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的法国史研究*
陈崇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8年03期第144～161页
【作者简介】陈崇武，1932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的法国史学研究状况与世界史整体研究状况一样，起步晚、底子薄、遗产少、基础差，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它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解放前因袭欧美，解放后照搬苏联，十年“文革”荒芜，只是到了70年代后期才有起色，到80年代以后所取得的成绩蔚为壮观，为世人所瞩目。
一
法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法国历史悠久，如果从凯尔特人（罗马人曾称之为高卢人）迁居于此地算起，至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起过重要作用。法国历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发祥地，它在欧洲最早采用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实现了全国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口号。此外，法国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工程技术、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的杰出创造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国是怎样开始对它有了认识和研究？
实际上，法国对中国的认识远远早于中国对法国的认识。如果从13世纪路易九世派使节到蒙古算起，法国与中国的接触已有7 个半世纪了。而中国对法国的认识则要晚得多。17世纪之前，中国人对法国还几乎一无所知。那时中国人往往把葡萄牙人，即伪“法郎机”当做真法国人即“法兰克”。中国与法国的交往远远落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意大利等国之后。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在他所著的《职方外记》一书中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人文地理，其中提到了法国，把它称为“拂兰察（祭）”。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更趋腐败没落，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首先是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开始重视西学，中国才对法国有了些认识。如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輶记行》、梁廷楠的《海国四说》以及夏燮的《中西记事》等书，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法国的历史。
戊戌变法运动的先驱王韬曾两次游历法国。他根据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等书编写了《法国志略》，根据英文材料编写了《普法战记》。《法国志略》不仅开了中国人自己编撰法国历史的先河，记载了“上至美罗万（墨洛温）氏下至首领麦马韩（麦克马洪）上下一千六百年历代治乱兴废之迹”（注：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凡例》第1页。）， 而且还第一次粗略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另外，《普法战记》不仅是我国最早记述普法战争的著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巴黎公社史。但此书史实失误甚多，而且完全站在凡尔赛一边，为梯也尔政府说话。
几乎与王韬同时代的职业外交官张德彝，曾8次出国访问， 以日记或大事记体裁写下了《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又称《再述奇》）直到《八述奇》，对法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物质文明作了具体的描述，尤其是《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一书共18卷，其中有5卷记述了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其史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此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可以说没有一部自撰的全面系统、能体现国人研究水平的法国通史著作，只有几本零星、通俗的读物。如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马绍良翻译的John Finnimoze著的《法兰西小史》，共15章，86页，始于高卢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书是史地丛书一类，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其次还有冯品兰编的《法兰西史》，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分4章， 再加绪论和结论，共188页。它比上书详，史论结合，属中华百科知识丛书之类。 此外在192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由金兆梓编的《法国现代史》，共7 章，131页。第一章写第三共和国以前之法兰西，从第7章起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之政治。这是一本很简要的断代史，属新时代史地丛书。虽然书名冠之以“现代史”，却未能把大战后的历史写得详细，有些名实不符。
在编译方面，此时也出了几本法国简史，如1928年由左舜生编译，启智书局出版的《法兰西战史》；1941年，由杨有怀译、安德列·马罗兹著的《法兰西痛史》，国华编译社出版。严格说来这类书均不属学术著作，只是普及读物。
值得一提的是此间出了两本有关法国史的专著。一本是1938年束世徵的《中法外交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是参考中西文资料而成，可说是开山之作。束世徵先生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能写到如此程度已属不易。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伍纯武著的《法国社会经济史》，此书也是参考了西文资料而成。在当时史学界普遍重视政治史、事件史的条件下，能投身于社会经济史的编写，确系难得，但此书过分简单陈旧又不仔细，若与当代拉布罗斯和布罗代尔的法国社会经济史的巨著相比，实在有如霄壤之别。
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思想认识等原因，在我国的法国史研究中，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一直是热门课题。因此，有必要重点回顾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从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角度来看，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王韬的《法国志略》。王韬虽然没有把法国大革命独立成卷，但在卷五《波旁氏记》中直接记载大革命达八节之多。卷六还专门记述了自拿破仑执政到流放圣赫勒那岛的有关历史。此书基本上采取了记事本末体。对法国大革命，王韬所表达的看法是抑君重民和君主立宪思想，同时也表露了他对大革命恐惧的心态。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法国大革命的记述只有90字的一段话，未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王韬的记载可以说有史实、有评议，当属我国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第一本书。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冯自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东（寄生）、孙中山等，都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国大革命史，只是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辩护。他们在政治论战中各取所需，为其所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8年写了《法国革命记》一书，向光绪进呈并写了《进呈法国大革命记序》（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8、301页。）一文，充分表露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惊恐和谴责。1902年，梁启超写了《罗兰夫人传》，此文篇幅虽短，但非常生动，充满激情，充分反映了他同情罗兰夫人和吉仑特派的情感。此文开头和结尾的“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假汝之名而行”（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02年版， 专集第4、12册，第1—12页。），脍炙人口， 同时也是他对法国大革命那种复杂心态的流露。与维新派不同，革命派竭力颂扬法国大革命。如邹容在《革命军》中称赞法国大革命是“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 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52 页。）。并极力称颂法国启蒙思想是“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3页。）。孙中山在1904年1月也写了《驳保皇报书》，有力驳斥了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宣扬的法国大革命死了“一千二百万人”的论调。他讥讽道“试问巴黎当时人口几何，作者知之乎”（注：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5页。）。与此同时，一些留日学生也积极参与宣传、介绍法国大革命。1900年，冯自由翻译了《法国革命史》，连载在《开智录》上。1903年我国至少有6 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文献《人与公民权利的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等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论文也相继刊出。
辛亥革命后，一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也纷纷著文肯定法国大革命。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说“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赐而谁耶？”（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0—80页。）李大钊写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也说“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社会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页。）。当然，陈独秀、 李大钊均认为如果把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作比较的话，那么十月革命的意义要比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伟大得多。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比过去有所进步，有所建树。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1 ）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历史学家开始出现，最突出的代表是沈炼之和杨人鞭。沈炼之自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学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20年代他是我国唯一最早听过法国大革命史大师马蒂埃有关大革命史全部课程的留学生。1941年9月，他的《法国大革命史讲话》正式出版， 该书不仅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也是一部激励中国青年从法国革命汲取力量，发扬爱国精神，奋起抗战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好书。杨人鞭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东方学院，曾在牛津大学师从法国革命史名家汤普森。1930年他就开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上下册，并专门为此书写了17页的序言。杨先生回国后的10年间，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三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约90万字，即马蒂埃的《法国革命史》、戈特沙克的《法国革命时代史》以及他本人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杨先生学风严谨，在译马蒂埃《法国革命史》时不仅根据法文原著，而且也参考了英译本，发现了原著的6处疏漏、英译本20处错误，功力之深， 令人钦佩。他所留下的几部译著是我们研究大革命史专业工作者的宝贵财富。（2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不像过去那样仅仅停留在比较肤浅的介绍、评议、政论层次，而是逐渐注意学术研究的专业性。不过，该时期的学术活动仍是普及多于提高，一般性多于专业性，翻译著作多于自撰著作。这时期出版的译著有任光建译的路易·马德楞的《法国大革命史》（1928年版），此书观点反动，公开敌视法国大革命；孙望涛译的德国威廉·布洛斯的《法国革命》（1929年版），此书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早期著作；刘隐汉译的德国卡尔·考茨基的《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1930年版），恩格斯曾认为此书主要缺点是“缺乏好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4 页。）。除译著和沈炼之先生的《法国革命史》之外，这时期还出版了卢逮曾的《法国革命史》（1941年版），此书充满了抗战的时代气息。尽管还不能算是学术著作，但这样的书在当时已是凤毛麟角。（3 ）这个时期，人们研究法国大革命不再像过去那样利用它来论争革命或改良、君主立宪与民主人权等议题，而是将它纳入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主题里了。沈炼之和卢逮曾的书都证明了这一点。
回顾关于巴黎公社研究的演进，可以看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黎公社始终是我国知识界研究法国史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巴黎公社起义的消息远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经历了漫长岁月才传到中国。巴黎公社虽为时短暂，仅存在了72天，但它很快就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
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和研究，我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上面提到的王韬的《普法战记》和张德彝的《三述奇》是我国最早记述巴黎公社的两本书。从研究巴黎公社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一读的，尽管王韬的书观点反动。
当时由美国纽约监理会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 ）在上海主办的中文刊物《中国教会新报》（Review of the Time），对巴黎公社经常有所报道，曾连续刊出了“布法战争”、“法国近事”、“法国民变”、“法京近事”等专题。该报的报道不仅立场反动，黑白混淆，而且往往出现许多失实和错误。因此它只能算是研究公社的反面教材。
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新世纪的革命》是一篇评价巴黎公社的文章。它对公社的起因和过程，公社的失败原因和伟大历史意义都作了论述。但是其中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即有“扫除一切政府”的错误观点。
在“五四”之后，我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有不少革命领袖都论述过巴黎公社，如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李达、张太雷、毛泽东等。但他们当时对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 ）一词的称谓不一。1920年李达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称它为法国地方自治团（注：李达（春江）：《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 月7日。）。1921 年瞿秋白在《赤都心史》的《公社》一节中第一次正确地将它译为巴黎公社（注：《瞿秋白文集》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页。）。1922 年周恩来在《十月革命》一文中仍称之为“巴黎共治团”（注： 周恩来（伍豪）：《十月革命》， 《少年》 第5期，1922年12月1日。）。1923年李大钊则音译为“康妙恩”，他所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1871年巴黎‘康妙恩’》（注：《李大钊选集》，第447—456页。）。此文对公社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分析论述，今天看来仍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1926年，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筹备处编印了《巴黎公社纪念手册》，它汇集了张太雷等人写的11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部纪念巴黎公社的专题论文集。同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演讲（未收入《毛泽东选集》），也是一篇非常珍贵的资料。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配合形势发表的纪念公社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吴黎平和张闻天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对提高研究巴黎公社的水平无疑是件大事。
以上是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巴黎公社在我国的反响及研究简况。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特点：（1 ）对公社的研究完全是联系实际，配合形势，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例如有的文章强调工农大众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共和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政府镇压反革命派的必要，联系国防政府投降行径揭露国民党卖国政策等，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密切结合起来；（2 ）这一时期有关公社史研究的水平仍停留在宣传和普及层次上，不仅没有出现一部像样的学术专著及可供参考的原始资料，而且连一部学术译著也没有（《法兰西内战》除外），也没有出现真正研究巴黎公社史的专家。这比同一时期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要逊色得多。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法国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从1949年到本世纪70年代末约30年时间，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起前一时期有了些进步。但总的说来成绩仍不显著，最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这是因为：（1）在这30年内约有10 年时间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法国史的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实际上处于停顿和中断状态；（2）在“文革”前，我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当封闭状态， 世界史研究缺乏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3）“左”的路线干扰严重， 史学工作者无法正常从事学术研究；（4）解放初期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 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本来，苏联在研究法国史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如卢切斯基、卡列耶夫、塔尔列、卢金，后来的达林、阿多等著名史学家，在研究法国农村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阶级状况问题等方面成果卓著，居世界一流水平。但我国在这些方面学习得不多，却在政治上接受了不少“左”的东西。如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30年代所强调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根本对立的观点，再加上国内所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我国的法国史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尽管如此，在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关于法国通史方面的译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严格说来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自撰、自编或翻译的法国通史，但自1949年之后到70年代后期，却连续出版了三部法国史的译著。两部是苏联学者编写的，另一部是法国学者写的。这三部法国史各有特色，对于推动我们学习研究法国史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刘立勋翻译的苏联历史学家罗琴斯卡娅的《法国史纲》。 此书严格说来不是通史而是断代史， 它只是叙述从17世纪中叶起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法国历史。该书的特点是对人们已比较熟知的法国大革命、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等从略，而对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记载较详细。它不仅注意政治史，也重视社会经济史，因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中也有疏漏，如写到《人权宣言》时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从这时起成了一切革命战士的口号，其实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提出是《人权宣言》以后的事。
另一本是苏联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德·柳勃林斯卡娅等著的《法国史纲》，由北京编译社翻译，1978年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从远古叙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书分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分，叙述扼要、取材精练，是高等学校法国史教学比较合适的参考书。它与罗琴斯卡娅一书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但该书最大的缺陷是对沙皇俄国在欧洲，尤其在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时期所扮演的宪兵角色揭露不足。
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沈炼之翻译、张芝联核校的法国历史学家沙勒·瑟博诺斯的《法国史》。张芝联还为本书写了序言，实际上也是一篇译介。该书是瑟诺博斯的晚年著作，原名为《真诚的法兰西民族史》，副标题是《法国人民演变史论》。它再版多次，译成多种文字。书中提供了不少关于法国社会历史的资料，知识面广，写作技巧也颇有新意。但此书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实证主义的史学观点。他认为，当所有的材料被发现、被考订和被按序整理后，历史就写成了。另外，此书还特别美化第三共和国，说“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在第三共和国得到了实现，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上坚持温和的共和派观点。尽管如此，该书对我们研究法国史是有参考价值的。从以上情况看，虽然这三本书都不是我国自撰自编的法国通史，但总算有了各具特色的法国通史译著，比起过去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二）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状况
在此期间我国又翻译和自编自撰了几本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而且还第一次编译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始文件（注：吴绪、杨人鞭编《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史丛刊初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虽然收集的资料极其有限，但意味着零的突破。
在翻译方面：1955年出版了方兆随译的苏联史学家曼弗列德的《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一书。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是作者的早年著作而非其代表作。1956年，端木正翻译出版了著名史学家、法国大革命史专家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1962年作者已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收入的一篇附录《法国大革命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索布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功底。1963年由何新翻译了英国著名史学家乔治·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该书资料极其丰富，运用了很多原始档案材料，是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下层群众、无套裤汉的很有分量和价值的专著。乔治·鲁德是索布尔的同窗好友，志同道合，皆曾师从名师勒费弗尔。1965年，又出版了赵涵舆译的罗伯斯比尔的《革命法制与审判》一书。该书收集了罗伯斯比尔的23篇演讲，对研究大革命和罗伯斯比尔有参考价值， 但美中不足的是该书不是直接译自法文而是从俄文转译。1977年，翻译和出版米涅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是我国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米涅的书与其他的书不同，他写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开始一直写到1814年，而不是像其他学者那样只写到1794年或1799年就终止了。这是一种创新。另外全书贯彻了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加之其文字简练生动且寓意深刻，不愧为世界名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70年代还出版了两本有分量的研究拿破仑的译著。一本是译自苏联学者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另一本译自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上下册。前者史论结合，观点比较正确。后者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从英国人的角度，利用英国所存的档案资料，反映的是英国人的观点。但两本书均值得一读。
在著作方面：这个时期也出版了几本国人自编自撰的法国大革命史普及性读物。如胡代聪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刘宗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孙娴的《罗伯斯庇尔》等。此外，王荣堂的《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曹绍濂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等属于中型的学术著作和知识读物。这些著作反映了我国当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水平，对普及和研究大革命史起了推动作用。
（三）关于巴黎公社史的研究状况
这30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在翻译、研究巴黎公社史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编译出版的著作之多是我国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1961年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一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涉及巴黎公社的有关著作、书信、演讲等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成册，为研究巴黎公社提供了一部指导性文件。
这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如195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的《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1年何清新翻译的《巴黎公社会议记录》（上、下卷），为研究巴黎公社史提供了重要资料。遗憾的是这两本资料均译自俄文而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1961年，出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的苏联凯尔任策夫的《巴黎公社史》。此书资料充实、内容丰富、观点公允，是一本有分量的专著。1962年何新翻译出版了利沙加勒的《1871年公社史》。利沙加勒是公社委员，亲身参加过公社运动，是公社的目击者。此书的出版曾得到马克思的赞扬。可惜此书不是从法语而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1960年，中央编译局还翻译了卢利耶的《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1962年黎星翻译了阿达莫夫编的《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等，对研究公社史有一定参考价值。1975年吴惕安等译的《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1978年罗新璋编译的《巴黎公社文告集》，同年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的苏联巴赫主编的《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等书，都为巴黎公社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从以上情况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70年代后期30年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尽管受左的路线的干扰， “文革”的破坏，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成就恰恰是在被“四人帮”斥之为“黑线专政时期”取得的；（2）30 年来法国史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专著、译著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价；（3）由于缺乏规划和组织，法国史研究是零星、 自发进行的，未能形成蔚然壮观的局面；（4 ）从所有的成果来看仍存在内容单薄、题材狭窄，仅停留在政治史、事件史的范围内；（5 ）对国外法国史研究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作的引进和评价也不够。
三
自1978年后至今约20年时间，是我国的法国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以往任何时期都未曾有过的新局面。
法国史学工作者率先在国内世界史学界成立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统一规划和组织法国史的研究工作，培养和造就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法国史研究工作者，其优秀成果已被世界史学界同仁所承认。打破封闭状态，加强对外交流，使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尽快与世界法国史研究接轨。在这20年来我们邀请了像索布尔、佛维尔、孚雷、勒高夫等20多位国际公认的具有一流水平的法国史研究者来华讲学；还派出多位学者出国进修讲学、访问，参加学术研讨，搜集资料等。1990年英国和法国首次出版了中国法国史研究论文集，为我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研究领域不断拓宽，题材不断更新，内容不断丰富，逐渐打破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只重视政治史、事件史的狭隘框架，转而从多角度、多层次，如社会、经济、文化、心态、风俗、民情等方面研究法国史。特别重视引进和介绍国外各种史学流派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扩大视野，消化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这方面，张芝联、王养冲、端木正、顾良、陈叔平、金重远、姚蒙等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近20年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可谓成绩突出、硕果累累，所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译著、论文比过去任何时期的总和还要多，其中有的论著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而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好评。择其要者，如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及其著作《从高卢到戴高乐》、端木正的《法国史研究文选》、朱庭光主编的《巴黎公社史》、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庄锡昌和周剑卿的《战后法国外交史》、刘宗绪主编的《法国大革命新探》、孙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郭华榕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史》、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吴国庆的《战后法国政治史》、许明龙的《孟德斯鸠与中国》，等等。此外还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人物评传，如李元明的《拿破仑评传》、陈崇武的《罗伯斯庇尔评传》、马胜利的《饶勒斯评传》等等。近几年来，仅法国史研究论文集就出了7部，有不少论文被译成英、法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 除此之外，还翻译了许多国外法国史研究名家的代表作，为推动我国的法国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注：这些译著主要有：西哀耶斯著、冯棠译《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三联书店1989年版；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勒费弗尔著、顾良译《法国大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索布尔著、马胜利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纳夫著、王令愉译《法国革命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饶勒斯著、陈祚敏译《社会主义史：法国大革命》第1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 版；基佐著、沅芷、伊信译《法国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布罗代尔、拉布鲁斯著、谢荣康等译《法国经济与社会史（50年代至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雷基娜·佩尔努著、康新文等译《法国资产阶级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瓦尔特著、姜靖藩等译《罗伯斯庇尔》，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罗伯斯庇尔著、王养冲、陈崇武译《罗伯斯庇尔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米盖尔著、蔡鸿滨、张冠尧、桂裕芳等译《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邦纳罗蒂著、陈叔平、端木美译《平等派与密谋》，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扎赫尔著、申晨星译《忿激派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巴丹特尔夫妇著、马为民译《孔多塞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勒高夫等著、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阿泽和维诺克著、沈炼之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维拉尔著、沈炼之译《盖德派》，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保罗·利科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吉埃斯贝尔著、唐伯新、曹松豪等译《密特朗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吉埃斯贝尔著、曹松豪等译《希拉克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等。）。
这一时期，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涉及了许多过去未曾涉及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
法国大革命一直是我国的法国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而大革命的分期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大革命的上限、下限，过去由于受苏联史学家影响，一般把1789年7月14日和1794年7月27日作为大革命的上下分界线，并且把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第二阶段为工商业资产阶级吉仑特派统治时期，第三阶段为中小资产阶级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把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雅各宾派专政崩溃作为革命的结束。
关于大革命的上限在我国史学界分歧不大，争议不多。而对下限问题，近年来随着对大革命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开展对“热月政变”性质问题的讨论，分歧较大，争议较热烈。在此基础上有些人提出了新的分期法。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养冲，他在《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1794年7月27 日热月政变“不是这次革命的结束”，法国大革命分期“应当冲破热月这个界限”，“应该以封建王权的削弱和覆灭，以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和演变作为分期的标志”，“因为，除国体变更以外，用统治形式的递嬗来分期，或许是比较妥当的”。据此，他把法国大革命划分为六个时期：立宪君主国时期（ 1789.7.14—1792.8.10）；吉仑特共和国时期（1792.8.10—1793.6.2）；雅各宾共和国时期（1793.6.2—1794.7.27 ）；热月党与督政府共和国时期（1794.7.27—1799.11.9）；执政府共和国时期（1799.11.9—1804.5.18）；拿破仑帝国时期（1804.5.18—1815.6.22）（注：王养冲：《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4 期。）。
王养冲的分期法引起了法国史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有赞成也有反对。林贤报、程镇芳认为热月政变也只是标志着从革命的冲击时期转入革命的巩固时期。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注：林贤报、程镇芳：《略谈法国革命的分期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而刘祚昌仍认为， 法国大革命的下限应截止至热月政变，而不应包括拿破仑统治时期（注：刘祚昌：《世界近代史若干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5 期。）。争议还将继续存在，但目前较多的人则认为，决不能把热月政变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下限。
（二）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
对于热月政变性质的评价与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的争议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分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过去我国史学界对热月政变的评价由于受苏联史学家的影响，对它持否定态度。苏联法国史专家曼弗列德说，“热月9日是革命的最后一天。 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最后一章”（注：曼弗列德：《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98页。）； 苏联其他历史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国过去编写的所有教科书和论著都沿袭此说，认为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热月党人统治是反革命统治。其主要理由是热月党人上台后废除了雅各宾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措施，侵犯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开始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
1979年，刘宗绪首先发表《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一文，对热月政变的性质予以重新评价。文章认为热月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它实际上是结束雅各宾专政的非常措施，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一个转折点。雅各宾派专政超越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范围，热月党人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历史呈现出似乎是倒退的现象，其实这恰恰是历史的正常，它使资产阶级革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注：刘宗绪：《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历史研究》1979年第7 期。）。刘宗绪的这一新论点得到了刘祚昌、冀恩等史学界多数同仁的支持。当然也有反对意见，余小慎在《世界历史》发表的《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一文就认为，热月政变具有反动性本来也是相对而言的；热月党人镇压了王党的叛乱，维护了雅各宾的土地法，无非说明他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党派，而不能据此就说它不具有反动性（注：余小慎：《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三）关于罗伯斯比尔和丹东的评价
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核心人物，历来受到法国史学界、尤其是大革命史学研究者的重视。法国大革命史学家奥拉尔对丹东推崇备至，而另一位著名的大革命史学家马蒂埃则相反，他竭力颂扬罗伯斯比尔，谴责丹东。原苏联史学家多数是褒罗伯斯比尔，贬丹东。直到1993年由于波兰导演凡依达拍摄了丹东的电影上演后在法国史学界又引起了一场争议。1980年以来陈崇武连续在《历史研究》、《法国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评价罗伯斯比尔的文章与法国历史学家展开争论，表明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罗伯斯比尔应有的看法（注：陈崇武：《评罗伯斯比尔》，《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再评罗伯斯比尔——与法国史学家弗·戈蒂埃商榷》，《法国研究》1985年第2 期。）。陈崇武的论文既不同意某些历史学家把罗伯斯比尔说成为一个虚伪、嗜血成性的人物，也不赞成马蒂埃、弗洛郎斯·戈蒂埃等历史学家把罗伯斯比尔称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等。他认为，罗伯斯比尔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先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伪善者；是一位有节制的恐怖主义者，而不是嗜血成性的人。他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多数同仁的肯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路德曾称赞这些看法是公允的、站得住脚的。
对丹东的重新评价更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我国史学家过去认为，丹东前期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期则成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代理人；他主张“宽容”，侈谈“幸福”，丧失了革命先期的锐气，成了“半截子英雄”。1983年，楼均信首先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历来对丹东的不公正看法关键是对其宽容政策的不同认识。所谓宽容政策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两个方面，即对外主张通过谈判稳定战场，实现和平；对内主张人道、宽大与法治，反对恐怖扩大化。通过这种政策的实现在法国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以巩固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巩固共和国。因此楼均信认为这种政策在当时有纠偏、务实的作用，是合理的、正确的（注：楼均信：《略论丹东的宽容政策》，《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张芝联的《略论丹东》一文则认为，“丹东在对斐扬派和吉仑特派斗争中有过动摇，但基本上是革命者、爱国者。特别在1792年夏秋之际作出重大贡献”；“丹东对罗伯斯比尔派和公安委员会显然怀有敌意，存心改组甚至推翻两个委员会，但并无恢复君主制或抛弃国民公会的意图”，等等（注：张芝联：《略论丹东》，《历史研究》1985年第2 期。）。楼均信和张芝联对丹东的评价，反映了我国多数法国史学家的看法，纠正了过去某些评价的片面观点。
（四）关于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
“文革”时期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拿破仑曾被人们尊为“洋法家”、“反封建反复辟的英雄”；“文革”后，人们仍然重视对他的研究，但只是把他和拿破仑帝国作为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和历史阶段来看待。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出版了有一定质量的学术专著，如李元明的《拿破仑评传》等；2.发表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如张芝联的《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等；3.王养冲和陈崇武主持编译了《拿破仑书信文件集》；4.翻译了多种拿破仑传记，如《拿破仑时代》（勒费弗尔著）、《拿破仑一世传》（罗斯著）、《拿破仑》（塔尔勒著）等；5.引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如由路易·波拿巴主持编辑的34卷本《拿破仑书信集》等；6.向国内介绍了国外研究拿破仑的史学研究动态，如王养冲的《拿破仑研究的演进》、端木正的《近年来国外拿破仑史学的一些动态》等；7.把国内的拿破仑学术讨论推向国际学术界，如张芝联于1979年5 月23日在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所作的《拿破仑历史作用的不同解释与方法论问题》报告。更重要的是，对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研究集中和深化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究竟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还是反动？雾月政变是旨在巩固革命成果的政变还是反革命倒退的政变？拿破仑是革命的捍卫者还是革命的绞杀者？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究竟是对外传播革命还是侵略扩张？
经过反复探讨，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不仅是法国近代史上，而且也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历史阶段；他既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又绞杀了法国大革命；他既是反复辟的英雄，又是为复辟开辟道路的人物；它的战争既有巩固革命成果进步的一面，又有侵略扩张的一面，与俄、奥、普等“反法联盟”的战争主要是保卫革命，反对武装干涉，但也有某些侵略扩张的性质；与英国的战争虽有革命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争霸；与“反法联盟”之外的战争无疑是侵略扩张，等等。
（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过去在法国大革命史学研究中仅仅注重对政治事件、阶级斗争、党派冲突、革命阶段性、群众斗争、雅各宾派专政等专题，而忽略了法国的政治文化、法兰西民族传统的特点以及影响革命进程的多种原因的探讨。高毅写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一反传统的研究方法，借鉴国外史学方法的成果，把法国年鉴派史学、心态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引进了大革命史的研究中，从而加深了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加强了历史的立体感。还有赵跃兵的《共和二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马胜利的《关于法国革命中的节日》等论文也都反映了我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创新精神。
（六）关于路易·波拿巴与第二帝国的历史地位
“文革”之前，我国史学界对路易·波拿巴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只贬无褒，认为路易·波拿巴是政客小丑、阴谋家、野心家，法兰西第二帝国是大资产阶级最淫贱的统治形式。但经过多年的研究，郭华榕写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地位》一文和专著《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其中以大量事实证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是法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一改革变化的时代，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发展迅速，交通运输业发达，财政商业活跃，巴黎城市建设面貌焕然一新，文化艺术繁荣，法国由此跃升为资本主义强国。因此，路易·波拿巴及其第二帝国不能全部否定、一笔勾销，其历史地位应予一定的肯定。这是一种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看法。
（七）关于法国现代化道路的特征
法国与我国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有人把它称之为“欧洲的中国”。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本而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现代化转变的国家。它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英国，是一个有着自己特色的国家。它的现代化经验更易于被一些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所借鉴。因此研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课题在“文革”之前没有人涉及，可以说是空白。“文革”后近20年来日益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84年尤天然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试论法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一文， 1993年洪波出版了《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一书，1985年陈崇武、 金晓常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都涉及了该问题，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见解。陈崇武等的文章把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归纳为五个基本特征：（1 ）法国的原始资本积累不像英国主要来自圈地运动而是通过收税；（2 ）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后来则成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阻碍因素。关于小农经济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是否起阻碍作用，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3 ）法国在整个近代一直存在着小企业与大企业长期并存，共同繁荣的奇特景象，其结果是造成了生产分散，浪费劳动力的严重现象，但也弥补了大企业的许多不足；（4）法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体制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一直占着优势，对法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5）法国的金融资本特别发达，但它是通过借贷资本形式出现的， 因而严重影响了法国工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由于以上特征，法国“走的是一条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进而提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除了“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以外，是否还“存在着一条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法国式道路’呢？”（注：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八）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1870年成立到1940年灭亡前后经历了70年，比第一、第二、第四共和国存在时间的总和还要长。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文革”前很少有人涉及，直到“文革”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才有较大的进展，近20年来出版的专著、译著约20多种，论文、译文达200多篇， 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这个时期学界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首先，关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问题。法国的一些学者曾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与革命没有关系，而我国的学者不赞成这种说法。沈炼之、张芝联、楼均信等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与9月4日的革命是密切联系的。沈炼之、楼均信说：“9月4日革命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帝国，宣布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成立”（注：沈炼之、楼均信：《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 页。）。张芝联指出，“9月4日，首都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共和国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诞生。”（注：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其次，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稳定性的探讨比过去深入。传统观点认为，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局的特征是内阁更替频繁，政局不稳定。而沈坚在《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一文中则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统治是相对稳定的，过分强调政局动荡是不确切的，因为“宪法的灵活变通性使之成为法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宪法。在法国政治派别斗争格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种貌似不稳定的灵活变通性却成了宪法的护身符”（注：沈坚：《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其三，对“布朗热运动”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过去我国史学界认为，布朗热运动的性质是沙文主义的。1993年，计翔翔发表了《布朗热运动辨析》一文，该文考察了布朗热运动的全过程，认为这一运动“充分反映其本质特征的是反共和主义的波拿巴主义运动”；该文还特别指出这一运动“给法国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极大丰富了动员群众的政治手腕”，“保守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使共和国顺利地战胜了它的严重威胁，议会的共和国已经走向成熟”（注：计翔翔：《布朗热运动辨析》，《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
其四，关于第三共和国灭亡的原因，我国史学界80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高振明在《试论1940年法国失败》一文中认为，“法军防线的迅速崩溃和法国政府的屈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法国一部分主事人长期追随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注：高振明：《试论1940年法国失败》，《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 期。）。戴成钧的《论1940年法国溃败的原因》一文则认为，“军事战略思想和方针上的错误，以及战术应用上的失误是法国溃败的主要原因”（注：戴成钧：《论1940年法国溃败的原因》，《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30页。）。
（九）关于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是法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对内加强总统权力，削弱议会的权力；对外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从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看，本课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1979年9月， 周剑卿发表了《戴高乐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一文，1982年又发表了《论戴高乐的历史地位》。文章认为，总的说来戴高乐属于大资产阶级，他虽然有反共反人民的消极一面，但不失为反法西斯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英雄。他是法国资产阶级出类拔萃的政治家。
1984年，吴国庆发表了《戴高乐主义初探》，认为戴高乐主义是在战后长期演变中形成的，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而外交方面比较突出（注： 吴国庆：《戴高乐主义初探》， 《法国研究》1984年第4期。）。陈乐民在1984 年发表的《论戴高乐主义》一文则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争取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世界大国地位。戴高乐主义不仅对法国今后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而且几乎成为第二世界反霸斗争的典型形象。
庄锡昌、周剑卿合著的《法国近代外交史》一书不仅对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作了细致深入的描述和分析，而且对近代法国的外交政策、法国在国际新格局中的作用和特点等都作了恰当的表述和分析。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十）关于中法关系史
近年来，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1980年张芝联发表了《历史上的中法关系》，1984年又发表了《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文章对中法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了深入浅出的回顾和叙述，提供了不少新鲜材料。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法国史学界召开了国际史学讨论会，主题就是“法国大革命与中国”。会后汇编出版了国内外史学家的论文集《法国大革命200 周年纪念论文集——大革命与中国》，分别用法文、英文、中文三国文字在三国出版。论文集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1994年又以中法关系史为主题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又出版了论文集《中法关系史论》。此外，端木正的《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与中国》和《关于〈马赛曲〉在中国的历史》、戴逸的《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章开沅的《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金重远的《拉萼尼使团与中法黄埔条约》，以及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等著述集中反映了我国史学工作者对中法关系史的研究水平。
以上十个方面并不十分全面，著作和论文的介绍也是挂一漏万。不过可以说明我国法国史研究在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后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金重远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高限价政策，尤天然对法国宗教世俗化，孙娴对第二共和国，陈文海对法国封建社会的督察官，李宏图对法国民族主义思潮，沈大力对巴黎公社，许平对法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王加丰对胡格诺教派，端木美、周以光、张丽、王家宝对法国社会变迁，申晨星对忿激派运动，许虹对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农民叛乱的原因，刘文立对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作用，曹特金对布朗基等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四
20年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无论从量和质，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法国史研究开始从单纯的政治史、事件史的框架中摆脱出来，注意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探索问题。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应从世界史学的大范围来反观我们的成绩。平心而论，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仅不能与法国比，而且也不能与原苏联比。
我国的法国史研究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空白。拿整个法国史研究来说，近代史研究相对较多，古代、中世纪、现代史研究较弱。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法国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著作。即使是近代史研究也有许多薄弱的地方，如第四共和国、督政府、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问题的研究仍是空白。从纵向来看，政治史、事件史研究的较多，而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很少。从课题来说，有些重要的问题尚未涉及，或有所涉及而成果尚不显著，如法国民族性问题；民族传统和爱国主义问题；法国的人口变迁和移民问题；法国的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大工业与小企业长期并存发展的互补和协调问题；农民怎样从温饱、小康水平走向富裕道路的问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奢侈品工业、服饰、饮食、化妆、装潢、广告、风俗、建筑、艺术、社会生活的特点问题；法国学术思想的自由争辩传统问题；华工、华侨与勤工俭学问题等，这些方面都还没有深度的研究和专著出版。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以便在真正研究的基础上拿出在国际上立得住的第一流的精品来。我认为，我国的法国史研究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还应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善于吸收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创造条件建立全国性的法国史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有规划、有领导，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地开展研究，等等。WW段启增XXCK
*本文主要参考了张芝联的《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端木正的《法国革命史研究在中国》，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等文章和著作写成。^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8年03期第144～161页
【作者简介】陈崇武，1932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
法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法国历史悠久，如果从凯尔特人（罗马人曾称之为高卢人）迁居于此地算起，至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起过重要作用。法国历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发祥地，它在欧洲最早采用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实现了全国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口号。此外，法国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工程技术、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的杰出创造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国是怎样开始对它有了认识和研究？
实际上，法国对中国的认识远远早于中国对法国的认识。如果从13世纪路易九世派使节到蒙古算起，法国与中国的接触已有7 个半世纪了。而中国对法国的认识则要晚得多。17世纪之前，中国人对法国还几乎一无所知。那时中国人往往把葡萄牙人，即伪“法郎机”当做真法国人即“法兰克”。中国与法国的交往远远落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意大利等国之后。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在他所著的《职方外记》一书中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人文地理，其中提到了法国，把它称为“拂兰察（祭）”。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更趋腐败没落，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首先是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开始重视西学，中国才对法国有了些认识。如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輶记行》、梁廷楠的《海国四说》以及夏燮的《中西记事》等书，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法国的历史。
戊戌变法运动的先驱王韬曾两次游历法国。他根据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等书编写了《法国志略》，根据英文材料编写了《普法战记》。《法国志略》不仅开了中国人自己编撰法国历史的先河，记载了“上至美罗万（墨洛温）氏下至首领麦马韩（麦克马洪）上下一千六百年历代治乱兴废之迹”（注：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凡例》第1页。）， 而且还第一次粗略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另外，《普法战记》不仅是我国最早记述普法战争的著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巴黎公社史。但此书史实失误甚多，而且完全站在凡尔赛一边，为梯也尔政府说话。
几乎与王韬同时代的职业外交官张德彝，曾8次出国访问， 以日记或大事记体裁写下了《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又称《再述奇》）直到《八述奇》，对法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物质文明作了具体的描述，尤其是《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一书共18卷，其中有5卷记述了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其史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此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可以说没有一部自撰的全面系统、能体现国人研究水平的法国通史著作，只有几本零星、通俗的读物。如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马绍良翻译的John Finnimoze著的《法兰西小史》，共15章，86页，始于高卢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书是史地丛书一类，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其次还有冯品兰编的《法兰西史》，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分4章， 再加绪论和结论，共188页。它比上书详，史论结合，属中华百科知识丛书之类。 此外在192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由金兆梓编的《法国现代史》，共7 章，131页。第一章写第三共和国以前之法兰西，从第7章起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之政治。这是一本很简要的断代史，属新时代史地丛书。虽然书名冠之以“现代史”，却未能把大战后的历史写得详细，有些名实不符。
在编译方面，此时也出了几本法国简史，如1928年由左舜生编译，启智书局出版的《法兰西战史》；1941年，由杨有怀译、安德列·马罗兹著的《法兰西痛史》，国华编译社出版。严格说来这类书均不属学术著作，只是普及读物。
值得一提的是此间出了两本有关法国史的专著。一本是1938年束世徵的《中法外交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是参考中西文资料而成，可说是开山之作。束世徵先生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能写到如此程度已属不易。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伍纯武著的《法国社会经济史》，此书也是参考了西文资料而成。在当时史学界普遍重视政治史、事件史的条件下，能投身于社会经济史的编写，确系难得，但此书过分简单陈旧又不仔细，若与当代拉布罗斯和布罗代尔的法国社会经济史的巨著相比，实在有如霄壤之别。
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思想认识等原因，在我国的法国史研究中，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一直是热门课题。因此，有必要重点回顾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从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角度来看，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王韬的《法国志略》。王韬虽然没有把法国大革命独立成卷，但在卷五《波旁氏记》中直接记载大革命达八节之多。卷六还专门记述了自拿破仑执政到流放圣赫勒那岛的有关历史。此书基本上采取了记事本末体。对法国大革命，王韬所表达的看法是抑君重民和君主立宪思想，同时也表露了他对大革命恐惧的心态。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法国大革命的记述只有90字的一段话，未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王韬的记载可以说有史实、有评议，当属我国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第一本书。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冯自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东（寄生）、孙中山等，都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国大革命史，只是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辩护。他们在政治论战中各取所需，为其所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8年写了《法国革命记》一书，向光绪进呈并写了《进呈法国大革命记序》（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8、301页。）一文，充分表露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惊恐和谴责。1902年，梁启超写了《罗兰夫人传》，此文篇幅虽短，但非常生动，充满激情，充分反映了他同情罗兰夫人和吉仑特派的情感。此文开头和结尾的“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假汝之名而行”（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02年版， 专集第4、12册，第1—12页。），脍炙人口， 同时也是他对法国大革命那种复杂心态的流露。与维新派不同，革命派竭力颂扬法国大革命。如邹容在《革命军》中称赞法国大革命是“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 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52 页。）。并极力称颂法国启蒙思想是“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3页。）。孙中山在1904年1月也写了《驳保皇报书》，有力驳斥了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宣扬的法国大革命死了“一千二百万人”的论调。他讥讽道“试问巴黎当时人口几何，作者知之乎”（注：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5页。）。与此同时，一些留日学生也积极参与宣传、介绍法国大革命。1900年，冯自由翻译了《法国革命史》，连载在《开智录》上。1903年我国至少有6 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文献《人与公民权利的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等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论文也相继刊出。
辛亥革命后，一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也纷纷著文肯定法国大革命。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说“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赐而谁耶？”（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0—80页。）李大钊写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也说“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社会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页。）。当然，陈独秀、 李大钊均认为如果把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作比较的话，那么十月革命的意义要比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伟大得多。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比过去有所进步，有所建树。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1 ）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历史学家开始出现，最突出的代表是沈炼之和杨人鞭。沈炼之自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学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20年代他是我国唯一最早听过法国大革命史大师马蒂埃有关大革命史全部课程的留学生。1941年9月，他的《法国大革命史讲话》正式出版， 该书不仅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也是一部激励中国青年从法国革命汲取力量，发扬爱国精神，奋起抗战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好书。杨人鞭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东方学院，曾在牛津大学师从法国革命史名家汤普森。1930年他就开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上下册，并专门为此书写了17页的序言。杨先生回国后的10年间，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三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约90万字，即马蒂埃的《法国革命史》、戈特沙克的《法国革命时代史》以及他本人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杨先生学风严谨，在译马蒂埃《法国革命史》时不仅根据法文原著，而且也参考了英译本，发现了原著的6处疏漏、英译本20处错误，功力之深， 令人钦佩。他所留下的几部译著是我们研究大革命史专业工作者的宝贵财富。（2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不像过去那样仅仅停留在比较肤浅的介绍、评议、政论层次，而是逐渐注意学术研究的专业性。不过，该时期的学术活动仍是普及多于提高，一般性多于专业性，翻译著作多于自撰著作。这时期出版的译著有任光建译的路易·马德楞的《法国大革命史》（1928年版），此书观点反动，公开敌视法国大革命；孙望涛译的德国威廉·布洛斯的《法国革命》（1929年版），此书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早期著作；刘隐汉译的德国卡尔·考茨基的《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1930年版），恩格斯曾认为此书主要缺点是“缺乏好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4 页。）。除译著和沈炼之先生的《法国革命史》之外，这时期还出版了卢逮曾的《法国革命史》（1941年版），此书充满了抗战的时代气息。尽管还不能算是学术著作，但这样的书在当时已是凤毛麟角。（3 ）这个时期，人们研究法国大革命不再像过去那样利用它来论争革命或改良、君主立宪与民主人权等议题，而是将它纳入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主题里了。沈炼之和卢逮曾的书都证明了这一点。
回顾关于巴黎公社研究的演进，可以看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黎公社始终是我国知识界研究法国史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巴黎公社起义的消息远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经历了漫长岁月才传到中国。巴黎公社虽为时短暂，仅存在了72天，但它很快就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
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和研究，我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上面提到的王韬的《普法战记》和张德彝的《三述奇》是我国最早记述巴黎公社的两本书。从研究巴黎公社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一读的，尽管王韬的书观点反动。
当时由美国纽约监理会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 ）在上海主办的中文刊物《中国教会新报》（Review of the Time），对巴黎公社经常有所报道，曾连续刊出了“布法战争”、“法国近事”、“法国民变”、“法京近事”等专题。该报的报道不仅立场反动，黑白混淆，而且往往出现许多失实和错误。因此它只能算是研究公社的反面教材。
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新世纪的革命》是一篇评价巴黎公社的文章。它对公社的起因和过程，公社的失败原因和伟大历史意义都作了论述。但是其中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即有“扫除一切政府”的错误观点。
在“五四”之后，我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有不少革命领袖都论述过巴黎公社，如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李达、张太雷、毛泽东等。但他们当时对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 ）一词的称谓不一。1920年李达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称它为法国地方自治团（注：李达（春江）：《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 月7日。）。1921 年瞿秋白在《赤都心史》的《公社》一节中第一次正确地将它译为巴黎公社（注：《瞿秋白文集》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页。）。1922 年周恩来在《十月革命》一文中仍称之为“巴黎共治团”（注： 周恩来（伍豪）：《十月革命》， 《少年》 第5期，1922年12月1日。）。1923年李大钊则音译为“康妙恩”，他所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1871年巴黎‘康妙恩’》（注：《李大钊选集》，第447—456页。）。此文对公社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分析论述，今天看来仍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1926年，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筹备处编印了《巴黎公社纪念手册》，它汇集了张太雷等人写的11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部纪念巴黎公社的专题论文集。同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演讲（未收入《毛泽东选集》），也是一篇非常珍贵的资料。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配合形势发表的纪念公社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吴黎平和张闻天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对提高研究巴黎公社的水平无疑是件大事。
以上是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巴黎公社在我国的反响及研究简况。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特点：（1 ）对公社的研究完全是联系实际，配合形势，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例如有的文章强调工农大众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共和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政府镇压反革命派的必要，联系国防政府投降行径揭露国民党卖国政策等，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密切结合起来；（2 ）这一时期有关公社史研究的水平仍停留在宣传和普及层次上，不仅没有出现一部像样的学术专著及可供参考的原始资料，而且连一部学术译著也没有（《法兰西内战》除外），也没有出现真正研究巴黎公社史的专家。这比同一时期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要逊色得多。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法国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从1949年到本世纪70年代末约30年时间，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起前一时期有了些进步。但总的说来成绩仍不显著，最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这是因为：（1）在这30年内约有10 年时间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法国史的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实际上处于停顿和中断状态；（2）在“文革”前，我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当封闭状态， 世界史研究缺乏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3）“左”的路线干扰严重， 史学工作者无法正常从事学术研究；（4）解放初期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 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本来，苏联在研究法国史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如卢切斯基、卡列耶夫、塔尔列、卢金，后来的达林、阿多等著名史学家，在研究法国农村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阶级状况问题等方面成果卓著，居世界一流水平。但我国在这些方面学习得不多，却在政治上接受了不少“左”的东西。如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30年代所强调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根本对立的观点，再加上国内所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我国的法国史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尽管如此，在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关于法国通史方面的译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严格说来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自撰、自编或翻译的法国通史，但自1949年之后到70年代后期，却连续出版了三部法国史的译著。两部是苏联学者编写的，另一部是法国学者写的。这三部法国史各有特色，对于推动我们学习研究法国史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刘立勋翻译的苏联历史学家罗琴斯卡娅的《法国史纲》。 此书严格说来不是通史而是断代史， 它只是叙述从17世纪中叶起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法国历史。该书的特点是对人们已比较熟知的法国大革命、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等从略，而对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记载较详细。它不仅注意政治史，也重视社会经济史，因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中也有疏漏，如写到《人权宣言》时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从这时起成了一切革命战士的口号，其实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提出是《人权宣言》以后的事。
另一本是苏联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德·柳勃林斯卡娅等著的《法国史纲》，由北京编译社翻译，1978年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从远古叙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书分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分，叙述扼要、取材精练，是高等学校法国史教学比较合适的参考书。它与罗琴斯卡娅一书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但该书最大的缺陷是对沙皇俄国在欧洲，尤其在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时期所扮演的宪兵角色揭露不足。
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沈炼之翻译、张芝联核校的法国历史学家沙勒·瑟博诺斯的《法国史》。张芝联还为本书写了序言，实际上也是一篇译介。该书是瑟诺博斯的晚年著作，原名为《真诚的法兰西民族史》，副标题是《法国人民演变史论》。它再版多次，译成多种文字。书中提供了不少关于法国社会历史的资料，知识面广，写作技巧也颇有新意。但此书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实证主义的史学观点。他认为，当所有的材料被发现、被考订和被按序整理后，历史就写成了。另外，此书还特别美化第三共和国，说“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在第三共和国得到了实现，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上坚持温和的共和派观点。尽管如此，该书对我们研究法国史是有参考价值的。从以上情况看，虽然这三本书都不是我国自撰自编的法国通史，但总算有了各具特色的法国通史译著，比起过去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二）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状况
在此期间我国又翻译和自编自撰了几本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而且还第一次编译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始文件（注：吴绪、杨人鞭编《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史丛刊初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虽然收集的资料极其有限，但意味着零的突破。
在翻译方面：1955年出版了方兆随译的苏联史学家曼弗列德的《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一书。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是作者的早年著作而非其代表作。1956年，端木正翻译出版了著名史学家、法国大革命史专家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1962年作者已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收入的一篇附录《法国大革命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索布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功底。1963年由何新翻译了英国著名史学家乔治·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该书资料极其丰富，运用了很多原始档案材料，是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下层群众、无套裤汉的很有分量和价值的专著。乔治·鲁德是索布尔的同窗好友，志同道合，皆曾师从名师勒费弗尔。1965年，又出版了赵涵舆译的罗伯斯比尔的《革命法制与审判》一书。该书收集了罗伯斯比尔的23篇演讲，对研究大革命和罗伯斯比尔有参考价值， 但美中不足的是该书不是直接译自法文而是从俄文转译。1977年，翻译和出版米涅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是我国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米涅的书与其他的书不同，他写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开始一直写到1814年，而不是像其他学者那样只写到1794年或1799年就终止了。这是一种创新。另外全书贯彻了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加之其文字简练生动且寓意深刻，不愧为世界名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70年代还出版了两本有分量的研究拿破仑的译著。一本是译自苏联学者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另一本译自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上下册。前者史论结合，观点比较正确。后者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从英国人的角度，利用英国所存的档案资料，反映的是英国人的观点。但两本书均值得一读。
在著作方面：这个时期也出版了几本国人自编自撰的法国大革命史普及性读物。如胡代聪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刘宗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孙娴的《罗伯斯庇尔》等。此外，王荣堂的《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曹绍濂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等属于中型的学术著作和知识读物。这些著作反映了我国当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水平，对普及和研究大革命史起了推动作用。
（三）关于巴黎公社史的研究状况
这30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在翻译、研究巴黎公社史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编译出版的著作之多是我国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1961年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一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涉及巴黎公社的有关著作、书信、演讲等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成册，为研究巴黎公社提供了一部指导性文件。
这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如195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的《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1年何清新翻译的《巴黎公社会议记录》（上、下卷），为研究巴黎公社史提供了重要资料。遗憾的是这两本资料均译自俄文而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1961年，出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的苏联凯尔任策夫的《巴黎公社史》。此书资料充实、内容丰富、观点公允，是一本有分量的专著。1962年何新翻译出版了利沙加勒的《1871年公社史》。利沙加勒是公社委员，亲身参加过公社运动，是公社的目击者。此书的出版曾得到马克思的赞扬。可惜此书不是从法语而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1960年，中央编译局还翻译了卢利耶的《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1962年黎星翻译了阿达莫夫编的《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等，对研究公社史有一定参考价值。1975年吴惕安等译的《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1978年罗新璋编译的《巴黎公社文告集》，同年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的苏联巴赫主编的《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等书，都为巴黎公社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从以上情况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70年代后期30年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尽管受左的路线的干扰， “文革”的破坏，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成就恰恰是在被“四人帮”斥之为“黑线专政时期”取得的；（2）30 年来法国史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专著、译著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价；（3）由于缺乏规划和组织，法国史研究是零星、 自发进行的，未能形成蔚然壮观的局面；（4 ）从所有的成果来看仍存在内容单薄、题材狭窄，仅停留在政治史、事件史的范围内；（5 ）对国外法国史研究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作的引进和评价也不够。
三
自1978年后至今约20年时间，是我国的法国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以往任何时期都未曾有过的新局面。
法国史学工作者率先在国内世界史学界成立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统一规划和组织法国史的研究工作，培养和造就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法国史研究工作者，其优秀成果已被世界史学界同仁所承认。打破封闭状态，加强对外交流，使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尽快与世界法国史研究接轨。在这20年来我们邀请了像索布尔、佛维尔、孚雷、勒高夫等20多位国际公认的具有一流水平的法国史研究者来华讲学；还派出多位学者出国进修讲学、访问，参加学术研讨，搜集资料等。1990年英国和法国首次出版了中国法国史研究论文集，为我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研究领域不断拓宽，题材不断更新，内容不断丰富，逐渐打破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只重视政治史、事件史的狭隘框架，转而从多角度、多层次，如社会、经济、文化、心态、风俗、民情等方面研究法国史。特别重视引进和介绍国外各种史学流派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扩大视野，消化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这方面，张芝联、王养冲、端木正、顾良、陈叔平、金重远、姚蒙等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近20年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可谓成绩突出、硕果累累，所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译著、论文比过去任何时期的总和还要多，其中有的论著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而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好评。择其要者，如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及其著作《从高卢到戴高乐》、端木正的《法国史研究文选》、朱庭光主编的《巴黎公社史》、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庄锡昌和周剑卿的《战后法国外交史》、刘宗绪主编的《法国大革命新探》、孙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郭华榕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史》、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吴国庆的《战后法国政治史》、许明龙的《孟德斯鸠与中国》，等等。此外还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人物评传，如李元明的《拿破仑评传》、陈崇武的《罗伯斯庇尔评传》、马胜利的《饶勒斯评传》等等。近几年来，仅法国史研究论文集就出了7部，有不少论文被译成英、法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 除此之外，还翻译了许多国外法国史研究名家的代表作，为推动我国的法国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注：这些译著主要有：西哀耶斯著、冯棠译《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三联书店1989年版；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勒费弗尔著、顾良译《法国大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索布尔著、马胜利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纳夫著、王令愉译《法国革命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饶勒斯著、陈祚敏译《社会主义史：法国大革命》第1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 版；基佐著、沅芷、伊信译《法国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布罗代尔、拉布鲁斯著、谢荣康等译《法国经济与社会史（50年代至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雷基娜·佩尔努著、康新文等译《法国资产阶级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瓦尔特著、姜靖藩等译《罗伯斯庇尔》，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罗伯斯庇尔著、王养冲、陈崇武译《罗伯斯庇尔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米盖尔著、蔡鸿滨、张冠尧、桂裕芳等译《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邦纳罗蒂著、陈叔平、端木美译《平等派与密谋》，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扎赫尔著、申晨星译《忿激派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巴丹特尔夫妇著、马为民译《孔多塞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勒高夫等著、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阿泽和维诺克著、沈炼之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维拉尔著、沈炼之译《盖德派》，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保罗·利科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吉埃斯贝尔著、唐伯新、曹松豪等译《密特朗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吉埃斯贝尔著、曹松豪等译《希拉克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等。）。
这一时期，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涉及了许多过去未曾涉及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
法国大革命一直是我国的法国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而大革命的分期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大革命的上限、下限，过去由于受苏联史学家影响，一般把1789年7月14日和1794年7月27日作为大革命的上下分界线，并且把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第二阶段为工商业资产阶级吉仑特派统治时期，第三阶段为中小资产阶级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把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雅各宾派专政崩溃作为革命的结束。
关于大革命的上限在我国史学界分歧不大，争议不多。而对下限问题，近年来随着对大革命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开展对“热月政变”性质问题的讨论，分歧较大，争议较热烈。在此基础上有些人提出了新的分期法。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养冲，他在《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1794年7月27 日热月政变“不是这次革命的结束”，法国大革命分期“应当冲破热月这个界限”，“应该以封建王权的削弱和覆灭，以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和演变作为分期的标志”，“因为，除国体变更以外，用统治形式的递嬗来分期，或许是比较妥当的”。据此，他把法国大革命划分为六个时期：立宪君主国时期（ 1789.7.14—1792.8.10）；吉仑特共和国时期（1792.8.10—1793.6.2）；雅各宾共和国时期（1793.6.2—1794.7.27 ）；热月党与督政府共和国时期（1794.7.27—1799.11.9）；执政府共和国时期（1799.11.9—1804.5.18）；拿破仑帝国时期（1804.5.18—1815.6.22）（注：王养冲：《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4 期。）。
王养冲的分期法引起了法国史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有赞成也有反对。林贤报、程镇芳认为热月政变也只是标志着从革命的冲击时期转入革命的巩固时期。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注：林贤报、程镇芳：《略谈法国革命的分期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而刘祚昌仍认为， 法国大革命的下限应截止至热月政变，而不应包括拿破仑统治时期（注：刘祚昌：《世界近代史若干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5 期。）。争议还将继续存在，但目前较多的人则认为，决不能把热月政变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下限。
（二）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
对于热月政变性质的评价与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的争议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分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过去我国史学界对热月政变的评价由于受苏联史学家的影响，对它持否定态度。苏联法国史专家曼弗列德说，“热月9日是革命的最后一天。 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最后一章”（注：曼弗列德：《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98页。）； 苏联其他历史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国过去编写的所有教科书和论著都沿袭此说，认为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热月党人统治是反革命统治。其主要理由是热月党人上台后废除了雅各宾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措施，侵犯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开始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
1979年，刘宗绪首先发表《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一文，对热月政变的性质予以重新评价。文章认为热月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它实际上是结束雅各宾专政的非常措施，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一个转折点。雅各宾派专政超越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范围，热月党人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历史呈现出似乎是倒退的现象，其实这恰恰是历史的正常，它使资产阶级革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注：刘宗绪：《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历史研究》1979年第7 期。）。刘宗绪的这一新论点得到了刘祚昌、冀恩等史学界多数同仁的支持。当然也有反对意见，余小慎在《世界历史》发表的《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一文就认为，热月政变具有反动性本来也是相对而言的；热月党人镇压了王党的叛乱，维护了雅各宾的土地法，无非说明他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党派，而不能据此就说它不具有反动性（注：余小慎：《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三）关于罗伯斯比尔和丹东的评价
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核心人物，历来受到法国史学界、尤其是大革命史学研究者的重视。法国大革命史学家奥拉尔对丹东推崇备至，而另一位著名的大革命史学家马蒂埃则相反，他竭力颂扬罗伯斯比尔，谴责丹东。原苏联史学家多数是褒罗伯斯比尔，贬丹东。直到1993年由于波兰导演凡依达拍摄了丹东的电影上演后在法国史学界又引起了一场争议。1980年以来陈崇武连续在《历史研究》、《法国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评价罗伯斯比尔的文章与法国历史学家展开争论，表明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罗伯斯比尔应有的看法（注：陈崇武：《评罗伯斯比尔》，《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再评罗伯斯比尔——与法国史学家弗·戈蒂埃商榷》，《法国研究》1985年第2 期。）。陈崇武的论文既不同意某些历史学家把罗伯斯比尔说成为一个虚伪、嗜血成性的人物，也不赞成马蒂埃、弗洛郎斯·戈蒂埃等历史学家把罗伯斯比尔称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等。他认为，罗伯斯比尔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先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伪善者；是一位有节制的恐怖主义者，而不是嗜血成性的人。他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多数同仁的肯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路德曾称赞这些看法是公允的、站得住脚的。
对丹东的重新评价更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我国史学家过去认为，丹东前期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期则成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代理人；他主张“宽容”，侈谈“幸福”，丧失了革命先期的锐气，成了“半截子英雄”。1983年，楼均信首先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历来对丹东的不公正看法关键是对其宽容政策的不同认识。所谓宽容政策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两个方面，即对外主张通过谈判稳定战场，实现和平；对内主张人道、宽大与法治，反对恐怖扩大化。通过这种政策的实现在法国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以巩固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巩固共和国。因此楼均信认为这种政策在当时有纠偏、务实的作用，是合理的、正确的（注：楼均信：《略论丹东的宽容政策》，《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张芝联的《略论丹东》一文则认为，“丹东在对斐扬派和吉仑特派斗争中有过动摇，但基本上是革命者、爱国者。特别在1792年夏秋之际作出重大贡献”；“丹东对罗伯斯比尔派和公安委员会显然怀有敌意，存心改组甚至推翻两个委员会，但并无恢复君主制或抛弃国民公会的意图”，等等（注：张芝联：《略论丹东》，《历史研究》1985年第2 期。）。楼均信和张芝联对丹东的评价，反映了我国多数法国史学家的看法，纠正了过去某些评价的片面观点。
（四）关于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
“文革”时期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拿破仑曾被人们尊为“洋法家”、“反封建反复辟的英雄”；“文革”后，人们仍然重视对他的研究，但只是把他和拿破仑帝国作为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和历史阶段来看待。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出版了有一定质量的学术专著，如李元明的《拿破仑评传》等；2.发表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如张芝联的《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等；3.王养冲和陈崇武主持编译了《拿破仑书信文件集》；4.翻译了多种拿破仑传记，如《拿破仑时代》（勒费弗尔著）、《拿破仑一世传》（罗斯著）、《拿破仑》（塔尔勒著）等；5.引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如由路易·波拿巴主持编辑的34卷本《拿破仑书信集》等；6.向国内介绍了国外研究拿破仑的史学研究动态，如王养冲的《拿破仑研究的演进》、端木正的《近年来国外拿破仑史学的一些动态》等；7.把国内的拿破仑学术讨论推向国际学术界，如张芝联于1979年5 月23日在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所作的《拿破仑历史作用的不同解释与方法论问题》报告。更重要的是，对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研究集中和深化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究竟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还是反动？雾月政变是旨在巩固革命成果的政变还是反革命倒退的政变？拿破仑是革命的捍卫者还是革命的绞杀者？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究竟是对外传播革命还是侵略扩张？
经过反复探讨，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不仅是法国近代史上，而且也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历史阶段；他既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又绞杀了法国大革命；他既是反复辟的英雄，又是为复辟开辟道路的人物；它的战争既有巩固革命成果进步的一面，又有侵略扩张的一面，与俄、奥、普等“反法联盟”的战争主要是保卫革命，反对武装干涉，但也有某些侵略扩张的性质；与英国的战争虽有革命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争霸；与“反法联盟”之外的战争无疑是侵略扩张，等等。
（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过去在法国大革命史学研究中仅仅注重对政治事件、阶级斗争、党派冲突、革命阶段性、群众斗争、雅各宾派专政等专题，而忽略了法国的政治文化、法兰西民族传统的特点以及影响革命进程的多种原因的探讨。高毅写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一反传统的研究方法，借鉴国外史学方法的成果，把法国年鉴派史学、心态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引进了大革命史的研究中，从而加深了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加强了历史的立体感。还有赵跃兵的《共和二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马胜利的《关于法国革命中的节日》等论文也都反映了我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创新精神。
（六）关于路易·波拿巴与第二帝国的历史地位
“文革”之前，我国史学界对路易·波拿巴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只贬无褒，认为路易·波拿巴是政客小丑、阴谋家、野心家，法兰西第二帝国是大资产阶级最淫贱的统治形式。但经过多年的研究，郭华榕写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地位》一文和专著《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其中以大量事实证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是法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一改革变化的时代，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发展迅速，交通运输业发达，财政商业活跃，巴黎城市建设面貌焕然一新，文化艺术繁荣，法国由此跃升为资本主义强国。因此，路易·波拿巴及其第二帝国不能全部否定、一笔勾销，其历史地位应予一定的肯定。这是一种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看法。
（七）关于法国现代化道路的特征
法国与我国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有人把它称之为“欧洲的中国”。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本而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现代化转变的国家。它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英国，是一个有着自己特色的国家。它的现代化经验更易于被一些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所借鉴。因此研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课题在“文革”之前没有人涉及，可以说是空白。“文革”后近20年来日益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84年尤天然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试论法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一文， 1993年洪波出版了《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一书，1985年陈崇武、 金晓常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都涉及了该问题，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见解。陈崇武等的文章把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归纳为五个基本特征：（1 ）法国的原始资本积累不像英国主要来自圈地运动而是通过收税；（2 ）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后来则成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阻碍因素。关于小农经济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是否起阻碍作用，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3 ）法国在整个近代一直存在着小企业与大企业长期并存，共同繁荣的奇特景象，其结果是造成了生产分散，浪费劳动力的严重现象，但也弥补了大企业的许多不足；（4）法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体制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一直占着优势，对法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5）法国的金融资本特别发达，但它是通过借贷资本形式出现的， 因而严重影响了法国工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由于以上特征，法国“走的是一条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进而提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除了“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以外，是否还“存在着一条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法国式道路’呢？”（注：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八）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1870年成立到1940年灭亡前后经历了70年，比第一、第二、第四共和国存在时间的总和还要长。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文革”前很少有人涉及，直到“文革”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才有较大的进展，近20年来出版的专著、译著约20多种，论文、译文达200多篇， 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这个时期学界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首先，关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问题。法国的一些学者曾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与革命没有关系，而我国的学者不赞成这种说法。沈炼之、张芝联、楼均信等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与9月4日的革命是密切联系的。沈炼之、楼均信说：“9月4日革命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帝国，宣布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成立”（注：沈炼之、楼均信：《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 页。）。张芝联指出，“9月4日，首都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共和国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诞生。”（注：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其次，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稳定性的探讨比过去深入。传统观点认为，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局的特征是内阁更替频繁，政局不稳定。而沈坚在《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一文中则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统治是相对稳定的，过分强调政局动荡是不确切的，因为“宪法的灵活变通性使之成为法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宪法。在法国政治派别斗争格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种貌似不稳定的灵活变通性却成了宪法的护身符”（注：沈坚：《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其三，对“布朗热运动”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过去我国史学界认为，布朗热运动的性质是沙文主义的。1993年，计翔翔发表了《布朗热运动辨析》一文，该文考察了布朗热运动的全过程，认为这一运动“充分反映其本质特征的是反共和主义的波拿巴主义运动”；该文还特别指出这一运动“给法国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极大丰富了动员群众的政治手腕”，“保守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使共和国顺利地战胜了它的严重威胁，议会的共和国已经走向成熟”（注：计翔翔：《布朗热运动辨析》，《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
其四，关于第三共和国灭亡的原因，我国史学界80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高振明在《试论1940年法国失败》一文中认为，“法军防线的迅速崩溃和法国政府的屈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法国一部分主事人长期追随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注：高振明：《试论1940年法国失败》，《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 期。）。戴成钧的《论1940年法国溃败的原因》一文则认为，“军事战略思想和方针上的错误，以及战术应用上的失误是法国溃败的主要原因”（注：戴成钧：《论1940年法国溃败的原因》，《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30页。）。
（九）关于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是法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对内加强总统权力，削弱议会的权力；对外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从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看，本课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1979年9月， 周剑卿发表了《戴高乐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一文，1982年又发表了《论戴高乐的历史地位》。文章认为，总的说来戴高乐属于大资产阶级，他虽然有反共反人民的消极一面，但不失为反法西斯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英雄。他是法国资产阶级出类拔萃的政治家。
1984年，吴国庆发表了《戴高乐主义初探》，认为戴高乐主义是在战后长期演变中形成的，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而外交方面比较突出（注： 吴国庆：《戴高乐主义初探》， 《法国研究》1984年第4期。）。陈乐民在1984 年发表的《论戴高乐主义》一文则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争取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世界大国地位。戴高乐主义不仅对法国今后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而且几乎成为第二世界反霸斗争的典型形象。
庄锡昌、周剑卿合著的《法国近代外交史》一书不仅对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作了细致深入的描述和分析，而且对近代法国的外交政策、法国在国际新格局中的作用和特点等都作了恰当的表述和分析。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十）关于中法关系史
近年来，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1980年张芝联发表了《历史上的中法关系》，1984年又发表了《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文章对中法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了深入浅出的回顾和叙述，提供了不少新鲜材料。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法国史学界召开了国际史学讨论会，主题就是“法国大革命与中国”。会后汇编出版了国内外史学家的论文集《法国大革命200 周年纪念论文集——大革命与中国》，分别用法文、英文、中文三国文字在三国出版。论文集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1994年又以中法关系史为主题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又出版了论文集《中法关系史论》。此外，端木正的《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与中国》和《关于〈马赛曲〉在中国的历史》、戴逸的《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章开沅的《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金重远的《拉萼尼使团与中法黄埔条约》，以及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等著述集中反映了我国史学工作者对中法关系史的研究水平。
以上十个方面并不十分全面，著作和论文的介绍也是挂一漏万。不过可以说明我国法国史研究在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后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金重远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高限价政策，尤天然对法国宗教世俗化，孙娴对第二共和国，陈文海对法国封建社会的督察官，李宏图对法国民族主义思潮，沈大力对巴黎公社，许平对法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王加丰对胡格诺教派，端木美、周以光、张丽、王家宝对法国社会变迁，申晨星对忿激派运动，许虹对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农民叛乱的原因，刘文立对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作用，曹特金对布朗基等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四
20年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无论从量和质，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法国史研究开始从单纯的政治史、事件史的框架中摆脱出来，注意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探索问题。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应从世界史学的大范围来反观我们的成绩。平心而论，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仅不能与法国比，而且也不能与原苏联比。
我国的法国史研究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空白。拿整个法国史研究来说，近代史研究相对较多，古代、中世纪、现代史研究较弱。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法国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著作。即使是近代史研究也有许多薄弱的地方，如第四共和国、督政府、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问题的研究仍是空白。从纵向来看，政治史、事件史研究的较多，而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很少。从课题来说，有些重要的问题尚未涉及，或有所涉及而成果尚不显著，如法国民族性问题；民族传统和爱国主义问题；法国的人口变迁和移民问题；法国的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大工业与小企业长期并存发展的互补和协调问题；农民怎样从温饱、小康水平走向富裕道路的问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奢侈品工业、服饰、饮食、化妆、装潢、广告、风俗、建筑、艺术、社会生活的特点问题；法国学术思想的自由争辩传统问题；华工、华侨与勤工俭学问题等，这些方面都还没有深度的研究和专著出版。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以便在真正研究的基础上拿出在国际上立得住的第一流的精品来。我认为，我国的法国史研究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还应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善于吸收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创造条件建立全国性的法国史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有规划、有领导，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地开展研究，等等。WW段启增XXCK
*本文主要参考了张芝联的《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端木正的《法国革命史研究在中国》，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等文章和著作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