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谈现代化过程中领导者力量的错位
——以德国为例
钱乘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9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03期第35～43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3）
【关 键 词】德国/现代化/领导力量/错位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谁来领导现代化，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现代化的领导权问题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领导历史的潮流：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创造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再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他们说：在现代历史的早期，“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生产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8页。）；社会变革是由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的，“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页。）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清楚的语言表明新兴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力量，新社会的基础由新社会力量来奠定。
汤因比从文化历史观出发，也得出非常近似的结论。他认为一个文明由于失去活力而陷入僵止状态，当这种僵止的社会受到内部或外来的“挑战”时，它必须被激活，才能成功地实行“应战”；而被激活的过程，“是通过内部无产者脱离了那个已经失去创造能力的文明社会的少数统治者的行为而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了解，在无产者脱离了少数统治者的运动当中，一个社会从静止状态又过渡到活动状态里，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汤因比所谓的“无产者”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所说的“无产者”是指从旧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力量，即新生力量。因此，在汤因比那里，从旧文明向新文明的过渡以新生力量脱离旧统治者为标志，新社会力量主导着历史的潮流。
这样，作为新文明取代旧文明、工业文明取代前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运动，理应由“新兴阶级”或新的社会力量来领导——从理论上说，这完全符合逻辑，而且也符合现代化早期的实践，比如英国、法国就是这样。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状态却有可能走形，现代化也可能由旧社会力量来领导。随着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现代化越成为潮流，由旧统治者领导现代化的实例就越多。但旧社会力量主动推进现代化的目的是保住自己原有的地位，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新社会秩序中争取主动权。于是，从19世纪末开始，许多地区就出现由旧社会力量领导的现代化运动，20世纪以后，这种现象则越来越普遍。
但是由旧统治力量领导现代化往往不成功，这里要求有激烈的角色倒置。现代社会包含的现代性因素往往与旧统治者格格不入，顺应这些现代性是很困难的。其次，这里面始终有一个领导权问题，而现代化的本质倾向于新的社会力量。只有在新的社会力量软弱而旧的社会力量能最大程度地顺应现代性的条件下，旧统治者领导的现代化才可能取得某种成功。但这种成功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角色的倒置有可能引起灾难。旧统治者领导现代化的最早例子是德国，而德国正是这种灾难的实例。
时至今日，几乎没有学者不承认德国现代化是一种“保守的现代化”，（注：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1978,p.44.）“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注：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00.）应该说，“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的基本特征，就是旧统治集团把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但是，旧势力如何在德国把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这样做对国家又有什么影响？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二、德意志发育不全
旧势力在德国把握现代化的领导权，其基本原因是德国的新生力量太软弱。还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马克思就对德国资产者无力领导德国现代化做过准确判断，他说：“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做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所以，“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注：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6页。）
但德国资产者怎么会“连自己的公民自由……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做了”旧制度的尾巴？这就要在历史的过程中寻找原因了。简单地说，德国错过了历史发展的最初机遇，而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在现代化道路上成了后来者。
在历史上，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先形成民族国家的国家，英国、法国等都是这样。德国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却挫折重重，这使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962年，鄂图一世奠定“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它据说是所有德意志人的共同国家。然而事实上，帝国从来就分裂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由各国“邦君”实行事实上的统治。德意志皇帝从11世纪起就号令不动诸侯了，相反还时常受到诸侯的挟制。
16世纪，西欧已出现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也因此而强大起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归功于专制王权的出现，因为正是专制王权强行粘合了民族，使民族统一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德意志也很早出现专制制度，但它是以邦国为基础形成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却反而因此更难产生。邦国的专制制度加强了诸侯的分裂势力，民族统一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17世纪初，德意志出现一次统一的机会，德意志皇权几乎就要统一国家。然而这次机会却白白地错过了，德意志甚至变得更加分裂。这次机会就是著名的三十年战争，战争中，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几次打败新教诸侯，非常接近于赢得战争。但战争终究还是失败了，诸侯并不愿意皇帝取得胜利，西欧各国则不愿德意志获得统一。每当皇帝在战场上获胜，更强大的敌人就会卷入战争，战争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但越打下去，就越具有民族战争的特色。最后，当同样是天主教堡垒的法国站到新教同盟一边与皇帝对阵时，民族战争的性质就十分清楚了。然而皇帝却对此几乎无所认识，他始终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新教，每次他把新教打败，就对新教徒实行不妥协的宗教政策，这就迫使新教徒不得不一再聚集到新教诸侯甚至外国侵略军的旗帜下，拼死反抗皇帝的迫害。纵观三十年战争的历史，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在德意志几乎还没有萌发，因此当参战的各国都已经是民族国家时，被碾碎的就只能是德意志。战后，德意志土地上出现了300多个大小诸侯国、1000多个帝国骑士领、几十个帝国自由市，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实体，其存在受到国际条约的保证。奥地利的皇帝再也不能统一德意志了，他现在“只是德意志君主中的一员，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其中最强大的一员。”（注：Max Beloff,The Age of Absolutism,1660-1815,London,1971,p.104.）
从三十年战争可以看出：德意志从一开始就没有让新社会势力登上舞台。在英、法这些国家，专制制度是王权与市民结盟的产物，在德意志却始终没有出现这种同盟，皇帝狂热的宗教情绪使他与城市始终对立，而“国家利益”在皇帝那里似乎还未曾存在。在一些国家，新教曾经是民族认同的触媒，在德意志却被诸侯利用了，他们借宗教改革来对抗皇帝的权力，使统一的意图不可实现。在三十年战争中，皇帝和诸侯始终握有主动权；三十年战争后，尽管德意志更加分裂，诸侯的权势却更加增长，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洛赫所说：“各邦诸侯，无论其邦土大小如何都一样地创立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专制主义政权。”（注：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5页。）这样，在跨进近代国家的门槛时，德意志一开始就发育不全：它有专制，却不能统一；它专制力量强大，统一的可能性却反而因此而小。德意志民族国家被推迟两百年才最终出现，德国落后的种子在三十年战争中种了下来。
三十年战争后，皇帝失去了统一德国的机会，越来越退回到他的家族领地上去，致力于构筑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越巩固，皇帝就越不能涉足于德意志的民族国家，因为君主国的多民族性是与统一德意志的民族目标相违背的，多民族的包袱使皇帝最终失去了统一德国的资格。这样，德国统一就必须由新权威来完成——但是，新权威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这个新权威后来出现在普鲁士。普鲁士起初只是德意志东北部一个边防马克，后来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地。三十年战争中，选帝侯曾向瑞典国王请求中立但瑞典国王说：“中立是什么东西？我不懂什么叫中立。”（注：阿·米尔：《德意志皇帝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瑞典有一支13000人的军队可以横扫德意志，勃兰登堡当然也无可幸免。这种情况使新继位的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1640-1688年在位）深受刺激，他决心按瑞典的模式建立常备军，靠军队的力量推行强权。1653年，选侯与庄园领主（即“容克”）达成协议，领主们取得向农民任意收取封建租役的权利，并主持庄园法庭、维护农奴制，选侯则在全国征收军事税，建立一支常备军。三年后，选侯手中掌握了一支18000人的军队，这使他建立了邦国内的中央政权，开始实行专制统治。这样一来，普鲁士的专制就是典型的旧统治力量相互间的结盟了，具体地说，就是选侯与容克结盟。我们在德意志近代史的早期一再看到旧统治力量间的结盟，这种结盟从一开始就把德意志的新生力量窒息在襁褓中，它对德国的命运造成致命的影响。
不过容克国家并不守旧，相反却乐意接受新事物，这对德国后来的发展又是关键的一着。亨廷顿说：在现代化冲击下，传统的统治者认识到“传统的合法性现在较易引起质难，他们必须以良好的政绩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在世界范围内，普鲁士旧统治者最早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便竭力想操纵历史的潮流。
操纵潮流的第一次努力是“开明专制”，其代表人物是腓特烈大王（1740-1786年在位）。在腓特烈时代，专制主义已濒临死亡，英国的专制已被推翻，法国则正在酝酿震惊世界的大革命。然而在德意志，专制君主的使命似乎还没有开始：没有专制王权，由谁来统一国家呢？历史学家赫夫顿说：开明专制为“被剥掉了君权神授观念的君主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它再度合理化。”（注：Olwen Hufton,Europe:Privilege and Protest,1730-1789,Glasgow,1980,p.85.）这种“新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人民公仆”的理论，腓特烈大王说他是“普鲁士王国的第一仆人”，“国家的第一公仆”。但公仆的意志却必须是国家的绝对意志，公仆要主宰国家！“公仆”理论虽仍然为专制王权声张合理性，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普遍欢迎，这些思想家据说是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包括康德和黑格尔在内，无不夸奖腓特烈的“英明”。（注：可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康德：“什么是启蒙？”）可见，“开明专制”让普鲁士的旧统治者安然渡过了一次合法性危机，它居然让普鲁士的新生思想界为之欢呼！不过，“开明专制”仍旧是专制，它只是用新思想来支撑旧制度而已。这种乔装打扮的旧制度能够在德意志维持下去，的确是德意志旧统治势力的一大幸运！
但现代化的潮流使德意志旧统治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法国大革命给德意志带来巨大的冲击，拿破仑战争带给德意志无可估量的影响。随着法国大军的胜利挺进，西欧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如潮水般涌进德意志，使德意志经受着现代化的洗礼。面对生死挑战，普鲁士发生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这是又一次来自旧统治势力的主动变革，变革的结果是使旧势力再次掌握历史的主动权。当时，正如历史学家贝斯特所说：“敏感的普鲁士人可能对激烈变革所取的方向有争议，但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会不承认激烈变革的必要性。”（注：Geoffrey Best,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1770-1870,Suffolk,1982,p.150.）容克阶级显然看出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主动变革。
既然改革由容克主导，那么就应该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它应尽量改造旧的社会结构，使它向新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它必须保证容克的利益，其终极目标是使容克的统治更加巩固。这样一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目标后来居然是达到了，其做法是：“解放”农奴，同时规定赎买政策，农民要割让1/3-1/2的土地给庄园主，才能赎出其余土地的使用权并赎买封建义务。这样，农奴虽然“自由”了，容克却仍旧是社会的主宰，他们通过土地占有而保留着对农民的治理权和司法权，并且通过农奴赎身取得了资金，今后便可以由他们来发展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对此，当代研究者其实说得很透彻：“不是一场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给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而是由古老的庄园主阶级或者说它的国家所操纵的改革给它做好了准备”。（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03-504页。）
施泰因—哈登堡改革是普鲁士面对拿破仑冲击而发生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最充分地体现着所谓的“普鲁士道路”。由于德国统一要由普鲁士来完成，因此普鲁士道路对德国将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在德意志境内，各邦的反应多数是消极的，它们要么无所作为，要么顽固不化，普鲁士的变革是德意志境内最积极的事态，这让普鲁士占了历史潮流之先。但变革是由旧社会力量主动推进的，这又为德意志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模式。
三、争夺现代化的领导权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看出：在近代德意志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旧势力都在起主导作用，新力量似乎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但拿破仑的冲击却使旧德意志一去不复返了：战争中，已存在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原有的数百上千个大小邦国、帝国骑士领和帝国自由市合并成38个半独立的行政单位，德意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不统一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以分割的，但如果一定要作出孰先孰后的选择，那么按巴登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卡尔·冯·罗特克的说法：“我宁要没有统一的自由，而不要没有自由的统一。”（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4页。）这意味着新力量企图自下而上地改造德国，与迄今为止的德意志道路背道而驰。人们似乎很愿意尝试一下革命的方法，这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30年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最后，革命果真出现了，1848年德意志爆发全面革命。革命需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统一德国，二是推翻专制。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德国问题就必须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否则就一项也完成不了，革命从本质上说必须自下而上地进行，因此不推翻各邦国内的专制，就不可能实行革命的统一。然而遗憾的是，卷入革命的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在期待统治者的指引。莱茵区资产阶级领袖汉泽曼在革命前夕写给政府的一封信十分典型，他说：“……我的希望，我的哀求，都寄托在我们尊贵的国王身上。靠它，靠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才能……免于无政府状态之祸。”（注：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4页。）在这种心态下革命就很难进行到底。
不过更为遗憾的是，革命从一开始就分为两半，一半坐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中讨论“统一”，并最终把统一的帝国皇冠赠送给普鲁士国王。国王不领这个情，说他不能从贱民手中接过这顶“耻辱的皇冠”（注：E.J.Passant &c,A Short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35.）。这使得法兰克福议会中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们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德意志西部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地区发过过几次小规模起义，但终因全德意志不愿响应，统一的愿望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另一半在柏林和维也纳街头发动巷战，目的是推翻君主专制。两地（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流了血，并一度把宫廷赶出城外。但是，当革命取得这初步的胜利后，革命者就心安理得地坐进了由宫廷授权召开的临时议会，并心甘情愿地等待宫廷打回来复辟。这样一种半心半意的革命在西欧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德意志新生力量生来软弱，在革命过程中暴露无余。
这样，主动权又回到旧势力手中。在革命中，旧的社会力量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动用武力镇压了革命。但革命被镇压后，普鲁士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国王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规定普鲁士成为“立宪的”国家！这在整个德意志都造成深刻的震撼：当时，多数邦国都废除了革命中制定的宪法，而唯独普鲁士却颁布宪法，从而使全德意志都为之归心。自此后，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就心甘情愿地接受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导了，容克成了德意志自由主义的旗手！美国历史学家平森说：“1848年革命失败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天生是不适宜民主来统治，只有用强制性的纪律才能把全民族团聚在一起。”（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0页。）但这种心态其实被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精神遮掩起来了——普鲁士不是得到宪法了吗？英明的统治者将引导人民走向未来！然而，恩格斯却对德意志的未来有过准确的预见，他说：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注：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96页。）看来德意志的旧统治者又胜了一筹。
60年代初，自由主义与专制政府摊牌，触发事件是国王的“军事改革”，国王企图通过军事改革打击自由主义，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就在议会否决政府的预算，企图切断“军事改革”的财源。当时，如果议会获胜，那么普鲁士就会像英国那样通过议会斗争，逐步向民主制度转化。威廉一世（1861-1888年在位）显然意识到这种危险，因此他打算退位，说他“做不到按照议会中现在这个多数的意志来进行统治”。（注：Theodore S.Hamerow ed.Otto Bismarck,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New York,1968,p.105.）正在这时，他的容克陆军大臣推荐另一位容克政治家、正在彼得堡任大使的俾斯麦回朝，拯救容克和容克的国家。
俾斯麦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要让容克来完成德意志统一的历史任务，从而让自由主义无立足之地。1848年革命是由自由主义发动的，当时，它既想实行统一，又企图推翻专制。在革命中，这两项任务被不自觉地分开了，现在俾斯麦却要自觉地将它们分割开来，他说：“当今的大事不是靠决议和多数票来解决——那是人们在1848和1849年的错误——当今的大事靠的是铁和血。”（注：E.J.Passant &c,A Short History ofGermany 1815-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46.）这表明：他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那是“当今的大事”；为此，“决议”和“多数票”都是不可取的，那是一个应该纠正的“错误”。他曾说，“普鲁士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因此，专制制度不能被消灭，它应该继续生存下去。为了证明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他甚至不惜借助“君权神授”的过时理论，说普鲁士国王“不是由人民而是由上帝的恩赐而掌握了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王权”。（注：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总之，俾斯麦设计的德意志未来是：由普鲁士王权统一德国，由容克地主统治德意志。
这个任务是靠“铁和血”完成的，不过铁和血意味着对外的战争。从他上台那一刻起，他就置议会的反对于不顾，而强行征收“军事改革”税。一年多以后，他就可以凭借一支重组的军队去发动对外战争了，他先后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在对外战争中，他让普鲁士的容克阶级充当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领导者。战争的胜利不仅剥夺了自由主义反对王朝的藉口，而且使一切德意志邦国都不得不聚集到普鲁士的旗帜下，向德意志的敌人共同开战。1871年1月，在打败法国仅几个月之后，俾斯麦就偕同威廉一世前往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在镜厅中接受了其他德意志邦君的“劝进”，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但是早在此之前，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就彻底投降了。普奥战争胜利后，资产者就已经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曾经激烈地批评政府、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博姆加尔腾1866年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长文向俾斯麦认错：“我们曾以为用我们的鼓动可以改造德国，但我们所见识的惊人事件教育我们这种前提是多么脆弱……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民主方案——引注）几乎全都是错的……我们的原则（民主制度——引注）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救……”（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 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4.）后来负责编纂国家法典的戈特利普·普朗克在1866年7月说：“我心中极其难以置信的是，普鲁士在容克的治理之下取得了胜利，在胜利之后自动地获得了自由主义的政府……”巴伐利亚自由党领袖布拉特说：“专制主义”能执行“我们为自由主义提出的”纲领。另一位自由党领袖济贝尔则说：“谁给俾斯麦伯爵推动德意志的事业制造困难，谁就不是为自由和议会制的宪法事业、而是完全为德意志和欧洲封建的和正统主义的党派效劳。”（注：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72-573页。）1866年9月3日，在打败奥地利仅一个月之后，德意志自由主义就集体向容克投降，这一天，议会通过“豁免法案”，“豁免”了俾斯麦在“宪法危机”期间未经议会同意就开征军事税的“错误”，实际上是认可俾斯麦的独断专行，从而把国家事务完全交给容克阶级去处理。在争夺现代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旧统治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俾斯麦不仅让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他还全面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使德国向现代国家迅速迈进。德国统一后，他立刻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关税、统一的货币制度、统一的司法制度等等以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他还保证自由贸易、自由经商、自由的经济活动和自由开办工商企业。在容克领导下，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无怪乎资产者感到万事大吉，于是宣布：“公民们生来是干活的，而不是去当政治家！”（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 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3.）
对工人来说，俾斯麦把帝国打扮成劳动者的祖国。从1871年起，帝国议会就开始制定社会立法，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障。以后10年中，国家不断提出各种措施，保护妇女、儿童、失业和工伤事故受害者等等；到1881年，皇帝公布“大保险法”，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护。这使得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比英国、法国都早了许多年。这种政策对德国工人的影响是深刻的：早在1863年，全德国工人协会领袖拉萨尔就写信给俾斯麦，说德国工人“本能地倾向于独裁制度”，“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他希望国王能采取“一种真正革命的国家政策，把国王自身从特权阶级的君主专制变为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专制。”（注：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当时正是普鲁士资产者为军事改革问题与俾斯麦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德国工人其实比资产者更早认同了容克的国家。对此，马克思曾愤怒地写下《哥达纲领批判》，批评拉萨尔主义“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页。）
总之，容克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神话的帝国，它在资产者眼中是自由主义的，在工人眼中是社会主义的，在一切德国人眼中又是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但实际上它只是容克地主的军国主义国家，专制是它的本质。这以后，德国经济全速发展，很快超过法国，又超过英国，与另一个后起之秀美国并驾齐驱。德国的崛起似乎证明德意志道路是正确的，俾斯麦构筑了一个帝国的大厦，在这个大厦中，“自由”和“进步”已成为现实。但这个大厦却是这样运作的：帝国服从普鲁士，普鲁士服从皇帝，皇帝和容克结成坚强的同盟，构成了整座大厦的基础。旧统治力量在帝国的庇护下保存下来了，非但如此，它还掌握着现代化的领导权。由腓特烈大王开辟的德意志现代化道路，到俾斯麦手上可说是彻底完成了。
四、错位的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领导者错位，应该领导现代化的力量消失在幕后，旧社会的体现者却控制着前台，他们领导现代化，是为了避免与旧社会一同消亡。但错位会付出什么代价呢？德国的经历又是最好的说明。
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他的继承人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容不得别人分享权力，于是就把俾斯麦赶下了台。俾斯麦在设计帝国大厦时，本应能估计到这一点的。
俾斯麦虽是容克代言人，却是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曾为帝国规定了“小德意志”界限，即帝国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他知道容克力量有限，统治一个“小德意志”已经勉为其难，如若再向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但是这里有一个死结：容克何以能取得德意志的领导权？盖因为它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自居。而若奥地利（它从来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且长期是德意志民族的心脏）游离在德意志之外，德意志民族主义又从何谈起？因此，俾斯麦的帝国徘徊于两难之间：要么它的社会基础（容克阶级）失去领导者资格，因为它不能把奥地利拉进德意志大家庭；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威廉二世选择了后者，他是一个夸大狂，不仅要“东进”到奥地利，而且要执行“世界政策”。其实，哪怕没有威廉二世，这个“大”“小”德意志的死结也是很难解开的，俾斯麦帝国要么从内部坍塌，要么向外部扩张。容克走上发动战争的道路，几乎是它必然的历史逻辑。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在战争中彻底失败。这时，人们本应该清醒过来，认识到在旧势力领导下德国已经走上歧途。从表面上看，德国似乎已认识到这一点：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帝国被推翻了，建立了共和国，新的社会力量组成共和国政府，而且，居然是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的政党——走上了政治前台！
但再仔细推敲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十一月革命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它只是在德国战败的特殊条件下，当军队被困在战场上而战胜国又不肯承认皇帝的权威时，由真空状态造成的事变。军队本来可以轻易镇压“革命”的，因为革命事实上并没有武装。但军队却采取了另一种做法：它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由军队负责治安，社会民主党则保证维护军官团——即容克大本营的地位与特权。在这样一个妥协中，军队支持了“共和国”，不过按德国现代史学家埃尔德曼的说法：这是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注：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页。），它虽然有完美的宪法，但每次选举都把一个更保守的政治派别选到前台，最后把希特勒“合法地”选上权力的宝座。它虽然有“民主”的议会，但各种党派总是在议会中争吵不休，结果使任何政府事实上无法生存。它的“权力平衡”使一切权力都无法行使，最后不得不靠总统的命令来统治国家，从而为个人独裁开辟了道路。其实，共和国只是一种“共和缺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过渡时期。社会民主党接管共和国后做了一件最蠢的事：它代表德国签订了战败和约，从此，共和国便和耻辱挂上了钩，帝国反倒变成民族光荣的象征了！旧势力在帝国的梦忆中被保留下来，兴登堡元帅终于成为第二任总统。最后，正是这个容克阶级的总代表、帝国军官团的最高统帅，把共和国交到希特勒手上，让他去创造第三帝国。
希特勒执行的是旧帝国的政策，这一点现在看应该是清楚的；希特勒是在为旧帝国复仇，这一点应该说更加清楚；连希特勒的旗帜都是旧帝国的旗帜——红、白、黑三色，而不是共和国的金、红、黑。希特勒是旧帝国在变态中的继承人，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然而旧帝国的容克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怎么会让一个前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来做他们的最高领袖？容克们仍然控制着军官团，占据着德国上层的显要位置。但他们不仅接受希特勒的指挥，而且毫无怨言地追随他向全人类开战——这是容克的悲剧，也是容克精神的真正堕落。这说明：容克对国家的领导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旧统治者已失去了领导国家的信心，也失去了领导国家的合理性。然而被旧统治者捧出来的继承人只是一群社会渣滓，历史的错位到这时已发挥得淋漓尽致。
汉斯·科恩说得好：“普鲁士在1860年代的胜利……为1918和1945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5.）1860年代，普鲁士在容克领导下大获全胜；1918年，容克的失败终酿成大祸。如果在1918年德国就彻底埋葬旧势力，1945年的灾难也就不会再出现了。人们回顾德国的经历，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能让旧势力掌握现代化的领导权。旧势力终究是旧势力，他们与新社会不会相容。他们总有一天要和新社会分道扬镳的，而这一天到来之时，就是国家的灾难降临之日。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像德国这样走上歧途的国家，其实并不只德国一个，这一点，正是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德国教训的意义所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9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03期第35～43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3）
| 【内容提要】 | 现代化过程中谁领导现代化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方向，有些国家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统治阶级领导的，这最终导致现代化的迷途，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德国的现代化由容克地主来领导，这使德国的旧势力在很长时间里掌握着新社会的主导权。这种情况造成德国的现代化始终是一种被扭曲的现代化，旧统治阶级的私利无时无刻不在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但旧势力与新社会终究是不能相容的，德国终于被旧势力引上歧途，演出了一场民族灾难的惨重悲剧。 |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谁来领导现代化，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现代化的领导权问题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领导历史的潮流：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创造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再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他们说：在现代历史的早期，“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生产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8页。）；社会变革是由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的，“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页。）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清楚的语言表明新兴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力量，新社会的基础由新社会力量来奠定。
汤因比从文化历史观出发，也得出非常近似的结论。他认为一个文明由于失去活力而陷入僵止状态，当这种僵止的社会受到内部或外来的“挑战”时，它必须被激活，才能成功地实行“应战”；而被激活的过程，“是通过内部无产者脱离了那个已经失去创造能力的文明社会的少数统治者的行为而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了解，在无产者脱离了少数统治者的运动当中，一个社会从静止状态又过渡到活动状态里，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汤因比所谓的“无产者”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所说的“无产者”是指从旧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力量，即新生力量。因此，在汤因比那里，从旧文明向新文明的过渡以新生力量脱离旧统治者为标志，新社会力量主导着历史的潮流。
这样，作为新文明取代旧文明、工业文明取代前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运动，理应由“新兴阶级”或新的社会力量来领导——从理论上说，这完全符合逻辑，而且也符合现代化早期的实践，比如英国、法国就是这样。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状态却有可能走形，现代化也可能由旧社会力量来领导。随着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现代化越成为潮流，由旧统治者领导现代化的实例就越多。但旧社会力量主动推进现代化的目的是保住自己原有的地位，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新社会秩序中争取主动权。于是，从19世纪末开始，许多地区就出现由旧社会力量领导的现代化运动，20世纪以后，这种现象则越来越普遍。
但是由旧统治力量领导现代化往往不成功，这里要求有激烈的角色倒置。现代社会包含的现代性因素往往与旧统治者格格不入，顺应这些现代性是很困难的。其次，这里面始终有一个领导权问题，而现代化的本质倾向于新的社会力量。只有在新的社会力量软弱而旧的社会力量能最大程度地顺应现代性的条件下，旧统治者领导的现代化才可能取得某种成功。但这种成功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角色的倒置有可能引起灾难。旧统治者领导现代化的最早例子是德国，而德国正是这种灾难的实例。
时至今日，几乎没有学者不承认德国现代化是一种“保守的现代化”，（注：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1978,p.44.）“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注：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00.）应该说，“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的基本特征，就是旧统治集团把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但是，旧势力如何在德国把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这样做对国家又有什么影响？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二、德意志发育不全
旧势力在德国把握现代化的领导权，其基本原因是德国的新生力量太软弱。还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马克思就对德国资产者无力领导德国现代化做过准确判断，他说：“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做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所以，“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注：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6页。）
但德国资产者怎么会“连自己的公民自由……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做了”旧制度的尾巴？这就要在历史的过程中寻找原因了。简单地说，德国错过了历史发展的最初机遇，而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在现代化道路上成了后来者。
在历史上，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先形成民族国家的国家，英国、法国等都是这样。德国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却挫折重重，这使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962年，鄂图一世奠定“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它据说是所有德意志人的共同国家。然而事实上，帝国从来就分裂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由各国“邦君”实行事实上的统治。德意志皇帝从11世纪起就号令不动诸侯了，相反还时常受到诸侯的挟制。
16世纪，西欧已出现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也因此而强大起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归功于专制王权的出现，因为正是专制王权强行粘合了民族，使民族统一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德意志也很早出现专制制度，但它是以邦国为基础形成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却反而因此更难产生。邦国的专制制度加强了诸侯的分裂势力，民族统一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17世纪初，德意志出现一次统一的机会，德意志皇权几乎就要统一国家。然而这次机会却白白地错过了，德意志甚至变得更加分裂。这次机会就是著名的三十年战争，战争中，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几次打败新教诸侯，非常接近于赢得战争。但战争终究还是失败了，诸侯并不愿意皇帝取得胜利，西欧各国则不愿德意志获得统一。每当皇帝在战场上获胜，更强大的敌人就会卷入战争，战争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但越打下去，就越具有民族战争的特色。最后，当同样是天主教堡垒的法国站到新教同盟一边与皇帝对阵时，民族战争的性质就十分清楚了。然而皇帝却对此几乎无所认识，他始终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新教，每次他把新教打败，就对新教徒实行不妥协的宗教政策，这就迫使新教徒不得不一再聚集到新教诸侯甚至外国侵略军的旗帜下，拼死反抗皇帝的迫害。纵观三十年战争的历史，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在德意志几乎还没有萌发，因此当参战的各国都已经是民族国家时，被碾碎的就只能是德意志。战后，德意志土地上出现了300多个大小诸侯国、1000多个帝国骑士领、几十个帝国自由市，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实体，其存在受到国际条约的保证。奥地利的皇帝再也不能统一德意志了，他现在“只是德意志君主中的一员，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其中最强大的一员。”（注：Max Beloff,The Age of Absolutism,1660-1815,London,1971,p.104.）
从三十年战争可以看出：德意志从一开始就没有让新社会势力登上舞台。在英、法这些国家，专制制度是王权与市民结盟的产物，在德意志却始终没有出现这种同盟，皇帝狂热的宗教情绪使他与城市始终对立，而“国家利益”在皇帝那里似乎还未曾存在。在一些国家，新教曾经是民族认同的触媒，在德意志却被诸侯利用了，他们借宗教改革来对抗皇帝的权力，使统一的意图不可实现。在三十年战争中，皇帝和诸侯始终握有主动权；三十年战争后，尽管德意志更加分裂，诸侯的权势却更加增长，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洛赫所说：“各邦诸侯，无论其邦土大小如何都一样地创立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专制主义政权。”（注：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5页。）这样，在跨进近代国家的门槛时，德意志一开始就发育不全：它有专制，却不能统一；它专制力量强大，统一的可能性却反而因此而小。德意志民族国家被推迟两百年才最终出现，德国落后的种子在三十年战争中种了下来。
三十年战争后，皇帝失去了统一德国的机会，越来越退回到他的家族领地上去，致力于构筑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越巩固，皇帝就越不能涉足于德意志的民族国家，因为君主国的多民族性是与统一德意志的民族目标相违背的，多民族的包袱使皇帝最终失去了统一德国的资格。这样，德国统一就必须由新权威来完成——但是，新权威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这个新权威后来出现在普鲁士。普鲁士起初只是德意志东北部一个边防马克，后来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地。三十年战争中，选帝侯曾向瑞典国王请求中立但瑞典国王说：“中立是什么东西？我不懂什么叫中立。”（注：阿·米尔：《德意志皇帝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瑞典有一支13000人的军队可以横扫德意志，勃兰登堡当然也无可幸免。这种情况使新继位的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1640-1688年在位）深受刺激，他决心按瑞典的模式建立常备军，靠军队的力量推行强权。1653年，选侯与庄园领主（即“容克”）达成协议，领主们取得向农民任意收取封建租役的权利，并主持庄园法庭、维护农奴制，选侯则在全国征收军事税，建立一支常备军。三年后，选侯手中掌握了一支18000人的军队，这使他建立了邦国内的中央政权，开始实行专制统治。这样一来，普鲁士的专制就是典型的旧统治力量相互间的结盟了，具体地说，就是选侯与容克结盟。我们在德意志近代史的早期一再看到旧统治力量间的结盟，这种结盟从一开始就把德意志的新生力量窒息在襁褓中，它对德国的命运造成致命的影响。
不过容克国家并不守旧，相反却乐意接受新事物，这对德国后来的发展又是关键的一着。亨廷顿说：在现代化冲击下，传统的统治者认识到“传统的合法性现在较易引起质难，他们必须以良好的政绩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在世界范围内，普鲁士旧统治者最早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便竭力想操纵历史的潮流。
操纵潮流的第一次努力是“开明专制”，其代表人物是腓特烈大王（1740-1786年在位）。在腓特烈时代，专制主义已濒临死亡，英国的专制已被推翻，法国则正在酝酿震惊世界的大革命。然而在德意志，专制君主的使命似乎还没有开始：没有专制王权，由谁来统一国家呢？历史学家赫夫顿说：开明专制为“被剥掉了君权神授观念的君主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它再度合理化。”（注：Olwen Hufton,Europe:Privilege and Protest,1730-1789,Glasgow,1980,p.85.）这种“新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人民公仆”的理论，腓特烈大王说他是“普鲁士王国的第一仆人”，“国家的第一公仆”。但公仆的意志却必须是国家的绝对意志，公仆要主宰国家！“公仆”理论虽仍然为专制王权声张合理性，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普遍欢迎，这些思想家据说是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包括康德和黑格尔在内，无不夸奖腓特烈的“英明”。（注：可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康德：“什么是启蒙？”）可见，“开明专制”让普鲁士的旧统治者安然渡过了一次合法性危机，它居然让普鲁士的新生思想界为之欢呼！不过，“开明专制”仍旧是专制，它只是用新思想来支撑旧制度而已。这种乔装打扮的旧制度能够在德意志维持下去，的确是德意志旧统治势力的一大幸运！
但现代化的潮流使德意志旧统治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法国大革命给德意志带来巨大的冲击，拿破仑战争带给德意志无可估量的影响。随着法国大军的胜利挺进，西欧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如潮水般涌进德意志，使德意志经受着现代化的洗礼。面对生死挑战，普鲁士发生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这是又一次来自旧统治势力的主动变革，变革的结果是使旧势力再次掌握历史的主动权。当时，正如历史学家贝斯特所说：“敏感的普鲁士人可能对激烈变革所取的方向有争议，但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会不承认激烈变革的必要性。”（注：Geoffrey Best,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1770-1870,Suffolk,1982,p.150.）容克阶级显然看出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主动变革。
既然改革由容克主导，那么就应该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它应尽量改造旧的社会结构，使它向新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它必须保证容克的利益，其终极目标是使容克的统治更加巩固。这样一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目标后来居然是达到了，其做法是：“解放”农奴，同时规定赎买政策，农民要割让1/3-1/2的土地给庄园主，才能赎出其余土地的使用权并赎买封建义务。这样，农奴虽然“自由”了，容克却仍旧是社会的主宰，他们通过土地占有而保留着对农民的治理权和司法权，并且通过农奴赎身取得了资金，今后便可以由他们来发展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对此，当代研究者其实说得很透彻：“不是一场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给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而是由古老的庄园主阶级或者说它的国家所操纵的改革给它做好了准备”。（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03-504页。）
施泰因—哈登堡改革是普鲁士面对拿破仑冲击而发生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最充分地体现着所谓的“普鲁士道路”。由于德国统一要由普鲁士来完成，因此普鲁士道路对德国将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在德意志境内，各邦的反应多数是消极的，它们要么无所作为，要么顽固不化，普鲁士的变革是德意志境内最积极的事态，这让普鲁士占了历史潮流之先。但变革是由旧社会力量主动推进的，这又为德意志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模式。
三、争夺现代化的领导权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看出：在近代德意志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旧势力都在起主导作用，新力量似乎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但拿破仑的冲击却使旧德意志一去不复返了：战争中，已存在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原有的数百上千个大小邦国、帝国骑士领和帝国自由市合并成38个半独立的行政单位，德意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不统一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以分割的，但如果一定要作出孰先孰后的选择，那么按巴登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卡尔·冯·罗特克的说法：“我宁要没有统一的自由，而不要没有自由的统一。”（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4页。）这意味着新力量企图自下而上地改造德国，与迄今为止的德意志道路背道而驰。人们似乎很愿意尝试一下革命的方法，这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30年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最后，革命果真出现了，1848年德意志爆发全面革命。革命需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统一德国，二是推翻专制。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德国问题就必须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否则就一项也完成不了，革命从本质上说必须自下而上地进行，因此不推翻各邦国内的专制，就不可能实行革命的统一。然而遗憾的是，卷入革命的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在期待统治者的指引。莱茵区资产阶级领袖汉泽曼在革命前夕写给政府的一封信十分典型，他说：“……我的希望，我的哀求，都寄托在我们尊贵的国王身上。靠它，靠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才能……免于无政府状态之祸。”（注：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4页。）在这种心态下革命就很难进行到底。
不过更为遗憾的是，革命从一开始就分为两半，一半坐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中讨论“统一”，并最终把统一的帝国皇冠赠送给普鲁士国王。国王不领这个情，说他不能从贱民手中接过这顶“耻辱的皇冠”（注：E.J.Passant &c,A Short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35.）。这使得法兰克福议会中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们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德意志西部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地区发过过几次小规模起义，但终因全德意志不愿响应，统一的愿望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另一半在柏林和维也纳街头发动巷战，目的是推翻君主专制。两地（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流了血，并一度把宫廷赶出城外。但是，当革命取得这初步的胜利后，革命者就心安理得地坐进了由宫廷授权召开的临时议会，并心甘情愿地等待宫廷打回来复辟。这样一种半心半意的革命在西欧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德意志新生力量生来软弱，在革命过程中暴露无余。
这样，主动权又回到旧势力手中。在革命中，旧的社会力量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动用武力镇压了革命。但革命被镇压后，普鲁士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国王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规定普鲁士成为“立宪的”国家！这在整个德意志都造成深刻的震撼：当时，多数邦国都废除了革命中制定的宪法，而唯独普鲁士却颁布宪法，从而使全德意志都为之归心。自此后，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就心甘情愿地接受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导了，容克成了德意志自由主义的旗手！美国历史学家平森说：“1848年革命失败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天生是不适宜民主来统治，只有用强制性的纪律才能把全民族团聚在一起。”（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0页。）但这种心态其实被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精神遮掩起来了——普鲁士不是得到宪法了吗？英明的统治者将引导人民走向未来！然而，恩格斯却对德意志的未来有过准确的预见，他说：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注：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96页。）看来德意志的旧统治者又胜了一筹。
60年代初，自由主义与专制政府摊牌，触发事件是国王的“军事改革”，国王企图通过军事改革打击自由主义，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就在议会否决政府的预算，企图切断“军事改革”的财源。当时，如果议会获胜，那么普鲁士就会像英国那样通过议会斗争，逐步向民主制度转化。威廉一世（1861-1888年在位）显然意识到这种危险，因此他打算退位，说他“做不到按照议会中现在这个多数的意志来进行统治”。（注：Theodore S.Hamerow ed.Otto Bismarck,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New York,1968,p.105.）正在这时，他的容克陆军大臣推荐另一位容克政治家、正在彼得堡任大使的俾斯麦回朝，拯救容克和容克的国家。
俾斯麦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要让容克来完成德意志统一的历史任务，从而让自由主义无立足之地。1848年革命是由自由主义发动的，当时，它既想实行统一，又企图推翻专制。在革命中，这两项任务被不自觉地分开了，现在俾斯麦却要自觉地将它们分割开来，他说：“当今的大事不是靠决议和多数票来解决——那是人们在1848和1849年的错误——当今的大事靠的是铁和血。”（注：E.J.Passant &c,A Short History ofGermany 1815-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46.）这表明：他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那是“当今的大事”；为此，“决议”和“多数票”都是不可取的，那是一个应该纠正的“错误”。他曾说，“普鲁士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因此，专制制度不能被消灭，它应该继续生存下去。为了证明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他甚至不惜借助“君权神授”的过时理论，说普鲁士国王“不是由人民而是由上帝的恩赐而掌握了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王权”。（注：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总之，俾斯麦设计的德意志未来是：由普鲁士王权统一德国，由容克地主统治德意志。
这个任务是靠“铁和血”完成的，不过铁和血意味着对外的战争。从他上台那一刻起，他就置议会的反对于不顾，而强行征收“军事改革”税。一年多以后，他就可以凭借一支重组的军队去发动对外战争了，他先后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在对外战争中，他让普鲁士的容克阶级充当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领导者。战争的胜利不仅剥夺了自由主义反对王朝的藉口，而且使一切德意志邦国都不得不聚集到普鲁士的旗帜下，向德意志的敌人共同开战。1871年1月，在打败法国仅几个月之后，俾斯麦就偕同威廉一世前往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在镜厅中接受了其他德意志邦君的“劝进”，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但是早在此之前，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就彻底投降了。普奥战争胜利后，资产者就已经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曾经激烈地批评政府、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博姆加尔腾1866年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长文向俾斯麦认错：“我们曾以为用我们的鼓动可以改造德国，但我们所见识的惊人事件教育我们这种前提是多么脆弱……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民主方案——引注）几乎全都是错的……我们的原则（民主制度——引注）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救……”（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 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4.）后来负责编纂国家法典的戈特利普·普朗克在1866年7月说：“我心中极其难以置信的是，普鲁士在容克的治理之下取得了胜利，在胜利之后自动地获得了自由主义的政府……”巴伐利亚自由党领袖布拉特说：“专制主义”能执行“我们为自由主义提出的”纲领。另一位自由党领袖济贝尔则说：“谁给俾斯麦伯爵推动德意志的事业制造困难，谁就不是为自由和议会制的宪法事业、而是完全为德意志和欧洲封建的和正统主义的党派效劳。”（注：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72-573页。）1866年9月3日，在打败奥地利仅一个月之后，德意志自由主义就集体向容克投降，这一天，议会通过“豁免法案”，“豁免”了俾斯麦在“宪法危机”期间未经议会同意就开征军事税的“错误”，实际上是认可俾斯麦的独断专行，从而把国家事务完全交给容克阶级去处理。在争夺现代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旧统治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俾斯麦不仅让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他还全面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使德国向现代国家迅速迈进。德国统一后，他立刻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关税、统一的货币制度、统一的司法制度等等以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他还保证自由贸易、自由经商、自由的经济活动和自由开办工商企业。在容克领导下，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无怪乎资产者感到万事大吉，于是宣布：“公民们生来是干活的，而不是去当政治家！”（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 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3.）
对工人来说，俾斯麦把帝国打扮成劳动者的祖国。从1871年起，帝国议会就开始制定社会立法，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障。以后10年中，国家不断提出各种措施，保护妇女、儿童、失业和工伤事故受害者等等；到1881年，皇帝公布“大保险法”，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护。这使得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比英国、法国都早了许多年。这种政策对德国工人的影响是深刻的：早在1863年，全德国工人协会领袖拉萨尔就写信给俾斯麦，说德国工人“本能地倾向于独裁制度”，“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他希望国王能采取“一种真正革命的国家政策，把国王自身从特权阶级的君主专制变为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专制。”（注：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当时正是普鲁士资产者为军事改革问题与俾斯麦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德国工人其实比资产者更早认同了容克的国家。对此，马克思曾愤怒地写下《哥达纲领批判》，批评拉萨尔主义“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页。）
总之，容克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神话的帝国，它在资产者眼中是自由主义的，在工人眼中是社会主义的，在一切德国人眼中又是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但实际上它只是容克地主的军国主义国家，专制是它的本质。这以后，德国经济全速发展，很快超过法国，又超过英国，与另一个后起之秀美国并驾齐驱。德国的崛起似乎证明德意志道路是正确的，俾斯麦构筑了一个帝国的大厦，在这个大厦中，“自由”和“进步”已成为现实。但这个大厦却是这样运作的：帝国服从普鲁士，普鲁士服从皇帝，皇帝和容克结成坚强的同盟，构成了整座大厦的基础。旧统治力量在帝国的庇护下保存下来了，非但如此，它还掌握着现代化的领导权。由腓特烈大王开辟的德意志现代化道路，到俾斯麦手上可说是彻底完成了。
四、错位的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领导者错位，应该领导现代化的力量消失在幕后，旧社会的体现者却控制着前台，他们领导现代化，是为了避免与旧社会一同消亡。但错位会付出什么代价呢？德国的经历又是最好的说明。
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他的继承人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容不得别人分享权力，于是就把俾斯麦赶下了台。俾斯麦在设计帝国大厦时，本应能估计到这一点的。
俾斯麦虽是容克代言人，却是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曾为帝国规定了“小德意志”界限，即帝国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他知道容克力量有限，统治一个“小德意志”已经勉为其难，如若再向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但是这里有一个死结：容克何以能取得德意志的领导权？盖因为它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自居。而若奥地利（它从来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且长期是德意志民族的心脏）游离在德意志之外，德意志民族主义又从何谈起？因此，俾斯麦的帝国徘徊于两难之间：要么它的社会基础（容克阶级）失去领导者资格，因为它不能把奥地利拉进德意志大家庭；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威廉二世选择了后者，他是一个夸大狂，不仅要“东进”到奥地利，而且要执行“世界政策”。其实，哪怕没有威廉二世，这个“大”“小”德意志的死结也是很难解开的，俾斯麦帝国要么从内部坍塌，要么向外部扩张。容克走上发动战争的道路，几乎是它必然的历史逻辑。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在战争中彻底失败。这时，人们本应该清醒过来，认识到在旧势力领导下德国已经走上歧途。从表面上看，德国似乎已认识到这一点：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帝国被推翻了，建立了共和国，新的社会力量组成共和国政府，而且，居然是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的政党——走上了政治前台！
但再仔细推敲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十一月革命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它只是在德国战败的特殊条件下，当军队被困在战场上而战胜国又不肯承认皇帝的权威时，由真空状态造成的事变。军队本来可以轻易镇压“革命”的，因为革命事实上并没有武装。但军队却采取了另一种做法：它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由军队负责治安，社会民主党则保证维护军官团——即容克大本营的地位与特权。在这样一个妥协中，军队支持了“共和国”，不过按德国现代史学家埃尔德曼的说法：这是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注：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页。），它虽然有完美的宪法，但每次选举都把一个更保守的政治派别选到前台，最后把希特勒“合法地”选上权力的宝座。它虽然有“民主”的议会，但各种党派总是在议会中争吵不休，结果使任何政府事实上无法生存。它的“权力平衡”使一切权力都无法行使，最后不得不靠总统的命令来统治国家，从而为个人独裁开辟了道路。其实，共和国只是一种“共和缺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过渡时期。社会民主党接管共和国后做了一件最蠢的事：它代表德国签订了战败和约，从此，共和国便和耻辱挂上了钩，帝国反倒变成民族光荣的象征了！旧势力在帝国的梦忆中被保留下来，兴登堡元帅终于成为第二任总统。最后，正是这个容克阶级的总代表、帝国军官团的最高统帅，把共和国交到希特勒手上，让他去创造第三帝国。
希特勒执行的是旧帝国的政策，这一点现在看应该是清楚的；希特勒是在为旧帝国复仇，这一点应该说更加清楚；连希特勒的旗帜都是旧帝国的旗帜——红、白、黑三色，而不是共和国的金、红、黑。希特勒是旧帝国在变态中的继承人，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然而旧帝国的容克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怎么会让一个前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来做他们的最高领袖？容克们仍然控制着军官团，占据着德国上层的显要位置。但他们不仅接受希特勒的指挥，而且毫无怨言地追随他向全人类开战——这是容克的悲剧，也是容克精神的真正堕落。这说明：容克对国家的领导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旧统治者已失去了领导国家的信心，也失去了领导国家的合理性。然而被旧统治者捧出来的继承人只是一群社会渣滓，历史的错位到这时已发挥得淋漓尽致。
汉斯·科恩说得好：“普鲁士在1860年代的胜利……为1918和1945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5.）1860年代，普鲁士在容克领导下大获全胜；1918年，容克的失败终酿成大祸。如果在1918年德国就彻底埋葬旧势力，1945年的灾难也就不会再出现了。人们回顾德国的经历，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能让旧势力掌握现代化的领导权。旧势力终究是旧势力，他们与新社会不会相容。他们总有一天要和新社会分道扬镳的，而这一天到来之时，就是国家的灾难降临之日。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像德国这样走上歧途的国家，其实并不只德国一个，这一点，正是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德国教训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