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几个问题
吕美泉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1999年06期第108～112页
【作者简介】吕美泉，吉林省教育学院政史系 副教授 邮编 130021
【关 键 词】史籍编纂/旧史学/新史学
研究中国史学史或撰写中国史学史著作，无论主观上愿意不愿意，都不能回避分期问题。自梁启超1926年倡言撰写中国史学史以来，至今已有近50种中国史学史或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专书相继问世。这近50种著作都涉及分期问题，有的明言，有的通过著作本身显示。另外有些论文或专论也涉及史学史分期问题。意见有分歧。分歧的原因，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实践上的原因，更应引起注意，我仅就这近50种著作所反映出的三方面问题，谈谈看法。
一、中国史学史分古代近代，不如分旧史学新史学好
三四十年代的史学史著作，在分期问题上受梁启超的影响较大。梁启超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概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无异是一部中国史学史概要。它对中国过去之史学讲到清代为止，以后的不讲。实际上是给古代近代划了界限，不过未明说而已。1926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出版之前叫“广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之丑项“史学史的做法”，给中国史学史规定了四项重点内容：（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他前三项讲的多，第四项最近史学的趋势讲的极简单，只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存在的时弊。梁氏说的“最近几年”，显然指20世纪以来的二十几年。实际上还是把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界限划在清末。三四十年代的几部中国学史著作，大多只讲古代史学，近代的只是附带涉及。古代史学，一般讲到清末为止，本世纪不讲。意味着不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古代近代。这与梁氏的影响有关。
比较自觉解决古代近代史学分期问题的，是1938至1939 年写成、 1944年出版、1957年修订再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金氏在分期问题上，观点前后有变化。初版把有清一代史学全部划为近代，名曰《近代史家述略》，列于第九章。第十章（最后一章）叫《最近史学之趋势》，包括20世纪以来的突出史学成就和重要史家。很明显，金氏划分中国史学史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段。把清代史学全部划为近代，在当时的同类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划分古代近代，是出于个人臆断，谈不到科学根据。1957年出修订本时，金氏观点变了，删掉第十章、第九章标题改为《清代史家之成就》。表明作者分中国史学史为古代近代两大段，有清一代往前划，20世纪算近代。他的书只讲古代部分，20世纪部分不讲，全书的修订主要是分期上的修订。金氏的分期观点，最后与梁启超一致。
另一种意见，从鸦片战争划界限，鸦片战争以前是古代史学，以后是近代史学。这种与中国社会历史即一般通史的分期方法相适应的史学史分期，在当时是少数人的意见，但是比较现成，容易被接受，因而影响较大。
最早这样分期的是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 1947）一书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1949.10）一文。 前者书名所用“当代”一词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一百年的史学又分前中后三阶段。后者文中所论述是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状况。文章题目本身已经表明，它讲的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学史。
80年代以来，见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十多种，作者们好像有了分工，有的专讲古代，书名叫中国史学史或者叫中国古代史学史。有的专讲近代，书名叫中国近代史学史或者叫中国史学史的近代化过程。无论讲古代的还是讲近代的，古代近代的界限都划在鸦片战争。只有1982年出版的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个例外，它讲中国古代史学史讲到清代结束为止，不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从清代割出去。
总之，百分之九十的专家把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界限划在鸦片战争。
我以为，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办法，是值得商榷的。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项文化专史，跟随整个中国历史一道，从鸦片战争划线，以前为古代，以后为近代，顺理成章，在理论上本无问题。可是从实践的结果看，问题不小，史学史以讲史籍编纂为主，而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史籍编纂情况依旧，无大变化。为了协调这一矛盾，一些史学史著作不得不把叙述的重点由史籍编纂转为史学思想，并且把19世纪后半期叫做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酝酿期。这就显得牵强，不如按照史学本身的特点，不与通史分期取齐，干脆把19世纪后半算在清代史学内更合适些。
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的50年算在清代以内，以清末划界，以前的史学叫古代史学，以后的史学（20世纪）叫近代史学。史学史这样划分古代近代，与通史分期两层皮，势必造成混乱，显然不妥。怎么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成另一种叫法，所谓近代史学改叫新史学，与之相应，所谓古代史学改叫旧史学。从实际情况看，分新旧能反映史学之质的变化，分古近只能说明时间的推移。
全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事实上存在两大段。第一段是旧史学，或者称之为传统史学。这一段时间最长，有两千多年之久。其间史学经历千变万化，而万变不离其宗。史官、史家的职掌不外乎记注、撰述两大项。史学的主体不外乎史籍编纂。史籍体裁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为基本。早期，只有修史（记注、撰述）的史家。稍后，在修史的史家之外，产生了专务评史的史家。这种旧史学直到清朝结束为止，没有质的变化。第二段是新史学，时间极短，涵盖却复杂。从19世纪90年代至今，有西方传入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方法，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以疑古为主旨的古史辩派史学，还有旧史学的余韵，仅一个世纪多一点，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历史巨变。这一段时间的史学与以前两千多年的旧史学相比有根本的不同，真可谓全新的史学。史学“软件”的变化姑且不论，史学“硬件”的变化如史学的主体、主线、史籍编纂之外，有表现在史学论文和史学概论性著作中的史学思想与之并驾齐驱；原来意义上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的地位，被专题研究取代；史料范围空前扩大，一切传世的历史文献之外，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成为直接支持史学的比肩学科和强有力的史料库，等等。这些崭新的东西，足以把它同以往两千多年的旧史学划分开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新史学。新史学在时间上没有限量，除非史学有朝一日发生我们今日想象不出的变化，有更新的史学出现，新史学的概念都可以用。
可见，从中国史学史自身特点出发，分之为旧史学新史学两段，比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古代近代，更为科学。
二、旧史学的历史虽宜从史官讲起，但是上限应划在孔子及其《春秋》
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位史家和第一部史书是哪一位哪一部，中国史学史的起点在哪里，这是写中国史学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大多对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或者根本没有解决。
梁启超20年代两次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题发表著作，给中国史学史大体画出一个框框，倡言中国史学史要从古代史官讲起，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的重要史家和史籍并加以适当的批评，对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工作，贡献很大，影响很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梁氏的论述带有粗疏的性质，许多问题只在大处点到，仔细分析则不够。尤其关于中国史学的起点问题，哪一人是中国第一位史家，哪一书是中国第一部史书，出言犹疑，模棱不定。时而说中国史学的祖师爷是孔子，时而又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祖，先秦无所谓史学。
中国史学史的起点在哪里，史学的主体或主线是什么。梁启超当时对此未曾寻究。倒是后来金毓黻，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接着讲明白了。
旧史学范围内的史学概念，章学诚已有说法。他认为古代史学的存在先后两个阶段。撰述之史书出现之前，史学存在于口授心传之中，像司马迁父子和班固兄妹那样，一家人口耳转授，不通过史学概论一类的专书表达。在《史记》、《汉书》这些撰述之史书著成之后，史学便随史书作者（如马迁父子、班氏兄妹）之殁而没。后世人要想知道古人之史学，必须从古人的史书中攻取。金毓黻认为章氏此说一半对一半不对。章氏说，古人史学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金毓黻以为这是“精确不易之论”（《中国史学史》第8章之“史学之阐明”目）。 金氏意见，史学在史著之中，司马迁之史学，必于《史记》中求，别无他途。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学呢？
章学诚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文史通义·申郑》）。意谓史学有其文其史其义三方面。但是他又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家书》），“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和州志志隅自序》），把史意与史法分开，又把史学超然于史法史意史识之外。目的在于强调史意，进而强调别识心裁，成一家言，又进而强调撰述之史著之重要而轻视记注。
金毓黻不赞成章氏的意见。他说，“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中国史学史》第8 章之“史学之阐明”目），强调史著之事、文、义必统一在一起，不得分离，才是史学。所谓史识、史法、史义，都是史学之一方面，都包括在史学之内。
那么，史学史是什么？史学史的主体或主线又是什么？
“就历代史学、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论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者，是谓之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初版导言）。
“吾向谓榷论吾国史家，应以史籍为依据。凡史家所擅之史学，即具于所著史籍之中，论古代然，论近代亦然。其在例外而当别论者，仅刘知几、章学诚数人而已”。（《中国史学史》第7章第4节最后一目）
金氏所有这些言论，归根结底是说史学在于史籍之中，离开史籍则无史学可言。言外之意，史学之主体、史学史之主线是史籍。史籍概有两类：（一）《史记》、《汉书》一类史书；（二）《史通》、《文史通义》一类论史之专书。今日研究旧史学之历史，舍此二类史籍，则无从措手。
金氏寻究中国史学之起点，确认中国史学之第一人是孔子，第一书是孔子所修之《春秋》。他说，“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中国史学史》第2章之《尚书》目）。 又说，“吾于古代（按指先秦）之史家，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则左丘明也”（《中国史学史》第2章之“孔子与左丘明之史学”目）。 “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中国史学史》第3章开宗明义）。以孔子为中国史学第一人， 根据是孔子所修之《春秋》。据《孟子·离娄下》，孔子修《春秋》，有事有文又有义，史之三要素俱备，故得谓之史。孔子之前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并有史有文而无义，皆不得谓之史学。只有孔子已修之《春秋》，有孔子“窃取”之义在内，始得谓之史学。金氏据此断言曰：“史学之包蕴至广，所谓史识史法史意，皆具史学之一体，盖必知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中国史学史》第8章“史学之阐明”目）。
三、旧史学内部按朝代分期最为妥当
如前所述，中国史学史宜划分为旧史学、新史学两段。两段史学存在本质差别，故分期应该分别对待。
旧史学的内部分期，实质是给旧史学的主体、主线分期。上文一再提及，旧史学的主体是史籍编纂即历史编纂学。史料的问题包含在其中。古代史家一向不认为史料的收集和甄择是史籍编纂以外的事情。可以说史料工作是史籍编纂的前提、基础。史籍编纂离不开史料工作。但是史料工作与史籍编纂毕竟不同，不可以说史料即史学。若说史料即史学，则史学只是史而没有学了。
旧史学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就是史籍编纂发展历程的分期。史籍编纂发展历程是史学史的主体、主线，任何偏离这一主体、主线的分期，都不可取。但是，在不偏离主体、主线的前提下，应考虑其它相关因素对史学史的制约。许凌云教授提出三条具体要求：（一）史学史分期应与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二）应与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其它意识形态部门的情况基本相吻合；（三）注意史学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读史入门》第180页，北京出版社，1989）。 他强调第一点是根本的，第三条也重要。从许氏的全书整体观点看，他其实主张史学史分期要根据第三条，第一条只是照应的问题。我认为许氏的说法是正确的，有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按五种社会形态分期，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不大顾及史籍编纂，把全部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奴隶社会的史学、封建社会的史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史学三大块，这种把中国史学史套进五种社会形态框框的分期，不合适。因为它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史学的实际，是分不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三种不同形态来的。况且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聚讼多年，迄无定论，划分史学的奴隶、封建界限更谈何容易。为奴隶社会服务的史学什么样，为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服务的史学又是什么样，恐怕谁也很难讲出个子午卯酉来。搞这种分期的人没有好办法，于是把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作为史学发展的主线而置史籍编纂于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次要地位。可是这样一来，所写中国史学史还是不是中国史学史，就值得商量了。一部脱离中国史学实际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难。
大多数中国史学史著作按朝代分期，其中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最为典型。它分中国旧史学为五个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它的分期有明显优点，第一，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外部表现形式是朝代更迭，朝代更迭直接反映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史学与政治、经济的变化直接发生关系。按时代分期，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史学实际。第二，既突显了史籍编纂这一主体、主线，也同时兼涉了历史哲学、历史文学和文献学几方面，重点之下有全面、全面之中含重点。第三，史籍编纂与社会历史变化紧密结合，从史籍编纂上反映时代特点，例如揭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谱学的兴盛反映当时门阀制度的存在。第四，对每时期史学的特点都既有高度的概括，又有清晰的分段描述。例如明清时期史学，特点是史学的衰老，一方面因循保守气息充斥，另一方面，反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问世。三个阶段情况不同，明代史学比较苍白；明末清初史学终结于经世致用；清代史学以乾嘉考据学与浙东史学为脊梁，而乾嘉考据不能与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考据同日而语，浙东史学诸大家亦难跟当年黄宗羲的风范相提并论。从分段描述上动态地体现整个一个时期史学的特点。这才是史学的“史”。
白寿彝先生这样分期似乎平常，人人可为，其实很难。不是吃透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不敢按朝代分期，不是对众多史籍了如指掌，不能按朝代分期。不是有高超的史学理论修养，即使想按朝代分期，也不会分得如此精卓。
金毓黻作为史学大家，欠缺重要一条，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他的《中国史学史》一因旧史学套数，没有马克思主义做主心骨。因此他按朝代分期显得犹疑不定，论述各代史学特点，有欠明晰、坚确。1944年初版，他分为上古迄汉初、两汉、魏晋南北朝迄唐初、 唐迄清末四期。 1957年再版时，在导言里申明把四期缩为三期，两汉与魏晋南北朝并为一期。正文没有变动，只是在导言里申明而已。申明之后附有“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一语。既是谦词也是真情流露。反映此时金氏心中还是拿不准究竟如何分期好。按朝代分期，恐怕不合适，又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存在姑且为之，以俟来者的心态。
在金氏以后问世的几部中国史学史著作，试图摆脱朝代的束缚，采取按史学本身发展规律、特点分期的办法，都不算成功。1982年出版的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可为代表。读书《余论》说，他以前按朝代分期，设定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三个重点期，有很大的片面性。现在按照一般看法，摆脱朝代框子，定中国史学的萌芽（先秦）为一期，从司马迁到刘知几为一期，刘知几到《明史》为一期，清代史学为一期。话是这么说，可是各章目录和正文论述，还是摆不脱朝代痕迹。清代部分，把《明史》编纂划入前期，固然有理，而清代史学的其余内容，头绪繁多，难以条理，乃不得不以“清代史学概观”名期。至于正文，更时不时地流露出“中国史学到了南北朝而极盛”、“隋唐史学虽然不能说是高潮……”、“宋代史学界不论哪一方面都是蓬勃发展的”一类牵涉朝代的话语。这再次证明，讲中国史学史，不按朝代分期，又想达到圆融贴切的效果，纵然出自大家手笔，也难以办到。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旧史学内部，像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那样，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地按朝代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为最好。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1999年06期第108～112页
【作者简介】吕美泉，吉林省教育学院政史系 副教授 邮编 130021
| 【内容提要】 | 一、中国史学全部历史应从19世纪90年代为分界线，以前为旧史学，以后为新史学。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古代近代的办法，不可取。二、旧史学虽不能不自史官讲起，但应以孔子及其《春秋》为正式起点。三、旧史学按朝代分期最为妥当。按5种社会形态分期，看来科学， 其实不符合实际。 |
一、中国史学史分古代近代，不如分旧史学新史学好
三四十年代的史学史著作，在分期问题上受梁启超的影响较大。梁启超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概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无异是一部中国史学史概要。它对中国过去之史学讲到清代为止，以后的不讲。实际上是给古代近代划了界限，不过未明说而已。1926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出版之前叫“广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之丑项“史学史的做法”，给中国史学史规定了四项重点内容：（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他前三项讲的多，第四项最近史学的趋势讲的极简单，只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存在的时弊。梁氏说的“最近几年”，显然指20世纪以来的二十几年。实际上还是把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界限划在清末。三四十年代的几部中国学史著作，大多只讲古代史学，近代的只是附带涉及。古代史学，一般讲到清末为止，本世纪不讲。意味着不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古代近代。这与梁氏的影响有关。
比较自觉解决古代近代史学分期问题的，是1938至1939 年写成、 1944年出版、1957年修订再版的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金氏在分期问题上，观点前后有变化。初版把有清一代史学全部划为近代，名曰《近代史家述略》，列于第九章。第十章（最后一章）叫《最近史学之趋势》，包括20世纪以来的突出史学成就和重要史家。很明显，金氏划分中国史学史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段。把清代史学全部划为近代，在当时的同类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划分古代近代，是出于个人臆断，谈不到科学根据。1957年出修订本时，金氏观点变了，删掉第十章、第九章标题改为《清代史家之成就》。表明作者分中国史学史为古代近代两大段，有清一代往前划，20世纪算近代。他的书只讲古代部分，20世纪部分不讲，全书的修订主要是分期上的修订。金氏的分期观点，最后与梁启超一致。
另一种意见，从鸦片战争划界限，鸦片战争以前是古代史学，以后是近代史学。这种与中国社会历史即一般通史的分期方法相适应的史学史分期，在当时是少数人的意见，但是比较现成，容易被接受，因而影响较大。
最早这样分期的是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 1947）一书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1949.10）一文。 前者书名所用“当代”一词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一百年的史学又分前中后三阶段。后者文中所论述是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状况。文章题目本身已经表明，它讲的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学史。
80年代以来，见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十多种，作者们好像有了分工，有的专讲古代，书名叫中国史学史或者叫中国古代史学史。有的专讲近代，书名叫中国近代史学史或者叫中国史学史的近代化过程。无论讲古代的还是讲近代的，古代近代的界限都划在鸦片战争。只有1982年出版的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个例外，它讲中国古代史学史讲到清代结束为止，不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从清代割出去。
总之，百分之九十的专家把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界限划在鸦片战争。
我以为，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办法，是值得商榷的。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项文化专史，跟随整个中国历史一道，从鸦片战争划线，以前为古代，以后为近代，顺理成章，在理论上本无问题。可是从实践的结果看，问题不小，史学史以讲史籍编纂为主，而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史籍编纂情况依旧，无大变化。为了协调这一矛盾，一些史学史著作不得不把叙述的重点由史籍编纂转为史学思想，并且把19世纪后半期叫做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酝酿期。这就显得牵强，不如按照史学本身的特点，不与通史分期取齐，干脆把19世纪后半算在清代史学内更合适些。
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的50年算在清代以内，以清末划界，以前的史学叫古代史学，以后的史学（20世纪）叫近代史学。史学史这样划分古代近代，与通史分期两层皮，势必造成混乱，显然不妥。怎么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成另一种叫法，所谓近代史学改叫新史学，与之相应，所谓古代史学改叫旧史学。从实际情况看，分新旧能反映史学之质的变化，分古近只能说明时间的推移。
全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事实上存在两大段。第一段是旧史学，或者称之为传统史学。这一段时间最长，有两千多年之久。其间史学经历千变万化，而万变不离其宗。史官、史家的职掌不外乎记注、撰述两大项。史学的主体不外乎史籍编纂。史籍体裁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为基本。早期，只有修史（记注、撰述）的史家。稍后，在修史的史家之外，产生了专务评史的史家。这种旧史学直到清朝结束为止，没有质的变化。第二段是新史学，时间极短，涵盖却复杂。从19世纪90年代至今，有西方传入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方法，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以疑古为主旨的古史辩派史学，还有旧史学的余韵，仅一个世纪多一点，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历史巨变。这一段时间的史学与以前两千多年的旧史学相比有根本的不同，真可谓全新的史学。史学“软件”的变化姑且不论，史学“硬件”的变化如史学的主体、主线、史籍编纂之外，有表现在史学论文和史学概论性著作中的史学思想与之并驾齐驱；原来意义上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的地位，被专题研究取代；史料范围空前扩大，一切传世的历史文献之外，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成为直接支持史学的比肩学科和强有力的史料库，等等。这些崭新的东西，足以把它同以往两千多年的旧史学划分开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新史学。新史学在时间上没有限量，除非史学有朝一日发生我们今日想象不出的变化，有更新的史学出现，新史学的概念都可以用。
可见，从中国史学史自身特点出发，分之为旧史学新史学两段，比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古代近代，更为科学。
二、旧史学的历史虽宜从史官讲起，但是上限应划在孔子及其《春秋》
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位史家和第一部史书是哪一位哪一部，中国史学史的起点在哪里，这是写中国史学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大多对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或者根本没有解决。
梁启超20年代两次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题发表著作，给中国史学史大体画出一个框框，倡言中国史学史要从古代史官讲起，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的重要史家和史籍并加以适当的批评，对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工作，贡献很大，影响很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梁氏的论述带有粗疏的性质，许多问题只在大处点到，仔细分析则不够。尤其关于中国史学的起点问题，哪一人是中国第一位史家，哪一书是中国第一部史书，出言犹疑，模棱不定。时而说中国史学的祖师爷是孔子，时而又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祖，先秦无所谓史学。
中国史学史的起点在哪里，史学的主体或主线是什么。梁启超当时对此未曾寻究。倒是后来金毓黻，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接着讲明白了。
旧史学范围内的史学概念，章学诚已有说法。他认为古代史学的存在先后两个阶段。撰述之史书出现之前，史学存在于口授心传之中，像司马迁父子和班固兄妹那样，一家人口耳转授，不通过史学概论一类的专书表达。在《史记》、《汉书》这些撰述之史书著成之后，史学便随史书作者（如马迁父子、班氏兄妹）之殁而没。后世人要想知道古人之史学，必须从古人的史书中攻取。金毓黻认为章氏此说一半对一半不对。章氏说，古人史学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金毓黻以为这是“精确不易之论”（《中国史学史》第8章之“史学之阐明”目）。 金氏意见，史学在史著之中，司马迁之史学，必于《史记》中求，别无他途。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学呢？
章学诚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文史通义·申郑》）。意谓史学有其文其史其义三方面。但是他又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家书》），“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和州志志隅自序》），把史意与史法分开，又把史学超然于史法史意史识之外。目的在于强调史意，进而强调别识心裁，成一家言，又进而强调撰述之史著之重要而轻视记注。
金毓黻不赞成章氏的意见。他说，“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中国史学史》第8 章之“史学之阐明”目），强调史著之事、文、义必统一在一起，不得分离，才是史学。所谓史识、史法、史义，都是史学之一方面，都包括在史学之内。
那么，史学史是什么？史学史的主体或主线又是什么？
“就历代史学、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论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者，是谓之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初版导言）。
“吾向谓榷论吾国史家，应以史籍为依据。凡史家所擅之史学，即具于所著史籍之中，论古代然，论近代亦然。其在例外而当别论者，仅刘知几、章学诚数人而已”。（《中国史学史》第7章第4节最后一目）
金氏所有这些言论，归根结底是说史学在于史籍之中，离开史籍则无史学可言。言外之意，史学之主体、史学史之主线是史籍。史籍概有两类：（一）《史记》、《汉书》一类史书；（二）《史通》、《文史通义》一类论史之专书。今日研究旧史学之历史，舍此二类史籍，则无从措手。
金氏寻究中国史学之起点，确认中国史学之第一人是孔子，第一书是孔子所修之《春秋》。他说，“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中国史学史》第2章之《尚书》目）。 又说，“吾于古代（按指先秦）之史家，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则左丘明也”（《中国史学史》第2章之“孔子与左丘明之史学”目）。 “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中国史学史》第3章开宗明义）。以孔子为中国史学第一人， 根据是孔子所修之《春秋》。据《孟子·离娄下》，孔子修《春秋》，有事有文又有义，史之三要素俱备，故得谓之史。孔子之前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并有史有文而无义，皆不得谓之史学。只有孔子已修之《春秋》，有孔子“窃取”之义在内，始得谓之史学。金氏据此断言曰：“史学之包蕴至广，所谓史识史法史意，皆具史学之一体，盖必知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中国史学史》第8章“史学之阐明”目）。
三、旧史学内部按朝代分期最为妥当
如前所述，中国史学史宜划分为旧史学、新史学两段。两段史学存在本质差别，故分期应该分别对待。
旧史学的内部分期，实质是给旧史学的主体、主线分期。上文一再提及，旧史学的主体是史籍编纂即历史编纂学。史料的问题包含在其中。古代史家一向不认为史料的收集和甄择是史籍编纂以外的事情。可以说史料工作是史籍编纂的前提、基础。史籍编纂离不开史料工作。但是史料工作与史籍编纂毕竟不同，不可以说史料即史学。若说史料即史学，则史学只是史而没有学了。
旧史学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就是史籍编纂发展历程的分期。史籍编纂发展历程是史学史的主体、主线，任何偏离这一主体、主线的分期，都不可取。但是，在不偏离主体、主线的前提下，应考虑其它相关因素对史学史的制约。许凌云教授提出三条具体要求：（一）史学史分期应与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二）应与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其它意识形态部门的情况基本相吻合；（三）注意史学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读史入门》第180页，北京出版社，1989）。 他强调第一点是根本的，第三条也重要。从许氏的全书整体观点看，他其实主张史学史分期要根据第三条，第一条只是照应的问题。我认为许氏的说法是正确的，有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按五种社会形态分期，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不大顾及史籍编纂，把全部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奴隶社会的史学、封建社会的史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史学三大块，这种把中国史学史套进五种社会形态框框的分期，不合适。因为它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史学的实际，是分不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三种不同形态来的。况且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聚讼多年，迄无定论，划分史学的奴隶、封建界限更谈何容易。为奴隶社会服务的史学什么样，为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服务的史学又是什么样，恐怕谁也很难讲出个子午卯酉来。搞这种分期的人没有好办法，于是把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作为史学发展的主线而置史籍编纂于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次要地位。可是这样一来，所写中国史学史还是不是中国史学史，就值得商量了。一部脱离中国史学实际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难。
大多数中国史学史著作按朝代分期，其中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最为典型。它分中国旧史学为五个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它的分期有明显优点，第一，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外部表现形式是朝代更迭，朝代更迭直接反映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史学与政治、经济的变化直接发生关系。按时代分期，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史学实际。第二，既突显了史籍编纂这一主体、主线，也同时兼涉了历史哲学、历史文学和文献学几方面，重点之下有全面、全面之中含重点。第三，史籍编纂与社会历史变化紧密结合，从史籍编纂上反映时代特点，例如揭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谱学的兴盛反映当时门阀制度的存在。第四，对每时期史学的特点都既有高度的概括，又有清晰的分段描述。例如明清时期史学，特点是史学的衰老，一方面因循保守气息充斥，另一方面，反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问世。三个阶段情况不同，明代史学比较苍白；明末清初史学终结于经世致用；清代史学以乾嘉考据学与浙东史学为脊梁，而乾嘉考据不能与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考据同日而语，浙东史学诸大家亦难跟当年黄宗羲的风范相提并论。从分段描述上动态地体现整个一个时期史学的特点。这才是史学的“史”。
白寿彝先生这样分期似乎平常，人人可为，其实很难。不是吃透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不敢按朝代分期，不是对众多史籍了如指掌，不能按朝代分期。不是有高超的史学理论修养，即使想按朝代分期，也不会分得如此精卓。
金毓黻作为史学大家，欠缺重要一条，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他的《中国史学史》一因旧史学套数，没有马克思主义做主心骨。因此他按朝代分期显得犹疑不定，论述各代史学特点，有欠明晰、坚确。1944年初版，他分为上古迄汉初、两汉、魏晋南北朝迄唐初、 唐迄清末四期。 1957年再版时，在导言里申明把四期缩为三期，两汉与魏晋南北朝并为一期。正文没有变动，只是在导言里申明而已。申明之后附有“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一语。既是谦词也是真情流露。反映此时金氏心中还是拿不准究竟如何分期好。按朝代分期，恐怕不合适，又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存在姑且为之，以俟来者的心态。
在金氏以后问世的几部中国史学史著作，试图摆脱朝代的束缚，采取按史学本身发展规律、特点分期的办法，都不算成功。1982年出版的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可为代表。读书《余论》说，他以前按朝代分期，设定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三个重点期，有很大的片面性。现在按照一般看法，摆脱朝代框子，定中国史学的萌芽（先秦）为一期，从司马迁到刘知几为一期，刘知几到《明史》为一期，清代史学为一期。话是这么说，可是各章目录和正文论述，还是摆不脱朝代痕迹。清代部分，把《明史》编纂划入前期，固然有理，而清代史学的其余内容，头绪繁多，难以条理，乃不得不以“清代史学概观”名期。至于正文，更时不时地流露出“中国史学到了南北朝而极盛”、“隋唐史学虽然不能说是高潮……”、“宋代史学界不论哪一方面都是蓬勃发展的”一类牵涉朝代的话语。这再次证明，讲中国史学史，不按朝代分期，又想达到圆融贴切的效果，纵然出自大家手笔，也难以办到。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旧史学内部，像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那样，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地按朝代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