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及其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
何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2期第98～103页
【作者简介】何兰，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副教授，武汉，430072。
【关 键 词】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德日关系/日本
1937年10月，日本侵华接连取胜之际，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却在21日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示意德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德国政府在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表示接受日本政府的请求，并指令驻华大使陶德曼执行调停任务，劝说中国政府同日本直接谈判。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的调停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德日关系史上却颇具影响。 本文拟就日本请求调停的背景、德国接受调停的动机以及调停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等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日本示意德国调停的背景与原因
“速战速决”是日本侵华的基本战略方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曾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只需一个月的时间即可解决”〔1〕。甚至有人认为， 只要日本的运兵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就会自动放弃抵抗。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侵略者的意愿为转移。令日本方面意外和失望的是，战争爆发两个多月以来，尽管日本不断增兵，战争非但毫无结束的迹象，反而呈不断扩大趋势。为了避免对华长期作战，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战争初期拒绝第三国介入的态度，实行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针。10月1日， 日本召开内阁四相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2 〕。此后，日本军内上层决策者展开了秘密活动。参谋本部曾避开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德国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去试探德国方面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后又派马奈木敬信中佐与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奥特少将进行联系，二人并共赴上海，邀陶德曼到上海进行会晤，探其对调停中日战争的态度。这些活动可看作是日本正式请求德国调停前的摸底、准备工作。
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有利态势，为其逼和中国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自开战以来，日本势如破竹，连克东北数省。在华北，占领北平、天津、保定之后，又于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至此，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已沦为日占区，山西、山东两省万分危急。淞沪方面，10月7日， 日本军队强渡蕴藻浜，向大场和南翔正面猛攻，上海局势非常紧张。日本以为，中国政府会因军事上的失利而丧失抵抗信心和作战意志，急欲以最小的军事损失获取最大的政治成果，故抓住这一时机，施展“和谈”伎俩。
当时的国际形势，亦迫使日本做出一种姿态，以表示其“和平诚意”。“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曾通过向除日本以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通告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召见英法美德驻华大使、向国际社会发表声明等渠道与方式，呼吁各国支持中国，制止日本的侵略。 9月12日，在国联第十八届会议开幕的头一天，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根据会章的有关条文，对日本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英、美等国出于维护其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利益的目的，对日本独霸中国的意图颇为不满，希望采用必要措施，制止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在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的坚决支持和强烈要求下，国联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将中日问题交给国联咨询委员会处理。9月27日， 国联咨委会通过了两项报告：1.认定日本的军事行动违背了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2.目前中日间的冲突，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应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并邀请日本参加。该两项报告在10月6 日的国联大会上获得通过，但是日本拒绝出席会议。其原因，一是作贼心虚，日本认为九国公约会议“是根据国联将日本定为违反条约者，而不削弱中国抵抗的决议而召开的”〔3〕，无论该会议结果如何， 日本都必将被置于被告地位；二是基于日本与英美之间存在矛盾，日本不愿让这些国家插手中日战争，以免对己不利。
为了抵制和破坏九国公约会议，免遭会议可能作出的制裁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进而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日本急需伪装自己，做出姿态，以蒙骗国际舆论，而请求调停即是上策。广田外相在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声明中称：日本反对九国公约会议，却愿意开始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特别是“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去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的话”〔4〕。
请求德国出面调停，是日本三思而后决定的。日本深知：英美虽然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标榜“中立”，采取不介入的绥靖政策，但它们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并非赞同。苏联则从大战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积极地谴责日本、援助中国的态度。况且，日本和德国在1936年订立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是针对苏联的，两国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日本不想让美、英、苏插手此事。而德国不仅是日本的反共盟友，而且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与中国关系良好。“利用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给中国政府以友好的影响，使中国主动提议和平谈判”〔5〕，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因为它既给日本保留了面子，又不会使日本吃亏。
二、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动机与利益
关于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国内多数论著指责其是“德日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据已披露的文献资料分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事实上，德国自始就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有异议。7月28日， 德国外交部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作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6〕。 德国政府曾屡次声明，1936年德日缔结的防共协定于中国无涉，德国没有援日义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德国继续大批向中国输出武器装备。据统计，抗战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80%左右来自德国。
在整个调停过程中，德国外交部曾多次指示陶德曼和狄克逊，在中日之间要保持中立，只作“递信员”，避免陈述官方或私人意见。德国外交部甚至反对使用“调停”一词，称德国的行动“并非调停，而只是把我们所知道的交战双方的意见作为消息来传递”〔7〕。
本着中立原则，德国一方面力劝中国“不要不加考虑地拒绝日本还算过得去的和平努力”〔8〕。另一方面又告诫日方： 和谈条件要适度，“如果蒋介石……拒绝缔结和约，则将对日本极为不利”〔9〕。 当日本后来又提出一个更为苛刻的议和条件时，德国警告日本政府，如果再向中国提出“屈辱的、不能接受的要求，我们仅仅作为一个递信员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10〕。意在暗示日本，德国将拒绝调停。可见，德国通过调停诱使蒋介石降日之说是不客观的。
需要说明的是，德国政府之所以在调停中持中立态度，并非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是由德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所决定的，有其内在的动因。
第一， 希特勒全球战略的目标是使欧洲日耳曼化。 德国与日本在1936年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日本来共同对付英、苏两个主要敌人。而在希特勒正准备发动吞并欧洲的战争之时，日本一旦陷入中国战场，德国便不能指望它在其未来的对苏战争中与之配合，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日本亦将失去作为自己盟友的意义。因此，德国希望日本不要把实力消耗在对华战争中，而应集中兵力牵制苏联。
第二，德国对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贸易需求和经济联系。自希特勒上台以来，便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加紧扩军备战，给德国经济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到1936年3月，原料储备只能维持两个月之用， 根本无外汇储备可言。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些重要战略原料、特别是钨的出口大国，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正急于得到国外的新式武器装备。希特勒与蒋介石各有余缺，互有所求，很快就成为紧密的贸易伙伴。日本如果取胜，不仅会独占中国、垄断中国市场，而且还可能乘德国在欧洲与英法作战之机，夺取这些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对德国至关重要。因此，德国希望中日战争赶快停止，用谈判方式解决问题。
第三，德国担心日本在华的行动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从道义上、外交上支持中国，中苏关系有了明显改善。特别是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 苏联军火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令德国十分担忧。当日本一再声称它是在中国与共产主义作战，要求德国履行义务支援它时，遭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反驳：德日反共协定只是为了对付苏联，而“并未规定在第三国的土地内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德日反共协定的价值，只会促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更快发展”〔11〕。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也曾多次指出：“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12〕。
中国政府深知德国的担心，也有意打苏联牌，南京失守后，曾多次向德表示，如果日本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被迫倒向苏联。德国感到情况危急，马上指示陶德曼：“着重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与俄作任何进一步的亲善，否则，德将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13〕。陶德曼在会见中国副外长陈介时，直接了当地要中国政府“不能过于相信苏联的帮助”，甚至指责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它使中日间达成协议更困难了”〔14〕。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德国为了达到在德—中—日三角关系中既不影响与日本结盟，又不失去在华利益，既能阻止中国倒向苏联，又能从“道义”上抬高自己的目的，十分重视调停工作。连希特勒本人也曾直接过问过此事的进展情况，甚至表示在适当的时候亲自出马。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接受调停的双方在国内都面临着复杂的政局，调停工作极不顺利。中国方面，当收到日本11月2 日提出的包括内蒙独立、华北自治、共同防共等一系列苛刻内容的议和条件时，正值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进行干涉和制止上，因而拒绝了日本的“和谈条件”。日本方面，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嚣张气焰不断高涨。当蒋介石因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无果而失望、准备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开始和平谈判时，日本又得寸进尺，提出新的更加苛刻的条件。其中除了11月份的要求外，还增加了“承认满洲国”、“对帝国赔款”等内容，并且还在一份类似最后通牒的附件中，限令中国政府必须在年底之前作出答复〔15〕。这些意味着征服与灭亡中国的和谈条件，使中国政府感到“苛刻至极，既无从考虑，更无法接受”，故一直拖而不答。
但是，就这样一份连亲日派大使狄克逊都认为“苛刻得令中国难以接受”的议案，竟被日本极端分子攻击为“太温和，太软弱”。特别是日本攻占南京后，被暂时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政府，借口中国政府对和谈毫无诚意，作出了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决定，并于1938年1月16 日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中国政府亦针锋相对地声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的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16〕。 1月18日，中日断交，两国分别召回大使，德国调停彻底失败。
三、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
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在纳粹德国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战略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地位。这不仅因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而且还由于德日两国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处境也很相近，在德国将要进行的称霸世界战争中，日本是进攻苏联、牵制英法美不可多得的理想盟友。然而，德国调停中日战争之前的德日关系，由于受德国远东“平衡”外交政策的制约，围绕中国问题存在着深刻的利益矛盾。德国不愿为了日本而牺牲在华利益，力求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曾令日本极为不满。德国调停失败成为德日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德国放弃了艰难维持的中立政策，公开支持日本，开始了两个法西斯国家的紧密勾结。从德国对日态度转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其对日政策始终是以是否符合自己国家战略利益为出发点的。
德国是否承认伪满洲国、在华军事顾问、对华军火输出始终是德日关系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三大问题。
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不仅侵占中国东北，又制造了伪满洲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承认伪满洲国一直持慎重态度。希特勒上台特别是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后，日本立即提醒德国，承认满洲国的时刻来到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以“由于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完全不能对这个问题表态”，拒绝了日本的请求〔17〕。当少数纳粹分子和德国商人利用德一满进出口公司从事促进德国承认伪满活动、并声称得到希特勒的支持时，德外交部长牛赖特明令电告狄克逊，禁止他与日本商人谈承认满洲国问题，并强调指出：“承认满洲国是政治游戏中的王牌，不到适当的时候不能打出去”〔18〕。为了消除舆论影响，德国官方喉舌德意志新闻局于1934年2月24日发表声明， 指责“德国即将承认满洲国的传言是无中生有”〔19〕。
德国之所以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退避三舍，一方面由于希特勒政府全力推行战争经济政策，对中国的战备原料和军火市场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对日本侵华已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独霸中国的野心十分不满。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和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即使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时，在满洲国问题上也没有对日本让步，始终采取不承认态度，华北事变前后，更是转入比较积极的抗日准备工作。德国不愿因此而得罪中国，进而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扩军备战进程。
在军事顾问和对华军火输出问题上，德国政府也是于日本的再三抗议而不顾，甘愿冒着德日关系破裂的风险，默认甚至袒护之。
德国军事顾问是中德经济、军事合作的先导和引路人，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中德关系的坚强柱石，为中国抗战做出过贡献。随着大批顾问来华，德国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1932—1937年，德国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达3.1亿美元〔20〕。 德国顾问以创办“军官训练团”的方式，为中国培养训练了大批高级指挥官，参与了蒋介石许多重大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军事行动。对此，日本人称自己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德日”战争。
日本对德的所为极其不满，强烈要求其遵守两国的反共产协定，尽快召回军事顾问，停止对华军火供应。德国则以反共产协定是为对付苏联的、不能用来对付中国予以反驳。德国认为，不能因德日之间订有友好条约就认为我们必须欢迎或支持日本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很可能和我们双方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德国盟友的无情令日本恼羞成怒，以德国如再不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就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一时间德日关系十分紧张。就在希特勒左右为难之时，日本请求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实为求之不得。因为如果调停成功，纳粹德国便可在不失去在华利益的条件下，同日本在政治上进一步合作；还可利用蒋介石政府反苏反共的本质，将其拉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增强自己在未来称霸世界战争中的力量。
调停失败以后，东西方局势发生了变化，德国在战略上面临重要抉择。从远东来看，调停失败意味着中日战争将持续下去。在希特勒眼里，战争的胜利者必定是日本。而中国，随着其大片国土的沦丧和德国实力的增强，在德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微不足道了。为了在满洲国和日占中国领土上获得经济权益，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就越发显得重要了。从欧洲来看，1938年初，羽翼已丰的希特勒正准备实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的计划。他预料这一计划的实施，必然会造成德国与英、法、苏的尖锐对抗，其中英国是难以对付的敌人。为了分散英国的力量，牵制它的军事行动，迫使它容许“中欧发生有利于德国的变化”，必须加强同日、意的关系，对英国造成其面临在东亚、地中海和欧洲同时作战的危胁。因此，“要悄悄而坚决地建立起反对英国的联盟，即实际上加强我们同意大利、日本的友好关系”〔21〕。
为了排除统治集团内部在联日政策上的分歧和干扰，希特勒毫不犹豫地对政府进行大改组，将布隆白、沙赫特等人清洗出政权，由一贯主张与日本结盟的狂热法西斯分子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任外交部长。这表明，德国已决心改变对外战略，调整对日政策，公开亲日了。
里宾特洛甫在上任之前，就迫不及待地约见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正式向日本提出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在他就任的第二天，日本外相召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指出：德日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中国问题，要想改善德日关系，必须解决涉及中国的三个问题，即承认满洲国、终止同中国的军火贸易、召回在华军事顾问〔22〕。这是长期以来德政府一再拖延、回避、甚至拒绝的棘手问题。而现在，出于其新的战略目的和政治、军事、经济需要，则不惜牺牲中国，以换取德日联盟的加强。1938年2月17日，希特勒亲自作出了承认满洲国的决定，并于2月20日在国会所作长达3个小时的演讲中宣布了这个决定。 他声称：“日本在东亚的失败决不会有益于欧洲和美洲，而最终只能有益于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依靠自己去抵御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德国本着防共立场，将永远把日本视为和誉为安全的因素”〔23〕。这是希特勒在德日关系问题上首次公开摊牌，彻底站到日本一方。
在日本的再三要求下，另外两个问题也相继“解决”。5 月停止对华军火输出；7月召回驻华军事顾问。至此， 德国基本上完成了其远东政策的转变，保持和发展同日本的联盟，成为其远东政策的唯一目标，德日关系在反共、称霸的共同利益驱使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可见，德日关系受到德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制约，而德国远东外交政策又是以其对外扩张称霸的欧洲战略需要为转移的。在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平衡”、“调停”和“亲日”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外交，其中“调停”外交及其失败是一个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此后的德日两个法西斯大国，将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同一战车上，也注定了其必然要失败的共同命运。
注释：
〔1〕近卫文麿：《失去的政治》， 转引自《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01页。
〔2〕〔1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249页。
〔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123页。
〔4〕〔17〕〔19〕〔22〕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 1931～1938》，牛津1988年版，第262、28、26、297页。
〔5〕〔12〕《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第67、73页。
〔6〕〔7〕〔8〕〔9〕〔10〕〔11〕〔13〕〔14〕〔18〕《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1册，伦敦1949年版，第472、510和532、527、536、538、472、546、508页，C辑2册第198页。
〔16〕1938年1月19日《新华日报》
〔20〕库尔特·布洛克：《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纽约1939年版，第27页。
〔21〕李巨廉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23〕李兰琴：《试论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18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2期第98～103页
【作者简介】何兰，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副教授，武汉，430072。
| 【内容提要】 | 关于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国内多数论著指责其是：“德日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据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分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文章认为，日本请求调停与德国接受调停，都有其各自的动机和利益所在。事实上，德国自始就反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调停及其失败，使德国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德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一、日本示意德国调停的背景与原因
“速战速决”是日本侵华的基本战略方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曾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只需一个月的时间即可解决”〔1〕。甚至有人认为， 只要日本的运兵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就会自动放弃抵抗。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侵略者的意愿为转移。令日本方面意外和失望的是，战争爆发两个多月以来，尽管日本不断增兵，战争非但毫无结束的迹象，反而呈不断扩大趋势。为了避免对华长期作战，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战争初期拒绝第三国介入的态度，实行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针。10月1日， 日本召开内阁四相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2 〕。此后，日本军内上层决策者展开了秘密活动。参谋本部曾避开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德国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去试探德国方面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后又派马奈木敬信中佐与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奥特少将进行联系，二人并共赴上海，邀陶德曼到上海进行会晤，探其对调停中日战争的态度。这些活动可看作是日本正式请求德国调停前的摸底、准备工作。
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有利态势，为其逼和中国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自开战以来，日本势如破竹，连克东北数省。在华北，占领北平、天津、保定之后，又于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至此，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已沦为日占区，山西、山东两省万分危急。淞沪方面，10月7日， 日本军队强渡蕴藻浜，向大场和南翔正面猛攻，上海局势非常紧张。日本以为，中国政府会因军事上的失利而丧失抵抗信心和作战意志，急欲以最小的军事损失获取最大的政治成果，故抓住这一时机，施展“和谈”伎俩。
当时的国际形势，亦迫使日本做出一种姿态，以表示其“和平诚意”。“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曾通过向除日本以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通告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召见英法美德驻华大使、向国际社会发表声明等渠道与方式，呼吁各国支持中国，制止日本的侵略。 9月12日，在国联第十八届会议开幕的头一天，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根据会章的有关条文，对日本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英、美等国出于维护其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利益的目的，对日本独霸中国的意图颇为不满，希望采用必要措施，制止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在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的坚决支持和强烈要求下，国联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将中日问题交给国联咨询委员会处理。9月27日， 国联咨委会通过了两项报告：1.认定日本的军事行动违背了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2.目前中日间的冲突，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应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并邀请日本参加。该两项报告在10月6 日的国联大会上获得通过，但是日本拒绝出席会议。其原因，一是作贼心虚，日本认为九国公约会议“是根据国联将日本定为违反条约者，而不削弱中国抵抗的决议而召开的”〔3〕，无论该会议结果如何， 日本都必将被置于被告地位；二是基于日本与英美之间存在矛盾，日本不愿让这些国家插手中日战争，以免对己不利。
为了抵制和破坏九国公约会议，免遭会议可能作出的制裁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进而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日本急需伪装自己，做出姿态，以蒙骗国际舆论，而请求调停即是上策。广田外相在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声明中称：日本反对九国公约会议，却愿意开始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特别是“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去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的话”〔4〕。
请求德国出面调停，是日本三思而后决定的。日本深知：英美虽然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标榜“中立”，采取不介入的绥靖政策，但它们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并非赞同。苏联则从大战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积极地谴责日本、援助中国的态度。况且，日本和德国在1936年订立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是针对苏联的，两国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日本不想让美、英、苏插手此事。而德国不仅是日本的反共盟友，而且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与中国关系良好。“利用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给中国政府以友好的影响，使中国主动提议和平谈判”〔5〕，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因为它既给日本保留了面子，又不会使日本吃亏。
二、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动机与利益
关于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国内多数论著指责其是“德日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据已披露的文献资料分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事实上，德国自始就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有异议。7月28日， 德国外交部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作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6〕。 德国政府曾屡次声明，1936年德日缔结的防共协定于中国无涉，德国没有援日义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德国继续大批向中国输出武器装备。据统计，抗战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80%左右来自德国。
在整个调停过程中，德国外交部曾多次指示陶德曼和狄克逊，在中日之间要保持中立，只作“递信员”，避免陈述官方或私人意见。德国外交部甚至反对使用“调停”一词，称德国的行动“并非调停，而只是把我们所知道的交战双方的意见作为消息来传递”〔7〕。
本着中立原则，德国一方面力劝中国“不要不加考虑地拒绝日本还算过得去的和平努力”〔8〕。另一方面又告诫日方： 和谈条件要适度，“如果蒋介石……拒绝缔结和约，则将对日本极为不利”〔9〕。 当日本后来又提出一个更为苛刻的议和条件时，德国警告日本政府，如果再向中国提出“屈辱的、不能接受的要求，我们仅仅作为一个递信员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10〕。意在暗示日本，德国将拒绝调停。可见，德国通过调停诱使蒋介石降日之说是不客观的。
需要说明的是，德国政府之所以在调停中持中立态度，并非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是由德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所决定的，有其内在的动因。
第一， 希特勒全球战略的目标是使欧洲日耳曼化。 德国与日本在1936年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日本来共同对付英、苏两个主要敌人。而在希特勒正准备发动吞并欧洲的战争之时，日本一旦陷入中国战场，德国便不能指望它在其未来的对苏战争中与之配合，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日本亦将失去作为自己盟友的意义。因此，德国希望日本不要把实力消耗在对华战争中，而应集中兵力牵制苏联。
第二，德国对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贸易需求和经济联系。自希特勒上台以来，便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加紧扩军备战，给德国经济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到1936年3月，原料储备只能维持两个月之用， 根本无外汇储备可言。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些重要战略原料、特别是钨的出口大国，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正急于得到国外的新式武器装备。希特勒与蒋介石各有余缺，互有所求，很快就成为紧密的贸易伙伴。日本如果取胜，不仅会独占中国、垄断中国市场，而且还可能乘德国在欧洲与英法作战之机，夺取这些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对德国至关重要。因此，德国希望中日战争赶快停止，用谈判方式解决问题。
第三，德国担心日本在华的行动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从道义上、外交上支持中国，中苏关系有了明显改善。特别是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 苏联军火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令德国十分担忧。当日本一再声称它是在中国与共产主义作战，要求德国履行义务支援它时，遭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反驳：德日反共协定只是为了对付苏联，而“并未规定在第三国的土地内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德日反共协定的价值，只会促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更快发展”〔11〕。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也曾多次指出：“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12〕。
中国政府深知德国的担心，也有意打苏联牌，南京失守后，曾多次向德表示，如果日本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被迫倒向苏联。德国感到情况危急，马上指示陶德曼：“着重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与俄作任何进一步的亲善，否则，德将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13〕。陶德曼在会见中国副外长陈介时，直接了当地要中国政府“不能过于相信苏联的帮助”，甚至指责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它使中日间达成协议更困难了”〔14〕。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德国为了达到在德—中—日三角关系中既不影响与日本结盟，又不失去在华利益，既能阻止中国倒向苏联，又能从“道义”上抬高自己的目的，十分重视调停工作。连希特勒本人也曾直接过问过此事的进展情况，甚至表示在适当的时候亲自出马。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接受调停的双方在国内都面临着复杂的政局，调停工作极不顺利。中国方面，当收到日本11月2 日提出的包括内蒙独立、华北自治、共同防共等一系列苛刻内容的议和条件时，正值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进行干涉和制止上，因而拒绝了日本的“和谈条件”。日本方面，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嚣张气焰不断高涨。当蒋介石因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无果而失望、准备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开始和平谈判时，日本又得寸进尺，提出新的更加苛刻的条件。其中除了11月份的要求外，还增加了“承认满洲国”、“对帝国赔款”等内容，并且还在一份类似最后通牒的附件中，限令中国政府必须在年底之前作出答复〔15〕。这些意味着征服与灭亡中国的和谈条件，使中国政府感到“苛刻至极，既无从考虑，更无法接受”，故一直拖而不答。
但是，就这样一份连亲日派大使狄克逊都认为“苛刻得令中国难以接受”的议案，竟被日本极端分子攻击为“太温和，太软弱”。特别是日本攻占南京后，被暂时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政府，借口中国政府对和谈毫无诚意，作出了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决定，并于1938年1月16 日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中国政府亦针锋相对地声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的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16〕。 1月18日，中日断交，两国分别召回大使，德国调停彻底失败。
三、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
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在纳粹德国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战略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地位。这不仅因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而且还由于德日两国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处境也很相近，在德国将要进行的称霸世界战争中，日本是进攻苏联、牵制英法美不可多得的理想盟友。然而，德国调停中日战争之前的德日关系，由于受德国远东“平衡”外交政策的制约，围绕中国问题存在着深刻的利益矛盾。德国不愿为了日本而牺牲在华利益，力求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曾令日本极为不满。德国调停失败成为德日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德国放弃了艰难维持的中立政策，公开支持日本，开始了两个法西斯国家的紧密勾结。从德国对日态度转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其对日政策始终是以是否符合自己国家战略利益为出发点的。
德国是否承认伪满洲国、在华军事顾问、对华军火输出始终是德日关系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三大问题。
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不仅侵占中国东北，又制造了伪满洲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承认伪满洲国一直持慎重态度。希特勒上台特别是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后，日本立即提醒德国，承认满洲国的时刻来到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以“由于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完全不能对这个问题表态”，拒绝了日本的请求〔17〕。当少数纳粹分子和德国商人利用德一满进出口公司从事促进德国承认伪满活动、并声称得到希特勒的支持时，德外交部长牛赖特明令电告狄克逊，禁止他与日本商人谈承认满洲国问题，并强调指出：“承认满洲国是政治游戏中的王牌，不到适当的时候不能打出去”〔18〕。为了消除舆论影响，德国官方喉舌德意志新闻局于1934年2月24日发表声明， 指责“德国即将承认满洲国的传言是无中生有”〔19〕。
德国之所以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退避三舍，一方面由于希特勒政府全力推行战争经济政策，对中国的战备原料和军火市场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对日本侵华已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独霸中国的野心十分不满。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和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即使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时，在满洲国问题上也没有对日本让步，始终采取不承认态度，华北事变前后，更是转入比较积极的抗日准备工作。德国不愿因此而得罪中国，进而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扩军备战进程。
在军事顾问和对华军火输出问题上，德国政府也是于日本的再三抗议而不顾，甘愿冒着德日关系破裂的风险，默认甚至袒护之。
德国军事顾问是中德经济、军事合作的先导和引路人，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中德关系的坚强柱石，为中国抗战做出过贡献。随着大批顾问来华，德国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1932—1937年，德国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达3.1亿美元〔20〕。 德国顾问以创办“军官训练团”的方式，为中国培养训练了大批高级指挥官，参与了蒋介石许多重大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军事行动。对此，日本人称自己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德日”战争。
日本对德的所为极其不满，强烈要求其遵守两国的反共产协定，尽快召回军事顾问，停止对华军火供应。德国则以反共产协定是为对付苏联的、不能用来对付中国予以反驳。德国认为，不能因德日之间订有友好条约就认为我们必须欢迎或支持日本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很可能和我们双方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德国盟友的无情令日本恼羞成怒，以德国如再不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就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一时间德日关系十分紧张。就在希特勒左右为难之时，日本请求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实为求之不得。因为如果调停成功，纳粹德国便可在不失去在华利益的条件下，同日本在政治上进一步合作；还可利用蒋介石政府反苏反共的本质，将其拉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增强自己在未来称霸世界战争中的力量。
调停失败以后，东西方局势发生了变化，德国在战略上面临重要抉择。从远东来看，调停失败意味着中日战争将持续下去。在希特勒眼里，战争的胜利者必定是日本。而中国，随着其大片国土的沦丧和德国实力的增强，在德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微不足道了。为了在满洲国和日占中国领土上获得经济权益，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就越发显得重要了。从欧洲来看，1938年初，羽翼已丰的希特勒正准备实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的计划。他预料这一计划的实施，必然会造成德国与英、法、苏的尖锐对抗，其中英国是难以对付的敌人。为了分散英国的力量，牵制它的军事行动，迫使它容许“中欧发生有利于德国的变化”，必须加强同日、意的关系，对英国造成其面临在东亚、地中海和欧洲同时作战的危胁。因此，“要悄悄而坚决地建立起反对英国的联盟，即实际上加强我们同意大利、日本的友好关系”〔21〕。
为了排除统治集团内部在联日政策上的分歧和干扰，希特勒毫不犹豫地对政府进行大改组，将布隆白、沙赫特等人清洗出政权，由一贯主张与日本结盟的狂热法西斯分子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任外交部长。这表明，德国已决心改变对外战略，调整对日政策，公开亲日了。
里宾特洛甫在上任之前，就迫不及待地约见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正式向日本提出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在他就任的第二天，日本外相召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指出：德日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中国问题，要想改善德日关系，必须解决涉及中国的三个问题，即承认满洲国、终止同中国的军火贸易、召回在华军事顾问〔22〕。这是长期以来德政府一再拖延、回避、甚至拒绝的棘手问题。而现在，出于其新的战略目的和政治、军事、经济需要，则不惜牺牲中国，以换取德日联盟的加强。1938年2月17日，希特勒亲自作出了承认满洲国的决定，并于2月20日在国会所作长达3个小时的演讲中宣布了这个决定。 他声称：“日本在东亚的失败决不会有益于欧洲和美洲，而最终只能有益于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依靠自己去抵御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德国本着防共立场，将永远把日本视为和誉为安全的因素”〔23〕。这是希特勒在德日关系问题上首次公开摊牌，彻底站到日本一方。
在日本的再三要求下，另外两个问题也相继“解决”。5 月停止对华军火输出；7月召回驻华军事顾问。至此， 德国基本上完成了其远东政策的转变，保持和发展同日本的联盟，成为其远东政策的唯一目标，德日关系在反共、称霸的共同利益驱使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可见，德日关系受到德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制约，而德国远东外交政策又是以其对外扩张称霸的欧洲战略需要为转移的。在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平衡”、“调停”和“亲日”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外交，其中“调停”外交及其失败是一个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此后的德日两个法西斯大国，将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同一战车上，也注定了其必然要失败的共同命运。
注释：
〔1〕近卫文麿：《失去的政治》， 转引自《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01页。
〔2〕〔1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249页。
〔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123页。
〔4〕〔17〕〔19〕〔22〕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 1931～1938》，牛津1988年版，第262、28、26、297页。
〔5〕〔12〕《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第67、73页。
〔6〕〔7〕〔8〕〔9〕〔10〕〔11〕〔13〕〔14〕〔18〕《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1册，伦敦1949年版，第472、510和532、527、536、538、472、546、508页，C辑2册第198页。
〔16〕1938年1月19日《新华日报》
〔20〕库尔特·布洛克：《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纽约1939年版，第27页。
〔21〕李巨廉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23〕李兰琴：《试论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