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西方学术界殖民主义研究评析
高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2期第83～91页
【作者简介】高岱，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西方学术界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6世纪初到1914年为早期阶段；从1914—1945年为殖民主义研究的中期阶段；从1945年至今，为殖民主义研究的现代阶段。每当殖民主义研究从一个阶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登上一个新台阶。同时，由于不同时期客观环境的差异，每一阶段的学者对殖民主义的研究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下面将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特点，对西方学术界研究殖民主义的史学做一个粗略的评析。
一、1914年以前的殖民主义研究
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长达几百年，但由于人们对殖民主义的作用和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对殖民主义本身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在这一时期，从事殖民主义有关研究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最早的那类学者基本上都是由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所组成。他们在从事探险和地理探察的过程中，往往把在当地所见到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到19世纪，这种个人的兴趣逐渐演变为团体或国家的行为。1821年，法国成立了地理协会。1828年，英国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此后，意大利也相继建立起地理协会以及同类的科学协会。在这些协会的支持下，地理学家和探险者的活动范围更为广阔，他们的见闻也更为社会所接受。
与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一样，传教士也为早期殖民主义研究作出过贡献。他们往往步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的后尘，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这些人与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相比，具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传教士可能在某一个地区停留较长的时期，并能够接触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层面，从而能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有较充分地了解。其二，由于传教士到这些地方不仅仅是为了解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而且还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尽力使当地的人们皈依基督教。因此，他们常常把自身所处的社会看成是由“异教徒”组成的社会，并由此而对这些社会产生偏见。
除了探险者和传教士而外，早期参与殖民征服的军人和殖民地的官员，也可能成为第三类涉及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军人和官员通常是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征服和统治的工具。为了便于统治，他们常按自己的意愿，破坏与改造当地的社会。因此，他们所提供的有关殖民地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材料，常常带有较大的主观片面性。然而，与传教士一样，一些军官和早期的殖民地官员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某地长期驻扎或任职期间，常常会出于更有效统治的需要，研究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其中某些人甚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从18世纪开始，这种由殖民地官员兼做某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做法，便逐渐形成为习惯。再加上他们还要不断向宗主国提交当地社会情况的备忘录，从而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和资料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四类学者群产生。他们堪称是早期阶段真正从事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这些人与其他几类学者不同，自身大多并未直接参与殖民扩张的活动，也很少有在殖民地传教的经历。但作为研究者，他们对殖民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非常热衷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有许多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保罗·勒鲁瓦－博列欧，他是法国的经济学家和著名的记者。1874年保罗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研究殖民主义的专著，题为《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在这本书中，他对几个世纪来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做了全面的分析，对殖民统治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殖民主义做出比较肯定的评价。在保罗的影响下，从那时起直到1914年，欧洲出现了不少这类研究殖民主义的专著。尽管这些著作一般比较粗糙，但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们探讨殖民主义的起源，描述早期殖民统治的状况，阐释早期殖民制度与殖民政策的得失。其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了使人们对当时所获取的殖民地和将要建立的殖民统治有初步的认识和较充分的了解。
与此同时，在欧洲也存在着一些与保罗的观点大相径庭的学者。他们都对殖民主义持反对态度，认为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并充满义愤地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地抨击。在这些学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英国的J·A·霍布森。1902年，他首次出版了其名著《帝国主义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他指出：1870年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现象——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和资本输出是它的主要特征，消费不足是它的经济根源。他还谴责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迫，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无论是对宗主国自身，还是对殖民地都是有害而无益的。〔1〕霍布森的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 既受到广泛的好评，也引起普遍的争议。
由于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主要由上述几类具有不同经历和背景的学者组成，其成果也难免纷然杂陈，各具特色。但从整体上看，主要有这样两大特点。其一，早期殖民主义研究大都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不仅因为许多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就是由传教士们所完成的，而且由于教会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有许多殖民活动就是在教皇的赞同下进行的。而教会关于殖民权利的学说，则成为早期殖民国家、甚至现代殖民帝国对外进行扩张的理论基础。
教会关于殖民权利的学说是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维托里阿的西班牙宗教人士提出的。他生于1480年，卒于1546年，是多明我会的神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维托里阿认为：西方人是拥有殖民权利的。这主要因为上帝是为普渡众生而创造了世界，因此一切生民对于世界上的财富皆可以自由享受，任何人不得阻挡。“西班牙人和蛮人一样同属人类。凡人皆应当象爱护自己一样地去爱护同类。所以，那些蛮人排斥西班牙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如果西班牙人愿在该地定居，取得居留权，蛮人不得拒绝其要求。……如果西班牙人想尽一切办法，仍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得不征服蛮人，占领他们的土地，也是合情合理的。同时，福音书上也明确提到：去吧！去教导全世界各个民族。所以，到世界各地去传布教义，也是任何人都不得阻挡的。”〔2〕这样， 维托里阿以“人间财产用途天定”说及“传布福音的权利说”，来阐明欧洲人进行海外扩张的合理性。几个世纪以来，维托里阿的这种学说一直是西方列强积极对外推行殖民主义扩张的理论依据之一，具有很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大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教上的偏见。
其二，早期殖民主义研究成果大都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有许多就是作者本人在地理探险和殖民活动中的见闻及感受的实录。英国研究殖民主义的著名专家费尔德豪斯教授就指出：“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许多早期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在为达到政治控制而引起民族争端之前所完成的作品，特别具有参考价值。因为那时他们都还比较客观。许多人都是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记载下来，就象一个多世纪前的库克船长与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那样。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前殖民时期当地社会状况的认识，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所进行的了解，都是通过第一位来到此地的欧洲人写成的材料而获得的。此后才逐渐被当地的口述史料所证实。”〔3 〕例如拉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状况，以及西班牙人对他们的剥削程度，大都是通过这类记述才为世人所知晓的。
除了上述的两个特点外，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这些资料大都是由一些非专业性的学者所提供的。一方面，他们能够比较忠实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另一方面当他们试图对这些地区的社会性质进行阐释时，却往往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同时，这类早期的成果大都缺乏足够的论据，有些统计数字也常常不够精确。因此，现代的历史学家在使用这类早期的文献资料时，还必须持审慎的态度。
二、1914—1945年间的殖民主义研究
在1914—1945年这30多年里，殖民主义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在对殖民地进行重新瓜分的基础上，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管理，使得殖民统治进一步专业化。同时，随着殖民主义进程的发展，从事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们对殖民主义的性质、作用和影响有了充分的理解，这使他们能够对殖民主义进行比较深入地研究。与殖民主义研究的早期阶段相比，殖民主义研究本身也日趋专业化。在1914—1945年间，从事殖民主义研究者也不象过去那样成份繁杂，包括许多阶层的人士，而是逐渐集中于这样的两类人，即学者和职业的殖民地行政官员，并且这两类人也经常是互串的。在这些研究者之中，当时最有影响的便是英国的卢加德和法国的阿尔贝·萨朗。
卢加德曾任英国高级殖民官员。1919年卢加德离职后，对其长期殖民统治的经历进行了总结，于1922年出版《英国在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制》一书。在这本书中，卢加德通过他在尼日利亚的多年统治总结出颇有影响的间接统治原则。他认为在对殖民地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应由欧洲的官员和那些直接由欧洲人雇佣的地方官员，来对当地的政务进行直接的干预。而应通过当地的权贵进行间接的统治。殖民地应在总督之下设立法会议和行政委员会，议员和委员大部分由总督指定或任命。在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中，则利用原有的封建统治机构或部落酋长实行“直接”统治。全部大权由总督掌管。〔4 〕卢加德的这本书以及他所倡导的间接统治的原则，对现代殖民主义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阿尔贝·萨朗是现代法国的著名政治家，在20世纪20年代长期担任法国殖民部部长。从1914—1945年间，从法国政府到学术界都已经充分认识到那种“同化”殖民地的目的已难实现，当时法国有关殖民统治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联合”。这种观点受到了卢加德学说的影响，后来有人曾把它称之为“温和的、不完全的卢加德主义”。此时最能代表法国官方对殖民主义看法的一本著作，便是由阿尔贝·萨朗所写的《论法国殖民地的开发》。他认为法国过去并未充分考虑殖民地自身建设的问题，致使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法国政府如从一开始就重视殖民地的发展，那么，在殖民主义的条件下，法国本土和殖民地自身的利益是完全能够协调一致的。阿尔贝·萨朗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法国官方对殖民统治的态度。那就是跟着卢加德唱高调，但在实际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从不按照这类原则行事。
尽管许多直接参与殖民事务的官员十分热衷于从事殖民主义的研究，并且逐渐与学者们所进行的研究融为一体。但在1914—1945年间，深入地进行殖民主义研究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伦敦档案局和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都还遵循着50年解密期的原则。就是在1945年，学者们也只能接触到1895年的材料。而大多数新殖民地在1895年之前，还未充分地建立起来。虽然人类学家们可以不受解密原则的制约、通过实地发掘和口述史料来进行研究，但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却十分依赖于那些公开披露的官方资料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材料。结果使得这一时期少有学术性很强的史学著作问世”，〔5〕不过，少有并非是没有。在英、 法两国，此时也都出版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些著作的权威性直到现今仍然能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至少它们在此时便提出了一些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争论的问题。
在英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出版的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是由K·汉考克所写的三卷本丛书《英联邦事务概论》。该书于1937年出版了第一卷，到1942年三卷全部出齐。这部书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不仅取得了一些富有见地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使对加拿大这类自治领的研究和对热带非洲的研究，都成为殖民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丰富了对英国海外殖民扩张进行研究的内容。在对亚洲殖民地的研究方面，英国学术界除对印度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外，还在对东南亚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出版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艾默生在1937年所写的《马来西亚：一个有关直接与间接统治的研究》，米尔斯在1933年出版的《英国统治下的锡兰1795—1932》和1942年出版的《英国在东亚的统治》。米尔斯的著作《英国在东亚的统治》一书，已不再是单纯地进行个案研究，而是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米尔斯在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声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与马来西亚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进行比较研究。”〔6〕正是由于米尔斯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所以直至现今，它仍是研究东亚问题、特别是香港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法国的殖民主义研究是以培养殖民地管理人员为主要目的，所以在学术研究方面不及英国那么全面深入。但法国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由学者们撰写的多卷本丛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套：一是由G·汉诺托克斯编写的六卷本丛书， 名为《法国殖民史和法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另一套是由法兰西殖民联合会在1929—1930年间主编出版的四卷本丛书，名为《法国的殖民统治》。这两套书的学术性不强，并且带有比较强烈的“法国至上”的色彩。Ch·A·朱利安在1945年出版的《殖民策略》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它在阐述法国殖民策略的同时，也对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概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
与1914年以前的早期殖民主义研究相比，1914—1945年间殖民主义研究的特色之一在于，此间出版了不少以较小殖民帝国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著作。其中大多是关于荷属印度的。因为荷兰人一直采取的是间接统治的方法，所以在一战之后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1931年，安杰里诺出版了他所著述的两卷本英文丛书，名为《殖民政策》。这套书问世后，受到各界的关注，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后不久，J·S·弗尼瓦尔又在1939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专著，名为《荷属印度》。弗尼瓦尔是一位曾在缅甸任过职的英国殖民行政官员。他在这本书中，把荷兰人的统治手法和英国人的统治手法进行了饶有兴趣的比较。除了安杰里诺和弗尼瓦尔所写的这些著作外，有关这方面的专著还有A ·范·登波斯基所写的《荷属东印度》，G·H·布赤凯所写的《法国人眼中的荷属印度》，以及B·H·M·维勒凯克在1944年出版的《卢桑塔兰， 东印度群岛的历史》。这些书虽从不同的角度对荷属印度的历史进行记述和总结，但它们在内容上有许多借鉴、重复之处。
相对荷属印度而言，有关比属刚果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要少得多。在对比属刚果的研究方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还是英国人莫雷尔在1904年所写的《利奥波德国王在非洲的统治》。他曾对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属刚果所实行的殖民统治进行过严厉的抨击。后来莫雷尔又写过一些有关比属刚果的书籍，为人们更进一步研究比属刚果的历史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和材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比利时的地理学家A·L·沃泰尔斯也写成了一本名为《比属刚果史》的著作。与莫雷尔相比，沃泰尔斯的著作显得更为客观全面一些。然而，真正称得上是研究比属刚果的学术著作，还是L·弗兰克在1923 年出版的两卷本通史《比属刚果》与G·范·德·凯肯在1943 年出版的《比利时殖民政策》。它们为现代刚果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即使如此，到1945年为止，比属刚果史的研究还进行得很不充分。
1914—1945年间殖民主义研究的另一特色，就是一些新兴的殖民帝国，如美国、德国以及意大利，也开始围绕本国所拥有的殖民地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美国的学者过去一直注重对其他殖民帝国的研究，如《非洲土著问题》的作者比尔等。直到1936年，才由J·W·普拉特写成一本有关帝国殖民扩张的专著，名为《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学者开始对本国拥有的殖民地发生兴趣。在1942—1945年间，相继出版了一些以区域研究为主的专著，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较有影响的是J·R·海登在1942 年出版的《菲律宾》； W·C·福布斯在1945年出版的《菲律宾群岛》；以及同年出版的由S·K·史蒂文所写的《美国在夏威夷的扩张，1842—1898年》。从整体上讲，美国在这一时期殖民主义研究的特点是：起步虽迟，但发展很快，学术水平也较高。
尽管德意志殖民帝国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对它进行研究的著作却并不少。其中有些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德国政府方面，一位德国的前殖民总督施里写成一本影响较大的专著，名为《德国殖民地的过去和未来》。该书在1921年被译成英文。它是第一本研究德意志殖民帝国的专著。1938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J·P ·泰勒以大量的原始材料为基础，写成一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名为《德国谋求殖民地的最初企图，1884—1885年》。同年，另一位德国学者鲁丁也出版了一本名为《德国人在喀麦隆，1884—1914年》的专著。这本书堪称早期“修正学派”的作品，书中引用大量的原始资料，其研究方法也与战后修正学派的风格十分相似。虽然这些书都不是使用原始材料写成的，不过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它们却为德意志殖民主义研究的深入进行，做了许多必要的开拓性的准备。
纵观1914—1945年间西方学术界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特点。首先，主要的殖民帝国都比较重视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综合性的学术著作，它们为战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准备了条件。其次，所出版的论著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两个不足之处：一是由于解密期的限制，大多数著作不能够充分地利用官方的档案，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论著的学术性，还使得这些论著在涉及到官方的意向时，带有较大的主观色彩；二是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包括一些学术性著作，都力图说明殖民帝国的建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竭力粉饰各宗主国所采取的一些引起激烈争议的殖民政策。再次，除了少数对殖民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学者而外，大多数学者在其著作中都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帝国的存在，对宗主国和殖民地两方面来说，都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利益。为了使这种状况能够长期的保持下去，最需要的是制订一个对殖民地实施管理的“正确”方法。此外，1914—1945年间出版的论著，大都受到官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政府的宣传目的服务。所以即使是那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述，也都带有较为浓厚的说教色彩。这也是它们“与50年代后所出版的著作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区别。因为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进展，终于使得学者们可以不受过去的那些限制而自由地研究殖民主义的历史了”。〔7〕
三、战后殖民主义研究发展的原因与特点
有人曾对战后殖民主义研究做过这样的评价：“就对殖民主义的研究而言，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是在1945年之后出版的，它们的数量现在还继续不断地增加，以致我们很难以一个较小的篇幅来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评价”。〔8 〕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术界对殖民主义的研究迅速发展，大量有关殖民主义研究的论著纷纷问世。到90年代初，根据从电脑中所调集到的有关殖民主义研究的论著来看，已达上千种。因此，为更好地把握战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状况，应对它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战之后的社会发展表明，随着社会主义的力量不断扩大，非殖民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虽在世界范围之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丧失殖民地而消亡，殖民地在政治上的独立似乎也没有结束宗主国对它们的控制和剥削。特别是在非洲的某些地区，与1880年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战后世界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促使欧洲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影响最大者便是P·A·巴兰。1957年，巴兰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增长政治经济学》。该书的问世，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使许多从事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状况研究的学者们，大多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以欧洲和北美为一方，以那些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为另一方，它们两者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关系主要是经济上的关系，而不是政治上的关系。只要富国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穷国不论是殖民地还是获得独立的国家，都将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要么作为富国的“卫星国”而处于屈从的地位；要么作为原材料的生产者和进口工业品的消费者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政治上的非殖民化进程，将不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除非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能利用政治上的自主优势，不去选择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割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才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重大变革。〔9〕在五、六十年代里， 这样的观点引起了一场在政治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现代第三世界国家所存在的贫困局面，是否为帝国主义列强长期推行殖民主义的必然结果。巴兰的支持者们都认为：在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的剥削导致了殖民地的贫困和落后。为支持或反对这样的一种观点，西方学术界包括那些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者，都加强了殖民主义进程的研究。力图通过对过去历史事实的重新审视，对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进一步认识，来证实与发展各自的理论。他们的这些努力，不仅深化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的认识，加强了对中心与外缘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进一步推动了战后殖民主义史研究的自身发展，形成了一个兴盛的局面。
导致战后殖民主义研究深入进行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区域研究的全面兴起。在二战后的10年内，虽然有不少亚洲和北非的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的地位，但西方宗主国此时的基本看法仍是：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将处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因此“要想使那些日益明了自身依附地位的殖民地人民仍然能继续接受殖民主义的统治，就必须要适当考虑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结果使宗主国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至这一段时期被称之为‘福利殖民主义时期’。”〔10〕相对以前而言，宗主国对殖民地、甚至是那些已获独立的前殖民地的内部事务更加关注，并且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投资。战后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宗主国政策调整之后的直接产物。结果使战后初期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内的大学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殖民地内这种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状况，无疑为殖民主义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以个别殖民地或殖民地内某一个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当地所搜集的第一手材料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区域”研究便迅速发展起来。并推动着殖民主义的研究在战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区域”研究的进行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影响。一是在进行“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殖民地内第一代本土学者迅速崛起，他们很快取代了那些欧洲人，在区域研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在他们看来，殖民主义是外部世界强加给当地社会的东西，它阻碍了殖民地社会的正常发展。“区域”研究所产生的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对当地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因为在许多殖民地社会中，许多地区还不存在文字，即使有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书面材料，大都也只局限于记载政府的日常事务以及宗教团体的行为。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区域研究的发展，就必须对殖民地的原始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与整理，并利用它们来充分说明问题。为取得和保存这些资料，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尽管这样的一些口述史料和实物资料本身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他们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殖民主义的历史几乎全是由欧洲人根据他们所拥有的材料写成的时候，它们的出现至少可以改变欧洲人在此领域内一统天下的局面”。〔11〕
除了上述的两点原因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直接促进了战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发展。其一，随着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宗主国向殖民地移交权力的进程大大加快，人们对这些运动的性质及起源所表现出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同时，每当一个殖民地获得了独立，新的民族主义政府往往迫切需要推出关于自己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史，来体现事业的正义性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由于这样的一些需要，使得东西方的学者们对殖民地的历史更为重视。因此，大批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应运而生。其二，战后殖民主义研究在质量上的不断提高，也与许多国家有关殖民地的档案材料相继公开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曾为最大殖民帝国的英国，在60年代里一改50年解密期的惯例，将它缩减为30年。这使得人们在80年代里，就能够利用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官方档案材料来进行殖民主义研究。这些政府行为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家们从事更为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其三，在二战之后，殖民主义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终于在学术界得到承认。在1914—1945年间，欧洲许多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殖民主义史的研究还只是附属于常规历史教学的课程。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培养殖民地管理人员。但到1945年后，特别是进入60年代之后，随着非殖民化的进展与殖民帝国的相继瓦解，这门课程的功利色彩便逐渐消失了。于是殖民主义史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与1914—1945年间相比，战后殖民主义研究不仅具有规模扩大、成果大增这一特点，还在如下两个方面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色。首先，战后的殖民主义研究突破了传统框框，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术流派，如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现代化流派与依附论—世界体系流派等。它们均以各自的理论来指导殖民主义研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在这些学术流派中，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学派的论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最能体现这一流派的基本观点。
弗兰克的思想受到了保罗·巴兰的影响，他指出：15世纪以来欧洲的政治与经济扩张，把各个不发达的国家纳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结果导致“一些国家现在的发达与其他国家现在的欠发达。发达与欠发达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它们是相辅相存的。正因为存在着第三世界相对的欠发达，才使得工业化的世界过去和现在的发达成为可能。”〔12〕弗兰克的学说从发达与欠发达入手，对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成为依附理论的基础。沃勒斯坦则在弗兰克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完善他的世界体系论，结果成为这一学派的又一位大师。沃勒斯坦认为，从16世纪起，世界就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经济现象，而不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象。发达与欠发达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结果，只有把欠发达的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理解欠发达现象产生的原因。沃勒斯坦还以“中心”与“外缘”的概念取代了弗兰克的宗主国与“外星国”的概念。他不仅用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上的优势来解释为什么北部的中心地区能占有其他地区的剩余价值，而且还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认为政治力量的不平等强化了世界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由于依附论世界体系学派把对殖民主义的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合理的框架之中，因而该学派在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与前一阶段相比，战后殖民主义研究在方法上也大为更新。特别是宏观研究、比较研究和多学科交叉渗透等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更进一步推进了殖民主义研究的发展。在宏观研究方面，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便是由斯塔夫里杨诺斯撰写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该书最大特点就是以新的全球视野对第三世界的统一进程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指出今天的第三世界并不是过去西方人认为的只与西方偶然发生联系的遥远异域，而是西方人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在为此书中译本所做译序中谈到：“这种新的‘共识’一扫长期以来弥漫在西方人所写的非西方世界史著作中的殖民主义气氛。在这部著作中始终贯彻着反殖民主义的基调，而且贯彻得如此自然大方，这对一个西方人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13〕在比较研究方面，最出色的学者当首推费尔德豪斯。他是英国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历史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殖民主义研究，论著甚丰。为了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费尔德豪斯在《殖民帝国，18世纪以来比较研究通论》一书中，对18世纪以来的各殖民帝国按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模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对1875年前后的殖民统治特点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使人们对殖民主义进程有更透彻的了解。与此同时，随着二战之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迅速发展，对殖民主义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了殖民主义史的研究之中。长波理论在这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这个理论是80年代初由美国激进社会学家伯格森等人提出的，全称为“殖民扩张与收缩的长波理论”。该理论引入了数学和经济学上的概念，采用了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式，然后再做进一步分析的方法，来论述殖民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注释：
〔1〕C·罗伯兹：《英国史1688至现今》（C.Roberts, A History of England 1688 to the Present），纽约1984年版，第925页。
〔2〕雅克·阿尔诺：《对殖民主义的审判》，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3〕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D·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伦敦1983年版，第110页。
〔4〕志城等：《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前后》， 新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5〕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15页。
〔6〕L·A·米尔斯：《英国在东亚的统治》（Mills, British Rule in Eastern Asia），纽约1942年版，第7页。
〔7〕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18页。
〔8〕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18页。
〔9〕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22 —123页。
〔10〕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9—1945》，第120 —121页。
〔11〕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20页。
〔12〕A·G·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A.G.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纽约1969年版，第23页。
〔13〕罗荣渠：“开拓世界史的新视野”，《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2期第83～91页
【作者简介】高岱，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一、1914年以前的殖民主义研究
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长达几百年，但由于人们对殖民主义的作用和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对殖民主义本身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在这一时期，从事殖民主义有关研究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最早的那类学者基本上都是由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所组成。他们在从事探险和地理探察的过程中，往往把在当地所见到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到19世纪，这种个人的兴趣逐渐演变为团体或国家的行为。1821年，法国成立了地理协会。1828年，英国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此后，意大利也相继建立起地理协会以及同类的科学协会。在这些协会的支持下，地理学家和探险者的活动范围更为广阔，他们的见闻也更为社会所接受。
与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一样，传教士也为早期殖民主义研究作出过贡献。他们往往步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的后尘，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这些人与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相比，具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传教士可能在某一个地区停留较长的时期，并能够接触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层面，从而能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有较充分地了解。其二，由于传教士到这些地方不仅仅是为了解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而且还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尽力使当地的人们皈依基督教。因此，他们常常把自身所处的社会看成是由“异教徒”组成的社会，并由此而对这些社会产生偏见。
除了探险者和传教士而外，早期参与殖民征服的军人和殖民地的官员，也可能成为第三类涉及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军人和官员通常是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征服和统治的工具。为了便于统治，他们常按自己的意愿，破坏与改造当地的社会。因此，他们所提供的有关殖民地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材料，常常带有较大的主观片面性。然而，与传教士一样，一些军官和早期的殖民地官员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某地长期驻扎或任职期间，常常会出于更有效统治的需要，研究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其中某些人甚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从18世纪开始，这种由殖民地官员兼做某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做法，便逐渐形成为习惯。再加上他们还要不断向宗主国提交当地社会情况的备忘录，从而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和资料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四类学者群产生。他们堪称是早期阶段真正从事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这些人与其他几类学者不同，自身大多并未直接参与殖民扩张的活动，也很少有在殖民地传教的经历。但作为研究者，他们对殖民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非常热衷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有许多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保罗·勒鲁瓦－博列欧，他是法国的经济学家和著名的记者。1874年保罗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研究殖民主义的专著，题为《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在这本书中，他对几个世纪来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做了全面的分析，对殖民统治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殖民主义做出比较肯定的评价。在保罗的影响下，从那时起直到1914年，欧洲出现了不少这类研究殖民主义的专著。尽管这些著作一般比较粗糙，但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们探讨殖民主义的起源，描述早期殖民统治的状况，阐释早期殖民制度与殖民政策的得失。其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了使人们对当时所获取的殖民地和将要建立的殖民统治有初步的认识和较充分的了解。
与此同时，在欧洲也存在着一些与保罗的观点大相径庭的学者。他们都对殖民主义持反对态度，认为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并充满义愤地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地抨击。在这些学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英国的J·A·霍布森。1902年，他首次出版了其名著《帝国主义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他指出：1870年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现象——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和资本输出是它的主要特征，消费不足是它的经济根源。他还谴责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迫，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无论是对宗主国自身，还是对殖民地都是有害而无益的。〔1〕霍布森的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 既受到广泛的好评，也引起普遍的争议。
由于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主要由上述几类具有不同经历和背景的学者组成，其成果也难免纷然杂陈，各具特色。但从整体上看，主要有这样两大特点。其一，早期殖民主义研究大都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不仅因为许多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就是由传教士们所完成的，而且由于教会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有许多殖民活动就是在教皇的赞同下进行的。而教会关于殖民权利的学说，则成为早期殖民国家、甚至现代殖民帝国对外进行扩张的理论基础。
教会关于殖民权利的学说是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维托里阿的西班牙宗教人士提出的。他生于1480年，卒于1546年，是多明我会的神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维托里阿认为：西方人是拥有殖民权利的。这主要因为上帝是为普渡众生而创造了世界，因此一切生民对于世界上的财富皆可以自由享受，任何人不得阻挡。“西班牙人和蛮人一样同属人类。凡人皆应当象爱护自己一样地去爱护同类。所以，那些蛮人排斥西班牙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如果西班牙人愿在该地定居，取得居留权，蛮人不得拒绝其要求。……如果西班牙人想尽一切办法，仍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得不征服蛮人，占领他们的土地，也是合情合理的。同时，福音书上也明确提到：去吧！去教导全世界各个民族。所以，到世界各地去传布教义，也是任何人都不得阻挡的。”〔2〕这样， 维托里阿以“人间财产用途天定”说及“传布福音的权利说”，来阐明欧洲人进行海外扩张的合理性。几个世纪以来，维托里阿的这种学说一直是西方列强积极对外推行殖民主义扩张的理论依据之一，具有很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大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教上的偏见。
其二，早期殖民主义研究成果大都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有许多就是作者本人在地理探险和殖民活动中的见闻及感受的实录。英国研究殖民主义的著名专家费尔德豪斯教授就指出：“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许多早期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在为达到政治控制而引起民族争端之前所完成的作品，特别具有参考价值。因为那时他们都还比较客观。许多人都是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记载下来，就象一个多世纪前的库克船长与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那样。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前殖民时期当地社会状况的认识，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所进行的了解，都是通过第一位来到此地的欧洲人写成的材料而获得的。此后才逐渐被当地的口述史料所证实。”〔3 〕例如拉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状况，以及西班牙人对他们的剥削程度，大都是通过这类记述才为世人所知晓的。
除了上述的两个特点外，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这些资料大都是由一些非专业性的学者所提供的。一方面，他们能够比较忠实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另一方面当他们试图对这些地区的社会性质进行阐释时，却往往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同时，这类早期的成果大都缺乏足够的论据，有些统计数字也常常不够精确。因此，现代的历史学家在使用这类早期的文献资料时，还必须持审慎的态度。
二、1914—1945年间的殖民主义研究
在1914—1945年这30多年里，殖民主义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在对殖民地进行重新瓜分的基础上，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管理，使得殖民统治进一步专业化。同时，随着殖民主义进程的发展，从事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们对殖民主义的性质、作用和影响有了充分的理解，这使他们能够对殖民主义进行比较深入地研究。与殖民主义研究的早期阶段相比，殖民主义研究本身也日趋专业化。在1914—1945年间，从事殖民主义研究者也不象过去那样成份繁杂，包括许多阶层的人士，而是逐渐集中于这样的两类人，即学者和职业的殖民地行政官员，并且这两类人也经常是互串的。在这些研究者之中，当时最有影响的便是英国的卢加德和法国的阿尔贝·萨朗。
卢加德曾任英国高级殖民官员。1919年卢加德离职后，对其长期殖民统治的经历进行了总结，于1922年出版《英国在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制》一书。在这本书中，卢加德通过他在尼日利亚的多年统治总结出颇有影响的间接统治原则。他认为在对殖民地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应由欧洲的官员和那些直接由欧洲人雇佣的地方官员，来对当地的政务进行直接的干预。而应通过当地的权贵进行间接的统治。殖民地应在总督之下设立法会议和行政委员会，议员和委员大部分由总督指定或任命。在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中，则利用原有的封建统治机构或部落酋长实行“直接”统治。全部大权由总督掌管。〔4 〕卢加德的这本书以及他所倡导的间接统治的原则，对现代殖民主义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阿尔贝·萨朗是现代法国的著名政治家，在20世纪20年代长期担任法国殖民部部长。从1914—1945年间，从法国政府到学术界都已经充分认识到那种“同化”殖民地的目的已难实现，当时法国有关殖民统治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联合”。这种观点受到了卢加德学说的影响，后来有人曾把它称之为“温和的、不完全的卢加德主义”。此时最能代表法国官方对殖民主义看法的一本著作，便是由阿尔贝·萨朗所写的《论法国殖民地的开发》。他认为法国过去并未充分考虑殖民地自身建设的问题，致使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法国政府如从一开始就重视殖民地的发展，那么，在殖民主义的条件下，法国本土和殖民地自身的利益是完全能够协调一致的。阿尔贝·萨朗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法国官方对殖民统治的态度。那就是跟着卢加德唱高调，但在实际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从不按照这类原则行事。
尽管许多直接参与殖民事务的官员十分热衷于从事殖民主义的研究，并且逐渐与学者们所进行的研究融为一体。但在1914—1945年间，深入地进行殖民主义研究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伦敦档案局和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都还遵循着50年解密期的原则。就是在1945年，学者们也只能接触到1895年的材料。而大多数新殖民地在1895年之前，还未充分地建立起来。虽然人类学家们可以不受解密原则的制约、通过实地发掘和口述史料来进行研究，但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却十分依赖于那些公开披露的官方资料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材料。结果使得这一时期少有学术性很强的史学著作问世”，〔5〕不过，少有并非是没有。在英、 法两国，此时也都出版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些著作的权威性直到现今仍然能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至少它们在此时便提出了一些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争论的问题。
在英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出版的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是由K·汉考克所写的三卷本丛书《英联邦事务概论》。该书于1937年出版了第一卷，到1942年三卷全部出齐。这部书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不仅取得了一些富有见地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使对加拿大这类自治领的研究和对热带非洲的研究，都成为殖民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丰富了对英国海外殖民扩张进行研究的内容。在对亚洲殖民地的研究方面，英国学术界除对印度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外，还在对东南亚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出版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艾默生在1937年所写的《马来西亚：一个有关直接与间接统治的研究》，米尔斯在1933年出版的《英国统治下的锡兰1795—1932》和1942年出版的《英国在东亚的统治》。米尔斯的著作《英国在东亚的统治》一书，已不再是单纯地进行个案研究，而是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米尔斯在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声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与马来西亚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进行比较研究。”〔6〕正是由于米尔斯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所以直至现今，它仍是研究东亚问题、特别是香港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法国的殖民主义研究是以培养殖民地管理人员为主要目的，所以在学术研究方面不及英国那么全面深入。但法国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由学者们撰写的多卷本丛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套：一是由G·汉诺托克斯编写的六卷本丛书， 名为《法国殖民史和法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另一套是由法兰西殖民联合会在1929—1930年间主编出版的四卷本丛书，名为《法国的殖民统治》。这两套书的学术性不强，并且带有比较强烈的“法国至上”的色彩。Ch·A·朱利安在1945年出版的《殖民策略》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它在阐述法国殖民策略的同时，也对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概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
与1914年以前的早期殖民主义研究相比，1914—1945年间殖民主义研究的特色之一在于，此间出版了不少以较小殖民帝国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著作。其中大多是关于荷属印度的。因为荷兰人一直采取的是间接统治的方法，所以在一战之后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1931年，安杰里诺出版了他所著述的两卷本英文丛书，名为《殖民政策》。这套书问世后，受到各界的关注，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后不久，J·S·弗尼瓦尔又在1939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专著，名为《荷属印度》。弗尼瓦尔是一位曾在缅甸任过职的英国殖民行政官员。他在这本书中，把荷兰人的统治手法和英国人的统治手法进行了饶有兴趣的比较。除了安杰里诺和弗尼瓦尔所写的这些著作外，有关这方面的专著还有A ·范·登波斯基所写的《荷属东印度》，G·H·布赤凯所写的《法国人眼中的荷属印度》，以及B·H·M·维勒凯克在1944年出版的《卢桑塔兰， 东印度群岛的历史》。这些书虽从不同的角度对荷属印度的历史进行记述和总结，但它们在内容上有许多借鉴、重复之处。
相对荷属印度而言，有关比属刚果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要少得多。在对比属刚果的研究方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还是英国人莫雷尔在1904年所写的《利奥波德国王在非洲的统治》。他曾对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属刚果所实行的殖民统治进行过严厉的抨击。后来莫雷尔又写过一些有关比属刚果的书籍，为人们更进一步研究比属刚果的历史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和材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比利时的地理学家A·L·沃泰尔斯也写成了一本名为《比属刚果史》的著作。与莫雷尔相比，沃泰尔斯的著作显得更为客观全面一些。然而，真正称得上是研究比属刚果的学术著作，还是L·弗兰克在1923 年出版的两卷本通史《比属刚果》与G·范·德·凯肯在1943 年出版的《比利时殖民政策》。它们为现代刚果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即使如此，到1945年为止，比属刚果史的研究还进行得很不充分。
1914—1945年间殖民主义研究的另一特色，就是一些新兴的殖民帝国，如美国、德国以及意大利，也开始围绕本国所拥有的殖民地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美国的学者过去一直注重对其他殖民帝国的研究，如《非洲土著问题》的作者比尔等。直到1936年，才由J·W·普拉特写成一本有关帝国殖民扩张的专著，名为《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学者开始对本国拥有的殖民地发生兴趣。在1942—1945年间，相继出版了一些以区域研究为主的专著，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较有影响的是J·R·海登在1942 年出版的《菲律宾》； W·C·福布斯在1945年出版的《菲律宾群岛》；以及同年出版的由S·K·史蒂文所写的《美国在夏威夷的扩张，1842—1898年》。从整体上讲，美国在这一时期殖民主义研究的特点是：起步虽迟，但发展很快，学术水平也较高。
尽管德意志殖民帝国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对它进行研究的著作却并不少。其中有些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德国政府方面，一位德国的前殖民总督施里写成一本影响较大的专著，名为《德国殖民地的过去和未来》。该书在1921年被译成英文。它是第一本研究德意志殖民帝国的专著。1938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J·P ·泰勒以大量的原始材料为基础，写成一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名为《德国谋求殖民地的最初企图，1884—1885年》。同年，另一位德国学者鲁丁也出版了一本名为《德国人在喀麦隆，1884—1914年》的专著。这本书堪称早期“修正学派”的作品，书中引用大量的原始资料，其研究方法也与战后修正学派的风格十分相似。虽然这些书都不是使用原始材料写成的，不过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它们却为德意志殖民主义研究的深入进行，做了许多必要的开拓性的准备。
纵观1914—1945年间西方学术界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特点。首先，主要的殖民帝国都比较重视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综合性的学术著作，它们为战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准备了条件。其次，所出版的论著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两个不足之处：一是由于解密期的限制，大多数著作不能够充分地利用官方的档案，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论著的学术性，还使得这些论著在涉及到官方的意向时，带有较大的主观色彩；二是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包括一些学术性著作，都力图说明殖民帝国的建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竭力粉饰各宗主国所采取的一些引起激烈争议的殖民政策。再次，除了少数对殖民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学者而外，大多数学者在其著作中都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帝国的存在，对宗主国和殖民地两方面来说，都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利益。为了使这种状况能够长期的保持下去，最需要的是制订一个对殖民地实施管理的“正确”方法。此外，1914—1945年间出版的论著，大都受到官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政府的宣传目的服务。所以即使是那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述，也都带有较为浓厚的说教色彩。这也是它们“与50年代后所出版的著作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区别。因为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进展，终于使得学者们可以不受过去的那些限制而自由地研究殖民主义的历史了”。〔7〕
三、战后殖民主义研究发展的原因与特点
有人曾对战后殖民主义研究做过这样的评价：“就对殖民主义的研究而言，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是在1945年之后出版的，它们的数量现在还继续不断地增加，以致我们很难以一个较小的篇幅来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评价”。〔8 〕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术界对殖民主义的研究迅速发展，大量有关殖民主义研究的论著纷纷问世。到90年代初，根据从电脑中所调集到的有关殖民主义研究的论著来看，已达上千种。因此，为更好地把握战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状况，应对它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战之后的社会发展表明，随着社会主义的力量不断扩大，非殖民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虽在世界范围之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丧失殖民地而消亡，殖民地在政治上的独立似乎也没有结束宗主国对它们的控制和剥削。特别是在非洲的某些地区，与1880年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战后世界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促使欧洲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影响最大者便是P·A·巴兰。1957年，巴兰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增长政治经济学》。该书的问世，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使许多从事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状况研究的学者们，大多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以欧洲和北美为一方，以那些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为另一方，它们两者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关系主要是经济上的关系，而不是政治上的关系。只要富国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穷国不论是殖民地还是获得独立的国家，都将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要么作为富国的“卫星国”而处于屈从的地位；要么作为原材料的生产者和进口工业品的消费者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政治上的非殖民化进程，将不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除非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能利用政治上的自主优势，不去选择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割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才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重大变革。〔9〕在五、六十年代里， 这样的观点引起了一场在政治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现代第三世界国家所存在的贫困局面，是否为帝国主义列强长期推行殖民主义的必然结果。巴兰的支持者们都认为：在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的剥削导致了殖民地的贫困和落后。为支持或反对这样的一种观点，西方学术界包括那些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者，都加强了殖民主义进程的研究。力图通过对过去历史事实的重新审视，对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进一步认识，来证实与发展各自的理论。他们的这些努力，不仅深化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的认识，加强了对中心与外缘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进一步推动了战后殖民主义史研究的自身发展，形成了一个兴盛的局面。
导致战后殖民主义研究深入进行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区域研究的全面兴起。在二战后的10年内，虽然有不少亚洲和北非的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的地位，但西方宗主国此时的基本看法仍是：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将处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因此“要想使那些日益明了自身依附地位的殖民地人民仍然能继续接受殖民主义的统治，就必须要适当考虑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结果使宗主国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至这一段时期被称之为‘福利殖民主义时期’。”〔10〕相对以前而言，宗主国对殖民地、甚至是那些已获独立的前殖民地的内部事务更加关注，并且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投资。战后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宗主国政策调整之后的直接产物。结果使战后初期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内的大学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殖民地内这种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状况，无疑为殖民主义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以个别殖民地或殖民地内某一个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当地所搜集的第一手材料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区域”研究便迅速发展起来。并推动着殖民主义的研究在战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区域”研究的进行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影响。一是在进行“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殖民地内第一代本土学者迅速崛起，他们很快取代了那些欧洲人，在区域研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在他们看来，殖民主义是外部世界强加给当地社会的东西，它阻碍了殖民地社会的正常发展。“区域”研究所产生的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对当地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因为在许多殖民地社会中，许多地区还不存在文字，即使有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书面材料，大都也只局限于记载政府的日常事务以及宗教团体的行为。因此，为进一步推动区域研究的发展，就必须对殖民地的原始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与整理，并利用它们来充分说明问题。为取得和保存这些资料，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尽管这样的一些口述史料和实物资料本身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他们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殖民主义的历史几乎全是由欧洲人根据他们所拥有的材料写成的时候，它们的出现至少可以改变欧洲人在此领域内一统天下的局面”。〔11〕
除了上述的两点原因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直接促进了战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发展。其一，随着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宗主国向殖民地移交权力的进程大大加快，人们对这些运动的性质及起源所表现出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同时，每当一个殖民地获得了独立，新的民族主义政府往往迫切需要推出关于自己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史，来体现事业的正义性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由于这样的一些需要，使得东西方的学者们对殖民地的历史更为重视。因此，大批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应运而生。其二，战后殖民主义研究在质量上的不断提高，也与许多国家有关殖民地的档案材料相继公开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曾为最大殖民帝国的英国，在60年代里一改50年解密期的惯例，将它缩减为30年。这使得人们在80年代里，就能够利用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官方档案材料来进行殖民主义研究。这些政府行为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家们从事更为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其三，在二战之后，殖民主义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终于在学术界得到承认。在1914—1945年间，欧洲许多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殖民主义史的研究还只是附属于常规历史教学的课程。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培养殖民地管理人员。但到1945年后，特别是进入60年代之后，随着非殖民化的进展与殖民帝国的相继瓦解，这门课程的功利色彩便逐渐消失了。于是殖民主义史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与1914—1945年间相比，战后殖民主义研究不仅具有规模扩大、成果大增这一特点，还在如下两个方面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色。首先，战后的殖民主义研究突破了传统框框，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术流派，如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现代化流派与依附论—世界体系流派等。它们均以各自的理论来指导殖民主义研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在这些学术流派中，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学派的论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最能体现这一流派的基本观点。
弗兰克的思想受到了保罗·巴兰的影响，他指出：15世纪以来欧洲的政治与经济扩张，把各个不发达的国家纳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结果导致“一些国家现在的发达与其他国家现在的欠发达。发达与欠发达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它们是相辅相存的。正因为存在着第三世界相对的欠发达，才使得工业化的世界过去和现在的发达成为可能。”〔12〕弗兰克的学说从发达与欠发达入手，对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成为依附理论的基础。沃勒斯坦则在弗兰克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完善他的世界体系论，结果成为这一学派的又一位大师。沃勒斯坦认为，从16世纪起，世界就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经济现象，而不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象。发达与欠发达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结果，只有把欠发达的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理解欠发达现象产生的原因。沃勒斯坦还以“中心”与“外缘”的概念取代了弗兰克的宗主国与“外星国”的概念。他不仅用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上的优势来解释为什么北部的中心地区能占有其他地区的剩余价值，而且还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认为政治力量的不平等强化了世界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由于依附论世界体系学派把对殖民主义的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合理的框架之中，因而该学派在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与前一阶段相比，战后殖民主义研究在方法上也大为更新。特别是宏观研究、比较研究和多学科交叉渗透等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更进一步推进了殖民主义研究的发展。在宏观研究方面，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便是由斯塔夫里杨诺斯撰写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该书最大特点就是以新的全球视野对第三世界的统一进程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指出今天的第三世界并不是过去西方人认为的只与西方偶然发生联系的遥远异域，而是西方人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在为此书中译本所做译序中谈到：“这种新的‘共识’一扫长期以来弥漫在西方人所写的非西方世界史著作中的殖民主义气氛。在这部著作中始终贯彻着反殖民主义的基调，而且贯彻得如此自然大方，这对一个西方人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13〕在比较研究方面，最出色的学者当首推费尔德豪斯。他是英国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历史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殖民主义研究，论著甚丰。为了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费尔德豪斯在《殖民帝国，18世纪以来比较研究通论》一书中，对18世纪以来的各殖民帝国按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模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对1875年前后的殖民统治特点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使人们对殖民主义进程有更透彻的了解。与此同时，随着二战之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迅速发展，对殖民主义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了殖民主义史的研究之中。长波理论在这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这个理论是80年代初由美国激进社会学家伯格森等人提出的，全称为“殖民扩张与收缩的长波理论”。该理论引入了数学和经济学上的概念，采用了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式，然后再做进一步分析的方法，来论述殖民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注释：
〔1〕C·罗伯兹：《英国史1688至现今》（C.Roberts, A History of England 1688 to the Present），纽约1984年版，第925页。
〔2〕雅克·阿尔诺：《对殖民主义的审判》，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3〕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D·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伦敦1983年版，第110页。
〔4〕志城等：《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前后》， 新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5〕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15页。
〔6〕L·A·米尔斯：《英国在东亚的统治》（Mills, British Rule in Eastern Asia），纽约1942年版，第7页。
〔7〕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18页。
〔8〕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18页。
〔9〕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22 —123页。
〔10〕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9—1945》，第120 —121页。
〔11〕D·K·费尔德豪斯：《殖民主义1870—1945》，第120页。
〔12〕A·G·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A.G.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纽约1969年版，第23页。
〔13〕罗荣渠：“开拓世界史的新视野”，《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