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前后后
杨彪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1期第88～93页
【作者简介】杨彪，历史学博士，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总统杜鲁门突然撤换了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这不仅是朝鲜战争史上，而且是战后世界历史上的一次意义深远的事件。其过程和背景值得评述。
1950年10月后，朝鲜战场局势成为中国和美国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毅然出兵后，从10月下句起，在朝鲜战场与美国展开了直接对抗。1950年底至1951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快向南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并向西海岸推进。原来估计中国不会出兵的美国领导人、包括军事领导人都在考虑，可能会与中国展开一场全面性战争，甚至说“只有时间能够说是否这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1〕
在这段时间中，麦克阿瑟等人强烈呼吁要打一场全球性的反共战争，至少是要让美国在亚洲展开一场全面战争。麦克阿瑟特别主张以美国海军力量封锁中国，从海上和空中袭击中国的军事工业基地，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东北等地，并让国民党军队到朝鲜甚至大陆作战。麦克阿瑟的观点在军界很普遍，军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美国“也许要告诉中国共产主义者，要么他们放弃，否则我们不得不在满洲打击他们”。〔2〕
而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行政当局并不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杜鲁门尽管也敌视新中国，但他和国务卿艾奇逊、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尼采等人一样，不想让在朝鲜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在亚洲的全面冲突。此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倾向于杜鲁门的意见，认为以美国军事上的弱点与共产主义力量对抗，应当防止冲突升级。如果发生全球战争，“我们也许有输的危险”。〔3〕
朝鲜战争全面展开后，随着与中国部队冲突的逐步升级和美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杜鲁门政府出于美国的全球利益考虑，避免扩大冲突，防止全面战争，进行有限的战争。
1950年11月7日，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委员约翰·戴维斯和中国事务科科长埃德蒙·柯乐布曾起草政策备忘录，这两位“中国通”提出从世界大局出发，应该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处理中国部队进入朝鲜后所形成的局势。戴维斯的备忘录称，苏联最注意的目标仍然是西欧和美国，如果能将美国、英国及法国等国家拖在亚洲而又不直接与苏联对抗，这是最符合苏联的战略意图的。备忘录分析，苏联过去曾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现要求中国和北朝鲜联合抗美，但是朝鲜不是西藏、台湾，甚至也不像印度支那，北朝鲜自第二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要中国完全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安排，并不容易做到。所以美国有“政治解决”的可能与基础。备忘录分析，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是“抱有偏见”的“新手”，而克里姆林宫则是“不容易发火”的“行家”。苏联除了给中国一些物质上的支援外，也可能主动取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使中共不致效法铁托”，而美国也可能有自己的途径。
戴维斯备忘录最后得出结论，美国面临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朝鲜冲突有限化”，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二是走向全面战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应该力争第一种前景，同时做好应付第二种可能性的准备。为此，备忘录建议：
1.美军（包括海空军在内）不应越过朝鲜边境；
2.设法和中国接触；
3.大量扩充南朝鲜军队来“抵抗中国军队”；
4.在联合国中要尽量多争取盟友，不能变成“光荣孤立”。〔4〕
柯乐布在同时递呈的另一份“关于对付中国干预的战略备忘录”中则进一步提出，在军事上不能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也不能放蒋介石出笼攻击中共方面，而应“暂时维持目前规模”，同时建议和中国就“进入联合国问题”进行谈判，认为这样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有可能实现“政治缓和”。〔5〕
杜鲁门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如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席位问题上并未依计而行，一度也曾寄希望于战场上军事力量的优势。但在几次“总攻”失利、中国部队不断挺进、战事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最终改变观念，决心只打有限战争，限制朝鲜战争的范围和手段，尽力防止朝鲜战争导致全面战争，以维护美国的整体利益。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显赫军功的麦克阿瑟始终停留在二战时代全面战争的陈旧观念中，认为既然开战就必须取得彻底胜利，为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他多次建议轰炸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后方基地东北，让蒋介石军队参加朝鲜战场的作战，乃至使用核武器，以求得战争的胜利。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为了击败中国，要以不惜冒使苏联卷入并最终导致苏联攻击欧洲、引起世界大战的风险，这就使麦克阿瑟及与他持相同观点者在战略观念上与以杜鲁门为代表的决策层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美国的最高领导层，包括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国会领袖，曾仔细研究讨论过麦克阿瑟提出的建议。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及亚洲的局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审查，然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局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如果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各个细节问题，最后否定了麦克阿瑟的意见。
美国决策层认为，美国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中国屈服，如果真的要摧毁东北的中国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美国“本钱很少的空军”就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至少需要另外两年时间来重建空军才能有效应付地球其它地点出现的挑战。他们也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像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很快被摧毁。而且，如果轰炸中国在东北境内的基地，便会结束苏联和美国之间存在的保证美国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攻击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默契。此外，即使基地受损，中国还可以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接受来自苏联的军事补给和援助。要炸毁西伯利亚铁路以消除中国在朝鲜战场的战争能力，就需要采取持久的作战行动，这可能会超出美国的能力，并必然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封锁中国沿海，这便构成一种战争行为。而中国派的是“志愿军”，从未正式对美国宣战。封锁也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如果不将英国控制的香港和苏联控制的大连、旅顺包括在封锁点之列，封锁就不能奏效。如果真的封锁了这几个港口，则必然导致国际冲突。
美国决策层也认为不能采纳麦克阿瑟让蒋介石部队进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他们相信国民党部队没有什么作战能力，如果蒋军发起进攻，就需要美国海、空军支援及后勤方面的支持，而美国在这方面能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即使国民党军攻进了大陆，也可能在遭到几次挫折后便大批倒戈。
美国决策层也不能接受麦克阿瑟关于亚洲重要、欧洲不重要的观点，认为西欧的工业能力、人力、技术，可以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和必不可少的海、空军基地等都对美国至关重要，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上与美国密不可分，这都使美国必须坚持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战略考虑。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陷于孤立。如果两线作战的全面战争爆发，美国是无法应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称，“要是真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的话，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6〕
美国的盟国也给了美国领导层巨大的压力。它们也坚决反对麦克阿瑟的观点。麦克阿瑟认为共产主义的中国是西方的宿敌，而且是未来亚洲地区潜在的巨大威胁，要解决的方法便是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而美国的盟国却相反，它们“希望北京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是亚洲抗苏的平衡力量”〔7〕。 这样就使美国决策层处于来自两面观点的双重压力中。盟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和客观现实也使美国领导层不可能接受麦克阿瑟的观点。
使用原子弹则后果更不堪设想。麦克阿瑟是从战术角度看问题的，而美国最高领导层则是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此问题，他们由于眼界较宽，对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深知使用原子弹可能产生的毁灭性后果：如果导致互相使用原子弹的全面战争爆发，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惨剧。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而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8〕。
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最高领导层和麦克阿瑟之间在战略指导观念上的冲突不可调和。杜鲁门写到，“麦克阿瑟所鼓吹的方案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体出动的世界大战——包括原子武器等等。”“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像麦克阿瑟那样一位沙场老战士会不理解把‘中国国民党军队引导到中国南部去’就是一种战争行动；我也不相信，像他那样三十五年来在世界大事上居于重要地位的人，会不认识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城市轰炸的反应，会跟美国人民在珍珠港被轰炸时的反应一模一样；我也不相信以他对东方的了解，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他炸了中国的城市以后，苏联的物资仍将源源而来，如果他要贯彻到底的话，他第二着就得轰炸海参崴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道！”
杜鲁门看到了决策层与麦克阿瑟之间矛盾的根本症结，一言以蔽之，“我只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险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我不会这样做”〔9〕。
1951年3月20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麦克阿瑟，通知他杜鲁门即将发表一项声明，“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国务院已问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才能在以后的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发表意见”。麦克阿瑟回电要求对他的指挥权不要再加以限制，以便“肃清北朝鲜的敌人”。收到麦克阿瑟回电后，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联合开会，进一步确定了拟议中的总统声明的细节。同时，国务院又与其他出兵朝鲜的国家的驻华盛顿的代表进行商讨，以征得这些国家对杜鲁门声明的同意。杜鲁门这项声明的最主要几点是：
“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按照1950年6月27 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提出的条件来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要求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战争的蔓延，并避免苦难的延长与生命的损失。”
“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就能大大地减轻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并能开辟道路，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10〕。
这项在措辞上反复推敲商讨的声明试图表明美国政府在朝鲜不再准备扩大战争，而走一条新的解决途径。
但是就在杜鲁门准备发表这项声明之际，麦克阿瑟却在3月24 日抢先发表了一个意思完全相反的声明。麦克阿瑟在他措辞强硬的声明中，公然宣称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他说，“这个新敌人——赤色中国——军事力量被过分的渲染所夸大了。它缺乏工业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维持和运用普通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顺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需的装备，例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他科学发明”。他说在以前，中国在人数上的巨大潜力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随着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方法的发展”，中国在人数上的优势已不能再弥补这些缺陷所固有的弱点。声明声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11〕
麦克阿瑟的声明一出，美国国内和美国盟国都一片哗然。许多国家立即质询华盛顿是否美国要改变政策。杜鲁门极为震怒，因为他的周密筹划“竟枉费心机”，麦克阿瑟的声明与他正要发表的声明“完全背道而驰”。如果杜鲁门再发表那项经过缜密计议的声明，“就只能引起世界的混乱”。因此，“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化去的许多时间以及许多外交家和国防领袖们的详尽讨论全都付诸流水了”。杜鲁门认为更为严重的是，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在发最后通牒，等于说美国及盟国可以用全部优势力量攻击中国。“当然，他说这得有待政治当局去决定，但考虑到他是高级负责人，全世界人民会认为他事先获得信息，知道会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权力的挑战。”杜鲁门下定了撤换麦克阿瑟的决心，“由于这一行动，麦克阿瑟已使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这种不服从领导的行为了。”〔12〕
此事尚未平息，接着又有一场风波。4月5日，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丁在国会讨论延长征兵法和建立普遍军训问题时，宣读了麦克阿瑟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攻击了杜鲁门政府的战略决策，提出“共产主义阴谋家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所以在亚洲作战就等于为欧洲作战。如果在亚洲败给了共产主义，欧洲便也会陷落。如果在亚洲赢得战争胜利，也就维护了欧洲的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杜鲁门认定：“麦克阿瑟心目中的胜利是轰炸中国城市而取得的胜利，是把冲突扩大到整个中国而取得的胜利，这必然是错误的胜利。”麦克阿瑟的信“构成了对现行国策的挑战”，而且支持了“共和党中长期反对高瞻远瞩的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者”〔13〕，所以，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终于到了。
4月6日上午，杜鲁门召集了艾奇迹、马歇尔、布莱德雷和哈里曼开会，提出要撤下麦克阿瑟。由于事关重大，与会者都提醒杜鲁门要谨慎，要顾及国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方面的反应和意见。在以后的几天中，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又单独或一起进行了几次商讨，并由布莱德雷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征求意见。4月9日上午，杜鲁门与艾奇逊等五人再次举行会议，布莱德雷报告联席会议成员已同意撤下麦克阿瑟，马歇尔、哈里曼和艾奇逊都表示赞成。当天下午，参加会议的同一批人带着布莱德雷起草的命令到白宫由杜鲁门签了字。杜鲁门要艾奇逊去通知国会领袖，并让他叫杜勒斯去日本通报日本政府，同时决定由在朝鲜的陆军部长佩斯去东京远东美军总部亲自将命令交给麦克阿瑟。
然而到了4月11日晚间， 布莱德雷匆忙地赶到杜鲁门住处报告说消息已经泄露，有报纸已准备明天刊出这条消息。杜鲁门当即决定不再“讲客套”，抢在报纸印出之前，由总统新闻秘书肖特在4月11日凌晨1点举行特别记者招待会。会上向记者散发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命令，其中宣布，“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有关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决策。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特别委托我的责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的统帅。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杜鲁门在当晚的广播讲话中称，“自由国家已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尽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想挑起这场战争的话，那么，它是可能爆发的。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的爆发，我国和我国的盟友是不负责任的。”〔14〕
杜鲁门撤换麦克阿瑟这一事件实质上是长久以来美国决策层与军方在战略方针上和对华政策上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实际上也是“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麦克阿瑟的被撤，表明“有限战争”的观念开始在美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占了上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完全是受全面战争理论的支配，认为美国会面临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战争。美国对联合国很有信心，对自己的实力更有信心，原子弹又为美国人在心理上筑起了一道可靠防线。朝鲜战争之前和刚刚爆发时，美国仍是持打全面战争的倾向。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展开和与中国对抗的加剧，美国真正意识到了限制战争的必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加以了限制。朝鲜战争使美国决策层明确懂得了从此以后的所有战争都将是有限战争。在以后，不再是要不要打有限战争的问题，而是如何避免打全面战争的问题了。随着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或者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技术，打无限规模和范围的战争是不可想像的，全面战争便意味着交战各方同归于尽。朝鲜战争后，美国无论是在对敌国还是对盟国的政策中，都受到了“有限战争”观念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性大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对抗和冲突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有着深远意义的，它使美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接受了“有限”战争的观念。美国此次不再坚持以往那些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全面胜利”、实现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传统做法，这使美国避免了致命的错误。如果美国坚持麦克阿瑟竭力主张的追求终极“胜利”的无限止战争，那就必然会使战争不断升级，并且不断要以各种方式夺得新的“胜利”以维持已取得的“胜利”，在现代核武器的条件下，这最终可能就会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
麦克阿瑟的被撤，表明以军方为代表的“全面战争”的战略思想开始逐渐走向历史长廊的尽头，也表明美国领导层开始将“有限战争”观念具体贯彻进其“冷战”的总体战略之中。
注释：
〔1 〕美国海军历史中心海军作战部档案， 谢尔曼文卷（NavalHistorical Center, Operational Archives, Sherman Papers），第1匣。
〔2〕美国杜鲁门图书馆，艾奇逊档案（Harry S.Truman Library, Acheson Papers），第65匣。
〔3〕肯尼斯·福林特：《悲剧性的裂缝：麦克阿瑟、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朝鲜战争》（The Tragic Flaw: MacArthur, the JointChiefs, and the Korean War），杜克大学1976年版，第141页。
〔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年第4卷，第1078—1085页。
〔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088页。
〔6〕《杜鲁门回忆录》，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二卷，第533页。
〔7 〕斯帕尼尔：《杜鲁门—麦克阿瑟的争论与朝鲜战争》（The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 War）， 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7页。
〔8〕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9〕《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96页。
〔10〕《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23—525页。
〔11〕《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26页。
〔12〕《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27页。
〔13〕《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31—533页。
〔14〕《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36—53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1期第88～93页
【作者简介】杨彪，历史学博士，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1950年10月后，朝鲜战场局势成为中国和美国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毅然出兵后，从10月下句起，在朝鲜战场与美国展开了直接对抗。1950年底至1951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快向南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并向西海岸推进。原来估计中国不会出兵的美国领导人、包括军事领导人都在考虑，可能会与中国展开一场全面性战争，甚至说“只有时间能够说是否这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1〕
在这段时间中，麦克阿瑟等人强烈呼吁要打一场全球性的反共战争，至少是要让美国在亚洲展开一场全面战争。麦克阿瑟特别主张以美国海军力量封锁中国，从海上和空中袭击中国的军事工业基地，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东北等地，并让国民党军队到朝鲜甚至大陆作战。麦克阿瑟的观点在军界很普遍，军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美国“也许要告诉中国共产主义者，要么他们放弃，否则我们不得不在满洲打击他们”。〔2〕
而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行政当局并不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杜鲁门尽管也敌视新中国，但他和国务卿艾奇逊、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尼采等人一样，不想让在朝鲜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在亚洲的全面冲突。此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倾向于杜鲁门的意见，认为以美国军事上的弱点与共产主义力量对抗，应当防止冲突升级。如果发生全球战争，“我们也许有输的危险”。〔3〕
朝鲜战争全面展开后，随着与中国部队冲突的逐步升级和美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杜鲁门政府出于美国的全球利益考虑，避免扩大冲突，防止全面战争，进行有限的战争。
1950年11月7日，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委员约翰·戴维斯和中国事务科科长埃德蒙·柯乐布曾起草政策备忘录，这两位“中国通”提出从世界大局出发，应该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处理中国部队进入朝鲜后所形成的局势。戴维斯的备忘录称，苏联最注意的目标仍然是西欧和美国，如果能将美国、英国及法国等国家拖在亚洲而又不直接与苏联对抗，这是最符合苏联的战略意图的。备忘录分析，苏联过去曾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现要求中国和北朝鲜联合抗美，但是朝鲜不是西藏、台湾，甚至也不像印度支那，北朝鲜自第二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要中国完全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安排，并不容易做到。所以美国有“政治解决”的可能与基础。备忘录分析，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是“抱有偏见”的“新手”，而克里姆林宫则是“不容易发火”的“行家”。苏联除了给中国一些物质上的支援外，也可能主动取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使中共不致效法铁托”，而美国也可能有自己的途径。
戴维斯备忘录最后得出结论，美国面临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朝鲜冲突有限化”，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二是走向全面战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应该力争第一种前景，同时做好应付第二种可能性的准备。为此，备忘录建议：
1.美军（包括海空军在内）不应越过朝鲜边境；
2.设法和中国接触；
3.大量扩充南朝鲜军队来“抵抗中国军队”；
4.在联合国中要尽量多争取盟友，不能变成“光荣孤立”。〔4〕
柯乐布在同时递呈的另一份“关于对付中国干预的战略备忘录”中则进一步提出，在军事上不能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也不能放蒋介石出笼攻击中共方面，而应“暂时维持目前规模”，同时建议和中国就“进入联合国问题”进行谈判，认为这样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有可能实现“政治缓和”。〔5〕
杜鲁门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如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席位问题上并未依计而行，一度也曾寄希望于战场上军事力量的优势。但在几次“总攻”失利、中国部队不断挺进、战事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最终改变观念，决心只打有限战争，限制朝鲜战争的范围和手段，尽力防止朝鲜战争导致全面战争，以维护美国的整体利益。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显赫军功的麦克阿瑟始终停留在二战时代全面战争的陈旧观念中，认为既然开战就必须取得彻底胜利，为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他多次建议轰炸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后方基地东北，让蒋介石军队参加朝鲜战场的作战，乃至使用核武器，以求得战争的胜利。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为了击败中国，要以不惜冒使苏联卷入并最终导致苏联攻击欧洲、引起世界大战的风险，这就使麦克阿瑟及与他持相同观点者在战略观念上与以杜鲁门为代表的决策层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美国的最高领导层，包括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国会领袖，曾仔细研究讨论过麦克阿瑟提出的建议。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及亚洲的局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审查，然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局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如果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各个细节问题，最后否定了麦克阿瑟的意见。
美国决策层认为，美国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中国屈服，如果真的要摧毁东北的中国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美国“本钱很少的空军”就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至少需要另外两年时间来重建空军才能有效应付地球其它地点出现的挑战。他们也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像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很快被摧毁。而且，如果轰炸中国在东北境内的基地，便会结束苏联和美国之间存在的保证美国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攻击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默契。此外，即使基地受损，中国还可以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接受来自苏联的军事补给和援助。要炸毁西伯利亚铁路以消除中国在朝鲜战场的战争能力，就需要采取持久的作战行动，这可能会超出美国的能力，并必然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封锁中国沿海，这便构成一种战争行为。而中国派的是“志愿军”，从未正式对美国宣战。封锁也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如果不将英国控制的香港和苏联控制的大连、旅顺包括在封锁点之列，封锁就不能奏效。如果真的封锁了这几个港口，则必然导致国际冲突。
美国决策层也认为不能采纳麦克阿瑟让蒋介石部队进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他们相信国民党部队没有什么作战能力，如果蒋军发起进攻，就需要美国海、空军支援及后勤方面的支持，而美国在这方面能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即使国民党军攻进了大陆，也可能在遭到几次挫折后便大批倒戈。
美国决策层也不能接受麦克阿瑟关于亚洲重要、欧洲不重要的观点，认为西欧的工业能力、人力、技术，可以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和必不可少的海、空军基地等都对美国至关重要，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上与美国密不可分，这都使美国必须坚持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战略考虑。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陷于孤立。如果两线作战的全面战争爆发，美国是无法应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称，“要是真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的话，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6〕
美国的盟国也给了美国领导层巨大的压力。它们也坚决反对麦克阿瑟的观点。麦克阿瑟认为共产主义的中国是西方的宿敌，而且是未来亚洲地区潜在的巨大威胁，要解决的方法便是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而美国的盟国却相反，它们“希望北京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是亚洲抗苏的平衡力量”〔7〕。 这样就使美国决策层处于来自两面观点的双重压力中。盟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和客观现实也使美国领导层不可能接受麦克阿瑟的观点。
使用原子弹则后果更不堪设想。麦克阿瑟是从战术角度看问题的，而美国最高领导层则是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此问题，他们由于眼界较宽，对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深知使用原子弹可能产生的毁灭性后果：如果导致互相使用原子弹的全面战争爆发，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惨剧。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而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8〕。
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最高领导层和麦克阿瑟之间在战略指导观念上的冲突不可调和。杜鲁门写到，“麦克阿瑟所鼓吹的方案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体出动的世界大战——包括原子武器等等。”“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像麦克阿瑟那样一位沙场老战士会不理解把‘中国国民党军队引导到中国南部去’就是一种战争行动；我也不相信，像他那样三十五年来在世界大事上居于重要地位的人，会不认识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城市轰炸的反应，会跟美国人民在珍珠港被轰炸时的反应一模一样；我也不相信以他对东方的了解，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他炸了中国的城市以后，苏联的物资仍将源源而来，如果他要贯彻到底的话，他第二着就得轰炸海参崴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道！”
杜鲁门看到了决策层与麦克阿瑟之间矛盾的根本症结，一言以蔽之，“我只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险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我不会这样做”〔9〕。
1951年3月20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麦克阿瑟，通知他杜鲁门即将发表一项声明，“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国务院已问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才能在以后的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发表意见”。麦克阿瑟回电要求对他的指挥权不要再加以限制，以便“肃清北朝鲜的敌人”。收到麦克阿瑟回电后，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联合开会，进一步确定了拟议中的总统声明的细节。同时，国务院又与其他出兵朝鲜的国家的驻华盛顿的代表进行商讨，以征得这些国家对杜鲁门声明的同意。杜鲁门这项声明的最主要几点是：
“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按照1950年6月27 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提出的条件来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要求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战争的蔓延，并避免苦难的延长与生命的损失。”
“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就能大大地减轻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并能开辟道路，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10〕。
这项在措辞上反复推敲商讨的声明试图表明美国政府在朝鲜不再准备扩大战争，而走一条新的解决途径。
但是就在杜鲁门准备发表这项声明之际，麦克阿瑟却在3月24 日抢先发表了一个意思完全相反的声明。麦克阿瑟在他措辞强硬的声明中，公然宣称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他说，“这个新敌人——赤色中国——军事力量被过分的渲染所夸大了。它缺乏工业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维持和运用普通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顺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需的装备，例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他科学发明”。他说在以前，中国在人数上的巨大潜力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随着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方法的发展”，中国在人数上的优势已不能再弥补这些缺陷所固有的弱点。声明声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11〕
麦克阿瑟的声明一出，美国国内和美国盟国都一片哗然。许多国家立即质询华盛顿是否美国要改变政策。杜鲁门极为震怒，因为他的周密筹划“竟枉费心机”，麦克阿瑟的声明与他正要发表的声明“完全背道而驰”。如果杜鲁门再发表那项经过缜密计议的声明，“就只能引起世界的混乱”。因此，“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化去的许多时间以及许多外交家和国防领袖们的详尽讨论全都付诸流水了”。杜鲁门认为更为严重的是，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在发最后通牒，等于说美国及盟国可以用全部优势力量攻击中国。“当然，他说这得有待政治当局去决定，但考虑到他是高级负责人，全世界人民会认为他事先获得信息，知道会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权力的挑战。”杜鲁门下定了撤换麦克阿瑟的决心，“由于这一行动，麦克阿瑟已使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这种不服从领导的行为了。”〔12〕
此事尚未平息，接着又有一场风波。4月5日，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丁在国会讨论延长征兵法和建立普遍军训问题时，宣读了麦克阿瑟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攻击了杜鲁门政府的战略决策，提出“共产主义阴谋家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所以在亚洲作战就等于为欧洲作战。如果在亚洲败给了共产主义，欧洲便也会陷落。如果在亚洲赢得战争胜利，也就维护了欧洲的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杜鲁门认定：“麦克阿瑟心目中的胜利是轰炸中国城市而取得的胜利，是把冲突扩大到整个中国而取得的胜利，这必然是错误的胜利。”麦克阿瑟的信“构成了对现行国策的挑战”，而且支持了“共和党中长期反对高瞻远瞩的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者”〔13〕，所以，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终于到了。
4月6日上午，杜鲁门召集了艾奇迹、马歇尔、布莱德雷和哈里曼开会，提出要撤下麦克阿瑟。由于事关重大，与会者都提醒杜鲁门要谨慎，要顾及国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方面的反应和意见。在以后的几天中，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又单独或一起进行了几次商讨，并由布莱德雷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征求意见。4月9日上午，杜鲁门与艾奇逊等五人再次举行会议，布莱德雷报告联席会议成员已同意撤下麦克阿瑟，马歇尔、哈里曼和艾奇逊都表示赞成。当天下午，参加会议的同一批人带着布莱德雷起草的命令到白宫由杜鲁门签了字。杜鲁门要艾奇逊去通知国会领袖，并让他叫杜勒斯去日本通报日本政府，同时决定由在朝鲜的陆军部长佩斯去东京远东美军总部亲自将命令交给麦克阿瑟。
然而到了4月11日晚间， 布莱德雷匆忙地赶到杜鲁门住处报告说消息已经泄露，有报纸已准备明天刊出这条消息。杜鲁门当即决定不再“讲客套”，抢在报纸印出之前，由总统新闻秘书肖特在4月11日凌晨1点举行特别记者招待会。会上向记者散发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命令，其中宣布，“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有关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决策。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特别委托我的责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的统帅。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杜鲁门在当晚的广播讲话中称，“自由国家已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尽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想挑起这场战争的话，那么，它是可能爆发的。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的爆发，我国和我国的盟友是不负责任的。”〔14〕
杜鲁门撤换麦克阿瑟这一事件实质上是长久以来美国决策层与军方在战略方针上和对华政策上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实际上也是“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麦克阿瑟的被撤，表明“有限战争”的观念开始在美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占了上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完全是受全面战争理论的支配，认为美国会面临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战争。美国对联合国很有信心，对自己的实力更有信心，原子弹又为美国人在心理上筑起了一道可靠防线。朝鲜战争之前和刚刚爆发时，美国仍是持打全面战争的倾向。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展开和与中国对抗的加剧，美国真正意识到了限制战争的必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加以了限制。朝鲜战争使美国决策层明确懂得了从此以后的所有战争都将是有限战争。在以后，不再是要不要打有限战争的问题，而是如何避免打全面战争的问题了。随着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或者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技术，打无限规模和范围的战争是不可想像的，全面战争便意味着交战各方同归于尽。朝鲜战争后，美国无论是在对敌国还是对盟国的政策中，都受到了“有限战争”观念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性大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对抗和冲突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有着深远意义的，它使美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接受了“有限”战争的观念。美国此次不再坚持以往那些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全面胜利”、实现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传统做法，这使美国避免了致命的错误。如果美国坚持麦克阿瑟竭力主张的追求终极“胜利”的无限止战争，那就必然会使战争不断升级，并且不断要以各种方式夺得新的“胜利”以维持已取得的“胜利”，在现代核武器的条件下，这最终可能就会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
麦克阿瑟的被撤，表明以军方为代表的“全面战争”的战略思想开始逐渐走向历史长廊的尽头，也表明美国领导层开始将“有限战争”观念具体贯彻进其“冷战”的总体战略之中。
注释：
〔1 〕美国海军历史中心海军作战部档案， 谢尔曼文卷（NavalHistorical Center, Operational Archives, Sherman Papers），第1匣。
〔2〕美国杜鲁门图书馆，艾奇逊档案（Harry S.Truman Library, Acheson Papers），第65匣。
〔3〕肯尼斯·福林特：《悲剧性的裂缝：麦克阿瑟、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朝鲜战争》（The Tragic Flaw: MacArthur, the JointChiefs, and the Korean War），杜克大学1976年版，第141页。
〔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年第4卷，第1078—1085页。
〔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088页。
〔6〕《杜鲁门回忆录》，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二卷，第533页。
〔7 〕斯帕尼尔：《杜鲁门—麦克阿瑟的争论与朝鲜战争》（The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 War）， 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7页。
〔8〕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9〕《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96页。
〔10〕《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23—525页。
〔11〕《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26页。
〔12〕《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27页。
〔13〕《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31—533页。
〔14〕《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36—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