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解除公职及其对日本政党的影响
王振锁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2期第44～52页
【作者简介】王振锁，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天津300071
在日本学术界对日本占领史的研究中，“解除公职”（“整肃”）问题尚属较少涉及的领域，在我国更是无人问津。也就是说，“解除公职”这一震惊当时日本社会的重大举措，在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中所占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尤其对战后日本政党的形成及其走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充分注意。
本文拟就“解除公职”政策的形成及其实施过程作一简要叙述，并就解除公职对战后初期日本政党的影响作一重点分析。
一、解除公职令的出台
1946年1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GHQ ）向日本政府发出了“解除公职指令”，即《关于解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SCAPIN／550 ）和《关于废除政党、 政治结社、 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SCAPIN／548）。于是，解除公职与制定新宪法、农地改革、 解散财阀、教育改革、劳动改革等重大举措一起，成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日本战后改革中占有重要一页。
美国占领当局发布的“解除公职令”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美国政府解除公职的构想可以追溯到战争期间的1944年春天，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地区委员会在有关天皇的处置和占领统治形态等问题上，曾先后制定了《停止政府诸权力》、《政党与政治团体》、《战争罪犯》和《排除军国主义与加强民主化过程》等四个重要文件，解除公职的构想就是从这四个文件中派生出来的。
1944年底，美国国务、陆军、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SWNCC ）及其下属机构远东小委员会（SFE）成立，美国的对日政策基本形成， 1945年6月以后，拟定了占领政策的核心文件“SWNCC150号文件”。 该文件明确指出，“解散现有政党、极权主义组织和超国家主义团体”，“逮捕和处罚战犯”。同年8月，在SWNCC150—1号文件中，写进了“除掉不受欢迎的人物”的新条款。〔1 〕这些内容都成为后来“解除公职指令”（SCAPIN550及548）的基本条款，由此可见，SWNCC150号文件已是“解除公职指令”的雏形。
但是，日本的投降比美国的预料来得更快，所以，上述文件未及充分修改，便于9月6日以“SWNCC150／4 ”的文本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后经SWNCC稍加修改，形成“SWNCC150／4／A”于9月22日正式交给美国占领军司令部，这就是《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
另外，在制定和实施解除公职政策方面，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战领当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5月， 麦克阿瑟作为美国陆军攻占日本本土的最高指挥官，制定了一个暗号为“黑名单”的和平进驻日本计划，在8月7日最终完成的这一《军政府制度基础计划——黑名单作战》的方案中，就“解除公职”问题有如下表述：“解除大日本政治会、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大日本妇女联盟等民族的、暴力的、秘密爱国的团体和组织”，“与制定政策有关的官吏也予解除公职。好战的国家主义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从公职排除之”。〔2 〕这些规定成为后来《解除公职指令》的相关条款。
与此同时，美国统合参谋本部制定了《为占领和管理日本，对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投降后初期基本指令》（即JCS1380号文件）， 该“初期基本指令”比上述SWNCC 文件和“黑名单作战”在解除公职方面的规定更为详细具体。后来，这一文件又几经修改，于11月3日形成“1380 ／15号”文件，正式下达给麦克阿瑟总司令部。
但是，美国占领当局内部在占领政策和解除公职问题上意见相左。民政局（GS）方面根据JCS1380号文件， 并参照德国的整肃政策《非纳粹化政策）制定了一个《关于命令日本政府解散国家主义的、军国主义的、秘密的组织的提案》，而参谋二部（G2）和民间谍报局（CIS ）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一方案打击面过宽，在美苏之间有可能出现对立的情况下，在日本过分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会削弱日本。于是，在占领当局内部，“现实派”和“理想派”之间围绕占领政策的方向问题出现严重对立。但当时已经掌握民主化改革大权的民政局，坚持认为不仅应解除组织，也必须解除有关领导人的公职。最后，民政局的这一主张得到占领当局多数人的支持，并得到参谋长的批准，民政局逐渐掌握了整肃主导权。
1945年9月始，盟总（GHQ）相继发出一系列民主化指令，其中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禁止军需生产、废除新闻管制、逮捕战犯、废除政治警察等。东久迩内阁因难以完成废除政治警察等任务而于10月辞职，同月，币原喜重郎组阁后，修改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并决定解散众议院，于1946年1月举行大选。与此同时，在1945年12 月召开的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决定，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设置“远东委员会”（FEC）和“对日理事会”（ACJ）。
上述日本国内外形势对美国占领当局制定解除公职指令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一方面，占领当局认为，日本政府匆忙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不利于日本的民主化，同时，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等国际机构的设立会起到监视美国占领政策的作用，这也是麦克阿瑟等人所不愿看到的。所以，美国占领当局认为，必须先发制人，尽快制定解除公职指令，以抑制日本政府和远东委员会及对日理事会的气势。
但是，在占领当局内部，民政局和参谋二部之间围绕解除公职问题仍争论不休，最后，民政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例如，在原方案中，内阁官员中从大臣到局长级几乎都是解除对象，而协调方案压缩到只限于陆海军两省和军需省的首脑。再如，将解除对象的任职时间改为从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比原来规定的“1930年1月以后”也大大缩短。
尽管如此，参谋二部的军方首脑仍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美苏对立日趋激化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在政治上会带来严重后果。他们主张，解除公职的时间应限制在1937、1938、1941和1942这4年内。 解除级别应是“敕任官以上”，而不是“奏任官以上”〔3〕。金融、 产业界首脑的公职不应解除。陆海军的“少佐以上”应改为“大佐以上”。最后，民政局接受了参谋二部的要求，将“奏任官以上的官职”改为“敕任官以上的官职”，将军需省的官员排除在解除之外，“超国家主义的、暴力主义的、秘密爱国团体的骨干分子”一项中，将解除对象限定在“创立者、干事和理事”，把“组织者、指导者、顾问等”排除在外，而且，命令解散的团体由172个减少到27个，惩罚方针大大缓和。 但对职业军人更加严厉，美国新任参谋长马歇尔主张，少壮军官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积极追随者和战争行为的主力，所以，命令占领当局将解除公职的范围从“少佐以上”扩大到“少尉以上”。
这样，经过多次协调和磋商，SCAPIN／550和SCAPIN／548两个文件最终确定下来，1946年1月4日，麦克阿瑟发布命令，将这两项指令正式下达给日本政府，这就是使日本政府感到震惊的《解除公职指令》。
二、解除公职令的实施
盟总发布的“解除公职指令”（正式名称是《关于解除不受欢迎人物公职之件》）规定，整肃对象为：战犯；职业军人、谍报机关和宪兵队的官兵及军属；极端军国主义团体等的骨干分子；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大日本政治会的骨干积极分子；满铁、东洋拓殖公司等殖民地和占领地的开发机构、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殖民地和占领地的行政长官；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国家主义者。〔4〕
币原内阁起初曾秘密制定了一份“备忘录”提交盟总，要求进一步明确公职解除指令的内容，对那些虽在其位但并不知道其行为“有害”的当事者是否也在被解除之列，如果把这些人都算在内，被整肃者恐怕要达到20多万人。但盟总认为，如果按照“备忘录”的要求去逐个甄别“被整肃者”，将会大大拖延整肃过程，影响占领目的的实施。所以，麦克阿瑟1月25日断然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 明确指出：“凡以自己的行动和态度赞成和参与日本扩张主义的人物，均应从政治机构中全部清除掉”。“这是为防止日本重新出现领土扩张主义倾向的必要措施”。〔5〕面对盟总的强硬态度， 币原内阁曾一度想步东久迩内阁后尘而辞职，但后来还是改变主意，决定改组内阁并执行盟总指令。2月9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实施“SCAPIN／550号文件”的第一阶段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被整肃的团体达119个，1942 年大选中由翼赞政治会推荐的382名议员，全部失去议会议员资格。〔6〕随后于28日成立了以新任内阁书记官长楢桥渡为委员长，各省厅次官为委员的第一次公职资格审查委员会（即所谓“楢桥委员会”）。第一次解除公职从此开始。
盟总要求日本政府将大选推至1946年3月中旬以后进行， 以便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进行“事前审查”。所以，1月30 日日本政府公布实施了《关于确认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资格文件》（第2号内务省令）。 随后以内阁人事课为中心，在内务省、大藏省和商工省等的协助下，对候选人逐一进行了审查，到3月9日以前，被审查对象达3384名，其中3132人通过审查，93人被列为整肃对象，159 人主动撤消申请（其中包括1942年选举时的113名“推荐议员”）。进步党的原274名众议院议员中只有14人通过审查，其余均被整肃。〔7〕
但是，盟总对这一审查结果并不满意，认为战后第一次大选，应该从严审查，而日本政府则尽量想维持现状，避免变动太大，双方出现明显的分歧。大选结束后，对当选议员又进行了复查，结果又有10名议员被刷了下来。其中包括准备就任众议院议长的三木武吉（自由党），自由党干事长河野一郎等人。大选结果，自由党获140个议席， 进步党获94席，社会党获92席，自由党虽未过半数，但升为第一大党，总裁鸠山一郎有望组阁。
但是，1946年5月3日，麦克阿瑟发布了《关于国会议员的解除与排除》的备忘录，鸠山一郎首当其冲，成为被解除的对象，楢桥委员会认为鸠山是无辜的，双方产生对立。5月22日， 外相吉田茂取代鸠山就任首相，不久楢桥委员会被迫解散，6月末， 以著名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为委员长的第二次公职审查委员会（即所谓“美浓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成员虽仍以官僚为主，但身为学者的美浓部，比起楢桥来更能为盟总所接受。
美浓部委员会成立后，在5月至9月的4个月内， 对日本政界和官界进行了整肃，对枢密院、贵族院和众议院的审查结果，共有191 人被解除公职，对政府各部门的审查，共整肃905人，其中内务省官吏344人，占总数的38%，人数最多。〔8〕
盟总对上述结果仍不满意，8月20日， 民政局官员召见日本政府的有关负责人，提醒他们“日本方面最近只在指令的字句上作文章，有无视其精神乃至宗旨的倾向”。围绕整肃范围等问题，日本政府和盟总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浓部委员会在第二次解除公职令开始实施的1947年1月4日宣布解散。该委员会共审查了3759人， 其中3495人通过审查，264人被解除公职。
美浓部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解散的当天，“中央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成立。“第三次委员会”成立的背景，除了盟国方面对美浓部委员会不满意这一因素之外，还有整肃范围的进一步扩大。1946年11月，盟总和日本政府商定，整肃将从中央向地方扩展，审查标准也更加严格。在1947年1月4日公布实施的“扩大公职解除令”（第二次公职解除令）〔9〕中规定：解除公职在中央一级向经济界、 言论界扩大，同时在地方一级从都道府县向市町村扩大，因此，在中央和地方有必要成立审查委员会。
首先在东京设置中央审查委员会，由首相牵头，成立由外务省原事务次官松岛鹿夫为委员长和9名成员组成的“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 继续进行资格审查。中央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和与选举有关的地方官员、都道府县知事以及东京以外的五大市（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横滨）的市长、参众两院的议员候选人。2月中旬， 46个都道府县“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和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118个市的“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全部成立。
1947年是“解除公职”工作大规模推进的一年，这是因为这期间采取了“暂定”措施。所谓“暂定”，就是各级审查委员会根据1947 年7月1日公布的第1号敕令修正令和“暂定政令”，对因辞职等原因不能列为整肃对象的人，不必填报调查表便可将其“暂定”为整肃对象，暂定对象如果在30日内提出异议，则对其审查、判定，如果不提出异议，则被自动视为整肃对象，这一措施大大加快了整肃的进度。接受“暂定”的人，总数达204, 304人，提出异议后而被排除整肃的为1116,2人，结果有193,142人被列为整肃对象。 加上原来中央和地方经审查被定为整肃对象的分别为3633人和4081人，三者相加共有200,856人。 还有第一次被解除公职的1067人，被解除教师职务的7003人，总共为208,926 人，其中有148人请求复审后免于整肃， 所以实际遭到整肃的全部人数是208,778人。〔10〕
正当整肃大规模开展的时候，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出现冷战局面，美国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在亚洲，美国则要扶植和支持日本，镇压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就意味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从此开始了重大转变。1948年3月，民政局局长惠特尼突然宣布， 解除公职工作将于5月前结束。5月10日，日本政府废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审查委员会，其后的公职资格审查事务，中央和地方分别交由内阁总理和都道府县知事负责处理。
1948年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通过了《NSC—13 ／2号文件》，该文件在有关改变解除公职政策问题上有如下论述：“由于解除公职的目的大部分已经完成，所以美国政府应指导盟国最高司令官，将如下事项非正式通知日本政府。即（1 ）对在责任较轻的职位任职而被解除公职或已被列为解除公职者，应在政府、企业、公共机关恢复其相应职务；（2）从公共生活中被解除职务或已被列为解除对象者， 应进行复查，复查标准应放在个人行为，而不是其在职时的地位；（3 ）规定（整肃）年龄的下限，对规定年龄以下者，可不进行公职资格审查”。〔11〕1948年6月，成立“美国对日委员会”（ACJ），具体负责美国政府对日占领政策从过去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向扶植日本经济方面的转变工作。
随后，解除整肃的工作全面展开。本来，早在1947年1月， 发布第二次解除公职令的同时，就成立了“第一次请求委员会”，但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纠正整肃中的错误，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只甄别了148 人，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1949年2月28日， “第二次请求委员会”成立，此时已宣布整肃结束，所以该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开始了大张旗鼓的解除肃整工作。到1951年3月31日以前的两年时间内，共解除了10,090 名文职人员和3250名军官。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1951年5月1日，解除整肃的工作全部移交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立即修改了解除公职令，并成立了“公职审查委员会”。到11月6日的半年时间内，共甄别了177,261人。同年11月29日成立的“第三次请求委员会”，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的1952年4月28日以前，又甄别、解除了9306人。 随着对日和约的生效，有关解除公职的法令全部废除， 尚处在被整肃状态的人这时只剩下8710人了。〔12〕
至此，解除公职这件大事虽然落下帷幕，但以共产主义者为对象的所谓“红色整肃”的歪风又开始吹遍全国。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冷战”升级为“热战”，麦克阿瑟命令吉田政府进行“红色整肃”，本来以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等右翼为对象的解除公职，如今目标转向了左翼，朝着“开倒车”的方向发展了。从此，日本进步势力和革新势力政党遭到镇压，保守政治势力随着解除整肃而陆续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三、解除公职对日本政党的影响
解除公职与解散财阀等民主化政策一样，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而导致虎头蛇尾的结局。尽管如此，以旧军部为首的政、官、财界、舆论界和教育界等的有关人士多达20余万人被解除了公职，如果把因慑于整肃而提前辞职的人和被整肃者家属计算在内，触及范围约达百万人以上，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
通过整肃，军国主义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促进了政、官、财界以及舆论界的“更新换代”，加速了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尤其在政府部门和经济界，由于上层人物多半被解除公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在日后的数十年间占据了各级领导岗位，正是他们，成为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坚力量。
解除公职对日本战后政党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解除公职令”明确指出，“限制被禁团体成员在政党组织中的比例”；“禁止被禁团体成员在新的政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等。指令还规定，凡符合整肃标准的所有个人，“即使在战后参加政党或其他组织”，“均应立即解除公职”，“今后的大选候选人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定”。〔 13 〕所以日本大多数政党的政治活动都受到解除公职令的影响。1946年2月9日日本内阁发表的声明也明确指出：“符合SCAPIN／550 条款的人，留在党内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不但违反SCAP指令的本意，而且从政治道德的观点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又说：“违反SCAP指令的人，应辞去公职，脱离政治活动”。〔14〕
纵观整肃计划，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6年对国家机关任职的重要人物的整肃；第二阶段是1947年，整肃范围扩大到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担任地方公职的人物；第三阶段主要是解除整肃时期，对整肃对象开始做甄别、解除工作。整肃对日本政党的影响大致如下。
日本进步党成立于1945年11月16日，其主要成员是大日本政治会中的翼赞议会议员，这些人物都和战时体制密切相关，积极鼓吹军国主义。由于该党右翼色彩浓厚，在整肃中首当其冲，受打击最大。在整肃第一阶段，进步党所属274名众议院议员中，247名被解除公职， 只剩下27个议席，建党时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大部分被解除公职。1946 年众议院议员大选时，由原来的274个席位，减少到94席， 下降到第二大党的地位。〔15〕
尽管在国会中失去了大部分议席，进步党并没有销声匿迹，这是因为，进步党的班底是战前的民政党和政友会的中岛知久平派，这些党派有着较为固定的地盘，进步党以这些传统的、长期积累的地盘为基础，得以维持下来。但是，整肃使进步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假如没有整肃，战前的这些保守政治势力很可能纠合成一股强大的统一的势力，而通过整肃，只保留了其中的自由主义势力，从而使进步党从一个极右的保守政党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政党，党的领导人也由于整肃换上了一批新人。
日本自由党的前身是战前的政友会，发起人是战前属于政友会的鸠山一郎。整肃中自由党虽失去了一批重要人物，但比起进步党来损失要小得多。自由党在整肃中损失较小的主要原因是建党时比较慎重，党内有战争嫌疑的人物和不适应新民主体制的人物较少。
尽管如此，在整肃第一阶段，自由党46名众议院议员，仍有28名被解除公职，其中不少是建党时的有功之臣。但总裁鸠山一郎和干事长河野一郎暂免于此难，同时，那些自由主义派议员也多半留了下来。总之，在整肃第一阶段，自由党的基本性质和阵容没有太大变化，没有出现象进步党那样全面重建的局面。党的领导人还是原班人马，加之由于进步党溃不成军，自由党在1946年大选中一举跃升为第一大党，由原来的46席增加到140席。
社会党在整肃中损失不大，成立时26席，只有3人被解除公职， 而且整肃对象是党内右派，这反倒更增加了其大众政党的形象。社会党的基础是战前的社会民主政党，这些政党战前和战争期间，一直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940年前后均被迫解散，战后不久，原社会民众党系统的西尾末广等人开始着手组党工作，联合“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者农民党”和“社会民众党”三个主要政党的成员，于1945年11月2 日成立日本社会党。所以从总体上讲，对保守阵营的整肃，对社会党是有利的，1946年大选时，社会党由原来的17席一跃而增至92席。
协同党是战后成立的新党，在日本主要政党中，也是受整肃影响较大的一个政党，在所属27名议员中，除2人外全部被解除公职。 协同党与自由党、进步党不同，与战前的旧政党没有直接联系，其主要成员是一些代表地主、富农和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保守势力，是一个挂着民主招牌的保守政党。整肃有助于该党进行政策上的调整，1946年大选时获得14个议席。大选后为了扩大党的势力，于1946年5月25 日改名为国民民主党，1947年3月8日，又与国民党（1946年9月25 日成立）合并为国民协同党。〔16〕
日本共产党创建于1922年7月， 成立后长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的残酷镇压，处于非法地位，德田球一等领导人被关押长达18年之久。日本战败后不久，德田球一等人出狱，随即于1945年12月1 日重建日本共产党，高举反战、民主的大旗继续进行斗争，因此，整肃与日共无缘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1948年以后，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整肃性质发生了变化，矛头公然指向反抗占领军的“破坏活动”，日本共产党成为被整肃对象，这就是所谓“红色整肃”。1949年以后，吉田内阁与美国占领当局相呼应，不经议会通过，便以政令形式擅自公布了《团体等规正令》，吉田茂直言不讳地称该法令“是以作为政治团体的共产党为对象的”。〔17〕“规正令”禁止一切政党及群众团体的秘密活动，迫使日共交出领导人和10余万党员的名单。结果朝鲜战争前夕美军和吉田内阁根据这一名单对日共采取了镇压行动，大批日共党员被解雇，工会干部也遭到镇压，1949年2月至1950年的一年内，10,546个企业共解雇了50 万职工，从此，工人运动进入低潮，直至1952年。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称这一时期为“黑暗的峡谷时期”。〔18〕
“红色整肃”给日本共产党以沉重打击，1950年6月，24 名中央委员和17名“赤旗”报编辑被整肃，随后又以“报道失实”为名命令“赤旗”报停刊，7月18日，警察又命令日共所有报刊全部停刊，1名日共议员因批判麦克阿瑟而遭整肃，8月30日， 日本政府又强行解散了日共系统的“全日本劳动者联合会”。这样，日本共产党在开始整肃到1951年9月旧金山媾和会议召开的16个月内，共失去了62名高级干部， 日共众议院议员由36人减少到23人，9 名被整肃的日共党员因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而被当局列为缉捕对象（其中1人被捕）， 使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合法活动不能开展，只好转入地下活动。〔19〕
几乎是在开展“红色整肃”的同时，“解除整肃”的工作便开始了。如前所述，从1948年5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共恢复了10,090 人的公职，其中包括犬养健、鸠山一郎、石桥湛山、河野一郎、平野力三等知名政治家。至1951年9月以前，除14名日共党员之外，1946年4月以后被整肃的国会议员全都恢复了公职，其他在战争期间为军国主义效劳的政治家也绝大部分解除了整肃。经过分化组合，进步党——民主党的一部分人归属于自由党，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的一部分组成为国民民主党，这样，作为自由民主党的前身，自由党和民主党的雏形基本上趋于形成。在社会党内，随着社会党右派的被解除整肃，党内右派势力增强，导致党内矛盾激化，从而在组织上正式分裂为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
综上所述，整肃对战后日本政党的形成与走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整肃计划的全过程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即前期的整肃和后期的“解除整肃”及“红色整肃”，大约经历了6年的时间， 到1951年8月，整肃计划全部结束。 这两个时期对日本的政党及政党体制都产生了影响。前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后期的影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几次大选结果而逐渐表现出来。
整肃计划的对象虽然是针对个人而不是政党组织本身，但对日本战后政党体制的发展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般地说，这种影响是间接性的。
通过整肃，剥夺了1945年以前积极参与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人物的参政资格。这些老牌政治家遭整肃后，一批新人填补了日本政治的空白，这些新人虽然缺乏从政经验，但对发展战后民主政治是有利的因素，使日本各政党朝着比较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例如， 在建党之初的1945年，在两大保守党中，自由党比进步党更为进步一些。但到1951年，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民主党（前身为进步党）又超过了自由党。这不是说自由党内保守倾向增强，而是因为民主党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通过整肃，积极支持战前扩张主义政策的保守势力从公职和党的重要岗位上被开除出去，党的管理运营被一批自由主义者取而代之。当然，自由党也在变，这也是由于整肃带来的间接影响。鸠山被整肃后由吉田取代，自由党的党人派主导权被剥夺，起用了大批新人，这样，自由党开始从职业政治家的政党逐步向官僚政党变化。
社会党的情况是，被整肃的人中右派多于左派，所以，通过整肃，左派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影响增强，除此之外，党的性质并没有因为整肃而发生根本变化。
整肃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从公职中除掉那些有反民主嫌疑的人物，代之以让新的民主的领导人上台。所以，检验整肃计划的结果，主要看有多少新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负责人登上政治舞台。在这方面，地方级新领导人的统计资料没有收集到手，估计和中央的情况差不多。从中央一级的情况看，在战后三次大选中初次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数以及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再次当选的情况如下表：
战后三次大选中当选的战后派国会议员〔20〕
上表表明，战后通过大选进入政界的战后派国会议员，在1951年解除整肃以前，在政治力量对比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解除整肃以后，战前派政治家虽然大部分恢复了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格，但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权力、地位、影响和机遇，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公职，除少数人外，不再对日本政治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在整肃后期，解除整肃的政治家即使对政治体制产生某些影响，也多半是靠个人的能力和影响力，而不是作为一股整体的力量。
注释：
〔1〕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 东大出版会1996年版，第2页。
〔2〕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第3页。
〔3〕敕任官，又称简任官，即日本天皇任命的官吏，日本一、 二等高等官员的旧称；奏任官，又称荐任官，其级别低于敕任官。
〔4〕中村尚美等编：《日本近现代史史料》，Ⅲ，三省堂1985 年版，第28页。
〔5〕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6卷， 《解除公职》（增田宏、山本礼子译），日本图书中心1995年版，第22页。
〔6〕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6卷， 《解除公职》，第23页。
〔7〕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第10页。
〔8〕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第11页。
〔9〕正式名称为《昭和22 年敕令第一号有关公职的禁止就职及关于退职等的敕令（昭和21年敕令第109号的全部修改）》。
〔10〕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第16、17页。
〔11〕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版，第79—81页。
〔12〕总理厅官房监察科编：《解除公职备忘录整肃人员名单》（长滨功监修：《复刻资料解除公职Ⅱ》，明石书店1988年版）卷末，《解除公职事务经过》。
〔13〕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11卷，《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日本图书中心1995年版，第95页。
〔14〕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6卷，《解除公职》，第27页。
〔15〕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11卷， 《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第97页。
〔16〕拙著：《自民党的兴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8、9页。
〔17〕吉田茂：《十年回忆》第2卷，新潮社1958年版，第272页。
〔18〕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861页。
〔19〕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11卷， 《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第107、108页。
〔20〕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11 卷，《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第11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2期第44～52页
【作者简介】王振锁，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天津300071
本文拟就“解除公职”政策的形成及其实施过程作一简要叙述，并就解除公职对战后初期日本政党的影响作一重点分析。
一、解除公职令的出台
1946年1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GHQ ）向日本政府发出了“解除公职指令”，即《关于解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SCAPIN／550 ）和《关于废除政党、 政治结社、 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SCAPIN／548）。于是，解除公职与制定新宪法、农地改革、 解散财阀、教育改革、劳动改革等重大举措一起，成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日本战后改革中占有重要一页。
美国占领当局发布的“解除公职令”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美国政府解除公职的构想可以追溯到战争期间的1944年春天，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地区委员会在有关天皇的处置和占领统治形态等问题上，曾先后制定了《停止政府诸权力》、《政党与政治团体》、《战争罪犯》和《排除军国主义与加强民主化过程》等四个重要文件，解除公职的构想就是从这四个文件中派生出来的。
1944年底，美国国务、陆军、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SWNCC ）及其下属机构远东小委员会（SFE）成立，美国的对日政策基本形成， 1945年6月以后，拟定了占领政策的核心文件“SWNCC150号文件”。 该文件明确指出，“解散现有政党、极权主义组织和超国家主义团体”，“逮捕和处罚战犯”。同年8月，在SWNCC150—1号文件中，写进了“除掉不受欢迎的人物”的新条款。〔1 〕这些内容都成为后来“解除公职指令”（SCAPIN550及548）的基本条款，由此可见，SWNCC150号文件已是“解除公职指令”的雏形。
但是，日本的投降比美国的预料来得更快，所以，上述文件未及充分修改，便于9月6日以“SWNCC150／4 ”的文本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后经SWNCC稍加修改，形成“SWNCC150／4／A”于9月22日正式交给美国占领军司令部，这就是《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
另外，在制定和实施解除公职政策方面，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战领当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5月， 麦克阿瑟作为美国陆军攻占日本本土的最高指挥官，制定了一个暗号为“黑名单”的和平进驻日本计划，在8月7日最终完成的这一《军政府制度基础计划——黑名单作战》的方案中，就“解除公职”问题有如下表述：“解除大日本政治会、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大日本妇女联盟等民族的、暴力的、秘密爱国的团体和组织”，“与制定政策有关的官吏也予解除公职。好战的国家主义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从公职排除之”。〔2 〕这些规定成为后来《解除公职指令》的相关条款。
与此同时，美国统合参谋本部制定了《为占领和管理日本，对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投降后初期基本指令》（即JCS1380号文件）， 该“初期基本指令”比上述SWNCC 文件和“黑名单作战”在解除公职方面的规定更为详细具体。后来，这一文件又几经修改，于11月3日形成“1380 ／15号”文件，正式下达给麦克阿瑟总司令部。
但是，美国占领当局内部在占领政策和解除公职问题上意见相左。民政局（GS）方面根据JCS1380号文件， 并参照德国的整肃政策《非纳粹化政策）制定了一个《关于命令日本政府解散国家主义的、军国主义的、秘密的组织的提案》，而参谋二部（G2）和民间谍报局（CIS ）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一方案打击面过宽，在美苏之间有可能出现对立的情况下，在日本过分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会削弱日本。于是，在占领当局内部，“现实派”和“理想派”之间围绕占领政策的方向问题出现严重对立。但当时已经掌握民主化改革大权的民政局，坚持认为不仅应解除组织，也必须解除有关领导人的公职。最后，民政局的这一主张得到占领当局多数人的支持，并得到参谋长的批准，民政局逐渐掌握了整肃主导权。
1945年9月始，盟总（GHQ）相继发出一系列民主化指令，其中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禁止军需生产、废除新闻管制、逮捕战犯、废除政治警察等。东久迩内阁因难以完成废除政治警察等任务而于10月辞职，同月，币原喜重郎组阁后，修改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并决定解散众议院，于1946年1月举行大选。与此同时，在1945年12 月召开的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决定，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设置“远东委员会”（FEC）和“对日理事会”（ACJ）。
上述日本国内外形势对美国占领当局制定解除公职指令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一方面，占领当局认为，日本政府匆忙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不利于日本的民主化，同时，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等国际机构的设立会起到监视美国占领政策的作用，这也是麦克阿瑟等人所不愿看到的。所以，美国占领当局认为，必须先发制人，尽快制定解除公职指令，以抑制日本政府和远东委员会及对日理事会的气势。
但是，在占领当局内部，民政局和参谋二部之间围绕解除公职问题仍争论不休，最后，民政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例如，在原方案中，内阁官员中从大臣到局长级几乎都是解除对象，而协调方案压缩到只限于陆海军两省和军需省的首脑。再如，将解除对象的任职时间改为从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比原来规定的“1930年1月以后”也大大缩短。
尽管如此，参谋二部的军方首脑仍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美苏对立日趋激化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在政治上会带来严重后果。他们主张，解除公职的时间应限制在1937、1938、1941和1942这4年内。 解除级别应是“敕任官以上”，而不是“奏任官以上”〔3〕。金融、 产业界首脑的公职不应解除。陆海军的“少佐以上”应改为“大佐以上”。最后，民政局接受了参谋二部的要求，将“奏任官以上的官职”改为“敕任官以上的官职”，将军需省的官员排除在解除之外，“超国家主义的、暴力主义的、秘密爱国团体的骨干分子”一项中，将解除对象限定在“创立者、干事和理事”，把“组织者、指导者、顾问等”排除在外，而且，命令解散的团体由172个减少到27个，惩罚方针大大缓和。 但对职业军人更加严厉，美国新任参谋长马歇尔主张，少壮军官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积极追随者和战争行为的主力，所以，命令占领当局将解除公职的范围从“少佐以上”扩大到“少尉以上”。
这样，经过多次协调和磋商，SCAPIN／550和SCAPIN／548两个文件最终确定下来，1946年1月4日，麦克阿瑟发布命令，将这两项指令正式下达给日本政府，这就是使日本政府感到震惊的《解除公职指令》。
二、解除公职令的实施
盟总发布的“解除公职指令”（正式名称是《关于解除不受欢迎人物公职之件》）规定，整肃对象为：战犯；职业军人、谍报机关和宪兵队的官兵及军属；极端军国主义团体等的骨干分子；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大日本政治会的骨干积极分子；满铁、东洋拓殖公司等殖民地和占领地的开发机构、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殖民地和占领地的行政长官；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国家主义者。〔4〕
币原内阁起初曾秘密制定了一份“备忘录”提交盟总，要求进一步明确公职解除指令的内容，对那些虽在其位但并不知道其行为“有害”的当事者是否也在被解除之列，如果把这些人都算在内，被整肃者恐怕要达到20多万人。但盟总认为，如果按照“备忘录”的要求去逐个甄别“被整肃者”，将会大大拖延整肃过程，影响占领目的的实施。所以，麦克阿瑟1月25日断然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 明确指出：“凡以自己的行动和态度赞成和参与日本扩张主义的人物，均应从政治机构中全部清除掉”。“这是为防止日本重新出现领土扩张主义倾向的必要措施”。〔5〕面对盟总的强硬态度， 币原内阁曾一度想步东久迩内阁后尘而辞职，但后来还是改变主意，决定改组内阁并执行盟总指令。2月9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实施“SCAPIN／550号文件”的第一阶段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被整肃的团体达119个，1942 年大选中由翼赞政治会推荐的382名议员，全部失去议会议员资格。〔6〕随后于28日成立了以新任内阁书记官长楢桥渡为委员长，各省厅次官为委员的第一次公职资格审查委员会（即所谓“楢桥委员会”）。第一次解除公职从此开始。
盟总要求日本政府将大选推至1946年3月中旬以后进行， 以便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进行“事前审查”。所以，1月30 日日本政府公布实施了《关于确认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资格文件》（第2号内务省令）。 随后以内阁人事课为中心，在内务省、大藏省和商工省等的协助下，对候选人逐一进行了审查，到3月9日以前，被审查对象达3384名，其中3132人通过审查，93人被列为整肃对象，159 人主动撤消申请（其中包括1942年选举时的113名“推荐议员”）。进步党的原274名众议院议员中只有14人通过审查，其余均被整肃。〔7〕
但是，盟总对这一审查结果并不满意，认为战后第一次大选，应该从严审查，而日本政府则尽量想维持现状，避免变动太大，双方出现明显的分歧。大选结束后，对当选议员又进行了复查，结果又有10名议员被刷了下来。其中包括准备就任众议院议长的三木武吉（自由党），自由党干事长河野一郎等人。大选结果，自由党获140个议席， 进步党获94席，社会党获92席，自由党虽未过半数，但升为第一大党，总裁鸠山一郎有望组阁。
但是，1946年5月3日，麦克阿瑟发布了《关于国会议员的解除与排除》的备忘录，鸠山一郎首当其冲，成为被解除的对象，楢桥委员会认为鸠山是无辜的，双方产生对立。5月22日， 外相吉田茂取代鸠山就任首相，不久楢桥委员会被迫解散，6月末， 以著名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为委员长的第二次公职审查委员会（即所谓“美浓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成员虽仍以官僚为主，但身为学者的美浓部，比起楢桥来更能为盟总所接受。
美浓部委员会成立后，在5月至9月的4个月内， 对日本政界和官界进行了整肃，对枢密院、贵族院和众议院的审查结果，共有191 人被解除公职，对政府各部门的审查，共整肃905人，其中内务省官吏344人，占总数的38%，人数最多。〔8〕
盟总对上述结果仍不满意，8月20日， 民政局官员召见日本政府的有关负责人，提醒他们“日本方面最近只在指令的字句上作文章，有无视其精神乃至宗旨的倾向”。围绕整肃范围等问题，日本政府和盟总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浓部委员会在第二次解除公职令开始实施的1947年1月4日宣布解散。该委员会共审查了3759人， 其中3495人通过审查，264人被解除公职。
美浓部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解散的当天，“中央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成立。“第三次委员会”成立的背景，除了盟国方面对美浓部委员会不满意这一因素之外，还有整肃范围的进一步扩大。1946年11月，盟总和日本政府商定，整肃将从中央向地方扩展，审查标准也更加严格。在1947年1月4日公布实施的“扩大公职解除令”（第二次公职解除令）〔9〕中规定：解除公职在中央一级向经济界、 言论界扩大，同时在地方一级从都道府县向市町村扩大，因此，在中央和地方有必要成立审查委员会。
首先在东京设置中央审查委员会，由首相牵头，成立由外务省原事务次官松岛鹿夫为委员长和9名成员组成的“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 继续进行资格审查。中央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和与选举有关的地方官员、都道府县知事以及东京以外的五大市（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横滨）的市长、参众两院的议员候选人。2月中旬， 46个都道府县“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和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118个市的“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全部成立。
1947年是“解除公职”工作大规模推进的一年，这是因为这期间采取了“暂定”措施。所谓“暂定”，就是各级审查委员会根据1947 年7月1日公布的第1号敕令修正令和“暂定政令”，对因辞职等原因不能列为整肃对象的人，不必填报调查表便可将其“暂定”为整肃对象，暂定对象如果在30日内提出异议，则对其审查、判定，如果不提出异议，则被自动视为整肃对象，这一措施大大加快了整肃的进度。接受“暂定”的人，总数达204, 304人，提出异议后而被排除整肃的为1116,2人，结果有193,142人被列为整肃对象。 加上原来中央和地方经审查被定为整肃对象的分别为3633人和4081人，三者相加共有200,856人。 还有第一次被解除公职的1067人，被解除教师职务的7003人，总共为208,926 人，其中有148人请求复审后免于整肃， 所以实际遭到整肃的全部人数是208,778人。〔10〕
正当整肃大规模开展的时候，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出现冷战局面，美国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在亚洲，美国则要扶植和支持日本，镇压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就意味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从此开始了重大转变。1948年3月，民政局局长惠特尼突然宣布， 解除公职工作将于5月前结束。5月10日，日本政府废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审查委员会，其后的公职资格审查事务，中央和地方分别交由内阁总理和都道府县知事负责处理。
1948年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通过了《NSC—13 ／2号文件》，该文件在有关改变解除公职政策问题上有如下论述：“由于解除公职的目的大部分已经完成，所以美国政府应指导盟国最高司令官，将如下事项非正式通知日本政府。即（1 ）对在责任较轻的职位任职而被解除公职或已被列为解除公职者，应在政府、企业、公共机关恢复其相应职务；（2）从公共生活中被解除职务或已被列为解除对象者， 应进行复查，复查标准应放在个人行为，而不是其在职时的地位；（3 ）规定（整肃）年龄的下限，对规定年龄以下者，可不进行公职资格审查”。〔11〕1948年6月，成立“美国对日委员会”（ACJ），具体负责美国政府对日占领政策从过去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向扶植日本经济方面的转变工作。
随后，解除整肃的工作全面展开。本来，早在1947年1月， 发布第二次解除公职令的同时，就成立了“第一次请求委员会”，但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纠正整肃中的错误，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只甄别了148 人，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1949年2月28日， “第二次请求委员会”成立，此时已宣布整肃结束，所以该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开始了大张旗鼓的解除肃整工作。到1951年3月31日以前的两年时间内，共解除了10,090 名文职人员和3250名军官。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1951年5月1日，解除整肃的工作全部移交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立即修改了解除公职令，并成立了“公职审查委员会”。到11月6日的半年时间内，共甄别了177,261人。同年11月29日成立的“第三次请求委员会”，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的1952年4月28日以前，又甄别、解除了9306人。 随着对日和约的生效，有关解除公职的法令全部废除， 尚处在被整肃状态的人这时只剩下8710人了。〔12〕
至此，解除公职这件大事虽然落下帷幕，但以共产主义者为对象的所谓“红色整肃”的歪风又开始吹遍全国。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冷战”升级为“热战”，麦克阿瑟命令吉田政府进行“红色整肃”，本来以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等右翼为对象的解除公职，如今目标转向了左翼，朝着“开倒车”的方向发展了。从此，日本进步势力和革新势力政党遭到镇压，保守政治势力随着解除整肃而陆续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三、解除公职对日本政党的影响
解除公职与解散财阀等民主化政策一样，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而导致虎头蛇尾的结局。尽管如此，以旧军部为首的政、官、财界、舆论界和教育界等的有关人士多达20余万人被解除了公职，如果把因慑于整肃而提前辞职的人和被整肃者家属计算在内，触及范围约达百万人以上，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
通过整肃，军国主义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促进了政、官、财界以及舆论界的“更新换代”，加速了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尤其在政府部门和经济界，由于上层人物多半被解除公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在日后的数十年间占据了各级领导岗位，正是他们，成为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坚力量。
解除公职对日本战后政党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解除公职令”明确指出，“限制被禁团体成员在政党组织中的比例”；“禁止被禁团体成员在新的政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等。指令还规定，凡符合整肃标准的所有个人，“即使在战后参加政党或其他组织”，“均应立即解除公职”，“今后的大选候选人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定”。〔 13 〕所以日本大多数政党的政治活动都受到解除公职令的影响。1946年2月9日日本内阁发表的声明也明确指出：“符合SCAPIN／550 条款的人，留在党内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不但违反SCAP指令的本意，而且从政治道德的观点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又说：“违反SCAP指令的人，应辞去公职，脱离政治活动”。〔14〕
纵观整肃计划，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6年对国家机关任职的重要人物的整肃；第二阶段是1947年，整肃范围扩大到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担任地方公职的人物；第三阶段主要是解除整肃时期，对整肃对象开始做甄别、解除工作。整肃对日本政党的影响大致如下。
日本进步党成立于1945年11月16日，其主要成员是大日本政治会中的翼赞议会议员，这些人物都和战时体制密切相关，积极鼓吹军国主义。由于该党右翼色彩浓厚，在整肃中首当其冲，受打击最大。在整肃第一阶段，进步党所属274名众议院议员中，247名被解除公职， 只剩下27个议席，建党时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大部分被解除公职。1946 年众议院议员大选时，由原来的274个席位，减少到94席， 下降到第二大党的地位。〔15〕
尽管在国会中失去了大部分议席，进步党并没有销声匿迹，这是因为，进步党的班底是战前的民政党和政友会的中岛知久平派，这些党派有着较为固定的地盘，进步党以这些传统的、长期积累的地盘为基础，得以维持下来。但是，整肃使进步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假如没有整肃，战前的这些保守政治势力很可能纠合成一股强大的统一的势力，而通过整肃，只保留了其中的自由主义势力，从而使进步党从一个极右的保守政党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政党，党的领导人也由于整肃换上了一批新人。
日本自由党的前身是战前的政友会，发起人是战前属于政友会的鸠山一郎。整肃中自由党虽失去了一批重要人物，但比起进步党来损失要小得多。自由党在整肃中损失较小的主要原因是建党时比较慎重，党内有战争嫌疑的人物和不适应新民主体制的人物较少。
尽管如此，在整肃第一阶段，自由党46名众议院议员，仍有28名被解除公职，其中不少是建党时的有功之臣。但总裁鸠山一郎和干事长河野一郎暂免于此难，同时，那些自由主义派议员也多半留了下来。总之，在整肃第一阶段，自由党的基本性质和阵容没有太大变化，没有出现象进步党那样全面重建的局面。党的领导人还是原班人马，加之由于进步党溃不成军，自由党在1946年大选中一举跃升为第一大党，由原来的46席增加到140席。
社会党在整肃中损失不大，成立时26席，只有3人被解除公职， 而且整肃对象是党内右派，这反倒更增加了其大众政党的形象。社会党的基础是战前的社会民主政党，这些政党战前和战争期间，一直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940年前后均被迫解散，战后不久，原社会民众党系统的西尾末广等人开始着手组党工作，联合“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者农民党”和“社会民众党”三个主要政党的成员，于1945年11月2 日成立日本社会党。所以从总体上讲，对保守阵营的整肃，对社会党是有利的，1946年大选时，社会党由原来的17席一跃而增至92席。
协同党是战后成立的新党，在日本主要政党中，也是受整肃影响较大的一个政党，在所属27名议员中，除2人外全部被解除公职。 协同党与自由党、进步党不同，与战前的旧政党没有直接联系，其主要成员是一些代表地主、富农和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保守势力，是一个挂着民主招牌的保守政党。整肃有助于该党进行政策上的调整，1946年大选时获得14个议席。大选后为了扩大党的势力，于1946年5月25 日改名为国民民主党，1947年3月8日，又与国民党（1946年9月25 日成立）合并为国民协同党。〔16〕
日本共产党创建于1922年7月， 成立后长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的残酷镇压，处于非法地位，德田球一等领导人被关押长达18年之久。日本战败后不久，德田球一等人出狱，随即于1945年12月1 日重建日本共产党，高举反战、民主的大旗继续进行斗争，因此，整肃与日共无缘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1948年以后，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整肃性质发生了变化，矛头公然指向反抗占领军的“破坏活动”，日本共产党成为被整肃对象，这就是所谓“红色整肃”。1949年以后，吉田内阁与美国占领当局相呼应，不经议会通过，便以政令形式擅自公布了《团体等规正令》，吉田茂直言不讳地称该法令“是以作为政治团体的共产党为对象的”。〔17〕“规正令”禁止一切政党及群众团体的秘密活动，迫使日共交出领导人和10余万党员的名单。结果朝鲜战争前夕美军和吉田内阁根据这一名单对日共采取了镇压行动，大批日共党员被解雇，工会干部也遭到镇压，1949年2月至1950年的一年内，10,546个企业共解雇了50 万职工，从此，工人运动进入低潮，直至1952年。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称这一时期为“黑暗的峡谷时期”。〔18〕
“红色整肃”给日本共产党以沉重打击，1950年6月，24 名中央委员和17名“赤旗”报编辑被整肃，随后又以“报道失实”为名命令“赤旗”报停刊，7月18日，警察又命令日共所有报刊全部停刊，1名日共议员因批判麦克阿瑟而遭整肃，8月30日， 日本政府又强行解散了日共系统的“全日本劳动者联合会”。这样，日本共产党在开始整肃到1951年9月旧金山媾和会议召开的16个月内，共失去了62名高级干部， 日共众议院议员由36人减少到23人，9 名被整肃的日共党员因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而被当局列为缉捕对象（其中1人被捕）， 使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合法活动不能开展，只好转入地下活动。〔19〕
几乎是在开展“红色整肃”的同时，“解除整肃”的工作便开始了。如前所述，从1948年5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共恢复了10,090 人的公职，其中包括犬养健、鸠山一郎、石桥湛山、河野一郎、平野力三等知名政治家。至1951年9月以前，除14名日共党员之外，1946年4月以后被整肃的国会议员全都恢复了公职，其他在战争期间为军国主义效劳的政治家也绝大部分解除了整肃。经过分化组合，进步党——民主党的一部分人归属于自由党，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的一部分组成为国民民主党，这样，作为自由民主党的前身，自由党和民主党的雏形基本上趋于形成。在社会党内，随着社会党右派的被解除整肃，党内右派势力增强，导致党内矛盾激化，从而在组织上正式分裂为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
综上所述，整肃对战后日本政党的形成与走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整肃计划的全过程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即前期的整肃和后期的“解除整肃”及“红色整肃”，大约经历了6年的时间， 到1951年8月，整肃计划全部结束。 这两个时期对日本的政党及政党体制都产生了影响。前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后期的影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几次大选结果而逐渐表现出来。
整肃计划的对象虽然是针对个人而不是政党组织本身，但对日本战后政党体制的发展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般地说，这种影响是间接性的。
通过整肃，剥夺了1945年以前积极参与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人物的参政资格。这些老牌政治家遭整肃后，一批新人填补了日本政治的空白，这些新人虽然缺乏从政经验，但对发展战后民主政治是有利的因素，使日本各政党朝着比较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例如， 在建党之初的1945年，在两大保守党中，自由党比进步党更为进步一些。但到1951年，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民主党（前身为进步党）又超过了自由党。这不是说自由党内保守倾向增强，而是因为民主党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通过整肃，积极支持战前扩张主义政策的保守势力从公职和党的重要岗位上被开除出去，党的管理运营被一批自由主义者取而代之。当然，自由党也在变，这也是由于整肃带来的间接影响。鸠山被整肃后由吉田取代，自由党的党人派主导权被剥夺，起用了大批新人，这样，自由党开始从职业政治家的政党逐步向官僚政党变化。
社会党的情况是，被整肃的人中右派多于左派，所以，通过整肃，左派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影响增强，除此之外，党的性质并没有因为整肃而发生根本变化。
整肃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从公职中除掉那些有反民主嫌疑的人物，代之以让新的民主的领导人上台。所以，检验整肃计划的结果，主要看有多少新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负责人登上政治舞台。在这方面，地方级新领导人的统计资料没有收集到手，估计和中央的情况差不多。从中央一级的情况看，在战后三次大选中初次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数以及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再次当选的情况如下表：
战后三次大选中当选的战后派国会议员〔20〕
1946年 1947年 1949年 合计 新人 376 222 181 779 再次当选数 184 240 424 合计 376 406 421 |
上表表明，战后通过大选进入政界的战后派国会议员，在1951年解除整肃以前，在政治力量对比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解除整肃以后，战前派政治家虽然大部分恢复了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格，但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权力、地位、影响和机遇，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公职，除少数人外，不再对日本政治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在整肃后期，解除整肃的政治家即使对政治体制产生某些影响，也多半是靠个人的能力和影响力，而不是作为一股整体的力量。
注释：
〔1〕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 东大出版会1996年版，第2页。
〔2〕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第3页。
〔3〕敕任官，又称简任官，即日本天皇任命的官吏，日本一、 二等高等官员的旧称；奏任官，又称荐任官，其级别低于敕任官。
〔4〕中村尚美等编：《日本近现代史史料》，Ⅲ，三省堂1985 年版，第28页。
〔5〕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6卷， 《解除公职》（增田宏、山本礼子译），日本图书中心1995年版，第22页。
〔6〕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6卷， 《解除公职》，第23页。
〔7〕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第10页。
〔8〕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第11页。
〔9〕正式名称为《昭和22 年敕令第一号有关公职的禁止就职及关于退职等的敕令（昭和21年敕令第109号的全部修改）》。
〔10〕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第16、17页。
〔11〕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版，第79—81页。
〔12〕总理厅官房监察科编：《解除公职备忘录整肃人员名单》（长滨功监修：《复刻资料解除公职Ⅱ》，明石书店1988年版）卷末，《解除公职事务经过》。
〔13〕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11卷，《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日本图书中心1995年版，第95页。
〔14〕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6卷，《解除公职》，第27页。
〔15〕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11卷， 《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第97页。
〔16〕拙著：《自民党的兴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8、9页。
〔17〕吉田茂：《十年回忆》第2卷，新潮社1958年版，第272页。
〔18〕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861页。
〔19〕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11卷， 《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第107、108页。
〔20〕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11 卷，《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