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八十年的回顾
王邦维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2期第98～104页
【作者简介】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马上就要庆祝她的百年华诞。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的综合性大学，北大专业的设置，最早具有“全科”的特点。在“全科”意义上的文科课程中，有关印度研究的课程，也是设置比较早的科目之一。在北大，这方面最早的倡议者，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初，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蔡元培来到北大任校长，对旧北大作全面的改革。蔡先生既有识见，又具魄力。他的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根据现代教育和学科设置的要求，开设新课。新课之一，有“印度哲学”一门。蔡先生又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印度哲学”的教员，就请的是当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先生。但当时梁先生由于在政府里有职务，一时不能脱身，没有立即到校，于是第一年就由许丹（季上）上课。一年以后，许离开北大，接下来的课就由梁先生担任。梁漱溟没有正规的学历，他到北大任教这件事，后来被添上一些有趣但并不确切的细节，成为北大校史上不时被人提到的一个故事。当时的情况， 几十年后， 梁漱溟先生自己在为北大80周年校庆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梁先生讲课的讲义，在1919年出版，题目就叫《印度哲学概论》。梁先生在北大讲课以及在北大外面作讲演的讲稿，在1921年也结成集子出版，题目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讲印度哲学与西洋和中国哲学的比较。
这是北大最早开设的与印度有关的课程，应该说也是近代中国正规大学里开设最早的印度学课程。
在2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人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对一些与印度文化相关的问题，常常投以或多或少的关注与兴趣，这在当时几乎成为风气。这些问题主要是：东西文化比较、边疆史地、佛教思想（唯识法相）和典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政治和思想改革中最著名、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0年代以后完全转入学术。他的研究兴趣，很大一部分是中印文化交流史，包括佛教和佛教典籍的历史。再如欧阳竟无，研究佛教的法相唯识学。在他之前，有他的老师、创办“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与他同时或稍晚一些，对此发生兴趣并作研究的，又有周叔迦、熊十力等。甚至本来是文学家的废名（冯文炳）后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周叔迦、熊十力和废名，都曾经在北大任过教。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程度地与印度文化有关。
胡适在五四前后是思想界和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北大的名教授。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即到北大任教。胡适在学术上具有广泛的兴趣，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上也常常开风气之先。他在北大讲授过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己还研究中国佛教的禅宗史。他在文学史和佛教研究中讨论的问题，往往与印度有关。认为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原型来自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这一说法，就是由胡适最早提出的。他在1927年发表的《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以及后来有关禅宗研究的一批论著，尤其是他与日本铃木大拙在讨论禅宗史研究时所提出的意见，至今仍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胡适是一位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学者，他从20年代到30年代，陆续用英文在欧美发表过一些文章，讨论中印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关系。这些文章，在西方学术界也颇具影响，其中例如《中国的印度化：一个文化借用的案例研究》（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A CaseStudy of Cultural Borrowing），文中的观点虽可商榷， 但在当时和后来却一直引人注意。
这里顺便还应该提到印度著名的诗人泰戈尔在1924年的访华，这是当时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界中很轰动的一件事。泰戈尔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加上他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来自正处在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自然受到中国知识界绝大多数人的欢迎。泰戈尔访华，最初向中国方面联系，找到的对象，就是北京大学，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北大当时没有能承担这项任务。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的新知识界，第一位把泰戈尔的诗歌翻译成中文的译者，正是北京大学的陈独秀。陈独秀用文言文选译过泰戈尔的名诗《吉檀迦利》中的四首短诗， 发表在1915年10月出版的《青年杂志》上。《青年杂志》即后来五四时代最有名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
我没有能够调查从20年代到30年代北大究竟开设过哪些与印度有关的课程，但一定还有一些。大概是在1920年，或者最晚不超过1921年，北大聘请了从俄国来的学者钢和泰（A.von Staёl—Holstein）来校任教。钢和泰是梵学家，实际上是爱沙尼亚人，贵族出身，有男爵的封号。钢和泰在北大讲过些什么课程，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至少有三门：梵文、印度宗教哲学史和古印度史。这几门课，当时有多少学生听过，现在也不很清楚。钢和泰不能讲中文，上课或作讲演，有时需要翻译，翻译一事，常常就由胡适亲自担任。他的印度宗教哲学史课程，印过一种铅印的英文的讲义。北大东方学系图书室现在还藏有一册，是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当年的藏书之一，有陈先生自己糊的封皮和写的中文译名。钢和泰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书：《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精装一厚册。商务出版这部书，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梁启超还为此书写了序。出这种书，当时很有些新鲜。这是钢和泰在北大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一些论文，例如《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在当时也很有影响。陈寅恪先生20年代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在城外，北大在城内，陈先生常常利用周末的空暇，从城外到城内，跟钢和泰交流、学习和讨论。这在后来成为一段有名的故事。钢和泰在1928年转至美国，任教于哈佛大学，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北京，1937年在北京去世。
在当时的学术界，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同时个人也与北大有联系的学者，还有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有成绩、最值得敬仰的学者之一。他在1902年至1925年间先后数次赴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主要学习东方的一些古代语言，其中包括印度的梵语和巴利语。他在德国的师友，大多是当时最有名的印度学家。1925年，他从德国回国，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课程，最早的两门，就是“佛经翻译文学”和“东方学研究目录”。1928年，他接受了当时称作“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实即北京大学的院长陈大齐的聘请，在北大兼任过一学期的课程，讲的也是“佛经翻译文学”。第二学期，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不能再到北大上课，但北大仍有学生专门到清华去听他的课。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文章，许多都与印度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其中最典型的如《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以及《四声三问》。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文革以后出版的陈寅恪的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合组成西南联大，陈先生也曾经是联大的教授，为三校的学生讲课。
由于多种原因，陈寅恪后来治学的重心有所转移，不再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陈先生最初从德国回来时，随身带回一批书籍，都是当时欧洲最新的有关东方学，尤其是印度和中亚古语言研究方面的参考书。如果要做第一流的研究，这批书籍， 在当时可以说非常有用和有价值。 1948年，陈先生在清华，因为生活困难，把它们作价卖给了北京大学的东方语言系，也就是现在的东方学系。这件事，陈先生晚年时提到，仍然很伤心：“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以买煤取暖。”
1930年，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以研究教授的名义，聘请汤用彤先生到北大任教。汤用彤是清华的毕业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学习哲学，包括西方和东方哲学两方面的内容，也学习过梵文、巴利文。汤用彤到北大以后，开出的课程中有“中国佛教史”和“印度哲学”。 汤用彤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的讲稿， 1945 年正式出版， 题目就叫《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5；中华书局重印，1960，1988）。但汤用彤先生最大的成就，是对中国佛教史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中华书局重印，1983）。这部书，现在已经成为这一领域中经典性的著作，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印度。另外，汤用彤早期发表的论文中，有一些与印度哲学直接有关，例如《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以及《南传安般守意经译解》等。他为讲授印度哲学课程所编的资料，在他去世多年以后，经人整理成《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一书。汤用彤在北大，先后做过哲学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以及副校长，只是50年代以后，由于长期患病，再加上一些客观上的原因，直接的研究工作便做得比较少了。
在二三十年代的老一辈的学者中，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的，还可以提到许地山先生。许地山30年代曾做过燕京大学的教授，而燕大后来并入了北大，因此今天也算作北大的一部分。许地山曾留学美国和英国，他在英国牛津所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印度佛教的经典《妙法莲华经》。 他在燕大期间， 发表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1927）、《印度文学》（1930）等一批有关印度文学、印度佛教研究的专著。他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1933），至今仍然是一部对研究佛教很有用的工具书。许地山访问过印度，又是文学家和翻译家，因此还用优美的文笔翻译过不少印度的文学作品。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在北京的北大、清华以及在天津的南开等校被迫南迁，师生们历尽艰辛，最后到达云南昆明，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这是北大艰难、同时也是光荣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在北大，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的教授，应该提到向达。向达在1938年秋从欧洲回到烽火中的祖国，半年之后，应聘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任“中西交通史”课程的导师。向先生携家来到昆明。向先生在到北大之前，已经是研究印度史和中西、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位专家。1926年，向先生26岁，就发表了成名之作《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研究隋唐时代西域与印度古乐传入中原的历史。1929年，他又出版了他的《印度现代史》（商务印书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有见地、有水平的历史学著作。向达后来一直在北大任教。他在历史系讲授过“印度史”等课程，有一段时期还做过北大图书馆的馆长，但在50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曾遭受打击，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不幸去世。
八年抗战，终于获得胜利，南迁的北大回到北京。校长一职，由傅斯年暂时代理。胡适回国后，则由胡适担任正式的校长。在傅斯年与陈寅恪的推动及胡适与汤用彤的主持下，1946年，北大新设了东方语言文学系。无论从国内东方学研究的整体局面来看，还是从北大自身的学科建设来讲，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当时季羡林先生从德国留学归来，陈寅恪和傅斯年把他推荐给胡适校长和汤用彤文学院长。胡和汤便决定聘请季羡林先生做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并担任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学习和研究的是印度和中亚的古语言，包括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梵语、巴利语也就成为东方语言文学系中最早设置的专业之一。东方语言文学系一般简称东语系，即现在的东方学系。关于季羡林先生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我们在下面再作介绍。
1948年，金克木先生从武汉大学来到北大，也进入东语系。金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间在印度学习过，对印度的梵文和梵文典籍、印度文学、印度哲学，都非常熟悉，有很深入独到的见解。季羡林和金克木二位先生，一直到60年代中期，是东语系梵巴专业仅有的两位教员，也是东语系最有名、研究成果最多的两位教授。关于金克木先生，我们也在下面再作介绍。
1946年，印度独立。第二年，根据当时中国政府与新的印度政府之间的协议，印度方面派遣师觉月（P.C.Bagchi）作为讲座教授，到北大讲授印度学及做研究，同时还派遣了十名研究生到北大学习。师觉月是印度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位知名学者，曾经发表过不少研究著作。他在北大，受到了胡适校长特别的关照。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一篇英文的论文，题目是《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发表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上。 师觉月在1948年末回国，后来做过由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的副校长，实际上就是校长。
1949年暑假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根据中央政府的安排，原来设在南京的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前国立边疆专科学校、前国立边疆学校师范专科以及前中央大学边政系的部分师生，都一起并入到北大东语系。东语系从北大的一个小系一举而变为大系。与印度有关的专业，除了原来已有的梵语、巴利语以外，又增加了当时所称的印度斯坦语，也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50年代前期，中印关系特别友好，文化上的往来很多。在东语系，一直有印度专家为学生授课。在北大的其它系，例如中文和历史系，也有印度的一些留学生。这都推动了北大有关印度语言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从50年代到60年代，印地语曾经是东语系中比较大的一个专业，教员数量多，毕业的学生也多。印地语的教员配合印地语的教学，先后编写出《印地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62）、《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以及相关的语法书和基础教材。不少印地语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汉文出版。在印地语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论文和著作发表，例如刘安武撰写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和《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92）。金鼎汉翻译的《罗摩功行之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也是中世纪印地语的一部文学名著。与印地语专业一样，乌尔都语的教员也在教学过程中编写出版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基础乌尔都语教材，同时还翻译出一些乌尔都语的文学作品并编写了《乌尔都语文学史》。
梵巴语是小专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由季羡林和金克木担任教师。这一专业毕业的学生数量不多，但早期毕业的学生，有些现在已经成为相关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中间，有以研究梵文写本《妙法莲华经》和翻译《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而在国际上知名的蒋忠新，有著有《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的黄宝生，有与黄宝生合译《佛本生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自己又翻译《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的郭良鋆，翻译《惊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的韩廷杰，翻译《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的张保胜，以及不幸早逝、但在研究文化史方面曾卓有成就的赵国华等。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水平和影响讲，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则一直是学科的带头人。季羡林在40年代中期回国之前或稍后，已经在国外发表过数篇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论文，其内容主要涉及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以及佛教经典形成的历史。回国以后，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季先生又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其中包括《浮屠与佛》、《论梵文td的音译》、《〈列子〉与佛典》、《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以及《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这些论文，后来大多收入季羡林先后出版的几部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此外，他还写过一本《印度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和一本《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
研究佛教的语言，原是季羡林先生的专长。他回国以后，国内的研究条件极为有限，但他仍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他在50年代发表过《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在文革以后又发表有《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加上《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最后都一起收入论文集《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在佛教历史方面，季羡林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包括《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商人与佛教》、《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以及《佛教的倒流》等。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到他先后出版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以及《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
季羡林先生对印度语言文化的研究，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他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把印度古代最著名的几种梵语文学作品《沙恭达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优哩婆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和《五卷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翻译成了汉文。其中的《沙恭达罗》是印度的古典名剧，中国青年剧院以季羡林翻译的译本为基础，在50年代和文革以后都正式在北京的舞台上公演过，优美的剧情和季羡林先生诗一般的译文使人感动不已，演出取得巨大的成功。文革期间，他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印度的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全部译成汉文，文革以后出版宏篇巨制，共长部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984）。“十车翻蚁垤，百国追彦琮”一语，代表了海内外学界对季羡林先生的评价。《罗摩衍那》一书翻译的完成，在中国近两千年传统的梵学史上，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标举的功绩。这部书因此在1994年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这是国内图书出版的最高奖。
季羡林在翻译《罗摩衍那》的同时，还写成了一本研究性的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在印度古代文学的研究方面，他还发表过不少论文，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入到他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中。
金克木也在印度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以及翻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翻译出版过印度的古典名诗《云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文革以后，他又翻译出版了《伐致呵利三百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和《印度古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两种诗集。他与他早年的几位学生合作，还翻译出版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和《摩诃婆罗多》的“初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他在60年代出版的《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很长一段时间是这一领域里唯一的一种文学史著作。他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一书，根据梵文原著进行翻译，首次比较全面地把印度古代的文学、文艺和美学理论介绍给国内的学术界。
在印度语言、哲学和佛教研究方面，金克木也有很好的研究成绩。他先后发表过《论“有分识”》、《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古代印度唯物主义哲学管窥》等一批论文。 这中间特别要提到的是他1981年在《语言学论丛》上发表的《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这篇文章在国内第一次对古代印度最著名的梵文文法家波你尼的《八章书》作了详细的介绍。金克木的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收入他出版的《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旧学新知集》（三联书店，1991）、《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几种书中。他在50年代还写过一本《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这本书出版过一个英文的译本。
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不仅是学者，在文学上也具备很高的造诣。季先生是散文家。金先生是诗人。他们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文辞优美，信、达、雅兼备，成为翻译的精品和典范。
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著。从上一世纪起，欧洲的印度学家和汉学家，后来又加上日本的学者，使用了很大的气力，研究和翻译这部书，并利用书中的材料，在中亚和印度考古、历史、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遗憾的是，作为玄奘的同胞，中国学术界对这部书，过去虽然也有一些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在80年代以前，整体的研究尚付阙如。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先生曾经积极创议由中国学者重新整理这部书，并且已经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可惜后来因为文革的发生而中辍，向先生自己也在文革中不幸去世。这一工作，文革以后重新开始，由中华书局组织数位学者，季羡林先生总负其责，经过数年的努力，1985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这部书，原文、前言、校记、注释等共约63万字，可说是国内近数十年来对包括古印度在内的西域史地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大成就。书出版后，颇得好评。北大方面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季羡林，还有历史系的张广达，以及当时在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和王邦维。 这部书， 也在1994年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
与《大唐西域记校注》相似，北大东方学系的王邦维也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988）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1995）两部书。这两部书，也是研究古代中印关系史、佛教历史和文献的很重要的著作。王邦维的相关内容的著作，还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在佛教、梵文佛教文献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王邦维还发表过一些论文，例如《略论大乘〈大般涅槃经〉的传译》、《杂藏考》、《跋梵文贝叶经说出世部比丘律 Abhismacarika》、《谢灵运〈十四音训叙〉佚文辑考》以及《禅宗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传统》（ The Indian Origi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han School's Patriarch Tradition）等。
在北大，教学和研究工作与印度历史文化有关系的，我们还必须提到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周一良40年代中期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唐代来到中国的三位印度佛教密宗的僧人。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哈佛大学的《哈佛亚洲杂志》上，前年又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中文的书题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他在回国后发表的《中国的梵文研究》、《论佛典翻译文学》、《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等文，其内容都与中印文化交流史有关。只是50年代以后，周一良先生研究的重点更多地转向其它方面。同在北大历史系的林承节，长期以来从事印度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也有很好的成绩。 林承节近年出版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以及《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两种书，研究的虽然是近现代的题目，略有一点超出了传统的印度学的范围，但书的内容充实，材料丰富，有很好的见地，对于推动北大印度学整体的发展，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谈到文革以后北大的印度学研究，还应该提到在1978年在北大成立的南亚研究所。研究所最初由北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季羡林先生一直担任所长。研究所一成立就招收了一批研究生，所研究的题目几乎都与印度有关。这批研究生在80年代初毕业，至今大部分仍然工作在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关，已经成为国内目前在印度研究方面的骨干力量。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南亚研究》，以及后来出版的《南亚东南亚评论》，一直是国内有关印度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刊物。这个研究所——后来又改名为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一直办到1991年，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被并入北大的亚非研究所以及东方学系。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在北大虽然只存在了14年，但一度曾经成为全国南亚研究的中心，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尤其是培养了新的研究力量，其成绩非常值得称赞。
北大亚非研究所的耿引曾编撰的《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以及《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就是她在南亚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这两部书，就研究和收集中文文献中有关印度古代历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材料而言，也做了很好的工作。耿引曾还写过一本《中国人与印度洋》（河南大象出版社，1997）。在亚非研究所，尚会鹏在印度社会制度以及种姓问题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尚会鹏就是80年代初在南亚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同一批毕业的研究生中，现在北大的，还有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的姚卫群和东方学系梵巴语教研室的段晴和王邦维。姚卫群先后出版过《印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以及《印度宗教哲学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等书，已经是国内比较年轻的研究印度哲学的专家。段晴主要研究古和阗语，但古代和阗的文化与印度关系十分密切，她的研究，仍然与印度学有关。段晴在德国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部用古和阗语抄写的《无量寿经》。这部经典，最早很可能就来自印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或者八十年，并不算是很长的一段，但是，已经过去的这一百年，对于北大，对于我们的国家，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北大，印度学不过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不大的分支，但一棵大树，正是因它茁壮的躯干上生长着繁茂的枝叶而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在即将庆祝北大的百年校庆之时，我们希望，由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努力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高水平的印度学研究的传统，在北大能够得到继承和发展。我想，这不仅是为了北大，也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和教育事业。
附记：为纪念百年校庆，应《学报》之邀，依据手边有限的材料，匆匆撰成此文。文中一定会有一些遗漏甚至错误，作者对此深表歉意并殷切盼望得到指正。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5期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2期第98～104页
【作者简介】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
这是北大最早开设的与印度有关的课程，应该说也是近代中国正规大学里开设最早的印度学课程。
在2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人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对一些与印度文化相关的问题，常常投以或多或少的关注与兴趣，这在当时几乎成为风气。这些问题主要是：东西文化比较、边疆史地、佛教思想（唯识法相）和典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政治和思想改革中最著名、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0年代以后完全转入学术。他的研究兴趣，很大一部分是中印文化交流史，包括佛教和佛教典籍的历史。再如欧阳竟无，研究佛教的法相唯识学。在他之前，有他的老师、创办“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与他同时或稍晚一些，对此发生兴趣并作研究的，又有周叔迦、熊十力等。甚至本来是文学家的废名（冯文炳）后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周叔迦、熊十力和废名，都曾经在北大任过教。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程度地与印度文化有关。
胡适在五四前后是思想界和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北大的名教授。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即到北大任教。胡适在学术上具有广泛的兴趣，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上也常常开风气之先。他在北大讲授过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己还研究中国佛教的禅宗史。他在文学史和佛教研究中讨论的问题，往往与印度有关。认为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原型来自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这一说法，就是由胡适最早提出的。他在1927年发表的《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以及后来有关禅宗研究的一批论著，尤其是他与日本铃木大拙在讨论禅宗史研究时所提出的意见，至今仍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胡适是一位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学者，他从20年代到30年代，陆续用英文在欧美发表过一些文章，讨论中印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关系。这些文章，在西方学术界也颇具影响，其中例如《中国的印度化：一个文化借用的案例研究》（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A CaseStudy of Cultural Borrowing），文中的观点虽可商榷， 但在当时和后来却一直引人注意。
这里顺便还应该提到印度著名的诗人泰戈尔在1924年的访华，这是当时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界中很轰动的一件事。泰戈尔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加上他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来自正处在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自然受到中国知识界绝大多数人的欢迎。泰戈尔访华，最初向中国方面联系，找到的对象，就是北京大学，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北大当时没有能承担这项任务。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的新知识界，第一位把泰戈尔的诗歌翻译成中文的译者，正是北京大学的陈独秀。陈独秀用文言文选译过泰戈尔的名诗《吉檀迦利》中的四首短诗， 发表在1915年10月出版的《青年杂志》上。《青年杂志》即后来五四时代最有名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
我没有能够调查从20年代到30年代北大究竟开设过哪些与印度有关的课程，但一定还有一些。大概是在1920年，或者最晚不超过1921年，北大聘请了从俄国来的学者钢和泰（A.von Staёl—Holstein）来校任教。钢和泰是梵学家，实际上是爱沙尼亚人，贵族出身，有男爵的封号。钢和泰在北大讲过些什么课程，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至少有三门：梵文、印度宗教哲学史和古印度史。这几门课，当时有多少学生听过，现在也不很清楚。钢和泰不能讲中文，上课或作讲演，有时需要翻译，翻译一事，常常就由胡适亲自担任。他的印度宗教哲学史课程，印过一种铅印的英文的讲义。北大东方学系图书室现在还藏有一册，是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当年的藏书之一，有陈先生自己糊的封皮和写的中文译名。钢和泰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书：《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精装一厚册。商务出版这部书，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梁启超还为此书写了序。出这种书，当时很有些新鲜。这是钢和泰在北大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一些论文，例如《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在当时也很有影响。陈寅恪先生20年代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在城外，北大在城内，陈先生常常利用周末的空暇，从城外到城内，跟钢和泰交流、学习和讨论。这在后来成为一段有名的故事。钢和泰在1928年转至美国，任教于哈佛大学，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北京，1937年在北京去世。
在当时的学术界，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同时个人也与北大有联系的学者，还有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有成绩、最值得敬仰的学者之一。他在1902年至1925年间先后数次赴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主要学习东方的一些古代语言，其中包括印度的梵语和巴利语。他在德国的师友，大多是当时最有名的印度学家。1925年，他从德国回国，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课程，最早的两门，就是“佛经翻译文学”和“东方学研究目录”。1928年，他接受了当时称作“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实即北京大学的院长陈大齐的聘请，在北大兼任过一学期的课程，讲的也是“佛经翻译文学”。第二学期，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不能再到北大上课，但北大仍有学生专门到清华去听他的课。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文章，许多都与印度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其中最典型的如《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以及《四声三问》。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文革以后出版的陈寅恪的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合组成西南联大，陈先生也曾经是联大的教授，为三校的学生讲课。
由于多种原因，陈寅恪后来治学的重心有所转移，不再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陈先生最初从德国回来时，随身带回一批书籍，都是当时欧洲最新的有关东方学，尤其是印度和中亚古语言研究方面的参考书。如果要做第一流的研究，这批书籍， 在当时可以说非常有用和有价值。 1948年，陈先生在清华，因为生活困难，把它们作价卖给了北京大学的东方语言系，也就是现在的东方学系。这件事，陈先生晚年时提到，仍然很伤心：“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以买煤取暖。”
1930年，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以研究教授的名义，聘请汤用彤先生到北大任教。汤用彤是清华的毕业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学习哲学，包括西方和东方哲学两方面的内容，也学习过梵文、巴利文。汤用彤到北大以后，开出的课程中有“中国佛教史”和“印度哲学”。 汤用彤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的讲稿， 1945 年正式出版， 题目就叫《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5；中华书局重印，1960，1988）。但汤用彤先生最大的成就，是对中国佛教史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中华书局重印，1983）。这部书，现在已经成为这一领域中经典性的著作，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印度。另外，汤用彤早期发表的论文中，有一些与印度哲学直接有关，例如《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以及《南传安般守意经译解》等。他为讲授印度哲学课程所编的资料，在他去世多年以后，经人整理成《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一书。汤用彤在北大，先后做过哲学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以及副校长，只是50年代以后，由于长期患病，再加上一些客观上的原因，直接的研究工作便做得比较少了。
在二三十年代的老一辈的学者中，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的，还可以提到许地山先生。许地山30年代曾做过燕京大学的教授，而燕大后来并入了北大，因此今天也算作北大的一部分。许地山曾留学美国和英国，他在英国牛津所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印度佛教的经典《妙法莲华经》。 他在燕大期间， 发表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1927）、《印度文学》（1930）等一批有关印度文学、印度佛教研究的专著。他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1933），至今仍然是一部对研究佛教很有用的工具书。许地山访问过印度，又是文学家和翻译家，因此还用优美的文笔翻译过不少印度的文学作品。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在北京的北大、清华以及在天津的南开等校被迫南迁，师生们历尽艰辛，最后到达云南昆明，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这是北大艰难、同时也是光荣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在北大，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的教授，应该提到向达。向达在1938年秋从欧洲回到烽火中的祖国，半年之后，应聘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任“中西交通史”课程的导师。向先生携家来到昆明。向先生在到北大之前，已经是研究印度史和中西、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位专家。1926年，向先生26岁，就发表了成名之作《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研究隋唐时代西域与印度古乐传入中原的历史。1929年，他又出版了他的《印度现代史》（商务印书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有见地、有水平的历史学著作。向达后来一直在北大任教。他在历史系讲授过“印度史”等课程，有一段时期还做过北大图书馆的馆长，但在50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曾遭受打击，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不幸去世。
八年抗战，终于获得胜利，南迁的北大回到北京。校长一职，由傅斯年暂时代理。胡适回国后，则由胡适担任正式的校长。在傅斯年与陈寅恪的推动及胡适与汤用彤的主持下，1946年，北大新设了东方语言文学系。无论从国内东方学研究的整体局面来看，还是从北大自身的学科建设来讲，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当时季羡林先生从德国留学归来，陈寅恪和傅斯年把他推荐给胡适校长和汤用彤文学院长。胡和汤便决定聘请季羡林先生做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并担任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学习和研究的是印度和中亚的古语言，包括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梵语、巴利语也就成为东方语言文学系中最早设置的专业之一。东方语言文学系一般简称东语系，即现在的东方学系。关于季羡林先生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我们在下面再作介绍。
1948年，金克木先生从武汉大学来到北大，也进入东语系。金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间在印度学习过，对印度的梵文和梵文典籍、印度文学、印度哲学，都非常熟悉，有很深入独到的见解。季羡林和金克木二位先生，一直到60年代中期，是东语系梵巴专业仅有的两位教员，也是东语系最有名、研究成果最多的两位教授。关于金克木先生，我们也在下面再作介绍。
1946年，印度独立。第二年，根据当时中国政府与新的印度政府之间的协议，印度方面派遣师觉月（P.C.Bagchi）作为讲座教授，到北大讲授印度学及做研究，同时还派遣了十名研究生到北大学习。师觉月是印度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位知名学者，曾经发表过不少研究著作。他在北大，受到了胡适校长特别的关照。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一篇英文的论文，题目是《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发表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上。 师觉月在1948年末回国，后来做过由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的副校长，实际上就是校长。
1949年暑假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根据中央政府的安排，原来设在南京的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前国立边疆专科学校、前国立边疆学校师范专科以及前中央大学边政系的部分师生，都一起并入到北大东语系。东语系从北大的一个小系一举而变为大系。与印度有关的专业，除了原来已有的梵语、巴利语以外，又增加了当时所称的印度斯坦语，也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50年代前期，中印关系特别友好，文化上的往来很多。在东语系，一直有印度专家为学生授课。在北大的其它系，例如中文和历史系，也有印度的一些留学生。这都推动了北大有关印度语言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从50年代到60年代，印地语曾经是东语系中比较大的一个专业，教员数量多，毕业的学生也多。印地语的教员配合印地语的教学，先后编写出《印地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62）、《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以及相关的语法书和基础教材。不少印地语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汉文出版。在印地语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论文和著作发表，例如刘安武撰写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和《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92）。金鼎汉翻译的《罗摩功行之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也是中世纪印地语的一部文学名著。与印地语专业一样，乌尔都语的教员也在教学过程中编写出版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基础乌尔都语教材，同时还翻译出一些乌尔都语的文学作品并编写了《乌尔都语文学史》。
梵巴语是小专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由季羡林和金克木担任教师。这一专业毕业的学生数量不多，但早期毕业的学生，有些现在已经成为相关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中间，有以研究梵文写本《妙法莲华经》和翻译《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而在国际上知名的蒋忠新，有著有《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的黄宝生，有与黄宝生合译《佛本生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自己又翻译《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的郭良鋆，翻译《惊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的韩廷杰，翻译《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的张保胜，以及不幸早逝、但在研究文化史方面曾卓有成就的赵国华等。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水平和影响讲，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则一直是学科的带头人。季羡林在40年代中期回国之前或稍后，已经在国外发表过数篇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论文，其内容主要涉及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以及佛教经典形成的历史。回国以后，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季先生又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其中包括《浮屠与佛》、《论梵文td的音译》、《〈列子〉与佛典》、《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以及《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这些论文，后来大多收入季羡林先后出版的几部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此外，他还写过一本《印度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和一本《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
研究佛教的语言，原是季羡林先生的专长。他回国以后，国内的研究条件极为有限，但他仍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他在50年代发表过《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在文革以后又发表有《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加上《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最后都一起收入论文集《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在佛教历史方面，季羡林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包括《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商人与佛教》、《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以及《佛教的倒流》等。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到他先后出版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以及《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
季羡林先生对印度语言文化的研究，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他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把印度古代最著名的几种梵语文学作品《沙恭达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优哩婆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和《五卷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翻译成了汉文。其中的《沙恭达罗》是印度的古典名剧，中国青年剧院以季羡林翻译的译本为基础，在50年代和文革以后都正式在北京的舞台上公演过，优美的剧情和季羡林先生诗一般的译文使人感动不已，演出取得巨大的成功。文革期间，他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印度的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全部译成汉文，文革以后出版宏篇巨制，共长部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984）。“十车翻蚁垤，百国追彦琮”一语，代表了海内外学界对季羡林先生的评价。《罗摩衍那》一书翻译的完成，在中国近两千年传统的梵学史上，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标举的功绩。这部书因此在1994年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这是国内图书出版的最高奖。
季羡林在翻译《罗摩衍那》的同时，还写成了一本研究性的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在印度古代文学的研究方面，他还发表过不少论文，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入到他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中。
金克木也在印度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以及翻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翻译出版过印度的古典名诗《云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文革以后，他又翻译出版了《伐致呵利三百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和《印度古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两种诗集。他与他早年的几位学生合作，还翻译出版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和《摩诃婆罗多》的“初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他在60年代出版的《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很长一段时间是这一领域里唯一的一种文学史著作。他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一书，根据梵文原著进行翻译，首次比较全面地把印度古代的文学、文艺和美学理论介绍给国内的学术界。
在印度语言、哲学和佛教研究方面，金克木也有很好的研究成绩。他先后发表过《论“有分识”》、《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古代印度唯物主义哲学管窥》等一批论文。 这中间特别要提到的是他1981年在《语言学论丛》上发表的《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这篇文章在国内第一次对古代印度最著名的梵文文法家波你尼的《八章书》作了详细的介绍。金克木的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收入他出版的《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旧学新知集》（三联书店，1991）、《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几种书中。他在50年代还写过一本《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这本书出版过一个英文的译本。
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不仅是学者，在文学上也具备很高的造诣。季先生是散文家。金先生是诗人。他们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文辞优美，信、达、雅兼备，成为翻译的精品和典范。
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著。从上一世纪起，欧洲的印度学家和汉学家，后来又加上日本的学者，使用了很大的气力，研究和翻译这部书，并利用书中的材料，在中亚和印度考古、历史、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遗憾的是，作为玄奘的同胞，中国学术界对这部书，过去虽然也有一些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在80年代以前，整体的研究尚付阙如。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先生曾经积极创议由中国学者重新整理这部书，并且已经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可惜后来因为文革的发生而中辍，向先生自己也在文革中不幸去世。这一工作，文革以后重新开始，由中华书局组织数位学者，季羡林先生总负其责，经过数年的努力，1985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这部书，原文、前言、校记、注释等共约63万字，可说是国内近数十年来对包括古印度在内的西域史地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大成就。书出版后，颇得好评。北大方面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季羡林，还有历史系的张广达，以及当时在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和王邦维。 这部书， 也在1994年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
与《大唐西域记校注》相似，北大东方学系的王邦维也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988）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1995）两部书。这两部书，也是研究古代中印关系史、佛教历史和文献的很重要的著作。王邦维的相关内容的著作，还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在佛教、梵文佛教文献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王邦维还发表过一些论文，例如《略论大乘〈大般涅槃经〉的传译》、《杂藏考》、《跋梵文贝叶经说出世部比丘律 Abhismacarika》、《谢灵运〈十四音训叙〉佚文辑考》以及《禅宗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传统》（ The Indian Origi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han School's Patriarch Tradition）等。
在北大，教学和研究工作与印度历史文化有关系的，我们还必须提到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周一良40年代中期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唐代来到中国的三位印度佛教密宗的僧人。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哈佛大学的《哈佛亚洲杂志》上，前年又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中文的书题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他在回国后发表的《中国的梵文研究》、《论佛典翻译文学》、《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等文，其内容都与中印文化交流史有关。只是50年代以后，周一良先生研究的重点更多地转向其它方面。同在北大历史系的林承节，长期以来从事印度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也有很好的成绩。 林承节近年出版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以及《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两种书，研究的虽然是近现代的题目，略有一点超出了传统的印度学的范围，但书的内容充实，材料丰富，有很好的见地，对于推动北大印度学整体的发展，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谈到文革以后北大的印度学研究，还应该提到在1978年在北大成立的南亚研究所。研究所最初由北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季羡林先生一直担任所长。研究所一成立就招收了一批研究生，所研究的题目几乎都与印度有关。这批研究生在80年代初毕业，至今大部分仍然工作在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关，已经成为国内目前在印度研究方面的骨干力量。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南亚研究》，以及后来出版的《南亚东南亚评论》，一直是国内有关印度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刊物。这个研究所——后来又改名为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一直办到1991年，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被并入北大的亚非研究所以及东方学系。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在北大虽然只存在了14年，但一度曾经成为全国南亚研究的中心，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尤其是培养了新的研究力量，其成绩非常值得称赞。
北大亚非研究所的耿引曾编撰的《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以及《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就是她在南亚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这两部书，就研究和收集中文文献中有关印度古代历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材料而言，也做了很好的工作。耿引曾还写过一本《中国人与印度洋》（河南大象出版社，1997）。在亚非研究所，尚会鹏在印度社会制度以及种姓问题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尚会鹏就是80年代初在南亚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同一批毕业的研究生中，现在北大的，还有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的姚卫群和东方学系梵巴语教研室的段晴和王邦维。姚卫群先后出版过《印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以及《印度宗教哲学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等书，已经是国内比较年轻的研究印度哲学的专家。段晴主要研究古和阗语，但古代和阗的文化与印度关系十分密切，她的研究，仍然与印度学有关。段晴在德国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部用古和阗语抄写的《无量寿经》。这部经典，最早很可能就来自印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或者八十年，并不算是很长的一段，但是，已经过去的这一百年，对于北大，对于我们的国家，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北大，印度学不过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不大的分支，但一棵大树，正是因它茁壮的躯干上生长着繁茂的枝叶而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在即将庆祝北大的百年校庆之时，我们希望，由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努力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高水平的印度学研究的传统，在北大能够得到继承和发展。我想，这不仅是为了北大，也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和教育事业。
附记：为纪念百年校庆，应《学报》之邀，依据手边有限的材料，匆匆撰成此文。文中一定会有一些遗漏甚至错误，作者对此深表歉意并殷切盼望得到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