元。1949年签订新的协议，但按规定英国公司的纳税额还是不到总利润的一半，即其收入将继续高于伊朗方面。正在这时，1948年统计数字公布，伊朗政府收入3780万美元，英国政府收入7924万美元，英国公司纯利润5208万美元。（注：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第671-673页。）这个消息使反英情绪迅速高涨，各地开始出现骚动，议会中出现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标榜的小集团，其领导人是摩萨台。
摩萨台是恺加王朝一个公主的儿子，父亲任恺加王朝财政大臣达30年之久。他出身大地主却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言人。1944年他在议会提出不经议会同意不可再出让石油开采权，矛头直指巴列维王朝。战后，石油问题出现危机，他立刻成为民族主义的旗手。1950年12月，他提出石油国有化主张，当时的首相拉兹马拉于次年3月拒绝这一主张，4天后便被人刺死。民众的激烈情绪使政局危急，国王于是不得己任命摩萨台为首相，开始了石油国有化进程。
石油危机代表着民族主义的大爆发，城市中产阶级是主要的社会基础，其中除了新型知识分子、“技术精英”外，旧的“巴扎”（注：bazaar，“集市”之义，不仅是商品交易所，也是旧式商人的松散组织形式，常卷入政治行动。）商人也卷进来，支持摩萨台的民族主义。由地主阶级多数组成的议会出于与国王权力的对抗，也站在摩萨台一边，并成为反对国王的政治指挥部。一部分僧侣也支持摩萨台。这样，几乎社会各阶层都参加进来了，组成了广泛的“民族阵线”。不久后，对抗扩展到政治领域中来，摩萨台以“国王统而不治”为口号，要求剥夺国王的权力。摩萨台实际上是在发动一场革命，革命的结果将是君主制垮台。在这种情形下，伊朗重复发生了政变与反政变，最终国王逃往国外。然而仅一个星期之后，国王就在无数群众高喊“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中重新回到德黑兰。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支持保王派反攻，8月19日，国王走出仅三天后，保守派军队就攻进了德黑兰。
摩萨台犯了个重大的错误，即他越来越依赖人民党，而在伊朗人眼中，人民党只是苏联人的工具。英国和俄国都是伊朗的世仇，摩萨台因反英而打起民族主义大旗，人民党的亲苏倾向却使他丢掉了这面旗帜。渐渐地，僧侣中支持他的人离开了，议会中的地主阶级多数也离开了他，“巴扎”商人开始组织反摩萨台的暴动，后来带头高喊“国王万岁”的就是这些人。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最终回到国王那边去的人全都属于传统势力，摩萨台的真正支持者是城市中产阶级。国王回国后，对“民族阵线”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萨瓦克就是为此而建立的。民族阵线的瓦解标志着城市中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镇压民族阵线之后，王朝继续执行石油国有化政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并没有根本分歧。
接下来，国王便开始收拾地主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现代意义的地主阶级也是巴列维王朝创造的一个新现象，可说是现代化的副产品。伊朗土地制度原是一种部落所有制，部落酋长与地方豪强虽然在事实上控制土地，却没有明确的土地私有权。礼萨在位时通过一系列立法，使原先不明确的土地控制权变成了所有权，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集团。大地主在掌握土地的同时也掌握了议会，从而对专制的王权构成重大威胁。
1962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白色革命”的六点纲领（后来扩为12点）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改革。国王说得很清楚，“白色革命”是针对地主阶级的，“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大地主是“社会的寄生虫”，“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注：巴列维：《白色革命》，载《巴列维传》，第368页。）通过土改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被削弱，在议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丧失了。国王已完全控制了议会，大地主作为一支可以与国王抗衡的政治力量已退出政治舞台。最值得注意的是，土改方案最初提出时，议会曾两次加以否决，国王也两次解散议会，最后土改是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强制执行的。（注：土改过程可参见W·B·费舍尔主编：《伊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章“伊朗的土地改革”。）
照理说，地主是国王的天然政治盟友，培植强大的地主阶级，就是为王朝培植社会土壤。但巴列维王朝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权力，因此也和对待城市中产阶级那样，王朝只希望它的社会存在，而不允许它的政治存在。大地主集团在王朝的碾压下也同样断为碎片，无法形成整体力量。
这样，巴列维国王就可以放手实行他的现代化计划了。国王说：“君主制是统治伊朗的唯一手段……想做事就得有权，想掌权就不能寻求别人的同意或建议，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决策。”（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58页。）伊朗现代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环境中进行的，它是国王一个人的事，靠国王一个人推动。正如礼萨在20年代单枪匹马创建巴列维国家一样，他的儿子在六、七十年代也指望靠单枪匹马创造伊朗的现代化——当然，他的现代化仅只意味着工业化。
穆罕默德·礼萨制服了两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但这两支力量无论如何都和他还有一点共同之处。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最有威胁力，但同时也最支持现代化；地主集团对现代化的兴趣不大，但它至少是一支世俗的力量，它愿意支撑国王的政权。等这两支力量都被国王打下去后，所有的不满就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汇聚了。这时候，一个蕴藏在伊朗社会最底层的传统势力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这个势力既反对现代化，又没有世俗性。它代表伊朗反现代主义的最深传统，同时又为巴列维王朝所最不敢冒犯。现在，什叶教派就要举起反巴列维的旗帜，而这反对巴列维，实在是因为这个王朝企图实行现代化（工业化）。
巴列维王朝是个世俗的政权，现代化事业是个世俗的进程，一个没有经过改造而以传统主义为基础的宗教势力一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但一直到60年代，教派基本上超然于政治之外，它只坚守纯正的传统主义价值观，在关键时刻还支持国王，比如帮助他度过了摩萨台危机。正如前所述，巴列维王朝没有社会基础，为取得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不得不诉求于传统主义的庇护。什叶教派正是伊斯兰传统的最深渊薮，因此无论王朝如何心怀疑惧，都不敢触动教派。什叶派永远是国教，僧团也永远是特权组织，是传统主义的卫道士。但是在60年代，双方终于公开对抗了，对抗起因当然是现代化。1962年，穆罕默德·礼萨下令给妇女选举权，并且将议员就职时向可兰经宣誓改为向“圣书”宣誓，从而隐含着各种宗教平等的倾向。这一下捅了教派的马蜂窝，什叶派立刻召集高级僧侣会议，向国王致电要求取消成命。并派出特使到各国各地申诉观点，警示这样做会“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人民造成危险。”（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7页。）正在这时，国王开始发动“白色革命”，其中土改又涉及到由宗教团体经管的捐赠土地，教派的经济来源因此也受到威胁。什叶派决定与政府公开对抗，并以妇女选举权问题为突破口（这是伊朗传统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什叶派领袖霍梅尼连篇累牍发表演说，号召人民抑制为发动“白色革命”而举行的公民投票，他说政府正在把伊朗出卖给外国，“国家的独立及其经济将被外国人接管。”（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7-68页。）神学院学生走上街头，与军队和警察发生冲突；巴扎商人开始罢市；大学生则冲出校园，大喊反对国王的口号。军队进行了严酷的镇压，街头发生流血，霍梅尼则被捕，在关押了一阵子之后又把他流放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在这次事件中开始向教派靠拢了，最典型的是民族阵线的一个残余学生组织开始接受教派的领导，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反对教派的反现代化立场的。正如阿扎尔·塔巴里所说：“在社会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一片混乱之际，伊斯兰教则因未受1953年灾难的危害而走上前来，填补了政治真空，让自己成为可以替代国王暴政的激进代理人。”（注：阿扎尔·塔巴里：“现代伊朗政治中僧侣的作用”，见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70页。）
霍梅尼就是这种反现代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真主是唯一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伊斯兰法是唯一的法。国家的灾难起源于忽视主的法，“向异邦外国伸出乞求的手，将其伪造的法律移植进来，而这些法原本出自自私自利之人的恶毒之心。”其次，穆斯林国家应由主来统治，但主的统治则由人世的权威来代行，人世的权威并非帝王，而是有学问的法学家，也就是执行伊斯兰法的僧侣，因此，他号召僧侣直接掌权。（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1、62页。）在历史上，什叶派从来都不愿直接掌权，现在霍梅尼却提出由僧侣直接组成政府，这在当时伊朗没有世俗反对派的真空舞台上，正是恰到好处。
霍梅尼对国王的政策深恶痛绝，他的批评涉及各个领域，包括妇女除去面纱，男人戴帽子（而不是头巾），男女混校读书，公开生产酒类而且出售，允许播放音乐毒害人的灵魂等等。他主张穆斯林全民皆兵，反对征兵政策；主张用伊斯兰的传统方法征税，反对进口税；主张恢复伊斯兰法，反对世俗司法制度；主张传统疗法，反对现代医学；攻击现代传媒工具，说报纸广播只会毒害穆斯林的心灵。总之，他要维护伊斯兰社会的完整传统，一切外来之物的目的是瓦解伊斯兰价值，肢解伊朗国家。霍梅尼的神权政治则将恢复一个完整的伊斯兰社会，在其中，正义将主宰一切，穆斯林将完全平等。霍梅尼关于平等的许诺拨动了许多伊朗人的心。
70年代，巴列维的现代化计划已经出现问题，经济发展太快，社会变革却太小，或者说在专制主义阴影下难以进行。1960-1970年间，贫富差距拉大，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人数日增，无数在“白色革命”中未能得到实惠的农民也被迫流入城市，以打工度日。此时，流放的霍梅尼则不断从伊拉克偷运回数不清的布道录音，说白色革命“企图把殖民文化传布到最遥远的城镇村庄，毒化本国青年。”（注：阿约曼德：《王冠上的头巾》，第99页。）王朝现在要自食其果了：国内已听不到批评意见，从国外泊来的诅咒之声则吸引了无数心存不满的伊朗人。一切不满现实的人群都开始向霍梅尼汇聚，霍梅尼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已无人顾及，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反专制主义的斗士。王朝的专制引导它自身走向死亡。正如哈里戴所说，在专制统治下，一切过错都要由国王一个人来承担，当经济形势好时，尚不会出大问题；“但是在后来那些年份里经济恶化的情况下，这个因素就变得相当严重了。”（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58页。）我们看得很清楚：霍梅尼实际上是反对整个现代社会的；国王最大的过错在于，他追求现代化，但使用了专制统治的传统手段！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霍梅尼回到国内，创建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有些高级僧侣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斯兰共和国，但霍梅尼驳斥了这种主张，而建立了由僧侣直接统治的神权政治国家。他还鼓励信徒们散布这种说法，即他就是伊玛姆再世，或至少是马赫迪。（注：伊玛姆是早期什叶派政教合一的领袖，最后一代伊玛姆据说是隐藏起来了，将来有一天会再现。马赫迪则是伊斯兰教的救世主。）霍梅尼使伊朗又回到封闭的社会中去。
四、掩卷有思
巴列维的现代化显然是失败了，不过这只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挫折（尽管是重大的挫折），伊朗现代化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巴列维的现代化为什么失败？这恐怕触及到那个一直在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难题：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这对于先行国家来说，似乎并不成问题，因为在先行国家那里，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当社会转型过程结束时，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先行国家”是少而又少的，全世界最多只有一两个。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受到了现代化潮流的冲击后，才被迫实行现代化的。对他们来说，就存在一个选择问题：以什么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巴列维王朝显然选择了工业化。穆罕默德·礼萨曾这样说：“我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位于世界的前列，历时长达几千年。但在漫长的恺加王朝时期，伊朗的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几乎陷于停顿……这期间，西方国家兴起，在发展科学技术和传播文化知识方面快马加鞭，终于超过了我们。今天……伊朗不仅应该迎头赶上世界文化的先进水平，而且应该超过它。”但他强调：“我们所借鉴的只能是那些符合我国需要的西方科学技术”，不符合伊朗需要的东西，应该坚决摒弃。（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169-170页。）伊朗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它接受西方的工业化，但不接受其他东西，现代化＝工业化。
这样一种态度是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共同态度。因为对它们来说，现代化冲击首先是物质的——由于体会到现代化的物质力量，所以要追求物质现代化。但这样就必然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尤其象伊朗这种情况：发生在1921年的夺权行动保留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但改换了一个新王朝。对这个王朝来说，现代化不仅是国家的需要，而且是它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亨廷顿说：在20世纪，传统君主比现代民族主义领袖更热衷于现代化，因为民族主义领袖刚刚领导民族取得独立，由独立而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传统君主则“必须以良好的政绩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便成了推行自上而下的宫廷革命的倡导者。”（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70页。）很明显，这种现代化只能以追求工业化为目标，否则就会危及政权存在的基础。巴列维的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其根子就在这里：除非王朝能勇敢地改造自己的性质。
亨廷顿曾说：“不能将现代化过程简单地归纳为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范围，它包含着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注：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对于这样一个命题，伊朗的经历为它做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