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对古朝鲜文化的几点思考
张碧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1998年01期第42～51页
【作者简介】张碧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哈尔滨 150076
【关 键 词】古朝鲜文化/族源神话/檀君神话
古朝鲜文化是东北亚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北亚文化圈中的一环。古朝鲜文化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本文拟就古朝鲜文化提出几点思考，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族源神话的比较
族源神话是研究探索民族渊源的一把钥匙，是民族史、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古朝鲜的族源神话由于某些因素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为正本清源，对古朝鲜文化中的族源神话作一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一些朝鲜史学家把扶余、高句丽族纳入到古朝鲜史序列，故而在古朝鲜文化中就有了一个比较研究的基础。
夫余、高句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族、古国，自有其历史文化渊源。据考，扶余、高句丽族源神话最早见于我国汉代典籍。
东汉王充《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嘘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扶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
《后汉书·东夷夫余传》、《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亦记此事，情节相同，只是橐离作索离、高离。这一记载虽嫌简略，却构成了夫余——高句丽族的感日卵生族源神话的基本框架（或者叫作原型）。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肥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远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这是高句丽族源神话的最完整的记载。
《北史·百济传》又将夫余族源神话作为百济国的始祖神话，而为百济所继承。
《梁书》、《周书》、《北史》、《隋书》等均有高句丽始祖朱蒙感于日影而卵生的族源神话的记载。
光绪初年（1875年左右）在吉林省集安县发现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黄龙负升天。”
这里的邹牟，即朱蒙，即东明，为同音异写。《好太王碑》又称《广开土王碑》。好太王是高句丽王朝的第十九代王，公年391年即位，412年逝世，其子长寿王于公元414年为其父立碑。
《高丽大兄冉牟墓志》：“大使者牟头娄口奴客文：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河伯之孙，日月之子，所生之地……河伯日月之孙……（转引自孙进已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二卷，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476—479页）
高句丽始祖朱蒙（或曰东明，或曰邹牟）神话是在中华帝王天命观念支配下创造的，其基本框架——原型是鸡子——日影——河水——卵生：不平凡的妊娠与诞生；弃子图腾考验；超自然的神奇经历；出走建都：天命神授的帝王天命的结果，最后是生前建国称王，死后“负龙”升天。这则族源神话显然是在颛顼高阳文化影响下并杂揉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始祖后稷诞生以及后羿、逢蒙诸神话传说。这里蕴涵着太阳与河水、太阳与土地孕育了人类，它们是人类的父亲和母亲的原始的宇宙模式与人类意识。这则族源神话接受了华夏文化影响，而又具有本民族族源神话的特点。神话的结尾：路遇三人“一人著麻衣”——标志农业，“一人著衲衣”——标志信仰佛教；“一人著水藻衣”——标志渔猎业。如果是这样，则寓示着高句丽兼有农业、畜牧、渔猎的经济形态与信仰佛教的文化形态。
至朝鲜史家金富轼所编撰《三国史记》一出，高句丽被纳入到古朝鲜史序列，古朝鲜史、古朝鲜文化史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国史记》卷十三记云：“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岿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技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主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泊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地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
这里在保存感日卵生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增添了“金蛙”（灵石产子）、“柳花”与“天帝子解慕漱”情节，使高句丽族源神话呈现复合型——天人交合与感日卵生二者交互的特点。
《三国史记》卷一记新罗始祖赫居世神话：“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阏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四曰茂山大树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长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号），居西干，辰言王。”
有神马引导而见大卵，“有婴儿出焉”，这种卵生族源正是高句丽的感日卵生族源神话的直接影响的结果。
《三国史记》卷二十三记百济始祖温祚王：“其父邹牟，或云朱蒙，自北夫余逃难，至卒本夫余。夫余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夫余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长曰沸流，次曰温祚。（或云朱蒙到卒本娶越郡女，生二子。）及朱蒙在北夫余所生子来为太子，沸流、温祚恐为太子所不容，遂与乌干、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从之者多。遂至汉山，登负儿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于海滨。十臣谏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据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沸流不听。分其民，归弥邹忽以居之，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也。沸流以弥邹土湿水咸，不得安居，归见慰礼，都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惭悔而死，其臣民皆归于慰礼。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其世系与高句丽同出夫余，故以夫余为氏。（一云始祖沸流王，其父优台，北夫余王解夫娄庶孙，母召西奴，本人延陁勃之女。召奴始归于优台，生子二人，长曰沸流，次曰温祚；优台死，寡居于卒本。后朱蒙不容于夫余，以前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娶召奴为妃，其于开基创业，颇有内助，故朱蒙宠接之特厚，待沸流等如己子。及朱蒙在夫余所生礼氏子孺留来，立之为太子，以至嗣位焉。于是沸流谓弟温祚曰：‘始大王避夫余之难，逃归至此，我母氏倾家业助成邦业，其勤劳多矣。及大王厌世，国家属于孺留。吾等徒在此，郁郁如疣赘。不如奉母氏南游卜地，别立国都’。遂与弟率党类，渡浿、带二水，至弥邹忽以居之。（《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初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未知孰是。”）
这则传说故事将朱蒙与百济始祖拉上了血缘关系。
《三国史记》作者把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古国作为东方三国的同一序列加以撰述，使这三国初具同一谱系，透露出作者首次把高句丽纳入古朝鲜历史文化范畴中的史学观念与撰写意图——“至于吾邦之事”，“著在方策”。
继《三国史记》，有《三国遗事》一书出刊。据《三国遗事》“后序”，知其刊行于辽道宗咸雍十一年（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首篇记有所谓古朝鲜坛（一作檀）君族源神话：“《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高（尧）同时。《古记》云：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大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伯、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尧）即位五十年庚寅（原注：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於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
又有《王历》：“高丽第一东明王，甲申立，理二十年，姓高，名朱蒙，一作邹蒙，檀君之子。”“新罗第一赫居世，姓朴，卵生”；“百济第一温祚王，东明第三子，一云第二…”
前者是古朝鲜族源神话，后者则是古朝鲜之谱系。
檀君神话与夫余、高句丽族源神话相比较，可有下列需注意的几点：
①神人、熊女交合生子，
②熊女、檀树交合生子。
檀君神话杂有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交织的特点，熊、虎、檀树作为灵兽、灵木是沟通天地的重要工具，而桓雄则是一个巫者、大萨满，他可以点化熊虎变人，趋使支配风伯、雨师、云师等诸神祗。夫余、高句丽是感日影而孕；这则是神人与熊女、熊女与神树交合而孕。夫余、高句丽是卵生；这则是直接“生子”。可见这是两种不同系列的族源神话，后者更接近东胡族系的族源神话，亦与突厥族系族源神话相类。
③檀君“御国一千五百年”，“寿一千九百八岁”，却没有世系。
④首次写定高句丽始祖东明（朱蒙）为“檀君之子”。
这里十分明确地将高句丽与古朝鲜连在了一起，把神话人物檀君与高句丽始祖东明（朱蒙）定为具有血缘的父子关系。从而构成了所谓古朝鲜的谱系，高句丽就成了古朝鲜历史文化范畴中的一员。
关于高句丽始祖问题，似乎不应有何歧义。只是《三国遗事》一书，方有高句丽始祖朱蒙为檀君之子的说法。据考，从汉文典籍到《好太王碑》、《高丽大王冉牟墓志》，均记朱蒙为日之子，河伯外孙，为感日卵生，这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三国史记》虽然记述天帝子解慕漱曾“私”柳花，但柳花仍因“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记二十八代王，有九代王（《三国史记》引《古记》作十代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大武神王三年春三月，“立东明王庙”。
新大王三年，“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故国川王二年，“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中川王三十三年，“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故国原王二年，“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安臧王三年，“王幸卒本，祀始祖庙”。
平原王二年，“二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
荣留王二年，“夏四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高句丽自不能例外，对其祖庙的祭祀乃是国家头等大事，自然十分隆重而庄严。
《好太王碑》：“邹牟王……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魏书·高句丽传》：“与朱蒙至纥升骨域，遂居焉。”
《三国史记》：“朱蒙……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遂欲都焉……四年……秋七月，营作城郭宫室。”
《三国遗事》：“东明继北夫余之后而兴，定都于卒本川，为卒本夫余。”
可知，朱蒙建国于卒本“西城山上”，始称卒本夫余。沸流水即今之富尔江。“富尔江发源于兴京之金厂崖，长约三百里，自北而南……土人以河流甚急，中多巨石参差错列，水激石鸣，故呼曰响水河子。”（见《桓仁县志》）“此富尔江当因水激石鸣，而古代称之为沸流水。”（孙进己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沸流谷即富尔江之河谷， 卒本（忽本）即今吉林省桓仁县，卒本川即今浑江，“忽本西城山上所建之都”，“应是今桓仁五女山城”，亦即《魏书·高句丽传》的“纥升骨城”。“可以确定五女山山城不是国内尉那岩城，而是纥升骨城”（同上书，第264页）。 可知卒本为高句丽始祖朱蒙始建都之地，所以其后代王在即位之初均到卒本，拜谒祭祀由大武神王所立的“东明王庙”。高句丽及其国家所奉始祖是朱蒙，而非他人。朱蒙之上再无祀。“在高句丽，除卒本城的始祖祠堂外，还有许多地方兴建了祭祀东明王的祠堂。但从记载上出现的后世高句丽王一直去卒本祭祀始祖祠堂一事来看，可知始祖祠堂仍在卒本，而且高句丽封建统治阶级也是重视在卒本的始祖祠堂举行祭祀的。”“高句丽对东明王的祭祀，此外还见到与祭天活动紧密结合进行的情况。”“作为国家性的例行活动对东明王进行祭祀，还通过祭天活动进行祭祀。这表明祭祀东明王乃是高句丽重要的国家仪式之一。”（〔朝〕姜世权著、 赵本宣译《关于东明王祠堂》， 《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2期）
《三国史记》按语引《海东古记》：“或云始祖东明，或云始祖优台，《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立国于带方，此云始祖仇台，然东明为始祖，事迹明白，其余不可信也。”
据上可知，高句丽族及国家自有谱系，其所祀者唯其始祖东明，与古朝鲜不相及。
在王氏高丽王朝期间，未见祭祀檀君始祖的记载。在李朝时代，明太祖二十五年（1392年），“冬，（李）成桂……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明史》卷320 《朝鲜》）按李成桂于明太祖二十四年（1391）“自立，遂有其国”，是为李氏朝鲜。在李朝建立之始，——1392年8月，“令平壤府祭祀檀君”，又于1412年6月，把檀君列入《祀典》之中。1413年确定檀君祭祀为“从祀”级。于1429年另建檀君祠堂，进行祭祀。（〔朝〕姜世权著、赵本宣译《关于东明王祠堂》，《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2期）
正如朝鲜学者指出的：“在高丽统治阶级认识到高句丽的强大及其始祖东明地位后，便力图通过为他在平壤建立祠堂进行祭祀，来提高高丽国家的权威，巩固自己的统治。李朝的统治阶级也从这一目的出发，在李朝建立之后不久便商定了历代始祖王的祭祀问题，力图提高自己的地位，以此来夸耀自己王朝的‘正统性’。”（同上）
李朝把东明王与檀君共祭：“今君（按指世宗）十一年己酉方始设置（檀君祠堂），与高句丽始祖东明王共祀于一祠堂。檀君位西，东明位东，均南面。每年春秋两季，赐下香烛及祝文，进行祭祀。”“（国王）去檀君、高句丽始祖前进行祭祀。问承旨洪应：‘高句丽始祖为谁？’洪应答曰：‘是高朱蒙’。王说：‘三国中高句丽异常强大’。”（同上）
从上述比较研究可知，高句丽与古朝鲜不是同一文化系列，而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出现起，出现一种把高句丽纳入古朝鲜文化范畴的思潮，并认为高句丽始祖朱蒙出于檀君，为“檀君之子”，以便构成古朝鲜历史文化谱系，正是“起因于李朝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树立异常强大的高句丽，以提高自己王朝的威信，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同上）这正是典型的政治目的论所造成的历史歪曲现象。
关于檀君神话
我们已在上文转录了《三国遗事》著录的檀君神话，并与高句丽族源神话等作了比较研究，后在《帝王韵记》、《东国李相国集》、《世宗实录》等朝鲜古籍中有内容大同小异的记录，又如朝鲜史籍《东国通鉴》：“东方初无君长，有神人降于檀木下，立为君，是为檀君，国号朝鲜，唐尧戊辰岁也，至商戊丁八年入阿斯达山为神。”
《东史》：“夏禹十八年会诸侯于涂山，檀君遣子扶娄朝焉。”（按《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今本《竹书纪年》作“八年，会诸侯于会稽……帝陟于会稽。”与《东史》所记不符。）
《五旬志》：“古有九夷，其君自檀君始。”
《纪寿四闻录》：“檀君化行有年，九夷共尊之，立为天王。”
《八域志》：“古时有神人，化生于平安道价川县妙香山檀木下石窟中，名曰檀君，遂为九夷君长，年代子孙不可记。”
《龙飞御天歌》：“唐尧戊辰岁，神人降于檀木下，国人立为君，都平壤，号檀君。”
《朝鲜史略》：“东方初无君长，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国人立为君，国号朝鲜，都平壤，徙白岳，后入阿达山为神，是为檀君。”
一般朝鲜古籍均删除《三国遗事》中的神人桓雄与熊女、熊女与檀树交合生子的所谓“不雅驯”文字。殊不知，这正是这则神话最重要的文字，删除了它们，就失去了这则神话的原始性与神话特征，影响了这则神话的文化内涵。
《三国遗事》所引《古记》的檀君神话，本体可分三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为天神桓因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桓因因之派遣桓雄下降人间，这是桓雄下世的起因，所谓天界、人间，充满萨满文化气息；而所谓“数意天下，贪求人世”、“天符印三个”，却有佛道思想的意味。
第二部分桓雄天王降神太伯山顶神檀树下，并趋使风伯、雨师等天神地祗管理人间世界，这是桓雄以大巫神、大萨满的面貌支配人间诸神祗事，桓雄成为主宰人间的大神。而风伯、雨师、云师诸神祗，则是华夏——汉文化的产物。
据考：《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风伯进扫”
知风伯为黄帝时的风神。
雨师又称
翳、屏翳、玄冥。
《楚辞·天问》：“号起雨，何以兴之？”王逸注：“，翳，雨师名也。”
《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
《艺文类聚》引《风俗通》：“玄冥，雨师也。”
《搜神记》：“雨师一曰屏翳，一曰号屏。”
雨师，行雨之神。
云师即云神丰隆，一名云中君，《楚辞·九歌》有“云中君”一章，写云神之神异。
主命，当为大司命、少司命之属，《楚辞·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二章。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皆楚俗为之名而祀之。”
另有五厉为疾病之神、刑神蓐收等等。
以上均为华夏——汉文化之诸神祗，桓雄支配诸神管理人间“三百六十余事”的情节，从中正可见出受到华夏——汉文化的影响，直接移植华夏诸神祗为其所用。
第三部分即天神桓雄与熊女或熊女与檀树交合生子情节，为神话之主体，檀（神）树崇拜、熊虎崇拜，从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檀树成为生命之树，天神与灵兽联姻以及神树生子等均带有浓厚的萨满文化因素，与夫余、高句丽族源神话绝不相类。这种檀树崇拜（甚至生子名为檀君——以树为名）、熊虎崇拜正表现出檀君神话的性质与特点。
第四部分为檀君建都与享国事。神话记“以高（尧）即位五十年庚寅。（原注：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据翦伯赞主编《中国历史年表》：尧即位为前2297年，《竹书纪年》：“帝尧元年丙子”。则尧五十年为乙丑（前2247年）。可知《三国遗事》所记与注之年代均与史不符。
所谓“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据考，周武王十一年庚寅（前1066）伐纣，灭之，十二年辛卯设三监，十三年壬辰访箕子，“封箕子于朝鲜”。《遗事》所记周武王即位己卯，亦与史不符。
所谓“御国一千五百年”，“寿一千九百八岁”，时间长得不可思议，却不见世系。
可知《三国遗事》所记本不是史实，而属神话传说，檀君王俭之为神话人物，所谓“仙人王俭”有所宜也。有人从考古学上印证檀君王俭之实际存在，故有所谓“檀君陵”的发掘，已有学人对檀君陵之发掘提出质疑，见《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4年2 期的《檀君陵发掘质疑》一文，其中提出年代与地域、人骨的年代测定、墓葬结构，以及出土遗物等问题，我们不再重赘，这里只就发掘情况提出几个问题：
一是“出土两副人骨，主要是骨盆骨和臂腿骨”。据说一为男性，即檀君，一为女性。据《关于檀君陵出土人骨的人类学特征》所说：“鉴定结果，查明檀君是当时活得最久的长寿者，…可以确信，檀君是以大大超过上面规定的最高基准界限（70岁）的老人而结束自己一生的。”“计算檀君遗骨的绝对年代为距今5011±267年，相对误差为5.4%。”生活在五千年前的人却可以长寿到“大大超过规定的最高基准界限”，所谓“最高基准界限”即70岁，所谓“大大超过”者，超过多少？一倍？二倍？三倍？这是可能的么？“埋在檀君陵内的女人，因为不知劳动而长大起来的贵族出身的人，所以在躯体骨的任何部分上，都典型地显示出纤弱女性的特征。”这种五千年前氏族社会的女性是“不知劳动而长大起来的贵族女人”的提法，是同样地荒唐而可笑。
二是“出土了金铜王冠前面的直立装饰和围带残片各1件， ……是在青铜板上镀以很厚的金；围带为窄长的青铜板，也镀了很厚的金。”“出土了连结许多块牌子制成的青铜带中的一块牌子，…本来镀过金，现在大部分脱掉，甚至看不出痕迹。”据考，镀金镶嵌技术（包括镀锡技术）在我国中原地区是公元前八一七世纪时期出现的；在中国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使用了镀锡技术，时间在公元前六一四世纪；东北亚地区出现此种金属技术则在更晚的时期。
三是所谓高句丽重修檀君墓问题，发掘者认为“这座墓分明是高句丽样式的墓”；“古朝鲜始祖檀君的遗骨怎么出现在高句丽样式的墓葬中呢？”他们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提出“与高句丽时期改筑这座墓相关联的”说法，“他们（按指高句丽）看见被破坏的檀君陵后，便以自己的墓葬样式进行了改进。”（引文均见《关于檀君陵发掘》，《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4年1期，第12—16 页）据查《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史，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更没有祭祀檀君的记录；《三国遗事·王历》虽然记：“高朱蒙为檀君之子”，但全书却无一字记录高句丽祭檀君改修陵墓之事，所以，所谓“改建”的推测是不能成立的。
四是《三国遗事》所引“《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查中国古籍，有《三国志·魏书》，鱼豢《魏略》，北魏的《魏书》，均没有关于檀君的记载，不知《三国遗事》的作者指的何种《魏书》，请能拿出来供我们一阅。
关于朝鲜一词的由来
《三国遗事》所记檀君神话中记有“檀君王俭……都平壤城，始称朝鲜”的一段文字。
这是说在所谓五千年前就已有“朝鲜”这一名称（地名、国名）了，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史记·朝鲜列传》张晏曰：“朝鲜有湿水、冽水、汕水，三水合为冽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索隐》案：“朝音潮，直骄反，鲜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讪。”（按：反切与标音不符，标音系按近人读音，当误）。
这是汉唐人对朝鲜名称来源的最早解释，认为源于水名。这是不正确的，这种解释并未说明朝鲜名称的本义，更未揭示其文化内涵。后有人指出朝鲜之名乃指日出之地，这个解释已接近本义，但尚需深入。
按：朝有两音，一音昭ahāo，金文有朝字。
像居于扶桑（草木）之日升出于水（甘渊）之中，或如十日浴于水中之形。此为名词，如朝日、朝云、朝霞、朝晖，地名，如朝歌、朝儛。唐人司马贞以音直骄反，则音昭，《康熙字典》亦标为昭，这当是周秦汉唐的古音，清人仍知之。
朝另一音潮cháo，如朝廷、朝野、野纲、朝贵、朝隐等，近代以降，朝鲜之朝则读潮了，今仍承之，已失古音之义，这是词义的变化引起读音的变化所致。
朝鲜半岛在亚洲之东方，对此，我国历史文献多有记述。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分命羲仲，宅頵嵎夷，曰旸谷。”《注疏》：“东表之地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旸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嵎，海嵎也，夷，莱夷也。”曾运乾《尚书正读》：“羲仲，羲和之子；嵎夷，《禹贡》在青州；《说文》在冀州；…按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在辽西。《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云，昔帝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青州正有今辽沈之地。旸谷为首阳山谷，则在今辽阳县境。”
这是帝尧命羲和之子羲仲宅于嵎夷集居地，此地名曰旸谷，为东方之官（神）。这是古老的羲和生日——日之母神话的一部分。
曾运乾以为嵎夷为东夷九种之一，此说近是，但义尚未逮。
吕思勉以为嵎夷即倭夷。（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24页）恐非是。
嵎夷一作郁夷，《逸周书·王会解》：“周公旦主东方……杨州禺。”知嵎夷又称杨州禺。唐宋人仍知嵎夷其族其地。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十一月“癸亥， 以邢国公苏定方为神丘道总管，刘伯英为禺夷道总管。”以讨百济。（《旧唐书·高宗纪》）
《新唐书·高宗纪》作（显庆）五年三月“辛亥，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
《资治通鉴》卷200《唐纪》16高宗显庆五年（660）三月“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胡三省注：“因《尧典》：‘宅嵎夷，曰旸谷’而命之。”
朝鲜学者撰写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均记载此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太宗武烈王纪》：七年三月，“唐高宗……敕王（指新罗太宗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兵为之声援。”《三国遗事》卷一：“唐高宗五年，…以新罗王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其国兵，与之合势。”
在今日朝鲜半岛之载宁江、临津江、汉江之入海口处仍有一名为“隅岛”者在。
可知，唐人仍知新罗、百济为古嵎夷之集居地。
关于杨州禺：《三国遗事》卷二：南扶余——百济近肖古王“咸安元年，取高句丽南平壤，移都北汉城（注：今杨州），历一百五年。”
可知北汉城原名杨州，此地为嵎夷故地，故又称杨州禺，为东北夷之一。
可知，朝鲜半岛始初称为旸谷、汤谷，为嵎夷集居地。
《山海经》记有“汤谷”之事。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海外东经》）
（按：“黑齿国”为朝鲜半岛上一古方国。《三国史记·百济列传》有“黑齿常之传”。）
“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
“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山海经·大荒东经》）
这个甘水、甘渊，即所谓汤谷（或曰旸谷）。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同上）
《归藏·启筮》：“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
《楚辞天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
《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扶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
汤谷即旸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扶桑即东方日出之榑木，又称若木，为日所浴处（日从东方海水中升起，故谓之浴）。扶桑、十日所浴，即朝字，朝为扶桑、十日所浴所构成，故十日又为地名——“一曰在十日北”。“汤谷即旸谷，日出处海波如沸，故又名汤谷。”（游国恩《天问纂义》引李陈玉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
扶木即扶桑，又作傅木，为羲和生日神话。“扶木，柱三百里”，扶木高可通天地。这里直接记“扶木”，为“柱”，柱木（高、长）三百里，——柱（
）是颛顼高阳氏之族标，汤谷则为颛顼之通天地之地。
这样说来，在朝鲜半岛的古文化中，有颛顼高阳氏的文化因子，颛顼高阳氏族团曾在半岛活动并发生过影响。
“又有成山，甘水穷焉。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山海经·大荒南经》）
“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山海经·海外南经》）
所谓“羽民之国”，即以鸟（灵禽）为图腾的古族古方国，诸如《山海经》中所记之东北亚地区的黑齿国、白民国、司幽国、中容国、
国、张弘国、讙头国等等。这是颛顼高阳氏族团图腾崇拜的遗留，或是其苗裔。
卵民国，卵生族源神话原于颛顼高阳氏文化（其中有少昊——帝喾高辛氏族团融合的痕迹），在这里找到了根源。颛顼高阳氏为北方大帝，其族团活跃在东北亚广阔的土地上，一些古族古方国是这个族团苗裔。“其为人长颊”即为改变颅形，亦为颛顼文化习俗的一个特征。这些古族古方国均把卵生神话作为自己的族源神话。诸如夫余、高句丽、满族、朝鲜古族等均有卵生族源神话。高句丽族崇拜日神（阳乌），始祖卵生，念念不忘自己民族出于颛顼高阳氏族团，为尊崇民族祖先颛顼高阳氏，故“以高为氏”。
直至宋代，王氏高丽王朝仍知（称）朝鲜半岛为古嵎夷、嵎宅、旸谷：“淳化三年（992 ）（宋太宗赵炅）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高丽国王王）治上表谢曰：‘学生王彬、崔罕等入朝习业。…彬、罕等幼从匏系，嗟混迹于嵎夷，不惮蓬飘，早宾王于天邑。”
“又有张仁铨者，……仍诏（王）治释仁铨罪。治又上表谢曰：……仁铨嵎宅细民，海门贱吏，获趋上国，敢贡愚诚。”（《宋史》卷487，《外国三·高丽传》）
宋代高丽使者致福建转运使罗拯牒云：“……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当国僻居旸谷，邈恋天朝”（同上）。《三国遗事》亦记此事，知高丽国人仍将其地（朝鲜半岛）称为古旸谷嵎夷之地。
《周易》“卦三十六明夷”实际是写殷商灭亡之后，箕子别离故国，去之朝鲜（明夷）的整个历程与痛苦心境。
明夷卦文：
（离下坤上）明夷，利艰贞。
易学专家李镜池《周易通义》：“明夷：多义词。一犹鸣鴺，鸟名；一为坚弓之名；一为鸣弓；还可解作日落地下，日出处的国名等，以多见词标题。”
卦文：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不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全卦大意：箕子出行，一路见到鸟在天空飞鸣，心中痛苦之极，已经三天不吃东西了，这是由于他是待罪（国亡家破）之身啊。太阳下山了（暗喻殷商的灭亡），骑马跌伤了左腿。狩猎射箭，打到了大猛兽，在旅途中可不要生病呀。晚上就住宿在道左的房屋中，又作了一件大弓（以备路上之用）。箕子去到明夷国去，出门吉利。太阳下山了，不亮了，天黑了。（“太阳初登于天为明，后入于地为夷。”）——这后一爻解释此卦的标题意义，也是象征地表达箕子对家国灭亡的悲痛。
对“六五”爻，《周易通义》注释：“之，往。明夷，东方之国，日出处，这说的是殷亡后的故事；纣王的哥哥（箕子）到明夷。‘利贞’，指利于出门。”
则明夷为东方日出之地，东方日出，大地一片光明。
从上可知，在旸谷（汤谷）之后，朝鲜半岛之又一古名为明夷，（东方日出之地（国））。这当是夏商时期的称呼，而在《周易》中保存下来。
朝鲜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传》、《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宋微子世家》与《朝鲜列传》，又见于《山海经》、《战国策》诸典籍之中。朝鲜一词与旸谷（汤谷）、明夷一样均属汉语言文化，来于东方海上日出之象。朝阳从东方海水（甘渊、汤谷）中升起，海水为之沸腾，明丽新鲜，光华灿烂，万方为之光明。朝鲜一词当产生（形成）于商周之际，它综合了旸谷（汤谷）、明夷的文化内涵，更为明确地概括了朝鲜半岛的自然、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的特点，更符合汉语言文化（以及文字构成）诸特点，内涵更为丰富，词汇声情更为鲜亮而易为人所接受，这就是朝鲜名称的由来及其文化内涵吧。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1998年01期第42～51页
【作者简介】张碧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哈尔滨 150076
| 【内容提要】 | 本文就三个问题进行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高句丽族源神话与所谓檀君神话作比较研究。高句丽始祖朱蒙感日卵生，为河伯外孙，属中华文化系统，而檀君乃神人与熊女交合而生。它们是两种不同系别的族源神话。高句丽后代诸王只祀其始祖朱蒙，朱蒙之上再无祀。文章批驳了把高句丽纳入朝鲜史体系的错误观点，认为朱蒙出于檀君没有历史根据。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所谓檀君神话研究。《三国遗事》所记不是史实，而属神话传说。文章对檀君陵的发掘提出质疑。第三个问题是探讨朝鲜一词的由来。文章认为朝鲜最初名旸谷，或曰汤谷，九夷中的嵎夷集居地，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日出处海波如沸。在《周易》中的“箕子之明夷”卦，汤谷之后又称明夷，指东方日出之国。朝鲜一词是继汤谷、明夷之后于商周之际出现的地名，均属汉语言文化，来于海上日出之象。朝鲜一词综合了汤谷、明夷的文化内涵，更为鲜明地概括了朝鲜半岛的自然、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的特点，更符合汉语言文化以及文字构成诸特点而易为人们所接受。 |
关于族源神话的比较
族源神话是研究探索民族渊源的一把钥匙，是民族史、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古朝鲜的族源神话由于某些因素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为正本清源，对古朝鲜文化中的族源神话作一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一些朝鲜史学家把扶余、高句丽族纳入到古朝鲜史序列，故而在古朝鲜文化中就有了一个比较研究的基础。
夫余、高句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族、古国，自有其历史文化渊源。据考，扶余、高句丽族源神话最早见于我国汉代典籍。
东汉王充《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嘘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扶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
《后汉书·东夷夫余传》、《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亦记此事，情节相同，只是橐离作索离、高离。这一记载虽嫌简略，却构成了夫余——高句丽族的感日卵生族源神话的基本框架（或者叫作原型）。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肥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远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这是高句丽族源神话的最完整的记载。
《北史·百济传》又将夫余族源神话作为百济国的始祖神话，而为百济所继承。
《梁书》、《周书》、《北史》、《隋书》等均有高句丽始祖朱蒙感于日影而卵生的族源神话的记载。
光绪初年（1875年左右）在吉林省集安县发现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黄龙负升天。”
这里的邹牟，即朱蒙，即东明，为同音异写。《好太王碑》又称《广开土王碑》。好太王是高句丽王朝的第十九代王，公年391年即位，412年逝世，其子长寿王于公元414年为其父立碑。
《高丽大兄冉牟墓志》：“大使者牟头娄口奴客文：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河伯之孙，日月之子，所生之地……河伯日月之孙……（转引自孙进已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二卷，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476—479页）
高句丽始祖朱蒙（或曰东明，或曰邹牟）神话是在中华帝王天命观念支配下创造的，其基本框架——原型是鸡子——日影——河水——卵生：不平凡的妊娠与诞生；弃子图腾考验；超自然的神奇经历；出走建都：天命神授的帝王天命的结果，最后是生前建国称王，死后“负龙”升天。这则族源神话显然是在颛顼高阳文化影响下并杂揉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始祖后稷诞生以及后羿、逢蒙诸神话传说。这里蕴涵着太阳与河水、太阳与土地孕育了人类，它们是人类的父亲和母亲的原始的宇宙模式与人类意识。这则族源神话接受了华夏文化影响，而又具有本民族族源神话的特点。神话的结尾：路遇三人“一人著麻衣”——标志农业，“一人著衲衣”——标志信仰佛教；“一人著水藻衣”——标志渔猎业。如果是这样，则寓示着高句丽兼有农业、畜牧、渔猎的经济形态与信仰佛教的文化形态。
至朝鲜史家金富轼所编撰《三国史记》一出，高句丽被纳入到古朝鲜史序列，古朝鲜史、古朝鲜文化史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国史记》卷十三记云：“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岿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技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主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泊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地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
这里在保存感日卵生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增添了“金蛙”（灵石产子）、“柳花”与“天帝子解慕漱”情节，使高句丽族源神话呈现复合型——天人交合与感日卵生二者交互的特点。
《三国史记》卷一记新罗始祖赫居世神话：“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阏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四曰茂山大树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长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号），居西干，辰言王。”
有神马引导而见大卵，“有婴儿出焉”，这种卵生族源正是高句丽的感日卵生族源神话的直接影响的结果。
《三国史记》卷二十三记百济始祖温祚王：“其父邹牟，或云朱蒙，自北夫余逃难，至卒本夫余。夫余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夫余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长曰沸流，次曰温祚。（或云朱蒙到卒本娶越郡女，生二子。）及朱蒙在北夫余所生子来为太子，沸流、温祚恐为太子所不容，遂与乌干、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从之者多。遂至汉山，登负儿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于海滨。十臣谏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据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沸流不听。分其民，归弥邹忽以居之，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也。沸流以弥邹土湿水咸，不得安居，归见慰礼，都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惭悔而死，其臣民皆归于慰礼。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其世系与高句丽同出夫余，故以夫余为氏。（一云始祖沸流王，其父优台，北夫余王解夫娄庶孙，母召西奴，本人延陁勃之女。召奴始归于优台，生子二人，长曰沸流，次曰温祚；优台死，寡居于卒本。后朱蒙不容于夫余，以前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娶召奴为妃，其于开基创业，颇有内助，故朱蒙宠接之特厚，待沸流等如己子。及朱蒙在夫余所生礼氏子孺留来，立之为太子，以至嗣位焉。于是沸流谓弟温祚曰：‘始大王避夫余之难，逃归至此，我母氏倾家业助成邦业，其勤劳多矣。及大王厌世，国家属于孺留。吾等徒在此，郁郁如疣赘。不如奉母氏南游卜地，别立国都’。遂与弟率党类，渡浿、带二水，至弥邹忽以居之。（《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初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未知孰是。”）
这则传说故事将朱蒙与百济始祖拉上了血缘关系。
《三国史记》作者把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古国作为东方三国的同一序列加以撰述，使这三国初具同一谱系，透露出作者首次把高句丽纳入古朝鲜历史文化范畴中的史学观念与撰写意图——“至于吾邦之事”，“著在方策”。
继《三国史记》，有《三国遗事》一书出刊。据《三国遗事》“后序”，知其刊行于辽道宗咸雍十一年（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首篇记有所谓古朝鲜坛（一作檀）君族源神话：“《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高（尧）同时。《古记》云：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大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伯、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尧）即位五十年庚寅（原注：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於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
又有《王历》：“高丽第一东明王，甲申立，理二十年，姓高，名朱蒙，一作邹蒙，檀君之子。”“新罗第一赫居世，姓朴，卵生”；“百济第一温祚王，东明第三子，一云第二…”
前者是古朝鲜族源神话，后者则是古朝鲜之谱系。
檀君神话与夫余、高句丽族源神话相比较，可有下列需注意的几点：
①神人、熊女交合生子，
②熊女、檀树交合生子。
檀君神话杂有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交织的特点，熊、虎、檀树作为灵兽、灵木是沟通天地的重要工具，而桓雄则是一个巫者、大萨满，他可以点化熊虎变人，趋使支配风伯、雨师、云师等诸神祗。夫余、高句丽是感日影而孕；这则是神人与熊女、熊女与神树交合而孕。夫余、高句丽是卵生；这则是直接“生子”。可见这是两种不同系列的族源神话，后者更接近东胡族系的族源神话，亦与突厥族系族源神话相类。
③檀君“御国一千五百年”，“寿一千九百八岁”，却没有世系。
④首次写定高句丽始祖东明（朱蒙）为“檀君之子”。
这里十分明确地将高句丽与古朝鲜连在了一起，把神话人物檀君与高句丽始祖东明（朱蒙）定为具有血缘的父子关系。从而构成了所谓古朝鲜的谱系，高句丽就成了古朝鲜历史文化范畴中的一员。
关于高句丽始祖问题，似乎不应有何歧义。只是《三国遗事》一书，方有高句丽始祖朱蒙为檀君之子的说法。据考，从汉文典籍到《好太王碑》、《高丽大王冉牟墓志》，均记朱蒙为日之子，河伯外孙，为感日卵生，这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三国史记》虽然记述天帝子解慕漱曾“私”柳花，但柳花仍因“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记二十八代王，有九代王（《三国史记》引《古记》作十代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大武神王三年春三月，“立东明王庙”。
新大王三年，“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故国川王二年，“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中川王三十三年，“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故国原王二年，“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安臧王三年，“王幸卒本，祀始祖庙”。
平原王二年，“二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
荣留王二年，“夏四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高句丽自不能例外，对其祖庙的祭祀乃是国家头等大事，自然十分隆重而庄严。
《好太王碑》：“邹牟王……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魏书·高句丽传》：“与朱蒙至纥升骨域，遂居焉。”
《三国史记》：“朱蒙……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遂欲都焉……四年……秋七月，营作城郭宫室。”
《三国遗事》：“东明继北夫余之后而兴，定都于卒本川，为卒本夫余。”
可知，朱蒙建国于卒本“西城山上”，始称卒本夫余。沸流水即今之富尔江。“富尔江发源于兴京之金厂崖，长约三百里，自北而南……土人以河流甚急，中多巨石参差错列，水激石鸣，故呼曰响水河子。”（见《桓仁县志》）“此富尔江当因水激石鸣，而古代称之为沸流水。”（孙进己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沸流谷即富尔江之河谷， 卒本（忽本）即今吉林省桓仁县，卒本川即今浑江，“忽本西城山上所建之都”，“应是今桓仁五女山城”，亦即《魏书·高句丽传》的“纥升骨城”。“可以确定五女山山城不是国内尉那岩城，而是纥升骨城”（同上书，第264页）。 可知卒本为高句丽始祖朱蒙始建都之地，所以其后代王在即位之初均到卒本，拜谒祭祀由大武神王所立的“东明王庙”。高句丽及其国家所奉始祖是朱蒙，而非他人。朱蒙之上再无祀。“在高句丽，除卒本城的始祖祠堂外，还有许多地方兴建了祭祀东明王的祠堂。但从记载上出现的后世高句丽王一直去卒本祭祀始祖祠堂一事来看，可知始祖祠堂仍在卒本，而且高句丽封建统治阶级也是重视在卒本的始祖祠堂举行祭祀的。”“高句丽对东明王的祭祀，此外还见到与祭天活动紧密结合进行的情况。”“作为国家性的例行活动对东明王进行祭祀，还通过祭天活动进行祭祀。这表明祭祀东明王乃是高句丽重要的国家仪式之一。”（〔朝〕姜世权著、 赵本宣译《关于东明王祠堂》， 《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2期）
《三国史记》按语引《海东古记》：“或云始祖东明，或云始祖优台，《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立国于带方，此云始祖仇台，然东明为始祖，事迹明白，其余不可信也。”
据上可知，高句丽族及国家自有谱系，其所祀者唯其始祖东明，与古朝鲜不相及。
在王氏高丽王朝期间，未见祭祀檀君始祖的记载。在李朝时代，明太祖二十五年（1392年），“冬，（李）成桂……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明史》卷320 《朝鲜》）按李成桂于明太祖二十四年（1391）“自立，遂有其国”，是为李氏朝鲜。在李朝建立之始，——1392年8月，“令平壤府祭祀檀君”，又于1412年6月，把檀君列入《祀典》之中。1413年确定檀君祭祀为“从祀”级。于1429年另建檀君祠堂，进行祭祀。（〔朝〕姜世权著、赵本宣译《关于东明王祠堂》，《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2期）
正如朝鲜学者指出的：“在高丽统治阶级认识到高句丽的强大及其始祖东明地位后，便力图通过为他在平壤建立祠堂进行祭祀，来提高高丽国家的权威，巩固自己的统治。李朝的统治阶级也从这一目的出发，在李朝建立之后不久便商定了历代始祖王的祭祀问题，力图提高自己的地位，以此来夸耀自己王朝的‘正统性’。”（同上）
李朝把东明王与檀君共祭：“今君（按指世宗）十一年己酉方始设置（檀君祠堂），与高句丽始祖东明王共祀于一祠堂。檀君位西，东明位东，均南面。每年春秋两季，赐下香烛及祝文，进行祭祀。”“（国王）去檀君、高句丽始祖前进行祭祀。问承旨洪应：‘高句丽始祖为谁？’洪应答曰：‘是高朱蒙’。王说：‘三国中高句丽异常强大’。”（同上）
从上述比较研究可知，高句丽与古朝鲜不是同一文化系列，而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出现起，出现一种把高句丽纳入古朝鲜文化范畴的思潮，并认为高句丽始祖朱蒙出于檀君，为“檀君之子”，以便构成古朝鲜历史文化谱系，正是“起因于李朝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树立异常强大的高句丽，以提高自己王朝的威信，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同上）这正是典型的政治目的论所造成的历史歪曲现象。
关于檀君神话
我们已在上文转录了《三国遗事》著录的檀君神话，并与高句丽族源神话等作了比较研究，后在《帝王韵记》、《东国李相国集》、《世宗实录》等朝鲜古籍中有内容大同小异的记录，又如朝鲜史籍《东国通鉴》：“东方初无君长，有神人降于檀木下，立为君，是为檀君，国号朝鲜，唐尧戊辰岁也，至商戊丁八年入阿斯达山为神。”
《东史》：“夏禹十八年会诸侯于涂山，檀君遣子扶娄朝焉。”（按《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今本《竹书纪年》作“八年，会诸侯于会稽……帝陟于会稽。”与《东史》所记不符。）
《五旬志》：“古有九夷，其君自檀君始。”
《纪寿四闻录》：“檀君化行有年，九夷共尊之，立为天王。”
《八域志》：“古时有神人，化生于平安道价川县妙香山檀木下石窟中，名曰檀君，遂为九夷君长，年代子孙不可记。”
《龙飞御天歌》：“唐尧戊辰岁，神人降于檀木下，国人立为君，都平壤，号檀君。”
《朝鲜史略》：“东方初无君长，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国人立为君，国号朝鲜，都平壤，徙白岳，后入阿达山为神，是为檀君。”
一般朝鲜古籍均删除《三国遗事》中的神人桓雄与熊女、熊女与檀树交合生子的所谓“不雅驯”文字。殊不知，这正是这则神话最重要的文字，删除了它们，就失去了这则神话的原始性与神话特征，影响了这则神话的文化内涵。
《三国遗事》所引《古记》的檀君神话，本体可分三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为天神桓因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桓因因之派遣桓雄下降人间，这是桓雄下世的起因，所谓天界、人间，充满萨满文化气息；而所谓“数意天下，贪求人世”、“天符印三个”，却有佛道思想的意味。
第二部分桓雄天王降神太伯山顶神檀树下，并趋使风伯、雨师等天神地祗管理人间世界，这是桓雄以大巫神、大萨满的面貌支配人间诸神祗事，桓雄成为主宰人间的大神。而风伯、雨师、云师诸神祗，则是华夏——汉文化的产物。
据考：《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风伯进扫”
知风伯为黄帝时的风神。
雨师又称
翳、屏翳、玄冥。《楚辞·天问》：“
号起雨，何以兴之？”王逸注：“，翳，雨师名也。”《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
《艺文类聚》引《风俗通》：“玄冥，雨师也。”
《搜神记》：“雨师一曰屏翳，一曰号屏。”
雨师，行雨之神。
云师即云神丰隆，一名云中君，《楚辞·九歌》有“云中君”一章，写云神之神异。
主命，当为大司命、少司命之属，《楚辞·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二章。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皆楚俗为之名而祀之。”
另有五厉为疾病之神、刑神蓐收等等。
以上均为华夏——汉文化之诸神祗，桓雄支配诸神管理人间“三百六十余事”的情节，从中正可见出受到华夏——汉文化的影响，直接移植华夏诸神祗为其所用。
第三部分即天神桓雄与熊女或熊女与檀树交合生子情节，为神话之主体，檀（神）树崇拜、熊虎崇拜，从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檀树成为生命之树，天神与灵兽联姻以及神树生子等均带有浓厚的萨满文化因素，与夫余、高句丽族源神话绝不相类。这种檀树崇拜（甚至生子名为檀君——以树为名）、熊虎崇拜正表现出檀君神话的性质与特点。
第四部分为檀君建都与享国事。神话记“以高（尧）即位五十年庚寅。（原注：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据翦伯赞主编《中国历史年表》：尧即位为前2297年，《竹书纪年》：“帝尧元年丙子”。则尧五十年为乙丑（前2247年）。可知《三国遗事》所记与注之年代均与史不符。
所谓“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据考，周武王十一年庚寅（前1066）伐纣，灭之，十二年辛卯设三监，十三年壬辰访箕子，“封箕子于朝鲜”。《遗事》所记周武王即位己卯，亦与史不符。
所谓“御国一千五百年”，“寿一千九百八岁”，时间长得不可思议，却不见世系。
可知《三国遗事》所记本不是史实，而属神话传说，檀君王俭之为神话人物，所谓“仙人王俭”有所宜也。有人从考古学上印证檀君王俭之实际存在，故有所谓“檀君陵”的发掘，已有学人对檀君陵之发掘提出质疑，见《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4年2 期的《檀君陵发掘质疑》一文，其中提出年代与地域、人骨的年代测定、墓葬结构，以及出土遗物等问题，我们不再重赘，这里只就发掘情况提出几个问题：
一是“出土两副人骨，主要是骨盆骨和臂腿骨”。据说一为男性，即檀君，一为女性。据《关于檀君陵出土人骨的人类学特征》所说：“鉴定结果，查明檀君是当时活得最久的长寿者，…可以确信，檀君是以大大超过上面规定的最高基准界限（70岁）的老人而结束自己一生的。”“计算檀君遗骨的绝对年代为距今5011±267年，相对误差为5.4%。”生活在五千年前的人却可以长寿到“大大超过规定的最高基准界限”，所谓“最高基准界限”即70岁，所谓“大大超过”者，超过多少？一倍？二倍？三倍？这是可能的么？“埋在檀君陵内的女人，因为不知劳动而长大起来的贵族出身的人，所以在躯体骨的任何部分上，都典型地显示出纤弱女性的特征。”这种五千年前氏族社会的女性是“不知劳动而长大起来的贵族女人”的提法，是同样地荒唐而可笑。
二是“出土了金铜王冠前面的直立装饰和围带残片各1件， ……是在青铜板上镀以很厚的金；围带为窄长的青铜板，也镀了很厚的金。”“出土了连结许多块牌子制成的青铜带中的一块牌子，…本来镀过金，现在大部分脱掉，甚至看不出痕迹。”据考，镀金镶嵌技术（包括镀锡技术）在我国中原地区是公元前八一七世纪时期出现的；在中国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使用了镀锡技术，时间在公元前六一四世纪；东北亚地区出现此种金属技术则在更晚的时期。
三是所谓高句丽重修檀君墓问题，发掘者认为“这座墓分明是高句丽样式的墓”；“古朝鲜始祖檀君的遗骨怎么出现在高句丽样式的墓葬中呢？”他们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提出“与高句丽时期改筑这座墓相关联的”说法，“他们（按指高句丽）看见被破坏的檀君陵后，便以自己的墓葬样式进行了改进。”（引文均见《关于檀君陵发掘》，《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4年1期，第12—16 页）据查《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史，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更没有祭祀檀君的记录；《三国遗事·王历》虽然记：“高朱蒙为檀君之子”，但全书却无一字记录高句丽祭檀君改修陵墓之事，所以，所谓“改建”的推测是不能成立的。
四是《三国遗事》所引“《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查中国古籍，有《三国志·魏书》，鱼豢《魏略》，北魏的《魏书》，均没有关于檀君的记载，不知《三国遗事》的作者指的何种《魏书》，请能拿出来供我们一阅。
关于朝鲜一词的由来
《三国遗事》所记檀君神话中记有“檀君王俭……都平壤城，始称朝鲜”的一段文字。
这是说在所谓五千年前就已有“朝鲜”这一名称（地名、国名）了，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史记·朝鲜列传》张晏曰：“朝鲜有湿水、冽水、汕水，三水合为冽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索隐》案：“朝音潮，直骄反，鲜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讪。”（按：反切与标音不符，标音系按近人读音，当误）。
这是汉唐人对朝鲜名称来源的最早解释，认为源于水名。这是不正确的，这种解释并未说明朝鲜名称的本义，更未揭示其文化内涵。后有人指出朝鲜之名乃指日出之地，这个解释已接近本义，但尚需深入。
按：朝有两音，一音昭ahāo，金文有朝字。
像居于扶桑（草木）之日升出于水（甘渊）之中，或如十日浴于水中之形。此为名词，如朝日、朝云、朝霞、朝晖，地名，如朝歌、朝儛。唐人司马贞以音直骄反，则音昭，《康熙字典》亦标为昭，这当是周秦汉唐的古音，清人仍知之。
朝另一音潮cháo，如朝廷、朝野、野纲、朝贵、朝隐等，近代以降，朝鲜之朝则读潮了，今仍承之，已失古音之义，这是词义的变化引起读音的变化所致。
朝鲜半岛在亚洲之东方，对此，我国历史文献多有记述。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分命羲仲，宅頵嵎夷，曰旸谷。”《注疏》：“东表之地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旸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嵎，海嵎也，夷，莱夷也。”曾运乾《尚书正读》：“羲仲，羲和之子；嵎夷，《禹贡》在青州；《说文》在冀州；…按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在辽西。《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云，昔帝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青州正有今辽沈之地。旸谷为首阳山谷，则在今辽阳县境。”
这是帝尧命羲和之子羲仲宅于嵎夷集居地，此地名曰旸谷，为东方之官（神）。这是古老的羲和生日——日之母神话的一部分。
曾运乾以为嵎夷为东夷九种之一，此说近是，但义尚未逮。
吕思勉以为嵎夷即倭夷。（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24页）恐非是。
嵎夷一作郁夷，《逸周书·王会解》：“周公旦主东方……杨州禺。”知嵎夷又称杨州禺。唐宋人仍知嵎夷其族其地。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十一月“癸亥， 以邢国公苏定方为神丘道总管，刘伯英为禺夷道总管。”以讨百济。（《旧唐书·高宗纪》）
《新唐书·高宗纪》作（显庆）五年三月“辛亥，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
《资治通鉴》卷200《唐纪》16高宗显庆五年（660）三月“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胡三省注：“因《尧典》：‘宅嵎夷，曰旸谷’而命之。”
朝鲜学者撰写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均记载此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太宗武烈王纪》：七年三月，“唐高宗……敕王（指新罗太宗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兵为之声援。”《三国遗事》卷一：“唐高宗五年，…以新罗王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其国兵，与之合势。”
在今日朝鲜半岛之载宁江、临津江、汉江之入海口处仍有一名为“隅岛”者在。
可知，唐人仍知新罗、百济为古嵎夷之集居地。
关于杨州禺：《三国遗事》卷二：南扶余——百济近肖古王“咸安元年，取高句丽南平壤，移都北汉城（注：今杨州），历一百五年。”
可知北汉城原名杨州，此地为嵎夷故地，故又称杨州禺，为东北夷之一。
可知，朝鲜半岛始初称为旸谷、汤谷，为嵎夷集居地。
《山海经》记有“汤谷”之事。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海外东经》）
（按：“黑齿国”为朝鲜半岛上一古方国。《三国史记·百济列传》有“黑齿常之传”。）
“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
“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山海经·大荒东经》）
这个甘水、甘渊，即所谓汤谷（或曰旸谷）。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同上）
《归藏·启筮》：“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
《楚辞天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
《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扶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
汤谷即旸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扶桑即东方日出之榑木，又称若木，为日所浴处（日从东方海水中升起，故谓之浴）。扶桑、十日所浴，即朝字，朝为扶桑、十日所浴所构成，故十日又为地名——“一曰在十日北”。“汤谷即旸谷，日出处海波如沸，故又名汤谷。”（游国恩《天问纂义》引李陈玉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
扶木即扶桑，又作傅木，为羲和生日神话。“扶木，柱三百里”，扶木高可通天地。这里直接记“扶木”，为“柱”，柱木（高、长）三百里，——柱（
）是颛顼高阳氏之族标，汤谷则为颛顼之通天地之地。这样说来，在朝鲜半岛的古文化中，有颛顼高阳氏的文化因子，颛顼高阳氏族团曾在半岛活动并发生过影响。
“又有成山，甘水穷焉。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山海经·大荒南经》）
“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山海经·海外南经》）
所谓“羽民之国”，即以鸟（灵禽）为图腾的古族古方国，诸如《山海经》中所记之东北亚地区的黑齿国、白民国、司幽国、中容国、
国、张弘国、讙头国等等。这是颛顼高阳氏族团图腾崇拜的遗留，或是其苗裔。卵民国，卵生族源神话原于颛顼高阳氏文化（其中有少昊——帝喾高辛氏族团融合的痕迹），在这里找到了根源。颛顼高阳氏为北方大帝，其族团活跃在东北亚广阔的土地上，一些古族古方国是这个族团苗裔。“其为人长颊”即为改变颅形，亦为颛顼文化习俗的一个特征。这些古族古方国均把卵生神话作为自己的族源神话。诸如夫余、高句丽、满族、朝鲜古族等均有卵生族源神话。高句丽族崇拜日神（阳乌），始祖卵生，念念不忘自己民族出于颛顼高阳氏族团，为尊崇民族祖先颛顼高阳氏，故“以高为氏”。
直至宋代，王氏高丽王朝仍知（称）朝鲜半岛为古嵎夷、嵎宅、旸谷：“淳化三年（992 ）（宋太宗赵炅）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高丽国王王）治上表谢曰：‘学生王彬、崔罕等入朝习业。…彬、罕等幼从匏系，嗟混迹于嵎夷，不惮蓬飘，早宾王于天邑。”
“又有张仁铨者，……仍诏（王）治释仁铨罪。治又上表谢曰：……仁铨嵎宅细民，海门贱吏，获趋上国，敢贡愚诚。”（《宋史》卷487，《外国三·高丽传》）
宋代高丽使者致福建转运使罗拯牒云：“……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当国僻居旸谷，邈恋天朝”（同上）。《三国遗事》亦记此事，知高丽国人仍将其地（朝鲜半岛）称为古旸谷嵎夷之地。
《周易》“卦三十六明夷”实际是写殷商灭亡之后，箕子别离故国，去之朝鲜（明夷）的整个历程与痛苦心境。
明夷卦文：
（离下坤上）明夷，利艰贞。易学专家李镜池《周易通义》：“明夷：多义词。一犹鸣鴺，鸟名；一为坚弓之名；一为鸣弓；还可解作日落地下，日出处的国名等，以多见词标题。”
卦文：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不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全卦大意：箕子出行，一路见到鸟在天空飞鸣，心中痛苦之极，已经三天不吃东西了，这是由于他是待罪（国亡家破）之身啊。太阳下山了（暗喻殷商的灭亡），骑马跌伤了左腿。狩猎射箭，打到了大猛兽，在旅途中可不要生病呀。晚上就住宿在道左的房屋中，又作了一件大弓（以备路上之用）。箕子去到明夷国去，出门吉利。太阳下山了，不亮了，天黑了。（“太阳初登于天为明，后入于地为夷。”）——这后一爻解释此卦的标题意义，也是象征地表达箕子对家国灭亡的悲痛。
对“六五”爻，《周易通义》注释：“之，往。明夷，东方之国，日出处，这说的是殷亡后的故事；纣王的哥哥（箕子）到明夷。‘利贞’，指利于出门。”
则明夷为东方日出之地，东方日出，大地一片光明。
从上可知，在旸谷（汤谷）之后，朝鲜半岛之又一古名为明夷，（东方日出之地（国））。这当是夏商时期的称呼，而在《周易》中保存下来。
朝鲜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传》、《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宋微子世家》与《朝鲜列传》，又见于《山海经》、《战国策》诸典籍之中。朝鲜一词与旸谷（汤谷）、明夷一样均属汉语言文化，来于东方海上日出之象。朝阳从东方海水（甘渊、汤谷）中升起，海水为之沸腾，明丽新鲜，光华灿烂，万方为之光明。朝鲜一词当产生（形成）于商周之际，它综合了旸谷（汤谷）、明夷的文化内涵，更为明确地概括了朝鲜半岛的自然、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的特点，更符合汉语言文化（以及文字构成）诸特点，内涵更为丰富，词汇声情更为鲜亮而易为人所接受，这就是朝鲜名称的由来及其文化内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