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城邦危机及其特点
徐松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7期
【原文出处】《湖南教育学院学报》(长沙)1998年03期第22～26页
【作者简介】徐松岩 西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重庆市，400715
【关 键 词】雅典/城邦危机/奴隶制/公民集体
古代城邦危机问题长期流行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各城邦普遍发生危机。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增长，奴隶劳动日益排挤自由民劳动，土地逐步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大批公民失地破产，城市游民无产者人数激增，公民兵制瓦解，雇佣兵制取而代之，阶级斗争不断加剧。有的学者认为，城邦危机的本质，一方面是土地集中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公民破产的过程。（注：前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卷第68页；等等。）近几十年来，虽然学者们不断就上述观点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似乎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注郭小凌：《希腊军制变革与城邦危机》，《世界历史》， 1994年第6期。）本文力图从公元前4世纪雅典经济和社会实际出发，分析其城邦危机的特点。
一、奴隶制经济：低谷徘徊
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战争使它积累多年的巨额金钱消耗一空，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劳里昂银矿荒废，奴隶人数骤减，工商业急剧败落。尤其是随着雅典帝国的瓦解，雅典人所控制的领土、领海的范围大大缩小，属民人口剧减，国势一落千丈。（注：B.S.斯特劳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B.S.Srtauss,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86年版，第432—63页。）
战后雅典经济的复苏举步难艰。战争的破坏、居民的拓荒和滥采滥伐，使阿提卡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恶化。同时，因战争、瘟疫而造成的大量人力损失，以及大批精壮劳力外流，（注：N.G.L.哈蒙德：《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B.C.）牛津1977年版，第666—667页。）使其人口出生率比前一世纪有所降低。这都不利于经济的回升。德摩斯提尼指出，公元前4世纪前期，雅典金钱岁入仅130塔连特，约相当于公元前427／426年的1／15；直到前345年前后达达到400塔连特，相当于427／426年的1／5。 （注：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X.37.37—38;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Wasps）656—660行。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洛易卜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英译。）
公元前4 世纪雅典的经济潜力远不如其极盛时期。 雅典政府在前428／427年首次向公民征收战争税（税率约为财产价值的1%）， 一次即征得200塔连特。这意味着应纳税公民的财产总值不下2万塔连特。（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然而在前378／377年所进行的财产普查表明，雅典应纳税者的财产总值仅约6000塔连特，（注：德摩斯提尼：XN.19、27;XX Ⅱ.37;37—40。）不足50年前的1／3。因此，尽管当政者把这种税收逐步制度化，但在前377——357年间的征税总额仅约300 塔连特。（注：德摩斯提尼：XN.19、27;XX Ⅱ.37;37—40。）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库储存最多时达9700塔连特，4世纪前期至多不超过1000塔连特。（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这足以说明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物质财富大大少于其极盛时期。
及至前4世纪70—60年代， 雅典经济尤其是阿提卡在农牧业生产已有较大恢复。（注：A.弗伦奇：《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经济条件》（A.French, Economic Condition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希腊和罗马》（Greece and Rome）,第38卷第1期，1991年，第24—40页。）“同盟战争”结束时，经济再度跌入低谷，其后十余年又有较快回升，特别是海上贸易和采银业的恢复较为明显，（注：E.M.伯克：《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国力恢复及海上贸易的作用》（E.M.Burke,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storation Efforts andthe Role of Maritime Commerce）。《古典古代》（ ClassicalAntiquity），第9卷第期，1990年，第1—13页。）成为前4世纪的第二个高潮。因此，单就公元前4世纪而言，雅典经济呈波浪式增长之势，说它处于经济危机或经济衰落的时代似有欠公允，但与古典时代的极盛时期相比，前4 世纪的雅典经济始终未走出低谷徘徊状态。
二、土地所有制：私有化程度加深
在整个古典时代，土地财产始终是雅典公民的主要财富形式和主要收入来源。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无疑是导致城邦经济基础变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4 世纪城邦土地逐步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小土地所有制迅速向大土地所有制转化，从而破坏了城邦原有的所有制结构，城邦的经济基础随之趋于瓦解。这种看法实际上并无充足的史实依据。
众所周知，阿提卡土地贫瘠，耕地稀少，水源不足，不具备经营大农场的自然条件。因而在农业中大规模役使奴隶从事耕作是无利可图的。（注：M.I.芬利：《古代经济》（M.I.Finely,Ancient Economy）,加里福尼亚大学1972年，第31页。）事实上，雅典人在农业中使用奴隶的规模一直很小。
阿提卡的债碑（Horoi）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小农衰落和农业财产日益集中的证据。这一点已经令人信服地为新近的研究成果所否定。M.I.芬利通过对几乎所有现存债碑的全面细致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抵押土地既不是急需用钱的贫民，也不是那些为生产筹集资金的作坊主。抵押贷款是为了履行公益捐献义务和缴税，以及对现款的紧急需要（如置办嫁妆、赎取战俘等），也有一些是为了牟利（如海洋贷款），债碑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小农及其债务的情况，它们是以较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为基础的。（注：M.I.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和社会》（M.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Greece）,伦敦1981年版，第62—76页。）
从有关土地买卖的证据来看，出卖土地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的买主确为贫困所迫，有的则欲从事有利可图的行业（如海上贸易、零售业、贷钱业等），有的企图以此逃避纳税。（注：A.H.M.琼斯：《雅典民主》（A.H.M.Jones,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89、24、79—80页。）因此，那种把土地买卖与土地迅速集中无条件地联系起来的观点，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勿庸讳言，与前一世纪相比，雅典确实存在着某种土地集中化的趋势。但是，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情况并不严重。腓尼浦斯的大地产在雅典历史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有的学者据其农作物产量分析，认为其中只有1／4是可耕地（约相当于古罗马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注：M.I.芬利，前引书，第99—100页；J.K. 戴维斯：《公元前600—300年雅典有产家族》（J.K.Davi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津1971年版，No,2921.）而当时演说家们一般把70英亩以上的地产称为“大地产”，这种地产往往分布在几个地区，（注：狄奥尼修斯：《关于吕西阿斯的演说》：52。B.S.斯特劳斯，前引书，第81页。）不利于规模经营和奴隶的使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土地所有者人数稳中有升。前403年，雅典总数约1.4—1.6万，其中无地者约5000人；（注：狄奥尼修斯：《关于吕西阿斯的演说》：52。B.S.斯特劳斯，前引书，第81页。）而在前322年实施拥有2000德拉克玛以上的财产方可成为公民的法令时，有1.2万人被剥夺公民权。（注：吕西亚斯：XIX.29、42。）按当时的地价，2000德拉克玛约合6英亩的土地。（注：吕西亚斯：XIX.29、42。）拥有土地与公民权互为条件，6英亩恰好是雅典公民人均耕地之数。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1.2万公民大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可见，公元前4世纪雅典地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而且地位较为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国家已难以继续依靠扩充领土、 对外掠夺等手段改善公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前一世纪相比，此时雅典土地所有制最显著的变化并不是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所谓“大土地所有制”的流行，而是土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土地的转让、买卖、抵押、出租的情况日渐增多。
三、政治局势：相对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局稳定，阶段斗争并未加剧， 公民大会的作用显著增强。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自公元前403 年雅典民主政治再建以后，“人民大众的权力一直在增长 。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民众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原本由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注：A.H.M.琼斯：《雅典民主》（A.H.M.Jones,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89、24、79—80页。）（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 I.2;《政治学》，1298[a]3—11。参见：R.K.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R.K.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剑桥1993年版，第67页。）正是由于其间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真正成为雅典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几乎所有决议的通过皆须经多数人的赞同，才使得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中下层公民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公民集体大多数成员地位稳定，是其间雅典统治集团内部诸派之间常常互相攻击和谩骂，但并无激烈的武装冲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公元前4世纪雅典高层军政官员的权力日益分散， 个人权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是城邦政局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在雅典极盛时代，公民大会原则上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伯里克利在连任首席将军的十余年间，几乎独揽全国军事、财政、外交大权。（注：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Plutarch's Lives,Pericles）：XV.1—XV 1.6。）修昔底德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虽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伯里克利的权势之大在雅典历代当政者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公元前4世纪，在民主政治的权力机关的有效制约下， 城邦最高军政首脑的权势日渐缩小。（注：S.波尔曼：《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制中的政治家》（S. Perlman,The Politians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of the Fourth Century B.C.），《雅典娜庙》（Athenacum），1963年第327—355页；《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领导权》（S.Perlman,Political Learders hip in Athens in Fourth Century B.C.），《往事评论》（La Parola del Passato），第22卷（1967年），第161—176页。）
在古代城邦历史上，雇佣兵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少数权贵攫取权力，建立军事独裁的重要条件。与5世纪相比，4世纪雅典使用雇佣兵的情况不断增多。然而，W.K.普里切特指出，在公元前4世纪， 全部或主要由公民重装兵所担当的军事行动仍很常见，甚至比以雇佣兵为主的情况要多。而且，雇佣兵的招募和薪金的发放，以及指挥官的任命，通常皆由民主机关控制；即便是才能出众的将军，只要他稍有失误，就有身败名裂之虞。持续的财政困难使雅典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因此，在前4世纪的雅典， 还从未出现过雇佣兵的骚乱事件或个别权贵以雇佣军为背景而左右政局的现象。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公元前4 世纪雅典奴隶制经济水平远低于前一世纪中后期，因而使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其间在雅典既未发生奴隶大起义，也未出现大规模奴隶逃亡事件，就颇可说明这一点。
四、游民无产者：为数甚少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津贴制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法律规定， 五百人议事会成员在执行公务的当天每人可得5奥波尔， 民众法庭的审判员起初可得2奥波尔，后增至3奥波尔。公民大会的参加者在90年代中期每人每次可得1奥波尔，数年后增至3奥波尔，20年代增至1 德拉克玛。（注：参见：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第57—58、148—169页。在前403—323年间，共有27位将军受到指控或弹劾。）法律还规定，除十将军等军事官员是以举手方法选举以外，其他官员均通过抽签方法选举，且不得连任或兼任（惟议事会成员可连任一次）。因此，普通公民一生难得两度任职。（注：参见：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第57—58、148—169页。在前403—323年间，共有27位将军受到指控或弹劾。）据研究，公民大会除特别重要的会议外，与会者一般为2000—3000人。（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a]23;1317[b]23。）一位公民每年至多参加40次公民大会，若运气好，还可能当选为审判员。按当时物价，公民每次所得津贴约相当于其本人当日膳费，且极不稳定。尽管按规定每位审判员在任职一年内参加民众法庭活动不得少于100天，但审判员人数多寡通常视案情而异。有时因财政困难，法庭被迫关闭。显然，即便是那些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也不可能常年靠国家津贴维持生计，更何况那些有妻室儿女的公民了。
在雅典帝国时代，当政者可利用属国的巨额贡赋，为贫民提供各种谋生手段，如参加公共工程建设、充当桡手等。但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措施是把所侵占的良田沃土分给他们，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农业生产者。（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公元前4世纪，雅典中下层公民已难以靠剥削异邦人和奴隶为主，靠政府津贴生活又不可能，因而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力谋生者。这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工商业有所发展，公民集体中专营或兼营工商业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也是与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扶贫抑富的措施分不开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的贫富分化，缓和了贫者与富者的矛盾，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集体意识：丧失殆尽
公民的集体意识是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而得以巩固和加强的。其内容包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伦理观念，等等。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危机深化的过程中， 城邦传统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 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
高度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曾经是雅典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抵御外敌并扩充国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雅典城邦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任何一位公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公民集体）的需要，以城邦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这是城邦集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雅典社会的奢侈浮华之风日盛，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渐兴，公民的集体意识则日益淡漠。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统治集团内部诸派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一些野心家把个人的或党派的利益置于城邦或民族利益之上。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国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摆脱城邦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重振昔日雄风， 始终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爱国主义的主题。其间希腊爱国主义思想大致有两种论调。一种是伊索格拉底等人所倡导的泛希腊爱国主义。他呼吁各邦联合起来东侵，在《致腓力书》中大声疾呼：“让爱国主义思想所激发的斗争精神把希腊变成东方无穷财力的主人！”“让我们把战争带到亚洲，把亚洲的幸福带回希腊！”而德摩斯提尼则主张消除雅典国内不和因素，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城邦的独立和民主。然而，此时雅典公民虽大都希望国家保持独立，但又不愿纳税支持战争，更不愿服兵役。前351年， 德氏发表演说，正确指出马其顿人乃是希腊各邦最凶恶的敌人。这篇演说有理有力，在场的雅典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德摩斯提尼痛心地说：“腓力正在对我们铺罗设网，四面合围，而我们却还呆坐着不求应付！雅典人啊，你们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才能采取必要的行动？（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 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德氏似乎意识到，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丧失，极大地削弱了希腊民族尤其是雅典公民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此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坐以待毙。
六、结束语
古代城邦形式多样，城邦危机的具体表现也是千差万别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危机与罗马共和国危机不同， 与同期的斯巴达的城邦危机有别，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公元前5 世纪末城邦危机的简单的继续深化。首先，雅典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没有任何领土扩张， 奴隶制经济在低谷中徘徊发展，总体水平远低于其极盛时期。这是科学认识其间雅典城邦危机的大前提。其次，雅典私有土地的规模无明显扩大，土地所有权与公民权基本重合，中小土地所有者仍是公民的主体。但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进程加快，尤其获得公民权的少数富有的异邦人大量购置地产，使城邦土地所有权这道封闭性藩篱上的裂缝进一步加深。第三，公民的数量和财产状况相对稳定，但甘愿为国捐躯者日益减少。城邦的财政状况又不允许它长期养活大批外籍雇佣兵。因此，雅典名义上仍实行公民兵制，但公民的战斗力和从军的积极性日益为金钱和私利所驱使。这实际上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第四，与前一世纪末相比，公民贫富分化并未加剧，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所缓和，民众权力日益增长，个人权力日益衰弱。最后，城邦的驱体尚在，且基本保持完好，但实际上已由一个同心同德、充满活力的公民集体，蜕变为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公民集体。总之，公元前4 世纪的雅典城邦在几乎完全相反的历史方向上越走越远，从而不能不使它逐步陷于绝境。^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7期
【原文出处】《湖南教育学院学报》(长沙)1998年03期第22～26页
【作者简介】徐松岩 西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重庆市，400715
| 【内容提要】 | 本文认为，公元前4 世纪雅典城邦危机是在没有任何领土扩张，奴隶制经济在低谷中徘徊发展，总体水平远不及其极盛时期的条件下发生的。其间，雅典私有土地的规模无明显扩大，但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社会主要矛盾有所缓和，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城邦的驱体尚在，且基本保持完好，但实际上已由一个同心同德、充满活力的公民集体，蜕变为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公民集体。 |
一、奴隶制经济：低谷徘徊
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战争使它积累多年的巨额金钱消耗一空，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劳里昂银矿荒废，奴隶人数骤减，工商业急剧败落。尤其是随着雅典帝国的瓦解，雅典人所控制的领土、领海的范围大大缩小，属民人口剧减，国势一落千丈。（注：B.S.斯特劳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B.S.Srtauss,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86年版，第432—63页。）
战后雅典经济的复苏举步难艰。战争的破坏、居民的拓荒和滥采滥伐，使阿提卡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恶化。同时，因战争、瘟疫而造成的大量人力损失，以及大批精壮劳力外流，（注：N.G.L.哈蒙德：《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B.C.）牛津1977年版，第666—667页。）使其人口出生率比前一世纪有所降低。这都不利于经济的回升。德摩斯提尼指出，公元前4世纪前期，雅典金钱岁入仅130塔连特，约相当于公元前427／426年的1／15；直到前345年前后达达到400塔连特，相当于427／426年的1／5。 （注：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X.37.37—38;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Wasps）656—660行。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洛易卜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英译。）
公元前4 世纪雅典的经济潜力远不如其极盛时期。 雅典政府在前428／427年首次向公民征收战争税（税率约为财产价值的1%）， 一次即征得200塔连特。这意味着应纳税公民的财产总值不下2万塔连特。（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然而在前378／377年所进行的财产普查表明，雅典应纳税者的财产总值仅约6000塔连特，（注：德摩斯提尼：XN.19、27;XX Ⅱ.37;37—40。）不足50年前的1／3。因此，尽管当政者把这种税收逐步制度化，但在前377——357年间的征税总额仅约300 塔连特。（注：德摩斯提尼：XN.19、27;XX Ⅱ.37;37—40。）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库储存最多时达9700塔连特，4世纪前期至多不超过1000塔连特。（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这足以说明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物质财富大大少于其极盛时期。
及至前4世纪70—60年代， 雅典经济尤其是阿提卡在农牧业生产已有较大恢复。（注：A.弗伦奇：《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经济条件》（A.French, Economic Condition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希腊和罗马》（Greece and Rome）,第38卷第1期，1991年，第24—40页。）“同盟战争”结束时，经济再度跌入低谷，其后十余年又有较快回升，特别是海上贸易和采银业的恢复较为明显，（注：E.M.伯克：《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国力恢复及海上贸易的作用》（E.M.Burke,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storation Efforts andthe Role of Maritime Commerce）。《古典古代》（ ClassicalAntiquity），第9卷第期，1990年，第1—13页。）成为前4世纪的第二个高潮。因此，单就公元前4世纪而言，雅典经济呈波浪式增长之势，说它处于经济危机或经济衰落的时代似有欠公允，但与古典时代的极盛时期相比，前4 世纪的雅典经济始终未走出低谷徘徊状态。
二、土地所有制：私有化程度加深
在整个古典时代，土地财产始终是雅典公民的主要财富形式和主要收入来源。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无疑是导致城邦经济基础变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4 世纪城邦土地逐步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小土地所有制迅速向大土地所有制转化，从而破坏了城邦原有的所有制结构，城邦的经济基础随之趋于瓦解。这种看法实际上并无充足的史实依据。
众所周知，阿提卡土地贫瘠，耕地稀少，水源不足，不具备经营大农场的自然条件。因而在农业中大规模役使奴隶从事耕作是无利可图的。（注：M.I.芬利：《古代经济》（M.I.Finely,Ancient Economy）,加里福尼亚大学1972年，第31页。）事实上，雅典人在农业中使用奴隶的规模一直很小。
阿提卡的债碑（Horoi）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小农衰落和农业财产日益集中的证据。这一点已经令人信服地为新近的研究成果所否定。M.I.芬利通过对几乎所有现存债碑的全面细致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抵押土地既不是急需用钱的贫民，也不是那些为生产筹集资金的作坊主。抵押贷款是为了履行公益捐献义务和缴税，以及对现款的紧急需要（如置办嫁妆、赎取战俘等），也有一些是为了牟利（如海洋贷款），债碑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小农及其债务的情况，它们是以较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为基础的。（注：M.I.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和社会》（M.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Greece）,伦敦1981年版，第62—76页。）
从有关土地买卖的证据来看，出卖土地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的买主确为贫困所迫，有的则欲从事有利可图的行业（如海上贸易、零售业、贷钱业等），有的企图以此逃避纳税。（注：A.H.M.琼斯：《雅典民主》（A.H.M.Jones,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89、24、79—80页。）因此，那种把土地买卖与土地迅速集中无条件地联系起来的观点，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勿庸讳言，与前一世纪相比，雅典确实存在着某种土地集中化的趋势。但是，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情况并不严重。腓尼浦斯的大地产在雅典历史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有的学者据其农作物产量分析，认为其中只有1／4是可耕地（约相当于古罗马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注：M.I.芬利，前引书，第99—100页；J.K. 戴维斯：《公元前600—300年雅典有产家族》（J.K.Davi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津1971年版，No,2921.）而当时演说家们一般把70英亩以上的地产称为“大地产”，这种地产往往分布在几个地区，（注：狄奥尼修斯：《关于吕西阿斯的演说》：52。B.S.斯特劳斯，前引书，第81页。）不利于规模经营和奴隶的使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土地所有者人数稳中有升。前403年，雅典总数约1.4—1.6万，其中无地者约5000人；（注：狄奥尼修斯：《关于吕西阿斯的演说》：52。B.S.斯特劳斯，前引书，第81页。）而在前322年实施拥有2000德拉克玛以上的财产方可成为公民的法令时，有1.2万人被剥夺公民权。（注：吕西亚斯：XIX.29、42。）按当时的地价，2000德拉克玛约合6英亩的土地。（注：吕西亚斯：XIX.29、42。）拥有土地与公民权互为条件，6英亩恰好是雅典公民人均耕地之数。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1.2万公民大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可见，公元前4世纪雅典地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而且地位较为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国家已难以继续依靠扩充领土、 对外掠夺等手段改善公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前一世纪相比，此时雅典土地所有制最显著的变化并不是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所谓“大土地所有制”的流行，而是土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土地的转让、买卖、抵押、出租的情况日渐增多。
三、政治局势：相对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局稳定，阶段斗争并未加剧， 公民大会的作用显著增强。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自公元前403 年雅典民主政治再建以后，“人民大众的权力一直在增长 。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民众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原本由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注：A.H.M.琼斯：《雅典民主》（A.H.M.Jones,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89、24、79—80页。）（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 I.2;《政治学》，1298[a]3—11。参见：R.K.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R.K.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剑桥1993年版，第67页。）正是由于其间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真正成为雅典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几乎所有决议的通过皆须经多数人的赞同，才使得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中下层公民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公民集体大多数成员地位稳定，是其间雅典统治集团内部诸派之间常常互相攻击和谩骂，但并无激烈的武装冲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公元前4世纪雅典高层军政官员的权力日益分散， 个人权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是城邦政局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在雅典极盛时代，公民大会原则上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伯里克利在连任首席将军的十余年间，几乎独揽全国军事、财政、外交大权。（注：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Plutarch's Lives,Pericles）：XV.1—XV 1.6。）修昔底德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虽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伯里克利的权势之大在雅典历代当政者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公元前4世纪，在民主政治的权力机关的有效制约下， 城邦最高军政首脑的权势日渐缩小。（注：S.波尔曼：《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制中的政治家》（S. Perlman,The Politians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of the Fourth Century B.C.），《雅典娜庙》（Athenacum），1963年第327—355页；《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领导权》（S.Perlman,Political Learders hip in Athens in Fourth Century B.C.），《往事评论》（La Parola del Passato），第22卷（1967年），第161—176页。）
在古代城邦历史上，雇佣兵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少数权贵攫取权力，建立军事独裁的重要条件。与5世纪相比，4世纪雅典使用雇佣兵的情况不断增多。然而，W.K.普里切特指出，在公元前4世纪， 全部或主要由公民重装兵所担当的军事行动仍很常见，甚至比以雇佣兵为主的情况要多。而且，雇佣兵的招募和薪金的发放，以及指挥官的任命，通常皆由民主机关控制；即便是才能出众的将军，只要他稍有失误，就有身败名裂之虞。持续的财政困难使雅典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因此，在前4世纪的雅典， 还从未出现过雇佣兵的骚乱事件或个别权贵以雇佣军为背景而左右政局的现象。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公元前4 世纪雅典奴隶制经济水平远低于前一世纪中后期，因而使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其间在雅典既未发生奴隶大起义，也未出现大规模奴隶逃亡事件，就颇可说明这一点。
四、游民无产者：为数甚少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津贴制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法律规定， 五百人议事会成员在执行公务的当天每人可得5奥波尔， 民众法庭的审判员起初可得2奥波尔，后增至3奥波尔。公民大会的参加者在90年代中期每人每次可得1奥波尔，数年后增至3奥波尔，20年代增至1 德拉克玛。（注：参见：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第57—58、148—169页。在前403—323年间，共有27位将军受到指控或弹劾。）法律还规定，除十将军等军事官员是以举手方法选举以外，其他官员均通过抽签方法选举，且不得连任或兼任（惟议事会成员可连任一次）。因此，普通公民一生难得两度任职。（注：参见：辛克莱：《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第57—58、148—169页。在前403—323年间，共有27位将军受到指控或弹劾。）据研究，公民大会除特别重要的会议外，与会者一般为2000—3000人。（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a]23;1317[b]23。）一位公民每年至多参加40次公民大会，若运气好，还可能当选为审判员。按当时物价，公民每次所得津贴约相当于其本人当日膳费，且极不稳定。尽管按规定每位审判员在任职一年内参加民众法庭活动不得少于100天，但审判员人数多寡通常视案情而异。有时因财政困难，法庭被迫关闭。显然，即便是那些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也不可能常年靠国家津贴维持生计，更何况那些有妻室儿女的公民了。
在雅典帝国时代，当政者可利用属国的巨额贡赋，为贫民提供各种谋生手段，如参加公共工程建设、充当桡手等。但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措施是把所侵占的良田沃土分给他们，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农业生产者。（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公元前4世纪，雅典中下层公民已难以靠剥削异邦人和奴隶为主，靠政府津贴生活又不可能，因而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力谋生者。这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工商业有所发展，公民集体中专营或兼营工商业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也是与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扶贫抑富的措施分不开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的贫富分化，缓和了贫者与富者的矛盾，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集体意识：丧失殆尽
公民的集体意识是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而得以巩固和加强的。其内容包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伦理观念，等等。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危机深化的过程中， 城邦传统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 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
高度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曾经是雅典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抵御外敌并扩充国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雅典城邦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任何一位公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公民集体）的需要，以城邦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这是城邦集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雅典社会的奢侈浮华之风日盛，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渐兴，公民的集体意识则日益淡漠。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统治集团内部诸派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一些野心家把个人的或党派的利益置于城邦或民族利益之上。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国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摆脱城邦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重振昔日雄风， 始终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爱国主义的主题。其间希腊爱国主义思想大致有两种论调。一种是伊索格拉底等人所倡导的泛希腊爱国主义。他呼吁各邦联合起来东侵，在《致腓力书》中大声疾呼：“让爱国主义思想所激发的斗争精神把希腊变成东方无穷财力的主人！”“让我们把战争带到亚洲，把亚洲的幸福带回希腊！”而德摩斯提尼则主张消除雅典国内不和因素，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城邦的独立和民主。然而，此时雅典公民虽大都希望国家保持独立，但又不愿纳税支持战争，更不愿服兵役。前351年， 德氏发表演说，正确指出马其顿人乃是希腊各邦最凶恶的敌人。这篇演说有理有力，在场的雅典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德摩斯提尼痛心地说：“腓力正在对我们铺罗设网，四面合围，而我们却还呆坐着不求应付！雅典人啊，你们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才能采取必要的行动？（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 Ⅱ.2;XXⅦ.3;XLL.3;阿里斯托芬：《马蜂》：88、300。）”德氏似乎意识到，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丧失，极大地削弱了希腊民族尤其是雅典公民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此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坐以待毙。
六、结束语
古代城邦形式多样，城邦危机的具体表现也是千差万别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危机与罗马共和国危机不同， 与同期的斯巴达的城邦危机有别，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公元前5 世纪末城邦危机的简单的继续深化。首先，雅典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没有任何领土扩张， 奴隶制经济在低谷中徘徊发展，总体水平远低于其极盛时期。这是科学认识其间雅典城邦危机的大前提。其次，雅典私有土地的规模无明显扩大，土地所有权与公民权基本重合，中小土地所有者仍是公民的主体。但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进程加快，尤其获得公民权的少数富有的异邦人大量购置地产，使城邦土地所有权这道封闭性藩篱上的裂缝进一步加深。第三，公民的数量和财产状况相对稳定，但甘愿为国捐躯者日益减少。城邦的财政状况又不允许它长期养活大批外籍雇佣兵。因此，雅典名义上仍实行公民兵制，但公民的战斗力和从军的积极性日益为金钱和私利所驱使。这实际上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第四，与前一世纪末相比，公民贫富分化并未加剧，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所缓和，民众权力日益增长，个人权力日益衰弱。最后，城邦的驱体尚在，且基本保持完好，但实际上已由一个同心同德、充满活力的公民集体，蜕变为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公民集体。总之，公元前4 世纪的雅典城邦在几乎完全相反的历史方向上越走越远，从而不能不使它逐步陷于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