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史重构的新潮流
张广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8年03期第27～31页
【作者简介】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当代，全球化的趋势令人瞩目且不可逆转，于是“全球化”这个概念不仅频频出现于学界，也屡见于坊间，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它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现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当代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产物；换言之，是缘由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纵深发展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一体化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算短暂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绝非一个不切实际的构想。对于本文所要论及的“全球历史观”，以及在这种史学思想指导下所出现的现当代西方学界的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也应当作如是观。
一
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人类由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闭塞状态发展为相互依存、联成一体，曾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至20世纪，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以整体发展为特征的新阶段。世界历史客观进程的新变化，势必对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在本世纪上半叶，文化形态学派的史家，以其思辨型的世界史著作，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客观的世界历史的图景，对19世纪以西欧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观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挑战，为20世纪历史学家重构世界史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战后，在史学新潮流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于是把本世纪的世界史的重构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显示出了它的创新的特征。这种创新莫过于“全球历史观”这一新的世界史观的出现。
“全球历史观”是由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直接导源于1955年他发表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他根据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急遽变化，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重新研究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并由此而醒悟到传统的世界史已为现实所不容，也必须“重新定向”。于是，他急切地呼吁说：“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133页。）他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27页。）这里所说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在1976年问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为“全球历史观”，他这样写道：“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42页。）
巴勒克拉夫所要建立的“全球历史观”是与陈腐的西欧中心论的对立。这里不妨列出两点对此作些说明：
其一，“全球历史观”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文明，而抛弃了西欧中心论的成见与偏私。他提出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58页。）因此，“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这是当代社会变革与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在史学上所带来的一种积极的思想反映。
其二，用“全球历史观”重构世界历史，要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抛弃了传统的国别汇编（或列国志）的世界史框架结构。在西方，从1736-1765年英国学者丁·坎普贝尔辑集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史》（38卷）至本世纪初由H·S·威廉斯主编的《史学家的世界史》（25卷）以及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大体上却还不能脱离国别史汇编的窠臼。与此相反，巴勒克拉夫主张：“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58页。）因而，要“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
显然，这是有的放矢，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传统的世界史即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而言的。正如我国学者吴于廑所说：“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上），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此论与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可谓是珠联璧合的真知灼见。
从50年代起，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他的新的世界史观的影响下，世界史重构不绝如缕，在西方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和具有个性特点的世界史著作，其中有：科恩和瓦尔贾维克的《世界史》（1952-1961年）、曼恩的《普罗皮兰世界史》（1960-1965年）、瓦格纳的《历史学家和世界史》（1965年）、麦克尼尔的《世界史》（1967年）、瓦特和斯宾塞及布郎的《20世纪世界史》（1967年）、伊斯顿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史》（1968年）、丹斯的《大同世界史》（1971年）、巴特菲尔德的《论中国史和世界史》（1971年）、托马斯的《世界史》（1979年）、哈考特和罗宾逊的《20世纪世界史》（1979年）等。
此外，晚近以来，西方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也对世界史的新的体系作过不少探索，并与前述的世界史重构发生交互的影响。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当数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论资本主义农业及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和第二卷《重商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1600-1750年）》中，用他自撰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的新术语，主要从经济、贸易纵论了“世界体系”，在7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沃勒斯坦仅从经济这一点来考察“世界体系”当然是不够的，但他从整体或全局着手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宏观方法，不仅是当代西方学术整体化趋势的一种反映，而且对当代世界史的重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
重构是革故鼎新，是对旧传统的批判和扬弃，它需要创新，需要历史学家在不断的工作实践中去完成。巴勒克拉夫不仅以其重构世界史的新说影响学术界，更以其成功的史学实践参与现当代的世界史的革新潮流。
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讨论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这是他一生众多著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作者长久以来对当代世界史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是他准备着手撰写的《19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一书的理论纲要，是现当代西方勃兴的世界史整体研究史学新潮流的具体反映。
《当代史导论》具有很显著的特点：
1.从世界整体，而不是从某个地区或国家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代史导论》的重大价值不在于作者对19世纪末（巴勒克拉夫一般把1890年作为当代史开端的年份）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全书所显示的“全球性眼光”（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或他所说的“当代史研究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价值标准”（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从总体上看，《当代史导论》不是从某一局部来陈述的地区史或国别史的总和，而是从全球整体来考察的世界史。为此，他抛弃了西欧中心论，对这一陈说的批判，随机触发，贯穿全书。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他看到，长久以来一直支配各国关系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为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例如，巴勒克拉夫在具体分析了1898年至1905年间，欧洲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说道：“欧洲中心论正在迅速失去其有效性；实际上欧洲老大地位正在走向结束，其活动范围由于新的欧洲以外的强国登上历史舞台而正在收缩，决定全球政治结构的不再是欧洲均势体系。”（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于是他正确地提出：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世界重心向非欧地区的转移。在他看来，为了反映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形势，历史学家不只是在传统的世界史框架中加若干章节以叙述之外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应从总体上作出考察与安排，这就必须具备他所说的“全球性眼光”，亦即观察世界的整体性观念。
2.《当代史导论》进一步开拓了当代史研究的视界，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巴勒克拉夫指出：“我的首要任务是探讨当代社会新的框架和彼此依存的各种新的联系，这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全书八章，从总体上论述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内容，而且专章论列当代社会变迁、科学技术、人口因素、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它不是一部以时间为序的逐一记述的当代政治军事史，而是广泛涉及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层面，这种范围广阔、色彩丰富的当代史，与内容狭隘、枯燥乏味的西方传统史学著作迥然不同。
3.《当代史导论》的贡献还在于方法上的革新。巴勒克拉夫探索世界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法是宏观的方法，即前已述及的用一种辽阔的“全球性的眼光”来考察世界。需要另外涉及的是，他运用的方法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有悖。他反对历史主义历史学家所沿用的“上古—中古—近代”三分法，在《当代史导论》中作出了具体的贯彻。有史家提出用“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来取代传统的三分法，巴勒克拉夫断然拒绝这一新的分期法，在他看来，以“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发展次序来取代“上古—中古—近代”的新三分法，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映。总之，他不赞同传统的线型的历史研究法，在某种程度上，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他尤其非议历史主义史家那种把历史看作连续发展的观点，认为“连续性决不是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在方法论上，他反对那种不把当代史视作一门学科的观点，而应当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他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构想，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在这里，还应提及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本地地图集，对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间的世界历史作了宏观性的考察。它用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亚的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新兴的西方世界、欧洲统治时期、全球文明时代这样7个题目，阐明了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发展为密切联系的整体过程。在这里，西欧中心论的旧的世界史观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传统的世界史的三分法也不见了，主编者在立意把世界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史事置于世界全局之中，力图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性的客观进程。这本地图集在1978年的出版，是当代世界史重构中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也颇能体现巴勒克拉夫“全球历史观”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三
平心而论，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很明显地受到了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思想影响。这一点，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前言中，巴勒克拉夫曾明确地告诉过读者。
斯塔夫里阿诺斯致力于世界史体系的创新，他除出版影响广泛的《全球通史》外，又先后出版了《全球冲突：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的生命线》等重要著作，以构建符合现时代、体现“全球历史观”的新的体系。
创新离不开继承，所谓创新，实际上是在对旧传统与陈见予以批判、扬弃的基础上的一种继承，在史学发展史上，无论是某个学派的赓继，还是某种学说的繁衍，都离不开前人的思想遗产。在这里，世界史编纂体系的创新也是这样。因此，回顾与概括一下前人在世界史写作中的类型，更可显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这方面的成就。
吴于廑曾说过：“世界史的编写，如果不拘泥于世界史这个名词的现代含义，我看是从古就有的。当然，古代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它要小得多，狭隘得多。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一个古代史学家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也就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写作世界的历史。”（注：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如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所撰《历史》与罗马统治时代的希腊史家波里比阿所著《通史》，就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史。这当然是世界史编纂中的稚拙形态阶段，自此后编撰世界史的史学传统并未泯灭，而是一线相传，直至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新作的问世。就其世界史的类型，自古迄今可否大体归纳为如下几种：
1.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所知的世界史，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然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是当时西亚、北非和希腊等地区的一部“通志”，具有通史的特点。伏尔泰撰《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中译本为《风俗论》），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这种类型的世界通史著作的特点是：内容宏富，视野开阔，运用历史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力图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所倡导的“总体史”或“全球史”，实际上是这种类型的世界史体系的复活与前进。
2.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波里比阿的《通史》，以罗马世界的政治军事为中心，主要叙述那些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民族，反映它们之间的冲突和交往，他所要描述的“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不过是一个以罗马为主体、以周边“蛮族”为附体的“罗马世界”而已。兰克所撰《世界史》，无疑是一部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意在揭示在西欧各民族力量的冲突和斗争之背后所展开的世界历史发展态势，关注国际关系。由于兰克的努力，形成了这种以政治、军事与外交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史式的世界史编纂传统。
3.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圣奥古斯丁撰《上帝之城》，称天地间有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前者是罪恶的，是黑暗的世界；后者是善良的，是光明的世界。一部世界史就是善战胜恶、光明取代黑暗的发展过程，这种进程依神意的安排而定，整个人类是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的。中古德意志史家鄂图在奥古斯丁双城说的基础上，撰《双城史》，综合叙述了自《圣经》中创世纪起至1146年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基督教神学思想为指导而撰写的世界史，大多是一种普遍的、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通史，一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的旨意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它已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它是后世世界史编纂继续发展的沃土。
4.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斯宾格勒撰《西方的没落》，开始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史编纂模式。汤因比撰《历史研究》，继承与发展了斯宾格勒的世界史体系，把斯宾格勒的8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几种文明（社会），试图对世界历史作出整体上的归纳与概括。尽管他们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宏观世界历史的壮丽图景，但严格说来，他们两人的理论探索，并不能代替世界史编纂工作本身，无论是《西方的没落》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过是一种哲学的思辨。
通过以上的回顾，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再来探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可以看出他在当代的形势下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既有继承，又富有创意了。通览全书，他体现出了如下几个特点：
1.典范性。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重新构建的世界史潮流中，这部《全球通史》，因其大别于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的陈见，因其运用全球观点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因其由历史学家个人独著而别具一格，因其对同时代世界史的重构所起的最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享誉学林，成为体现巴勒克拉夫所倡导的“全球历史观”的典范之作。
2.整体性。这里所说的整体性是指斯塔夫里阿诺斯用新的全球眼光来重新考察世界历史。在《全球通史》一开篇，著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这是因为他打破了以兰克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世界史体系，从人类历史的整体视角来展开世界史，书中所要表述的重点不是依据旧传统或凭空而来，而是取决于哪些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以及取决于全球历史的发展趋势。所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中落笔之轻重，是从全球观点和全球范围出发，而服从于全书所追求的全球格局这一宗旨的。
3.当代性。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世界史的研究不应泥古不化，而应体现出全球性，还应显示出当代性。当代性决定了全球性，因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而全球性不但体现了当代性，而且是世界史的灵魂。当代性的一层含义在于当代史就是世界史，另一层含义在于世界史与当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要求历史学家从当代出发去考察和撰写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全球通史》是当今世界的一部“资治通鉴”，难怪汤因比在读了此书后说道：它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括各种选择和可能性的未来。如此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已不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也不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对5个世纪中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的考察，而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这也是《全球通史》既与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相类但又超越它的地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8年03期第27～31页
【作者简介】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人类由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闭塞状态发展为相互依存、联成一体，曾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至20世纪，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以整体发展为特征的新阶段。世界历史客观进程的新变化，势必对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在本世纪上半叶，文化形态学派的史家，以其思辨型的世界史著作，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客观的世界历史的图景，对19世纪以西欧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观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挑战，为20世纪历史学家重构世界史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战后，在史学新潮流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于是把本世纪的世界史的重构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显示出了它的创新的特征。这种创新莫过于“全球历史观”这一新的世界史观的出现。
“全球历史观”是由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直接导源于1955年他发表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他根据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急遽变化，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重新研究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并由此而醒悟到传统的世界史已为现实所不容，也必须“重新定向”。于是，他急切地呼吁说：“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133页。）他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27页。）这里所说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在1976年问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为“全球历史观”，他这样写道：“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42页。）
巴勒克拉夫所要建立的“全球历史观”是与陈腐的西欧中心论的对立。这里不妨列出两点对此作些说明：
其一，“全球历史观”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文明，而抛弃了西欧中心论的成见与偏私。他提出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58页。）因此，“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这是当代社会变革与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在史学上所带来的一种积极的思想反映。
其二，用“全球历史观”重构世界历史，要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抛弃了传统的国别汇编（或列国志）的世界史框架结构。在西方，从1736-1765年英国学者丁·坎普贝尔辑集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史》（38卷）至本世纪初由H·S·威廉斯主编的《史学家的世界史》（25卷）以及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大体上却还不能脱离国别史汇编的窠臼。与此相反，巴勒克拉夫主张：“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58页。）因而，要“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
显然，这是有的放矢，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传统的世界史即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而言的。正如我国学者吴于廑所说：“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上），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此论与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可谓是珠联璧合的真知灼见。
从50年代起，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他的新的世界史观的影响下，世界史重构不绝如缕，在西方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和具有个性特点的世界史著作，其中有：科恩和瓦尔贾维克的《世界史》（1952-1961年）、曼恩的《普罗皮兰世界史》（1960-1965年）、瓦格纳的《历史学家和世界史》（1965年）、麦克尼尔的《世界史》（1967年）、瓦特和斯宾塞及布郎的《20世纪世界史》（1967年）、伊斯顿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史》（1968年）、丹斯的《大同世界史》（1971年）、巴特菲尔德的《论中国史和世界史》（1971年）、托马斯的《世界史》（1979年）、哈考特和罗宾逊的《20世纪世界史》（1979年）等。
此外，晚近以来，西方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也对世界史的新的体系作过不少探索，并与前述的世界史重构发生交互的影响。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当数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论资本主义农业及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和第二卷《重商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1600-1750年）》中，用他自撰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的新术语，主要从经济、贸易纵论了“世界体系”，在7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沃勒斯坦仅从经济这一点来考察“世界体系”当然是不够的，但他从整体或全局着手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宏观方法，不仅是当代西方学术整体化趋势的一种反映，而且对当代世界史的重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
重构是革故鼎新，是对旧传统的批判和扬弃，它需要创新，需要历史学家在不断的工作实践中去完成。巴勒克拉夫不仅以其重构世界史的新说影响学术界，更以其成功的史学实践参与现当代的世界史的革新潮流。
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讨论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这是他一生众多著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作者长久以来对当代世界史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是他准备着手撰写的《19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一书的理论纲要，是现当代西方勃兴的世界史整体研究史学新潮流的具体反映。
《当代史导论》具有很显著的特点：
1.从世界整体，而不是从某个地区或国家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代史导论》的重大价值不在于作者对19世纪末（巴勒克拉夫一般把1890年作为当代史开端的年份）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全书所显示的“全球性眼光”（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或他所说的“当代史研究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价值标准”（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从总体上看，《当代史导论》不是从某一局部来陈述的地区史或国别史的总和，而是从全球整体来考察的世界史。为此，他抛弃了西欧中心论，对这一陈说的批判，随机触发，贯穿全书。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他看到，长久以来一直支配各国关系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为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例如，巴勒克拉夫在具体分析了1898年至1905年间，欧洲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说道：“欧洲中心论正在迅速失去其有效性；实际上欧洲老大地位正在走向结束，其活动范围由于新的欧洲以外的强国登上历史舞台而正在收缩，决定全球政治结构的不再是欧洲均势体系。”（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于是他正确地提出：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世界重心向非欧地区的转移。在他看来，为了反映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形势，历史学家不只是在传统的世界史框架中加若干章节以叙述之外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应从总体上作出考察与安排，这就必须具备他所说的“全球性眼光”，亦即观察世界的整体性观念。
2.《当代史导论》进一步开拓了当代史研究的视界，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巴勒克拉夫指出：“我的首要任务是探讨当代社会新的框架和彼此依存的各种新的联系，这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全书八章，从总体上论述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内容，而且专章论列当代社会变迁、科学技术、人口因素、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它不是一部以时间为序的逐一记述的当代政治军事史，而是广泛涉及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层面，这种范围广阔、色彩丰富的当代史，与内容狭隘、枯燥乏味的西方传统史学著作迥然不同。
3.《当代史导论》的贡献还在于方法上的革新。巴勒克拉夫探索世界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法是宏观的方法，即前已述及的用一种辽阔的“全球性的眼光”来考察世界。需要另外涉及的是，他运用的方法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有悖。他反对历史主义历史学家所沿用的“上古—中古—近代”三分法，在《当代史导论》中作出了具体的贯彻。有史家提出用“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来取代传统的三分法，巴勒克拉夫断然拒绝这一新的分期法，在他看来，以“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发展次序来取代“上古—中古—近代”的新三分法，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映。总之，他不赞同传统的线型的历史研究法，在某种程度上，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他尤其非议历史主义史家那种把历史看作连续发展的观点，认为“连续性决不是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在方法论上，他反对那种不把当代史视作一门学科的观点，而应当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他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构想，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在这里，还应提及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本地地图集，对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间的世界历史作了宏观性的考察。它用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亚的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新兴的西方世界、欧洲统治时期、全球文明时代这样7个题目，阐明了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发展为密切联系的整体过程。在这里，西欧中心论的旧的世界史观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传统的世界史的三分法也不见了，主编者在立意把世界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史事置于世界全局之中，力图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性的客观进程。这本地图集在1978年的出版，是当代世界史重构中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也颇能体现巴勒克拉夫“全球历史观”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三
平心而论，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很明显地受到了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思想影响。这一点，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前言中，巴勒克拉夫曾明确地告诉过读者。
斯塔夫里阿诺斯致力于世界史体系的创新，他除出版影响广泛的《全球通史》外，又先后出版了《全球冲突：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的生命线》等重要著作，以构建符合现时代、体现“全球历史观”的新的体系。
创新离不开继承，所谓创新，实际上是在对旧传统与陈见予以批判、扬弃的基础上的一种继承，在史学发展史上，无论是某个学派的赓继，还是某种学说的繁衍，都离不开前人的思想遗产。在这里，世界史编纂体系的创新也是这样。因此，回顾与概括一下前人在世界史写作中的类型，更可显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这方面的成就。
吴于廑曾说过：“世界史的编写，如果不拘泥于世界史这个名词的现代含义，我看是从古就有的。当然，古代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它要小得多，狭隘得多。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一个古代史学家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也就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写作世界的历史。”（注：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如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所撰《历史》与罗马统治时代的希腊史家波里比阿所著《通史》，就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史。这当然是世界史编纂中的稚拙形态阶段，自此后编撰世界史的史学传统并未泯灭，而是一线相传，直至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新作的问世。就其世界史的类型，自古迄今可否大体归纳为如下几种：
1.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所知的世界史，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然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是当时西亚、北非和希腊等地区的一部“通志”，具有通史的特点。伏尔泰撰《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中译本为《风俗论》），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这种类型的世界通史著作的特点是：内容宏富，视野开阔，运用历史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力图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所倡导的“总体史”或“全球史”，实际上是这种类型的世界史体系的复活与前进。
2.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波里比阿的《通史》，以罗马世界的政治军事为中心，主要叙述那些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民族，反映它们之间的冲突和交往，他所要描述的“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不过是一个以罗马为主体、以周边“蛮族”为附体的“罗马世界”而已。兰克所撰《世界史》，无疑是一部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意在揭示在西欧各民族力量的冲突和斗争之背后所展开的世界历史发展态势，关注国际关系。由于兰克的努力，形成了这种以政治、军事与外交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史式的世界史编纂传统。
3.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圣奥古斯丁撰《上帝之城》，称天地间有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前者是罪恶的，是黑暗的世界；后者是善良的，是光明的世界。一部世界史就是善战胜恶、光明取代黑暗的发展过程，这种进程依神意的安排而定，整个人类是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的。中古德意志史家鄂图在奥古斯丁双城说的基础上，撰《双城史》，综合叙述了自《圣经》中创世纪起至1146年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基督教神学思想为指导而撰写的世界史，大多是一种普遍的、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通史，一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的旨意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它已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它是后世世界史编纂继续发展的沃土。
4.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斯宾格勒撰《西方的没落》，开始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史编纂模式。汤因比撰《历史研究》，继承与发展了斯宾格勒的世界史体系，把斯宾格勒的8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几种文明（社会），试图对世界历史作出整体上的归纳与概括。尽管他们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宏观世界历史的壮丽图景，但严格说来，他们两人的理论探索，并不能代替世界史编纂工作本身，无论是《西方的没落》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过是一种哲学的思辨。
通过以上的回顾，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再来探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可以看出他在当代的形势下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既有继承，又富有创意了。通览全书，他体现出了如下几个特点：
1.典范性。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重新构建的世界史潮流中，这部《全球通史》，因其大别于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的陈见，因其运用全球观点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因其由历史学家个人独著而别具一格，因其对同时代世界史的重构所起的最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享誉学林，成为体现巴勒克拉夫所倡导的“全球历史观”的典范之作。
2.整体性。这里所说的整体性是指斯塔夫里阿诺斯用新的全球眼光来重新考察世界历史。在《全球通史》一开篇，著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这是因为他打破了以兰克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世界史体系，从人类历史的整体视角来展开世界史，书中所要表述的重点不是依据旧传统或凭空而来，而是取决于哪些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以及取决于全球历史的发展趋势。所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中落笔之轻重，是从全球观点和全球范围出发，而服从于全书所追求的全球格局这一宗旨的。
3.当代性。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世界史的研究不应泥古不化，而应体现出全球性，还应显示出当代性。当代性决定了全球性，因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而全球性不但体现了当代性，而且是世界史的灵魂。当代性的一层含义在于当代史就是世界史，另一层含义在于世界史与当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要求历史学家从当代出发去考察和撰写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全球通史》是当今世界的一部“资治通鉴”，难怪汤因比在读了此书后说道：它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括各种选择和可能性的未来。如此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已不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也不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对5个世纪中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的考察，而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这也是《全球通史》既与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相类但又超越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