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以色列国在此奠基
——试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
潘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01期第159～166页
【作者简介】潘光，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17年11月2日，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一封正式信件中宣布英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这是一个大国的政府首次正式宣布支持锡安主义（又译“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此后几天，英国军队便攻入了巴勒斯坦，至1918年9月控制了巴勒斯坦全境。 在一次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基本上得到认可，并在有关中东的各项文件中得到体现。这样，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了一块为列强所承认的可以建立“民族家园”的土地。此后20年，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在动荡和纷争中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为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可称为以色列国的“奠基时期”。
一、“犹太民族家园”的人力和人才资源
犹太人将回归故土巴勒斯坦称为“阿利亚”（Aliyah）。头两次阿利亚发生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只有少数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大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三次阿利亚，促进了“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和发展。
1.第三次阿利亚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使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欢欣鼓舞。虽然战争还在进行，但一些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犹太难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移居巴勒斯坦。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也派出了以主席魏兹曼、领导成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和詹姆士·德·罗思柴尔德为首的委员会赴巴勒斯坦，与那里的英国当局建立联系，试图安排战时逃离的犹太人回到家园，并为大批犹太新移民的来到作好准备。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几个星期后，来自波兰的第一批犹太移民便取道土耳其到达了巴勒斯坦，从而揭开了第三次阿利亚的序幕。1919年是第三次阿利亚的第一年，成批的犹太人从欧洲和其它地方辗转来到巴勒斯坦。由于海路交通恢复，许多人是乘船抵达巴勒斯坦的。与第二次阿利亚不同的是，这次来的犹太新移民中青年人居多，大多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能说希伯来语，并作好了在巴勒斯坦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
1920年4月圣雷莫会议正式将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交给英国后，英国政府即于7月1日任命犹太裔的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为第一任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历时三年的军管统治至此结束。国际联盟授予英国的委任统治书明确规定英国当局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如第二条规定：“受委任国应负责将该地置于可以确保建成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行政和经济条件之下……”；第四条规定：“一个适当的犹太办事机构应得到承认，使之发挥顾问咨询功能并与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合作处理可能影响犹太民族家园之建立和巴勒斯坦犹太居民利益的经济、社会及其它事务”〔1〕。塞缪尔到任后， 便宣布允许犹太移民按每月1000人的配额进入巴勒斯坦，后又将这一配额提高到每年16500 人。在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后，英国当局对涉及犹太移民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规定申请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这一新规定总体来讲并没有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造成重大障碍，倒是有利于吸引犹太资本进入巴勒斯坦，也暂时缓解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入的激烈情绪。
在此期间，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一直积极采取行动支持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20年，它在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四处筹款在巴勒斯坦购置大片土地以安置犹太新移民。据统计，从1920年到1923年（第三次阿利亚的最后一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新购土地达148780杜纳姆（Dunam，巴勒斯坦土地单位）〔2〕，同期又有3万多犹太移民定居巴勒斯坦，建立了31个新的定居点。这样， 在整个第三次阿利亚期间，总共有3.7 万多犹太人合法地移居巴勒斯坦（可能还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通过其它途径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巴勒斯坦短期居留后又离开的人。〔3〕
2.第四次阿利亚
第四次阿利亚发生在1924—1926年，这三年里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激增，总数达6万多人， 比第三次阿利亚期间移入的犹太人翻了一番，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是外部原因。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共和国重新建立，其境内居住着约300万犹太人。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以锡安主义者为核心的犹太代表团起草了保护波兰少数民族（主要指犹太人）条约，并得到了美国等大国的支持。波兰政府起初拒绝接受这一条约，后为了争取列强承认其战后的新版图，勉强签署了该条约。但波兰政府实际上并不打算实施这一条约，而逐步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排挤、迫害犹太人的措施，这在经济、商业领域中表现尤为突出。波兰共和国重建不久，就对犹太人实行高税制和从业人员限额制。到20年代，波兰政府开始对犹太资本较强的许多工业、交通、商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并大规模解雇在这些行业工作的犹太职工。这一行动使波兰的犹太工商业者遭受沉重打击。以制鞋业为例，2800家犹太人开办的制鞋厂中就有1060家倒闭。同时，国家各部门和政府各机关中的犹太行政人员也被解职。这样，短短几年中就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失业，犹太少数民族迅速贫困化。到1923年情况更趋严重，大批犹太人被迫离开波兰移居国外，他们的首要目标当然是美国。
其二，19世纪80年代后，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移民涌入美国，使美国犹太人数量激增，到本世纪20年代已达250万（1924年）〔4〕，而且受过教育的犹太移民后裔越来越多地进入白领阶层，在商业、金融、新闻、医疗、律师、电影等行业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一发展趋势引起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千方百计企图抑制犹太社团的发展，终于在20年代初揿起了第一次反犹浪潮。1920年5月，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亲自出面宣传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该书称犹太人有一个控制全世界的“阴谋”），使反犹活动达到高潮。在此期间，美国不少大学规定了犹太学生限额，剥夺了许多犹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中出现“不欢迎犹太人”的字样，一些房产主甚至拒绝向“希伯来人后裔”出售出租房屋；在医务界，也出现了要为犹太裔医生（特别是精神科和牙科医生）规定从业限额的主张。1921年和1924年的移民法，将犹太移民的配额减少到最低限度。如1924年的移民配额法规定：每年从波兰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不得超过6000，从俄国来的不得超过2000，从罗马尼亚来的不得超过600。〔5〕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有近200万犹太人正是从这几个国家移民美国的。 正当大批波兰犹太人希望移民美国之时，美国却关上了大门，这就使其中不少人转而前往巴勒斯坦。1924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骤然上升到近1万3千人，比1923年增加了73%，到1925年，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达到34000 人的创记录数字，是1924年的一倍还多。
第四次阿利亚可说是近代以来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是《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巴勒斯坦第一次发挥犹太“民族家园”的作用，因为它在遭难的波兰犹太人无处可去时接纳了他们。与前几次阿利亚不同，这次来到巴勒斯坦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乌托邦思想的拓荒定居者和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而是来自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等波兰大城市的中小工商业者。他们都带着一定的资产来到巴勒斯坦，开始在新家园投资经商办实业。他们大都涌入特拉维夫、海法等沿海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此有人称第四次阿利亚是“城市阿利亚”。正是在这次阿利亚期间，特拉维夫的居民从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成了第一个真正的“犹太城市”。随着犹太资本的大量投入，中小店铺和企业在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可以买到欧洲时髦的服装和饰品。建筑业欣欣向荣，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欧式住宅区成片竣工，随之而来的是地价上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在一片繁荣景象中，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在巴勒斯坦形成，他们的发展基地是特拉维夫周围的平原地带。
到1925年底，经济出现萧条乃至危机的迹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发生经济危机，货币兹罗提大幅贬值，致使移民巴勒斯坦的波兰犹太人带来的资本也大大贬值。严重后果立即显露了出来，外来投资锐减，已兴办的一些工商业也难以维持。到1926年末，不少工厂破产，店铺关门，致使大批职工失业。1927年有8000多人（大多是犹太人）加入失业者队伍，对当时总共只有10多万人的犹太社团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经济大萧条使1926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大减少， 仅为13081人，不到1925年的40%。到1927年，移入的犹太人不到3000，而移出的犹太人却有5000多，这是《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巴勒斯坦第一次出现犹太人外流趋势和犹太人人口负增长现象，说明第四次阿利亚到1926年底已告结束。
3.第五次阿利亚
到1929年，巴勒斯坦基本渡过了经济危机，但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随之又爆发了，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为促进“犹太民族家园”之建立，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支持下于1929年正式建立了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代办处虽由锡安主义者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也吸收非锡安主义者参加，能最广泛地联合各阶层犹太人，并协调巴勒斯坦犹太人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联系。从1928年到1931年，虽然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全力以赴推动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扭转了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流回欧洲的趋势，但总的来看成效甚微，主要原因还是经济不景气。1928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2178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少的一年，还不及当年移出的犹太人多。不过这种犹太人人口负增长趋势毕竟是短暂的，只持续了两年（1927年和1928 年）， 到1929年便结束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1929年移入的犹太人为5249人，1930年为4944人，1931年为4075人，均超过了当年移出的人数。 〔6〕
1932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突然猛增，达1万人，是1931 年的一倍还多，史学家便把这一年定为第五次阿利亚的开始。这次新的移民浪潮虽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的不断努力及巴勒斯坦的经济复苏有关，但主要驱动力仍是外部原因，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崛起。到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一上台便掀起了反犹狂潮，这一年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3万多，大多数来自德国。 这些人实际上已是难民，而非一般的移民。进入1934年，这股避难浪潮继续发展，来到巴勒斯坦的中欧犹太人超过43000人。到1935年， 纳粹德国的反犹运动进一步升级，当年颁布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达到创记录的数字，即61844人， 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年里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一年。1936年，由于巴勒斯坦爆发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入的大起义，英国当局开始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施加限制，该年合法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下降到3 万余人。至此，第五次阿利亚的第一阶段结束，约有19—20万犹太人在这5 年里涌入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翻了一番。从1937年到1939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越来越严，而此时纳粹的反犹暴力却愈演愈烈，于是许多拿不到入境许可证的犹太难民便不得不冒险采取非法手段进入巴勒斯坦。这3 年可看作是第五次阿利亚的第二阶段，即合法移民减少而非法移民增加的阶段。很难统计出这3 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确切数字。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估计每年仍接近2万人，因此3年总计约5—6万人。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五次阿利亚告一段落。
与前几次阿利亚相比，第五次阿利亚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规模空前，据统计，在整个第五次阿利亚期间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难民）总数超过25万（一说30万），超过了以前历次阿利亚期间的移民数的总和。二是资本流入激增，由于犹太人在德国已丧失了谋生的权力，因而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们都想方设法将一切可以带的东西带出德国，这在第一阶段（1932—1936年）还是办得到的，后来由于纳粹当局对携带财产出境严加限制就困难多了。这样，从1931年到1936年，随犹太难民流入巴勒斯坦的资本高达3500 万英镑， 而此前10年（1921—1931年）进入巴勒斯坦的资本总共才2000万英镑。〔7 〕三是文化层次高，这次阿利亚期间来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如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作家、音乐家、记者、技术工人等等，其中还有国际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这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四是定居点发展迅速，由于德国犹太难民带来大笔财产，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为救助犹太难民也投入了一定资金，第五次阿利亚期间犹太人继续在巴勒斯坦大量购置土地，仅1933—1935这三年就新购置土地达172012杜纳姆。〔8〕到1937年后， 由于纳粹当局采取剥夺财产政策，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大都身无分文，且许多是非法移民，便前往那些新购土地上建定居点。据统计，到1938年，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点已达233个，其中有68个基布兹或克武察，71个莫沙夫；1939 年定居点又增加18个，总计已达251个。〔9〕
从1917《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经过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的三次阿利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20年里从 2.3万激增到45万（一说50万），使伊舒夫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人才资源，为逐步形成名符其实的“犹太民族家园”奠定了人口基础。
二、“犹太民族家园”的经济文化发展
在这20年里，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经济、文化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经济发展
随着大批犹太新移民及其带来的资本流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主要由犹太人经营的农业、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
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为加速复国进程所采取的主要方针就是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开荒垦殖，发展农业。从1921年到1939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和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从阿拉伯人那里购进的土地达843854杜纳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委任统治当局特许给予和租借给予犹太人的土地。〔10〕大批犹太移民来到这些土地上排水、搬石、冲洗盐份、松土、施肥、灌溉，造出成片良田，种植各类作物，特别是柑桔类水果。最初不少犹太新移民采取一家一户单干的方式，但由于缺乏经验遇到不少困难，又因与周围阿拉伯人时有摩擦而有不安全感，因而逐步组织起来，学习阿利亚先驱们的榜样，建立起不少新的莫沙夫和基布兹。虽然因经历几次经济萧条和危机而出现过曲折，伊舒夫（即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农业的产量、效益和利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直稳步增长，并且成为推动整个巴勒斯坦农业摆脱危机影响，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柑桔为列，从1925年到1930年产量增加了6倍； 到30年代，柑桔生产发展更快：1929年的产量是2897686箱，而到1937 年已达11408964箱，〔11〕又翻了几番，其中大部用于出口。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每年出口的柑桔达1000万箱，创造了90%以上的外汇收入。犹太人大量购置土地使许多阿拉伯人失去土地，是导致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有时犹太土地拥有者也雇佣无地的阿拉伯人，如在1933年，由于柑桔园迅速扩大，犹太园主就雇佣了5000多阿拉伯人为其打工。〔12〕但总的来看，大多数失去土地的阿拉伯农民还是很难找到工作，因而被迫离开家园进入城市。
伊舒夫工业的真正兴起始于第三次阿利亚时期，到第四、第五次阿利亚期间获得了较大发展。与早期阿利亚的重农主义色彩不同，第三次阿利亚在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复兴的大气候中显示出浓厚的工商业色彩。1920年创建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工人总工会”（下简称“犹太工总”）正是适应当时犹太工商业兴起及犹太工人阶级成长的需要而产生的，此后便成了推动巴勒斯坦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接着，在第四、五次阿利亚中，来自波兰和德国的犹太工商者和实业家们以自己的金钱和经验继续推动工商业繁荣。他们大量涌入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大城市，开设商店，建立工厂，发展公用事业。首先繁荣的是建筑业，到处可见的建房筑路热潮刺激了建筑材料工业急剧膨胀，将大批下层犹太移民和无地阿拉伯农民卷入了建筑工人大军。犹太工总于1923年建立的索来尔包奈建筑公司在这股大潮中迅速发展为一个建筑康采恩，拥有自己的轧钢厂、水泥厂、玻璃厂和化工厂，每年能建造 5万套住宅。其它工业也纷纷建立并发展起来。著名的洛兹依阿纺织厂的建立标志着巴勒斯坦纺织、服装业的诞生，它是第四次阿利亚时期由犹太移民创办的。一批犹太技术人员积极开采死海中的钾碱等资源，并建立了提炼工厂，到1939年钾碱年产量已达63500吨， 并开始出口钾碱和其它化工产品。〔13〕1935年，从伊拉克到海法的输油管开始出油，从而使以巴勒斯坦出现了小型炼油厂。犹太工总首先发起组织海洋捕鱼船队和海洋公司，甚至打算建立巴勒斯坦的民用航空公司。其它如农业机械、钻石加工、火柴、烟草、冶金、食品等工业也在犹太实业家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工业的发展使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标志的电力消耗量在第五次阿利亚期间增长了好几倍， 从1931 年的300万千瓦小时猛增到1939年的2500万千瓦小时。〔14 〕著名犹太专家平恰斯·鲁登贝格设计的发电厂可利用约旦河水发电，大大增强了巴勒斯坦的供电能力。 到第五次阿利亚结束时， 伊舒夫工业的年产值已达1000万英镑。〔15〕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的工农业发展水平在中东已居于前列，虽历经几次萧条和危机，整个经济却一直处于增长之中。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均有巨额财产赤字，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局却有不断增加的盈余。由于经济形势看好，巴勒斯坦的生活水平在中东地区也是较高的，第三产业的欣欣向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犹太工总开办的合作零售商店网遍布城市各地，商品丰富，生意兴隆。有1300家公司参加了1932 年在特拉维夫举办的东地中海商品交易会。 这个城市到1939年已有15万居民，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纯粹的犹太城”。
到1939年，虽然犹太人在数量上仍远少于阿拉伯人，但却控制了巴勒斯坦80%以上的工业，最富饶高产的农业地区，主要的商业网点及金融、保险、对外贸易等经济命脉，使伊舒夫逐步具备了一个“民族家园”的经济基础。
2.文化发展
伊舒夫的迅速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促进了犹太文化在巴勒斯坦的发展，而犹太文化的发展又使整个犹太社团的民族素质和凝聚力大大提高，反过来再促进伊舒夫经济社会的繁荣，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牢固的精神支柱。
犹太传统文化历来特别重视教育的价值，伊舒夫的领袖们也一直把发展教育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培训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的教育体系20年代中已经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到30年代进一步完善，从而使每一个犹太儿童至少能完成初等教育。伊舒夫教育网的重点则放在对新移民进行职业培训上，使大批新进入农场、建筑工地和工厂的成年人在短期内能迅速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适应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1918年7月24日， 巴勒斯坦第一所犹太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的奠基仪式在耶路撒冷隆重举行，英军代表及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中的名流显贵都出席仪式表示祝贺，魏兹曼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希伯来大学将成为“犹太精神文明发展的中心”〔16〕。该校建设过程中获得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大量捐助，许多教学楼都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1925年该校建成，贝尔福亲自赶来参加开学典礼并致贺词。到30年代，希伯来大学已成为中东教育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不仅为伊舒夫和巴勒斯坦，也为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培育出了第一流人才。 同时， 1924 年在海法建立的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和1925年在雷霍沃特建立的丹尼尔·西埃弗研究中心，为伊舒夫的理工科教育和科技研究奠定了基础。到第五次阿利亚期间，大批犹太教授、科学家从德国来到巴勒斯坦定居，更使伊舒夫的教育和科研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1920年，英国当局正式将希伯来语确定为巴勒斯坦的三种官方语言（另两种为英语和阿拉伯语）之一，此后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普及更快。到30年代，犹太社团内部讲希伯来语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不遵守者会受到指责，孩子们更是百分之百地讲希伯来语。同时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开始重新使用希伯来语。这一古老语言在短短几十年内复兴，使希伯来文化在巴勒斯坦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许多用希伯来语创作的著名诗人、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纷纷迁居巴勒斯坦，其中包括现代希伯来语大师海姆·纳赫曼·毕阿利克，著名诗人和作家扫罗·柴尔尼科夫斯基，杰出的哲学家和锡安主义思想家阿哈德·哈姆以及约·希伦纳、塞·约·阿格农、德沃拉·巴农、格·肖夫曼、海姆·哈扎茨等。他们在希伯来语的“故土”大显身手，发表了大量希伯来文优秀作品，还将许多世界名著译成希伯来文。特拉维夫成了希伯来文化发展的中心，那里出版多种希伯来报刊，上演希伯来文戏剧，每周五还举行希伯来语文学晚会。
其它文化如音乐、美术、舞蹈等在这一时期也都蓬勃发展。1906年建立的第一所犹太美术雕塑学校——比扎莱尔工艺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巴勒斯坦犹太美术雕塑流派。第三次阿利亚时期出现了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合唱队和歌剧团。到30年代，大批逃离德国的犹太音乐家来到巴勒斯坦，使伊舒夫的音乐活动空前活跃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巴勒斯坦的犹太舞蹈家们善于将当地古老的犹太民间舞蹈与欧洲离散地犹太舞蹈的不同特色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伊舒夫舞蹈艺术。
伊舒夫文化的发展虽然以犹太希伯来文明作为主体，但也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带来的各种非犹太文化兼容并蓄，因而形成了一种多元互补的巴勒斯坦犹太文化体系。
三、“国中之国”——未来以色列的雏形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伊舒夫的社会自治结构也日趋完善、成熟。当欧洲犹太人被赶出自己世代生息的家园之时，一个组织严密、运转自如、繁荣兴旺的“犹太民族家园”已在巴勒斯坦成为现实，并且在继续稳步发展。
早在1920年，在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当时仅数万人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便选出了一个民族代表议会，该议会又任命了一个民族委员会来管理社团的日常事务。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承认该委员会为伊舒夫的代表。由于宗教事务的特殊性，犹太社团又选出首席大拉比和拉比法庭来协助民族委员会处理宗教问题。1921年2 月第一次选出了两位首席大拉比：拉比亚伯拉罕·伊萨克·柯克代表阿什肯纳兹社团，拉比雅各布·梅耶代表塞法迪社团。
前已提到，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于1929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代办处。建立该机构的法律根据是前述国际联盟授予英国的委任统治书的第四条，据此，犹太代办处实际上成了得到委任统治当局承认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唯一正式代表。这样，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从幕后走到前台，开始直接管理伊舒夫的一切事务。由于该组织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领导集团，因而犹太代办处成功地团结了一批本来不赞成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其工作效率大大强于议会和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巴勒斯坦的“犹太政府”。
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促进“民族家园”的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十分独特的作用。当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拥有先进而高效的医疗、妇幼保健、社会保险、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网络。其它还有青年、少年、学生、体育、文艺、科技、教育等各阶层、各行业、各年龄的人组成的各类社会组织，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移民们组成的联谊组织。它们都通过各自的渠道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获得大量捐助，并在各自联系的那一部分群众中为伊舒夫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随着阿犹矛盾日益尖锐，阿犹冲突逐步升级，伊舒夫的自卫能力也日益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舒夫的领袖们便以早期建立的定居点民兵组织为基础，吸收了一些战时英国人组建的犹太军团的退役官兵，建立了犹太自卫队。1920年，锡安主义组织正式成立了地下准军事部队哈加纳（希伯来语为“自卫”），承担保卫伊舒夫安全的使命。到1931年，哈加纳中部分右翼极端派（修正派）又分裂出来，成立了伊尔贡—茨瓦依—留米（希伯来文意为“民族军事组织”，简称伊尔贡）。该组织更多地采取攻击性行动，有时也搞恐怖袭击。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舒夫这个“犹太民族家园”已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文化网络、社会组织、防卫武装，乃至事实上的自治政府，其领导人魏兹曼、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等人在国际外交领域享有民族（国家）实际代表的地位。因此，无论从那方面说，这个“民族家园”已成为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国中之国”。未来以色列国的雏形就是这样在巴勒斯坦形成的。
注释：
〔1〕英国国会文件集，1922年CMD1785号。
〔2〕〔8〕〔10〕〔11〕〔12〕肯尼思·斯坦：《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1917—1939》，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226 、 226、144、145页。
〔3〕1921年，英国在约旦河以东建立外约旦酋长国。 因此从这里开始所说的巴勒斯坦即指约旦河以西地区，不再是历史上所指的包括约旦河两岸的大巴勒斯坦。
〔4〕马丁·吉尔伯特：《犹太历史图集》，纽约1993年版， 第83页。
〔5〕阿瑟·赫兹伯格：《犹太人在美国》，纽约1990年版， 第242页。
〔6〕约翰·巴戈特·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1908—1958》，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7 〕约瑟夫·高尼：《从罗希平纳和德加尼亚到德莫纳：锡安主义初创史》，特拉维夫1989年版，第95页。
〔9〕〔13〕〔14〕〔15〕H.H.本—沙逊：《犹太人民史》， 伦敦1976年版，第1010页。
〔16〕耶胡达·瑞因哈兹：《海姆·魏兹曼，一个政治家的历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01期第159～166页
【作者简介】潘光，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从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实际上是以色列国的“奠基时期”。其主要依据是：1.在此期间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使那里的犹太人在20年里激增到近50万，为“犹太民族家园”和后来的以色列国奠定了人口基础；2.在这20年里，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经济、文化发展十分迅速，使“犹太民族家园”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强的文化凝聚力，为后来以色列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3.这一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自治结构日趋完善、成熟，使“犹太民族家园”成为一个“国中之国”。未来以色列国的雏形已经出现。 |
一、“犹太民族家园”的人力和人才资源
犹太人将回归故土巴勒斯坦称为“阿利亚”（Aliyah）。头两次阿利亚发生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只有少数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大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三次阿利亚，促进了“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和发展。
1.第三次阿利亚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使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欢欣鼓舞。虽然战争还在进行，但一些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犹太难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移居巴勒斯坦。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也派出了以主席魏兹曼、领导成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和詹姆士·德·罗思柴尔德为首的委员会赴巴勒斯坦，与那里的英国当局建立联系，试图安排战时逃离的犹太人回到家园，并为大批犹太新移民的来到作好准备。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几个星期后，来自波兰的第一批犹太移民便取道土耳其到达了巴勒斯坦，从而揭开了第三次阿利亚的序幕。1919年是第三次阿利亚的第一年，成批的犹太人从欧洲和其它地方辗转来到巴勒斯坦。由于海路交通恢复，许多人是乘船抵达巴勒斯坦的。与第二次阿利亚不同的是，这次来的犹太新移民中青年人居多，大多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能说希伯来语，并作好了在巴勒斯坦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
1920年4月圣雷莫会议正式将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交给英国后，英国政府即于7月1日任命犹太裔的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为第一任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历时三年的军管统治至此结束。国际联盟授予英国的委任统治书明确规定英国当局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如第二条规定：“受委任国应负责将该地置于可以确保建成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行政和经济条件之下……”；第四条规定：“一个适当的犹太办事机构应得到承认，使之发挥顾问咨询功能并与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合作处理可能影响犹太民族家园之建立和巴勒斯坦犹太居民利益的经济、社会及其它事务”〔1〕。塞缪尔到任后， 便宣布允许犹太移民按每月1000人的配额进入巴勒斯坦，后又将这一配额提高到每年16500 人。在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后，英国当局对涉及犹太移民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规定申请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这一新规定总体来讲并没有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造成重大障碍，倒是有利于吸引犹太资本进入巴勒斯坦，也暂时缓解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入的激烈情绪。
在此期间，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一直积极采取行动支持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20年，它在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四处筹款在巴勒斯坦购置大片土地以安置犹太新移民。据统计，从1920年到1923年（第三次阿利亚的最后一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新购土地达148780杜纳姆（Dunam，巴勒斯坦土地单位）〔2〕，同期又有3万多犹太移民定居巴勒斯坦，建立了31个新的定居点。这样， 在整个第三次阿利亚期间，总共有3.7 万多犹太人合法地移居巴勒斯坦（可能还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通过其它途径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巴勒斯坦短期居留后又离开的人。〔3〕
2.第四次阿利亚
第四次阿利亚发生在1924—1926年，这三年里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激增，总数达6万多人， 比第三次阿利亚期间移入的犹太人翻了一番，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是外部原因。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共和国重新建立，其境内居住着约300万犹太人。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以锡安主义者为核心的犹太代表团起草了保护波兰少数民族（主要指犹太人）条约，并得到了美国等大国的支持。波兰政府起初拒绝接受这一条约，后为了争取列强承认其战后的新版图，勉强签署了该条约。但波兰政府实际上并不打算实施这一条约，而逐步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排挤、迫害犹太人的措施，这在经济、商业领域中表现尤为突出。波兰共和国重建不久，就对犹太人实行高税制和从业人员限额制。到20年代，波兰政府开始对犹太资本较强的许多工业、交通、商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并大规模解雇在这些行业工作的犹太职工。这一行动使波兰的犹太工商业者遭受沉重打击。以制鞋业为例，2800家犹太人开办的制鞋厂中就有1060家倒闭。同时，国家各部门和政府各机关中的犹太行政人员也被解职。这样，短短几年中就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失业，犹太少数民族迅速贫困化。到1923年情况更趋严重，大批犹太人被迫离开波兰移居国外，他们的首要目标当然是美国。
其二，19世纪80年代后，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移民涌入美国，使美国犹太人数量激增，到本世纪20年代已达250万（1924年）〔4〕，而且受过教育的犹太移民后裔越来越多地进入白领阶层，在商业、金融、新闻、医疗、律师、电影等行业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一发展趋势引起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千方百计企图抑制犹太社团的发展，终于在20年代初揿起了第一次反犹浪潮。1920年5月，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亲自出面宣传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该书称犹太人有一个控制全世界的“阴谋”），使反犹活动达到高潮。在此期间，美国不少大学规定了犹太学生限额，剥夺了许多犹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中出现“不欢迎犹太人”的字样，一些房产主甚至拒绝向“希伯来人后裔”出售出租房屋；在医务界，也出现了要为犹太裔医生（特别是精神科和牙科医生）规定从业限额的主张。1921年和1924年的移民法，将犹太移民的配额减少到最低限度。如1924年的移民配额法规定：每年从波兰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不得超过6000，从俄国来的不得超过2000，从罗马尼亚来的不得超过600。〔5〕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有近200万犹太人正是从这几个国家移民美国的。 正当大批波兰犹太人希望移民美国之时，美国却关上了大门，这就使其中不少人转而前往巴勒斯坦。1924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骤然上升到近1万3千人，比1923年增加了73%，到1925年，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达到34000 人的创记录数字，是1924年的一倍还多。
第四次阿利亚可说是近代以来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是《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巴勒斯坦第一次发挥犹太“民族家园”的作用，因为它在遭难的波兰犹太人无处可去时接纳了他们。与前几次阿利亚不同，这次来到巴勒斯坦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乌托邦思想的拓荒定居者和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而是来自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等波兰大城市的中小工商业者。他们都带着一定的资产来到巴勒斯坦，开始在新家园投资经商办实业。他们大都涌入特拉维夫、海法等沿海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此有人称第四次阿利亚是“城市阿利亚”。正是在这次阿利亚期间，特拉维夫的居民从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成了第一个真正的“犹太城市”。随着犹太资本的大量投入，中小店铺和企业在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可以买到欧洲时髦的服装和饰品。建筑业欣欣向荣，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欧式住宅区成片竣工，随之而来的是地价上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在一片繁荣景象中，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在巴勒斯坦形成，他们的发展基地是特拉维夫周围的平原地带。
到1925年底，经济出现萧条乃至危机的迹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发生经济危机，货币兹罗提大幅贬值，致使移民巴勒斯坦的波兰犹太人带来的资本也大大贬值。严重后果立即显露了出来，外来投资锐减，已兴办的一些工商业也难以维持。到1926年末，不少工厂破产，店铺关门，致使大批职工失业。1927年有8000多人（大多是犹太人）加入失业者队伍，对当时总共只有10多万人的犹太社团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经济大萧条使1926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大减少， 仅为13081人，不到1925年的40%。到1927年，移入的犹太人不到3000，而移出的犹太人却有5000多，这是《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巴勒斯坦第一次出现犹太人外流趋势和犹太人人口负增长现象，说明第四次阿利亚到1926年底已告结束。
3.第五次阿利亚
到1929年，巴勒斯坦基本渡过了经济危机，但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随之又爆发了，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为促进“犹太民族家园”之建立，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支持下于1929年正式建立了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代办处虽由锡安主义者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也吸收非锡安主义者参加，能最广泛地联合各阶层犹太人，并协调巴勒斯坦犹太人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联系。从1928年到1931年，虽然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全力以赴推动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扭转了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流回欧洲的趋势，但总的来看成效甚微，主要原因还是经济不景气。1928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2178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少的一年，还不及当年移出的犹太人多。不过这种犹太人人口负增长趋势毕竟是短暂的，只持续了两年（1927年和1928 年）， 到1929年便结束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1929年移入的犹太人为5249人，1930年为4944人，1931年为4075人，均超过了当年移出的人数。 〔6〕
1932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突然猛增，达1万人，是1931 年的一倍还多，史学家便把这一年定为第五次阿利亚的开始。这次新的移民浪潮虽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的不断努力及巴勒斯坦的经济复苏有关，但主要驱动力仍是外部原因，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崛起。到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一上台便掀起了反犹狂潮，这一年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3万多，大多数来自德国。 这些人实际上已是难民，而非一般的移民。进入1934年，这股避难浪潮继续发展，来到巴勒斯坦的中欧犹太人超过43000人。到1935年， 纳粹德国的反犹运动进一步升级，当年颁布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达到创记录的数字，即61844人， 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年里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一年。1936年，由于巴勒斯坦爆发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入的大起义，英国当局开始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施加限制，该年合法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下降到3 万余人。至此，第五次阿利亚的第一阶段结束，约有19—20万犹太人在这5 年里涌入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翻了一番。从1937年到1939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越来越严，而此时纳粹的反犹暴力却愈演愈烈，于是许多拿不到入境许可证的犹太难民便不得不冒险采取非法手段进入巴勒斯坦。这3 年可看作是第五次阿利亚的第二阶段，即合法移民减少而非法移民增加的阶段。很难统计出这3 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确切数字。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估计每年仍接近2万人，因此3年总计约5—6万人。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五次阿利亚告一段落。
与前几次阿利亚相比，第五次阿利亚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规模空前，据统计，在整个第五次阿利亚期间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难民）总数超过25万（一说30万），超过了以前历次阿利亚期间的移民数的总和。二是资本流入激增，由于犹太人在德国已丧失了谋生的权力，因而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们都想方设法将一切可以带的东西带出德国，这在第一阶段（1932—1936年）还是办得到的，后来由于纳粹当局对携带财产出境严加限制就困难多了。这样，从1931年到1936年，随犹太难民流入巴勒斯坦的资本高达3500 万英镑， 而此前10年（1921—1931年）进入巴勒斯坦的资本总共才2000万英镑。〔7 〕三是文化层次高，这次阿利亚期间来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如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作家、音乐家、记者、技术工人等等，其中还有国际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这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四是定居点发展迅速，由于德国犹太难民带来大笔财产，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为救助犹太难民也投入了一定资金，第五次阿利亚期间犹太人继续在巴勒斯坦大量购置土地，仅1933—1935这三年就新购置土地达172012杜纳姆。〔8〕到1937年后， 由于纳粹当局采取剥夺财产政策，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大都身无分文，且许多是非法移民，便前往那些新购土地上建定居点。据统计，到1938年，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点已达233个，其中有68个基布兹或克武察，71个莫沙夫；1939 年定居点又增加18个，总计已达251个。〔9〕
从1917《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经过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的三次阿利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20年里从 2.3万激增到45万（一说50万），使伊舒夫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人才资源，为逐步形成名符其实的“犹太民族家园”奠定了人口基础。
二、“犹太民族家园”的经济文化发展
在这20年里，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经济、文化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经济发展
随着大批犹太新移民及其带来的资本流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主要由犹太人经营的农业、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
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为加速复国进程所采取的主要方针就是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开荒垦殖，发展农业。从1921年到1939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和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从阿拉伯人那里购进的土地达843854杜纳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委任统治当局特许给予和租借给予犹太人的土地。〔10〕大批犹太移民来到这些土地上排水、搬石、冲洗盐份、松土、施肥、灌溉，造出成片良田，种植各类作物，特别是柑桔类水果。最初不少犹太新移民采取一家一户单干的方式，但由于缺乏经验遇到不少困难，又因与周围阿拉伯人时有摩擦而有不安全感，因而逐步组织起来，学习阿利亚先驱们的榜样，建立起不少新的莫沙夫和基布兹。虽然因经历几次经济萧条和危机而出现过曲折，伊舒夫（即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农业的产量、效益和利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直稳步增长，并且成为推动整个巴勒斯坦农业摆脱危机影响，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柑桔为列，从1925年到1930年产量增加了6倍； 到30年代，柑桔生产发展更快：1929年的产量是2897686箱，而到1937 年已达11408964箱，〔11〕又翻了几番，其中大部用于出口。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每年出口的柑桔达1000万箱，创造了90%以上的外汇收入。犹太人大量购置土地使许多阿拉伯人失去土地，是导致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有时犹太土地拥有者也雇佣无地的阿拉伯人，如在1933年，由于柑桔园迅速扩大，犹太园主就雇佣了5000多阿拉伯人为其打工。〔12〕但总的来看，大多数失去土地的阿拉伯农民还是很难找到工作，因而被迫离开家园进入城市。
伊舒夫工业的真正兴起始于第三次阿利亚时期，到第四、第五次阿利亚期间获得了较大发展。与早期阿利亚的重农主义色彩不同，第三次阿利亚在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复兴的大气候中显示出浓厚的工商业色彩。1920年创建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工人总工会”（下简称“犹太工总”）正是适应当时犹太工商业兴起及犹太工人阶级成长的需要而产生的，此后便成了推动巴勒斯坦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接着，在第四、五次阿利亚中，来自波兰和德国的犹太工商者和实业家们以自己的金钱和经验继续推动工商业繁荣。他们大量涌入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大城市，开设商店，建立工厂，发展公用事业。首先繁荣的是建筑业，到处可见的建房筑路热潮刺激了建筑材料工业急剧膨胀，将大批下层犹太移民和无地阿拉伯农民卷入了建筑工人大军。犹太工总于1923年建立的索来尔包奈建筑公司在这股大潮中迅速发展为一个建筑康采恩，拥有自己的轧钢厂、水泥厂、玻璃厂和化工厂，每年能建造 5万套住宅。其它工业也纷纷建立并发展起来。著名的洛兹依阿纺织厂的建立标志着巴勒斯坦纺织、服装业的诞生，它是第四次阿利亚时期由犹太移民创办的。一批犹太技术人员积极开采死海中的钾碱等资源，并建立了提炼工厂，到1939年钾碱年产量已达63500吨， 并开始出口钾碱和其它化工产品。〔13〕1935年，从伊拉克到海法的输油管开始出油，从而使以巴勒斯坦出现了小型炼油厂。犹太工总首先发起组织海洋捕鱼船队和海洋公司，甚至打算建立巴勒斯坦的民用航空公司。其它如农业机械、钻石加工、火柴、烟草、冶金、食品等工业也在犹太实业家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工业的发展使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标志的电力消耗量在第五次阿利亚期间增长了好几倍， 从1931 年的300万千瓦小时猛增到1939年的2500万千瓦小时。〔14 〕著名犹太专家平恰斯·鲁登贝格设计的发电厂可利用约旦河水发电，大大增强了巴勒斯坦的供电能力。 到第五次阿利亚结束时， 伊舒夫工业的年产值已达1000万英镑。〔15〕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的工农业发展水平在中东已居于前列，虽历经几次萧条和危机，整个经济却一直处于增长之中。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均有巨额财产赤字，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局却有不断增加的盈余。由于经济形势看好，巴勒斯坦的生活水平在中东地区也是较高的，第三产业的欣欣向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犹太工总开办的合作零售商店网遍布城市各地，商品丰富，生意兴隆。有1300家公司参加了1932 年在特拉维夫举办的东地中海商品交易会。 这个城市到1939年已有15万居民，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纯粹的犹太城”。
到1939年，虽然犹太人在数量上仍远少于阿拉伯人，但却控制了巴勒斯坦80%以上的工业，最富饶高产的农业地区，主要的商业网点及金融、保险、对外贸易等经济命脉，使伊舒夫逐步具备了一个“民族家园”的经济基础。
2.文化发展
伊舒夫的迅速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促进了犹太文化在巴勒斯坦的发展，而犹太文化的发展又使整个犹太社团的民族素质和凝聚力大大提高，反过来再促进伊舒夫经济社会的繁荣，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牢固的精神支柱。
犹太传统文化历来特别重视教育的价值，伊舒夫的领袖们也一直把发展教育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培训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的教育体系20年代中已经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到30年代进一步完善，从而使每一个犹太儿童至少能完成初等教育。伊舒夫教育网的重点则放在对新移民进行职业培训上，使大批新进入农场、建筑工地和工厂的成年人在短期内能迅速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适应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1918年7月24日， 巴勒斯坦第一所犹太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的奠基仪式在耶路撒冷隆重举行，英军代表及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中的名流显贵都出席仪式表示祝贺，魏兹曼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希伯来大学将成为“犹太精神文明发展的中心”〔16〕。该校建设过程中获得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大量捐助，许多教学楼都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1925年该校建成，贝尔福亲自赶来参加开学典礼并致贺词。到30年代，希伯来大学已成为中东教育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不仅为伊舒夫和巴勒斯坦，也为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培育出了第一流人才。 同时， 1924 年在海法建立的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和1925年在雷霍沃特建立的丹尼尔·西埃弗研究中心，为伊舒夫的理工科教育和科技研究奠定了基础。到第五次阿利亚期间，大批犹太教授、科学家从德国来到巴勒斯坦定居，更使伊舒夫的教育和科研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1920年，英国当局正式将希伯来语确定为巴勒斯坦的三种官方语言（另两种为英语和阿拉伯语）之一，此后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普及更快。到30年代，犹太社团内部讲希伯来语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不遵守者会受到指责，孩子们更是百分之百地讲希伯来语。同时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开始重新使用希伯来语。这一古老语言在短短几十年内复兴，使希伯来文化在巴勒斯坦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许多用希伯来语创作的著名诗人、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纷纷迁居巴勒斯坦，其中包括现代希伯来语大师海姆·纳赫曼·毕阿利克，著名诗人和作家扫罗·柴尔尼科夫斯基，杰出的哲学家和锡安主义思想家阿哈德·哈姆以及约·希伦纳、塞·约·阿格农、德沃拉·巴农、格·肖夫曼、海姆·哈扎茨等。他们在希伯来语的“故土”大显身手，发表了大量希伯来文优秀作品，还将许多世界名著译成希伯来文。特拉维夫成了希伯来文化发展的中心，那里出版多种希伯来报刊，上演希伯来文戏剧，每周五还举行希伯来语文学晚会。
其它文化如音乐、美术、舞蹈等在这一时期也都蓬勃发展。1906年建立的第一所犹太美术雕塑学校——比扎莱尔工艺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巴勒斯坦犹太美术雕塑流派。第三次阿利亚时期出现了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合唱队和歌剧团。到30年代，大批逃离德国的犹太音乐家来到巴勒斯坦，使伊舒夫的音乐活动空前活跃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巴勒斯坦的犹太舞蹈家们善于将当地古老的犹太民间舞蹈与欧洲离散地犹太舞蹈的不同特色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伊舒夫舞蹈艺术。
伊舒夫文化的发展虽然以犹太希伯来文明作为主体，但也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带来的各种非犹太文化兼容并蓄，因而形成了一种多元互补的巴勒斯坦犹太文化体系。
三、“国中之国”——未来以色列的雏形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伊舒夫的社会自治结构也日趋完善、成熟。当欧洲犹太人被赶出自己世代生息的家园之时，一个组织严密、运转自如、繁荣兴旺的“犹太民族家园”已在巴勒斯坦成为现实，并且在继续稳步发展。
早在1920年，在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当时仅数万人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便选出了一个民族代表议会，该议会又任命了一个民族委员会来管理社团的日常事务。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承认该委员会为伊舒夫的代表。由于宗教事务的特殊性，犹太社团又选出首席大拉比和拉比法庭来协助民族委员会处理宗教问题。1921年2 月第一次选出了两位首席大拉比：拉比亚伯拉罕·伊萨克·柯克代表阿什肯纳兹社团，拉比雅各布·梅耶代表塞法迪社团。
前已提到，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于1929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代办处。建立该机构的法律根据是前述国际联盟授予英国的委任统治书的第四条，据此，犹太代办处实际上成了得到委任统治当局承认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唯一正式代表。这样，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从幕后走到前台，开始直接管理伊舒夫的一切事务。由于该组织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领导集团，因而犹太代办处成功地团结了一批本来不赞成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其工作效率大大强于议会和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巴勒斯坦的“犹太政府”。
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促进“民族家园”的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十分独特的作用。当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拥有先进而高效的医疗、妇幼保健、社会保险、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网络。其它还有青年、少年、学生、体育、文艺、科技、教育等各阶层、各行业、各年龄的人组成的各类社会组织，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移民们组成的联谊组织。它们都通过各自的渠道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获得大量捐助，并在各自联系的那一部分群众中为伊舒夫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随着阿犹矛盾日益尖锐，阿犹冲突逐步升级，伊舒夫的自卫能力也日益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舒夫的领袖们便以早期建立的定居点民兵组织为基础，吸收了一些战时英国人组建的犹太军团的退役官兵，建立了犹太自卫队。1920年，锡安主义组织正式成立了地下准军事部队哈加纳（希伯来语为“自卫”），承担保卫伊舒夫安全的使命。到1931年，哈加纳中部分右翼极端派（修正派）又分裂出来，成立了伊尔贡—茨瓦依—留米（希伯来文意为“民族军事组织”，简称伊尔贡）。该组织更多地采取攻击性行动，有时也搞恐怖袭击。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舒夫这个“犹太民族家园”已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文化网络、社会组织、防卫武装，乃至事实上的自治政府，其领导人魏兹曼、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等人在国际外交领域享有民族（国家）实际代表的地位。因此，无论从那方面说，这个“民族家园”已成为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国中之国”。未来以色列国的雏形就是这样在巴勒斯坦形成的。
注释：
〔1〕英国国会文件集，1922年CMD1785号。
〔2〕〔8〕〔10〕〔11〕〔12〕肯尼思·斯坦：《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1917—1939》，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226 、 226、144、145页。
〔3〕1921年，英国在约旦河以东建立外约旦酋长国。 因此从这里开始所说的巴勒斯坦即指约旦河以西地区，不再是历史上所指的包括约旦河两岸的大巴勒斯坦。
〔4〕马丁·吉尔伯特：《犹太历史图集》，纽约1993年版， 第83页。
〔5〕阿瑟·赫兹伯格：《犹太人在美国》，纽约1990年版， 第242页。
〔6〕约翰·巴戈特·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1908—1958》，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7 〕约瑟夫·高尼：《从罗希平纳和德加尼亚到德莫纳：锡安主义初创史》，特拉维夫1989年版，第95页。
〔9〕〔13〕〔14〕〔15〕H.H.本—沙逊：《犹太人民史》， 伦敦1976年版，第1010页。
〔16〕耶胡达·瑞因哈兹：《海姆·魏兹曼，一个政治家的历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