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苏联模式由盛至衰的经济分析
孙代尧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京)1998年02期第84～91页
【作者简介】孙代尧，1964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
【关 键 词】苏联模式/粗放发展/集中计划体制/对外扩张战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17年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的一种早期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所处的历史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存在战争威胁，苏联从“一五”计划开始就特别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反映到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备战型或准战时型的特点。从备战出发，产生了这个模式的经济发展的粗放性、经济结构的超重性、经济体制的集中计划性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性。在二战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模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在经济上，苏联在短时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变为欧洲一流的工业强国，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高速增长；在军事上，为反法西期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在文化上，作为走向现代化的新样板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发生广泛的影响。
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这一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然而，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变化了的时代面前，仍然把它视为唯一的和不可更改的模式（尽管也对之作了一点改良），以致同时代的发展愈来愈不适应。这个模式原有的一些长处和优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都变为短处和弱点了。60年代以后，苏联模式开始由盛转衰，其经济上的明显表现是：苏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突然中断，进入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见下表）。江河日下的苏联终于在90年代初走向深渊。苏联东欧剧变表明，落后于时代的苏联模式，最后为时代所抛弃。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的变迁，应当到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原因。本文对此试作分析。
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E.埃里克森《1979—1990年的苏联》，圣弗兰西斯科：ICS出版社1990年版。
一、粗放发展的潜力耗尽，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一种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主要不是依靠科技进步和企业内部的潜力，而是依靠不断增加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扩大再生产。它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在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为了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产品的数量上尽快赶上西方国家，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做出的一种选择。
粗放发展是相对于集约发展而言的。与集约发展相比，粗放发展具有效益差和不经济的特点，但它并非是绝对的坏事。在一定国家的一定条件下，粗放发展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的前提条件是有过剩的劳动力，并且生产的增长快于生产费用的增长。由于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粗放发展的潜力巨大，因此从沙俄到苏联都采取了粗放发展的战略，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绩效。但不管资源多么丰富，资源都是有限的。苏联首先开采工业发达的西部地区的相对便宜、便于开采和利用的资源，由于粗放经营损耗浪费十分严重，西部地区的资源日趋枯竭。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资源开采的重心逐渐东移。但东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质结构复杂，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因而开采费用急剧增长。如在1976—1980年期间，开采1吨石油的费用比1972 年以前增长了一倍多（注：[苏]《计划经济》，1982年第8期。）。进入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生产费用的增长，已快于生产的增长。另外，劳动力的补充来源日趋困难，60年代，苏联人口出生率由50年代的25—27‰下降到17—18‰，劳动力来源也随之减少，靠追加劳动力来增产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
上述情况表明，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70年代，苏联粗放发展的潜力已经耗尽。不能说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10个五年计划（ 1976 —1980年）为“质量、效率”计划。然而，苏联发展战略的调整经过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国民经济的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战前苏联的总体技术水平同西方国家的差距约为5—10年，80年代已扩大到15年左右。 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苏联更落后于西方国家。由于科技进步缓慢，苏联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很小，如1971—1975年，按社会总产值指标计算的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为32.9%，1976—1980年仅为24.6%（注：[苏]《经济科学》，1981年第10期。）。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属于粗放经营型。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之所以未能实现，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体制。诚如捷克著名经济学家锡克所说，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会产生集约化发展的前提条件的，这种体制只适于粗放的生产增长，其结果是投资过多或生产增长的代价过高，材料消耗过多，技术和质量的发展严重受阻（注：[捷克]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75页。）。
苏联的备战型经济模式反映在经济结构上，是形成了一种超重型的经济结构，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相比占有绝对的优势。这种经济结构在战前特定的条件下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战后和平时期，苏联领导人从争夺霸权的需要出发，仍然把它作为不可更改的教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民经济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直为2∶2∶6，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75%左右。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主要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战后苏联依靠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针，在军备竞赛中一度赶上了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但其代价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整个经济严重失衡，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二、集中计划体制存在重大缺陷
苏联在30年代初形成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以产品经济观为指导、以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所有制形式单一，公有化程度高；决策权高度集中，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管理；动力机制包括政治鼓动、行政压力和一定的物质刺激，来自经济方面的动力非常有限；信息纵向传递，从上至下的信息主要由领导人指示、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指标构成，从下至上的信息主要是汇报和统计报表；经济协调主要是直接人为调节，基本上排除市场调节和间接人为调节；政府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合而为一，决策、监督和检定三种职能事实上集于一身。
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在形成和建立初期，适应了当时经济结构简单、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国家目标居于绝对领先地位、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因而经济的粗放发展余地较大这些条件，所以它曾经保持了良好的增长纪录。特别是在30年代的战争环境下，这一体制充分发挥了它有利于动员资源的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础，为后来抗击法西斯的侵犯起了重要作用。在战后恢复时期，它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因此，苏联在整个战前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都保持了较资本主义各国为高的增长率。据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森估计，1928—1955年苏联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4—6.3%， 超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注：转引自[美]A.Hewett编：《改革苏联经济》，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1988年版，第37—38页，第69—78页。）。
进入50年代以后，苏联的上述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门类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科技水平越来越高；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靠政治热情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的方法越来越失去效力，人民要求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西部自然资源开始枯竭，新的资源的开采利用费用越来越高；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劳动力越来越短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科技的进步，依靠集约化经营和提高效益。在这种条件下，集中计划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就开始暴露出来。
集中计划经济是一种低效率、高成本、高浪费的经济，靠大量投入换取产出。据阿甘别吉场和其他苏联经济学家计算，1961—1984年期间苏联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TFP ）的年增长率除柯西金改革阶段曾达到年提高3.2%的较好成绩外，一直在1.1—1.3%之间徘徊。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作出的分阶段估计则是：1961—1965年为0.5 %，1966—1970年为1.2%，1971—1975年为-0.5%，1976—1980年为-0. 9%，1981—1984年为-0.3%（注：转引自[美]A.Hewett编：《改革苏联经济》，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1988年版，第37—38页，第69—78页。）。资源高消耗，其利用效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苏联每吨木材所生产的纸仅为美国的1／6，纸板为美国的2／7，胶合板为美国的1／9。苏联每单位国民收入所需投资要比美国多50%，用钢量多90%，耗电多20%，石油用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等等。 经济中浪费惊人。据苏联报刊透露的材料，1980年苏联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为43%，损失达57%，折合标准燃料9亿多吨。 由于质量低劣和保管不善等原因，每年要报废2000—2500万吨金属，损失500—600 万吨化肥， 浪费3500—4000万吨谷物，每年报废的拖拉机与新提供的拖拉机数量相当。
集中计划体制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由于对劳动者集体和个人的物质激励严重不足带来的运作效率的低下。尽管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加强对企业的利润刺激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但毕竟是极其有限的。而且，由于局部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激励机制上缺乏兼容性，利益驱动往往同全面完成计划任务存在矛盾。为了克服这方面的矛盾，苏联1965年在柯西金主持下推行了一次“新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要旨就是在重振集中计划体制的同时强化对企业的物质刺激。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动力机制。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建立在行政机关的权威、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精神奖励基础上的动力机制日益运转不灵，苏联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在经济动力不足的弊端越来越突出。
集中计划体制的再一个弊端是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没有革新的内在动力。因为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标准是国家计划，企业只需按照规定的生产方向和品种增加生产，既不必担心自己产品的销路，也不用担心得不到利润和奖金。至于产品是否符合需要，是否符合现代技术的要求，那是计划部门的事，与企业本身没有利益关系。企业越是生产自己熟悉的老产品，生产就越顺利，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任务的把握就越大。而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反而会影响计划任务的完成，给企业造成负担和损失。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了一些对策来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如规定对优质产品、新产品实行加价，设立企业技术革新专项基金，为企业规定完成新技术改造的硬性任务等，但始终无法解决企业回避、抵制技术革新的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只有25—30%的新技术、新发明得到应用；一项新技术从研制到成批生产需要7—12年时间，超过了现代技术条件下大多数新技术7—8年的无形磨损周期，也就是说，很多新技术还没有投产和刚刚投产就陈旧过时了。到80年代中期，苏联在民用生产的新技术利用方面，比日本和美国落后了近20年； 机械化水平提高缓慢， 苏联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有5000万人，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占1／3，建筑业中占1／2以上，农业中占3／4。
三、对外扩张战略带来严重后果
苏联是一个从具有扩张主义、沙文主义传统的军事封建帝国脱胎出来的国家。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的对外战略越来越鲜明地打上扩张主义的印记。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实行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性阶段斗争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展开了全面争夺。然而，苏联跃上军事强国的顶峰之时，也是其经济无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之日。具体而言，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外扩张战略阻碍了对经济体制的改革。
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70年代，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已暴露无遗，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已经发展得相当明显。但这时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真正对之进行彻底的改革。一个原因是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使苏联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注：仅1979年的石油涨价，就使苏联当年外汇收入增加96亿美元。[英]《金融时报》，1980年9月20 日。），这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苏联经济体制所存在弊端的严重程度。另一个原因是，正是在经济已经陷于停带状态的70年代，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政策反作用于国内，必然对国内改革形成一种阻力。苏联60年代中期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很快遭到搁置，同霸权政治直接相关。就在柯西金决定从1966年起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不久，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被称之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这使正同美国争霸的苏联领导人十分不安。苏联担心，捷克的改革会在东欧各国引起连锁反应，一旦改革打破原有的体制，苏联就失去了控制这些国家的前提和手段，“社会主义大家庭”势将难以维系。为了控制经互会各成员国，以增强同美国和西方世界抗衡的力量，苏联断然于1968年将坦克开进了布拉格街头，碾碎了杜布切克等人的改革。这种入侵行动不仅使已经开始迈出步子的几个东欧国家停止或放慢了改革，也使苏联国内刚刚开始的改革难以深入下去，柯西金本人还遭到批判，到了70年代，改革名存实亡。
第二，军事扩张战略阻碍了苏联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步伐。这是70年代后苏联国力大衰的重要原因。
从技术内容上看，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技术雏型大多孕育于二次大战前和战时，是基于战争的需要。战后，各项经过战争考验的、成熟的先进军事技术开始向民用技术领域转移，特别是战争期间制成的原子弹、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V—2S 火箭以及由这些军事技术转化发展而来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宇航技术，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三大先导技术，并组成了新的工业革命的高技术基础。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苏联充分发挥社会制度的优势，在发展先进军事技术中后来居上，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在以美苏军备竞赛为主的冷战刺激下，双方你追我赶，推出了一项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成果。先进的军事技术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领先技术，在冷战时期也必然成为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和民用技术的重要源泉。优先发展军事技术的战略，在50、60年代也带动了苏联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宇航、原子能、同位素、超音速飞机制造等方面，苏联领先于世界。特别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原子能破冰船及图-104型喷气式客机等尖端科技成果，曾使苏联人民自豪、世界人民欢庆、西方国家震惊。苏联的科技成就不仅使其军事实力大增，而且带动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尽管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弊端已经暴露，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技进步的因素所抵销。
但是，从70年代起，科技革命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西方国家以70年代初兴起的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对电子、生化等部门的研究开发投资急剧增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将高技术开发与改造传统产业和更新产品结合起来。新科技革命开创了通用技术的时代，过去那种军事技术明显高于民用技术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西方国家开始从“军事立国”转向“技术立国”。这表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大国之间国际较量的制高点，已由军事实力转移到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实力上来。
值此关键时刻，苏联却无动于衷，仍在奉行“国防优先”战略和军事技术优先发展的模式，实际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军事科研费用占国家科研费用的比重都大大高于其它国家。这一战略背离了新科技革命的特征，阻碍了苏联科技的发展，使苏联在新科技革命出现比西方国家落后的局面。高技术的差距使苏联难以形成新兴技术产业，难以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从而不能实现产业结构转换，不能有效地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其他国家在新技术革命中开发出来的高技术成果，苏联的反应也相当迟钝。直至8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一个个宏大的高科技开发计划的刺激下， 经互会才行动起来， 于1985年在莫斯科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经互会成员国2000年前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苏联的认识滞后于新科技革命十几年，丧失了宝贵的时机，其技术水平被普遍认为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10—15年。
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苏联因固守军事技术领先发展的过时战略而导致国力大衰，是很耐人寻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在军事的竞争中登上了世界权力的顶峰，占据了世界超级大国的位置。然而，70年代以后苏联国力的急剧衰落，其主要原因却不是军事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相反，它向人们发出的新信息是：传统的强国之路已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领域的竞争。当代世界已从“军事争霸”进入“技术制胜”的时代，国际较量的制高点已由军事力演变为以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力。战后日本由“技术大国”、“经济大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发展之路，正是这一变化的典型反映。
第三，苏联在维系东欧以及同美国争夺第三世界上耗费了巨额资金，从而给经济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据统计，赫鲁晓夫时期（1955—1964年），苏联向第三世界22个新独立的国家提供了38.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4.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战略核军备实现了同美国的均势，苏联便依仗其迅速膨胀的军事实力并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元气大伤、国内新孤立主义抬头、在亚非拉地区实行收缩之机，积极推行“历史性进攻”战略。70年代，苏联向第三世界所提供的军援和经援分别高达474亿美元和116亿美元。根据苏联公布的数字，在1965—1979年间，它在国外22国的驻军高达75万人。这种恶性发展的扩张主义战略使苏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7 月苏共二十八大发言时说：过去20年苏联同西方军事对抗共花去7000亿卢布；为同中国对抗，用于军事基础设施上的费用达2000亿卢布。另据美国的权威经济机构的估计，仅1982年一年，苏联用于补贴东欧各国和在第三世界扩张的费用就达到400亿美元；从1972年到1981年， 东欧所得的苏联贸易补贴总额为1019亿美元；在阿富汗作战，共花费600亿卢布（注： 参见杜攻主编：《转变中的世界格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历史证明，扩张过度是所有大国衰落的主要根源。100多年前，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复论证：“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09，513—514页。）。战后的历史证明，两个超级大国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不仅消弱了美国，也拖垮了苏联。可以说，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扩张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衰落，使苏联沦为拥有原子弹的“发展中国家”。
第四，与军事上的对外扩张相联系，苏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采取了一种自我孤立的封闭政策。这是备战型经济模式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必然反映。
战后苏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在1952年提出的“两个世界市场”理论（注：《斯大林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这是一个与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背道而驰的理论，其实质是搞“自我封闭”。赫鲁晓夫执政后，进一步将这个理论发展为“两个世界体系”的理论，热衷于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按统一计划调节的世界共产主义经济”，其实质仍是搞“自我封闭”。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前，苏联的对外经贸主要限于经互会内部，与西方贸易额始终未超过28亿卢布。勃列日涅夫当政前期，即60年代后半期，苏联仍囿于半封闭状况，与西方贸易的水平仅比赫鲁晓夫时期高出1—2%。进入70年代，由于西方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加之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东西方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苏从西方引进了177 亿卢布的资金和进口了290亿卢布的先进技术设备，获得不少经济实惠。但好景不长， 由于苏联出兵占领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引起西方的制裁，致使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严重萎缩。
总的来看，战后苏联经济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的特征。长期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坐视世界市场竞争利益落入西方国家之手，不能不导致苏联在当代经济和科技的激烈竞争中落伍和败北。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科技力量和工业基础雄厚的大国，苏联本来是有资格在世界市场上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竞争的，但是，由于其错误的内外经济政策而导致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很低。它的进出口总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左右，这与其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直到1985年，苏联同西方贸易中出口产品的80%是石油、天然气、煤，工艺水平高的产品只占与西方贸易总额的0.23%。在世界机器制造业总出口额中，苏联所占比重仅2%多一点，低于发展中国家6%的平均水平。西方讥讽苏联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世界贸易中的“发展中国家”，是并不过份的。
8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件是苏联东欧剧变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终结；一件是中国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及其相互联系，只有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放到时代主题转换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深刻理解。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面临着新技术革命提出的一系列挑战，要在这些挑战中站稳脚跟并求得发展，都必须建立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如何实现这一过渡就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所不同的只是，资本主义是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社会主义则是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一过渡，到60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没有因应时代的变化进行模式转换，结果在时代的严峻挑战面前，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终于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苏联模式的终结。在世界社会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性危机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却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这里的关键在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从70年代末起，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推行了一条市场取向的改革战略，并逐渐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而兴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中共十四大报告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时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把这一点强调出来十分重要。在未来的世纪里，社会主义必将继续面临时代的挑战。能否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发展趋势来审视自己，在不断改革和调整中发展自己，将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京)1998年02期第84～91页
【作者简介】孙代尧，1964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
| 【内容提要】 | 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反映了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特征，其经济发展的粗放性、经济结构的超重性、经济体制的集中计划性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性越来越不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要求，苏联没有因应时代的变化进行模式转换，结果在60年代后由盛转衰，终于被时代所抛弃。本文认为，战后苏联模式由盛至衰和苏联剧变的发生，只有从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和时代主题转换的角度，作深层次的经济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 |
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这一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然而，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变化了的时代面前，仍然把它视为唯一的和不可更改的模式（尽管也对之作了一点改良），以致同时代的发展愈来愈不适应。这个模式原有的一些长处和优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都变为短处和弱点了。60年代以后，苏联模式开始由盛转衰，其经济上的明显表现是：苏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突然中断，进入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见下表）。江河日下的苏联终于在90年代初走向深渊。苏联东欧剧变表明，落后于时代的苏联模式，最后为时代所抛弃。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的变迁，应当到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原因。本文对此试作分析。
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1951-1960年 1961-1965年 1966-1970年 苏联官方估计 10.1 6.5 7.8 西方估计 5.6 4.9 5.1 苏联学者估计 7.2 4.4 4.1 1971-1975年 1976-1980年 1981-1985年 苏联官方估计 5.7 4.3 3.6 西方估计 3.0 2.3 0.6 苏联学者估计 3.2 1.0 0.6 |
资料来源：E.埃里克森《1979—1990年的苏联》，圣弗兰西斯科：ICS出版社1990年版。
一、粗放发展的潜力耗尽，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一种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主要不是依靠科技进步和企业内部的潜力，而是依靠不断增加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扩大再生产。它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在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为了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产品的数量上尽快赶上西方国家，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做出的一种选择。
粗放发展是相对于集约发展而言的。与集约发展相比，粗放发展具有效益差和不经济的特点，但它并非是绝对的坏事。在一定国家的一定条件下，粗放发展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的前提条件是有过剩的劳动力，并且生产的增长快于生产费用的增长。由于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粗放发展的潜力巨大，因此从沙俄到苏联都采取了粗放发展的战略，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绩效。但不管资源多么丰富，资源都是有限的。苏联首先开采工业发达的西部地区的相对便宜、便于开采和利用的资源，由于粗放经营损耗浪费十分严重，西部地区的资源日趋枯竭。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资源开采的重心逐渐东移。但东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质结构复杂，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因而开采费用急剧增长。如在1976—1980年期间，开采1吨石油的费用比1972 年以前增长了一倍多（注：[苏]《计划经济》，1982年第8期。）。进入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生产费用的增长，已快于生产的增长。另外，劳动力的补充来源日趋困难，60年代，苏联人口出生率由50年代的25—27‰下降到17—18‰，劳动力来源也随之减少，靠追加劳动力来增产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
上述情况表明，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70年代，苏联粗放发展的潜力已经耗尽。不能说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10个五年计划（ 1976 —1980年）为“质量、效率”计划。然而，苏联发展战略的调整经过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国民经济的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战前苏联的总体技术水平同西方国家的差距约为5—10年，80年代已扩大到15年左右。 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苏联更落后于西方国家。由于科技进步缓慢，苏联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很小，如1971—1975年，按社会总产值指标计算的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为32.9%，1976—1980年仅为24.6%（注：[苏]《经济科学》，1981年第10期。）。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属于粗放经营型。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之所以未能实现，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体制。诚如捷克著名经济学家锡克所说，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会产生集约化发展的前提条件的，这种体制只适于粗放的生产增长，其结果是投资过多或生产增长的代价过高，材料消耗过多，技术和质量的发展严重受阻（注：[捷克]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75页。）。
苏联的备战型经济模式反映在经济结构上，是形成了一种超重型的经济结构，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相比占有绝对的优势。这种经济结构在战前特定的条件下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战后和平时期，苏联领导人从争夺霸权的需要出发，仍然把它作为不可更改的教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民经济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直为2∶2∶6，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75%左右。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主要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战后苏联依靠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针，在军备竞赛中一度赶上了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但其代价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整个经济严重失衡，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二、集中计划体制存在重大缺陷
苏联在30年代初形成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以产品经济观为指导、以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所有制形式单一，公有化程度高；决策权高度集中，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管理；动力机制包括政治鼓动、行政压力和一定的物质刺激，来自经济方面的动力非常有限；信息纵向传递，从上至下的信息主要由领导人指示、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指标构成，从下至上的信息主要是汇报和统计报表；经济协调主要是直接人为调节，基本上排除市场调节和间接人为调节；政府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合而为一，决策、监督和检定三种职能事实上集于一身。
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在形成和建立初期，适应了当时经济结构简单、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国家目标居于绝对领先地位、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因而经济的粗放发展余地较大这些条件，所以它曾经保持了良好的增长纪录。特别是在30年代的战争环境下，这一体制充分发挥了它有利于动员资源的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础，为后来抗击法西斯的侵犯起了重要作用。在战后恢复时期，它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因此，苏联在整个战前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都保持了较资本主义各国为高的增长率。据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森估计，1928—1955年苏联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4—6.3%， 超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注：转引自[美]A.Hewett编：《改革苏联经济》，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1988年版，第37—38页，第69—78页。）。
进入50年代以后，苏联的上述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门类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科技水平越来越高；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靠政治热情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的方法越来越失去效力，人民要求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西部自然资源开始枯竭，新的资源的开采利用费用越来越高；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劳动力越来越短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科技的进步，依靠集约化经营和提高效益。在这种条件下，集中计划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就开始暴露出来。
集中计划经济是一种低效率、高成本、高浪费的经济，靠大量投入换取产出。据阿甘别吉场和其他苏联经济学家计算，1961—1984年期间苏联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TFP ）的年增长率除柯西金改革阶段曾达到年提高3.2%的较好成绩外，一直在1.1—1.3%之间徘徊。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作出的分阶段估计则是：1961—1965年为0.5 %，1966—1970年为1.2%，1971—1975年为-0.5%，1976—1980年为-0. 9%，1981—1984年为-0.3%（注：转引自[美]A.Hewett编：《改革苏联经济》，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1988年版，第37—38页，第69—78页。）。资源高消耗，其利用效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苏联每吨木材所生产的纸仅为美国的1／6，纸板为美国的2／7，胶合板为美国的1／9。苏联每单位国民收入所需投资要比美国多50%，用钢量多90%，耗电多20%，石油用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等等。 经济中浪费惊人。据苏联报刊透露的材料，1980年苏联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为43%，损失达57%，折合标准燃料9亿多吨。 由于质量低劣和保管不善等原因，每年要报废2000—2500万吨金属，损失500—600 万吨化肥， 浪费3500—4000万吨谷物，每年报废的拖拉机与新提供的拖拉机数量相当。
集中计划体制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由于对劳动者集体和个人的物质激励严重不足带来的运作效率的低下。尽管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加强对企业的利润刺激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但毕竟是极其有限的。而且，由于局部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激励机制上缺乏兼容性，利益驱动往往同全面完成计划任务存在矛盾。为了克服这方面的矛盾，苏联1965年在柯西金主持下推行了一次“新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要旨就是在重振集中计划体制的同时强化对企业的物质刺激。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动力机制。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建立在行政机关的权威、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精神奖励基础上的动力机制日益运转不灵，苏联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在经济动力不足的弊端越来越突出。
集中计划体制的再一个弊端是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没有革新的内在动力。因为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标准是国家计划，企业只需按照规定的生产方向和品种增加生产，既不必担心自己产品的销路，也不用担心得不到利润和奖金。至于产品是否符合需要，是否符合现代技术的要求，那是计划部门的事，与企业本身没有利益关系。企业越是生产自己熟悉的老产品，生产就越顺利，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任务的把握就越大。而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反而会影响计划任务的完成，给企业造成负担和损失。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了一些对策来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如规定对优质产品、新产品实行加价，设立企业技术革新专项基金，为企业规定完成新技术改造的硬性任务等，但始终无法解决企业回避、抵制技术革新的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只有25—30%的新技术、新发明得到应用；一项新技术从研制到成批生产需要7—12年时间，超过了现代技术条件下大多数新技术7—8年的无形磨损周期，也就是说，很多新技术还没有投产和刚刚投产就陈旧过时了。到80年代中期，苏联在民用生产的新技术利用方面，比日本和美国落后了近20年； 机械化水平提高缓慢， 苏联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有5000万人，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占1／3，建筑业中占1／2以上，农业中占3／4。
三、对外扩张战略带来严重后果
苏联是一个从具有扩张主义、沙文主义传统的军事封建帝国脱胎出来的国家。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的对外战略越来越鲜明地打上扩张主义的印记。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实行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性阶段斗争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展开了全面争夺。然而，苏联跃上军事强国的顶峰之时，也是其经济无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之日。具体而言，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外扩张战略阻碍了对经济体制的改革。
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70年代，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已暴露无遗，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已经发展得相当明显。但这时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真正对之进行彻底的改革。一个原因是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使苏联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注：仅1979年的石油涨价，就使苏联当年外汇收入增加96亿美元。[英]《金融时报》，1980年9月20 日。），这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苏联经济体制所存在弊端的严重程度。另一个原因是，正是在经济已经陷于停带状态的70年代，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政策反作用于国内，必然对国内改革形成一种阻力。苏联60年代中期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很快遭到搁置，同霸权政治直接相关。就在柯西金决定从1966年起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不久，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被称之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这使正同美国争霸的苏联领导人十分不安。苏联担心，捷克的改革会在东欧各国引起连锁反应，一旦改革打破原有的体制，苏联就失去了控制这些国家的前提和手段，“社会主义大家庭”势将难以维系。为了控制经互会各成员国，以增强同美国和西方世界抗衡的力量，苏联断然于1968年将坦克开进了布拉格街头，碾碎了杜布切克等人的改革。这种入侵行动不仅使已经开始迈出步子的几个东欧国家停止或放慢了改革，也使苏联国内刚刚开始的改革难以深入下去，柯西金本人还遭到批判，到了70年代，改革名存实亡。
第二，军事扩张战略阻碍了苏联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步伐。这是70年代后苏联国力大衰的重要原因。
从技术内容上看，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技术雏型大多孕育于二次大战前和战时，是基于战争的需要。战后，各项经过战争考验的、成熟的先进军事技术开始向民用技术领域转移，特别是战争期间制成的原子弹、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V—2S 火箭以及由这些军事技术转化发展而来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宇航技术，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三大先导技术，并组成了新的工业革命的高技术基础。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苏联充分发挥社会制度的优势，在发展先进军事技术中后来居上，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在以美苏军备竞赛为主的冷战刺激下，双方你追我赶，推出了一项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成果。先进的军事技术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领先技术，在冷战时期也必然成为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和民用技术的重要源泉。优先发展军事技术的战略，在50、60年代也带动了苏联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宇航、原子能、同位素、超音速飞机制造等方面，苏联领先于世界。特别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原子能破冰船及图-104型喷气式客机等尖端科技成果，曾使苏联人民自豪、世界人民欢庆、西方国家震惊。苏联的科技成就不仅使其军事实力大增，而且带动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尽管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弊端已经暴露，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技进步的因素所抵销。
但是，从70年代起，科技革命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西方国家以70年代初兴起的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对电子、生化等部门的研究开发投资急剧增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将高技术开发与改造传统产业和更新产品结合起来。新科技革命开创了通用技术的时代，过去那种军事技术明显高于民用技术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西方国家开始从“军事立国”转向“技术立国”。这表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大国之间国际较量的制高点，已由军事实力转移到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实力上来。
值此关键时刻，苏联却无动于衷，仍在奉行“国防优先”战略和军事技术优先发展的模式，实际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军事科研费用占国家科研费用的比重都大大高于其它国家。这一战略背离了新科技革命的特征，阻碍了苏联科技的发展，使苏联在新科技革命出现比西方国家落后的局面。高技术的差距使苏联难以形成新兴技术产业，难以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从而不能实现产业结构转换，不能有效地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其他国家在新技术革命中开发出来的高技术成果，苏联的反应也相当迟钝。直至8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一个个宏大的高科技开发计划的刺激下， 经互会才行动起来， 于1985年在莫斯科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经互会成员国2000年前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苏联的认识滞后于新科技革命十几年，丧失了宝贵的时机，其技术水平被普遍认为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10—15年。
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苏联因固守军事技术领先发展的过时战略而导致国力大衰，是很耐人寻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在军事的竞争中登上了世界权力的顶峰，占据了世界超级大国的位置。然而，70年代以后苏联国力的急剧衰落，其主要原因却不是军事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相反，它向人们发出的新信息是：传统的强国之路已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领域的竞争。当代世界已从“军事争霸”进入“技术制胜”的时代，国际较量的制高点已由军事力演变为以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力。战后日本由“技术大国”、“经济大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发展之路，正是这一变化的典型反映。
第三，苏联在维系东欧以及同美国争夺第三世界上耗费了巨额资金，从而给经济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据统计，赫鲁晓夫时期（1955—1964年），苏联向第三世界22个新独立的国家提供了38.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4.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战略核军备实现了同美国的均势，苏联便依仗其迅速膨胀的军事实力并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元气大伤、国内新孤立主义抬头、在亚非拉地区实行收缩之机，积极推行“历史性进攻”战略。70年代，苏联向第三世界所提供的军援和经援分别高达474亿美元和116亿美元。根据苏联公布的数字，在1965—1979年间，它在国外22国的驻军高达75万人。这种恶性发展的扩张主义战略使苏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7 月苏共二十八大发言时说：过去20年苏联同西方军事对抗共花去7000亿卢布；为同中国对抗，用于军事基础设施上的费用达2000亿卢布。另据美国的权威经济机构的估计，仅1982年一年，苏联用于补贴东欧各国和在第三世界扩张的费用就达到400亿美元；从1972年到1981年， 东欧所得的苏联贸易补贴总额为1019亿美元；在阿富汗作战，共花费600亿卢布（注： 参见杜攻主编：《转变中的世界格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历史证明，扩张过度是所有大国衰落的主要根源。100多年前，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复论证：“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09，513—514页。）。战后的历史证明，两个超级大国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不仅消弱了美国，也拖垮了苏联。可以说，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扩张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衰落，使苏联沦为拥有原子弹的“发展中国家”。
第四，与军事上的对外扩张相联系，苏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采取了一种自我孤立的封闭政策。这是备战型经济模式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必然反映。
战后苏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在1952年提出的“两个世界市场”理论（注：《斯大林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这是一个与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背道而驰的理论，其实质是搞“自我封闭”。赫鲁晓夫执政后，进一步将这个理论发展为“两个世界体系”的理论，热衷于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按统一计划调节的世界共产主义经济”，其实质仍是搞“自我封闭”。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前，苏联的对外经贸主要限于经互会内部，与西方贸易额始终未超过28亿卢布。勃列日涅夫当政前期，即60年代后半期，苏联仍囿于半封闭状况，与西方贸易的水平仅比赫鲁晓夫时期高出1—2%。进入70年代，由于西方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加之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东西方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苏从西方引进了177 亿卢布的资金和进口了290亿卢布的先进技术设备，获得不少经济实惠。但好景不长， 由于苏联出兵占领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引起西方的制裁，致使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严重萎缩。
总的来看，战后苏联经济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的特征。长期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坐视世界市场竞争利益落入西方国家之手，不能不导致苏联在当代经济和科技的激烈竞争中落伍和败北。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科技力量和工业基础雄厚的大国，苏联本来是有资格在世界市场上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竞争的，但是，由于其错误的内外经济政策而导致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很低。它的进出口总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左右，这与其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直到1985年，苏联同西方贸易中出口产品的80%是石油、天然气、煤，工艺水平高的产品只占与西方贸易总额的0.23%。在世界机器制造业总出口额中，苏联所占比重仅2%多一点，低于发展中国家6%的平均水平。西方讥讽苏联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世界贸易中的“发展中国家”，是并不过份的。
8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件是苏联东欧剧变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终结；一件是中国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及其相互联系，只有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放到时代主题转换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深刻理解。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面临着新技术革命提出的一系列挑战，要在这些挑战中站稳脚跟并求得发展，都必须建立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如何实现这一过渡就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所不同的只是，资本主义是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社会主义则是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一过渡，到60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没有因应时代的变化进行模式转换，结果在时代的严峻挑战面前，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终于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苏联模式的终结。在世界社会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性危机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却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这里的关键在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从70年代末起，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推行了一条市场取向的改革战略，并逐渐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而兴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中共十四大报告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时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把这一点强调出来十分重要。在未来的世纪里，社会主义必将继续面临时代的挑战。能否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发展趋势来审视自己，在不断改革和调整中发展自己，将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