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洪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华文化论坛》(成都)1999年04期第25～31页
【作者简介】顾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　邮政编码：100732

    顾颉刚先生于1939年9月底赴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 1941年6月离开成都，赴重庆工作。在成都近两年时间里， 工作之余游览了郫县的望帝丛帝陵、温江的鱼凫城、双流的蚕丛祠和瞿上乡，并留意当地文献，很想对古蜀国的传说作一番整理。一经下手，便感到弄清古蜀国与中原的关系是关键的问题。先后写出《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秦汉时代的四川》、《〈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等文。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以上三篇集合成册出版，书名为《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收入《巴蜀史研究丛书》。
    先生本着求真的治史态度，批判前人求美的原则，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对有关四川的古史材料——爬梳，审查它们的真实性及推理的合理性。可以说，这是“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四川古史的一次具体应用。此文原刊于1941年《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期。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是将严可均所辑《全汉文》中扬雄的《蜀王本纪》，与常璩的《华阳国志》合读，比较两书记录古蜀故事的异同，说明前人整理史料的思想与方法的区别。此文作于1944年，刊于1946年《中国史学》第1期。
    《秦汉时代的四川》，是1942年应华西大学边疆研究会之邀作的讲演稿。文章根据《史记》、《左传》、《国策》等书记载，用通俗的语言把公元前5世纪至汉代蜀国与中原的关系做了系统的叙述。
    　　（一）
    照从前人的见解，从开天辟地到秦灭巴蜀，巴蜀与中原就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纬书《春秋命历序》、《洛书》说中国最古的帝王——三皇之一的人皇“出谷口，分九州为九囿”，《华阳国志》据此说“梁岷之域是其一囿”，是则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命历序》将开辟至获麟分为十纪，第七纪为循蜚纪，宋罗泌的《路史》说这一纪从钜灵代开始，“或云治蜀，盖以其迹躔焉”。号为蜀山氏的蚕丛、柏濩、鱼凫，《路史》引《丹壶书》在“因提之纪”，依照《命历序》的次序，因提为第八个纪，他们尚在有巢和燧人的前面。《路史》列太昊、女娲和炎帝在禅通纪，是十纪中的第九纪。罗泌把他们指实了地点：太昊伏戏氏生在“阆中俞水之地”，即今嘉陵江；伏戏女娲常游峨眉；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而生神农，即神农在梁州受胎。神农的子孙也建国在四川。在《海内经》中，祝融是炎帝的玄孙，“降处于江水”，罗泌说江水在朱提，即今四川宜宾县。《命历序》放在最后一纪的人物，从黄帝起。据《五帝本纪》，他没到过四川，褚少孙补《三代世表》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蜀王本来是“作于蜀”的，这样一来就变为作于中原而迁于蜀了。颛顼是黄帝之孙，《吕览》、《山海经》、《水经注》等许多古籍都记载他生于若水，《大戴礼记·帝系》说明因为他的父亲昌意被贬到若水，娶了蜀山氏女，他才生在那里。若水在哪里？《水经》所说即金沙江，《清一统志》取《汉书·地理志》说，即雅砻江。蜀山，《太平寰宇记》说在茂州，即今茂县。黄帝另一个儿子青阳，《帝系》说被贬到泜水，《荣县志》说泜水即湔水，今沱江。这样，昌意一支在原西康，青阳一支在四川，黄帝的版图何等辽阔！帝喾是青阳的孙子，照理也该生在泜水，他继颛顼为天子。即位后，常璩说他“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这些侯伯是谁？唐杜佑《通典》作了说明：“长曰蚕丛，次曰柏雍，次曰鱼凫”。这和罗泌据纬书对蜀山氏安排的时间差得太远了。
    五帝之后即是夏禹，他也生在四川。《史记》说“禹兴于西羌”。扬雄《蜀王本纪》说他“生于石纽”。后汉赵晔作《吴越春秋》谓“石纽在蜀古川”，宋徐天祐注指明在“茂州石泉县”，《帝王世纪》等书中有同样的记载。唐宋的茂州，即今茂县，与汶川县接界，那里近代还是羌人的居地，于是“禹兴于西羌”成为不争的事实。蜀山氏居茂县，禹又生于茂县，他和蜀山氏竟是同乡！据《尚书·皋陶谟》记，禹“娶于涂山”，常璩称“今江州涂山是也”，汉晋的江州县即今重庆市渝北区，涂山在今重庆市区的对岸。《水经注》也记“江之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这样看来，禹是生于蜀而娶于巴的。《六经》中直接记圣道王功的是《尚书》，有绝对尊严的地位，其中《禹贡》篇记的是禹分州定贡的大事业，所以说禹分九州是毫无疑义的了。篇中把秦岭以南定为梁州，说“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又“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甘肃、四川间的岷山，汉中的嶓冢山，雅安的蔡山蒙山，都给禹收拾过，可以种植五谷、安定人民。汉中的东汉水（漾），甘肃的西汉水，流到四川的嘉陵江（潜），川西坝子的沱江，以及长江，都给禹疏导过，可供灌溉与行船了。就这几件事看，四川全省和周围的名山大川，禹都整治过，功劳甚伟。《华阳国志》还说他治水后，“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治水成功，大会诸侯，巴蜀作为梁州的侯国参加了大会，所以巴蜀与夏王朝的关系实在不寻常。桀是夏代最末一王，《竹书纪年》说“后桀伐岷山”，可见他曾对蜀国用兵。
    商代四川和中原的关系怎样？在《论语·述而篇》中被孔子拿来比较的“老彭”，历来注疏家都以为是商大夫，他的籍贯被常璩毅然断定在四川，说“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古代史官是有学问的人，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古书中提到蜀和商发生关系的，似乎只有《华阳国志》这一句话。近代由于甲骨文的出土，从中发现了“蜀”字，讲商和蜀关系的多了起来。陈梦家《商代地理小记》说卜辞中的蜀，即是武王伐纣所率的蜀，但没太大的把握，说它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将卜辞“方”断为邛方，略当四川邛州市，据此进一步断定卜辞中的蜀即巴蜀的蜀。
    在卜辞中蜀是商的敌国，因而就容易做周的与国或属国。《尚书·牧誓篇》记载协同武王伐纣的庸、蜀等八国，都是西土之人，故历来注疏家都将它们定在四川和江汉之南。光绪四年《彭县志》根据《汉志》临邛有“濮千水”，即《华阳国志》所记的“布濮水”，把八国中的“濮”定在邛州，与蜀相距二三百里；“微”通眉，清代的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卢”，泸水戎，清代的马湖，今四川雷波县；“彭”在清代彭县。恨不能除庸以外的七国全在成都附近一千里之内。周武王和蜀国还有别的关系。《逸周书·世俘篇》有“伐蜀”的记载，可知武王不但带蜀兵伐商，而且克商后就派兵去伐蜀。武王克商不但得着川西七国和汉南一国（庸）的助力，而且川东的巴国据《华阳国志》说也踊跃从征，“歌舞以凌”。克商后，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周王的宗室做了巴人的君主。
    到春秋时，巴国东邻楚国，《华阳国志》记巴国向东向北四次举兵，胜了三次，知其兵力不弱。它是楚的与国，又是敌国。但这一时期蜀的史事反而少见。常璩认为这是由于蜀的北面给秦挡着，东边被巴扼住，以致不得出来，既不参加盟会，所以不见于《春秋》，这当是实情。他还认为在“周失纲纪”的春秋时代，“蜀先称王”，蚕丛、柏濩、鱼凫都是春秋时的蜀王，直到“七国称王，杜宇称帝”，这时始入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勘定虽和杜佑、罗泌们不同，然而更近情理。在《春秋》经传中，不是绝对没有蜀的记载，成公二年就有会蜀和盟蜀两事。鲁定公四年，吴王阖庐打败楚师，占据郢都。《吕览·简选篇》记此事，说阖庐“西伐至于巴蜀”。春秋末，在晋国六卿的政治斗争中，周敬王杀大夫苌弘，此事见于《左传·哀公三年》。《庄子·外物篇》进一步说“苌弘死于蜀”，明人杨慎则具体描述其“刳肠而死，蜀人以匮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明一统志》更断定“周苌弘，资中人”。孔子的弟子商瞿，是传受孔子的《易》学的，杨慎说他即“商瞿上”，为蜀人。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的开头即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说明由于交通的困难，以致蜀和中原没有来往，古蜀的历史也只有蚕丛等传说而无法讲清了。但我们从顾先生在古代文献中所寻出有关巴蜀的记载来看，历代人士为秦汉大一统思想束缚，以为古代情形和后来一样，不肯说出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是独立发展的，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起来，处处勉强拍合。一班修史的人难以考核，把这些假史料编进许多史书里。彼此纠缠，把人们弄糊涂了，古蜀国的真相再也看不清了。因此顾先生断然地说：必须先做一番彻底的破坏，才有合理的建设，整理蜀国的史事方可拨开云雾而见青天。
    　　（二）
    对于前人积了长时期、费了大力气“立”起来的四川古史传说系统，顾先生从材料是否真实、推论是否合理两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记载人皇、钜灵等神话人物的谶纬诸书，始创于西汉末年而极盛于东汉之初，它们必然没有决定太古史事的资格。至于为何说钜灵“迹多在蜀”？大约蜀中是道教发源地，道士喜欢装点，在经论中写下许多他治蜀的故事。因此罗泌也怀疑，说“岂别有一钜灵耶”？蚕丛、鱼凫等蜀王的年代本不可知，《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上溯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已够长了，罗泌为什么又把他们排到80万年之远？他只因《丹壶书》中已把蜀山氏列在因提纪了，若不遵照这个系统，十纪的编排就很困难。然而蜀山氏只空有一名氏，毫无事实可举，而有事可举的蜀王又只有蚕丛一班人，因此就把两方拼合在一块，蚕丛们就该在因提纪了。常璩杜佑们为何要把蚕丛们的年代移到帝喾之后，甚至移到周失纲纪时？只因若把蚕丛们放得太前，显见蜀中受中原文化的陶冶太浅，而五帝三王也不易和蜀中发生关系。现在把他们的年代移后，上面空着一大段就尽是五帝三王活动的空间了。罗泌在常、杜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系统，于是就批评他们是“误”。可见为了顾全十纪的编排，蚕丛们便须拉到极远，为了顾全和中原的关系，蚕丛们又须拉到极近。《华阳国志》记开明帝始立宗庙，“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古代蜀帝以五色为庙号，这个五色帝和中原神话中的五色帝是怎样的关系？或中原的五色帝传到蜀国发生影响，或是相反，都不可知。须知古代知识阶级讲历史正同现代妇孺讲故事一样最易牵缠混搅。所以炎黄诸帝的故事如在四川生根发芽，可能竟是开明帝故事的遗留。褚少孙说蜀王是黄帝后世，如果不是开明帝的讹传，大概取法于司马迁说胡越都是禹的后裔。这是由于时代的需要而造出的人种一元论说法。
    颛顼和若水蜀山的关系很重要，顾先生虽不信其为真史实，却信为真传说。按古人对南方的知识颇少，而西方则较明白，看《山海经》、《禹贡》可知，大约是古代商路多往西的缘故。汉以前康藏间的商路已开展，又秦霸西戎，甘青间的山水便为人注意，《山海经》中多处记载昆仑山是河水、黑水、青水、弱水等河的发源地应是有根据的。所以若水、黑水等名称便被人们记住。颛顼是古人的一个偶像，于是随处被拉：西方的人说他生在若水；东方的人说他生在东海之外（见《大荒东经》）；南方的人说他生在南海之外（《大荒南经》）；北方的人说他生在西北海外（《大荒北经》）。所以从颛顼生于若水的记载里，至多只能知道当时人对于四川西部已有了一些认识，或那里的人对中原的偶像已想作拉拢，象近代云南的摆夷崇拜诸葛亮而已。《荣县志》举出许多青阳的古迹，并说“世有青阳族居，今裔犹繁”。清人张澍的《蜀典》曾举出许多姓青阳的人，可知青阳一姓确为蜀中望族。猜测其来历，青阳、昌意诸名恐都先由蜀中发生，后人替他们上边拉拢黄帝，下边拉拢颛顼，再附合了江、泜、若诸水名，传到中原，写上《山海经》，再写上《帝系》时它就成了古代的信史。之所以如此拉拢，大概因楚国出于颛顼和祝融，春秋时楚、巴交通较密，把楚祖传了进去，而巴为姬姓，相传黄帝也姓姬，就这样联合起来。但楚为芈姓是确定的，于是造出“黄帝之子同生而异姓”的话来（《晋语》），难题就解决了。
    禹的问题也是一个真传说而非真史实。禹是古代治理洪水为迫切需要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传说人物。战国时开发水利有发达的技术，整治水道有详密的计划，因此禹的偶像自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蜀中水利工程完备，是几千年来逐渐完成的大工程，这个工程在何时开头，禹的传说就会在那时到达四川，并发扬光大。《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青衣水本是只经羌地的，自从战国水利工程技术入了蜀，导它入江，从此它就通了中国。魏国史官把它记载下来，可见这事震动了中原，当然也震动了蜀国和羌人。这一件事或许竟是禹的偶像传入蜀羌的主要原因。另外，《水经注》中有蜀王开明凿沱江的记载，由玉垒凿起，直到泸县入长江，行了1500里，比导青衣水还长，这个起点离禹所出生的石纽很近，更有激起这传说的可能。一班人心理总是贱近而贵远：开明是蜀王，地点和时代相去都太近，说起大禹其神秘性就非常浓厚，容易受到人们崇拜。所以禹生石纽的故事不是无因而至的，它正是疏导蜀水的大工程的反映。至于禹娶涂山之说，东汉人作《越绝书》，说涂山在浙江会稽；《水经注》否认了常璩等人说法，以为在寿春当涂，即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就禹的整个故事看，古籍中记“有崇伯鲧”、“崇禹生开”，崇即嵩，即河南嵩山。夏后启之母即涂山女，她生启在嵩山，证明嵩山区域是禹传说的大本营。据《左传》“四岳、三涂、阳城、大室”的记载，涂山应是三涂的简称，在熊耳山的东角。会稽、当涂和江州的禹娶涂山的古迹，都是秦汉以后人装点出来的。至于《禹贡》一篇，本是春秋末年以来，疆域迅速开拓、水利日渐发达的背景下，迁就了旧有的九州观念，到战国时形成的。其中梁州是古代巴蜀等国的土地。巴通于楚，春秋时已有记载；蜀通于秦，史书上最早的记载是秦厉共公二年（前475 ）“蜀人来赂”（见《秦本纪》等），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两事相距近二百年。 这其间的交往中，秦人对巴蜀的山川、种族、物产逐渐了解，很容易写到《禹贡》中。秦灭巴蜀后，大量移民前往，知道那里的情形更清楚了。雍州是秦的本土，梁州是秦在秦岭以南新开拓的土地，因而《禹贡》之作就在秦灭巴蜀前后，这和禹并不相干。蜀中水利，是瑕阳人、开明帝、李冰、文翁一班人开发的，和禹亦不相干。
    桀伐岷山，当是《左传》“桀克有缗”的误文，《左传》和《竹书纪年》所记是同一事。缗岷两字有一字讹变的可能。《汉书·地理志》的山阳郡有“东缗”，颜注缗“音旻”。汉东缗县在今山东金乡县，故桀伐岷山者并非西征而是东讨。又《天问》有“桀伐蒙山”，蒙与缗、岷同纽通假。蒙山何在，注家未言。按《禹贡》有“蒙羽其艺”、《鲁颂》有“奄有龟蒙”、《论语》有“东蒙主”，都指山东蒙阳县的蒙山。因此不管是金乡或是蒙阴，都在山东而不在四川。
    老彭为蜀人，仅是常璩的话。他把老彭与彭祖混为一谈。且彭祖的古迹在江苏徐州的远较蜀中的多，实在是抢不去的。
    甲骨文中的蜀，不必是四川的蜀，甲骨文专家已有说法，应是商朝直接管辖的地方。不必为了一个“工”字就确定“方”为“邛方”，因而定蜀为巴蜀之蜀，且从工的地名并非单有这“邛”字。
    至于《牧誓》八国，顾先生从整体上作了一番考察。根据《左传》和杜预注，庸、卢、彭、濮都在今湖北省西北角，楚国郢都之北，和河南陕西近，和四川云南远。而羌的大本营在今甘肃南部，从《后汉书·西羌传》可知。蜀的北境本达汉中，所以《蜀王本纪》记蜀王“东猎褒谷，见秦惠王”。髳，钱穆《古三苗疆域考》说即三苗，其疆域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微，《尚书·立政》记周公立政建官，先提到“夷、微、卢、烝”等，可见这个部族和周朝比较接近；《公羊》、《左传》又有“筑微（郿）”的记载，即陕西的郿县。这是褒斜道的北门，和汉中的蜀恰恰可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若以秦岭和汉水为界，庸、卢、彭、濮、蜀都在汉水流域，是南方的夷；羌、微、髳在渭水和河水流域，是北方的夷。周的势力在太王时已向江汉流域发展，这八种夷人大半住在那里，服属于周，所以武王可以领他们出征，断然与岷江或金沙江流域的人无关。至于《世俘》中新荒所伐蜀，应和卜辞中的蜀为一地，是商的都邑或属国，所以克商后一个月就遣将征伐它。再看出兵和得胜班师的日子来往仅六天，怎能远到四川去？武王伐纣带去的巴国之师以歌舞胜敌故事的由来，常璩自己在《巴志》中已说明了：原来汉高祖打天下时，他的部队中有賨民，“陷阵锐气善舞”。胜利后高祖夸他们，说他们唱的是“武王伐纣之歌”，显见得自己带的是王者之师；再把他们的舞蹈保存在乐府。反映到古史上，就真成了巴人助周伐商了。
    巴为姬姓，但未必如常璩所说为周武王所封。试看骊戎、鲜虞都姓姬，本身却是戎狄，正如申、吕、齐、许为华夏的姜姓而姜戎、莱夷却是夷狄的姜姓一样。本来华夏和夷狄并非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差异。姬姜二姓关系最密切，姜即羌，姬姓大概本是羌族的一部分，后来自由发展，太王兴于岐周，武王做了天子，随他们的部族就成了华夏。那些不在这范围里的，没有受周天子的封建，也没有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仍是夷狄，但姓则是一样的姬。巴君到底是那一类姬姓，是不能随便断定的。
    鲁宣公末年，鲁、卫联晋抗齐，大败齐兵。齐的与国楚便联合郑、蔡、许诸国去侵伐鲁卫。鲁卫不敌楚，只得与楚讲合，这是“会蜀”的由来，这个蜀应在山东而非四川。《吕览》说吴王阖庐胜楚后，西伐至巴蜀，此事在《左》、《国》、《史记》等文献中均无记载，不足为据。周人杀苌弘于蜀的事，《吕览·必己篇》也有记载，开头一段完全抄自《庄子·外物》，一字不差，单单“苌弘死”这句却无“于蜀”二字。我们现在见到的《庄子》是晋郭象注本，而《吕览》作者所见乃战国本，说明这二字是后人妄加的。商瞿，《史记》说明是“鲁人”，杨慎只因为“瞿”字和瞿上的地名相同，说他是蜀人，然其所据《世本》和《文翁石室图》等未曾有“商瞿上”之文。
    由此可见，甲骨文中的蜀，其地在商王畿内。《逸周书》中的蜀，大约与甲文的蜀是同一地方。《春秋经》中的蜀，是鲁国都邑，在今山东泰安附近。《牧誓》中的蜀，固然与蜀国有关，但秦岭之南即是蜀境，依旧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非岷江流域的蜀人。《禹贡》梁州固然指的是四川的大部，但这是秦灭蜀巴前后所作，不足以说明这以前四川和中原发生过怎样的关系。综合以上辨驳，顾先生认为，那些古代巴蜀史事的记载可信的实在太有限。最害事的是常璩根据谶纬以叙述巴蜀古史，罗泌根据谶纬和道教经典以建立全部古史。杨慎的有意作伪，这种态度最要不得。其次拾着汉高祖一句话就说巴师从武王伐纣，看了秦有巴蜀就把功业套在阖庐头上，古帝王个个拉到，微、卢八国也个个拉来，听到涂山就算禹娶，看到蜀字就说西川，虽由无意的错误，或出于虚荣心，也误事不少。其真有传说背景的，如青阳降居江水、颛顼生于若水、禹生于石纽，实亦无几，其起源亦迟。至于真的历史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与楚有国际关系两点而已。由此顾先生的结论是：“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
    　　（三）
    顾先生以扬雄《蜀王本纪》与常璩《华阳国志》合读，知常书虽多沿袭扬氏，而扦格抵牾之处仍不少。如《本纪》说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国志》无此事，乃模仿史迁删旧史之不雅驯者。又《本纪》说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国志》则变其文：“杜宇为王，教民务农。……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保存其原有人名、地名及两性关系，而一洗“天堕”、“井出”等神话色彩的文字。诸如此类，共举出22事。对比之下，深感因扬氏生于汉代，其时离蜀国之亡不过三百年，民间传说犹存，故多摭取里巷之谈以成书。其中许多不经之言，都可视作蜀地真实的神话、传说。常氏生于晋代，离扬氏又过三百年，文籍大备，理智日高，鄙视俚俗不经之谈而尽量去之。常氏书雅驯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笔录，乃文人学士就神话传说之素地加以渲染粉饰者。他作地方史的原则不外二条：其一秉“民无二王”之训，将蜀之称帝、称王者尽归之于“周之叔世”；其二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训，将蜀中神话故事尽予删改，这足证常氏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但扬雄为前代文豪，常氏不敢明白反对，于是就把一些不合于理性的故事推诿于滑稽之流的信口编造，扬雄之书或经其窜乱。表明常氏全不认识神话传说的本来面目。可惜在这种心理之下毁弃了多少宝贵的古人遗产。当然还有删改不尽的留在了常氏书中，如“蚕丛纵目”、“鱼凫得仙”、“五丁能移山”、“山精化女子”、“山分为五岭”等。
    顾先生试图以两书为个案，从中悟出昔人整理史料的方法。他说：扬氏为古典学家，偏能采取口说；常氏为地方掌故专家，竟忍摒弃地方资料。这是由于他们处在不同时代使然，既用不着奇怪，亦无可责求。
    顾先生的这些结论如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考古学在这期间有了长足进展。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为代表的考古发现，将蜀文化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一方面有更多的实物证明巴蜀文化较之中原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异质文化；另一方面证明它与中原发生关系比过去想象的早。如何深入研究它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就需要把实物与古代文献很好地结合。因此顾先生对文献的历史主义批判接受的态度仍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