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中亚的民族主义
孙振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01期第112～118页
【英文标题】Nat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
【作者简介】孙振玉 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兰州 730000
【关 键 词】中亚/俄国与前苏联/民族主义Central Asia/Czar's Russia and Soviet Union/Nationalism
中图法分类号 K308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与行为体系属于民族关系范畴，其本质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不过，这种本质规定并不能代替对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的发展有时可以走沙文主义的极端，有时会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温床，有时则仅表现为旨在维护本民族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益而不是危害其他民族的利己主义。中亚5 国的诸主要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历过由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由沙皇俄国或其殖民地中的受压迫民族向前苏联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边疆少数民族，再向独联体主权国家中的主体民族的历史演变，受这种演变过程或性质的影响，该地区中与这些民族有关的民族主义也发生过一些变化。本文的任务便是试图对这一变化的内容和性质做出分析。
一
在沙皇俄国时期，影响中亚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当地民族的民族社会结构与发展状况；沙皇政府向该地区的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超民族性质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在该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等。
中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到了近代，这里主要的民族有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及塔吉克等族，其中，前4 个民族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分别操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土库曼语；塔吉克族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操当代波斯语方言。另外，由于伊斯兰宗教教育的发展，当地还使用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至少在宗教活动中的情况是如此。从各民族的内在结构上看，他们是由许多民族或部落构成的，而这些民族或部落又大都比他们所归属的民族有着更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沙皇军队入侵中亚以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些地方民族政权，如哈萨克草原的3个汗国、 西突厥斯坦的浩罕汗国、希瓦汗国、以及布哈拉艾米尔王国，伊斯兰宗教势力在这些政权中均发挥有某种程度的重要影响。总而言之，在中亚地区被开始纳入沙皇俄国版图之前，这个多民族地区不仅在政治上是分散的，它的建立在氏族或部落等亚民族结构基础上的各个民族也大体上未超出自在民族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氏族部落传统的自然发展状态的影响，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还没有形成一种强烈自觉的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意识的条件。不过，由于民族起源和伊斯兰教在这些民族中广泛传播的原因，不仅在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等民族中保有大致相似的突厥文化传统，而且，在包括塔吉克族在内的所有这些民族中还都形成了虽各具特色但却基本一致的伊斯兰民族文化。
最初推动中亚各民族由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沙皇俄国政府对该地区的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沙皇政府虽然很早就对广大中亚地区怀有领土野心，但对之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却始于19世纪初叶，并用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80年代中期，才在先后征服哈萨克斯坦、西突厥斯坦等地区的基础上，将整个中亚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的，其中，除原布哈拉艾米尔王国和希瓦汗国沦为其保护国外，其它中亚地区则被纳入了沙皇俄国的政治版图。沙皇政府对被征服的中亚地区的统治是殖民主义性质的。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该地区近代社会生产力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但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仍是不能忽视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沙皇政府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统治机构的设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民族的政治自主权；第二，沙皇政府推行的鼓励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欧洲移民移居中亚的政策，严重地侵犯了当地民族尤其是哈萨克民族对自己所属土地长期保有的所有权；第三，随着俄罗斯语言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向中亚地区的发展而出现的俄罗斯化、西方化或近代化倾向，虽然在某些方面为该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内容，但其作为异质文化却激化了其与当地本土文化即突厥或伊斯兰民族文化间的紧张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族敌对心理或当地民族的排外心理；第四，以沙皇俄国政府为代表的大俄罗斯主义，还使处在其殖民统治之下的当地民族产生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和受歧视感。总之，沙皇政府的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不仅严重地伤害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更主要地是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文化与心理危机，从而加速了该地区各民族的觉醒，使他们由自在民族走上了自觉民族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也为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沙皇政府在中亚推行与巩固其殖民主义统治的时候，另一种也是外来的但却不利于这种殖民统治的影响也进入了该地区，这就是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这两种思潮或运动在当时都具有反西方或沙俄殖民主义的性质，其中，泛突厥主义最早兴起于沙俄境内的塔塔尔人之中，泛伊斯兰主义则直接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和推动，它们均曾对帝国后期的统治或改革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不过，将这两种思潮的影响直接扩展到中亚的，却主要是沙皇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塔塔尔人，以及散居在中亚地区的塔塔尔人。据说，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移居土耳其的14万塔塔尔人（其中多半是居住在克里米亚半岛者），在南俄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方面也起到了纽带作用。〔1 〕至于在中亚本土接受这一外来影响并推动其发展者，除了这里的塔塔尔人外，还有哈萨克草原的启蒙主义者与西突厥斯坦的改良主义者（Jedidists），他们代表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沙皇俄国时期，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之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应被视为是针对沙皇政府的殖民统治，强调突厥民族或穆斯林民族的共同点和一致性，以期在反沙俄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统一力量，最终达到其争取民族平等或自主权甚至推翻殖民统治的目的。
19世纪后叶，沙皇俄国出现了一些出身于突厥民族血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其中以塔塔尔人为主。他们的早期活动基本上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改革，如改革穆斯林教育〔2〕、创办报刊杂志、 著书立说以及宣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实际上直接推动了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俄国包括中亚穆斯林中的传播。如由著名的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嘎斯甫拉里创办的半月刊《Tercuman》，其口号便是“语言、思想与行为之统一”，据说，他还以土耳其语为基础为这个刊物发明了一种混合语言，目的是要让“从博斯普鲁斯的船民到喀什噶尔的拉驼人”都能看懂它。这个刊物还“支持带有明显的泛突厥主义色彩的——由于嗄斯甫拉里不想招致毛拉们的反对——并带有泛伊斯兰主义含义的民族主义。”〔3〕
由塔塔尔人最早发起的这一运动，至迟到19世纪末也波及到了中亚地区。该地区中推动其发展的在哈萨克草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在西突厥斯坦则被称为贾迪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散居在中亚各地的塔塔尔人在其中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在1905年以前，这些人的活动似乎基本上局限于开办改革学校，其中包括1897年在安德健、1898年在撒马尔干和托克马克创办的塔塔尔改革学校，1901年在塔什干为乌兹别克人开办的第一个改革的麦克塔布；1900年布哈拉国开办的一所类似学校；以及塔塔尔人在哈萨克草原创办的一些类似机构。在哈萨克草原的这类学校中还用哈萨克语代替了塔塔尔语，并发展了俄——塔双语教学。在中亚，“对于每个人甚至对于教育者来说，教育并不是目的，而是回答至少是部分穆斯林日益迫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即如何摆脱目前的卑下地位与重现昔日辉煌的手段。”〔4〕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推动了中亚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该地区穆斯林知识分子利用革命后短暂的宽松环境，从1905至1907年以塔塔尔人和乌兹别克人为主，在本地出版了一系列的报纸。其中令人注意的是1906 年于塔什干创刊的《Taraqqiy 》， 其创办人是一位名叫Ismail Abidix的塔塔尔社会主义革命家。 这个报纸不仅给予沙皇政府以强烈的抨击，还捍卫了中亚联合或统一的思想。〔5 〕另一个报纸《Khurshid》在1906年10月11日，发表了“一个真正的中亚贾迪得纲领，并宣布忠实于穆斯林联盟这个立宪民主党的最后支柱”，其中还抨击了沙皇俄国的独裁制度与殖民政策。〔6〕总之， 这个时期的报纸基本上都致力于一个明确方向， 即“为中亚的改变与突厥斯坦民族（Turkistan nationality）的振兴而奋斗。”〔7〕
1905至1906年，主要在塔塔尔和阿塞拜疆穆斯林的动议和参预下，召开了3次俄国穆斯林会议。 其中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内容包括：全俄穆斯林一致联合行动；俄罗斯民族与穆斯林民族权力平等；穆斯林教育、印刷与出版自由等。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俄国穆斯林联合会”为全俄穆斯林中心，这个组织在第三次会议上又改名为“穆斯林联盟”，这是一个政党组织，它曾推动成立过一些文学、教育和慈善组织，其中包括“穆斯林文化发展促进会。”这3 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发展的顶点。中亚代表参加了第三次会议，其中一名哈萨克代表还被选进了会议主席团。〔8〕尽管这3次会议均是在中亚本土之外召开的，且只有人数不多的中亚代表参加，但其对当地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因为会议的有关决议基本上反映了中亚穆斯林的问题与要求，并且在1906到1907年国家杜马开会期间，中亚穆斯林代表实际上是与穆斯林联盟的代表并肩作战的。另外，受当时形势鼓舞。1906年3月，在塔什干也有一些宗教人士、 知识分子及其他公民代表召开了会议，要求保障宗教自由、保证不动产不征税、偿还游牧民被剥夺的草地、在塔什干建立“穆斯林宗教办公室”等。尽管这些要求在当时很难实现，但这种活动却“有助于推动中亚的政治进程与民族意识的觉醒”。〔9〕1908年以后， 俄国殖民地布哈拉艾米尔王国再次开始了教育改革，并于1910年成立了一个“青年教育会”，这是在合并“神圣布哈拉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两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推进穆斯林教育。青年教育会从1911到1913年还组派青年学生到土耳其学习。〔10〕从1911到1916年，中亚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与哈萨克人曾再度创办了一系列报刊杂志，并且不断从土耳其、印度及阿富汗等地引进他们的报纸，其中，一份阿富汗报纸《Siraj-ul akbar》刊头上的口号便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8〕
在沙皇俄国将其统治扩大到中亚前夕，这里由于受发展由来已久的氏族部落传统的影响，存在的主要是亚民族性质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觉意识到的民族之间的关系。尽管这里的主要民族架构已基本形成，但许多氏族部落由于各种原因仍处于分化组合向近代民族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总的来看，这一过程并未形成民族主义。当沙皇政府在中亚建立起殖民统治之后，这里便出现了压迫与被压迫的民族关系，它的实质是沙皇殖民主义政权与当地突厥民族或穆斯林民族间的殖民统治与反对这种统治的斗争。对于各突厥或穆斯林民族而言，这种斗争曾受到过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影响，在其民族命运与民族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针对沙皇政府所奉行的大俄罗斯主义，自然会形成一种超民族性质的民族主义，这可以称之为突厥民族主义或穆斯林民族主义。不过，这一时期，中亚只不过是全俄突厥或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环，并且，也不在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发展也基本上未超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或宗教人士之范围。从其具体表现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实质不是要建立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在殖民统治下寻求保护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权益。
二
前苏联时期，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各族穆斯林争取民族自治有密切关系。早在1916年，移居国外的俄国穆斯林就通过“俄国穆斯林人民权力保障委员会”，向国际联盟表达了在联邦政府内实现自治的愿望。〔12〕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 为这一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希望。5月，莫斯科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上， 有关民族自治问题曾出现过多种主张，其中，伏尔加塔塔尔人持“在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内民族（超地域的）和文化自治”的观点；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和阿塞拜疆人则主张联邦制，要求在联邦政府内实现地域自治。来自中亚的穆斯林是后一主张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因为，“对于中亚人来说，地域自治似乎是针对其土地上的殖民统治与外来势力的一种答案。”〔13〕同年9月，在塔什干第二次中亚穆斯林会议上， 又进一步明确了在俄联邦政府内以沙里亚教法为基础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即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要求。〔14〕这一年，哈萨克族穆斯林也表达了在联邦制下实现民族自治的相同愿望。〔15〕总之，在沙皇政府被推翻之后，对于广大中亚穆斯林来说，似乎存在着多种政治方案可供选择，其中也包括脱离俄罗斯而独立的方案。
尽管在1917年4月，第七届社会民主党大会就曾宣布， 即使最终会导致脱离俄罗斯而独立，帝国内各民族也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16〕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十月革命后也改变早期坚持建立中央集权制大国的观点，而宣布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17〕但是，在组成为联邦的中亚政府的性质问题上，以及相关地在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意义的问题上，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广大中亚穆斯林的观点还是存在着很严重的分歧。后者视十月革命为一次民族解放斗争，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应为民族自治政府，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被允许加入这一政府。这一主张曾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共产国际的反对。〔18〕
受上述分歧影响，中亚在十月革命后曾一度（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出现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与穆斯林民族自治政府的对立。不过， 到1918年4月，在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的坚持下， 便成立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1919年3月还在穆斯林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其中贯彻了吸收民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到1920年1月，在广大穆斯林的推动下，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又改名为自治的突厥共和国，相应地，地区共产党也成了突厥共产党。这种改革不仅突出了民族色彩，还迎合了某种泛突厥主义的要求。哈萨克穆斯林在1917年12月也宣布了民族自治，并在1920 年8月正式成立了哈萨克自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总之，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的三年国内战争（1918—1921 年）和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 —1928年）的相继到来，对中亚各族穆斯林实现其联邦体制下自治化的方案是有利的。因此，到1924年，哈萨克等5 个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便在民族及语言的基础上被确定了下来。这一变化对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的影响，是推动了沙皇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该地区超民族性质的突厥民族主义或穆斯林民族主义，向真正本义的民族主义的转变，这正如国外学者的观点所表达的那样：“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正确地说，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乃是苏联的产物”， 或者， “民族的民族意识主要是1924年苏联的产物——旨在分化、确保苏联的控制。”〔19〕
在1928年以前，苏联针对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基本上坚持了列宁的让步政策，允许各族穆斯林有信教与教育自由，保留了宗教“札卡特”和伊斯兰教法及其宗教法庭。民族主义的影响也迅速在各共和国政府和穆斯林共产党中产生了效果，因此出现了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或“苏丹加里耶夫主义”，这是受伏尔加塔塔尔人支持但也影响到了中亚的一种思潮，它的民族主义性质主要在争取民族解放与民族自治方面。在哈萨克民族党和政府中起着这方面影响作用的，仍是一些前“阿拉什·奥尔多”（Alash Orda，组成于1917年）成员，他们将其民族主义的发展指向了这里的俄罗斯、乌克兰及哥萨克等民族居民，推动制定和执行共和国法令以剥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在费尔干纳地区和布哈拉等不断掀起的Basmachi暴动，也将其矛头指向了俄罗斯人和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俄国或前苏联在坚持其让步政策的同时，也并未坐视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自从柯列索夫在1918年早期动用武装力量推翻浩罕及土库曼民族自治政权后，1920年6 月又对自治的突厥共和国和突厥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清洗，指控他们企图用民族与泛伊斯兰宣传取代共产主义。1922年2月哈萨克共和国第二次党代会上， 前阿拉什·奥尔多成员及其支持者也因民族主义倾向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24年以后，在游牧民族定居与阶级斗争问题上，苏共与哈萨克民族领导人之间的对立出现了更难于调和的发展态势。到1928年前后，伊斯兰宗教税及其宗教法庭在中亚也基本上被取缔了。不过，总的来看，1928年以前，苏联对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还能限制在“合作”的范围内，穆斯林民族领导人在地方政权机构中也仍能发挥其重要领导作用。1928年以后，随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结束，全苏开始了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其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对于中亚民族主义来说，意味着以往的让步政策的结束。到30年代，由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正常的发展，一些著名的穆斯林领导人在被指控犯有民族主义错误或罪行的情况下遭到了“清洗”，其结果，不仅非法的民族主义活动遭到了坚决取缔，甚至反映合法的民族利益与正当的民族要求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民族共和国的一些重要权力也被集中到了联盟中央，这样，大约到30年代中后期，中亚各民族共和国所能行使的民族自治权力，实际上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即使保留下来的，许多也掌握在非本主体民族成员的手中，其中主要是俄罗斯人的手中。〔20〕斯大林时期，前苏联民族政策中的大的失误还表现在卫国战争时期和战争后不久所推行的民族迁移政策，这对后来许多民族动乱负有直接的责任。
前苏联在30年代后期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战后，又在恢复战争创伤的基础上，于60—70年代进入了她最强盛的发展时期。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前苏联当局虽然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些错案，但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大的失误，如除了推行单纯计划经济而阻碍了民族地区自主经济体系的建立外，还全力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推广俄语，以建立“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等等。不过，一般地讲，在像前苏联那样的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尽管民族主义意识或民族主义情绪总是会经常存在的，也不时会有所表现，但是，它们集中地爆发出来却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或适合的社会环境。在80年代中期以前，前苏联的强盛发展及其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许多巨大成绩（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以及她把民族主义作为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族际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不断批判，并没有为此创造出机会来，当然，许多民族问题在这一时期也未能获得及时解决，而是积留了下来。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前苏联的社会改革严重地偏离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使社会进入了一种失控的混乱状态，出现了全面的社会与民族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不仅不再受到批判，相反还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认为“任何民族的民族利益都是根据理智的民族利己主义确定的。”在这种状况下，以新的大俄罗斯主义为典型的并深受其影响的各种民族主义在前苏联便有了大肆泛滥的机会，它们与各种反动的社会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前苏联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及其社会制度的改变。
就整个前苏联而言，这一新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是争主权、闹独立，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不同，他们在联盟中的地位、角色不一样，因此，各自民族主义的侧重点也有区别。就中亚各民族而言，尽管他们在90年代初也因前苏联的解体而走上了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道路，但是，从各方面看，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闹独立而在于争主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以往前苏联民族生活中缺乏某种民主性而来的。尽管中亚在社会经济方面曾受到过前苏联单纯计划经济的较大伤害，在社会政治方面曾受到过前苏联集权体制的许多束缚，但是我们仍然注意到，直到前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各族人民对于前苏联仍保有很强的依赖感，如在1991年3月就是否保留联盟而在前苏联举行的全民公决中， 中亚地区参加投票和赞成保留联盟的比例是：哈萨克斯坦为89%和94%；乌兹别克斯坦为95%和93.7%；吉尔吉斯斯坦为92.9%和94.5%；土库曼斯坦为97.7%和98%；塔吉克斯坦为94%和96%〔21〕。从这方面看，前苏联的最终解体应该是有逆于当时中亚各族人民的意愿和情感的，然而这一场悲剧对于他们来讲其根源就在于：由于民族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他们不仅在以往的前苏联社会生活中，即使在前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始终都未能充当起积极主动的角色。
总之，前苏联时期，中亚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曾随着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解体而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于争取联邦体制内的民族自治，尽管这一目标实现了，但是，由于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前苏联实际上用集权制代替了联邦制，并没有在民族生活中贯彻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这导致了在第二次民族主义的发展高潮中中亚民族主要以争主权为内容，仅从这一点而论，前苏联时期中亚民族主义的性质应该说仍未超出维护民族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范围。然而，就8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主义泛滥最终导致前苏联解体这一点而言，中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民族独立主义性质也是不能完全否定的。
注释：
〔1〕〔3〕Jacob M. Landan, 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145; P149.
〔2〕嘎斯甫拉里最早在克里米亚半岛开办了改革的mekteb， 见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P148.
〔4〕〔5〕〔6〕〔7〕〔9〕〔10〕〔11〕〔12〕〔14〕〔15 〕〔16〕〔18〕〔20〕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Edward Allworth, e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77;P189;P191;P193;PP187—188;PP194—200;PP200—204;PP207—208;PP220;PP222—223,P236;P224;P225,PP235—236;PP234 —235,PP236—241,PP254—265.
〔8〕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PP152—155; Central Asia, PP186—187; Jacob M.Landau, Pan-Turkism in Turkey(London, 1981) PP11—13.
〔13〕Central Asia, PP217—218; The Politics of Pan- Islam, PP158—159, PP360—361.
〔17〕列宁：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404页。
〔19〕Ge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Soviet Central Asia, Robert A. Lewis,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P284;The Politics of Pan-Islamic Reassertion Mohammed Ayoob,ed.(New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P259—260.
〔21〕《人民日报》莫斯科3月21日电，苏联人民希望国家统一，199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01期第112～118页
【英文标题】Nat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
【作者简介】孙振玉 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兰州 730000
| 【内容提要】 | 本文根据中亚民族和国家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变迁，分析了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内容、特征、性质及演变，文中指出，中亚的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由亚民族性质的部落传统向超民族性质的突厥或伊斯兰民族主义（沙皇俄国时期）、以及由要求民族自治、争主权到带有一定民族独立性质的民族主义（前苏联时期）的转变。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 and countries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 thispaper analyses the contents, characteristics, nature, and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and pointed outthat in history there has been an evolution both from sub-national tribalism to super- national Turkic or Islamicnationalism (in Czar's Russia) and from demanding nationalautonomy and sovereignty to separatism (in Soviet Union) inthis region. |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与行为体系属于民族关系范畴，其本质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不过，这种本质规定并不能代替对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的发展有时可以走沙文主义的极端，有时会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温床，有时则仅表现为旨在维护本民族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益而不是危害其他民族的利己主义。中亚5 国的诸主要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历过由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由沙皇俄国或其殖民地中的受压迫民族向前苏联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边疆少数民族，再向独联体主权国家中的主体民族的历史演变，受这种演变过程或性质的影响，该地区中与这些民族有关的民族主义也发生过一些变化。本文的任务便是试图对这一变化的内容和性质做出分析。
一
在沙皇俄国时期，影响中亚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当地民族的民族社会结构与发展状况；沙皇政府向该地区的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超民族性质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在该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等。
中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到了近代，这里主要的民族有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及塔吉克等族，其中，前4 个民族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分别操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土库曼语；塔吉克族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操当代波斯语方言。另外，由于伊斯兰宗教教育的发展，当地还使用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至少在宗教活动中的情况是如此。从各民族的内在结构上看，他们是由许多民族或部落构成的，而这些民族或部落又大都比他们所归属的民族有着更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沙皇军队入侵中亚以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些地方民族政权，如哈萨克草原的3个汗国、 西突厥斯坦的浩罕汗国、希瓦汗国、以及布哈拉艾米尔王国，伊斯兰宗教势力在这些政权中均发挥有某种程度的重要影响。总而言之，在中亚地区被开始纳入沙皇俄国版图之前，这个多民族地区不仅在政治上是分散的，它的建立在氏族或部落等亚民族结构基础上的各个民族也大体上未超出自在民族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氏族部落传统的自然发展状态的影响，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还没有形成一种强烈自觉的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意识的条件。不过，由于民族起源和伊斯兰教在这些民族中广泛传播的原因，不仅在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等民族中保有大致相似的突厥文化传统，而且，在包括塔吉克族在内的所有这些民族中还都形成了虽各具特色但却基本一致的伊斯兰民族文化。
最初推动中亚各民族由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沙皇俄国政府对该地区的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沙皇政府虽然很早就对广大中亚地区怀有领土野心，但对之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却始于19世纪初叶，并用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80年代中期，才在先后征服哈萨克斯坦、西突厥斯坦等地区的基础上，将整个中亚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的，其中，除原布哈拉艾米尔王国和希瓦汗国沦为其保护国外，其它中亚地区则被纳入了沙皇俄国的政治版图。沙皇政府对被征服的中亚地区的统治是殖民主义性质的。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该地区近代社会生产力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但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仍是不能忽视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沙皇政府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统治机构的设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民族的政治自主权；第二，沙皇政府推行的鼓励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欧洲移民移居中亚的政策，严重地侵犯了当地民族尤其是哈萨克民族对自己所属土地长期保有的所有权；第三，随着俄罗斯语言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向中亚地区的发展而出现的俄罗斯化、西方化或近代化倾向，虽然在某些方面为该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内容，但其作为异质文化却激化了其与当地本土文化即突厥或伊斯兰民族文化间的紧张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族敌对心理或当地民族的排外心理；第四，以沙皇俄国政府为代表的大俄罗斯主义，还使处在其殖民统治之下的当地民族产生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和受歧视感。总之，沙皇政府的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不仅严重地伤害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更主要地是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文化与心理危机，从而加速了该地区各民族的觉醒，使他们由自在民族走上了自觉民族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也为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沙皇政府在中亚推行与巩固其殖民主义统治的时候，另一种也是外来的但却不利于这种殖民统治的影响也进入了该地区，这就是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这两种思潮或运动在当时都具有反西方或沙俄殖民主义的性质，其中，泛突厥主义最早兴起于沙俄境内的塔塔尔人之中，泛伊斯兰主义则直接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和推动，它们均曾对帝国后期的统治或改革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不过，将这两种思潮的影响直接扩展到中亚的，却主要是沙皇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塔塔尔人，以及散居在中亚地区的塔塔尔人。据说，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移居土耳其的14万塔塔尔人（其中多半是居住在克里米亚半岛者），在南俄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方面也起到了纽带作用。〔1 〕至于在中亚本土接受这一外来影响并推动其发展者，除了这里的塔塔尔人外，还有哈萨克草原的启蒙主义者与西突厥斯坦的改良主义者（Jedidists），他们代表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沙皇俄国时期，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之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应被视为是针对沙皇政府的殖民统治，强调突厥民族或穆斯林民族的共同点和一致性，以期在反沙俄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统一力量，最终达到其争取民族平等或自主权甚至推翻殖民统治的目的。
19世纪后叶，沙皇俄国出现了一些出身于突厥民族血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其中以塔塔尔人为主。他们的早期活动基本上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改革，如改革穆斯林教育〔2〕、创办报刊杂志、 著书立说以及宣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实际上直接推动了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俄国包括中亚穆斯林中的传播。如由著名的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嘎斯甫拉里创办的半月刊《Tercuman》，其口号便是“语言、思想与行为之统一”，据说，他还以土耳其语为基础为这个刊物发明了一种混合语言，目的是要让“从博斯普鲁斯的船民到喀什噶尔的拉驼人”都能看懂它。这个刊物还“支持带有明显的泛突厥主义色彩的——由于嗄斯甫拉里不想招致毛拉们的反对——并带有泛伊斯兰主义含义的民族主义。”〔3〕
由塔塔尔人最早发起的这一运动，至迟到19世纪末也波及到了中亚地区。该地区中推动其发展的在哈萨克草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在西突厥斯坦则被称为贾迪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散居在中亚各地的塔塔尔人在其中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在1905年以前，这些人的活动似乎基本上局限于开办改革学校，其中包括1897年在安德健、1898年在撒马尔干和托克马克创办的塔塔尔改革学校，1901年在塔什干为乌兹别克人开办的第一个改革的麦克塔布；1900年布哈拉国开办的一所类似学校；以及塔塔尔人在哈萨克草原创办的一些类似机构。在哈萨克草原的这类学校中还用哈萨克语代替了塔塔尔语，并发展了俄——塔双语教学。在中亚，“对于每个人甚至对于教育者来说，教育并不是目的，而是回答至少是部分穆斯林日益迫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即如何摆脱目前的卑下地位与重现昔日辉煌的手段。”〔4〕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推动了中亚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该地区穆斯林知识分子利用革命后短暂的宽松环境，从1905至1907年以塔塔尔人和乌兹别克人为主，在本地出版了一系列的报纸。其中令人注意的是1906 年于塔什干创刊的《Taraqqiy 》， 其创办人是一位名叫Ismail Abidix的塔塔尔社会主义革命家。 这个报纸不仅给予沙皇政府以强烈的抨击，还捍卫了中亚联合或统一的思想。〔5 〕另一个报纸《Khurshid》在1906年10月11日，发表了“一个真正的中亚贾迪得纲领，并宣布忠实于穆斯林联盟这个立宪民主党的最后支柱”，其中还抨击了沙皇俄国的独裁制度与殖民政策。〔6〕总之， 这个时期的报纸基本上都致力于一个明确方向， 即“为中亚的改变与突厥斯坦民族（Turkistan nationality）的振兴而奋斗。”〔7〕
1905至1906年，主要在塔塔尔和阿塞拜疆穆斯林的动议和参预下，召开了3次俄国穆斯林会议。 其中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内容包括：全俄穆斯林一致联合行动；俄罗斯民族与穆斯林民族权力平等；穆斯林教育、印刷与出版自由等。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俄国穆斯林联合会”为全俄穆斯林中心，这个组织在第三次会议上又改名为“穆斯林联盟”，这是一个政党组织，它曾推动成立过一些文学、教育和慈善组织，其中包括“穆斯林文化发展促进会。”这3 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发展的顶点。中亚代表参加了第三次会议，其中一名哈萨克代表还被选进了会议主席团。〔8〕尽管这3次会议均是在中亚本土之外召开的，且只有人数不多的中亚代表参加，但其对当地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因为会议的有关决议基本上反映了中亚穆斯林的问题与要求，并且在1906到1907年国家杜马开会期间，中亚穆斯林代表实际上是与穆斯林联盟的代表并肩作战的。另外，受当时形势鼓舞。1906年3月，在塔什干也有一些宗教人士、 知识分子及其他公民代表召开了会议，要求保障宗教自由、保证不动产不征税、偿还游牧民被剥夺的草地、在塔什干建立“穆斯林宗教办公室”等。尽管这些要求在当时很难实现，但这种活动却“有助于推动中亚的政治进程与民族意识的觉醒”。〔9〕1908年以后， 俄国殖民地布哈拉艾米尔王国再次开始了教育改革，并于1910年成立了一个“青年教育会”，这是在合并“神圣布哈拉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两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推进穆斯林教育。青年教育会从1911到1913年还组派青年学生到土耳其学习。〔10〕从1911到1916年，中亚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与哈萨克人曾再度创办了一系列报刊杂志，并且不断从土耳其、印度及阿富汗等地引进他们的报纸，其中，一份阿富汗报纸《Siraj-ul akbar》刊头上的口号便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8〕
在沙皇俄国将其统治扩大到中亚前夕，这里由于受发展由来已久的氏族部落传统的影响，存在的主要是亚民族性质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觉意识到的民族之间的关系。尽管这里的主要民族架构已基本形成，但许多氏族部落由于各种原因仍处于分化组合向近代民族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总的来看，这一过程并未形成民族主义。当沙皇政府在中亚建立起殖民统治之后，这里便出现了压迫与被压迫的民族关系，它的实质是沙皇殖民主义政权与当地突厥民族或穆斯林民族间的殖民统治与反对这种统治的斗争。对于各突厥或穆斯林民族而言，这种斗争曾受到过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影响，在其民族命运与民族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针对沙皇政府所奉行的大俄罗斯主义，自然会形成一种超民族性质的民族主义，这可以称之为突厥民族主义或穆斯林民族主义。不过，这一时期，中亚只不过是全俄突厥或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环，并且，也不在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发展也基本上未超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或宗教人士之范围。从其具体表现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实质不是要建立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在殖民统治下寻求保护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权益。
二
前苏联时期，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各族穆斯林争取民族自治有密切关系。早在1916年，移居国外的俄国穆斯林就通过“俄国穆斯林人民权力保障委员会”，向国际联盟表达了在联邦政府内实现自治的愿望。〔12〕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 为这一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希望。5月，莫斯科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上， 有关民族自治问题曾出现过多种主张，其中，伏尔加塔塔尔人持“在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内民族（超地域的）和文化自治”的观点；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和阿塞拜疆人则主张联邦制，要求在联邦政府内实现地域自治。来自中亚的穆斯林是后一主张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因为，“对于中亚人来说，地域自治似乎是针对其土地上的殖民统治与外来势力的一种答案。”〔13〕同年9月，在塔什干第二次中亚穆斯林会议上， 又进一步明确了在俄联邦政府内以沙里亚教法为基础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即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要求。〔14〕这一年，哈萨克族穆斯林也表达了在联邦制下实现民族自治的相同愿望。〔15〕总之，在沙皇政府被推翻之后，对于广大中亚穆斯林来说，似乎存在着多种政治方案可供选择，其中也包括脱离俄罗斯而独立的方案。
尽管在1917年4月，第七届社会民主党大会就曾宣布， 即使最终会导致脱离俄罗斯而独立，帝国内各民族也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16〕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十月革命后也改变早期坚持建立中央集权制大国的观点，而宣布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17〕但是，在组成为联邦的中亚政府的性质问题上，以及相关地在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意义的问题上，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广大中亚穆斯林的观点还是存在着很严重的分歧。后者视十月革命为一次民族解放斗争，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应为民族自治政府，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被允许加入这一政府。这一主张曾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共产国际的反对。〔18〕
受上述分歧影响，中亚在十月革命后曾一度（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出现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与穆斯林民族自治政府的对立。不过， 到1918年4月，在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的坚持下， 便成立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1919年3月还在穆斯林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其中贯彻了吸收民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到1920年1月，在广大穆斯林的推动下，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又改名为自治的突厥共和国，相应地，地区共产党也成了突厥共产党。这种改革不仅突出了民族色彩，还迎合了某种泛突厥主义的要求。哈萨克穆斯林在1917年12月也宣布了民族自治，并在1920 年8月正式成立了哈萨克自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总之，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的三年国内战争（1918—1921 年）和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 —1928年）的相继到来，对中亚各族穆斯林实现其联邦体制下自治化的方案是有利的。因此，到1924年，哈萨克等5 个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便在民族及语言的基础上被确定了下来。这一变化对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的影响，是推动了沙皇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该地区超民族性质的突厥民族主义或穆斯林民族主义，向真正本义的民族主义的转变，这正如国外学者的观点所表达的那样：“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正确地说，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乃是苏联的产物”， 或者， “民族的民族意识主要是1924年苏联的产物——旨在分化、确保苏联的控制。”〔19〕
在1928年以前，苏联针对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基本上坚持了列宁的让步政策，允许各族穆斯林有信教与教育自由，保留了宗教“札卡特”和伊斯兰教法及其宗教法庭。民族主义的影响也迅速在各共和国政府和穆斯林共产党中产生了效果，因此出现了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或“苏丹加里耶夫主义”，这是受伏尔加塔塔尔人支持但也影响到了中亚的一种思潮，它的民族主义性质主要在争取民族解放与民族自治方面。在哈萨克民族党和政府中起着这方面影响作用的，仍是一些前“阿拉什·奥尔多”（Alash Orda，组成于1917年）成员，他们将其民族主义的发展指向了这里的俄罗斯、乌克兰及哥萨克等民族居民，推动制定和执行共和国法令以剥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在费尔干纳地区和布哈拉等不断掀起的Basmachi暴动，也将其矛头指向了俄罗斯人和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俄国或前苏联在坚持其让步政策的同时，也并未坐视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自从柯列索夫在1918年早期动用武装力量推翻浩罕及土库曼民族自治政权后，1920年6 月又对自治的突厥共和国和突厥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清洗，指控他们企图用民族与泛伊斯兰宣传取代共产主义。1922年2月哈萨克共和国第二次党代会上， 前阿拉什·奥尔多成员及其支持者也因民族主义倾向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24年以后，在游牧民族定居与阶级斗争问题上，苏共与哈萨克民族领导人之间的对立出现了更难于调和的发展态势。到1928年前后，伊斯兰宗教税及其宗教法庭在中亚也基本上被取缔了。不过，总的来看，1928年以前，苏联对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还能限制在“合作”的范围内，穆斯林民族领导人在地方政权机构中也仍能发挥其重要领导作用。1928年以后，随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结束，全苏开始了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其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对于中亚民族主义来说，意味着以往的让步政策的结束。到30年代，由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正常的发展，一些著名的穆斯林领导人在被指控犯有民族主义错误或罪行的情况下遭到了“清洗”，其结果，不仅非法的民族主义活动遭到了坚决取缔，甚至反映合法的民族利益与正当的民族要求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民族共和国的一些重要权力也被集中到了联盟中央，这样，大约到30年代中后期，中亚各民族共和国所能行使的民族自治权力，实际上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即使保留下来的，许多也掌握在非本主体民族成员的手中，其中主要是俄罗斯人的手中。〔20〕斯大林时期，前苏联民族政策中的大的失误还表现在卫国战争时期和战争后不久所推行的民族迁移政策，这对后来许多民族动乱负有直接的责任。
前苏联在30年代后期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战后，又在恢复战争创伤的基础上，于60—70年代进入了她最强盛的发展时期。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前苏联当局虽然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些错案，但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大的失误，如除了推行单纯计划经济而阻碍了民族地区自主经济体系的建立外，还全力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推广俄语，以建立“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等等。不过，一般地讲，在像前苏联那样的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尽管民族主义意识或民族主义情绪总是会经常存在的，也不时会有所表现，但是，它们集中地爆发出来却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或适合的社会环境。在80年代中期以前，前苏联的强盛发展及其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许多巨大成绩（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以及她把民族主义作为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族际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不断批判，并没有为此创造出机会来，当然，许多民族问题在这一时期也未能获得及时解决，而是积留了下来。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前苏联的社会改革严重地偏离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使社会进入了一种失控的混乱状态，出现了全面的社会与民族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不仅不再受到批判，相反还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认为“任何民族的民族利益都是根据理智的民族利己主义确定的。”在这种状况下，以新的大俄罗斯主义为典型的并深受其影响的各种民族主义在前苏联便有了大肆泛滥的机会，它们与各种反动的社会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前苏联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及其社会制度的改变。
就整个前苏联而言，这一新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是争主权、闹独立，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不同，他们在联盟中的地位、角色不一样，因此，各自民族主义的侧重点也有区别。就中亚各民族而言，尽管他们在90年代初也因前苏联的解体而走上了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道路，但是，从各方面看，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闹独立而在于争主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以往前苏联民族生活中缺乏某种民主性而来的。尽管中亚在社会经济方面曾受到过前苏联单纯计划经济的较大伤害，在社会政治方面曾受到过前苏联集权体制的许多束缚，但是我们仍然注意到，直到前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各族人民对于前苏联仍保有很强的依赖感，如在1991年3月就是否保留联盟而在前苏联举行的全民公决中， 中亚地区参加投票和赞成保留联盟的比例是：哈萨克斯坦为89%和94%；乌兹别克斯坦为95%和93.7%；吉尔吉斯斯坦为92.9%和94.5%；土库曼斯坦为97.7%和98%；塔吉克斯坦为94%和96%〔21〕。从这方面看，前苏联的最终解体应该是有逆于当时中亚各族人民的意愿和情感的，然而这一场悲剧对于他们来讲其根源就在于：由于民族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他们不仅在以往的前苏联社会生活中，即使在前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始终都未能充当起积极主动的角色。
总之，前苏联时期，中亚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曾随着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解体而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于争取联邦体制内的民族自治，尽管这一目标实现了，但是，由于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前苏联实际上用集权制代替了联邦制，并没有在民族生活中贯彻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这导致了在第二次民族主义的发展高潮中中亚民族主要以争主权为内容，仅从这一点而论，前苏联时期中亚民族主义的性质应该说仍未超出维护民族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范围。然而，就8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主义泛滥最终导致前苏联解体这一点而言，中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民族独立主义性质也是不能完全否定的。
注释：
〔1〕〔3〕Jacob M. Landan, 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145; P149.
〔2〕嘎斯甫拉里最早在克里米亚半岛开办了改革的mekteb， 见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P148.
〔4〕〔5〕〔6〕〔7〕〔9〕〔10〕〔11〕〔12〕〔14〕〔15 〕〔16〕〔18〕〔20〕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Edward Allworth, e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77;P189;P191;P193;PP187—188;PP194—200;PP200—204;PP207—208;PP220;PP222—223,P236;P224;P225,PP235—236;PP234 —235,PP236—241,PP254—265.
〔8〕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PP152—155; Central Asia, PP186—187; Jacob M.Landau, Pan-Turkism in Turkey(London, 1981) PP11—13.
〔13〕Central Asia, PP217—218; The Politics of Pan- Islam, PP158—159, PP360—361.
〔17〕列宁：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404页。
〔19〕Ge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Soviet Central Asia, Robert A. Lewis,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P284;The Politics of Pan-Islamic Reassertion Mohammed Ayoob,ed.(New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P259—260.
〔21〕《人民日报》莫斯科3月21日电，苏联人民希望国家统一，199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