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与思想渊源
计秋枫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1期第20～28页
【作者简介】计秋枫，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20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遇到过无数次的坎坷曲折，但却从未中断，且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对这个世纪性事态的思考，应超越对进程本身的探讨，考察一下欧洲一体化的文化渊源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正如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先生说的那样：“欧共体不单单是冷战的产物，因而它肯定不会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它甚至是上个世纪已存在的思想的结晶。”〔1 〕德洛尔先生或许很愿意加上一句，“而上个世纪的思想，本身就具有非常深远的文化渊源。”本文试图对欧洲一体化的思想文化渊源作一历史性考察，以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与前景。
一、欧洲文明的同一性
欧洲一体化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源于希腊的欧洲古典文明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这个时期的“希腊化”进程使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这两者之间的交汇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 〕罗马文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它广泛吸收古希腊文明的精华，把古代地中海文明推进到一个顶峰，并对后世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成就与其后蛮族入侵的混乱和中世纪的昏暗相比更显得光辉灿烂，也使欧洲人难以忘怀，以致在沉寂了近一千年之后仍能唤起人们的激情，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古罗马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罗马帝国给了其所属地区一个深深的烙印，无论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将领们通过罗马军团的赫赫武力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管理加诸所有被称为“蛮族”的欧洲各原始民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希腊和边远的斯拉夫诸民族以外，欧洲各国的成文历史都是以罗马军团的来临和罗马法律的实施为开端的。〔3〕罗马城构成了当时西欧世界的中心， “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古老谚语，生动而又确切地反映了古代欧洲文化圈坚固的向心力。
自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阶段， 并终于在公元476年崩溃，但在古典文明圈所包括的大部分地区， 分裂的表层下面却蕴藏着巨大的统一趋向，有两种植根于古代后期的思潮伴随这种趋向，一是对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追忆，二是人们对心灵拯救的渴望。〔4 〕罗马帝国曾为欧洲提供了安定和繁荣的环境，它“被后人认为是理想的国家”，〔5 〕故重建罗马帝国便成为中世纪初期欧洲纷乱的政治舞台上一种持续的梦想， 公元800 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皇帝”， 公元962年建立“神圣罗马帝国”，都是这种梦想的体现。
“对心灵拯救的渴望”则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前提，而基督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助于继续维持欧洲的一体，它极其有效地取代了罗马帝国武力征讨的作用。事实上，这个一开始备受镇压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压倒一切的宗教，本身就是罗马帝国皇帝试图维持其一体统治的需要所致。公元4世纪初，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决意铲除割据状态，重新统一帝国，他纯粹从这个角度出发，认定要真正重建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的帝国，就必须实行单一的精神统治，〔6 〕为此他选择了在他看来是顺良的基督教。从公元312到392年间的80年时间里，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继承者通过一系列法令和措施，把基督教扶植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宗教。基督教在成为统治性宗教的同时，也不断追求内部的统一，在此过程中，罗马主教得以脱颖而出，这主要归因于罗马城本身的地位。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城就成了地中海世界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基督教从地中海东岸发源地传入罗马帝国腹地时最早也达到了罗马，因此，罗马主教很早就开始争当教会的首领，他们声称罗马的教会“是领导的教会，全体教士的团结一致即来源于此”；“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一个按照主的话而建立在彼得身上的教会”；“教会的完满的团结不但由彼得的继承者来象征，而且由他来体现。罗马主教的宝座是彼得的宝座”。〔7〕
罗马主教争当全体教会首领的愿望只是在西罗马帝国及其相关地区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公元445年， 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三世颁布一项敕令，授予罗马主教在教会内独断专行的权力，规定罗马主教制定的一切应成为全教会的法律，任何主教如违背罗马主教的意志，帝国各省总督应强行迫其就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这对罗马教廷固然是个严峻的考验，却未尝不是件好事，教廷因此彻底摆脱了久有的束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发展机会，在此后的几百年里，罗马天主教会在所谓的“蛮族”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断推进的罗马教会总是与最强大的蛮族首领结合，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相互勾结并相互利用，罗马教廷利用克洛维、丕平和查理曼等世俗君主的武力镇压它眼中的异端邪说，实现“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的理想，而这些君主则在罗马教廷的道义支持下征服信奉东方基督教阿利安等教派的日耳曼诸部落。
罗马教会与蛮族首领结合的意义在于促使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形成，其中，查理曼帝国的创建具有最巨大的影响，虽然这个帝国昙花一现，却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确定了基本的界限。首先，查理曼大帝作为“罗马人皇帝”名正言顺地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原西罗马帝国领土，最大程度地统一了西欧政治版图，查理曼帝国的疆域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了古典文明圈的同一性。其次，查理曼帝国建立前后整个世界局势的嬗变也使这个帝国的地理界定具有了更深远长久的意义：历时数百年的世界性民族大迁徙到公元8世纪已接近尾声， 查理曼帝国使其内部各民族的居住区域更趋稳定，西欧人文地理从而定型。第三，西欧内部的相对稳定与外部的激剧动荡形成鲜明的对照：拜占廷帝国已放弃重新征服原西罗马帝国领土的努力，而拜占廷帝国的存在，又为西欧世界提供了一道屏障；公元7 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扩张狂潮在西欧的外围地区大获成功，却始终未能突入西欧世界的中心；8—10 世纪北欧诺曼人的向外扩散虽然引起不小的振荡，但其人数上的劣势和扩张方向的分散使它难以改变西欧人文地理格局，相反，诺曼人很快就被融入当地民族的文化；13世纪的蒙古旋风横扫中亚、俄罗斯大草原，一直刮到东欧，但也终于在多瑙河下游止住，未能撼动基督教世界的基石。
“基督教世界”的形成，标志着欧洲完成了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过渡，〔8〕两个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分野， 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使西欧保持了文明的一体，这种一体在中世纪还将得到强化。
二、“普世主义”传统
欧洲基督教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思潮是“普世主义”（Universalism）， 这种思潮既来自于罗马教会维护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统治的努力，也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经久的魅力。
罗马主教在谋求基督教会首领的同时、也寻求建立一个至少在“基督教世界”里一统天下的教会帝国。教会代言人很早就开始创造一种理论，称基督教会是上帝之城，其权力来自神授，且超越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之上。11世纪的罗马教皇格里戈利七世（1020—1085年）公然宣称：“每个人都知道，神圣的教会是上帝的国度，所有尘世的权力都必须服从教会；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一个，那就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为上帝独创，惟有罗马主教始能具有世界（主教）称号的权利；……一切王侯应仅向教皇行吻足礼；……他被（上帝）赋有废黜帝王之权……”。〔9〕根据这种原则，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在11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几次教俗之争中，教廷占据了较大优势；与此同时进行的十字军东征（1096—1270年），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也大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
处在全盛期的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普遍性。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仔细论证了教会的普世主义。他声称，世间万物都是有序的，都要达到以“善”为本质的目的；正由于一切事物都希望达到善，它们也就希望达到统一，没有统一就不会有善；“一个事物之存在是由于它是一个事物……事物都尽可能地抵制分离，而一个事物的分离即是源于其内在的缺陷。”将这套理论运用到宗教政治事务上，便自然引申出世间万物都应纳入教会统治模式的理念。阿奎那接着称：“上帝不仅仅是某些特殊存在的原因，而且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原因……正由于一切事物都由上帝创造，故它们也都臣属于上帝的政府”，“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逃脱上帝的政府。”〔10〕
但是，欧洲政治现状与教会追求的一统天下相去甚远。罗马教会从来就未能把西欧整合成真正的政治统一体，欧洲存在着几百个乃至几千个细小的部分如公国、伯爵领、主教领和城邦，靠封建附庸关系不稳定地拼凑在一起，形成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11〕罗马教廷正是利用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时时挑动世俗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争斗，又往往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和仲裁者，借机扩展教廷的势力和教会的影响，可以说，罗马教会维持“基督教世界”名义上的一体，使欧洲付出了战乱不断的惨重代价。此外，教俗之争也没有停止，中世纪前期西欧一直是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辆不协调的双驾马车牵引下步履艰难地向前迈进，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其他世俗领主加入对教会的挑战，教俗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会权势显得岌岌可危。
然而，在1577年让·博丹提出“国家主权”原则之前的几百年里，欧洲人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也没有脱离“普世主义”的模式，只是以另一种方式鼓吹“普世主义”。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阿利盖里（1265 —1321年）是这种挑战理论上的代表，他撰写《论世界帝国》一书， 倡导对欧洲政治现状进行改革。针对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不能保证西欧基督教世界和平与安宁的现实，但丁提出“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尘世政体”，一个以君主或帝王为首的一统帝国。〔12〕他所倡导的这个尘世帝国，是要对欧洲的双驾马车体系进行重组，排除教会的束缚，使世俗化了的神圣罗马帝国具有更强的活力，故他竭力贬低罗马教皇对尘世帝国的影响，详细论证教皇和帝王不是一回事，接着又强调尘世帝国的权威不可能来自教皇的权威，“教皇不是帝国力量的根源，也不是其权力的根源”，“尘世的世界帝国的权威无须通过任何媒介而直接来自宇宙的权威之源即上帝自己”。〔13〕事实上，但丁心目中的帝国，就是古罗马帝国的再现，他对古罗马帝国推崇备至，称“罗马人是天生的统治者……罗马人征服全球，凭借公理而取得世界统治权”。〔14〕
中世纪的普世主义，无论是罗马教会宗教性质的还是世俗性质的，都给后世留下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中世纪到近代之交欧洲发生巨大变化的进程中，有关欧洲政治体制重组出现了无数设想，而普世主义则在其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它与现实主义、自然法思想一起构成了中世纪末期的三大思潮。〔15〕坚持这种理念的除了日薄西山的罗马教会外，还有哈布斯堡帝国的君臣。查理五世（1519—1558年）似乎将阿奎那和但丁的思想融为一体，努力将普世主义付诸实施。他一方面发起“反改革运动”，镇压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并对抗欧洲其他新教君主，以保持基督教世界的信仰统一，一方面他也打击限制罗马教廷的权势， 于1527年占领罗马，拘禁不驯服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在占领罗马后查理五世甚至考虑以罗马作为帝国新首都，以武力为后盾压服一切反对势力，在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建立真正统一的尘世帝国，查理五世的首相加廷纳拉也兴奋地鼓励他说：“陛下正在通向普世统治的康庄大路上。”〔16〕
查理五世的帝国梦有点不合时宜，16世纪欧洲政治的主流是反对罗马教会精神统治的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并要求获得主权者地位。经过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国家主权终于在1648年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取得了对普世主义的胜利。国家主权原则的实现意味着欧洲分裂成若干独立的部分，各个部分都为各自的利益和目标相互竞争搏斗，它们固然也依据一些现实主义的政治规范（如“均势”等）组成一个国际体系，可这个体系的统一性降低到了最小程度。无论是路易十四“朕即国家”式的专制集权，还是腓特烈二世“国家第一奴仆”式的开明专制，欧洲君主及政治家都是以国家而非欧洲作为其政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普世主义虽然在欧洲国际体系中陷于沉寂，却没有从此消亡，当时机来临时，它仍会再度显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欧洲现存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普世主义似乎找到了伸张的环境。拿破仑帝国便是普世主义的实践。拿破仑与近代其他争夺欧洲霸权的君主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他那些君主只是寻求本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最大优势地位，而拿破仑则是谋求改变这个体系本身。拿破仑对近代以来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均势格局持全然否定的态度，他声称“我不认为欧洲会有其他大平衡的可能，这种平衡只能是欧洲伟大人民的聚合和联盟”，必须“把欧洲的不同民族变成一个共同的民族”。〔17〕拿破仑锻造欧洲民族的愿望突出地见诸他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强行实施《拿破仑法典》的行动，他深信法典体制具有永久和普遍的意义，将能巩固欧洲大陆政治统一和相应的欧洲文明协调框架。他也相信欧洲实施统一的法律完全可能，在他看来，凡适合法国人的也必适合所有的人，“因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很小”。〔18〕
拿破仑锻造“欧罗巴民族”的先决条件当然是以军事征服建立他的帝国，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恰恰代表了但丁在500 年前呼唤的那种尘世帝国的力量，他对欧洲政策的模式“遵循了凯撒、戴克里先、查理曼和亚历山大诸帝的传统”，〔19〕拿破仑自认为是在复兴古罗马帝国或查理曼帝国那样的欧洲一统天下，而非早已名不副实的“神圣罗马帝国”体制。拿破仑的这种意念，见于他在1806年2 月致教皇庇护七世的信中，他在信中正告教皇，他要求拥有他的“杰出的先人”查理曼大帝曾拥有的种种特权，故罗马教会的世俗领地只是他自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对教皇宣称“陛下是罗马的教皇，而我是罗马的皇帝”——按乔治·勒费弗尔的评价来说——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充分体现皇帝威严的简洁公式已经表明，大帝国甚至是在它建成之前，已显出它不过是一统天下的开始。〔20〕
拿破仑建立欧洲帝国的努力近乎成功但最终失败，他的普世主义成就给主权国家体系及欧洲君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奇怪的是，在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普世主义又有所展现，只是通过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即宗教意味浓郁的“神圣同盟”体系。神圣同盟的实践具有反对时代进步、压制民族民主运动的含义自不待言，但《神圣同盟盟约》提出的有关“基督教民族”、“最高君主”等概念却值得注意。盟约宣称：缔约各国君主及其臣民“人人自认为是同一基督教民族成员……都是基督教民族的组成部分，整个基督教民族除了他——上帝、救世主耶稣基督，最高的圣子，生命的语言，没有别的君主，实质上权力归于他，一切财富都源出于他”。〔21〕这些词句虽然极其空洞，却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将欧洲看作一个整体的中世纪式的普世主义并未因欧洲现实政治的动荡与混乱而绝迹。到1815年底，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加入了神圣同盟，形成近代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最广泛的道义联合。
三、和平主义思潮
欧洲联合的另一个文化渊源是和平主义思潮。整个欧洲历史就是一部不间断的战争编年史，但在这部编年史上，对和平的向往和呼吁也从未停止过。和平主义与欧洲统一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倡导欧洲统一的思想家们最直接的愿望也正是追求欧洲的和平。
让—雅克·卢梭是近代第一位最重要的和平主义者和欧洲统一思想鼓吹者，之所以说他是第一位，是因为他并不只是像他以前的思想家（如17世纪初的秀利和18世纪初的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那样简单地提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设想或方案，而是从理论的高度对现存的政治体制作了深刻的批评，并对所倡导的设想进行了精辟的论证。卢梭的论述见于他的《论国家机制》一文和《论战争状态》未完成稿等著作中。卢梭声称，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统一的体系，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国际法，相似的文化、文学、贸易及由此种种而必然形成的力量均衡，但是欧洲却仍然战乱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欧洲人把自己组成民族实体，可这些实体之间却没有联合，因而处在残酷的自然状态，欧洲的和谐成了一句空话；人们认为主权君主绝对独立，赤裸裸的武力得以在臣民面前披上法律的外衣，在其他国家面前则又以“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这种改装了的武力在正义的名义下把世界变成了暴力的场所；人们聚集成各个实体本是为了避免个人与个人间的争斗，但这种争斗却被更惨的团体间的相互残杀取代；现存的国际法对这种事态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任何实施国际法的强制手段；国家间的条约也无多大作用，既由于除缔约方的意愿外没有其他任何保证条约的手段，又因为任何缔约方的要求永远不会真正满足，故一当环境变化，不承认有更高权威的缔约国就会重新投入新的战争；这种状态在君主制国家时代尤为真切，因为“国王及其大臣只关心两件事：向外扩张他们的权势，对内使政权更专制”。
卢梭在为改变这种“永久动荡状态”提供解决方法时将他的“社会契约”理论运用到了国际层面上。“完善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力量和法律的联合”，在欧洲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应该“通过某种联邦政府的形式尽可能地把国家联合到一起，就象现在的国家把个人联合在一起一样”，从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世上之城，在其中，国家和民族也只是些个体而已”。卢梭设想的欧洲联合是某种联邦性的联合，比联邦国家稍松散些，但要比联盟更紧密；这种联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将不允许任何成员退出联盟，也禁止一切战争，但有一种战争除外，即由联盟本身同意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为了强迫统治者保持正义及和平的战争”，即所谓“强行实施和平”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倡议的欧洲联盟涉及了联盟干预成员国内政的思想，他提出联盟将“保证主权国家免遭不负责任的和不正义的权力凯觎者及臣民反叛的颠覆”；但同时他又坚持说：“君主得到保证须有先决条件，即臣民将保证不受暴君的压迫”。〔22〕很显然，卢梭的欧洲联盟思想含有浓郁的民主主义色彩，这与他关于内政问题的社会契约理论总框架密不可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而新大陆的联邦主义实践，反过来又影响了欧洲人的思维。在18世纪这个民主主义日益昌盛的时代，和平主义思潮和联邦主义逐渐融合，给欧洲一体化思想传统增添了新的活力。1830年，日内瓦和平协会成立， 在该协会召开于1849年的巴黎第三届万国和平大会上，大会主席、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宣布和平运动的中心目标就是促进欧洲统一。雨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一个响亮的名词：“欧罗巴合众国”，他用诗一般的语言预言：“炮弹和炸药将让位于投票；各民族将普遍使用表决权；一个伟大的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将行使其真正的仲裁，这个机构之于欧洲，就象英国国会之于英国、德意志联邦议会之于德国、法兰西制宪会议之于法国一样！……总有一天，两个巨大的共同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欧罗巴合众国——将跨越海洋携手共进。”〔23〕
19世纪的欧洲和平主义运动沿着“欧洲合众国”的核心思维蓬勃发展，但欧洲的政治现实却是遵循一条几乎完全相反的道路，那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原则，这两条相互交融的原则发挥到极底的地步，终于在1914年把欧洲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这场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再一次憧憬和平的未来，刚结束的战争被普遍认为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24〕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和平主义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至1928年8月《非战公约》的签署到达顶峰。 一战后的和平主义运动再度推动欧洲一体化思维，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成功发起了《非战公约》之后又推出所谓的“白里安计划”，倡导欧洲联合。白里安的欧洲联合梦未能实现，但他在1930年5 月发出的《关于欧洲联盟的机构组织备忘录》中却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想法。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建议中的联盟应是政府间的而非“民族间的”同盟纽带；联盟无论如何都将不影响各参加国的任何主权；联盟的目的将包括废止战争手段，以及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欧洲共同体内所有地区的人类生活水准”并达到“商品、资本和个人的流通的不断解放和系统简化”，这就需要对现存的“2 万公里关税壁垒”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25〕不难发现，白里安备忘录的上述要点，与27年后《罗马条约》的内容是何其相似。
与和平主义者的意愿相反，欧洲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后又爆发了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思考如何根除战争，保证和平的问题。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呻吟的欧洲人必须对两个残酷的现实进行反省：一是各民族国家被纳粹德国逐一征服的事实，二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欧洲人普遍认识到，民族国家根本无法履行保护其公民生命财产并向公民提供福利的职责，因此，100 多年前卢梭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剖析及对欧洲联合的倡议此时便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引起广泛的共鸣。欧洲各地的抵抗运动战士都对未来欧洲的前景作了深切的思考。1941年6月， 几位著名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斗士在同盟的囚禁地文托泰内岛发表的宣言在欧洲抵抗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宣言声称：“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问题是彻底废除欧洲分裂成民族的国家的状态，不解决这一问题，任何进展都只能是表面文章而已。”根据文托泰内宣言，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成立“欧洲联邦运动”组织，号召建立一个由关心全欧洲人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改造而来的欧洲联邦。〔26〕“欧洲联邦运动”与各国抵抗组织进行广泛的接触，获得了相当大的声势，也对战后欧洲的和平主义浪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欧洲联合思想在战时欧洲各国政府的言行中也有所反映。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之一、日后的“欧洲之父”让·莫内在1943—1944年间几度向法国流亡政府提交报告，敦促自由法国注意战后欧洲统一的重要性。他写道：“欧洲各国如果只是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欧洲便无和平可言”；“欧洲的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组成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27〕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也多次谈论欧洲统一的思想，他曾幻想建立包括整个欧洲的大联盟。他声称：“只有通过斯拉夫、日耳曼、高卢和拉丁各民族之间的协作，才能恢复欧洲的安宁与和平……欧洲的统一——从冰岛到伊斯坦布尔，从直布罗陀到乌拉尔——可以通过各国人民的协作得到实现”。〔28〕但戴高乐随着对苏联不信任感的加深，把注意力逐渐从大欧洲联盟转向了建立西欧集团上，这个西欧集团的“动脉可能是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莱因河”。〔29〕在英国政府内部，以丘吉尔首相为首的许多人也在谈论战后欧洲统一的设想，计划组建一个“欧洲西海岸同地中海主要国家的联盟……这一联盟将如此强大，地球上无任何国家敢于向它挑战”。〔30〕
与以往的大规模战争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平主义运动是巨大的阻遏，但它们也激发了和平主义者更深刻反省欧洲国家体系的根本缺陷，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的年代，那种通过欧洲联合避免战争的思想在欧洲各国政府和民间都蔚然成风，一个“新欧洲”的形象呼之欲出，这股思潮，在战后成为推动欧洲走向统一的强劲动力。
结语
欧洲一体化有着深远的文化思想渊源，它植根于欧洲古典文明肥沃的温床里；经过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普世主义的熏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愈益强化；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转变为独立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普世主义仍然能找到伸张的机会；欧洲的和平主义思潮，作为对普世主义的补充，在近现代欧洲的思想界始终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它促使欧洲人不断检讨民族国家体系的根本性缺陷，激励欧洲人探索建立新型的欧洲政治体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终于将那场几千年来的统一梦想逐步付诸了实践。
注释：
〔1〕转引自《未来世界格局——西方的预测》，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2〕亨利·奥斯本·泰勒：《中世纪的古典遗产》（Henry Osbom Taylo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the Middle Ages），纽约1923年版，第22页。
〔3〕戴维·J·希尔：《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Ⅰ）avidJ. Hist,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第1卷，朗曼出版社1921年版，第2页。
〔4〕路德维希·德希奥：《不稳定的均势》（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伦敦1963年版，第19页。
〔5 〕弗兰克·马吉尔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古代中世纪卷·第3册》（Frank N.Magill ed., Great Events from History——Ancient and Medieval Series Ⅲ），塞勒姆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7页。
〔6〕H·G·韦尔斯：《历史纲要》（H.G.Wells,The Outline of History），第1卷，双日公司1971年版，第462页。
〔7〕G·F·穆尔：《基督教会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134页。
〔8〕C·J·H·海斯等：《世界史》（C.J.H.Hayes and others, World History），纽约1946年版，第220页。
〔9〕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7—129页。
〔10〕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Saint Thomas Aquinas, The Summa Theological），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8—531页。
〔11〕海斯等：《世界史》，第322—323页。
〔12〕〔13〕〔14〕〔意〕但丁：《论世界帝国》，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8、78—88、41—43页。
〔15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纽约1977年版，第27—28页。
〔16〕希尔：《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第2卷，第405 —408页。
〔17〕〔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8〕〔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11页。
〔19〕H·A·L·费希尔：《波拿巴主义》（H.A.L.Fisher, Bonapartism），牛津1914年版，第72页。
〔20〕〔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上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46页。
〔21〕《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332页。
〔22〕卢梭的上述思想，参见F ·梅里安·斯塔维尔：《国际思想的发展》（F.Melian Stawell,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纽约和伦敦，第140—167页。
〔23〕理查德·沃恩：《20 世纪的欧洲：通向统一之路》（Richard Vaugha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Paths to Unity）， 伦敦1979年版，第16页。
〔24〕P·斯卡利奇：《欧洲议会》（Paula Scalingi, The European Parliament），威斯特波1980年版，第4页。
〔25〕沃恩：《20世纪的欧洲：通向统一之路》，第31页。
〔26〕〔美〕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
〔27〕〔法〕让·莫内：《莫内回忆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11页。
〔28〕〔29〕〔法〕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5、367页。
〔30〕卢埃林·伍德沃德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Sir Llewellyn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Second World War），伦敦1976年版，第19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8年01期第20～28页
【作者简介】计秋枫，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一、欧洲文明的同一性
欧洲一体化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源于希腊的欧洲古典文明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这个时期的“希腊化”进程使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这两者之间的交汇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 〕罗马文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它广泛吸收古希腊文明的精华，把古代地中海文明推进到一个顶峰，并对后世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成就与其后蛮族入侵的混乱和中世纪的昏暗相比更显得光辉灿烂，也使欧洲人难以忘怀，以致在沉寂了近一千年之后仍能唤起人们的激情，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古罗马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罗马帝国给了其所属地区一个深深的烙印，无论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将领们通过罗马军团的赫赫武力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管理加诸所有被称为“蛮族”的欧洲各原始民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希腊和边远的斯拉夫诸民族以外，欧洲各国的成文历史都是以罗马军团的来临和罗马法律的实施为开端的。〔3〕罗马城构成了当时西欧世界的中心， “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古老谚语，生动而又确切地反映了古代欧洲文化圈坚固的向心力。
自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阶段， 并终于在公元476年崩溃，但在古典文明圈所包括的大部分地区， 分裂的表层下面却蕴藏着巨大的统一趋向，有两种植根于古代后期的思潮伴随这种趋向，一是对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追忆，二是人们对心灵拯救的渴望。〔4 〕罗马帝国曾为欧洲提供了安定和繁荣的环境，它“被后人认为是理想的国家”，〔5 〕故重建罗马帝国便成为中世纪初期欧洲纷乱的政治舞台上一种持续的梦想， 公元800 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皇帝”， 公元962年建立“神圣罗马帝国”，都是这种梦想的体现。
“对心灵拯救的渴望”则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前提，而基督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助于继续维持欧洲的一体，它极其有效地取代了罗马帝国武力征讨的作用。事实上，这个一开始备受镇压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压倒一切的宗教，本身就是罗马帝国皇帝试图维持其一体统治的需要所致。公元4世纪初，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决意铲除割据状态，重新统一帝国，他纯粹从这个角度出发，认定要真正重建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的帝国，就必须实行单一的精神统治，〔6 〕为此他选择了在他看来是顺良的基督教。从公元312到392年间的80年时间里，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继承者通过一系列法令和措施，把基督教扶植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宗教。基督教在成为统治性宗教的同时，也不断追求内部的统一，在此过程中，罗马主教得以脱颖而出，这主要归因于罗马城本身的地位。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城就成了地中海世界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基督教从地中海东岸发源地传入罗马帝国腹地时最早也达到了罗马，因此，罗马主教很早就开始争当教会的首领，他们声称罗马的教会“是领导的教会，全体教士的团结一致即来源于此”；“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一个按照主的话而建立在彼得身上的教会”；“教会的完满的团结不但由彼得的继承者来象征，而且由他来体现。罗马主教的宝座是彼得的宝座”。〔7〕
罗马主教争当全体教会首领的愿望只是在西罗马帝国及其相关地区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公元445年， 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三世颁布一项敕令，授予罗马主教在教会内独断专行的权力，规定罗马主教制定的一切应成为全教会的法律，任何主教如违背罗马主教的意志，帝国各省总督应强行迫其就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这对罗马教廷固然是个严峻的考验，却未尝不是件好事，教廷因此彻底摆脱了久有的束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发展机会，在此后的几百年里，罗马天主教会在所谓的“蛮族”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断推进的罗马教会总是与最强大的蛮族首领结合，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相互勾结并相互利用，罗马教廷利用克洛维、丕平和查理曼等世俗君主的武力镇压它眼中的异端邪说，实现“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的理想，而这些君主则在罗马教廷的道义支持下征服信奉东方基督教阿利安等教派的日耳曼诸部落。
罗马教会与蛮族首领结合的意义在于促使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形成，其中，查理曼帝国的创建具有最巨大的影响，虽然这个帝国昙花一现，却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确定了基本的界限。首先，查理曼大帝作为“罗马人皇帝”名正言顺地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原西罗马帝国领土，最大程度地统一了西欧政治版图，查理曼帝国的疆域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了古典文明圈的同一性。其次，查理曼帝国建立前后整个世界局势的嬗变也使这个帝国的地理界定具有了更深远长久的意义：历时数百年的世界性民族大迁徙到公元8世纪已接近尾声， 查理曼帝国使其内部各民族的居住区域更趋稳定，西欧人文地理从而定型。第三，西欧内部的相对稳定与外部的激剧动荡形成鲜明的对照：拜占廷帝国已放弃重新征服原西罗马帝国领土的努力，而拜占廷帝国的存在，又为西欧世界提供了一道屏障；公元7 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扩张狂潮在西欧的外围地区大获成功，却始终未能突入西欧世界的中心；8—10 世纪北欧诺曼人的向外扩散虽然引起不小的振荡，但其人数上的劣势和扩张方向的分散使它难以改变西欧人文地理格局，相反，诺曼人很快就被融入当地民族的文化；13世纪的蒙古旋风横扫中亚、俄罗斯大草原，一直刮到东欧，但也终于在多瑙河下游止住，未能撼动基督教世界的基石。
“基督教世界”的形成，标志着欧洲完成了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过渡，〔8〕两个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分野， 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使西欧保持了文明的一体，这种一体在中世纪还将得到强化。
二、“普世主义”传统
欧洲基督教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思潮是“普世主义”（Universalism）， 这种思潮既来自于罗马教会维护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统治的努力，也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经久的魅力。
罗马主教在谋求基督教会首领的同时、也寻求建立一个至少在“基督教世界”里一统天下的教会帝国。教会代言人很早就开始创造一种理论，称基督教会是上帝之城，其权力来自神授，且超越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之上。11世纪的罗马教皇格里戈利七世（1020—1085年）公然宣称：“每个人都知道，神圣的教会是上帝的国度，所有尘世的权力都必须服从教会；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一个，那就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为上帝独创，惟有罗马主教始能具有世界（主教）称号的权利；……一切王侯应仅向教皇行吻足礼；……他被（上帝）赋有废黜帝王之权……”。〔9〕根据这种原则，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在11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几次教俗之争中，教廷占据了较大优势；与此同时进行的十字军东征（1096—1270年），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也大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
处在全盛期的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普遍性。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仔细论证了教会的普世主义。他声称，世间万物都是有序的，都要达到以“善”为本质的目的；正由于一切事物都希望达到善，它们也就希望达到统一，没有统一就不会有善；“一个事物之存在是由于它是一个事物……事物都尽可能地抵制分离，而一个事物的分离即是源于其内在的缺陷。”将这套理论运用到宗教政治事务上，便自然引申出世间万物都应纳入教会统治模式的理念。阿奎那接着称：“上帝不仅仅是某些特殊存在的原因，而且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原因……正由于一切事物都由上帝创造，故它们也都臣属于上帝的政府”，“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逃脱上帝的政府。”〔10〕
但是，欧洲政治现状与教会追求的一统天下相去甚远。罗马教会从来就未能把西欧整合成真正的政治统一体，欧洲存在着几百个乃至几千个细小的部分如公国、伯爵领、主教领和城邦，靠封建附庸关系不稳定地拼凑在一起，形成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11〕罗马教廷正是利用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时时挑动世俗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争斗，又往往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和仲裁者，借机扩展教廷的势力和教会的影响，可以说，罗马教会维持“基督教世界”名义上的一体，使欧洲付出了战乱不断的惨重代价。此外，教俗之争也没有停止，中世纪前期西欧一直是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辆不协调的双驾马车牵引下步履艰难地向前迈进，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其他世俗领主加入对教会的挑战，教俗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会权势显得岌岌可危。
然而，在1577年让·博丹提出“国家主权”原则之前的几百年里，欧洲人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也没有脱离“普世主义”的模式，只是以另一种方式鼓吹“普世主义”。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阿利盖里（1265 —1321年）是这种挑战理论上的代表，他撰写《论世界帝国》一书， 倡导对欧洲政治现状进行改革。针对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不能保证西欧基督教世界和平与安宁的现实，但丁提出“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尘世政体”，一个以君主或帝王为首的一统帝国。〔12〕他所倡导的这个尘世帝国，是要对欧洲的双驾马车体系进行重组，排除教会的束缚，使世俗化了的神圣罗马帝国具有更强的活力，故他竭力贬低罗马教皇对尘世帝国的影响，详细论证教皇和帝王不是一回事，接着又强调尘世帝国的权威不可能来自教皇的权威，“教皇不是帝国力量的根源，也不是其权力的根源”，“尘世的世界帝国的权威无须通过任何媒介而直接来自宇宙的权威之源即上帝自己”。〔13〕事实上，但丁心目中的帝国，就是古罗马帝国的再现，他对古罗马帝国推崇备至，称“罗马人是天生的统治者……罗马人征服全球，凭借公理而取得世界统治权”。〔14〕
中世纪的普世主义，无论是罗马教会宗教性质的还是世俗性质的，都给后世留下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中世纪到近代之交欧洲发生巨大变化的进程中，有关欧洲政治体制重组出现了无数设想，而普世主义则在其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它与现实主义、自然法思想一起构成了中世纪末期的三大思潮。〔15〕坚持这种理念的除了日薄西山的罗马教会外，还有哈布斯堡帝国的君臣。查理五世（1519—1558年）似乎将阿奎那和但丁的思想融为一体，努力将普世主义付诸实施。他一方面发起“反改革运动”，镇压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并对抗欧洲其他新教君主，以保持基督教世界的信仰统一，一方面他也打击限制罗马教廷的权势， 于1527年占领罗马，拘禁不驯服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在占领罗马后查理五世甚至考虑以罗马作为帝国新首都，以武力为后盾压服一切反对势力，在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建立真正统一的尘世帝国，查理五世的首相加廷纳拉也兴奋地鼓励他说：“陛下正在通向普世统治的康庄大路上。”〔16〕
查理五世的帝国梦有点不合时宜，16世纪欧洲政治的主流是反对罗马教会精神统治的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并要求获得主权者地位。经过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国家主权终于在1648年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取得了对普世主义的胜利。国家主权原则的实现意味着欧洲分裂成若干独立的部分，各个部分都为各自的利益和目标相互竞争搏斗，它们固然也依据一些现实主义的政治规范（如“均势”等）组成一个国际体系，可这个体系的统一性降低到了最小程度。无论是路易十四“朕即国家”式的专制集权，还是腓特烈二世“国家第一奴仆”式的开明专制，欧洲君主及政治家都是以国家而非欧洲作为其政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普世主义虽然在欧洲国际体系中陷于沉寂，却没有从此消亡，当时机来临时，它仍会再度显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欧洲现存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普世主义似乎找到了伸张的环境。拿破仑帝国便是普世主义的实践。拿破仑与近代其他争夺欧洲霸权的君主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他那些君主只是寻求本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最大优势地位，而拿破仑则是谋求改变这个体系本身。拿破仑对近代以来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均势格局持全然否定的态度，他声称“我不认为欧洲会有其他大平衡的可能，这种平衡只能是欧洲伟大人民的聚合和联盟”，必须“把欧洲的不同民族变成一个共同的民族”。〔17〕拿破仑锻造欧洲民族的愿望突出地见诸他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强行实施《拿破仑法典》的行动，他深信法典体制具有永久和普遍的意义，将能巩固欧洲大陆政治统一和相应的欧洲文明协调框架。他也相信欧洲实施统一的法律完全可能，在他看来，凡适合法国人的也必适合所有的人，“因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很小”。〔18〕
拿破仑锻造“欧罗巴民族”的先决条件当然是以军事征服建立他的帝国，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恰恰代表了但丁在500 年前呼唤的那种尘世帝国的力量，他对欧洲政策的模式“遵循了凯撒、戴克里先、查理曼和亚历山大诸帝的传统”，〔19〕拿破仑自认为是在复兴古罗马帝国或查理曼帝国那样的欧洲一统天下，而非早已名不副实的“神圣罗马帝国”体制。拿破仑的这种意念，见于他在1806年2 月致教皇庇护七世的信中，他在信中正告教皇，他要求拥有他的“杰出的先人”查理曼大帝曾拥有的种种特权，故罗马教会的世俗领地只是他自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对教皇宣称“陛下是罗马的教皇，而我是罗马的皇帝”——按乔治·勒费弗尔的评价来说——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充分体现皇帝威严的简洁公式已经表明，大帝国甚至是在它建成之前，已显出它不过是一统天下的开始。〔20〕
拿破仑建立欧洲帝国的努力近乎成功但最终失败，他的普世主义成就给主权国家体系及欧洲君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奇怪的是，在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普世主义又有所展现，只是通过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即宗教意味浓郁的“神圣同盟”体系。神圣同盟的实践具有反对时代进步、压制民族民主运动的含义自不待言，但《神圣同盟盟约》提出的有关“基督教民族”、“最高君主”等概念却值得注意。盟约宣称：缔约各国君主及其臣民“人人自认为是同一基督教民族成员……都是基督教民族的组成部分，整个基督教民族除了他——上帝、救世主耶稣基督，最高的圣子，生命的语言，没有别的君主，实质上权力归于他，一切财富都源出于他”。〔21〕这些词句虽然极其空洞，却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将欧洲看作一个整体的中世纪式的普世主义并未因欧洲现实政治的动荡与混乱而绝迹。到1815年底，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加入了神圣同盟，形成近代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最广泛的道义联合。
三、和平主义思潮
欧洲联合的另一个文化渊源是和平主义思潮。整个欧洲历史就是一部不间断的战争编年史，但在这部编年史上，对和平的向往和呼吁也从未停止过。和平主义与欧洲统一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倡导欧洲统一的思想家们最直接的愿望也正是追求欧洲的和平。
让—雅克·卢梭是近代第一位最重要的和平主义者和欧洲统一思想鼓吹者，之所以说他是第一位，是因为他并不只是像他以前的思想家（如17世纪初的秀利和18世纪初的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那样简单地提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设想或方案，而是从理论的高度对现存的政治体制作了深刻的批评，并对所倡导的设想进行了精辟的论证。卢梭的论述见于他的《论国家机制》一文和《论战争状态》未完成稿等著作中。卢梭声称，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统一的体系，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国际法，相似的文化、文学、贸易及由此种种而必然形成的力量均衡，但是欧洲却仍然战乱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欧洲人把自己组成民族实体，可这些实体之间却没有联合，因而处在残酷的自然状态，欧洲的和谐成了一句空话；人们认为主权君主绝对独立，赤裸裸的武力得以在臣民面前披上法律的外衣，在其他国家面前则又以“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这种改装了的武力在正义的名义下把世界变成了暴力的场所；人们聚集成各个实体本是为了避免个人与个人间的争斗，但这种争斗却被更惨的团体间的相互残杀取代；现存的国际法对这种事态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任何实施国际法的强制手段；国家间的条约也无多大作用，既由于除缔约方的意愿外没有其他任何保证条约的手段，又因为任何缔约方的要求永远不会真正满足，故一当环境变化，不承认有更高权威的缔约国就会重新投入新的战争；这种状态在君主制国家时代尤为真切，因为“国王及其大臣只关心两件事：向外扩张他们的权势，对内使政权更专制”。
卢梭在为改变这种“永久动荡状态”提供解决方法时将他的“社会契约”理论运用到了国际层面上。“完善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力量和法律的联合”，在欧洲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应该“通过某种联邦政府的形式尽可能地把国家联合到一起，就象现在的国家把个人联合在一起一样”，从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世上之城，在其中，国家和民族也只是些个体而已”。卢梭设想的欧洲联合是某种联邦性的联合，比联邦国家稍松散些，但要比联盟更紧密；这种联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将不允许任何成员退出联盟，也禁止一切战争，但有一种战争除外，即由联盟本身同意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为了强迫统治者保持正义及和平的战争”，即所谓“强行实施和平”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倡议的欧洲联盟涉及了联盟干预成员国内政的思想，他提出联盟将“保证主权国家免遭不负责任的和不正义的权力凯觎者及臣民反叛的颠覆”；但同时他又坚持说：“君主得到保证须有先决条件，即臣民将保证不受暴君的压迫”。〔22〕很显然，卢梭的欧洲联盟思想含有浓郁的民主主义色彩，这与他关于内政问题的社会契约理论总框架密不可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而新大陆的联邦主义实践，反过来又影响了欧洲人的思维。在18世纪这个民主主义日益昌盛的时代，和平主义思潮和联邦主义逐渐融合，给欧洲一体化思想传统增添了新的活力。1830年，日内瓦和平协会成立， 在该协会召开于1849年的巴黎第三届万国和平大会上，大会主席、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宣布和平运动的中心目标就是促进欧洲统一。雨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一个响亮的名词：“欧罗巴合众国”，他用诗一般的语言预言：“炮弹和炸药将让位于投票；各民族将普遍使用表决权；一个伟大的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将行使其真正的仲裁，这个机构之于欧洲，就象英国国会之于英国、德意志联邦议会之于德国、法兰西制宪会议之于法国一样！……总有一天，两个巨大的共同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欧罗巴合众国——将跨越海洋携手共进。”〔23〕
19世纪的欧洲和平主义运动沿着“欧洲合众国”的核心思维蓬勃发展，但欧洲的政治现实却是遵循一条几乎完全相反的道路，那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原则，这两条相互交融的原则发挥到极底的地步，终于在1914年把欧洲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这场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再一次憧憬和平的未来，刚结束的战争被普遍认为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24〕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和平主义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至1928年8月《非战公约》的签署到达顶峰。 一战后的和平主义运动再度推动欧洲一体化思维，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成功发起了《非战公约》之后又推出所谓的“白里安计划”，倡导欧洲联合。白里安的欧洲联合梦未能实现，但他在1930年5 月发出的《关于欧洲联盟的机构组织备忘录》中却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想法。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建议中的联盟应是政府间的而非“民族间的”同盟纽带；联盟无论如何都将不影响各参加国的任何主权；联盟的目的将包括废止战争手段，以及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欧洲共同体内所有地区的人类生活水准”并达到“商品、资本和个人的流通的不断解放和系统简化”，这就需要对现存的“2 万公里关税壁垒”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25〕不难发现，白里安备忘录的上述要点，与27年后《罗马条约》的内容是何其相似。
与和平主义者的意愿相反，欧洲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后又爆发了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思考如何根除战争，保证和平的问题。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呻吟的欧洲人必须对两个残酷的现实进行反省：一是各民族国家被纳粹德国逐一征服的事实，二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欧洲人普遍认识到，民族国家根本无法履行保护其公民生命财产并向公民提供福利的职责，因此，100 多年前卢梭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剖析及对欧洲联合的倡议此时便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引起广泛的共鸣。欧洲各地的抵抗运动战士都对未来欧洲的前景作了深切的思考。1941年6月， 几位著名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斗士在同盟的囚禁地文托泰内岛发表的宣言在欧洲抵抗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宣言声称：“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问题是彻底废除欧洲分裂成民族的国家的状态，不解决这一问题，任何进展都只能是表面文章而已。”根据文托泰内宣言，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成立“欧洲联邦运动”组织，号召建立一个由关心全欧洲人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改造而来的欧洲联邦。〔26〕“欧洲联邦运动”与各国抵抗组织进行广泛的接触，获得了相当大的声势，也对战后欧洲的和平主义浪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欧洲联合思想在战时欧洲各国政府的言行中也有所反映。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之一、日后的“欧洲之父”让·莫内在1943—1944年间几度向法国流亡政府提交报告，敦促自由法国注意战后欧洲统一的重要性。他写道：“欧洲各国如果只是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欧洲便无和平可言”；“欧洲的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组成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27〕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也多次谈论欧洲统一的思想，他曾幻想建立包括整个欧洲的大联盟。他声称：“只有通过斯拉夫、日耳曼、高卢和拉丁各民族之间的协作，才能恢复欧洲的安宁与和平……欧洲的统一——从冰岛到伊斯坦布尔，从直布罗陀到乌拉尔——可以通过各国人民的协作得到实现”。〔28〕但戴高乐随着对苏联不信任感的加深，把注意力逐渐从大欧洲联盟转向了建立西欧集团上，这个西欧集团的“动脉可能是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莱因河”。〔29〕在英国政府内部，以丘吉尔首相为首的许多人也在谈论战后欧洲统一的设想，计划组建一个“欧洲西海岸同地中海主要国家的联盟……这一联盟将如此强大，地球上无任何国家敢于向它挑战”。〔30〕
与以往的大规模战争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平主义运动是巨大的阻遏，但它们也激发了和平主义者更深刻反省欧洲国家体系的根本缺陷，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的年代，那种通过欧洲联合避免战争的思想在欧洲各国政府和民间都蔚然成风，一个“新欧洲”的形象呼之欲出，这股思潮，在战后成为推动欧洲走向统一的强劲动力。
结语
欧洲一体化有着深远的文化思想渊源，它植根于欧洲古典文明肥沃的温床里；经过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普世主义的熏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愈益强化；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转变为独立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普世主义仍然能找到伸张的机会；欧洲的和平主义思潮，作为对普世主义的补充，在近现代欧洲的思想界始终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它促使欧洲人不断检讨民族国家体系的根本性缺陷，激励欧洲人探索建立新型的欧洲政治体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终于将那场几千年来的统一梦想逐步付诸了实践。
注释：
〔1〕转引自《未来世界格局——西方的预测》，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2〕亨利·奥斯本·泰勒：《中世纪的古典遗产》（Henry Osbom Taylo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the Middle Ages），纽约1923年版，第22页。
〔3〕戴维·J·希尔：《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Ⅰ）avidJ. Hist,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第1卷，朗曼出版社1921年版，第2页。
〔4〕路德维希·德希奥：《不稳定的均势》（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伦敦1963年版，第19页。
〔5 〕弗兰克·马吉尔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古代中世纪卷·第3册》（Frank N.Magill ed., Great Events from History——Ancient and Medieval Series Ⅲ），塞勒姆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7页。
〔6〕H·G·韦尔斯：《历史纲要》（H.G.Wells,The Outline of History），第1卷，双日公司1971年版，第462页。
〔7〕G·F·穆尔：《基督教会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134页。
〔8〕C·J·H·海斯等：《世界史》（C.J.H.Hayes and others, World History），纽约1946年版，第220页。
〔9〕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7—129页。
〔10〕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Saint Thomas Aquinas, The Summa Theological），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8—531页。
〔11〕海斯等：《世界史》，第322—323页。
〔12〕〔13〕〔14〕〔意〕但丁：《论世界帝国》，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8、78—88、41—43页。
〔15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纽约1977年版，第27—28页。
〔16〕希尔：《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第2卷，第405 —408页。
〔17〕〔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8〕〔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11页。
〔19〕H·A·L·费希尔：《波拿巴主义》（H.A.L.Fisher, Bonapartism），牛津1914年版，第72页。
〔20〕〔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上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46页。
〔21〕《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332页。
〔22〕卢梭的上述思想，参见F ·梅里安·斯塔维尔：《国际思想的发展》（F.Melian Stawell,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纽约和伦敦，第140—167页。
〔23〕理查德·沃恩：《20 世纪的欧洲：通向统一之路》（Richard Vaugha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Paths to Unity）， 伦敦1979年版，第16页。
〔24〕P·斯卡利奇：《欧洲议会》（Paula Scalingi, The European Parliament），威斯特波1980年版，第4页。
〔25〕沃恩：《20世纪的欧洲：通向统一之路》，第31页。
〔26〕〔美〕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
〔27〕〔法〕让·莫内：《莫内回忆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11页。
〔28〕〔29〕〔法〕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5、367页。
〔30〕卢埃林·伍德沃德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Sir Llewellyn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Second World War），伦敦1976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