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工业化模式的转换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严立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8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3期第72～80页
【作者简介】严立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曾撰文对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问题进行过分析和阐述，指出日本由于江户时代后期的农业生产率高于中国，因而其原初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和国内市场比中国发达，这就使得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的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近代工业化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国内市场基础。一定程度的国内市场的存在对于此后日本的近代工业化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它使得日本的近代工业化不再受到市场的严重限制，虽然它在初期为西方工业国所占领，但可以通过政府的作用抑制西方工业品的进入，由此腾空出来的市场就成了国内近代工业化的市场。相反，在商品率很低、国内市场很狭小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工业制品很难进入，本国的近代工业也很难立足，为本国的近代工业化所需要的市场，主要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剩余产品的增加、商品化率的提高来实现。因此，在后一种情况下，其工业化要比第一种情况困难得多。（注：参见拙文：《中国与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 期；《日本与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市场条件的比较》，载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但是，我们说日本的原初工业化为近代工业化准备了一定规模的国内市场，并不等于说仅靠这个规模的国内市场就可以确立整个近代工业了。为近代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还必须不断地扩大，而且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扩大的。如棉纱的国内需求量在1887—1888年还只不过32.8万捆（40836吨），人均1.26公斤，但此后不断增长，到1913—1914年达318.6万捆（477900吨），人均9.06公斤，人均消费量扩大了7.2倍。棉布消费量1861年为1878万公斤，人均0.58公斤（当然，这只是棉花总消费中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只是商品布部分）。（注：高村直助：《日本纺织业序说》，日本塙书房1971年版，上卷第146、183页，下卷第82页。）在1861年，至少还会有30%左右的自给布，即购棉织布和购纱织布。而到了明治中期的1891年，棉布消费量扩大到6156万公斤，人均1.54公斤，人均消费量扩大了2.66倍。（注：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2版，第163页。）
日本的近代工业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模式转换：在此之前，日本的近代工业化是以国内市场的扩大为基础的；在此之后，日本的近代工业化逐渐脱离国内市场，向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工业化模式转换。在19世纪以前，日本的国内市场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得以不断地增长，而在20世纪初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加速工业化，大肆剥夺农村，将农村居民的收入转化为投资资本，结果使得农村居民日益贫困化，农村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工业化的进展不得不依赖于国外市场和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日本近代工业化的这一模式转换是日本资本主义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根源。
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内市场的扩大
在19世纪末以前，日本的工业化是以国内市场的扩大为基础的，而促使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当然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
表一 日本农业的比重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注：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产业化的时代》（上），《日本经济史》第4卷，岩波书店 1990年版，第83页。）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从1885年到1915年，农业的净产值增长了74.6%，平均年增长1.9%，农业劳动人均产值增长了81%，平均年增长2%，虽然净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全产业净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劳动者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超过了非农业（含工业）劳动者人均净产值的增长。这一现象表明两点：一是农业净产值的增长虽然慢于工业净产值的增长，但也在扎实、稳定地增长着；二是由于农业劳动力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的增长是靠提高单位产出从而提高人均产值来实现的。
那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农业为什么会实现这种扎实的增长呢？这一点可归功于所谓的“明治农法”。明治农法是明治十至二十年代（19世纪80—90年代），“在明治政府的指导、奖励下，从在维新以后的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农民经济进一步向商品生产深化）下的农民中自下而上地产生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幕末农法’的新的集约型农业耕种法。”（注：井上晴丸：《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农业及农政》，《井上晴丸著作选集》第5卷，雄辉社1972年版，第106页。）其具体内容有：（1）普及多肥高产性品种；（2）增加购买肥料的投入，由豆饼替代鱼渣、油渣；（3）实行盐水选、短册苗代、正条植等集约栽培法；（4）普及蓄力翻耕；（5）将沼田干化并进行田块改并， 扩大优化耕地面积。（注：绵谷赳夫：《农民层的分解》，《绵谷赳夫著作集》第1 卷，日本农林统计协会1979年版，第56页。）
明治农法向全国的推广，使日本的粮食产量自明治十年（1878）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以奈良、佐贺、山形这三个日本畿内、北九州和东北三种不同农业形态的典型代表为例。作为先进地区畿内的代表，同时也是“明治农法”的典型地区的奈良县，其水稻单位产量比其它县高出约40%，而且此后一直持续增长，到大正中期（1917年前后）形成一个峰值（每反2.5石，1日本石＝1.8中国石）。 北九州的佐贺县比东北的山形县产量略高。在1886年，水稻产量在每反1.3—1.4石左右，此后一直增长（佐贺县在1890年左右略有下降），在1905—1920年间都先后超过或接近每反2.0石。日本的总体增长情况存在着速水、 山田和中村之间的论争。（注：速水佑次郎、山田三郎：《工业化始发期的农业生产率》，载川野重任、加藤让编：《日本农业与经济成长》，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第3章；J·中村：《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农业》，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版。）速水和山田推算明治初期的1878—1882年，水稻单位产量为每反1.32石，而中村则推算为1.5—1.7石，但他们都同意在大正中期（1919—1922年）的单位产量为每反1.9—2.0石。
农业净产总值和人均净产值的增长，必然会导致农户收入水平的增加。据考察，由于在明治十年（1878）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而政府的课税额并未随物价上升，故实际公课减少了。（注：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开港和维新》，《日本经济史》第3卷，岩波书店1989 年版，第244页。）这样又进一步促成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农户对工业品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带动工业生产的增长。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工业增长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首先，工业增长必须以一定的农业增长为前提，如果没有农业的增长，不能从土地获得更多的剩余，那么，工业增长既无资金也无市场，因而是不可能的。其次，在一定的农业增长的前提下，如果人口增长速度慢于农业增长速度（即人均农业净产值呈增长趋势），那么，工业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农业的增长速度。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部门自身消费的农产物基本不增加或增速较慢，增长的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提供给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自身消费的工业制品却会由于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等原因出现工业人口的急速扩大，从而导致工业部门自身对工业制品的消费的扩大，尤其是机械工业，其早期几乎完全是以工业部门为市场的。也就是说，农业部门由其自身提供的农产品市场增长很慢，而工业部门为其自身提供的工业制品市场会以较快速度增长，这样就导致了工业品市场增长速度快于农产品市场，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农业增长速度的结果。日本这一时期工业较快速的增长完全依赖于农业的稳定增长，也就是说，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以农业增长为基础的。
表二 日本的消费支出及其增长率（1885—1915）（注：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产业化的时代》（上），《日本经济史》第4卷，第244页。）
工、农两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要导致两业人口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从而导致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表二反映了日本在1885年至1915年间人均消费支出及其增长情况。 日本的国民总支出GNE（与国民总收入相等）在此期分别增长了3.27%和2.11%。人均消费支出则增长了32.28%和0.84%。 消费支出占国民总支出比率的下降说明积累率在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工业增长速度在加快。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说明消费需求和市场在扩大，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说明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可能较多的部分向工业部门倾斜，从而使工业部门的市场扩大得较快一些。
三、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和帝国主义化
在中日战争之前，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首先，我们在前面已经阐明的明治二十（1888）年代以来农业的稳定增长使得农村消费水平和市场需求量能够不断地增长，从而对工业部门的扩大提供了强劲引导力量。其次，与松方财政相关联，政府实行削减财政支出的政策，使得税收没有大幅度增加，利润能够较多地留在企业手中。当时的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实行紧缩财政的方针，除了军费以外，其余支出都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政府的财政每年总是有10—20%的黑字，因而无须再增加税收。（注：室山义正：《近代日本的军事与财政》，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第169—173页。）第三，当时的社会政治也有利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日本于1890年开设议会，而在议会中又是民党占多数，它们与内阁相对立。民党以休养民力为口号，削减政府提出的预算，否决了扩张军备、设立国家钢铁厂和铁道国有化等提案。议会政治的存在使政府的作用大大减小了。（注：坂野润治：《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序章。）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用免年赋或垫付资金等方式培植和扶持民间企业，而这是得到议会支持的。政府还帮助改革农业技术（如“明治农法”就是在政府支持下向全国推广的），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以抵制洋货等等。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环境是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发展的。日本史学界把一时期称作“企业勃兴”期。而作为“企业勃兴”的承担者，则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大大小小的包买商、金融业者和地主（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以及三菱、三井、住友、藤田、涩泽等政商和财阀（主要集中在铁道和大规模建设业）等民间资本。作者曾经在考察了明治时期日本棉纺织业的近代化后指出，日本棉纺织业近代化的特点是旧领主、旧地主和传统的包买商资本在维新政府的保护下，越过工场手工业而由包买商制家内工业直接向近代大工业过渡。（注：参见拙著：《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自中日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政府不甘于作“小政府”，而要作“大政府”，并以特殊时期为由，停止了议会的活动。“大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规模扩大军事费用。在战前，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最大的也是军费，但总支出也只有年800万日元左右， 而战后则突增为2亿日元，其中有一半是用于军备的。以后逐年急增， 到日俄战争前夕的1900年，财政支出达3亿日元，其中有一半是军费支出。 日俄战争时的财政支出达11亿多日元，其中有70—75%是用于战争的。此后一直到1915年，财政支出一直维持在6—8亿日元，其中军事费用占50%左右。（注：以上数字出自日本大藏省百年史编集室编：《大藏省百年史》附卷：《主要财政经济统计》，大藏财务协会1969年版，第1、5、 9表。）在两次战争之后，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军事、产业、交通和教育进行重点建设，即所谓的“战后经营”。在所谓的“战后经营”当中，军事费用（包括殖民地经营费）始终是一项最主要的内容，投入最多。在非军事费用中，主要侧重于基础建设，产业奖励费只占极其微小的比重。（注：中村隆英：《明治大正期的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86—87页。）
那么，这种以军备和军事工业为重心的政府支出其资金是从何处而来的呢？中日战争结束后的政府经营费用除发行一部分公债外，主要来自中国方面的战争赔款。日俄战争虽然是日本胜利了，但没有获得战争赔款，主要是靠发行公债。但是，战争赔款不是经常有的，发行公债也不能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筹措资金，此后的日本政府采取了利用租税和各种财政金融政策来剥夺国内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做法。从明治三十年代（1898）开始，政府采取一系列增收地租、修改所得税法、加强征收间接税和地方税的措施，使政府的租税收入大大提高。表三反映了从1897年到1913年租税增收的情况。（注：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86—87页。）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国税还是地方税，从1891年到1913年都增长了5—6倍以上，人均增长率从1897年到1913年的16年间在3倍以上。其增加虽然从1897年就开始了，但在1905年出现了一次跳跃性增长。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租税主要是由农村的农民来负担的。从1897年到1906年，农民的人均国税额增长了3.06倍，而全国平均增长只有2.36倍。（注：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第49页。）
表三 日本租税增加额指数（1897—1913）
注：总额指数1891年为100，人均额指数1897年为100。
那么，租税收入在政府的总收入中的比重有多少呢？资料显示，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租税收入在1873—1910年间一直占到75—85%以上。（注：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1年版，第280页。）而在政府的租税收入中，在1910年以前， 取自土地的地租一直占政府直接税收入的50%以上，这表明政府的收入主要取自农业。（注：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281页。）从1920年开始， 地租退居第三位，而所得税则成了最主要的收入。而在日本政府的所得税收入中，无论是法人所得税还是资本利息所得税都不占主要地位，占主要地位的是个人所得税。从1899年到1911年，法人所得税占25—30%，资本利息所得税占1—5%，而个人所得税则占63—74%。（注：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第55页。）材料又向我们显示，从1901年到1913年，个人所得税中取自农业的部分占40%左右，取自商业的部分占20%左右，取自工资的部分占16%左右， 而取自工业的部分只占5%左右。也就是说，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税源，仍然是农业税源所占的比重最高。（注：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第56页。）这表明，无论政府收入的结构与名目如何变化，农业始终是政府收入重要来源，“大政府”的维持是建立在对农业的剥夺基础上的。
自农村和农业的输出日益增多，但农村和农业的收入并没有与之同速增长。原因在于产出的增长速度是有限制的，同时人口又在不断增长，抵销了其增长速度。以主要作物米来说，从1905年到1925年，单位产量增长了20.6%，种植面积增长了10%，使得其总产量增长了32.9%，但同时人口也增长了27.3%，大大抵销了其人均增长速度。（注：大米增长率参见晖峻众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第91页；人口增长率参见矢野恒太郎纪念会编：《日本100 年》， 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从农业的总增长率看，1878 —1890年平均年率为1.88%，1891—1900年为1.26%，1901—1910年为2.10%，1911—1920年为1.62%，1921—1930年为0.97%，1931—1940年为0.33%。（注：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61页。）也就是说，自1910年之后的年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前表一也显示，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值在1885—1915年间以年率2%的速度增长，而1915—1940 年间的年增长率只有0.6%。这表明从1910年以后开始， 劳动生产率增长趋于停滞是日本农业的总趋势。再加上人口的增长和租税的成倍增长，使得农业人口人均收入的增长趋于停滞。从前表二中看出，全日本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在1885—1900年间为年率2.22%，而到了1900—1915年间，年率下降为0.46%，表明消费水平提高速度迟滞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农业人口中，而且是日本所有人口的总体现象。1915—1940年间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年率为1.51%，快于1900—1915年，但与“小政府”时代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注：日本《长期经济统计》第2表。）
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下，农业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放慢必然要导致国内市场扩大的迟滞，从而导致制造业和整个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尽管下降的速度可能没有农业快）。但是，众所周知，在1910年以后的日本，农业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放慢不仅没有伴随着工业增长速度的降低，工业以及建设业、运输通讯业的增长速度莫如说是在加快的。那么，除第一产业以外的其它产业的快速增长是以什么为引导力的呢？其引导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市场，一是国内固定资本的投资。表四是二战前日本国民总支出（GNE）的结构情况。（注：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140页。）由于国内总支出等于国内总需求，从中可以看出作为经济增长的引导力的总需求的结构状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工业化的典型时期（1888年前后），需求结构中个人消费支出占86.3%，而国内固定资产形成为6.8%左右，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在2.1—4.4 %（出口与进口，一般情况或总体趋势是要平衡的）左右。从1910年开始，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开始下降，固定资产形成和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都在加重。到二战前，个人消费支出已下降为63.6%，而固定资本形成已接近30%，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也上升到20%以上。这种支出和需求结构在西方先进工业国是到二战以后才出现的，而日本在30年代就实现了，充分说明了日本压抑消费支出，严重倚重固定资本投资和海外市场的畸形结构。
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固定资本形成的结构。从表五可以看出，（注：大川一司等编：《长期经济统计——推测与分析》第3卷， 东洋经济新报社1966年版，第183—186、218—221页。）在国内固定资本形成中，在1890年，民间部分占80%以上，政府部分不足20%，以后民间部分逐年下降，政府部分逐年上升，到1938年，政府部分已接近一半。在政府的固定资本形成中，用于军事的比率在1890年为20.7%，1900年上升35.7%，二战前的1938年达69.7%，是一种偏重军事的投资结构。从产业分类看，在1890年，含农业的第一产业的资本形成占63.8%，非第一产业的资本形成占36.2%。此后第一产业逐年下降，非第一产业逐年上升，到二战前非第一产业的资本形成扩大到90.5%，第一产业缩小到仅9.5%。
表四 日本国民总支出的结构（战前）
表五 日本固定资本形成的结构（%）
四、结语
工业化是一种工业生产部门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发展和不断壮大，带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经济变动。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需要有两个条件的支持：一是不断形成投资资金的能力，也即资本形成能力；二是社会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即工业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国家中，资本形成能力的增长和工业品市场的扩大都依赖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则主要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使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居民不断地增加收入，从而一方面提高社会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扩大工业化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提高社会的储蓄率，增强社会的资本形成能力。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工业化也可以脱离国内市场，而主要地依赖国外市场而取得进展。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很低，国际分工体系还没有形成，每个国家和社会都在致力于为本国的工业化开拓国内市场，形成主要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直到本世纪60年代新的科技革命导致先进工业化国家工业升级换代，从而形成国际性的分工体系之后才能出现。在此之前，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工业化如果脱离了国内市场，而转向以国外市场为基础，只能以武力为背景强行掠夺别国的资源、占领别国的市场，从而使整个国家演变为军事帝国主义，演变为军国主义。日本恰恰是这样一个典型。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经历了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以后，日本由原来那种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逐渐转换到了以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其中又主要侧重于军事工业）和国外市场为引导力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建立在剥夺国内人民（尤其是农民），掠夺国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基础之上。为了剥夺国内人民和掠夺国外人民，就必须强化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而为了获得强化重工业的资金，又必须不断地剥夺和掠夺国内外人民。日本工业化脱离国内市场、转向依赖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和国外市场的过程，实际就是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程。这种反动的工业化模式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也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二战结束后，日本解散了垄断财阀，并在农村进行了农地改革，又回到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上来，并取得了成功。WW马新民XXCK^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8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3期第72～80页
【作者简介】严立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笔者曾撰文对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问题进行过分析和阐述，指出日本由于江户时代后期的农业生产率高于中国，因而其原初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和国内市场比中国发达，这就使得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的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近代工业化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国内市场基础。一定程度的国内市场的存在对于此后日本的近代工业化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它使得日本的近代工业化不再受到市场的严重限制，虽然它在初期为西方工业国所占领，但可以通过政府的作用抑制西方工业品的进入，由此腾空出来的市场就成了国内近代工业化的市场。相反，在商品率很低、国内市场很狭小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工业制品很难进入，本国的近代工业也很难立足，为本国的近代工业化所需要的市场，主要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剩余产品的增加、商品化率的提高来实现。因此，在后一种情况下，其工业化要比第一种情况困难得多。（注：参见拙文：《中国与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 期；《日本与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市场条件的比较》，载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但是，我们说日本的原初工业化为近代工业化准备了一定规模的国内市场，并不等于说仅靠这个规模的国内市场就可以确立整个近代工业了。为近代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还必须不断地扩大，而且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扩大的。如棉纱的国内需求量在1887—1888年还只不过32.8万捆（40836吨），人均1.26公斤，但此后不断增长，到1913—1914年达318.6万捆（477900吨），人均9.06公斤，人均消费量扩大了7.2倍。棉布消费量1861年为1878万公斤，人均0.58公斤（当然，这只是棉花总消费中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只是商品布部分）。（注：高村直助：《日本纺织业序说》，日本塙书房1971年版，上卷第146、183页，下卷第82页。）在1861年，至少还会有30%左右的自给布，即购棉织布和购纱织布。而到了明治中期的1891年，棉布消费量扩大到6156万公斤，人均1.54公斤，人均消费量扩大了2.66倍。（注：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2版，第163页。）
日本的近代工业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模式转换：在此之前，日本的近代工业化是以国内市场的扩大为基础的；在此之后，日本的近代工业化逐渐脱离国内市场，向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工业化模式转换。在19世纪以前，日本的国内市场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得以不断地增长，而在20世纪初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加速工业化，大肆剥夺农村，将农村居民的收入转化为投资资本，结果使得农村居民日益贫困化，农村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工业化的进展不得不依赖于国外市场和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日本近代工业化的这一模式转换是日本资本主义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根源。
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内市场的扩大
在19世纪末以前，日本的工业化是以国内市场的扩大为基础的，而促使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当然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
表一 日本农业的比重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注：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产业化的时代》（上），《日本经济史》第4卷，岩波书店 1990年版，第83页。）
1985年 1915年 1940年 (1)农业净产出(百万日元/人) 1243 2170 2424 (2)全产业净产出(百万日元) 3906 8609 23360 (3)农业净产出比重(%) 31.8 25.2 10.4 (4)农业劳动者(千人) 14481 13942 13559 (5)全产业劳动者(千人) 22318 26123 32996 (6)农业劳动者比重(%) 64.9 53.4 41.1 (7)农业劳动者人均净产出(日元/人) 86 156 179 (8)非农业劳动者人均净产出(日元/人) 340 529 1074 (9)全产业劳动者人均净产出(日元/人) 177.4 329.6 - (10)农业劳动者人均产出与非农业劳动者 人均产出的比率(%) 25.3 29.5 16.7 年均增长(%) 年均增长率(%) 1885～1915年 1915～1940年 (1)农业净产出(百万日元/人) 1.9 0.4 (2)全产业净产出(百万日元) 2.7 4.1 (3)农业净产出比重(%) - - (4)农业劳动者(千人) -0.1 -0.1 (5)全产业劳动者(千人) 0.5 0.9 (6)农业劳动者比重(%) (7)农业劳动者人均净产出(日元/人) 2.0 0.6 (8)非农业劳动者人均净产出(日元/人) 1.5 2.9 (9)全产业劳动者人均净产出(日元/人) (10)农业劳动者人均产出与非农业劳动者 人均产出的比率(%) - - |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从1885年到1915年，农业的净产值增长了74.6%，平均年增长1.9%，农业劳动人均产值增长了81%，平均年增长2%，虽然净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全产业净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劳动者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超过了非农业（含工业）劳动者人均净产值的增长。这一现象表明两点：一是农业净产值的增长虽然慢于工业净产值的增长，但也在扎实、稳定地增长着；二是由于农业劳动力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的增长是靠提高单位产出从而提高人均产值来实现的。
那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农业为什么会实现这种扎实的增长呢？这一点可归功于所谓的“明治农法”。明治农法是明治十至二十年代（19世纪80—90年代），“在明治政府的指导、奖励下，从在维新以后的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农民经济进一步向商品生产深化）下的农民中自下而上地产生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幕末农法’的新的集约型农业耕种法。”（注：井上晴丸：《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农业及农政》，《井上晴丸著作选集》第5卷，雄辉社1972年版，第106页。）其具体内容有：（1）普及多肥高产性品种；（2）增加购买肥料的投入，由豆饼替代鱼渣、油渣；（3）实行盐水选、短册苗代、正条植等集约栽培法；（4）普及蓄力翻耕；（5）将沼田干化并进行田块改并， 扩大优化耕地面积。（注：绵谷赳夫：《农民层的分解》，《绵谷赳夫著作集》第1 卷，日本农林统计协会1979年版，第56页。）
明治农法向全国的推广，使日本的粮食产量自明治十年（1878）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以奈良、佐贺、山形这三个日本畿内、北九州和东北三种不同农业形态的典型代表为例。作为先进地区畿内的代表，同时也是“明治农法”的典型地区的奈良县，其水稻单位产量比其它县高出约40%，而且此后一直持续增长，到大正中期（1917年前后）形成一个峰值（每反2.5石，1日本石＝1.8中国石）。 北九州的佐贺县比东北的山形县产量略高。在1886年，水稻产量在每反1.3—1.4石左右，此后一直增长（佐贺县在1890年左右略有下降），在1905—1920年间都先后超过或接近每反2.0石。日本的总体增长情况存在着速水、 山田和中村之间的论争。（注：速水佑次郎、山田三郎：《工业化始发期的农业生产率》，载川野重任、加藤让编：《日本农业与经济成长》，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第3章；J·中村：《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农业》，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版。）速水和山田推算明治初期的1878—1882年，水稻单位产量为每反1.32石，而中村则推算为1.5—1.7石，但他们都同意在大正中期（1919—1922年）的单位产量为每反1.9—2.0石。
农业净产总值和人均净产值的增长，必然会导致农户收入水平的增加。据考察，由于在明治十年（1878）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而政府的课税额并未随物价上升，故实际公课减少了。（注：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开港和维新》，《日本经济史》第3卷，岩波书店1989 年版，第244页。）这样又进一步促成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农户对工业品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带动工业生产的增长。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工业增长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首先，工业增长必须以一定的农业增长为前提，如果没有农业的增长，不能从土地获得更多的剩余，那么，工业增长既无资金也无市场，因而是不可能的。其次，在一定的农业增长的前提下，如果人口增长速度慢于农业增长速度（即人均农业净产值呈增长趋势），那么，工业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农业的增长速度。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部门自身消费的农产物基本不增加或增速较慢，增长的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提供给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自身消费的工业制品却会由于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等原因出现工业人口的急速扩大，从而导致工业部门自身对工业制品的消费的扩大，尤其是机械工业，其早期几乎完全是以工业部门为市场的。也就是说，农业部门由其自身提供的农产品市场增长很慢，而工业部门为其自身提供的工业制品市场会以较快速度增长，这样就导致了工业品市场增长速度快于农产品市场，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农业增长速度的结果。日本这一时期工业较快速的增长完全依赖于农业的稳定增长，也就是说，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以农业增长为基础的。
表二 日本的消费支出及其增长率（1885—1915）（注：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产业化的时代》（上），《日本经济史》第4卷，第244页。）
数值 1885年 1990年 1915年 人口(千人) 38176 44056 53110 GNE(百万日元) 3852 6238 8522 消费支出(百万日元) 3284 5270 6806 人均GNE(日元) 100.9 141.6 160.5 人均消费支出(日元) 86.0 119.6 128.1 消费支出 ──────(%) 85.3 84.5 79.9 GNE 年增长率 1885—1990年 1990—1915年 人口(千人) 0.96 1.25 GNE(百万日元) 3.27 2.11 消费支出(百万日元) 3.20 1.72 人均GNE(日元) 2.28 0.84 人均消费支出(日元) 2.22 0.46 消费支出 ─────(%) - - GNE |
工、农两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要导致两业人口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从而导致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表二反映了日本在1885年至1915年间人均消费支出及其增长情况。 日本的国民总支出GNE（与国民总收入相等）在此期分别增长了3.27%和2.11%。人均消费支出则增长了32.28%和0.84%。 消费支出占国民总支出比率的下降说明积累率在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工业增长速度在加快。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说明消费需求和市场在扩大，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说明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可能较多的部分向工业部门倾斜，从而使工业部门的市场扩大得较快一些。
三、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和帝国主义化
在中日战争之前，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首先，我们在前面已经阐明的明治二十（1888）年代以来农业的稳定增长使得农村消费水平和市场需求量能够不断地增长，从而对工业部门的扩大提供了强劲引导力量。其次，与松方财政相关联，政府实行削减财政支出的政策，使得税收没有大幅度增加，利润能够较多地留在企业手中。当时的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实行紧缩财政的方针，除了军费以外，其余支出都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政府的财政每年总是有10—20%的黑字，因而无须再增加税收。（注：室山义正：《近代日本的军事与财政》，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第169—173页。）第三，当时的社会政治也有利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日本于1890年开设议会，而在议会中又是民党占多数，它们与内阁相对立。民党以休养民力为口号，削减政府提出的预算，否决了扩张军备、设立国家钢铁厂和铁道国有化等提案。议会政治的存在使政府的作用大大减小了。（注：坂野润治：《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序章。）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用免年赋或垫付资金等方式培植和扶持民间企业，而这是得到议会支持的。政府还帮助改革农业技术（如“明治农法”就是在政府支持下向全国推广的），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以抵制洋货等等。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环境是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发展的。日本史学界把一时期称作“企业勃兴”期。而作为“企业勃兴”的承担者，则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大大小小的包买商、金融业者和地主（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以及三菱、三井、住友、藤田、涩泽等政商和财阀（主要集中在铁道和大规模建设业）等民间资本。作者曾经在考察了明治时期日本棉纺织业的近代化后指出，日本棉纺织业近代化的特点是旧领主、旧地主和传统的包买商资本在维新政府的保护下，越过工场手工业而由包买商制家内工业直接向近代大工业过渡。（注：参见拙著：《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自中日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政府不甘于作“小政府”，而要作“大政府”，并以特殊时期为由，停止了议会的活动。“大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规模扩大军事费用。在战前，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最大的也是军费，但总支出也只有年800万日元左右， 而战后则突增为2亿日元，其中有一半是用于军备的。以后逐年急增， 到日俄战争前夕的1900年，财政支出达3亿日元，其中有一半是军费支出。 日俄战争时的财政支出达11亿多日元，其中有70—75%是用于战争的。此后一直到1915年，财政支出一直维持在6—8亿日元，其中军事费用占50%左右。（注：以上数字出自日本大藏省百年史编集室编：《大藏省百年史》附卷：《主要财政经济统计》，大藏财务协会1969年版，第1、5、 9表。）在两次战争之后，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军事、产业、交通和教育进行重点建设，即所谓的“战后经营”。在所谓的“战后经营”当中，军事费用（包括殖民地经营费）始终是一项最主要的内容，投入最多。在非军事费用中，主要侧重于基础建设，产业奖励费只占极其微小的比重。（注：中村隆英：《明治大正期的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86—87页。）
那么，这种以军备和军事工业为重心的政府支出其资金是从何处而来的呢？中日战争结束后的政府经营费用除发行一部分公债外，主要来自中国方面的战争赔款。日俄战争虽然是日本胜利了，但没有获得战争赔款，主要是靠发行公债。但是，战争赔款不是经常有的，发行公债也不能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筹措资金，此后的日本政府采取了利用租税和各种财政金融政策来剥夺国内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做法。从明治三十年代（1898）开始，政府采取一系列增收地租、修改所得税法、加强征收间接税和地方税的措施，使政府的租税收入大大提高。表三反映了从1897年到1913年租税增收的情况。（注：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86—87页。）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国税还是地方税，从1891年到1913年都增长了5—6倍以上，人均增长率从1897年到1913年的16年间在3倍以上。其增加虽然从1897年就开始了，但在1905年出现了一次跳跃性增长。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租税主要是由农村的农民来负担的。从1897年到1906年，农民的人均国税额增长了3.06倍，而全国平均增长只有2.36倍。（注：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第49页。）
表三 日本租税增加额指数（1897—1913）
国税 地方税 租税合计 总额 人均额 总额 人均额 总额 人均额 1897 138 100 176 100 156 100 1899 195 138 251 148 223 141 1901 216 143 330 172 273 154 1903 227 145 252 179 290 158 1905 390 247 298 149 344 211 1907 490 300 422 207 456 266 1909 501 303 520 247 511 282 1911 510 299 579 271 545 288 1913 568 317 603 273 586 301 |
注：总额指数1891年为100，人均额指数1897年为100。
那么，租税收入在政府的总收入中的比重有多少呢？资料显示，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租税收入在1873—1910年间一直占到75—85%以上。（注：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91年版，第280页。）而在政府的租税收入中，在1910年以前， 取自土地的地租一直占政府直接税收入的50%以上，这表明政府的收入主要取自农业。（注：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281页。）从1920年开始， 地租退居第三位，而所得税则成了最主要的收入。而在日本政府的所得税收入中，无论是法人所得税还是资本利息所得税都不占主要地位，占主要地位的是个人所得税。从1899年到1911年，法人所得税占25—30%，资本利息所得税占1—5%，而个人所得税则占63—74%。（注：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第55页。）材料又向我们显示，从1901年到1913年，个人所得税中取自农业的部分占40%左右，取自商业的部分占20%左右，取自工资的部分占16%左右， 而取自工业的部分只占5%左右。也就是说，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税源，仍然是农业税源所占的比重最高。（注：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第56页。）这表明，无论政府收入的结构与名目如何变化，农业始终是政府收入重要来源，“大政府”的维持是建立在对农业的剥夺基础上的。
自农村和农业的输出日益增多，但农村和农业的收入并没有与之同速增长。原因在于产出的增长速度是有限制的，同时人口又在不断增长，抵销了其增长速度。以主要作物米来说，从1905年到1925年，单位产量增长了20.6%，种植面积增长了10%，使得其总产量增长了32.9%，但同时人口也增长了27.3%，大大抵销了其人均增长速度。（注：大米增长率参见晖峻众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第91页；人口增长率参见矢野恒太郎纪念会编：《日本100 年》， 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从农业的总增长率看，1878 —1890年平均年率为1.88%，1891—1900年为1.26%，1901—1910年为2.10%，1911—1920年为1.62%，1921—1930年为0.97%，1931—1940年为0.33%。（注：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61页。）也就是说，自1910年之后的年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前表一也显示，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值在1885—1915年间以年率2%的速度增长，而1915—1940 年间的年增长率只有0.6%。这表明从1910年以后开始， 劳动生产率增长趋于停滞是日本农业的总趋势。再加上人口的增长和租税的成倍增长，使得农业人口人均收入的增长趋于停滞。从前表二中看出，全日本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在1885—1900年间为年率2.22%，而到了1900—1915年间，年率下降为0.46%，表明消费水平提高速度迟滞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农业人口中，而且是日本所有人口的总体现象。1915—1940年间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年率为1.51%，快于1900—1915年，但与“小政府”时代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注：日本《长期经济统计》第2表。）
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下，农业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放慢必然要导致国内市场扩大的迟滞，从而导致制造业和整个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尽管下降的速度可能没有农业快）。但是，众所周知，在1910年以后的日本，农业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放慢不仅没有伴随着工业增长速度的降低，工业以及建设业、运输通讯业的增长速度莫如说是在加快的。那么，除第一产业以外的其它产业的快速增长是以什么为引导力的呢？其引导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市场，一是国内固定资本的投资。表四是二战前日本国民总支出（GNE）的结构情况。（注：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第140页。）由于国内总支出等于国内总需求，从中可以看出作为经济增长的引导力的总需求的结构状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工业化的典型时期（1888年前后），需求结构中个人消费支出占86.3%，而国内固定资产形成为6.8%左右，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在2.1—4.4 %（出口与进口，一般情况或总体趋势是要平衡的）左右。从1910年开始，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开始下降，固定资产形成和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都在加重。到二战前，个人消费支出已下降为63.6%，而固定资本形成已接近30%，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也上升到20%以上。这种支出和需求结构在西方先进工业国是到二战以后才出现的，而日本在30年代就实现了，充分说明了日本压抑消费支出，严重倚重固定资本投资和海外市场的畸形结构。
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固定资本形成的结构。从表五可以看出，（注：大川一司等编：《长期经济统计——推测与分析》第3卷， 东洋经济新报社1966年版，第183—186、218—221页。）在国内固定资本形成中，在1890年，民间部分占80%以上，政府部分不足20%，以后民间部分逐年下降，政府部分逐年上升，到1938年，政府部分已接近一半。在政府的固定资本形成中，用于军事的比率在1890年为20.7%，1900年上升35.7%，二战前的1938年达69.7%，是一种偏重军事的投资结构。从产业分类看，在1890年，含农业的第一产业的资本形成占63.8%，非第一产业的资本形成占36.2%。此后第一产业逐年下降，非第一产业逐年上升，到二战前非第一产业的资本形成扩大到90.5%，第一产业缩小到仅9.5%。
表四 日本国民总支出的结构（战前）
个人消费 政府日常 国内固定 出口与来自 支出 支出 资本形成 海外的收入 1888 86.3 6.8 9.2 2.1 1900 85.1 8.5 11.7 4.4 1910 81.6 9.7 15.1 7.6 1920 77.7 8.6 19.3 11.1 1930 78.9 12.1 17.0 15.9 1940 63.6 13.0 26.2 20.1 进口与向海 国民总支出 外的流出 GNE 1888 4.4 100.0 1900 9.7 100.0 1910 14.0 100.0 1920 16.7 100.0 1930 23.9 100.0 1940 22.9 100.0 |
表五 日本固定资本形成的结构（%）
按民间与政府分类 按产业分类 民间 政府 总比重 其中军事 军事/政府 第一产业 非第一产业 1890 82.6 17.4 3.6 20.7 63.8 36.2 1900 66.1 33.9 12.1 35.7 51.0 49.0 1910 63.9 36.1 9.9 27.4 34.0 66.0 1920 67.7 32.3 14.7 45.5 17.6 82.4 1930 53.4 46.6 13.0 27.9 27.3 72.7 1940 55.4 44.6 31.1 69.7 9.5 90.5 |
四、结语
工业化是一种工业生产部门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发展和不断壮大，带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经济变动。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需要有两个条件的支持：一是不断形成投资资金的能力，也即资本形成能力；二是社会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即工业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国家中，资本形成能力的增长和工业品市场的扩大都依赖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则主要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使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居民不断地增加收入，从而一方面提高社会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扩大工业化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提高社会的储蓄率，增强社会的资本形成能力。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工业化也可以脱离国内市场，而主要地依赖国外市场而取得进展。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很低，国际分工体系还没有形成，每个国家和社会都在致力于为本国的工业化开拓国内市场，形成主要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直到本世纪60年代新的科技革命导致先进工业化国家工业升级换代，从而形成国际性的分工体系之后才能出现。在此之前，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工业化如果脱离了国内市场，而转向以国外市场为基础，只能以武力为背景强行掠夺别国的资源、占领别国的市场，从而使整个国家演变为军事帝国主义，演变为军国主义。日本恰恰是这样一个典型。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经历了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以后，日本由原来那种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逐渐转换到了以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其中又主要侧重于军事工业）和国外市场为引导力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建立在剥夺国内人民（尤其是农民），掠夺国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基础之上。为了剥夺国内人民和掠夺国外人民，就必须强化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而为了获得强化重工业的资金，又必须不断地剥夺和掠夺国内外人民。日本工业化脱离国内市场、转向依赖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和国外市场的过程，实际就是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程。这种反动的工业化模式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也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二战结束后，日本解散了垄断财阀，并在农村进行了农地改革，又回到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上来，并取得了成功。WW马新民XX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