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重评中世纪西欧城市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
王加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2期第75～82页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金华321004
长期以来，西欧中世纪城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摇篮。二战以来，这种显得有些简单化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他们把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而大大拓宽了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领域，为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城市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变得模糊起来，它的一些重要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结果一系列新的问题无法得到说明。比如，封建社会里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必然促进市场机制的孕育？乡村工业品都卖到什么地方去了？它能自行开辟市场，甚至自行开辟世界市场吗？世界市场是如何形成的？
显然，完全专注于农业的做法，同样不能客观地说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本文试图在综合各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探讨14、15世纪西欧城市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我认为，这两个世纪中，西欧城市在以下三方面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开辟世界市场；酝酿具有近代特征的商业网；实行城乡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
一、开辟世界市场
如果说，农奴制瓦解、乡村工业的产生是14、15世纪西欧农村发展的总趋势，那么，开辟世界市场是这两个世纪西欧城市的基本走向。
在14、15世纪，西欧城市商人同时在波罗的海、地中海、大西洋上活动。从长远看，在大西洋上的贸易最有前途。但就这两个世纪来说，在北欧、东欧、中东的商业活动却很有意义，东欧的粮食和原料开始源源不断输入西欧。按瓦勒斯坦的说法是，从15世纪起，谷物、木材、羊毛等大宗商品从东欧流入西欧，而纺织品、丝绸、盐、酒则从西欧输往东欧。到15世纪末，荷兰已依赖波罗的海的粮食。（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第1卷，纽约1974年版，第96页。）
西欧人在中近东的活动也引人注目。当奥斯曼帝国兴起，西欧人在这一带的政治势力西移时，东西地中海上的物资交流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15世纪，埃及一带的手工业衰落，西欧的纺织品、肥皂、纸张大举流入这个地区。（注：阿什多：《中世纪地中海东西方贸易》（E.Ashtor,East—West Trade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伦敦1986年版， 第578 586页。）
最重要的是新航路的开辟。开辟新航路的明确目标和技术手段是在长期努力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完善起来的。1277年，热那亚人开通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到佛兰德的航线。1291年，热那亚人进行寻找经大西洋去亚洲的航线的最初尝试，但船只进入大西洋后不知所终。13世纪末和14世纪上半叶，先后发现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加那利、亚速尔群岛。有人继续沿西非海岸往前走。15世纪上半叶，葡萄牙王子亨利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勘探西非海岸。该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城市的资金、技术的协助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先后到达美洲和印度。
诚然，这两个世纪里开辟世界市场的努力与农村的深刻变化分不开，但城市是一个社会中工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开辟市场应首先是城市的要求，即使这种压力来自农村，也要通过市民的积极活动才能反映出来。实际上，重视开辟市场是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传统。有人曾这样赞扬说：“城市象把竞争者从市场上赶走那样勤奋劳作去开辟新的市场，象与商业对手斗争那样艰苦地与地理、道德顾忌、技术上的不足、缺乏组织等障碍作斗争”。（注：《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3卷，剑桥1979年版，第167页。）需要“垄断”尽可能多的市场来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是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同时代中国城市很不相同之处。14、15世纪是西欧行会走向封闭性及城市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一般认为这是城市或行会失去进步性的反映。但我们也应看到，这同时也是生产力发展，市场有限，各城市间展开激烈竞争的表现。“行会组织墨守成规，不是组织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总的形势使然。不属于行会的工场主也不见得比行会更有发展。”（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279页。）在出现市场或发展前景的情况下，一般就会有打破行会限制的力量涌现出来。在通常认为行会封闭性的14、15世纪里，一些城市的市民酝酿并发起伟大的探险活动就是明证。
其实，开辟世界市场的使命，主要不是原工业化最发达的西欧北部地区承担的，而是由原工业化较不发达、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最终似乎起作用不大的西欧南部地区完成的。正如肖努所说：“北部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中几乎没起过什么作用。”（注：P·肖努：《中世纪晚期西欧的扩张》（P. Chaunu,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阿姆斯特丹1978年版， 第305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本主义起源中城乡的某种分工，说明西欧城市从事开辟市场有相对独立性。
就拿在地理大发现中起过独特作用的热那亚来说，它从事开辟新航线是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西欧封建社会城市发展的产物。早在13、14世纪，它就在地中海上争夺地盘，“在黑海进行疯狂的冒险”。从15世纪初开始，它已在“北非、塞维利亚、里斯本和布鲁日站稳脚跟， 完全处于领先地位”。 热那亚人协助发现了美洲， 并且“直到1568年，仍然是热那亚商人在塞维利亚出资推动西班牙和美洲之间颇费时日的贸易”。（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72—173页。）
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是以世界市场的开辟为标志，而世界市场不是乡村工业本身所能创造出来的。即使在号称资本主义故乡的英国，那些在农村推行包买制的商人也必须依靠伦敦的商人才能把货物从英国运出去，更不用说开辟去美洲和亚洲的航线，连伦敦的商人也没有什么作为（在大发现初期）。而如果没有这些航线，15世纪末和16世纪就不可能初步形成世界市场。城市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二、近代特征的商业网的酝酿
16—18世纪通常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它以大西洋为中心。这一发展态势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14、15世纪里逐渐孕育而成，是城市资本主义起源又一重要贡献。
所谓近代特征的商业网，主要指以下两点：一是具有贸易中心的国际商业网；二是贸易的国际分工。这样一种商业网是14、15世纪时酝酿而成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商路一边伸向世界各地，一边伸入西欧各国。基于西欧与非西欧国家或地区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已出现，即西欧主要输出工业品，而非西欧国家和地区则主要输出粮食和原料。在这两个世纪里，特别是15世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欧的这一发展趋势：
1.西欧经济活动中心出现西移趋势，从直布罗陀经英吉利海峡到北海一带的城市和工商业逐渐繁荣起来。13世纪末，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到北海的航线开通，葡萄牙日见重要起来，“随着西地中海逐渐与东地中海贸易相脱节，随着威尼斯的优势地位转化为垄断，意大利的部分工商界在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推动下，逐渐转向西方的巴塞罗那，尤其转向巴伦西亚、摩洛哥沿海、塞维里亚和里斯本。里斯本因此变成国际商埠”。（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45页。）
2.西欧西部出现一批特大型（相对于中世纪西欧城市规模而言）的、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工商业城市，而专注于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城市在这一时期末经济上出现衰败迹象。如被称为“北方威尼斯”的布鲁日“此时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甚至超过威尼斯所曾起过的作用”。（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1页。）
历史上相对落后的伦敦这时期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据1337年的人头税统计，伦敦的财富比当时英国最大的省一级城市布里斯托尔、约克多3倍，约为考文垂的5倍，诺里奇的6倍。1520年的税收统计说明，伦敦已比诺里奇富10倍，比布里斯托尔富15倍以上。1334—1515年，伦敦绝对意义上的财富增加15倍，从占全国财富2%上升到8.9%。（注：汤姆森：《中世纪英国的转变，1370—1529》（J. A. F. Thomson, The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伦敦1983年版，第48页。）
伦敦的这种超常发展，主要源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1424—1425年，伦敦出口的呢布占全国呢布出口量的46%以上，到1474—1475年已达72%，1524—1525年增至81.75%。羊毛出口也是这样：1374—1375年和1424—1425年间，伦敦出口的羊毛占全国羊毛出口量的40—45%，1474—1475年超过50%，1524—1525年达到66%。此外，14世纪后期伦敦进口的食盐占全国进口量的13.5—15%，这时埃克塞特、雅茅斯的食盐进口量也占同样比例，到15世纪末，伦敦已占71%。（注：汤姆森：《中世纪英国的转变》，第60、61页。）这个时期，欧洲西部海岸一带的布鲁日、巴黎、里斯本、塞维利亚也都出现了超常发展。
有一种意见认为，伦敦的这种超常发展是靠它作为首都的地位及它享有的多种特权。我们认为应重实际而不重形式。个别特大型的工商业中心的形成，是近代经济开始发展的标志，没有它们来发挥龙头作用，形成巨大的辐射力，就不会有近代经济发展所需的国际、国内的商业网和金融中心。此外，西欧中世纪的君主给市民的各种特权，在一定时期内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萌发、壮大的必备条件，因为市民既可借此聚敛财富，又可按自己的要求发展经济。
总之，这种特大型城市的出现是14、15世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因为只有这种城市才具有雄厚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能力，才具有对人才、资金的强大吸引力，使它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在一起，在开辟世界市场、征服异族的过程中发挥综合作用。
3.与上述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欧人在大西洋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有组织性，15世纪末终于发现“美洲”并到达印度。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发展，已有过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注：王加丰：《“地理大发现”的双重背景》，载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当然，说西欧经济中心开始西移，不是说这时期西欧其他地区没有发展，14世纪以来，南德意志走向充分繁荣。但总体上讲，执未来经济发展之牛耳的均是西欧西部的城市。意大利城市的不同命运更是明证，威尼斯和佛罗伦萨15世纪后期经济上开始出现衰败迹象；而热那亚在地中海与威尼斯等城市激烈竞争时，13世纪就开始关注于大西洋方面，15世纪后期毅然“舍东方而取西方，舍黑海而取大西洋”，利用自己的雄厚资本，16世纪时一度成为欧洲金融中心，“不露声色地统治欧洲”。（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71、173页。）
近代特征的商业网的酝酿，意味着西欧经济发生激烈的重组，一些城市繁荣起来，而另一些原先繁荣的中心衰落。城市盛衰是这时期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贬低城市在资本主义起源中起作用的人常常以衰落中的城市为依据。本文不想全面介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反而想指出：这时期的城市衰落有多种原因，但它也是近代特征的商业网酝酿中的反映。理由如下：
首先，个别特大型城市的出现为建立近代特征的商业网所必须，而这种城市的形成需要超常规的发展，所以它们的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以一些旧中心或城市的停滞、衰落为代价。它们的迅速发展不仅得力于总体的发展，还得力于吸收其他城市的资金、人才、工商业活动。就英国来说，“伦敦所需要物资的供应，意味着它在利用日益扩大的腹地”，“伦敦的成功，……影响了约克、布里斯托尔、赫尔、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命运”。（注：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J . L .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吉尔福德、伦敦1980年版，第254、267页。）同样的道理，考文垂的繁荣部分地以牺牲附近的瓦韦克为代价，布里斯托尔则吸收了巴斯的呢布贸易，“主要的中心常靠较弱的邻居”来发展。（注：艾布拉姆斯、里格利主编：《各社会形态下的城市》（P.Abrams and E.A.Wrigly eds.,Towns in Societies），剑桥1978年版，第167页。）约克的命运非常典型，它本来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伦敦。但15世纪初，它出现不祥的迹象：纺织业人员纷纷迁往农村；羊毛贸易衰落，呢布出口没有增加；其商人在汉萨商人抵制下无法进入北海，在与低地国家的贸易中又无法对抗伦敦压倒一切的竞争优势。约克的纺织业主要是迁往西区的村庄里，它本来可以担当西区农村呢布销售和外运的中心角色，但西区的呢绒商却绕过约克而直接与伦敦来往，把呢布卖给伦敦商人，并从伦敦买回原料。（注：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第247—248页。）这样，约克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酝酿中的商业网与具有经济发展前景的地区或原工业化兴起地区关系密切，在这些地区很快出现了中小城市群体。有的论者把这些新城市的兴起看成农村具有生命力而城市缺乏生命力的依据，未免形而上学。其实，（地方的、地区的、民族的、国际的）经济中心的转移是常会发生的，不能因新中心的兴起而否认老中心的历史地位，也不应再把新中心继续看成是农村。新中心的兴起，正说明城市在社会经济中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再说，这种兴起，也不纯是“农村的变化”一种原因所能解释清楚的，比如，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些城市在中世纪后期的勃兴，与海上活动有关。考虑到这种情况，有人说得有道理：如果说那些新兴的贸易中心是繁荣的，那就应该说，不是城市重要性的降低，而是这种重要性的转移。（注：施拉特主编：《1966年以来关于英国历史的观点》（R. Schlatter eds., Recent Views on BritishHistory,Essays o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66），新泽西新不伦瑞克1984年版，第42页。）
酝酿中的商业网与城市盛衰的关系还表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交通条件改善，运输速度加快，城市网络中一些次要点会被淘汰。布罗代尔说：“甚至毋需改变交通路线，只要速度加快，有些站点就要被越过，失去作用，因而衰落消亡”。当然，这些点之间也存在一个相互竞争的问题。布罗代尔还说：在地理大发现前，经济变化“把城市网络的次要点拖得精疲力尽，而主要点却从中得益”。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各主要点组成了世界性的市场网络，“于是这一以大欺小的活动重新开始”。（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01—602页。）
可见，城市盛衰是近代特征的商业网在形成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城市充满生气的表现。
三、促进城乡结合，为向资本主义过渡准备各种条件
我们肯定城市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地位，不是为了贬低农村在这一过渡中的作用，而只是为了说明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在城乡相互作用中完成的；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包买制或分散的手工工场）也是在城乡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
1.许多商人、行东、帮工、学徒从城里跑到农村组织或从事生产，乡村工业的发展与这些人的到来分不开，包买制则更属资本较雄厚的商人的专利。这些人虽成为村民，但其经营技巧和手艺是城市给他们的，而且商人的大本营总是在商品集散地或港口（城市）。有的人以这些人离开城市作为城市缺乏生命力的依据，而没有看到几百年间这一过程持续发生，从反面证明城市不断吸收并培训了农村劳动力，只不过在某些时期城市吸收的人口不及流出的人口多。安德森指出，城市的技术进步在渡过14、15世纪的封建主义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注：安德森：《专制国家世系》（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States），伦敦1986年版，第22页。）
2.乡村工业的充分发展需要国内外贸易。强调农村在起源中作用的原工业化论者也指出：“在许多地区，对外贸易不仅是原工业化的‘侍女’，而且还确实是‘增长的发动机’”；“甚至在英国及大陆上那些乡村工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都严重依赖出口”。（注：克里德特等：《工业化前的工业化》（P.Kriedte etc.,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剑桥1981年版，第3页。）前面已指出，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需要城市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决非有了某种乡村工业就会自发产生，在初步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即使英国的商人也是贡献甚微。
3.与原工业化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专业化也是城乡相互作用的产物。克里德特看到：“商品性农业只有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才能发展起来”，因为只有大城市或一系列城市的集中需求，才能“诱使自给自足的农户份地走上专业化道路”。（注：克里德特等：《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第27页。）
4.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地区崛起一批小城镇。15世纪晚期，英国出现小城镇兴起浪潮。（注：希尔顿：《阶级冲突与封建主义危机》（ R.Hilton,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Essays inMedieval So cial History），伦敦1985年版，第175页。）大体同时或其先后，德国南部、法国北部、阿拉贡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兴起这种小城镇。佛兰德一些繁荣的手工业中心一定程度的衰落也伴随着小城镇的扩张，特别是在库特赖周围地区，在利斯河和曼德尔河谷。在库特赖的市场上，亚麻布的价值增加10倍，从低地国家南部向英国出口的亚麻布价值也以类似比例增加。（注：尼古拉斯：《14世纪佛兰德的经济重新导向和社会变化》（D.Nicholas, Economic Reorientation andSocial Change in Fouteenth Century Flanders），《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76年第70期，第11页。）
城市一方面与农村密切合作，共同促进西欧向资本主义过渡；另一方面，它还为向资本主义过渡准备多方面的条件。主要有：
一、促进东西欧及东西方之间的国际分工。14、15世纪，东欧、中东在经济上开始出现依附于西欧的趋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超越西欧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在现代世界经济开始发展时，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中、东欧的国家通过输出食物和输入手工业品，加入了现代市场意义上的西欧经济。”（注：特诺克：《从远古到1815年的东欧史》（D.Turnock, The Making of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to 1815），伦敦和纽约1988年版，第225页。）也就是说，当代仍存在的不合理的世界分工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西欧与东欧、中东之间，形成于地理大发现之前，而城市在这种分工的形成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即使我们简单地把这种分工的出现看成西欧乡村工业促动的结果，我们仍无法否认，这种促动只有经过城市创造性的活动才能完成。所以，看到这一点，对理解城市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二、一系列殖民方式的形成。东西欧酝酿国际分工的同时，也是西欧城市把控制、剥削周边农村的方法应用于落后地区，特别是非西欧地区，并加以系统发挥的时期。中世纪西欧城市通过互相竞争和战争，垄断尽可能多的市场，控制和剥削农村，多布称之为“城市殖民主义”。（注：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M.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伦敦1947年版，第95页。）大体从14世纪开始，一些城市把这种“城市殖民主义”与旧的奴隶制、农奴制结合起来，逐渐形成近代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主要有：
1.奴隶制。威尼斯人最早在地中海岛屿上用奴隶生产蔗糖，他们在克里特、马尔他等岛屿上都辟有奴隶制蔗糖种植园。“跟随着蔗糖的是奴隶制。”（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88页。）15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把蔗糖生产与奴隶制引入大西洋岛屿。发现美洲后，奴隶制又漂洋过海到美洲，特别在中美洲推广开来。奴隶从主要用于家内到主要用于种植园的劳动，“奴隶买卖在美洲发现前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89页注释。）
2.面向市场生产的强制性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类似农奴制，但与农奴制不同的是为市场而生产。这也是14世纪时威尼斯人在克里特等地发展起来的。（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92页。）后来演变成东欧的“再版农奴制”和拉丁美洲的委托监护制等。
3.国际劳役偿债制。这是瓦勒斯坦对以下活动的称呼：商人事先向生产者提供款项，生产者在收获后向商人交贷。这样，货物不再在市场上出售，西欧发达地区的商人得以绕过不发达地区的土著商人，直接控制远地的生产者，最终摧毁土著商人。这是汉萨商人在中世纪晚期对挪威渔民、猎人使用的方法，后来里加、格但斯克的商人又把它应用于东欧边远地区。此外，图鲁兹、热那亚的商人也颇通此道。（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21—122页。）
4.其他殖民方法。如伯纳德所说：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建立在“耶路撒冷、雅法、凯撒城、阿卡、洛迪西亚、阿祖夫、吉布莱特、贝鲁特、的黎波里、安条克、亚历山大以及从休达到加贝斯的北非整个海岸地带”。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意大利人“在准许的范围内，不管是房屋、街道、集市、港口周围地段或是一幢建筑物周围，无论是水手、商人或永久居民都可以自由地做生意。他们只受自己的‘监守官’、‘子爵’或‘领事’的管辖；他们享有重要的司法、财政和关税特权”。（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233—234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殖民地治外法权、租界等的起源。
三、各种具有近代特征的经营、组织、管理手段的形成。银行、股票、抵押、商业公司、保险公司、委托书、代理权等，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神经”，都是在中世纪晚期形成的。
以上为向资本主义过渡而做的各种准备工作，当然也离不开农村的相互作用，但城市无疑占主导地位。
农业是前工业的文明社会里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在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中，农业在各方面都直接、间接地起某种决定性作用。通常，城市起源、人类文明起源都可归因于农业发展。但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在于，尽管封建社会的工商业是农业生产的辅助部门，但资本主义是通过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而产生的，而商品经济的这种发展，没有市民、商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我们上面的讨论说明，把城市降到太低的地位，会连农业本身的发展都讲不清楚。原工业化论者在强调乡村工业时，又必须强调国际贸易的作用，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两种强调有时显得不够协调，正如斯内尔指出，“原工业化理论有太多的不一致之处”。他还说：“在农业改良、地区市场的一体化和工厂制度的发展中，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比原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更大。”（注：斯内尔：《原工业化？小屋工业、 社会变化和工业化》（K.D.M.Snell.Proto—industialization? Cottage Industry. Social Change andIndustrialization），《历史日志》，1984年第27卷，第2期，第491、492页。）
一般说来，城市和农村是封建经济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忽视城市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会妨碍我们认识城市和商业的发展方式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比如，罗兹曼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市场发达而高一级市场不发达的问题。他指出，19世纪初，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10个城市中，在中国的6个没有一个达到高水平的都市。（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205页。）可见，忽视中国明清城市的发展特点，是不可能全面阐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而不发的问题的。
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愈来愈强调对城市起源说、农业起源说、精神起源说进行新的综合研究，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2期第75～82页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金华321004
显然，完全专注于农业的做法，同样不能客观地说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本文试图在综合各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探讨14、15世纪西欧城市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我认为，这两个世纪中，西欧城市在以下三方面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开辟世界市场；酝酿具有近代特征的商业网；实行城乡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
一、开辟世界市场
如果说，农奴制瓦解、乡村工业的产生是14、15世纪西欧农村发展的总趋势，那么，开辟世界市场是这两个世纪西欧城市的基本走向。
在14、15世纪，西欧城市商人同时在波罗的海、地中海、大西洋上活动。从长远看，在大西洋上的贸易最有前途。但就这两个世纪来说，在北欧、东欧、中东的商业活动却很有意义，东欧的粮食和原料开始源源不断输入西欧。按瓦勒斯坦的说法是，从15世纪起，谷物、木材、羊毛等大宗商品从东欧流入西欧，而纺织品、丝绸、盐、酒则从西欧输往东欧。到15世纪末，荷兰已依赖波罗的海的粮食。（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第1卷，纽约1974年版，第96页。）
西欧人在中近东的活动也引人注目。当奥斯曼帝国兴起，西欧人在这一带的政治势力西移时，东西地中海上的物资交流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15世纪，埃及一带的手工业衰落，西欧的纺织品、肥皂、纸张大举流入这个地区。（注：阿什多：《中世纪地中海东西方贸易》（E.Ashtor,East—West Trade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伦敦1986年版， 第578 586页。）
最重要的是新航路的开辟。开辟新航路的明确目标和技术手段是在长期努力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完善起来的。1277年，热那亚人开通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到佛兰德的航线。1291年，热那亚人进行寻找经大西洋去亚洲的航线的最初尝试，但船只进入大西洋后不知所终。13世纪末和14世纪上半叶，先后发现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加那利、亚速尔群岛。有人继续沿西非海岸往前走。15世纪上半叶，葡萄牙王子亨利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勘探西非海岸。该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城市的资金、技术的协助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先后到达美洲和印度。
诚然，这两个世纪里开辟世界市场的努力与农村的深刻变化分不开，但城市是一个社会中工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开辟市场应首先是城市的要求，即使这种压力来自农村，也要通过市民的积极活动才能反映出来。实际上，重视开辟市场是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传统。有人曾这样赞扬说：“城市象把竞争者从市场上赶走那样勤奋劳作去开辟新的市场，象与商业对手斗争那样艰苦地与地理、道德顾忌、技术上的不足、缺乏组织等障碍作斗争”。（注：《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3卷，剑桥1979年版，第167页。）需要“垄断”尽可能多的市场来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是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同时代中国城市很不相同之处。14、15世纪是西欧行会走向封闭性及城市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一般认为这是城市或行会失去进步性的反映。但我们也应看到，这同时也是生产力发展，市场有限，各城市间展开激烈竞争的表现。“行会组织墨守成规，不是组织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总的形势使然。不属于行会的工场主也不见得比行会更有发展。”（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279页。）在出现市场或发展前景的情况下，一般就会有打破行会限制的力量涌现出来。在通常认为行会封闭性的14、15世纪里，一些城市的市民酝酿并发起伟大的探险活动就是明证。
其实，开辟世界市场的使命，主要不是原工业化最发达的西欧北部地区承担的，而是由原工业化较不发达、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最终似乎起作用不大的西欧南部地区完成的。正如肖努所说：“北部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中几乎没起过什么作用。”（注：P·肖努：《中世纪晚期西欧的扩张》（P. Chaunu,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阿姆斯特丹1978年版， 第305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本主义起源中城乡的某种分工，说明西欧城市从事开辟市场有相对独立性。
就拿在地理大发现中起过独特作用的热那亚来说，它从事开辟新航线是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西欧封建社会城市发展的产物。早在13、14世纪，它就在地中海上争夺地盘，“在黑海进行疯狂的冒险”。从15世纪初开始，它已在“北非、塞维利亚、里斯本和布鲁日站稳脚跟， 完全处于领先地位”。 热那亚人协助发现了美洲， 并且“直到1568年，仍然是热那亚商人在塞维利亚出资推动西班牙和美洲之间颇费时日的贸易”。（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72—173页。）
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是以世界市场的开辟为标志，而世界市场不是乡村工业本身所能创造出来的。即使在号称资本主义故乡的英国，那些在农村推行包买制的商人也必须依靠伦敦的商人才能把货物从英国运出去，更不用说开辟去美洲和亚洲的航线，连伦敦的商人也没有什么作为（在大发现初期）。而如果没有这些航线，15世纪末和16世纪就不可能初步形成世界市场。城市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二、近代特征的商业网的酝酿
16—18世纪通常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它以大西洋为中心。这一发展态势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14、15世纪里逐渐孕育而成，是城市资本主义起源又一重要贡献。
所谓近代特征的商业网，主要指以下两点：一是具有贸易中心的国际商业网；二是贸易的国际分工。这样一种商业网是14、15世纪时酝酿而成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商路一边伸向世界各地，一边伸入西欧各国。基于西欧与非西欧国家或地区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已出现，即西欧主要输出工业品，而非西欧国家和地区则主要输出粮食和原料。在这两个世纪里，特别是15世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欧的这一发展趋势：
1.西欧经济活动中心出现西移趋势，从直布罗陀经英吉利海峡到北海一带的城市和工商业逐渐繁荣起来。13世纪末，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到北海的航线开通，葡萄牙日见重要起来，“随着西地中海逐渐与东地中海贸易相脱节，随着威尼斯的优势地位转化为垄断，意大利的部分工商界在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推动下，逐渐转向西方的巴塞罗那，尤其转向巴伦西亚、摩洛哥沿海、塞维里亚和里斯本。里斯本因此变成国际商埠”。（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45页。）
2.西欧西部出现一批特大型（相对于中世纪西欧城市规模而言）的、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工商业城市，而专注于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城市在这一时期末经济上出现衰败迹象。如被称为“北方威尼斯”的布鲁日“此时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甚至超过威尼斯所曾起过的作用”。（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1页。）
历史上相对落后的伦敦这时期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据1337年的人头税统计，伦敦的财富比当时英国最大的省一级城市布里斯托尔、约克多3倍，约为考文垂的5倍，诺里奇的6倍。1520年的税收统计说明，伦敦已比诺里奇富10倍，比布里斯托尔富15倍以上。1334—1515年，伦敦绝对意义上的财富增加15倍，从占全国财富2%上升到8.9%。（注：汤姆森：《中世纪英国的转变，1370—1529》（J. A. F. Thomson, The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伦敦1983年版，第48页。）
伦敦的这种超常发展，主要源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1424—1425年，伦敦出口的呢布占全国呢布出口量的46%以上，到1474—1475年已达72%，1524—1525年增至81.75%。羊毛出口也是这样：1374—1375年和1424—1425年间，伦敦出口的羊毛占全国羊毛出口量的40—45%，1474—1475年超过50%，1524—1525年达到66%。此外，14世纪后期伦敦进口的食盐占全国进口量的13.5—15%，这时埃克塞特、雅茅斯的食盐进口量也占同样比例，到15世纪末，伦敦已占71%。（注：汤姆森：《中世纪英国的转变》，第60、61页。）这个时期，欧洲西部海岸一带的布鲁日、巴黎、里斯本、塞维利亚也都出现了超常发展。
有一种意见认为，伦敦的这种超常发展是靠它作为首都的地位及它享有的多种特权。我们认为应重实际而不重形式。个别特大型的工商业中心的形成，是近代经济开始发展的标志，没有它们来发挥龙头作用，形成巨大的辐射力，就不会有近代经济发展所需的国际、国内的商业网和金融中心。此外，西欧中世纪的君主给市民的各种特权，在一定时期内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萌发、壮大的必备条件，因为市民既可借此聚敛财富，又可按自己的要求发展经济。
总之，这种特大型城市的出现是14、15世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因为只有这种城市才具有雄厚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能力，才具有对人才、资金的强大吸引力，使它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在一起，在开辟世界市场、征服异族的过程中发挥综合作用。
3.与上述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欧人在大西洋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有组织性，15世纪末终于发现“美洲”并到达印度。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发展，已有过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注：王加丰：《“地理大发现”的双重背景》，载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当然，说西欧经济中心开始西移，不是说这时期西欧其他地区没有发展，14世纪以来，南德意志走向充分繁荣。但总体上讲，执未来经济发展之牛耳的均是西欧西部的城市。意大利城市的不同命运更是明证，威尼斯和佛罗伦萨15世纪后期经济上开始出现衰败迹象；而热那亚在地中海与威尼斯等城市激烈竞争时，13世纪就开始关注于大西洋方面，15世纪后期毅然“舍东方而取西方，舍黑海而取大西洋”，利用自己的雄厚资本，16世纪时一度成为欧洲金融中心，“不露声色地统治欧洲”。（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71、173页。）
近代特征的商业网的酝酿，意味着西欧经济发生激烈的重组，一些城市繁荣起来，而另一些原先繁荣的中心衰落。城市盛衰是这时期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贬低城市在资本主义起源中起作用的人常常以衰落中的城市为依据。本文不想全面介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反而想指出：这时期的城市衰落有多种原因，但它也是近代特征的商业网酝酿中的反映。理由如下：
首先，个别特大型城市的出现为建立近代特征的商业网所必须，而这种城市的形成需要超常规的发展，所以它们的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以一些旧中心或城市的停滞、衰落为代价。它们的迅速发展不仅得力于总体的发展，还得力于吸收其他城市的资金、人才、工商业活动。就英国来说，“伦敦所需要物资的供应，意味着它在利用日益扩大的腹地”，“伦敦的成功，……影响了约克、布里斯托尔、赫尔、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命运”。（注：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J . L .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吉尔福德、伦敦1980年版，第254、267页。）同样的道理，考文垂的繁荣部分地以牺牲附近的瓦韦克为代价，布里斯托尔则吸收了巴斯的呢布贸易，“主要的中心常靠较弱的邻居”来发展。（注：艾布拉姆斯、里格利主编：《各社会形态下的城市》（P.Abrams and E.A.Wrigly eds.,Towns in Societies），剑桥1978年版，第167页。）约克的命运非常典型，它本来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伦敦。但15世纪初，它出现不祥的迹象：纺织业人员纷纷迁往农村；羊毛贸易衰落，呢布出口没有增加；其商人在汉萨商人抵制下无法进入北海，在与低地国家的贸易中又无法对抗伦敦压倒一切的竞争优势。约克的纺织业主要是迁往西区的村庄里，它本来可以担当西区农村呢布销售和外运的中心角色，但西区的呢绒商却绕过约克而直接与伦敦来往，把呢布卖给伦敦商人，并从伦敦买回原料。（注：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第247—248页。）这样，约克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酝酿中的商业网与具有经济发展前景的地区或原工业化兴起地区关系密切，在这些地区很快出现了中小城市群体。有的论者把这些新城市的兴起看成农村具有生命力而城市缺乏生命力的依据，未免形而上学。其实，（地方的、地区的、民族的、国际的）经济中心的转移是常会发生的，不能因新中心的兴起而否认老中心的历史地位，也不应再把新中心继续看成是农村。新中心的兴起，正说明城市在社会经济中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再说，这种兴起，也不纯是“农村的变化”一种原因所能解释清楚的，比如，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些城市在中世纪后期的勃兴，与海上活动有关。考虑到这种情况，有人说得有道理：如果说那些新兴的贸易中心是繁荣的，那就应该说，不是城市重要性的降低，而是这种重要性的转移。（注：施拉特主编：《1966年以来关于英国历史的观点》（R. Schlatter eds., Recent Views on BritishHistory,Essays o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66），新泽西新不伦瑞克1984年版，第42页。）
酝酿中的商业网与城市盛衰的关系还表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交通条件改善，运输速度加快，城市网络中一些次要点会被淘汰。布罗代尔说：“甚至毋需改变交通路线，只要速度加快，有些站点就要被越过，失去作用，因而衰落消亡”。当然，这些点之间也存在一个相互竞争的问题。布罗代尔还说：在地理大发现前，经济变化“把城市网络的次要点拖得精疲力尽，而主要点却从中得益”。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各主要点组成了世界性的市场网络，“于是这一以大欺小的活动重新开始”。（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01—602页。）
可见，城市盛衰是近代特征的商业网在形成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城市充满生气的表现。
三、促进城乡结合，为向资本主义过渡准备各种条件
我们肯定城市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地位，不是为了贬低农村在这一过渡中的作用，而只是为了说明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在城乡相互作用中完成的；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包买制或分散的手工工场）也是在城乡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
1.许多商人、行东、帮工、学徒从城里跑到农村组织或从事生产，乡村工业的发展与这些人的到来分不开，包买制则更属资本较雄厚的商人的专利。这些人虽成为村民，但其经营技巧和手艺是城市给他们的，而且商人的大本营总是在商品集散地或港口（城市）。有的人以这些人离开城市作为城市缺乏生命力的依据，而没有看到几百年间这一过程持续发生，从反面证明城市不断吸收并培训了农村劳动力，只不过在某些时期城市吸收的人口不及流出的人口多。安德森指出，城市的技术进步在渡过14、15世纪的封建主义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注：安德森：《专制国家世系》（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States），伦敦1986年版，第22页。）
2.乡村工业的充分发展需要国内外贸易。强调农村在起源中作用的原工业化论者也指出：“在许多地区，对外贸易不仅是原工业化的‘侍女’，而且还确实是‘增长的发动机’”；“甚至在英国及大陆上那些乡村工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都严重依赖出口”。（注：克里德特等：《工业化前的工业化》（P.Kriedte etc.,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剑桥1981年版，第3页。）前面已指出，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需要城市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决非有了某种乡村工业就会自发产生，在初步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即使英国的商人也是贡献甚微。
3.与原工业化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专业化也是城乡相互作用的产物。克里德特看到：“商品性农业只有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才能发展起来”，因为只有大城市或一系列城市的集中需求，才能“诱使自给自足的农户份地走上专业化道路”。（注：克里德特等：《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第27页。）
4.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地区崛起一批小城镇。15世纪晚期，英国出现小城镇兴起浪潮。（注：希尔顿：《阶级冲突与封建主义危机》（ R.Hilton,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Essays inMedieval So cial History），伦敦1985年版，第175页。）大体同时或其先后，德国南部、法国北部、阿拉贡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兴起这种小城镇。佛兰德一些繁荣的手工业中心一定程度的衰落也伴随着小城镇的扩张，特别是在库特赖周围地区，在利斯河和曼德尔河谷。在库特赖的市场上，亚麻布的价值增加10倍，从低地国家南部向英国出口的亚麻布价值也以类似比例增加。（注：尼古拉斯：《14世纪佛兰德的经济重新导向和社会变化》（D.Nicholas, Economic Reorientation andSocial Change in Fouteenth Century Flanders），《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76年第70期，第11页。）
城市一方面与农村密切合作，共同促进西欧向资本主义过渡；另一方面，它还为向资本主义过渡准备多方面的条件。主要有：
一、促进东西欧及东西方之间的国际分工。14、15世纪，东欧、中东在经济上开始出现依附于西欧的趋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超越西欧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在现代世界经济开始发展时，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中、东欧的国家通过输出食物和输入手工业品，加入了现代市场意义上的西欧经济。”（注：特诺克：《从远古到1815年的东欧史》（D.Turnock, The Making of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to 1815），伦敦和纽约1988年版，第225页。）也就是说，当代仍存在的不合理的世界分工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西欧与东欧、中东之间，形成于地理大发现之前，而城市在这种分工的形成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即使我们简单地把这种分工的出现看成西欧乡村工业促动的结果，我们仍无法否认，这种促动只有经过城市创造性的活动才能完成。所以，看到这一点，对理解城市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二、一系列殖民方式的形成。东西欧酝酿国际分工的同时，也是西欧城市把控制、剥削周边农村的方法应用于落后地区，特别是非西欧地区，并加以系统发挥的时期。中世纪西欧城市通过互相竞争和战争，垄断尽可能多的市场，控制和剥削农村，多布称之为“城市殖民主义”。（注：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M.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伦敦1947年版，第95页。）大体从14世纪开始，一些城市把这种“城市殖民主义”与旧的奴隶制、农奴制结合起来，逐渐形成近代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主要有：
1.奴隶制。威尼斯人最早在地中海岛屿上用奴隶生产蔗糖，他们在克里特、马尔他等岛屿上都辟有奴隶制蔗糖种植园。“跟随着蔗糖的是奴隶制。”（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88页。）15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把蔗糖生产与奴隶制引入大西洋岛屿。发现美洲后，奴隶制又漂洋过海到美洲，特别在中美洲推广开来。奴隶从主要用于家内到主要用于种植园的劳动，“奴隶买卖在美洲发现前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89页注释。）
2.面向市场生产的强制性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类似农奴制，但与农奴制不同的是为市场而生产。这也是14世纪时威尼斯人在克里特等地发展起来的。（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92页。）后来演变成东欧的“再版农奴制”和拉丁美洲的委托监护制等。
3.国际劳役偿债制。这是瓦勒斯坦对以下活动的称呼：商人事先向生产者提供款项，生产者在收获后向商人交贷。这样，货物不再在市场上出售，西欧发达地区的商人得以绕过不发达地区的土著商人，直接控制远地的生产者，最终摧毁土著商人。这是汉萨商人在中世纪晚期对挪威渔民、猎人使用的方法，后来里加、格但斯克的商人又把它应用于东欧边远地区。此外，图鲁兹、热那亚的商人也颇通此道。（注：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21—122页。）
4.其他殖民方法。如伯纳德所说：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建立在“耶路撒冷、雅法、凯撒城、阿卡、洛迪西亚、阿祖夫、吉布莱特、贝鲁特、的黎波里、安条克、亚历山大以及从休达到加贝斯的北非整个海岸地带”。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意大利人“在准许的范围内，不管是房屋、街道、集市、港口周围地段或是一幢建筑物周围，无论是水手、商人或永久居民都可以自由地做生意。他们只受自己的‘监守官’、‘子爵’或‘领事’的管辖；他们享有重要的司法、财政和关税特权”。（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233—234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殖民地治外法权、租界等的起源。
三、各种具有近代特征的经营、组织、管理手段的形成。银行、股票、抵押、商业公司、保险公司、委托书、代理权等，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神经”，都是在中世纪晚期形成的。
以上为向资本主义过渡而做的各种准备工作，当然也离不开农村的相互作用，但城市无疑占主导地位。
农业是前工业的文明社会里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在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中，农业在各方面都直接、间接地起某种决定性作用。通常，城市起源、人类文明起源都可归因于农业发展。但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在于，尽管封建社会的工商业是农业生产的辅助部门，但资本主义是通过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而产生的，而商品经济的这种发展，没有市民、商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我们上面的讨论说明，把城市降到太低的地位，会连农业本身的发展都讲不清楚。原工业化论者在强调乡村工业时，又必须强调国际贸易的作用，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两种强调有时显得不够协调，正如斯内尔指出，“原工业化理论有太多的不一致之处”。他还说：“在农业改良、地区市场的一体化和工厂制度的发展中，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比原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更大。”（注：斯内尔：《原工业化？小屋工业、 社会变化和工业化》（K.D.M.Snell.Proto—industialization? Cottage Industry. Social Change andIndustrialization），《历史日志》，1984年第27卷，第2期，第491、492页。）
一般说来，城市和农村是封建经济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忽视城市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会妨碍我们认识城市和商业的发展方式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比如，罗兹曼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市场发达而高一级市场不发达的问题。他指出，19世纪初，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10个城市中，在中国的6个没有一个达到高水平的都市。（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205页。）可见，忽视中国明清城市的发展特点，是不可能全面阐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而不发的问题的。
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愈来愈强调对城市起源说、农业起源说、精神起源说进行新的综合研究，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