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德两国政要“二战史观”之比较研究*
孙立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7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8年03期第79～84页
【作者简介】孙立祥 东北师大政治系 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日德/政要/“二战史观”
日德两国继战前共同写下了一段充满血与火的侵略历史之后，又在战后不足半个世纪的“历史瞬间”写下了一段惊人相似的再度崛起的历史。对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当年遭受过日德法西斯侵略迄今仍隐隐作痛的亚欧国家，既为之重新崛起而惊喜，更对其未来走向而担忧。这不仅仅因为日德两国都有着为祸巨深的侵略战争“前科”，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国度里，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的谬论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右翼势力重新抬头、蠢蠢欲动，而其中更令人忧虑的是东方的日本。透过战后日德两国政要的言行和两国政府的政策不难看出，二者对二战历史的态度存在着天壤之别。这就预示着两国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那么，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之不同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试就此略作探讨。
一
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之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对侵略战争性质、侵略罪行的认识和反省上存在着本质区别。
战后以来，德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家特别是总统、总理等政界要人，对二战性质的认识是明确的，不但坦率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诚谢罪，表现出德国领导人特有的政治远见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早在1951年9月27日， 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在联邦议会演说中明确表示：“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的物质的赔偿。”（注：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帐——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422～423页。）1970年12月6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冒着严寒驱车来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在众目睽睽之下猝然下跪， 以此向长眠于地下的犹太冤魂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愧悔之意。1985年5月8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胜利40周年之际郑重地对国民说道：“如果对过去闭目不看，将不能看到现在。”（注：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帐——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422～423页。）并把5月8日定为德国人民的解放日，使德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94年8月1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华沙起义50周年纪念仪式上，再次代表德国发表了发自肺腑的谢罪讲话。他说：“德国人对于德国这个名字永远和数百万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我的心中充满愧意……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注：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209页、310页。）根据他的提议，德国议会决定把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德国领导人继续纷纷发表讲话，重申：德国要永远牢记历史教训，并对纳粹罪行永志不忘。科尔总理则再次跪倒在以色列的一座纪念碑前谢罪，并痛苦地说：“我的内心充满羞愧。”（注：《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表示悔罪》， 《法新社》1995年6月7日电讯。）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 同是当年法西斯侵略国家的战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却能提醒来访的日本明仁天皇说：“我们不能挽回过去。我们只有正视过去，铭记历史教训，才能胜任未来的要求。”（注：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209页、310页。）此外， 西德总理密施特在访问日本东京时亦告诫和规劝日本首相：日本要明确承认当年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明确承认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这着实难能可贵，既令人感动，更让人沉思。
以上不难看出，战后德国的历届领导人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是一致的。透过德国领导人富于政治远见和感人肺腑的言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敢于直面历史、勇于解剖自我的宝贵品质；看到了德国政要与过去彻底决裂、痛改前非、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决心。
那么，同是当年的侵略国、战败国的日本政要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呢？只要回顾一下战后日本政要的言行就不难发现，包括天皇、多数首相和大批阁僚在内，他们不仅奉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的“三不主义”，而且时刻图谋为侵略战争翻案，令亚洲人民大失所望。
众所周知，裕仁天皇是杀死5000万亚洲人（其中2000万中国人）的名副其实的日本头号战犯。早在1945年8月9日晚举行的战时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当他作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圣裁”后说：“为国家前途计，在大局上应效法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所作的决断，忍其所不能忍。”（注：《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40—1945）1969年版，第631页。）可以看出， 当时的裕仁天皇是怀着与其祖父接受“三国干涉还辽”时一样的心情来接受投降的，其卧薪尝胆、誓报战败之仇于来日的复仇心理溢于言表。不仅如此，裕仁在“投降诏书”中不仅把对美英宣战的目的说成是“期望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且对效忠天皇“圣战”的军国臣民大加赞许。他说：“交战四载（按：从太平洋战争算起），朕之陆海将士勇战，朕之百僚有司精励，朕之一亿众庶奉公，各尽最善。”（注：引自《党史信息报》1995年10月1日。）至于侵华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只字未提。裕仁天皇在美国庇护下，仍然念念不忘复活军国主义。1973年5月26日， 裕仁曾鼓励增原惠吉防卫厅长官说：“应使军备进一步有所发展。要吸收旧军队的优点，努力干吧！”（注：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83 版，第8页。）就这样，裕仁天皇直到1989 年寿终正寝，也没有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丝毫悔意，更没有向遭受了巨大灾难的亚洲国家的人民说上一句道歉的话。天皇的上述态度特别是天皇制的保留，大大阻碍了日本人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反省这场侵略战争。
再看日本首相和阁僚。
在战后日本的20 多位首相中， 只有前联合内阁首相细川护熙在1993年一改历任首相的暖昧态度，首次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然而他的这一表态立即遭到政界和民间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旋即改口为“侵略行为”。至于其他首相和阁僚，他们不是象德国政要那样利用一切机会向受害国人民道歉、谢罪，告诫本国人民铭记历史教训，而是恰恰相反，一有机会便就战争性质和战争罪行等问题大放厥词，试图翻案。近十年来，已有10多位阁僚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和罪行。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1994年时任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同年任通产相的桥本龙太郎亦称“日本是否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尚存疑问”等等（注：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帐——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422～423页。）。以至“失言”、“收回”、“辞职”成了80 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的特有“景观”。日本首相在国会演说或出访时，对战争问题能回避则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就暖昧作答；有时即使含糊其辞表了态，但说归说，做归做，他会马上用自己的行动表明真实的态度，这就是频频参拜靖国神社。
1978年，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请进”了靖国神社，从此，每年的“八·一五”参拜靖国神社就几乎成了日本首相和阁僚必不可少的日程。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了战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事隔十年（1996年），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再次以“公职身份”率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两位现任首相率群僚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日本政府向世人表明了对二战历史的态度。事实果真如此。在1995年日本政要煞费苦心炮制的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战后决议”中，不仅根本找不到“谢罪”、“不战”字眼，而且含糊其辞地把侵略战争说成“侵略性行为”；而这一行为也只不过是世界近代史上此类“种种行为”之一。如此这般的决议，怎能不令世人失望和忧虑呢？
第二，在历史教育问题上两国政要的态度亦截然有别。
对战后的日德两国来说，能不能把自己在历史上特别是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如实写进历史教科书，向下一代讲明历史真相，是对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两国政治家的严峻考验。在这个问题上，日德两国政要再次出现重大差别。
战后，有远见的德国政治家不仅重视拍摄反映纳粹罪行的影片和把纳粹犯罪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而且特别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上，前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曾指出：“应该帮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牢记过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面对历史真相。 ”（注：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209页、310页。）1977年西德总统谢尔严肃地批评了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1978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决议，强调：在学校教育中坚决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和美化，要求教师积极鼓励学生就二战历史提问，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此同时，西德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建立了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共同讨论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史的一些敏感问题，使编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国际社会的评价。德国在编撰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充分听取二战受害国意见的做法，不但体现了德国政治家尊重历史事实的政治觉悟和宽阔的胸襟，而且对消解德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反观日本，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日本政治家的目光是短视的。
众所周知，战后初期日本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是由那些有正义感的学者（如家永三郎）为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而编写的。这些教科书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二战史实。然而，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得到美国占领当局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把年轻一代重新引上歧途。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家永三郎编撰的一直被文部省采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1963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家永三郎为此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文部省的违法违宪行为，开始了“教科书案”漫长的诉讼历程。在此期间，家永三郎长期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文部省的冷遇。时至1982年，日本文部省又悍然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全面的篡改：把“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惨杀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本“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注：王俊彦：《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页。）等等。此外，还对侵略朝鲜、东南亚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篡改。当这场教科书风波刚刚有所平息时，日本文部省又于1986年5月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势力编写的全面篡改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虽然这次教科书事件在日本国内和国际正义力量的斗争下再次平息下来，但日本国内的“修改教科书运动”却愈演愈烈；而长达30多年的“教科书诉讼案”也以家永三郎的败诉宣告结束。日本政治家在学校教育中毒害下一代的短视行为，很可能使日本国再次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三，日德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不同态度，还表现在战后赔偿问题上。
战后，德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反省并未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义上，而是通过主动向当年的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赔款来表示自己的真诚反省之意，并欲以此提醒和告诫国人：发动侵略战争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最终一定会自食其果。自阿登纳表示要对纳粹罪行进行赔偿起，西德政府便开始有计划地向波兰、以色列等国支付巨额赔偿。据统计，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 亿马克，计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72亿马克，总数将多达1221 亿马克（约866亿美元）。除政府赔偿外，民间的克虏伯、弗兰克等大公司也开始主动向战时受过这些公司奴役压榨的犹太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些公司的赔偿金已达5800万马克。德国能支付如此之大的赔偿金额，特别是能在本国经济尚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开始支付巨额赔款，实属难能可贵。
在日本，美国占领当局和远东委员会曾在战后初期制定过一个拆迁日本工业设施以充赔偿的计划，为的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基础。但事隔不久，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决定重新武装日本，很快将要求战争赔偿转向放弃赔偿要求。1951年由美国操纵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将最初的惩罚性“拆迁赔偿”改变为日本与索赔国之间平等磋商的象征性“劳务赔偿”。接着，日本不仅压迫蒋介石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中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而且用投资贷款、技术合作等为诱饵，诱使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放弃对日索赔。中国政府为了不给日本人民加重负担，也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注：《中日条约集》，外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向受害国支付的全部赔偿金只有60亿美元，与德国的866 亿美元不可同日而语，更与中国在战争期间所受的直接间接损失6000亿美元差若天渊。近年来，面对亚太地区汹涌澎湃的民间索赔（即与“战争赔偿”性质不同的“个人受害赔偿”。中国放弃的只是“战争赔偿”）怒潮，无论是日本政要还是民间公司，都采取了死不认帐、拒不赔偿的态度。例如，当中国“花冈惨案”的幸存者耿谆等人向日本方面提出谢罪、赔偿要求时，不仅当年残酷奴役压榨过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百般抵赖、拒不赔偿，而且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在回答议员质询时，也以“有关战争的中日问题已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此后不再存在”作答。可见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所换来的，仅仅是日本人的“以怨报德”和死不认帐。
二
日德两国虽然同是当年的侵略国战败国，共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1.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不同。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于思想、善于思辨的伟大民族。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康德式的哲学巨人。这个善于思辨的民族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样，这个民族也能对给本民族和整个人类创下巨祸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发的侵略战争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此相反，在自古积淀于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岛国集团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的影响下，日本民族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致使日本政要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显得非常短视，缺乏应有的政治远见。这是导致日德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产生不同态度的深层原因。
2.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德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对基督徒来说，“原罪——认罪——赎罪”是一个追求理性复归的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不但不把“认罪”视为可耻，而且要求认罪者必须真诚“谢罪”，用行动“赎罪”。而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对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天皇的意愿所做所为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故而日本人视“认罪”、“谢罪”为耻辱。正因如此，战后多数日本人不论在战争中蒙受了多大的牺牲和痛苦，都拒绝批评“祖国”和天皇。这样，战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认侵略战争罪行，拒不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道歉、谢罪、赔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3.战后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年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仅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而且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据统计，1979年明确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罪犯政权的人已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德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右翼势力的不懈斗争，使德国政治家在反省二战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日本，由于军国主义毒素没有被彻底清除，由于学校教育的一定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例如，1982年《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将侵华战争看作是侵略战争的人不到十分之一；中小学生们在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胜利的战争！”（注：岩崎昶：《日本电影史》（中文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以致使仗义直言的家永三郎、本多胜一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政府的冷遇、右翼势力的威胁，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周围民众类似“卖国贼”一类的谩骂和讽刺。军国主义思想蛰伏于民众意识的底层和民众主流的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为右翼人物乃至战犯重返政坛，为日本政要否认侵略历史，提供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4.盟国对日德两国的战后处理结果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
盟国的纽伦堡审判处死德国甲级战犯12人，东京审判处死日本甲级战犯7人（而且放掉了头号战犯裕仁天皇）； 盟国在欧洲各地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达8万多人，在亚洲各地被起诉的日本战犯仅有5000多人， 而这5000多名日本战犯又几乎全部被提前释放。与此同时，欧洲受纳粹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从未放弃对德战争索赔和追捕漏网战犯，而亚洲受害国家对日本过于宽大，不仅宽恕日本战犯，而且基本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如果让日本赔偿500亿美元，日本要用50年才能还清）。 这就很容易给日本人造成一种错觉：盟国不惩罚战犯（除7 名被处死的甲级战犯外），受害国又不要求战争赔偿，这样的战争能说是侵略战争吗？正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尝到破产的滋味，才使得日本政要失去了负罪感，并公然用否认侵略历史来回报“以德报怨”的亚洲各国人民。
5.近代以降日德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战后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四处扩张，疯狂侵略，其结果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战争利益，而且把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的边缘（国家分裂、支付巨额赔款、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这种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德国领导人，使他们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纳粹统治的危害性，认识到靠发动侵略战争来确立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代价极其昂贵的办法，而应走另外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发动了那么多次对外冲突和侵略战争，除最后一次战争失败外，其他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步伐；而且尽管最后一次战争失败了，日本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使充分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而未吃过战败苦头的日本政要，仍梦想重温军国主义老路。
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是战时遭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阿登纳，而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非常一跪的勃兰特总理，在二战中也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积极从事反纳粹活动，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就是说，在德国当年的法西斯战犯已基本上全部被绳之以法，战犯重新上台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不仅头号战犯裕仁仍然端坐在天皇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崇拜，而且成批的战犯重返政坛、军界执掌国家大权。象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甲级战犯岸信介等军国遗臣充任战后首相、大臣者，司空见惯。他们本身就是当年的军国主义者，靠他们和没有接受过正确“二战史观”教育的新一代政治家，怎能真正反省侵略历史呢？
综全文所述不难看出，战后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迥然不同：德国政治家是有政治远见的，他们在反省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方面，可谓向子孙向世人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在这方面，日本政要的表现和姿态是令人遗憾、令人失望的。日本政治家应发扬本民族“见贤思齐”、善于学习的优秀传统，虚心地向德国政治家学习，并从日德两国都在战争中毁灭、在和平中新生的历史中受到启迪。切记：侵略战争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获小利于一时，终将伏大祸于来日。
（* 本文系国家教委“九五”青年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7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8年03期第79～84页
【作者简介】孙立祥 东北师大政治系 长春 130024
| 【内容提要】 | 战后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迥然不同：一个对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坦率承认、真诚反省，一个遮遮掩掩、图谋翻案；一个编撰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一个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一个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赔款，一个百般抵赖、拒不赔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两国的文化底蕴不同、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盟国对两国的战后处理结果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近代以降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等诸多因素所致。 |
一
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之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对侵略战争性质、侵略罪行的认识和反省上存在着本质区别。
战后以来，德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家特别是总统、总理等政界要人，对二战性质的认识是明确的，不但坦率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诚谢罪，表现出德国领导人特有的政治远见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早在1951年9月27日， 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在联邦议会演说中明确表示：“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的物质的赔偿。”（注：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帐——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422～423页。）1970年12月6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冒着严寒驱车来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在众目睽睽之下猝然下跪， 以此向长眠于地下的犹太冤魂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愧悔之意。1985年5月8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胜利40周年之际郑重地对国民说道：“如果对过去闭目不看，将不能看到现在。”（注：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帐——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422～423页。）并把5月8日定为德国人民的解放日，使德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94年8月1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华沙起义50周年纪念仪式上，再次代表德国发表了发自肺腑的谢罪讲话。他说：“德国人对于德国这个名字永远和数百万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我的心中充满愧意……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注：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209页、310页。）根据他的提议，德国议会决定把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德国领导人继续纷纷发表讲话，重申：德国要永远牢记历史教训，并对纳粹罪行永志不忘。科尔总理则再次跪倒在以色列的一座纪念碑前谢罪，并痛苦地说：“我的内心充满羞愧。”（注：《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表示悔罪》， 《法新社》1995年6月7日电讯。）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 同是当年法西斯侵略国家的战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却能提醒来访的日本明仁天皇说：“我们不能挽回过去。我们只有正视过去，铭记历史教训，才能胜任未来的要求。”（注：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209页、310页。）此外， 西德总理密施特在访问日本东京时亦告诫和规劝日本首相：日本要明确承认当年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明确承认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这着实难能可贵，既令人感动，更让人沉思。
以上不难看出，战后德国的历届领导人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是一致的。透过德国领导人富于政治远见和感人肺腑的言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敢于直面历史、勇于解剖自我的宝贵品质；看到了德国政要与过去彻底决裂、痛改前非、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决心。
那么，同是当年的侵略国、战败国的日本政要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呢？只要回顾一下战后日本政要的言行就不难发现，包括天皇、多数首相和大批阁僚在内，他们不仅奉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的“三不主义”，而且时刻图谋为侵略战争翻案，令亚洲人民大失所望。
众所周知，裕仁天皇是杀死5000万亚洲人（其中2000万中国人）的名副其实的日本头号战犯。早在1945年8月9日晚举行的战时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当他作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圣裁”后说：“为国家前途计，在大局上应效法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所作的决断，忍其所不能忍。”（注：《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40—1945）1969年版，第631页。）可以看出， 当时的裕仁天皇是怀着与其祖父接受“三国干涉还辽”时一样的心情来接受投降的，其卧薪尝胆、誓报战败之仇于来日的复仇心理溢于言表。不仅如此，裕仁在“投降诏书”中不仅把对美英宣战的目的说成是“期望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且对效忠天皇“圣战”的军国臣民大加赞许。他说：“交战四载（按：从太平洋战争算起），朕之陆海将士勇战，朕之百僚有司精励，朕之一亿众庶奉公，各尽最善。”（注：引自《党史信息报》1995年10月1日。）至于侵华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只字未提。裕仁天皇在美国庇护下，仍然念念不忘复活军国主义。1973年5月26日， 裕仁曾鼓励增原惠吉防卫厅长官说：“应使军备进一步有所发展。要吸收旧军队的优点，努力干吧！”（注：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83 版，第8页。）就这样，裕仁天皇直到1989 年寿终正寝，也没有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丝毫悔意，更没有向遭受了巨大灾难的亚洲国家的人民说上一句道歉的话。天皇的上述态度特别是天皇制的保留，大大阻碍了日本人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反省这场侵略战争。
再看日本首相和阁僚。
在战后日本的20 多位首相中， 只有前联合内阁首相细川护熙在1993年一改历任首相的暖昧态度，首次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然而他的这一表态立即遭到政界和民间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旋即改口为“侵略行为”。至于其他首相和阁僚，他们不是象德国政要那样利用一切机会向受害国人民道歉、谢罪，告诫本国人民铭记历史教训，而是恰恰相反，一有机会便就战争性质和战争罪行等问题大放厥词，试图翻案。近十年来，已有10多位阁僚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和罪行。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1994年时任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同年任通产相的桥本龙太郎亦称“日本是否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尚存疑问”等等（注：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帐——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422～423页。）。以至“失言”、“收回”、“辞职”成了80 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的特有“景观”。日本首相在国会演说或出访时，对战争问题能回避则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就暖昧作答；有时即使含糊其辞表了态，但说归说，做归做，他会马上用自己的行动表明真实的态度，这就是频频参拜靖国神社。
1978年，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请进”了靖国神社，从此，每年的“八·一五”参拜靖国神社就几乎成了日本首相和阁僚必不可少的日程。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了战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事隔十年（1996年），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再次以“公职身份”率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两位现任首相率群僚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日本政府向世人表明了对二战历史的态度。事实果真如此。在1995年日本政要煞费苦心炮制的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战后决议”中，不仅根本找不到“谢罪”、“不战”字眼，而且含糊其辞地把侵略战争说成“侵略性行为”；而这一行为也只不过是世界近代史上此类“种种行为”之一。如此这般的决议，怎能不令世人失望和忧虑呢？
第二，在历史教育问题上两国政要的态度亦截然有别。
对战后的日德两国来说，能不能把自己在历史上特别是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如实写进历史教科书，向下一代讲明历史真相，是对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两国政治家的严峻考验。在这个问题上，日德两国政要再次出现重大差别。
战后，有远见的德国政治家不仅重视拍摄反映纳粹罪行的影片和把纳粹犯罪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而且特别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上，前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曾指出：“应该帮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牢记过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面对历史真相。 ”（注：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209页、310页。）1977年西德总统谢尔严肃地批评了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1978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决议，强调：在学校教育中坚决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和美化，要求教师积极鼓励学生就二战历史提问，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此同时，西德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建立了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共同讨论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史的一些敏感问题，使编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国际社会的评价。德国在编撰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充分听取二战受害国意见的做法，不但体现了德国政治家尊重历史事实的政治觉悟和宽阔的胸襟，而且对消解德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反观日本，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日本政治家的目光是短视的。
众所周知，战后初期日本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是由那些有正义感的学者（如家永三郎）为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而编写的。这些教科书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二战史实。然而，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得到美国占领当局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把年轻一代重新引上歧途。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家永三郎编撰的一直被文部省采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1963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家永三郎为此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文部省的违法违宪行为，开始了“教科书案”漫长的诉讼历程。在此期间，家永三郎长期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文部省的冷遇。时至1982年，日本文部省又悍然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全面的篡改：把“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惨杀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本“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注：王俊彦：《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页。）等等。此外，还对侵略朝鲜、东南亚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篡改。当这场教科书风波刚刚有所平息时，日本文部省又于1986年5月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势力编写的全面篡改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虽然这次教科书事件在日本国内和国际正义力量的斗争下再次平息下来，但日本国内的“修改教科书运动”却愈演愈烈；而长达30多年的“教科书诉讼案”也以家永三郎的败诉宣告结束。日本政治家在学校教育中毒害下一代的短视行为，很可能使日本国再次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三，日德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不同态度，还表现在战后赔偿问题上。
战后，德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反省并未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义上，而是通过主动向当年的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赔款来表示自己的真诚反省之意，并欲以此提醒和告诫国人：发动侵略战争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最终一定会自食其果。自阿登纳表示要对纳粹罪行进行赔偿起，西德政府便开始有计划地向波兰、以色列等国支付巨额赔偿。据统计，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 亿马克，计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72亿马克，总数将多达1221 亿马克（约866亿美元）。除政府赔偿外，民间的克虏伯、弗兰克等大公司也开始主动向战时受过这些公司奴役压榨的犹太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些公司的赔偿金已达5800万马克。德国能支付如此之大的赔偿金额，特别是能在本国经济尚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开始支付巨额赔款，实属难能可贵。
在日本，美国占领当局和远东委员会曾在战后初期制定过一个拆迁日本工业设施以充赔偿的计划，为的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基础。但事隔不久，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决定重新武装日本，很快将要求战争赔偿转向放弃赔偿要求。1951年由美国操纵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将最初的惩罚性“拆迁赔偿”改变为日本与索赔国之间平等磋商的象征性“劳务赔偿”。接着，日本不仅压迫蒋介石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中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而且用投资贷款、技术合作等为诱饵，诱使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放弃对日索赔。中国政府为了不给日本人民加重负担，也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注：《中日条约集》，外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向受害国支付的全部赔偿金只有60亿美元，与德国的866 亿美元不可同日而语，更与中国在战争期间所受的直接间接损失6000亿美元差若天渊。近年来，面对亚太地区汹涌澎湃的民间索赔（即与“战争赔偿”性质不同的“个人受害赔偿”。中国放弃的只是“战争赔偿”）怒潮，无论是日本政要还是民间公司，都采取了死不认帐、拒不赔偿的态度。例如，当中国“花冈惨案”的幸存者耿谆等人向日本方面提出谢罪、赔偿要求时，不仅当年残酷奴役压榨过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百般抵赖、拒不赔偿，而且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在回答议员质询时，也以“有关战争的中日问题已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此后不再存在”作答。可见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所换来的，仅仅是日本人的“以怨报德”和死不认帐。
二
日德两国虽然同是当年的侵略国战败国，共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1.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不同。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于思想、善于思辨的伟大民族。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康德式的哲学巨人。这个善于思辨的民族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样，这个民族也能对给本民族和整个人类创下巨祸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发的侵略战争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此相反，在自古积淀于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岛国集团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的影响下，日本民族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致使日本政要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显得非常短视，缺乏应有的政治远见。这是导致日德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产生不同态度的深层原因。
2.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德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对基督徒来说，“原罪——认罪——赎罪”是一个追求理性复归的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不但不把“认罪”视为可耻，而且要求认罪者必须真诚“谢罪”，用行动“赎罪”。而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对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天皇的意愿所做所为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故而日本人视“认罪”、“谢罪”为耻辱。正因如此，战后多数日本人不论在战争中蒙受了多大的牺牲和痛苦，都拒绝批评“祖国”和天皇。这样，战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认侵略战争罪行，拒不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道歉、谢罪、赔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3.战后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年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仅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而且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据统计，1979年明确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罪犯政权的人已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德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右翼势力的不懈斗争，使德国政治家在反省二战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日本，由于军国主义毒素没有被彻底清除，由于学校教育的一定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例如，1982年《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将侵华战争看作是侵略战争的人不到十分之一；中小学生们在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胜利的战争！”（注：岩崎昶：《日本电影史》（中文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以致使仗义直言的家永三郎、本多胜一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政府的冷遇、右翼势力的威胁，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周围民众类似“卖国贼”一类的谩骂和讽刺。军国主义思想蛰伏于民众意识的底层和民众主流的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为右翼人物乃至战犯重返政坛，为日本政要否认侵略历史，提供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4.盟国对日德两国的战后处理结果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
盟国的纽伦堡审判处死德国甲级战犯12人，东京审判处死日本甲级战犯7人（而且放掉了头号战犯裕仁天皇）； 盟国在欧洲各地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达8万多人，在亚洲各地被起诉的日本战犯仅有5000多人， 而这5000多名日本战犯又几乎全部被提前释放。与此同时，欧洲受纳粹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从未放弃对德战争索赔和追捕漏网战犯，而亚洲受害国家对日本过于宽大，不仅宽恕日本战犯，而且基本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如果让日本赔偿500亿美元，日本要用50年才能还清）。 这就很容易给日本人造成一种错觉：盟国不惩罚战犯（除7 名被处死的甲级战犯外），受害国又不要求战争赔偿，这样的战争能说是侵略战争吗？正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尝到破产的滋味，才使得日本政要失去了负罪感，并公然用否认侵略历史来回报“以德报怨”的亚洲各国人民。
5.近代以降日德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战后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四处扩张，疯狂侵略，其结果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战争利益，而且把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的边缘（国家分裂、支付巨额赔款、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这种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德国领导人，使他们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纳粹统治的危害性，认识到靠发动侵略战争来确立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代价极其昂贵的办法，而应走另外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发动了那么多次对外冲突和侵略战争，除最后一次战争失败外，其他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步伐；而且尽管最后一次战争失败了，日本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使充分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而未吃过战败苦头的日本政要，仍梦想重温军国主义老路。
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是战时遭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阿登纳，而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非常一跪的勃兰特总理，在二战中也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积极从事反纳粹活动，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就是说，在德国当年的法西斯战犯已基本上全部被绳之以法，战犯重新上台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不仅头号战犯裕仁仍然端坐在天皇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崇拜，而且成批的战犯重返政坛、军界执掌国家大权。象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甲级战犯岸信介等军国遗臣充任战后首相、大臣者，司空见惯。他们本身就是当年的军国主义者，靠他们和没有接受过正确“二战史观”教育的新一代政治家，怎能真正反省侵略历史呢？
综全文所述不难看出，战后日德两国政要的“二战史观”迥然不同：德国政治家是有政治远见的，他们在反省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方面，可谓向子孙向世人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在这方面，日本政要的表现和姿态是令人遗憾、令人失望的。日本政治家应发扬本民族“见贤思齐”、善于学习的优秀传统，虚心地向德国政治家学习，并从日德两国都在战争中毁灭、在和平中新生的历史中受到启迪。切记：侵略战争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获小利于一时，终将伏大祸于来日。
（* 本文系国家教委“九五”青年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