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西方史学的目的论起源
陈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7期
【原文出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南昌)1998年01期第45～49页
【作者简介】陈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437
西方史学经历了2500年的发展，即将步入下一个世纪。在本世纪中，西方史学流派纷呈，思想日新月异，这就给史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史学史这门史学反思的学科，如何才能对当代史学的嬗变有所把握并合理解释，这是长久以来令史学史工作者关注的根本问题。大家都在尝试中，尽管具体途径不一，但都带着史学的特征，在史学的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当代史学发展的路标。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试图返回西方史学的源头，通过对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分析，希望能发现西方史学演变的一点线索，明白它得以产生、延续的目的与基础。一隅之见，敬请行家不吝赐教。
一、目的论起源与研究方法
当我们立足当代，拥有现实的视界对历史进行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无法像狄尔泰倡导的那样“移情”以求理解历史事实之真实原因，也不可能如柯林武德所言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力求从史学成果中获取教益，从而规划将来，这是来自现实的要求，而非出于历史本身。历史学家作为主体，应谨记胡塞尔所言：“不去提问，问题不会自己跑出来，不作研究，研究的领域不会自己展示出来；不进行彻底的理解和领会，就不会发现相关联的东西。”（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0，第60页，第20页。）我们希望找到历史与现实相关联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历史的意义才能逐渐被揭示出来，成为现实强有力的参照系。
西方史学源于古希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奠定的史学传统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国内学者对古希腊史学的研究多重视它的记叙体裁、研究领域、史料批判方法及人文主义特征，但因它们基本上是陈述性的，对后世史学的发展缺乏解释能力，这与史学最终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家思想发展的学科。就古希腊史学而论，它研究的范围不应仅限于表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史学家形成了什么思想，更主要的是询问这些思想为什么会产生。要回答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史学理论。因此从某个方面而言，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只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史学活动同样是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一种，因而要理解史学思想的产生离不开我们进行实践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如胡塞尔指出的：“人们（包括自然科学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对这个世界提出他们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在人们理论中所涉及的只能是这个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0，第60页，第20页。）古希腊史学家思想的产生显然不能脱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而空穴来风；这样，在考察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业绩时就不能忽视他们生存的氛围，不仅如此，也应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更留意西方史学的起源，深入古希腊史学中，是因为胡塞尔的方法吸引人们去尝试：“在做出一切决定之前，为了获得彻底的自我理解，显然必须以一种历史和批判的方式作一番历史的回顾，恐怕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有助益的方式了。为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检查一下，什么是一开始就作为哲学和总是作为哲学被寻求的东西，什么是始终一贯地在互相交流的历史过程中，被一切哲学家在一切哲学中所寻求的东西。”（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0，第60页，第20页。）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哲学，亦能被史学史所用。我们试图先限于古希腊史学中做一番这样的工作，看看在史学起源之时什么东西是历史学所寻求的，而且一直被它追求着。作这一尝试时，我们亦要努力避免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所告诫的“起源的迷惑”。因为每一种贯穿历史的目标和基础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都受着日常环境的影响而与起源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布洛赫还强调：“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0页。）
二、实用意识与史学的目的
无论在什么时代，很难想象一个有理智的人在进行一项活动时，对活动本身不抱任何目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著书立说是为了什么？如果《希罗多德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问世意味着西方史学的诞生，那么这二位作者的行为动机便可用来说明西方史学的起源的根本目的了。
希罗多德说：“他（指自己——引者加）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在这段开场白中，倘若认为希罗多德纂史的目的仅仅是要保持人类的功业，那未免简单了些，真实的目的实际上隐含在其内容中。“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是绝不允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下面的一种规定也是值得推荐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等等诸如此类表示作者观点的言语，就是希罗多德希望读者获取的知识。从各地的风土人情中了解异邦文明，从克洛伊索斯诸人的命运中获得启迪，这些对读者的期望正是希罗多德的目的，不可否认，他是讲究实用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著书的实用目的更一目了然：“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修昔底德相信人性永恒，读者能鉴往而知来，因而历史是有用的。
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实践中，只确认西方史学在诞生之初包含着实用目的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两位史学家希望他们的读者获得怎样的教益，因为从分析中，我们能了解各自的历史观及其差异。希罗多德通过克鲁伊索斯等人的事例警示读者：世事无常，最有财富的人并非最幸福，因为财富转眼即逝，时代变化，人的地位、财富、友谊都会随之改变；再者，物极必反。人们应该使自己的心理在命运变幻之时处于一种顺应其变化的准备状态，最好在事物呈现变化的趋势时就积极调整自己的行为，阻止这种趋势的蔓延。这些是希罗多德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他希望读者能认识命运的无常，而作好随机应变的准备。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认识恰恰相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符合某种人性的规律，相信将来仍旧会发生与过去发生的相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支配了事件的发生，而人性是永恒的。在这种历史观下，修昔底德认为读者只要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就能预言将来，人性之不变如同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定了轨道。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不仅明确意识到史学的实用性，还注重历史的因果解释，但他们不明白对因果解释的不同恰恰证明了他们历史观的分野。历史观是史学家发挥史学实用性的依据，因而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在进行因果解释时风格迥异，也就是显示他们实现史学实用性的方法大相径庭。希罗多德很少下断语，说明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会这样表示：“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但是希腊人的说法却不同……”或者他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希罗多德的这种态度表明，作为历史学家（他本人被称为“历史之父”），他对自己的文字是负责的。他认识到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在不能确定时，就将他们都记下来，不强求读者接受某种指定的解释，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想空间，让他们去判断、选择。而在他自己看来，本人的判断也不过是诸多判断中的一种，对读者而言，只有参考价值。从希罗多德的这种风格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读者自由意志的尊重，这更符合于人文主义的精神。修昔底德则不然，他将自己沉浸在一种独断论的氛围中，往往以强势语气进行因果阐释，如：“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作出如此判断，他就不得不将整个著作围绕单一主题进行，这不仅束缚了他自己的思路，也将读者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因而他的著作也只可能描写政治与军事史，史学功用的实施必然限定在政治和军事的范围。
同样力图实现史学的功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观相异导致了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区别，这就令后来研究者不禁自问：他们各自的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探求其本源。
人们普遍认为，古希腊思想的主流是反历史的，这主要表现在哲学和数学中，古希腊将知识的基础建立在永恒不变的东西上。柯林武德说过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那是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意识到社会、人世的变幻莫测，将给人们心理带来一种压力。人们总是追求确定性和永恒，对此，杜威的解释是：“确定性的寻求是寻求可靠的和平，是寻求一个没有危险，没有由动作所产生的恐惧阴影的对象。因为人们所不喜欢的不是不确定性的本身，而是由于不确定使我们有陷入恶果的危险。”（注：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版，第5页。）古希腊人不能理解他们寻求永恒的行为不过是想实现心态的稳定，这是一种逃避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的方式，因此，修昔底德以历史证明人性的永恒正表现出他也是这种反历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追求的人性超脱于时间之外，不会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历史学家完全以反历史的抽象人性为依据解释历史，那么，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学，而是一种道德学，历史学家也只是道德学家，因为他们的史学活动其意不在于揭示事件的历史性，而在于通过主观性极强的因果解释证明人性的不变。修昔底德的人性论历史观经由李维、马基雅维里、伏尔泰传了下来，从某个方面上讲，这也是作为西方史学之正统的原因之一。
修昔底德的著作关注的是人事，于是人们纷纷称赞他的人文主义思想。然而，只要人们明白他宣扬的历史之前提人性，如同一种不可捉摸的永恒事物时，那么，从人性支配的历史发展中，人处于怎样的位置呢？是听天由命，叹息个人的渺小，还是参与历史的创造过程？在修昔底德的演说辞中，可以看到，他旨在宣扬善良、忠诚、正直、仁慈等美德，有引导人性如此发展之意，但作为历史学家，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在他眼中就成了次要的，而首要的却是教人顺从人性。
在这种反历史的主流思潮中，希罗多德独树一帜，充分注意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性。他游历四方，了解各地民俗风情，对同一历史事件，广泛吸取立场不同的人的各式各样的解释。自己不作过多的判断，说明他已意识到解释者利益的不同会导致解释的差异。在很多时候，设身处地地思考，进行理想中的公正的判决却很艰难，于是，希罗多德将精力放在描述事件本身，尤其是表现那些无常的事件，让读者自己从中去寻求教益，作好迎接命运变化的准备。
历史学的实用性表现在什么方面，要由历史学家所持有的历史观而定，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实践说明了这一点，古希腊史学起源的目的亦从他们著书的主观倾向中表达出来。仅仅具有价值的学科是不能称为历史学的，历史学的诞生还建立在追求史实真实性的基础上，因此，历史学家还应具备求真意识。
三、求真实意识与史学生存基础
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记载的事实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古希腊历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求真意识，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载，尽量排除各种主观意识于史书之外，努力清除神话对历史著作的干扰。希罗多德在坎道列斯的谈话中加进了一条解释，以表示普遍认同的看法，即：“人们总不会像相信眼睛那样相信耳朵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是古希腊史学家选取史料的一般准则。将亲眼所见的事记载下来困难不大，但当史学家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时，真实的记载史实却颇为困难。希罗多德的做法是有闻必录，将到场者的口述一一笔录，发表自己的看法。修昔底德的做法不同，他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眼看见的人那里听见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修昔底德的“考核”意指一种批判方法，即从多位事件参预者的口述中复原事件。
修昔底德的做法并非没有缺点。他认为仔细考核后将会“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可以“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然则怎样才是“合乎情理”，什么话是那个场合要求演说者说的呢？除了修昔底德自己的标准，再也没有确定的标准了。由此可见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不少的主观意愿，如果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指的是事实的纯粹客观性的话，那么希罗多德著作中的真实性远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记载的各方陈述，尚有可能存在真实的一种，而修昔底德的“独家报道”是否真实完全依赖于他的推断。在此，我们并不准备否定修昔底德的批判方法，而只是想说明用它去剔除口述者的主观性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渗入史学家自己的主观性。
求真的任务是艰巨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颇有体验。他们具备了求真意识，这是在史学起源之时的一大贡献，但是人们仅仅局限于从史学方法方面称赞他们，没有认识到求真意识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远不止如此，它关系到历史学生存的基础。自西方史学起源至今，保卫历史的真实一直是各个时代约束历史学家主观性的戒律，但很少有人理解历史学家为什么要求真。既然史学实践为的是满足生活世界提出的要求，那我们就在生活世界中寻求解答。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说谎者通常在谎言被揭穿后受到人们谴责？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能将我们领入理解求真意识起源的境遇。单个人的活动在进行自我解释无所谓真假，它不受道德的约束。然而，当人们无法单独生存或完成某项任务时，不得不协力相助，谋求共同利益，求真的需要于是显露了。将人们联系起来共同活动的是一根利益的纽带。共同的活动与利益需要产生了交往与分工。马克思认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39页。）正是这种异己的力量要求对交往活动进行真实的解释，否则交往难以维系，利益的纽带也将受损而断。史学家总是代表某个集团之成员，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被该集团认同。在两个有着利益交往的集团中，如果某个集团中的历史学家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对交往活动的真实性进行歪曲，而本集团又接受了这种解释，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集团的交往将陷于危机中。因此，只要两个集团维持正常的交往，其中的任何一位史学家对它们之间的利益交往就必须尽量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于是，两个集团共同活动产生异己力量就制约着他的活动，他们不能为了偏向本集团的利益而置历史的真实于不顾。这种求真意识的产生，并非来自史学家的顿悟，而是起源于日常生活中社会实践的需要。
具备求真意识，历史学才可能诞生，并且，只有保持求真意识，历史学才能真正继续下去。设想如果史学家对史实可以任意歪曲的话，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至少文学就能基本将它替代。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追求史学的实用与历史的真实在意识形态上都已具备，因此历史学诞生了。实用与求真也成为了历史学起源的原初目的，但是，从上面所述已能觉察，这两种意识在具体的著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矛盾。求真意识要求对历史记载和解释的客观性，而实用意识要求对事实解释的主观性，因为只有用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的主观性，解释历史事件之因果，才能实现历史学的功用。求真与实用，在历史学实践中有相悖之处，事实上，这种相悖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那儿就存在着。对史学的实用与历史真实的追求，还将这对原初矛盾带入了现代史学。
四、原初矛盾与现代西方史学
古希腊史学对实用与求真的要求来自生活世界，世界交往分工的扩大，意味着对这种要求只会更加强烈，而不会消失，所以实用和求真仍是现代史学存在的目的和基础。然而，19世纪的历史学由此发展出两个极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如实直书；以特赉契克为代表的一派史学家则偏重史学的实用性，为了让史学为政治服务，他们不惜篡改历史真实。自19世纪至今的历史学发展史，更是在追求纯粹的真实与唯实用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历史。而如何避免这两种极端，这是20世纪史学家深思的问题。
史学家的求真，意指力求真实记载历史事实，实现史学之功用则是通过对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解释，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并没有分清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要求无论是事实记载还是因果解释都应有一种确定的真实，因而矛盾不可避免。那么，唯一调和这一矛盾的方式就是保持单个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在解释各个事实之间的关系时服务于实用的目的，然而，如何在现实中实践这种方式却是困难重重。首先做出这种尝试的是以博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博克尔希望在确定史料的真实后，从中发现史料之间的联系，找到历史规律，实现史学的功用目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如意算盘完全是在同时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刺激下打起来的，它盲目效仿自然科学，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实际。20世纪的科学主义历史学家们继承了它。从亨佩尔的覆盖模型到拉杜里大力宣扬的计量史学，都包含着实证主义的影响。通过规律解释历史，历史的发展似乎就沿着规律前进，这样解释也就满足了实用的需要。
如果说希罗多德在历史著作中求真为的是更好地关注人事，表现出了浓厚的人文主义，那么同样强调求真的现代科学主义历史家却用真代表客观规律，他们在研究中尽量排除人的影响，其成果多注重结构、数据，形成一种无人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从表面上看，似乎人类的未来已由科学主义史学家一览无余地揭示了出来，可是，一旦关心自己日常生活的个人问题：“历史有什么用？”科学主义史学家就无言以对了。倘若历史学家脱离了人们的生活而极力效仿自然科学，那么，对普通人而言，历史学的用处无疑大大地失去了。
本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历史学家注意到了科学主义史学的弊端，开始更倾向于史学的实用目的。卡尔·贝克早已宣称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如今，西方史学的主要流派年鉴学派也不再一味强调结构主义与长时段，他们越来越关心人的自身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关心历史在确定人的处境，作为规划未来的参照系时的独特作用。应该说目前历史学朝向作为人的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主流是合理的，因为他符合历史学要服务于人的那种起源时的实用目的。但有一点我们需要紧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仍应是我们的追求，任何为了实用目的而牺牲史实真实性的做法都难以使历史学继承生存下去。至于如何实现真实性与实用性的结合，新叙事史的兴起已经展现出一丝曙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7期
【原文出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南昌)1998年01期第45～49页
【作者简介】陈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437
| 【内容提要】 | 以往对古希腊史学的研究注重对史学形式与内容的陈述，而很少思考它们产生的原因与环境，即进行解释。事实上，只有对史学实践依赖的日常生活世界有所了解，我们才能迈入理解古希腊史学的大门，而只有明了史学产生的目的与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才能对当代史学的变幻有所领悟。作为西方史学的开创者，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及他们生活的世界，便是我们首先要理解的对象。SS西方史学/日常生活世界/目的论起源/希罗多德/修昔底德 |
一、目的论起源与研究方法
当我们立足当代，拥有现实的视界对历史进行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无法像狄尔泰倡导的那样“移情”以求理解历史事实之真实原因，也不可能如柯林武德所言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力求从史学成果中获取教益，从而规划将来，这是来自现实的要求，而非出于历史本身。历史学家作为主体，应谨记胡塞尔所言：“不去提问，问题不会自己跑出来，不作研究，研究的领域不会自己展示出来；不进行彻底的理解和领会，就不会发现相关联的东西。”（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0，第60页，第20页。）我们希望找到历史与现实相关联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历史的意义才能逐渐被揭示出来，成为现实强有力的参照系。
西方史学源于古希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奠定的史学传统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国内学者对古希腊史学的研究多重视它的记叙体裁、研究领域、史料批判方法及人文主义特征，但因它们基本上是陈述性的，对后世史学的发展缺乏解释能力，这与史学最终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家思想发展的学科。就古希腊史学而论，它研究的范围不应仅限于表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史学家形成了什么思想，更主要的是询问这些思想为什么会产生。要回答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史学理论。因此从某个方面而言，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只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史学活动同样是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一种，因而要理解史学思想的产生离不开我们进行实践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如胡塞尔指出的：“人们（包括自然科学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对这个世界提出他们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在人们理论中所涉及的只能是这个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0，第60页，第20页。）古希腊史学家思想的产生显然不能脱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而空穴来风；这样，在考察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业绩时就不能忽视他们生存的氛围，不仅如此，也应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更留意西方史学的起源，深入古希腊史学中，是因为胡塞尔的方法吸引人们去尝试：“在做出一切决定之前，为了获得彻底的自我理解，显然必须以一种历史和批判的方式作一番历史的回顾，恐怕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有助益的方式了。为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检查一下，什么是一开始就作为哲学和总是作为哲学被寻求的东西，什么是始终一贯地在互相交流的历史过程中，被一切哲学家在一切哲学中所寻求的东西。”（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0，第60页，第20页。）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哲学，亦能被史学史所用。我们试图先限于古希腊史学中做一番这样的工作，看看在史学起源之时什么东西是历史学所寻求的，而且一直被它追求着。作这一尝试时，我们亦要努力避免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所告诫的“起源的迷惑”。因为每一种贯穿历史的目标和基础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都受着日常环境的影响而与起源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布洛赫还强调：“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0页。）
二、实用意识与史学的目的
无论在什么时代，很难想象一个有理智的人在进行一项活动时，对活动本身不抱任何目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著书立说是为了什么？如果《希罗多德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问世意味着西方史学的诞生，那么这二位作者的行为动机便可用来说明西方史学的起源的根本目的了。
希罗多德说：“他（指自己——引者加）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在这段开场白中，倘若认为希罗多德纂史的目的仅仅是要保持人类的功业，那未免简单了些，真实的目的实际上隐含在其内容中。“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是绝不允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下面的一种规定也是值得推荐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等等诸如此类表示作者观点的言语，就是希罗多德希望读者获取的知识。从各地的风土人情中了解异邦文明，从克洛伊索斯诸人的命运中获得启迪，这些对读者的期望正是希罗多德的目的，不可否认，他是讲究实用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著书的实用目的更一目了然：“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修昔底德相信人性永恒，读者能鉴往而知来，因而历史是有用的。
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实践中，只确认西方史学在诞生之初包含着实用目的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两位史学家希望他们的读者获得怎样的教益，因为从分析中，我们能了解各自的历史观及其差异。希罗多德通过克鲁伊索斯等人的事例警示读者：世事无常，最有财富的人并非最幸福，因为财富转眼即逝，时代变化，人的地位、财富、友谊都会随之改变；再者，物极必反。人们应该使自己的心理在命运变幻之时处于一种顺应其变化的准备状态，最好在事物呈现变化的趋势时就积极调整自己的行为，阻止这种趋势的蔓延。这些是希罗多德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他希望读者能认识命运的无常，而作好随机应变的准备。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认识恰恰相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符合某种人性的规律，相信将来仍旧会发生与过去发生的相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支配了事件的发生，而人性是永恒的。在这种历史观下，修昔底德认为读者只要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就能预言将来，人性之不变如同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定了轨道。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不仅明确意识到史学的实用性，还注重历史的因果解释，但他们不明白对因果解释的不同恰恰证明了他们历史观的分野。历史观是史学家发挥史学实用性的依据，因而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在进行因果解释时风格迥异，也就是显示他们实现史学实用性的方法大相径庭。希罗多德很少下断语，说明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会这样表示：“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但是希腊人的说法却不同……”或者他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希罗多德的这种态度表明，作为历史学家（他本人被称为“历史之父”），他对自己的文字是负责的。他认识到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在不能确定时，就将他们都记下来，不强求读者接受某种指定的解释，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想空间，让他们去判断、选择。而在他自己看来，本人的判断也不过是诸多判断中的一种，对读者而言，只有参考价值。从希罗多德的这种风格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读者自由意志的尊重，这更符合于人文主义的精神。修昔底德则不然，他将自己沉浸在一种独断论的氛围中，往往以强势语气进行因果阐释，如：“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作出如此判断，他就不得不将整个著作围绕单一主题进行，这不仅束缚了他自己的思路，也将读者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因而他的著作也只可能描写政治与军事史，史学功用的实施必然限定在政治和军事的范围。
同样力图实现史学的功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观相异导致了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区别，这就令后来研究者不禁自问：他们各自的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探求其本源。
人们普遍认为，古希腊思想的主流是反历史的，这主要表现在哲学和数学中，古希腊将知识的基础建立在永恒不变的东西上。柯林武德说过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那是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意识到社会、人世的变幻莫测，将给人们心理带来一种压力。人们总是追求确定性和永恒，对此，杜威的解释是：“确定性的寻求是寻求可靠的和平，是寻求一个没有危险，没有由动作所产生的恐惧阴影的对象。因为人们所不喜欢的不是不确定性的本身，而是由于不确定使我们有陷入恶果的危险。”（注：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版，第5页。）古希腊人不能理解他们寻求永恒的行为不过是想实现心态的稳定，这是一种逃避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的方式，因此，修昔底德以历史证明人性的永恒正表现出他也是这种反历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追求的人性超脱于时间之外，不会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历史学家完全以反历史的抽象人性为依据解释历史，那么，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学，而是一种道德学，历史学家也只是道德学家，因为他们的史学活动其意不在于揭示事件的历史性，而在于通过主观性极强的因果解释证明人性的不变。修昔底德的人性论历史观经由李维、马基雅维里、伏尔泰传了下来，从某个方面上讲，这也是作为西方史学之正统的原因之一。
修昔底德的著作关注的是人事，于是人们纷纷称赞他的人文主义思想。然而，只要人们明白他宣扬的历史之前提人性，如同一种不可捉摸的永恒事物时，那么，从人性支配的历史发展中，人处于怎样的位置呢？是听天由命，叹息个人的渺小，还是参与历史的创造过程？在修昔底德的演说辞中，可以看到，他旨在宣扬善良、忠诚、正直、仁慈等美德，有引导人性如此发展之意，但作为历史学家，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在他眼中就成了次要的，而首要的却是教人顺从人性。
在这种反历史的主流思潮中，希罗多德独树一帜，充分注意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性。他游历四方，了解各地民俗风情，对同一历史事件，广泛吸取立场不同的人的各式各样的解释。自己不作过多的判断，说明他已意识到解释者利益的不同会导致解释的差异。在很多时候，设身处地地思考，进行理想中的公正的判决却很艰难，于是，希罗多德将精力放在描述事件本身，尤其是表现那些无常的事件，让读者自己从中去寻求教益，作好迎接命运变化的准备。
历史学的实用性表现在什么方面，要由历史学家所持有的历史观而定，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实践说明了这一点，古希腊史学起源的目的亦从他们著书的主观倾向中表达出来。仅仅具有价值的学科是不能称为历史学的，历史学的诞生还建立在追求史实真实性的基础上，因此，历史学家还应具备求真意识。
三、求真实意识与史学生存基础
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记载的事实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古希腊历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求真意识，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载，尽量排除各种主观意识于史书之外，努力清除神话对历史著作的干扰。希罗多德在坎道列斯的谈话中加进了一条解释，以表示普遍认同的看法，即：“人们总不会像相信眼睛那样相信耳朵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是古希腊史学家选取史料的一般准则。将亲眼所见的事记载下来困难不大，但当史学家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时，真实的记载史实却颇为困难。希罗多德的做法是有闻必录，将到场者的口述一一笔录，发表自己的看法。修昔底德的做法不同，他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眼看见的人那里听见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修昔底德的“考核”意指一种批判方法，即从多位事件参预者的口述中复原事件。
修昔底德的做法并非没有缺点。他认为仔细考核后将会“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可以“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然则怎样才是“合乎情理”，什么话是那个场合要求演说者说的呢？除了修昔底德自己的标准，再也没有确定的标准了。由此可见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不少的主观意愿，如果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指的是事实的纯粹客观性的话，那么希罗多德著作中的真实性远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记载的各方陈述，尚有可能存在真实的一种，而修昔底德的“独家报道”是否真实完全依赖于他的推断。在此，我们并不准备否定修昔底德的批判方法，而只是想说明用它去剔除口述者的主观性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渗入史学家自己的主观性。
求真的任务是艰巨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颇有体验。他们具备了求真意识，这是在史学起源之时的一大贡献，但是人们仅仅局限于从史学方法方面称赞他们，没有认识到求真意识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远不止如此，它关系到历史学生存的基础。自西方史学起源至今，保卫历史的真实一直是各个时代约束历史学家主观性的戒律，但很少有人理解历史学家为什么要求真。既然史学实践为的是满足生活世界提出的要求，那我们就在生活世界中寻求解答。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说谎者通常在谎言被揭穿后受到人们谴责？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能将我们领入理解求真意识起源的境遇。单个人的活动在进行自我解释无所谓真假，它不受道德的约束。然而，当人们无法单独生存或完成某项任务时，不得不协力相助，谋求共同利益，求真的需要于是显露了。将人们联系起来共同活动的是一根利益的纽带。共同的活动与利益需要产生了交往与分工。马克思认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39页。）正是这种异己的力量要求对交往活动进行真实的解释，否则交往难以维系，利益的纽带也将受损而断。史学家总是代表某个集团之成员，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被该集团认同。在两个有着利益交往的集团中，如果某个集团中的历史学家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对交往活动的真实性进行歪曲，而本集团又接受了这种解释，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集团的交往将陷于危机中。因此，只要两个集团维持正常的交往，其中的任何一位史学家对它们之间的利益交往就必须尽量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于是，两个集团共同活动产生异己力量就制约着他的活动，他们不能为了偏向本集团的利益而置历史的真实于不顾。这种求真意识的产生，并非来自史学家的顿悟，而是起源于日常生活中社会实践的需要。
具备求真意识，历史学才可能诞生，并且，只有保持求真意识，历史学才能真正继续下去。设想如果史学家对史实可以任意歪曲的话，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至少文学就能基本将它替代。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追求史学的实用与历史的真实在意识形态上都已具备，因此历史学诞生了。实用与求真也成为了历史学起源的原初目的，但是，从上面所述已能觉察，这两种意识在具体的著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矛盾。求真意识要求对历史记载和解释的客观性，而实用意识要求对事实解释的主观性，因为只有用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的主观性，解释历史事件之因果，才能实现历史学的功用。求真与实用，在历史学实践中有相悖之处，事实上，这种相悖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那儿就存在着。对史学的实用与历史真实的追求，还将这对原初矛盾带入了现代史学。
四、原初矛盾与现代西方史学
古希腊史学对实用与求真的要求来自生活世界，世界交往分工的扩大，意味着对这种要求只会更加强烈，而不会消失，所以实用和求真仍是现代史学存在的目的和基础。然而，19世纪的历史学由此发展出两个极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如实直书；以特赉契克为代表的一派史学家则偏重史学的实用性，为了让史学为政治服务，他们不惜篡改历史真实。自19世纪至今的历史学发展史，更是在追求纯粹的真实与唯实用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历史。而如何避免这两种极端，这是20世纪史学家深思的问题。
史学家的求真，意指力求真实记载历史事实，实现史学之功用则是通过对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解释，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并没有分清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要求无论是事实记载还是因果解释都应有一种确定的真实，因而矛盾不可避免。那么，唯一调和这一矛盾的方式就是保持单个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在解释各个事实之间的关系时服务于实用的目的，然而，如何在现实中实践这种方式却是困难重重。首先做出这种尝试的是以博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博克尔希望在确定史料的真实后，从中发现史料之间的联系，找到历史规律，实现史学的功用目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如意算盘完全是在同时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刺激下打起来的，它盲目效仿自然科学，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实际。20世纪的科学主义历史学家们继承了它。从亨佩尔的覆盖模型到拉杜里大力宣扬的计量史学，都包含着实证主义的影响。通过规律解释历史，历史的发展似乎就沿着规律前进，这样解释也就满足了实用的需要。
如果说希罗多德在历史著作中求真为的是更好地关注人事，表现出了浓厚的人文主义，那么同样强调求真的现代科学主义历史家却用真代表客观规律，他们在研究中尽量排除人的影响，其成果多注重结构、数据，形成一种无人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从表面上看，似乎人类的未来已由科学主义史学家一览无余地揭示了出来，可是，一旦关心自己日常生活的个人问题：“历史有什么用？”科学主义史学家就无言以对了。倘若历史学家脱离了人们的生活而极力效仿自然科学，那么，对普通人而言，历史学的用处无疑大大地失去了。
本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历史学家注意到了科学主义史学的弊端，开始更倾向于史学的实用目的。卡尔·贝克早已宣称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如今，西方史学的主要流派年鉴学派也不再一味强调结构主义与长时段，他们越来越关心人的自身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关心历史在确定人的处境，作为规划未来的参照系时的独特作用。应该说目前历史学朝向作为人的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主流是合理的，因为他符合历史学要服务于人的那种起源时的实用目的。但有一点我们需要紧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仍应是我们的追求，任何为了实用目的而牺牲史实真实性的做法都难以使历史学继承生存下去。至于如何实现真实性与实用性的结合，新叙事史的兴起已经展现出一丝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