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评伯里克利的历史作用
宋慧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1998年02期第53～57页
【作者简介】宋慧娟 长春师范学院讲师 长春市 130032
【关 键 词】伯里克利/雅典/民主政治/提洛同盟
古典时代的希腊被认为是希腊文明发展的高峰，它在诸多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人赞叹不已，然而，这种文明只持续半个多世纪，就被几乎殃及到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消耗殆尽。究其原因，既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一面，也与这个时代的领袖人物伯里克利所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年——前429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民主政治领袖，他毕生致力于雅典的民主和扩张，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要把雅典变成全希腊的学校。他曾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1〕这句话既是对他以往政绩的总结， 也是他将继续为之奋斗的目标。伯里克利所讲的“学校”，不只含有教育意义，而且具有将雅典雄居于希腊各邦之上的引伸含义。围绕这一理想，伯里克利展开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攻势。
一、在雅典极力扩大民主政治的影响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奴隶主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后受业于名师达芒和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门下，在文学、历史、哲学、军事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有胆有识，舌辩滔滔，积累了政治领袖的良好素质。但真正引导他成为民主政治领袖的还是雅典的社会现实。
伯里克利成长的时代，正是雅典民主政治日臻成熟的时代。雅典国家形成后，氏族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绝对优势，为此，平民和贵族之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由梭伦开创的民主政治先河，经庇希特拉图的继承和发展，由克里斯提尼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最终完成。然而，民主运动并没有就此结束，氏族贵族的政治势力虽然受到重创，但经济实力依然十分强大，而且在希波战争后期，由于贵族派代表人物客蒙战功卓著，贵族政治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因此，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任务还很艰巨。
那么，贵族出身的伯里克利何以能站在平民大众一边呢？有人说他的经济利益与民主运动的骨干——工商业者紧密相关，他在农村的田庄和城里的作坊都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笔者认为，这种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未免过于狭隘。作为一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绝不可能仅从一己私利出发去选择政治道路，而是能够站在整个民族未来发展命运的高度去把握大局，了解人心的向背，洞察社会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堪当国家重任。伯里克利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领袖。他总结雅典民主运动的伟大成就，分析人民群众强烈的民主呼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毅然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为了消除平民对他出身的偏见，他更加积极努力地表现自我，同客蒙、修昔底德等贵族派代表人物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大胆揭露客蒙坐失良机，没有乘胜进攻拜占廷。虽然败诉，却从此赢得了平民大众的支持和信任。由于雅典和斯巴达素有嫌隙，客蒙的亲斯巴达政策再次被伯里克利抓住机会，向陪审法庭提出起诉，并大获成功。按照法律，客蒙被流放海外十年。这期间，伯里克利还推动公民大会剥夺了贵族会议的诸多权力，贵族会议所保留的司法权仅以宗教纠纷（包括杀人罪）为限。从此，雅典城邦的一切大权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公民陪审法庭和十将军委员会等民主机构。公元前461 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遭到暗杀，伯里克利立即成为民主派的领袖人物。为了彻底清除贵族势力的干扰，伯里克利又通过公民大会放逐了修昔底德。从此，雅典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形势。
伯里克利活跃在雅典政坛整整40年（公元前469年——前429年），其中有15年（公元前443年——前429年）连选连任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不需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伯里克利的突出贡献在于使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从理论到实践更加完备、更加具体、更为实际。处处体现了“主权在民”这一民主制度的精髓。
到伯里克利当政为止，雅典民主改革已进行了一百多年，但是，无论哪一位改革家都没能对民主制度的性质、内容、意义等问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总结，至少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献。是伯里克利首次揭示了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与认识。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2〕“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 但是在公家事物中，我们遵守法律”。〔3〕“这些论断的核心内容， 就是“主权在民”。每一位公民在政治与法律面前，不分高低贵贱，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既要行使政治权利，又要担负起法律责任。伯里克利之所以能提出“主权在民”的政治理论，是基于他对人性、人的价值的充分重视。他曾在一次葬礼上谈到：“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4〕由于伯里克利把人看得高于一切， 强调人的存在意义，他才能在国家各项制度中，体现出对公民独立人格的尊重，并尽可能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作用。
在实践方面，伯里克利再次重申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多数的决定，“是最后的截断，具有最高的权威”。〔5 〕国家所有公职除十将军委员会外，均由抽签选举产生。为了让贫苦公民能真正参与国家管理，伯里克利下令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津贴制”。打破了以往义务服务于国家的制度，使贫苦公民减少了参政的后顾之忧。为了适应“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雅典民主制度的特点，必须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养。为此伯里克利不惜重金，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教育活动。他向公民颁发“观剧津贴”，鼓励公民观赏戏剧，并号召作家大力创作，多出精品，设置优秀剧目奖。在伯里克利的努力下，雅典戏剧繁花似锦，英雄题材、爱国题材、伦理道德题材以及针砭时弊的讽刺喜剧应有尽有。通过观剧，加强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伯里克利还主持兴建大规模的文化娱乐设施。如帕特浓神庙、雅典卫城正门、音乐厅、剧场等，每一项建筑都装饰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它们既是宏伟的建筑物，又是精湛的艺术品。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记载了城邦的光荣，体现着国家的富强，每一项建筑都能激发起公民的爱国情怀。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文化呈高度发展势头，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自然科学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他城邦的文人学者也多荟萃于此，“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6 〕他们得力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又为这个制度增色添彩。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伯里克利由于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所讲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对奴隶的任何仁慈与宽容，只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实行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但是，伯里克利为希腊的文明与进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及由此而产生的深远影响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他所倡导的民主理论与深入实践，在古希腊众城邦中的确起到了“为人师表”的作用，雅典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当时人类最优秀的制度。伯里克利对人性的理解与认识是希腊文化的核心，是文艺复兴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了使雅典四万公民都有资本投入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之中，伯里克利不仅着手国内经济建设，继续保持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领先地位，而且十分重视从同盟中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希波战争后期，为了继续肃清波斯的海上势力，雅典迅速组织起一个强大的“海上同盟”，加盟者都是与海上利益休戚相关的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的诸多城邦。这个同盟因金库设在提洛岛，亦称“提洛同盟”。加盟各邦虽然原则上地位平等，但从同盟建立之日起，就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因为雅典拥有舰队的数量“超过所有盟邦舰队的总和。海军的优势决定雅典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它管理同盟的金库，统帅同盟的海军，它在同盟会议上的发言具有最后裁决的效力〔7〕”。 由此可见，雅典在同盟国中是十足的霸主。伯里克利继承和发展了雅典政府对提洛同盟的一贯政策：经济占有、政治专制、军事高压，给雅典城邦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第一，雅典垄断同盟贡金的使用权。伯里克利把200 多个盟邦分成五个纳贡区，每隔四年调整一次贡金数额。贡金最多时， 一年可达600塔兰特，占雅典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笔资金除发展庞大的海军舰队外，雅典的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从政津贴都可从中任意挪用。公元前454年，雅典在安全的借口下，把同盟金库移到雅典。 更便利了雅典人对贡金的管理和使用。伯里克利的政敌曾揭露道：“希腊真是受了奇耻大辱，她显然正遭到暴君的独裁统治。她眼见自己迫不得已献出军费，竟被用来把我们的城市粉饰得金碧辉煌，活像一个摆阔气的女人似的，浑身带满贵重的宝石、雕像和价值累万的庙宇”。〔8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雅典对盟邦经济掠夺的事实。
第二，向盟邦殖民是伯里克利的又一项重要举措。雅典城邦尽管历经多次重大民主改革，调整了自由民内部两极分化的尖锐对立，但贫者与富者的差距依然比较明显，贫者或是城里失业人民，或是乡间少地农民，他们对国家现状存有微辞，构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地位，是雅典城邦达到安定团结、积极向上的关键所在。伯里克利除了在雅典城中大兴土木，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外，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他们大批移殖到盟邦的土地上。伯里克利曾“派一千名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五百名前往那克索斯、二百五十名前往安德洛斯、一千名前往色雷斯……”〔9〕在盟邦，雅典移民丝毫没有客居他乡之感， 而是以代表雅典政府的面目出现，理所当然地使用当地最好的土地，占据当地最好的城市，享有当地最好的待遇。在雅典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在殖民地可以尽情地补偿。因此，他们对雅典国家及伯里克利本人除了感激热爱之外，毫无怨言。在谈到殖民的作用时，伯里克利明确表示，殖民能够“清除城市的懒惰和不安情绪，并在同时缓和了人民中间没有财产阶层的状况……并使在监视下的同盟者不想脱离之事”〔10〕。从解决经济问题入手的殖民政策，不仅解决了众多的人口对城邦的压力，而且也加强了雅典内部的团结统一，加强了对同盟国的监督管理。
第三，雅典对同盟国的经济占有是以武力作保障的。加盟各邦稍有不满，立即会遭到雅典的军事制裁。公元前446年，优卑亚人叛乱， 伯里克利亲率大军前往镇压，赶走了那里的原有居民，让雅典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不久，麦加拉人又叛变投靠斯巴达，伯里克利再度前往兴师问罪，但由于斯巴达已先期到达麦加拉，伯里克利未能如愿以偿。“前440年，雅典最主要的盟邦萨摩斯岛发生叛乱， 尽管伯里克利打败叛军，但战斗旷日持久，而且代价高昂”〔11〕。事后，伯里克利又向萨摩斯岛索取罚款、扣押人质，夺走舰队。这种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保证了雅典的经济来源。伯里克利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2〕
第四，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以雅典为榜样，按雅典的意愿行事。伯里克利要求同盟各国一律建立民主政体，扶持傀儡政权，使之完全听命于雅典指挥调遣。所以，在希波战争后期，许多城邦相继建立起民主政体，使盟邦与雅典在政治制度上协调一致。盟邦的所有官吏和公民，都必须向雅典宣誓效忠，否则，将被剥夺公民权利。雅典对盟邦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更加便利了他们控制盟邦的经济管理与对外贸易。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中谈到：“一个富有造船用的木材的城市，除了得到那位海上统治者的同意外，能到哪里推销它的货物呢？如果一个城市富有铁、铜或亚麻，除了得到那位海上统治者的许可之外，能到哪里推销它的货物呢？”〔13〕这无可奈何的叹息，表现出伯里克利这位海上统治者的强大权威，他已经充分掌握了同盟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
伯里克利对同盟国采取的各项政策，使盟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由，对盟国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消极影响。但伯里克利也为盟国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雅典舰队的保护，盟国只要交纳一部分贡赋便可走出希波战争的旋涡，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伯里克利所征贡赋，一般年均总数都在400 塔兰特左右，分散到200多个盟邦头上，数额就十分有限， 不至于让他们有过重的负担；伯里克利的军事镇压与移民活动涉及的城邦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城邦都能在安宁和平的环境中稳步发展。所以，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一枝独秀已带动了盟国的万花齐放，并推动了整个希腊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对此，马克思曾给予高度评价：“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14〕
对提洛同盟政策的成功，使伯里克利称雄希腊的政治理想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这就更加激发了他向更高目标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三、争夺希腊霸权的急先锋
伯里克利独霸提洛同盟后，他的另一个战略目标就是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争夺霸权。这是伯里克利处心积虑的愿望。
扩张、掠夺、争霸是奴隶主阶级建功立业的经常表现形式，伯里克利也不例外，早在他控告客蒙坐失良机，没有进攻拜占廷时，就已暴露出他侵略思想的端倪。希波战争后，雅典势力急剧膨胀。在确定雅典的扩张目标时，有人提出进攻埃及，有人要远征西西里，还有人想染指迦太基，伯里克利一概予以否决，他坚持要雅典人把目光转向希腊内部，以争取全希腊的领导权为要。那么，通向这一权力顶峰上的唯一堡垒就是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与斯巴达构成希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他们分别建立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在希腊形成两大“势力范围”，他们之间为争夺经济利益而导致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并且都想变对方为己有，成为希腊唯一霸主，而伯里克利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主动，成为争夺希腊霸权的急先锋。
斯巴达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化国家。斯巴达人具备异常骁勇善战、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他们凭藉陆军的强大威力开疆扩土，组建伯罗奔尼撒同盟，多次镇压七倍于他们的希洛人起义，威震希腊各邦。伯里克利深知对方实力雄厚，不敢轻举妄动，便采取两种策略：一方面展开怀柔外交，为备战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又不断干涉斯巴达及其同盟事物，激化矛盾，以便发动战争。
公元前446年（或445年），雅典曾和斯巴达订立了30年和约。据说此后，伯里克利每年都暗中给斯巴达送10个塔兰特的黄金，意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不过，这倒不是为了购买和平，而是为了购买时间，好安安静静地做准备，日后打一场更好的战争”。〔15〕在此期间，伯里克利进行了多次远征，远征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操练军队，坚定雅典人的必胜信心；二是为了获取轰动效应，威慑伯罗奔尼撒同盟，试探斯巴达的反应。伯里克利曾率军攻克萨摩斯，又将舰队带入好客海，对那里的蛮族乱施淫威，他要让人看到“他能无畏地到处航行，把大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6〕为了确保雅典城的安全，伯里克利还修筑了第三道长城，加强雅典与比雷夫斯港的防卫，使雅典随时可以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安全岛。
雅典经过长期备战，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此时，加入雅典同盟的城邦已经发展到300多个，盟邦每年的贡金也增加600塔兰特左右，雅典卫城也有上万塔兰特的库存。雅典海军装备精良，久经考验，雄霸一方。至此，伯里克利认为，与斯巴达及其同盟决战的时机业已成熟，对斯巴达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而不容置疑。雅典首先向麦加拉发难，霸占了爱琴海上所有的市场和港埠，不许麦加拉人靠近。当斯巴达要求雅典撤销禁令，指责他们的行为是“违反公法，不合希腊各族之间的誓约”〔17〕时，伯里克利毫不让步，以各种借口予以回绝。科林斯在进攻科尔库拉人时，雅典人也把军队开进这里，要把这个海军力量强大的岛屿争取过来。于是雅典又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劲旅科林斯发生战争。此时的埃吉那人也横遭雅典欺凌，多次向斯达巴喊冤叫屈。
面对雅典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斯巴达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至雅典强硬的军事外交行动使伯罗奔尼撒同盟遭受多次打击后，普鲁塔克认为：“斯巴达王阿基达摩斯还是想排解这些纠纷，安抚他的盟友，于是，他就接连不断地派遣使节前来雅典。假如雅典人肯接受劝告，取消对麦加拉人的禁令，使他们和解，那就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使雅典人遭到战祸了。但是，伯里克利极力反对这样做，他鼓励人民继续同麦加拉人斗争，所以这场战争的原因完全在他”。〔18〕虽然普鲁塔克对战争的认识有些简单，但是，伯里克利精心策划和领导的一系列扩张主义行动，加速了战争的爆发，构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伯里克利极力鼓动公民大会同意与斯巴达决战，为此，他发表重要演说，总结敌方的劣势和己方的优势。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方面大多是农业国家，国力空虚，不适宜长期作战，一旦战争持久下去，他们的财力会迅速枯竭，不战自降。另外，他们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从自我利益出发，难以做出迅速准确的决断。而雅典方面的优势在于，雅典海军的军事技能和爱国热情举世无双，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为雅典竭忠尽效。从地理条件和资源来看，雅典的生命线在海上，它拥有众多的岛屿和丰富的资源，不怕土地和房屋遭受损失。而对于以陆地为生命线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不同，如果他们的陆地遭到破坏，损失将是惨重的。最后伯里克利还鼓励大家说：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当我们的祖先反对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资源，我们也要象他们那样贤智、勇敢，尽一切力量抵抗敌人，把一个伟大的雅典遗传给我们的后代。〔19〕在他的鼓动和号召下，人民同意了这场战争。
战争爆发后，伯里克利的战略战术是：陆地上，坚壁清野，固守城垣，用城墙来抵御强大的斯巴达陆军；海洋上，充分发挥雅典海军的作战优势，打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地区，致使它的工商业处于瘫痪状态，斯巴达在缺少资源的情况下，就会结束战争，俯首称臣。但事与愿违，伯里克利在战争的第二年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他称雄希腊的计划也化作了泡影，而这场几乎涉及到整个希腊的战争依然继续。人民群众生灵涂炭，遭受这场战争之苦长达27年之久，最后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从此，整个希腊开始走向衰落，各城邦之间展开长期混战，古典时代的高度文明已不复存在。虽然这种局面是伯里克利生前所不曾料到的，但是他对这场战争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伯里克利把进攻的主要目标对准斯巴达及其同盟时，就预示着城邦危机的来临。因为这两大集团的综合国力不相上下，伯里克利最初也比较清楚这一点，可当他多次远征均告胜利后，便过高地估计了他本人和军队的智慧和才能，藐视斯巴达及其同盟的作战能力，多次挑起争端，推动战争过早地爆发。而这两大实力相当的同盟的集团交战，无论胜负属于哪一方，双方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对于整个希腊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其文明的衰落也便成为必然。
马克思曾总结道：“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20〕伯里克利是古希腊由繁荣走向衰落这段重要历史时期所创造出来的伟大人物。他的民主政策、同盟政策、霸权政策无不对希腊历史的兴衰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人物善于利用历史条件的成功经验和对历史进程把握不足的失败教训。
注释：
〔1〕〔2〕〔3〕〔4〕〔12〕〔1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3、130、130、103、131、104页。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6〕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第242页。
〔7〕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年版，第56页。
〔8〕〔9〕〔15〕〔16〕〔17〕〔18〕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73、473、484、482、491、491页。
〔10〕吉林师范大学编《古代希腊史参考资料》，1960年版， 第7～35页。
〔1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 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13〕转引自《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5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1998年02期第53～57页
【作者简介】宋慧娟 长春师范学院讲师 长春市 130032
| 【内容提要】 | 伯里克利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领袖。在雅典他极力创造民主氛围，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适应高度繁荣的民主政治需要，伯里克利向同盟国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为同盟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开创了“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在争夺希腊霸权问题上，伯里克利堪称急先锋。他有计划、有步骤的扩张主义行动，加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引起整个希腊文明的衰落。 |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年——前429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民主政治领袖，他毕生致力于雅典的民主和扩张，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要把雅典变成全希腊的学校。他曾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1〕这句话既是对他以往政绩的总结， 也是他将继续为之奋斗的目标。伯里克利所讲的“学校”，不只含有教育意义，而且具有将雅典雄居于希腊各邦之上的引伸含义。围绕这一理想，伯里克利展开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攻势。
一、在雅典极力扩大民主政治的影响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奴隶主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后受业于名师达芒和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门下，在文学、历史、哲学、军事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有胆有识，舌辩滔滔，积累了政治领袖的良好素质。但真正引导他成为民主政治领袖的还是雅典的社会现实。
伯里克利成长的时代，正是雅典民主政治日臻成熟的时代。雅典国家形成后，氏族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绝对优势，为此，平民和贵族之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由梭伦开创的民主政治先河，经庇希特拉图的继承和发展，由克里斯提尼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最终完成。然而，民主运动并没有就此结束，氏族贵族的政治势力虽然受到重创，但经济实力依然十分强大，而且在希波战争后期，由于贵族派代表人物客蒙战功卓著，贵族政治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因此，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任务还很艰巨。
那么，贵族出身的伯里克利何以能站在平民大众一边呢？有人说他的经济利益与民主运动的骨干——工商业者紧密相关，他在农村的田庄和城里的作坊都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笔者认为，这种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未免过于狭隘。作为一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绝不可能仅从一己私利出发去选择政治道路，而是能够站在整个民族未来发展命运的高度去把握大局，了解人心的向背，洞察社会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堪当国家重任。伯里克利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领袖。他总结雅典民主运动的伟大成就，分析人民群众强烈的民主呼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毅然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为了消除平民对他出身的偏见，他更加积极努力地表现自我，同客蒙、修昔底德等贵族派代表人物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大胆揭露客蒙坐失良机，没有乘胜进攻拜占廷。虽然败诉，却从此赢得了平民大众的支持和信任。由于雅典和斯巴达素有嫌隙，客蒙的亲斯巴达政策再次被伯里克利抓住机会，向陪审法庭提出起诉，并大获成功。按照法律，客蒙被流放海外十年。这期间，伯里克利还推动公民大会剥夺了贵族会议的诸多权力，贵族会议所保留的司法权仅以宗教纠纷（包括杀人罪）为限。从此，雅典城邦的一切大权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公民陪审法庭和十将军委员会等民主机构。公元前461 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遭到暗杀，伯里克利立即成为民主派的领袖人物。为了彻底清除贵族势力的干扰，伯里克利又通过公民大会放逐了修昔底德。从此，雅典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形势。
伯里克利活跃在雅典政坛整整40年（公元前469年——前429年），其中有15年（公元前443年——前429年）连选连任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不需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伯里克利的突出贡献在于使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从理论到实践更加完备、更加具体、更为实际。处处体现了“主权在民”这一民主制度的精髓。
到伯里克利当政为止，雅典民主改革已进行了一百多年，但是，无论哪一位改革家都没能对民主制度的性质、内容、意义等问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总结，至少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献。是伯里克利首次揭示了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与认识。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2〕“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 但是在公家事物中，我们遵守法律”。〔3〕“这些论断的核心内容， 就是“主权在民”。每一位公民在政治与法律面前，不分高低贵贱，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既要行使政治权利，又要担负起法律责任。伯里克利之所以能提出“主权在民”的政治理论，是基于他对人性、人的价值的充分重视。他曾在一次葬礼上谈到：“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4〕由于伯里克利把人看得高于一切， 强调人的存在意义，他才能在国家各项制度中，体现出对公民独立人格的尊重，并尽可能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作用。
在实践方面，伯里克利再次重申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多数的决定，“是最后的截断，具有最高的权威”。〔5 〕国家所有公职除十将军委员会外，均由抽签选举产生。为了让贫苦公民能真正参与国家管理，伯里克利下令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津贴制”。打破了以往义务服务于国家的制度，使贫苦公民减少了参政的后顾之忧。为了适应“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雅典民主制度的特点，必须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养。为此伯里克利不惜重金，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教育活动。他向公民颁发“观剧津贴”，鼓励公民观赏戏剧，并号召作家大力创作，多出精品，设置优秀剧目奖。在伯里克利的努力下，雅典戏剧繁花似锦，英雄题材、爱国题材、伦理道德题材以及针砭时弊的讽刺喜剧应有尽有。通过观剧，加强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伯里克利还主持兴建大规模的文化娱乐设施。如帕特浓神庙、雅典卫城正门、音乐厅、剧场等，每一项建筑都装饰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它们既是宏伟的建筑物，又是精湛的艺术品。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记载了城邦的光荣，体现着国家的富强，每一项建筑都能激发起公民的爱国情怀。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文化呈高度发展势头，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自然科学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他城邦的文人学者也多荟萃于此，“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6 〕他们得力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又为这个制度增色添彩。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伯里克利由于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所讲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对奴隶的任何仁慈与宽容，只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实行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但是，伯里克利为希腊的文明与进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及由此而产生的深远影响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他所倡导的民主理论与深入实践，在古希腊众城邦中的确起到了“为人师表”的作用，雅典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当时人类最优秀的制度。伯里克利对人性的理解与认识是希腊文化的核心，是文艺复兴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了使雅典四万公民都有资本投入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之中，伯里克利不仅着手国内经济建设，继续保持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领先地位，而且十分重视从同盟中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希波战争后期，为了继续肃清波斯的海上势力，雅典迅速组织起一个强大的“海上同盟”，加盟者都是与海上利益休戚相关的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的诸多城邦。这个同盟因金库设在提洛岛，亦称“提洛同盟”。加盟各邦虽然原则上地位平等，但从同盟建立之日起，就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因为雅典拥有舰队的数量“超过所有盟邦舰队的总和。海军的优势决定雅典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它管理同盟的金库，统帅同盟的海军，它在同盟会议上的发言具有最后裁决的效力〔7〕”。 由此可见，雅典在同盟国中是十足的霸主。伯里克利继承和发展了雅典政府对提洛同盟的一贯政策：经济占有、政治专制、军事高压，给雅典城邦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第一，雅典垄断同盟贡金的使用权。伯里克利把200 多个盟邦分成五个纳贡区，每隔四年调整一次贡金数额。贡金最多时， 一年可达600塔兰特，占雅典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笔资金除发展庞大的海军舰队外，雅典的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从政津贴都可从中任意挪用。公元前454年，雅典在安全的借口下，把同盟金库移到雅典。 更便利了雅典人对贡金的管理和使用。伯里克利的政敌曾揭露道：“希腊真是受了奇耻大辱，她显然正遭到暴君的独裁统治。她眼见自己迫不得已献出军费，竟被用来把我们的城市粉饰得金碧辉煌，活像一个摆阔气的女人似的，浑身带满贵重的宝石、雕像和价值累万的庙宇”。〔8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雅典对盟邦经济掠夺的事实。
第二，向盟邦殖民是伯里克利的又一项重要举措。雅典城邦尽管历经多次重大民主改革，调整了自由民内部两极分化的尖锐对立，但贫者与富者的差距依然比较明显，贫者或是城里失业人民，或是乡间少地农民，他们对国家现状存有微辞，构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地位，是雅典城邦达到安定团结、积极向上的关键所在。伯里克利除了在雅典城中大兴土木，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外，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他们大批移殖到盟邦的土地上。伯里克利曾“派一千名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五百名前往那克索斯、二百五十名前往安德洛斯、一千名前往色雷斯……”〔9〕在盟邦，雅典移民丝毫没有客居他乡之感， 而是以代表雅典政府的面目出现，理所当然地使用当地最好的土地，占据当地最好的城市，享有当地最好的待遇。在雅典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在殖民地可以尽情地补偿。因此，他们对雅典国家及伯里克利本人除了感激热爱之外，毫无怨言。在谈到殖民的作用时，伯里克利明确表示，殖民能够“清除城市的懒惰和不安情绪，并在同时缓和了人民中间没有财产阶层的状况……并使在监视下的同盟者不想脱离之事”〔10〕。从解决经济问题入手的殖民政策，不仅解决了众多的人口对城邦的压力，而且也加强了雅典内部的团结统一，加强了对同盟国的监督管理。
第三，雅典对同盟国的经济占有是以武力作保障的。加盟各邦稍有不满，立即会遭到雅典的军事制裁。公元前446年，优卑亚人叛乱， 伯里克利亲率大军前往镇压，赶走了那里的原有居民，让雅典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不久，麦加拉人又叛变投靠斯巴达，伯里克利再度前往兴师问罪，但由于斯巴达已先期到达麦加拉，伯里克利未能如愿以偿。“前440年，雅典最主要的盟邦萨摩斯岛发生叛乱， 尽管伯里克利打败叛军，但战斗旷日持久，而且代价高昂”〔11〕。事后，伯里克利又向萨摩斯岛索取罚款、扣押人质，夺走舰队。这种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保证了雅典的经济来源。伯里克利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2〕
第四，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以雅典为榜样，按雅典的意愿行事。伯里克利要求同盟各国一律建立民主政体，扶持傀儡政权，使之完全听命于雅典指挥调遣。所以，在希波战争后期，许多城邦相继建立起民主政体，使盟邦与雅典在政治制度上协调一致。盟邦的所有官吏和公民，都必须向雅典宣誓效忠，否则，将被剥夺公民权利。雅典对盟邦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更加便利了他们控制盟邦的经济管理与对外贸易。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中谈到：“一个富有造船用的木材的城市，除了得到那位海上统治者的同意外，能到哪里推销它的货物呢？如果一个城市富有铁、铜或亚麻，除了得到那位海上统治者的许可之外，能到哪里推销它的货物呢？”〔13〕这无可奈何的叹息，表现出伯里克利这位海上统治者的强大权威，他已经充分掌握了同盟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
伯里克利对同盟国采取的各项政策，使盟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由，对盟国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消极影响。但伯里克利也为盟国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雅典舰队的保护，盟国只要交纳一部分贡赋便可走出希波战争的旋涡，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伯里克利所征贡赋，一般年均总数都在400 塔兰特左右，分散到200多个盟邦头上，数额就十分有限， 不至于让他们有过重的负担；伯里克利的军事镇压与移民活动涉及的城邦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城邦都能在安宁和平的环境中稳步发展。所以，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一枝独秀已带动了盟国的万花齐放，并推动了整个希腊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对此，马克思曾给予高度评价：“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14〕
对提洛同盟政策的成功，使伯里克利称雄希腊的政治理想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这就更加激发了他向更高目标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三、争夺希腊霸权的急先锋
伯里克利独霸提洛同盟后，他的另一个战略目标就是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争夺霸权。这是伯里克利处心积虑的愿望。
扩张、掠夺、争霸是奴隶主阶级建功立业的经常表现形式，伯里克利也不例外，早在他控告客蒙坐失良机，没有进攻拜占廷时，就已暴露出他侵略思想的端倪。希波战争后，雅典势力急剧膨胀。在确定雅典的扩张目标时，有人提出进攻埃及，有人要远征西西里，还有人想染指迦太基，伯里克利一概予以否决，他坚持要雅典人把目光转向希腊内部，以争取全希腊的领导权为要。那么，通向这一权力顶峰上的唯一堡垒就是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与斯巴达构成希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他们分别建立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在希腊形成两大“势力范围”，他们之间为争夺经济利益而导致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并且都想变对方为己有，成为希腊唯一霸主，而伯里克利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主动，成为争夺希腊霸权的急先锋。
斯巴达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化国家。斯巴达人具备异常骁勇善战、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他们凭藉陆军的强大威力开疆扩土，组建伯罗奔尼撒同盟，多次镇压七倍于他们的希洛人起义，威震希腊各邦。伯里克利深知对方实力雄厚，不敢轻举妄动，便采取两种策略：一方面展开怀柔外交，为备战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又不断干涉斯巴达及其同盟事物，激化矛盾，以便发动战争。
公元前446年（或445年），雅典曾和斯巴达订立了30年和约。据说此后，伯里克利每年都暗中给斯巴达送10个塔兰特的黄金，意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不过，这倒不是为了购买和平，而是为了购买时间，好安安静静地做准备，日后打一场更好的战争”。〔15〕在此期间，伯里克利进行了多次远征，远征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操练军队，坚定雅典人的必胜信心；二是为了获取轰动效应，威慑伯罗奔尼撒同盟，试探斯巴达的反应。伯里克利曾率军攻克萨摩斯，又将舰队带入好客海，对那里的蛮族乱施淫威，他要让人看到“他能无畏地到处航行，把大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6〕为了确保雅典城的安全，伯里克利还修筑了第三道长城，加强雅典与比雷夫斯港的防卫，使雅典随时可以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安全岛。
雅典经过长期备战，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此时，加入雅典同盟的城邦已经发展到300多个，盟邦每年的贡金也增加600塔兰特左右，雅典卫城也有上万塔兰特的库存。雅典海军装备精良，久经考验，雄霸一方。至此，伯里克利认为，与斯巴达及其同盟决战的时机业已成熟，对斯巴达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而不容置疑。雅典首先向麦加拉发难，霸占了爱琴海上所有的市场和港埠，不许麦加拉人靠近。当斯巴达要求雅典撤销禁令，指责他们的行为是“违反公法，不合希腊各族之间的誓约”〔17〕时，伯里克利毫不让步，以各种借口予以回绝。科林斯在进攻科尔库拉人时，雅典人也把军队开进这里，要把这个海军力量强大的岛屿争取过来。于是雅典又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劲旅科林斯发生战争。此时的埃吉那人也横遭雅典欺凌，多次向斯达巴喊冤叫屈。
面对雅典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斯巴达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至雅典强硬的军事外交行动使伯罗奔尼撒同盟遭受多次打击后，普鲁塔克认为：“斯巴达王阿基达摩斯还是想排解这些纠纷，安抚他的盟友，于是，他就接连不断地派遣使节前来雅典。假如雅典人肯接受劝告，取消对麦加拉人的禁令，使他们和解，那就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使雅典人遭到战祸了。但是，伯里克利极力反对这样做，他鼓励人民继续同麦加拉人斗争，所以这场战争的原因完全在他”。〔18〕虽然普鲁塔克对战争的认识有些简单，但是，伯里克利精心策划和领导的一系列扩张主义行动，加速了战争的爆发，构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伯里克利极力鼓动公民大会同意与斯巴达决战，为此，他发表重要演说，总结敌方的劣势和己方的优势。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方面大多是农业国家，国力空虚，不适宜长期作战，一旦战争持久下去，他们的财力会迅速枯竭，不战自降。另外，他们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从自我利益出发，难以做出迅速准确的决断。而雅典方面的优势在于，雅典海军的军事技能和爱国热情举世无双，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为雅典竭忠尽效。从地理条件和资源来看，雅典的生命线在海上，它拥有众多的岛屿和丰富的资源，不怕土地和房屋遭受损失。而对于以陆地为生命线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不同，如果他们的陆地遭到破坏，损失将是惨重的。最后伯里克利还鼓励大家说：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当我们的祖先反对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资源，我们也要象他们那样贤智、勇敢，尽一切力量抵抗敌人，把一个伟大的雅典遗传给我们的后代。〔19〕在他的鼓动和号召下，人民同意了这场战争。
战争爆发后，伯里克利的战略战术是：陆地上，坚壁清野，固守城垣，用城墙来抵御强大的斯巴达陆军；海洋上，充分发挥雅典海军的作战优势，打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地区，致使它的工商业处于瘫痪状态，斯巴达在缺少资源的情况下，就会结束战争，俯首称臣。但事与愿违，伯里克利在战争的第二年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他称雄希腊的计划也化作了泡影，而这场几乎涉及到整个希腊的战争依然继续。人民群众生灵涂炭，遭受这场战争之苦长达27年之久，最后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从此，整个希腊开始走向衰落，各城邦之间展开长期混战，古典时代的高度文明已不复存在。虽然这种局面是伯里克利生前所不曾料到的，但是他对这场战争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伯里克利把进攻的主要目标对准斯巴达及其同盟时，就预示着城邦危机的来临。因为这两大集团的综合国力不相上下，伯里克利最初也比较清楚这一点，可当他多次远征均告胜利后，便过高地估计了他本人和军队的智慧和才能，藐视斯巴达及其同盟的作战能力，多次挑起争端，推动战争过早地爆发。而这两大实力相当的同盟的集团交战，无论胜负属于哪一方，双方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对于整个希腊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其文明的衰落也便成为必然。
马克思曾总结道：“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20〕伯里克利是古希腊由繁荣走向衰落这段重要历史时期所创造出来的伟大人物。他的民主政策、同盟政策、霸权政策无不对希腊历史的兴衰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人物善于利用历史条件的成功经验和对历史进程把握不足的失败教训。
注释：
〔1〕〔2〕〔3〕〔4〕〔12〕〔1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3、130、130、103、131、104页。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6〕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第242页。
〔7〕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年版，第56页。
〔8〕〔9〕〔15〕〔16〕〔17〕〔18〕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73、473、484、482、491、491页。
〔10〕吉林师范大学编《古代希腊史参考资料》，1960年版， 第7～35页。
〔1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 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13〕转引自《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