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新加坡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界说
李晔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8年02期第33～39页
【作者简介】李晔 东北师大历史系 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李光耀/新加坡/“融合型”/民族主义
“二战”以后，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独立和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它的崛起虽然规模狭小，但却有着普遍的意义：一是它充分利用战后逐步形成的有利于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形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非西方化的模式，即“政治集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群体本位”的现代化模式；二是在其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并增强着亚洲意识和东亚特色，创造了一种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新形态——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融合型”民族主义，推动新加坡从开创民族独立大业到腾飞在东南亚的前列，并正在走向“伟大的小国”和成为“亚洲瑞士”。笔者认为，这种现代化的“模式”和民族主义“新形态”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本文旨在探讨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界说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如果将李光耀的“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作一概括，这就是：以争取新加坡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倡儒家思想，保持亚洲人价值观，强调合作精神，主张融会东西文化精华以创造新加坡文明国家的理念与治国方略。实际上这是一种服务于新加坡独立、生存与发展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新加坡的基本国情和战后国际环境是这种民族主义形成的条件和前提。一是新加坡一百多年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新加坡自19世纪20年代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被日本侵略者强占，战后再次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长期备受殖民奴役、民族压迫之苦。此间，新加坡人民一直开展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二是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各民族几乎都是外来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其中有三个主要的民族集团：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移民为开发、建设和发展新加坡的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也逐渐成为相对稳定的新加坡居民。但也应该看到，新加坡的三大民族来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国度，其民族性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各族间的融合始终是新加坡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相对和平阶段。此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国一样，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走上历史舞台，以其“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活动，推动着新加坡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大略说来，新加坡“融合型”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60年代新马分离前后大致定型，70～80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它是当代新加坡历史发展重要的一页。
李光耀是新加坡“一群受英文教育、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1〕的卓越代表，是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创立者。 他的思想发展和实践活动使这种民族主义得到成功的衍义。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 他是祖籍来自广东大埔县古野乡的客家第三代华人的后裔，自幼便常听长辈人讲述客家人南迁的苦难故事，受到中华民族这只劲旅顽强拼搏悲歌壮剧的文化熏陶。因为他是长子，家族长辈望子成龙，都很重视对他的培养。他的祖父李云龙受过初级英文教育。李光耀五岁进华文小学，8 岁进直落古楼英文小学。12岁开始就读于莱佛士学院〔2〕。 李光耀在少年时期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尤其是英文教育，这为其日后学习西方，广纳多方知识，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二战”爆发后，李光耀密切关注战局。他坚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认为“强烈的民族气质，往往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3〕。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凶残狂暴，激发起他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认真研读日本历史，以认识其今天和明天，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此间，李光耀有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在走过日军岗哨时因忘记鞠躬而遭到日军的毒打；一次是被日军当作“危险分子”抓走，因途中逃跑而幸免遇难。那时，李光耀对日本法西斯充满仇恨，渴望获得独立。日后，当他跃上政坛后，曾这样表露心态：“他们（指日本侵略者—引者注）曾使我以及我那一代人，决心要为自由而斗争，要解除奴隶性的支配和外国统治。”〔4 〕这段经历可视作李光耀民族意识的最初萌发。
日本投降后，李光耀去英国留学，开始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建构时期。在英国学习四年，他不仅获得大学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而且取得在伦敦执业律师资格。留学期间，他注重研究政治和西方现代化道路，着力探索马来亚民族独立的途径。他阅读了大量的政治、法律书籍，研究过英国、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等国的立国模式，也涉猎过马列主义。他同英国工党的一些领导人如威尔逊、摩根多普斯等时有接触，对费边社和英国工党某些人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表示赞同，但也考虑到马来亚的国情同英国不一样，不能完全照搬工党经验。这时，他结识了一批马来亚留学生，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有吴庆瑞、杜进才等，即后来被称为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经常聚会，参加东姑·拉赫曼亲王组织的“马来亚论坛”，主要讨论如何争取马来亚民族独立问题。李光耀曾在该论坛作了题为“马来亚留学生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作用”的讲演，大胆预言殖民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必将消亡，肯定马来亚留学生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队，认为如果这些知识阶层不能肩负领导重任，那么“在马来亚，再没有一个阶级具备更好的条件可以领导一个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了”。这表明，此种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特别提及如何妥善地接管政权，指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协调。第二个问题是发展一个统一的政治路线。”他以乐观态度看待民族的前途，他说：“我们已经看到马来民族主义的诞生，我们正在看到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初步运动。”“马来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一个马来亚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马来人的、不是马来亚华人的、不是马来亚印度人的、不是马来亚欧亚混种人的，而是包括这个国家中各种族的马来亚人的。”他联系世界历史提出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即要“瑞士型”的，而不是“巴勒斯坦型”的，并强调说：“只有在我们马来亚同胞之中灌输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独立的主张，泛马来亚政党才能真正存在，马来亚人的领导才会出现。”〔5〕
四年的留学生活和广泛的社会接触，开阔了李光耀的政治视野，使其原有的民族意识逐渐升华为理性认识，初步形成了“融合型”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人称“东方家庭给了他传统价值，西方校园给了他现代观念”。当时，李光耀及其密友们都自诩为“民族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憧憬马来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然后建设成一个自由、独立、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6〕。他们的政治目标， 已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而是延伸到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正是为了把理想变为现实，李光耀等没有留在英国，而是选择报效祖国之路，先后回到新加坡，投身社会实践活动，酝酿组建政党。
李光耀深知政党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靠强有力的政党。他强调，党是“国家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就能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敌人，实现远大的政治目标〔7〕。 经过两年多的孕育，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人民行动党宣言》指出，该党的宗旨是不使用武力而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宣言还说：“我们准备同真正关心我们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的其他政党合作。”“每一个公民，不论贫富，不论是主人还是工人，都会把人民行动党看作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宣言呼吁：“我们必须缩小财富分配不均，保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获得他们在工业和企业中的丰硕果实。”〔8 〕李光耀出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他宣布党的奋斗目标是要使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工作权，经济上得到充分的报酬，废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不平等的作法，对丧失工作能力的人给予社会保障，促进民族团结、自尊、自力更生和勤劳奋斗的精神。从此，李光耀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党的纲领、主张相结合，成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而“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巨大的、能动的社会作用，也是通过人民行动党这个载体来实现。
在以后漫长的谋求独立与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后，或是在新加坡“成龙”之前或“成龙”之后，李光耀一直都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思考问题、提出设想、开展活动的，在人民行动党的方针、政策和治国方略中始终包含着相当浓郁的“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因素。例如，在60年代建立马来西亚联邦过程中，李光耀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主张执行非种族的方针。他说：“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创造。在世界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种创造是我们民族主义者对求得生存和继续生存问题的回答。”“马来西亚就是民族主义者为了缩短摆脱殖民主义走向独立的孕育时间而提出的答案。”“作为中国移民的客家后裔，我坚信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愿意看到土著民族、达雅克人、杜松人、穆鲁人、马来人、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之间维持公正的利益均衡。”〔9〕当新马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恶化时， 人民行动党发起召开马来西亚团结团会议。在会议决议中谈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就是说，民族和国家不是支持任何个别社团或种族的霸权、幸福和利益的。”“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一理想，就意味着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教育和鼓励马来西亚的各个种族不以种族和宗教作为寻求政治联合的基础，而以共同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共同的社会及经济抱负为基础，这种政治联合才是保证出现一个真正自由、繁荣、民族平等的社会的真实基础。”〔10〕后来，虽然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想失败了，但当新马分离以后，当李光耀的立足点和目光重新回到新加坡时，这种多元种族和睦共处的政治主张便开始成为现实，并显示了勃勃生机与活力。
又如：在70年代末以后新加坡文化建设中，弘扬东方文化的特色尤为显著。这时，李光耀等人意识到，如不及时注意工业化后出现的文化失根，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将会造成新加坡“80年代的危机”〔11〕。首先是普及英语，母语衰落，导致传统文化流失、断裂。英语普及为新加坡带来了经济腾飞，但英语至上的潮流又使年轻一代丧失东方文化传统与特征，又未掌握西方文化的精华，以致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念。有学者指出，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只受英语教育，不习母语，丧失了接受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机会，结果造成文化上的退化、堕落和失根〔12〕。其次是道德水准下降。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也在新加坡泛滥，社会风气大变。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将东方传统道德礼俗一概视为封建残余而弃之，如传统的社会公德和互助精神丧失，享乐主义开始盛行，家庭观念淡薄，敬老养老美德也被遗失等。新加坡领导人看到了这种社会危机的严重性，重新思考文化建设问题。他们从国家生存与发展角度看待文化失根，认为失去母语文化就是“失根”，就会丧失归属感与凝聚力，就会使新加坡成为东方社会中孤立的“洋化小国”，成为被西方同化的“伪西方社会”，即只有西方文明之表面无西方文明之实；虽是东方人，但已丧失东方社会特征和价值观念，成为不东不西的社会，这会导致亡国亡族。李光耀说：“如果我们变成讲英语的社会，盲目地模仿美国人和英国人，而本身又缺乏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坦白说，我实在不相信这是值得我们塑造的社会或国家，更何况去保护它。”〔13〕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倡儒家思想，强调要保留东方文化价值，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来自东方文化”〔14〕，指出“只学英文愚不可及”，以“母语价值观加强自信”，要“使华语成为华族母语”，“加强双语维护传统”，“发扬待人以礼美德”，“恪守五伦奉养父母”，“维持三代同堂家庭”，要“和祖先的历史认同”，要强化“新加坡的中国情结”〔15〕，要把新加坡的历史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接起来〔16〕等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社会文化建设，以期扭转新加坡社会的西方化倾向。1979年6月， 由政府发起了为期两个月的礼貌运动，后来又规定每年6月为文明礼貌月。8月，12个文化团体共同发起为时三个月的推广华语运动，其目的是促进华人团结，保存华族文化。以后每年10月定为“华语运动月”，每次重点不同。1982年2月， 新加坡正式提出要学习和发扬儒家思想，把它作为“治国之纲”和社会道德标准。8月至9月，邀请海外著名专家访问新加坡，讨论和拟订教学大纲。10月，政府通过新闻媒介，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课题展开讨论，并成立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确定把开展儒家伦理教育作为教育部门工作的“龙头”。1984年1月，开始在15 所中学进行儒家伦理教学试验。1985年英文版儒家伦理课程教学在中学全面展开。1988年以后，新加坡一代领导人吴作栋等提出要把“亚洲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使文化建设进入新阶段。1990年12月，李光耀卸任后的新政府制定出一套“消除西方的消极影响”的战略，强调一系列重要的准则：扩大和延续家规、生活节俭、努力工作和自我牺牲。1991年1月， 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白皮书》中提倡五种价值观念：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可见，维护新加坡社会的东方文化价值观，已成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新老两代领导人的共识，这种以“亚洲价值观”为指导的文化建设活动仍将继续开展下去。正如李光耀所说：“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18〕
至此，为了准确地把握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核心、含义、性质和特点，我们仅就其界定，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它是战后兴起的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这种民族主义产生于战后东亚小国，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反抗和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渴求，而其追求目标则是建立独立国家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当代的民族主义，它立足本国而又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力求以合作的精神融入国际社会，保持与国际社会相协调的步履；它是与当代政治理念相结合，并通过政党组织和社会动员手段来实现的；因之它并不单指民族感情，而是指旨在促进国内和国际的生活和谐融会，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这种民族主义是东方的，“新加坡社会的引力中心，无论是价值观、思想态度或偏好，仍然是以传统亚洲人为主”〔19〕。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20〕。
第二，它是“融合型”民族主义。所谓“融合”，如“融会贯通”或“水乳交融”者也。李光耀说，任何国家吸收外来文化，“都不可能照搬套用，总是根据本国国情，为我所用，我们倡导儒家思想，也要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才能引发真正的效益”〔21〕。循此原则，这种民族主义展示了对古今东西文化多方面、多层次的融合。例如：其一，“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22〕，以服务于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李光耀就是这种“融汇”与“服务”的典范。号称“太平绅士”的姚美良是这样评价李光耀的：“李光耀先生凭其接受西方教育训练，精于策划，擅长组织，精通法律而又辩才无碍，发挥他的高度智慧和圆熟微妙的外交手腕，发扬民族文化，并将中西文化融而为一，不是理论家，不受民主教条的约束，不抄袭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剪裁修正西方政治、法律、资本主义，创建一套适合新加坡的新模式。”〔23〕李光耀认为学习西方而又继承东方优秀传统，把新加坡引向现代化，才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体现。他说：“我们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认真学习者”，向日本人学习，“向欧洲人学习，向美国人学习”〔24〕。“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方面迄今仍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25〕“新加坡人必须继续保持亚洲人的本质，因为新加坡永远是亚洲的一部分。”〔26〕他强调：“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抛弃东方的蒙昧主义与迷信的想法与惯例，正如我们必须排斥西方的只流行一时的风尚一样。”〔27〕有人称：“西方的科学与文明，推动了新加坡社会的繁荣，东方的宗教与伦理，保持了新加坡民族的特有气质。”〔28〕其二，“政治集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群体本位”的现代化模式，或“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的新加坡道路〔29〕。李光耀说：“我们要努力地在一个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标准。”〔30〕按照新加坡学者解释，新加坡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新加坡的确是融和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优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有利于自己国情的、综合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31〕所谓“文化群体本位”，即“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是新加坡人的基本价值观。李光耀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趋向在现代民族主义史上已经屡见不鲜。它是以社会主义作目标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外，李光耀还欣赏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生存经验，按照以色列模式来建军，并派人到美、英、泰、菲、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接受军事训练，用以加强防务，确保生存。其三，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建设融为一体。李光耀强调：“在工业化的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下，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2000年前孔子的智慧对我们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32〕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八个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提倡将这八个字化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具体准则，并一一赋予新的涵义。其四，借鉴“瑞士型”经验，主张国内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用团结意识和国家意识把国内各种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促使其融会为一个“新加坡民族”。新加坡第一任总统优素福·宾·伊沙克曾说过：“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先决条件——共同语言、共同的忠心和共同的心理特征——来导致我们大家都期望的团结。”〔33〕“新加坡的前途端赖她的人民的团结一致与效忠精神。”〔34〕李光耀认为：“假如新加坡人民作为一个团结一致、有志的民族向前进的话，忠于新加坡，忠于自己的国家，是义不容辞的。”〔35〕他还强调，不只要做到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和谐互助，而且要使每个种族中族群和群族之间互相帮助。作为一个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各族之间能成功和谐共处，主要是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文化产生的效用。其五，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利于新加坡生存和现代化的“实用主义”。它能有效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合作中吸收营养来发展自己。新加坡幅员小，面积仅有622.6 平方公里，没有天然的腹地，不得不依赖国际支持，以确保其经济繁荣和政治的安全。李光耀一直把新加坡是否被国际社会接纳看成是“生死问题”，他在1964年就把新加坡的外交工作定位为“赢得了解及同情我们的朋友的支持”〔36〕。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副总理S ·拉惹勒南曾这样概括新加坡是否加入国际合作的意义：“我们不仅从地区也从国际经济体系中吸收营养，我们作为一个世界都市国家属于这一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将是最后判决我们繁荣抑或下降的判决者。”〔37〕以此，新加坡的“融合型”民族主义在外交关系方面自然带有“协和”、“吸收”的特征。
这里应该指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融合机制主要来自儒家思想。其一是它的和谐性。儒家提倡“合”“和”思想文化，从家庭到社会都散发出和谐气氛，能包容不同种族的人们及其文化，能与外来文化进行和谐的“对话”，并与之融合。其二是它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即儒家“与时并进”的精神。儒家思想在规定一些基本的准则时，也主张因地制宜，因时代变化作出自我调整。这种特点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与和谐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它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民族主义，代表着新加坡历史和民族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国际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潮和实践活动。这种民族主义不但具有鲜明的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而且包含着公众对国内政治发生相应变化的期望，不但协调了国内社会秩序和对外生存战略，而且将目标专注于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它是新加坡人精神的凝聚力，对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人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但在新加坡，它带来的是文明与进步。
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是动态的、变化的。李光耀曾在庆祝新加坡独立15周年大会上说：“时代是进步的，形势在不断发展，我们要谋求生存，确保成功，不能拘泥不变，只能追随进步的时代，适应变化的形势。”〔38〕综观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它经历了从泛马来亚民族主义到新加坡民族主义的变化，经历了从主要争取民族独立到主要推进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发展，经历了从重于学习西方、专注于社会经济发展到重视文化建设、强调社会全面发展的转变。至于细微的变化更是不胜枚举。总之，“追随进步的时代，适应变化的形势”使这种民族主义能够吸收先进，博采众长，充满生机，持续发展。
注释：
〔1〕〔19〕〔22〕〔24〕〔26〕〔27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第237页， 第395页，第166页，第550页，第395页。
〔2〕该院是为了纪念英国人斯坦德·莱佛士爵士而创办的， 学院以英语教学为主，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部。这所学院收费昂贵，但教学水平很高。
〔3〕〔4〕〔5〕〔8〕〔9〕〔20〕〔21〕〔30〕〔38 〕张永和：《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第121页，第139页，第180～182 页， 第244页，第307页，第459页，第442页，第369～370页，第436页。
〔6〕〔7〕〔11〕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第244页，第107页。
〔10〕〔新加坡〕冯青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144～145页。
〔12〕李元瑾：《根的失落与追寻——新加坡海峡华人与母语文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会刊《总会三年》，1989年，第85～87页。
〔13〕见1991年2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
〔14〕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15〕〔18〕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目录，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第394～395页。
〔16〕见1991年2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
〔17〕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年1月6日。
〔23〕姚美良：《（李光耀传）序》，见《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美国《外交》季刊：《李光耀与扎卡里亚谈话记录》，1994年3～4号。
〔28〕（新加坡）罗佩恒、罗佩菁合编：《新加坡简史》，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29〕〔34〕〔35〕张耀秋：《东协五国政情总汇》，台湾动狮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21页，第278页，第280页。
〔31〕〔32 〕〔33 〕贺圣达等著：《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第459页，第281 页。
〔36〕（台北）陈鸿瑜著：《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与外交政策》，国立编辑馆主编，渤海台文化公司印行，1992年版，第172页。
〔37〕（新加坡）《明镜》杂志第8卷，第7期（1972年2月14 日），第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8年02期第33～39页
【作者简介】李晔 东北师大历史系 长春 130024
| 【内容提要】 | 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它以争取新加坡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倡儒家思想，保持亚洲人价值观，强调合作精神，主张融会东西文化精华以创造新加坡现代文明国家。这种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大致定型于六十年代中期，七、八十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它是战后兴起的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是“融合型”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民族主义，代表着新加坡的历史和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国际社会中也是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潮和实践活动。 |
如果将李光耀的“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作一概括，这就是：以争取新加坡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倡儒家思想，保持亚洲人价值观，强调合作精神，主张融会东西文化精华以创造新加坡文明国家的理念与治国方略。实际上这是一种服务于新加坡独立、生存与发展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新加坡的基本国情和战后国际环境是这种民族主义形成的条件和前提。一是新加坡一百多年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新加坡自19世纪20年代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被日本侵略者强占，战后再次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长期备受殖民奴役、民族压迫之苦。此间，新加坡人民一直开展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二是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各民族几乎都是外来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其中有三个主要的民族集团：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移民为开发、建设和发展新加坡的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也逐渐成为相对稳定的新加坡居民。但也应该看到，新加坡的三大民族来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国度，其民族性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各族间的融合始终是新加坡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相对和平阶段。此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国一样，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走上历史舞台，以其“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活动，推动着新加坡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大略说来，新加坡“融合型”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60年代新马分离前后大致定型，70～80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它是当代新加坡历史发展重要的一页。
李光耀是新加坡“一群受英文教育、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1〕的卓越代表，是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创立者。 他的思想发展和实践活动使这种民族主义得到成功的衍义。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 他是祖籍来自广东大埔县古野乡的客家第三代华人的后裔，自幼便常听长辈人讲述客家人南迁的苦难故事，受到中华民族这只劲旅顽强拼搏悲歌壮剧的文化熏陶。因为他是长子，家族长辈望子成龙，都很重视对他的培养。他的祖父李云龙受过初级英文教育。李光耀五岁进华文小学，8 岁进直落古楼英文小学。12岁开始就读于莱佛士学院〔2〕。 李光耀在少年时期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尤其是英文教育，这为其日后学习西方，广纳多方知识，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二战”爆发后，李光耀密切关注战局。他坚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认为“强烈的民族气质，往往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3〕。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凶残狂暴，激发起他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认真研读日本历史，以认识其今天和明天，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此间，李光耀有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在走过日军岗哨时因忘记鞠躬而遭到日军的毒打；一次是被日军当作“危险分子”抓走，因途中逃跑而幸免遇难。那时，李光耀对日本法西斯充满仇恨，渴望获得独立。日后，当他跃上政坛后，曾这样表露心态：“他们（指日本侵略者—引者注）曾使我以及我那一代人，决心要为自由而斗争，要解除奴隶性的支配和外国统治。”〔4 〕这段经历可视作李光耀民族意识的最初萌发。
日本投降后，李光耀去英国留学，开始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建构时期。在英国学习四年，他不仅获得大学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而且取得在伦敦执业律师资格。留学期间，他注重研究政治和西方现代化道路，着力探索马来亚民族独立的途径。他阅读了大量的政治、法律书籍，研究过英国、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等国的立国模式，也涉猎过马列主义。他同英国工党的一些领导人如威尔逊、摩根多普斯等时有接触，对费边社和英国工党某些人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表示赞同，但也考虑到马来亚的国情同英国不一样，不能完全照搬工党经验。这时，他结识了一批马来亚留学生，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有吴庆瑞、杜进才等，即后来被称为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经常聚会，参加东姑·拉赫曼亲王组织的“马来亚论坛”，主要讨论如何争取马来亚民族独立问题。李光耀曾在该论坛作了题为“马来亚留学生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作用”的讲演，大胆预言殖民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必将消亡，肯定马来亚留学生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队，认为如果这些知识阶层不能肩负领导重任，那么“在马来亚，再没有一个阶级具备更好的条件可以领导一个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了”。这表明，此种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特别提及如何妥善地接管政权，指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协调。第二个问题是发展一个统一的政治路线。”他以乐观态度看待民族的前途，他说：“我们已经看到马来民族主义的诞生，我们正在看到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初步运动。”“马来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一个马来亚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马来人的、不是马来亚华人的、不是马来亚印度人的、不是马来亚欧亚混种人的，而是包括这个国家中各种族的马来亚人的。”他联系世界历史提出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即要“瑞士型”的，而不是“巴勒斯坦型”的，并强调说：“只有在我们马来亚同胞之中灌输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独立的主张，泛马来亚政党才能真正存在，马来亚人的领导才会出现。”〔5〕
四年的留学生活和广泛的社会接触，开阔了李光耀的政治视野，使其原有的民族意识逐渐升华为理性认识，初步形成了“融合型”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人称“东方家庭给了他传统价值，西方校园给了他现代观念”。当时，李光耀及其密友们都自诩为“民族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憧憬马来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然后建设成一个自由、独立、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6〕。他们的政治目标， 已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而是延伸到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正是为了把理想变为现实，李光耀等没有留在英国，而是选择报效祖国之路，先后回到新加坡，投身社会实践活动，酝酿组建政党。
李光耀深知政党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靠强有力的政党。他强调，党是“国家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就能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敌人，实现远大的政治目标〔7〕。 经过两年多的孕育，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人民行动党宣言》指出，该党的宗旨是不使用武力而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宣言还说：“我们准备同真正关心我们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的其他政党合作。”“每一个公民，不论贫富，不论是主人还是工人，都会把人民行动党看作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宣言呼吁：“我们必须缩小财富分配不均，保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获得他们在工业和企业中的丰硕果实。”〔8 〕李光耀出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他宣布党的奋斗目标是要使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工作权，经济上得到充分的报酬，废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不平等的作法，对丧失工作能力的人给予社会保障，促进民族团结、自尊、自力更生和勤劳奋斗的精神。从此，李光耀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党的纲领、主张相结合，成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而“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巨大的、能动的社会作用，也是通过人民行动党这个载体来实现。
在以后漫长的谋求独立与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后，或是在新加坡“成龙”之前或“成龙”之后，李光耀一直都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思考问题、提出设想、开展活动的，在人民行动党的方针、政策和治国方略中始终包含着相当浓郁的“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因素。例如，在60年代建立马来西亚联邦过程中，李光耀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主张执行非种族的方针。他说：“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创造。在世界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种创造是我们民族主义者对求得生存和继续生存问题的回答。”“马来西亚就是民族主义者为了缩短摆脱殖民主义走向独立的孕育时间而提出的答案。”“作为中国移民的客家后裔，我坚信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愿意看到土著民族、达雅克人、杜松人、穆鲁人、马来人、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之间维持公正的利益均衡。”〔9〕当新马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恶化时， 人民行动党发起召开马来西亚团结团会议。在会议决议中谈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就是说，民族和国家不是支持任何个别社团或种族的霸权、幸福和利益的。”“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一理想，就意味着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教育和鼓励马来西亚的各个种族不以种族和宗教作为寻求政治联合的基础，而以共同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共同的社会及经济抱负为基础，这种政治联合才是保证出现一个真正自由、繁荣、民族平等的社会的真实基础。”〔10〕后来，虽然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想失败了，但当新马分离以后，当李光耀的立足点和目光重新回到新加坡时，这种多元种族和睦共处的政治主张便开始成为现实，并显示了勃勃生机与活力。
又如：在70年代末以后新加坡文化建设中，弘扬东方文化的特色尤为显著。这时，李光耀等人意识到，如不及时注意工业化后出现的文化失根，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将会造成新加坡“80年代的危机”〔11〕。首先是普及英语，母语衰落，导致传统文化流失、断裂。英语普及为新加坡带来了经济腾飞，但英语至上的潮流又使年轻一代丧失东方文化传统与特征，又未掌握西方文化的精华，以致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念。有学者指出，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只受英语教育，不习母语，丧失了接受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机会，结果造成文化上的退化、堕落和失根〔12〕。其次是道德水准下降。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也在新加坡泛滥，社会风气大变。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将东方传统道德礼俗一概视为封建残余而弃之，如传统的社会公德和互助精神丧失，享乐主义开始盛行，家庭观念淡薄，敬老养老美德也被遗失等。新加坡领导人看到了这种社会危机的严重性，重新思考文化建设问题。他们从国家生存与发展角度看待文化失根，认为失去母语文化就是“失根”，就会丧失归属感与凝聚力，就会使新加坡成为东方社会中孤立的“洋化小国”，成为被西方同化的“伪西方社会”，即只有西方文明之表面无西方文明之实；虽是东方人，但已丧失东方社会特征和价值观念，成为不东不西的社会，这会导致亡国亡族。李光耀说：“如果我们变成讲英语的社会，盲目地模仿美国人和英国人，而本身又缺乏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坦白说，我实在不相信这是值得我们塑造的社会或国家，更何况去保护它。”〔13〕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倡儒家思想，强调要保留东方文化价值，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来自东方文化”〔14〕，指出“只学英文愚不可及”，以“母语价值观加强自信”，要“使华语成为华族母语”，“加强双语维护传统”，“发扬待人以礼美德”，“恪守五伦奉养父母”，“维持三代同堂家庭”，要“和祖先的历史认同”，要强化“新加坡的中国情结”〔15〕，要把新加坡的历史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接起来〔16〕等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社会文化建设，以期扭转新加坡社会的西方化倾向。1979年6月， 由政府发起了为期两个月的礼貌运动，后来又规定每年6月为文明礼貌月。8月，12个文化团体共同发起为时三个月的推广华语运动，其目的是促进华人团结，保存华族文化。以后每年10月定为“华语运动月”，每次重点不同。1982年2月， 新加坡正式提出要学习和发扬儒家思想，把它作为“治国之纲”和社会道德标准。8月至9月，邀请海外著名专家访问新加坡，讨论和拟订教学大纲。10月，政府通过新闻媒介，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课题展开讨论，并成立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确定把开展儒家伦理教育作为教育部门工作的“龙头”。1984年1月，开始在15 所中学进行儒家伦理教学试验。1985年英文版儒家伦理课程教学在中学全面展开。1988年以后，新加坡一代领导人吴作栋等提出要把“亚洲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使文化建设进入新阶段。1990年12月，李光耀卸任后的新政府制定出一套“消除西方的消极影响”的战略，强调一系列重要的准则：扩大和延续家规、生活节俭、努力工作和自我牺牲。1991年1月， 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白皮书》中提倡五种价值观念：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可见，维护新加坡社会的东方文化价值观，已成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新老两代领导人的共识，这种以“亚洲价值观”为指导的文化建设活动仍将继续开展下去。正如李光耀所说：“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18〕
至此，为了准确地把握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核心、含义、性质和特点，我们仅就其界定，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它是战后兴起的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这种民族主义产生于战后东亚小国，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反抗和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渴求，而其追求目标则是建立独立国家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当代的民族主义，它立足本国而又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力求以合作的精神融入国际社会，保持与国际社会相协调的步履；它是与当代政治理念相结合，并通过政党组织和社会动员手段来实现的；因之它并不单指民族感情，而是指旨在促进国内和国际的生活和谐融会，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这种民族主义是东方的，“新加坡社会的引力中心，无论是价值观、思想态度或偏好，仍然是以传统亚洲人为主”〔19〕。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20〕。
第二，它是“融合型”民族主义。所谓“融合”，如“融会贯通”或“水乳交融”者也。李光耀说，任何国家吸收外来文化，“都不可能照搬套用，总是根据本国国情，为我所用，我们倡导儒家思想，也要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才能引发真正的效益”〔21〕。循此原则，这种民族主义展示了对古今东西文化多方面、多层次的融合。例如：其一，“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22〕，以服务于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李光耀就是这种“融汇”与“服务”的典范。号称“太平绅士”的姚美良是这样评价李光耀的：“李光耀先生凭其接受西方教育训练，精于策划，擅长组织，精通法律而又辩才无碍，发挥他的高度智慧和圆熟微妙的外交手腕，发扬民族文化，并将中西文化融而为一，不是理论家，不受民主教条的约束，不抄袭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剪裁修正西方政治、法律、资本主义，创建一套适合新加坡的新模式。”〔23〕李光耀认为学习西方而又继承东方优秀传统，把新加坡引向现代化，才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体现。他说：“我们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认真学习者”，向日本人学习，“向欧洲人学习，向美国人学习”〔24〕。“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方面迄今仍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25〕“新加坡人必须继续保持亚洲人的本质，因为新加坡永远是亚洲的一部分。”〔26〕他强调：“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抛弃东方的蒙昧主义与迷信的想法与惯例，正如我们必须排斥西方的只流行一时的风尚一样。”〔27〕有人称：“西方的科学与文明，推动了新加坡社会的繁荣，东方的宗教与伦理，保持了新加坡民族的特有气质。”〔28〕其二，“政治集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群体本位”的现代化模式，或“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的新加坡道路〔29〕。李光耀说：“我们要努力地在一个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标准。”〔30〕按照新加坡学者解释，新加坡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新加坡的确是融和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优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有利于自己国情的、综合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31〕所谓“文化群体本位”，即“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是新加坡人的基本价值观。李光耀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趋向在现代民族主义史上已经屡见不鲜。它是以社会主义作目标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外，李光耀还欣赏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生存经验，按照以色列模式来建军，并派人到美、英、泰、菲、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接受军事训练，用以加强防务，确保生存。其三，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建设融为一体。李光耀强调：“在工业化的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下，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2000年前孔子的智慧对我们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32〕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八个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提倡将这八个字化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具体准则，并一一赋予新的涵义。其四，借鉴“瑞士型”经验，主张国内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用团结意识和国家意识把国内各种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促使其融会为一个“新加坡民族”。新加坡第一任总统优素福·宾·伊沙克曾说过：“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先决条件——共同语言、共同的忠心和共同的心理特征——来导致我们大家都期望的团结。”〔33〕“新加坡的前途端赖她的人民的团结一致与效忠精神。”〔34〕李光耀认为：“假如新加坡人民作为一个团结一致、有志的民族向前进的话，忠于新加坡，忠于自己的国家，是义不容辞的。”〔35〕他还强调，不只要做到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和谐互助，而且要使每个种族中族群和群族之间互相帮助。作为一个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各族之间能成功和谐共处，主要是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文化产生的效用。其五，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利于新加坡生存和现代化的“实用主义”。它能有效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合作中吸收营养来发展自己。新加坡幅员小，面积仅有622.6 平方公里，没有天然的腹地，不得不依赖国际支持，以确保其经济繁荣和政治的安全。李光耀一直把新加坡是否被国际社会接纳看成是“生死问题”，他在1964年就把新加坡的外交工作定位为“赢得了解及同情我们的朋友的支持”〔36〕。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副总理S ·拉惹勒南曾这样概括新加坡是否加入国际合作的意义：“我们不仅从地区也从国际经济体系中吸收营养，我们作为一个世界都市国家属于这一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将是最后判决我们繁荣抑或下降的判决者。”〔37〕以此，新加坡的“融合型”民族主义在外交关系方面自然带有“协和”、“吸收”的特征。
这里应该指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融合机制主要来自儒家思想。其一是它的和谐性。儒家提倡“合”“和”思想文化，从家庭到社会都散发出和谐气氛，能包容不同种族的人们及其文化，能与外来文化进行和谐的“对话”，并与之融合。其二是它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即儒家“与时并进”的精神。儒家思想在规定一些基本的准则时，也主张因地制宜，因时代变化作出自我调整。这种特点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与和谐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它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民族主义，代表着新加坡历史和民族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国际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潮和实践活动。这种民族主义不但具有鲜明的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而且包含着公众对国内政治发生相应变化的期望，不但协调了国内社会秩序和对外生存战略，而且将目标专注于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它是新加坡人精神的凝聚力，对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人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但在新加坡，它带来的是文明与进步。
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是动态的、变化的。李光耀曾在庆祝新加坡独立15周年大会上说：“时代是进步的，形势在不断发展，我们要谋求生存，确保成功，不能拘泥不变，只能追随进步的时代，适应变化的形势。”〔38〕综观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它经历了从泛马来亚民族主义到新加坡民族主义的变化，经历了从主要争取民族独立到主要推进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发展，经历了从重于学习西方、专注于社会经济发展到重视文化建设、强调社会全面发展的转变。至于细微的变化更是不胜枚举。总之，“追随进步的时代，适应变化的形势”使这种民族主义能够吸收先进，博采众长，充满生机，持续发展。
注释：
〔1〕〔19〕〔22〕〔24〕〔26〕〔27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第237页， 第395页，第166页，第550页，第395页。
〔2〕该院是为了纪念英国人斯坦德·莱佛士爵士而创办的， 学院以英语教学为主，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部。这所学院收费昂贵，但教学水平很高。
〔3〕〔4〕〔5〕〔8〕〔9〕〔20〕〔21〕〔30〕〔38 〕张永和：《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第121页，第139页，第180～182 页， 第244页，第307页，第459页，第442页，第369～370页，第436页。
〔6〕〔7〕〔11〕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第244页，第107页。
〔10〕〔新加坡〕冯青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144～145页。
〔12〕李元瑾：《根的失落与追寻——新加坡海峡华人与母语文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会刊《总会三年》，1989年，第85～87页。
〔13〕见1991年2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
〔14〕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15〕〔18〕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目录，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第394～395页。
〔16〕见1991年2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
〔17〕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年1月6日。
〔23〕姚美良：《（李光耀传）序》，见《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美国《外交》季刊：《李光耀与扎卡里亚谈话记录》，1994年3～4号。
〔28〕（新加坡）罗佩恒、罗佩菁合编：《新加坡简史》，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29〕〔34〕〔35〕张耀秋：《东协五国政情总汇》，台湾动狮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21页，第278页，第280页。
〔31〕〔32 〕〔33 〕贺圣达等著：《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第459页，第281 页。
〔36〕（台北）陈鸿瑜著：《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与外交政策》，国立编辑馆主编，渤海台文化公司印行，1992年版，第172页。
〔37〕（新加坡）《明镜》杂志第8卷，第7期（1972年2月14 日），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