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
程佩璇/崔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01期第61～66页
【作者简介】程佩璇 徐州教育学院政史系 邮政编码：221000
【关 键 词】冷战/英国/急先锋/促成者
关于“冷战”的起源，史学界往往强调美国的作用，认为这是美国推行“全球主义”战略思想的结果，因而对凯南的“八千字电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等不惜笔墨，〔1 〕而对于英国的作用却研究很少，即便论及了，也只是认为英国在战后是追随美国遏制苏联的，英国无法推行其独立的外交政策。但事实上，战后一段时间里，英苏关系比美苏关系显得更为紧张，英国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
一、英国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英苏三大国就在考虑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各国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和主张，矛盾初露端倪。丘吉尔敏锐地提出：“当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越是临近最后关头，就越要考虑政治因素。”〔2〕他认为， 由于德国军事力量行将被摧毁，结成联盟的唯一依据马上就要消失，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影响欧洲均势的重建，将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因而苏联已变成“自由世界”的一个致命危险。〔3〕1944年11月， 英国总参谋部战后计划委员会提交一份题为“西欧和北大西洋安全”的报告，该报告也认为，短期内的问题是德国，但长期的威胁是苏联。因此，在1945年4、5月间，盟军向德国合围时，丘吉尔再三打电报给罗斯福，要求盟军尽量向东进军，要抢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此后，英国保守党政府针对战后美苏日趋强大而英国衰落的现实，不甘坐等美苏对世界的安排而出现对己不利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遏苏外交活动，为战后在欧洲建立新的均势而努力，以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和地位。
1945年7月，当丘吉尔还在波茨坦参加三大国会议时， 英国大选揭晓，保守党败北，工党上台执政，艾德礼出任首相，贝文任外交大臣。工党的对外政策在经过短时间迟疑（希翼与苏保持一种“友好的均势”〔4〕）后，也就继承了丘吉尔及保守党的政策， 踏上了遏制苏联的道路。
作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实施者，贝文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也认为，战后的主要危险是苏联，如果德国经济得不到复兴，同时英国不能担保德国的统一建立在自身的条件上，那么，共产主义渗入德国的危险将是巨大的，〔5 〕而一个分裂的德国对于西方来说比一个统一的但可能处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德国更安全。因此，英国意欲使盟国分区占领的德国走向分裂，使盟国战时合作关系走向破裂。
1946年4—7月，美英苏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英国的态度愈益明朗，坚决地倡导分裂德国、分裂盟国的政策。贝文多次告诫内阁说：“应尽早采取主动行动，苏联在欧洲的危险肯定跟复活了的德国一样大，而且甚至可能比它更大”〔 6〕，“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提醒美国人同苏联打交道将会危及欧洲的安全，并要促使他们支持对苏实行强硬路线”〔7 〕。贝文的这段表白显然比美国对苏政策更露骨、更激进，因为美国在此前没有明确的欧洲政策，不过英国人知道形势可能马上会转变，因为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已在1946年3月从莫斯科发出了。
1946年5月7日，英国外交部俄国委员会的成员斯托费·沃纳提出一份题为《苏联反对我国的运动及我们的反应》的长篇备忘录，其中在描述“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宣传领域极为恶毒的强权政治的表现”后指出，“我们不仅要决心为保卫自己采取反对苏联的现行政策，而且要力图预见苏联反英运动的未来及我的对策，并建议西方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这一切”。〔8〕以后奈杰尔·罗纳德起草的备忘录， 再次提到苏联的威胁，他写到：“由于东西方之间在背景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无论过多少年，我们也不能希望同苏联达到比权宜之计更为紧密的合作”〔9〕并强烈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时隔不久， 业已在野的丘吉尔抛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的构想，其目的在于，力图通过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帮助，来争取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利用英联邦的存在以维系殖民利益，并作为英国提高国际地位的基础；利用联合起来的西欧来对抗苏联，并使英国能主宰西欧。总之，力图使英国处于“三环”中心，从而恢复昔日大英帝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所有这些言论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6年底，英国出台了“新波茨坦协议”，其主要内容是遏制苏联，分裂德国，并将苏联从战时盟国中排除出去，这实际上是将遏制苏联的政策纲领化、原则化。
罗斯福在战争后期则另有自己的一套想法。1943年，他授意雷斯特·戴维斯在报上发表《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按他的想法，战后的世界要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大国间的合作尤其是美苏合作是美国战后主宰世界的前提，因此，必须把战时的盟国关系发展为战后的合作关系。当然这种合作是建立在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战后将有求于美国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苏联并不愿接受美国附加条件的援助。罗斯福也估计到战后将出现美苏两大国对立的局面，他认为苏联在战后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只要美国适当满足苏联要求，保证其西部边界的安全，再给予大量贷款，美苏就能保持战时的同盟关系。
1945年4月，罗斯福溘然长逝，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 杜鲁门在就职第一天即宣布：“我将尽力按照我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做的那样做下去。”〔10〕事实并非如此。杜鲁门与罗斯福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尽相同，两人在性格和气质上也存在差异，而且杜鲁门是一个典型的主张对苏联强硬的人物，他反对罗斯福关于美苏合作的思想。他周围的许多人也多附和他，如1946年9 月他最亲密的政治顾问、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在题为《美苏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其势力范围限于目前所控制的地区”，他还告诫杜鲁门“同克里姆林宫斗争，这在政治上对政府非常有利”。〔11〕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即杜鲁门与罗斯福之间的历史联系，欧战结束时，美国还要面临太平洋的作战，原子弹尚未成为现实，要打败日本，美国还有求于苏联，这样就或多或少制约了杜鲁门强硬的对苏政策。
1945年10月，杜鲁门在华盛顿会见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莫洛托夫，向他转交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信中措词强硬，指责苏联在波兰问题上违背了雅尔塔协议，但遭到莫洛托夫的有力反击，杜鲁门的强硬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此时“美国除了讲些看来厉害的话以外，实际上无计可施”〔12〕。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还是不强硬的。杜鲁门认为美国还有两张王牌可以利用，其一是美国独家拥有原子弹，可用核武器对苏联进行政治讹诈；其二是美国已成为经济巨人，苏联战后重建经济不得不要求美国的援助，这样美国可在经济上对苏联施加压力。但是打这两张王牌都未奏效，因为苏联也在加紧研制原子武器，同时苏宣布新的五年计划，将以极大的努力重建自己的重工业，尔后又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因此，杜鲁门执政的头一年多里，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既然没有明确的“令人鼓舞的欧洲政策”（英国人语），更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行动，这样，才有了1944—1948年苏联支持的一系列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当然按杜鲁门个人的主观愿望，并不愿放弃这些西方传统的势力范围，但无奈美国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和行动，更何况战后东欧事态的发展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直到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一篇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讲话， 标志着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形成，这也是杜鲁门承认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13〕美苏关系也就由盟国关系转为敌对关系。但这与丘吉尔在战争后期、英国工党政府在战后初期主张对苏遏制相比已晚了一年多。
基于上述事实，战后初期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东欧政策，只有英帝国在与苏联周旋，美国参议员范登堡也认为：“我们在这个伟大的联盟（指西方联盟）中竟是唯一沉默的伙伴。”〔14〕因此，完全可以说，英国实际上充当了对苏联实施遏制的急先锋。
二、英国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
英国制定对苏遏制的目标后，便开始积极地付诸实施。在战后不久的三大国首次外长会议上，贝文与莫洛托夫有过两次交锋，双方各不相让，英国要确保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而苏联则想利用战胜国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利益。
1946年1月，在首届联大会议上，英国开始与苏联公开交锋。 同年1月，伊朗在首届联大安理会提出了对苏联干涉其内政的指控， 美英都支持伊朗，但美国代表团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贝文却与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展开了辩论，指责苏联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在会议期间，贝文在私下还做了许多工作，要求美国参与遏制苏联，一次他在宴请美国代表团成员范登堡时，指着地图说明苏联的企图，要求美国不能避开。〔15〕贝文的发言在美国舆论界引起反响，《纽约时报》评论说：“……，什么是我们的对苏政策呢？”〔16〕
下野的丘吉尔也在积极活动。1946年3月5日，他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17〕。他声称，苏联已将东欧国家与西方切断，唯有英语民族的联盟才能制止苏联的威胁。丘吉尔的讲话是冷战的第一枪。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理所当然地遭到苏联的迎头痛击，斯大林于3月13 日在对《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指责“丘吉尔先生现在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其方针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18〕的确，丘吉尔旨在告诫美国要赶紧对苏采取行动，而杜鲁门的陪同本身则说明美国在对苏实施强硬政策之前需要先试探一下公众的反应，避免贸然行动。
在丘吉尔反苏思想影响下，1946年底，英国政府在“希腊、土耳其危机”期间对苏联采取了直接行动。英国一方面希望在“对等交换”的基础上与苏达成协议，如与苏划分势力范围，必要时可作些让步，另一方面就是组织可能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安全体系，最后是把美国的力量引进欧洲。英国的如意算盘能否实现？贝文采取了非常直率的向苏联公开摊牌的方式，如直接提出英国撤出希腊，作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撤出保加利亚，这一建议遭到苏联的拒绝，而是年冬天英国遭受前所未有的酷寒，面临严重的燃料短缺，许多工厂停工，失业人数急剧上升，英不堪海外势力范围的压力，无奈之余英国部分外交官认为，与其让苏联填补这些空白，不如鼓励美国“承担起广泛的责任重担，即使这意味着在至今为止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是占首位的地区抑制我们的‘自负’”〔19〕。于是，1947年2月，英国向美国递交了两份照会，宣布英国在3月31日以后不再向希、土提供援助，要求美国承担此项义务。不久，美国表示不从欧洲撤军，并对希、土提供援助。
接着英国抓住战后德国问题继续遏制苏联并促使德国分裂。英国认为，与其在战后出现一个可能被苏联控制的统一的德国，倒不如制造一个能留在西方阵营的西部德国以保证欧洲的均势，以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自身的和德国英占区的经济问题成了英国分裂德国、遏制苏联的突破口。欧战结束时，英美苏一致同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德国西北部的鲁尔区为英占区，这里是德国的工业区，人口稠密，达2000万人，工业集中，但工业基础遭到破坏，农业几乎没有，粮食问题成为突出问题。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对疲惫的英国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1946年英国在此支出8000万英镑（按今天的价格约为8亿英镑）， 仍未解决粮食问题。根据波茨坦协议第14款规定，各占领国在开始实行控制阶段仍然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于是，英国要求苏占区（德国的东部盛产粮食）向英占区输入粮食以减轻英国的压力，但苏联政府认为无此义务而拒绝。英国解决不了英占区的经济问题，就意味着丧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因此英国即开始筹划分裂德国、分裂战时盟国关系的计划。英国先是向苏联提出在德国建立经济一体制，对此，苏联不能接受，因为苏联提出在此之前苏联要获得1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 于是英国把破坏波茨坦协议的罪名推给了苏联，同时也为自己分裂德国找到了借口。接着，英国开始积极离间美苏关系，英国认为美国仍在支持西欧并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和直接同苏联打交道并按协议规定留在欧洲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于是贝文多次提醒美国人：“德国经济混乱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需要在一体化的欧洲结构中重建德国”〔20〕，“英国不能单独反对敌人哪怕一两年……我们必须同美国保持密切的合作”〔21〕。对于美国设想使苏联从德国现行生产能力特别是钢和煤中得到一些赔偿，从而为在德国建立经济统一体铺平道路的计划，英国则竭力加以阻止，说这样会造成“在西方喂养德国奶牛时东方却在挤奶的局面”，力劝美国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现行赔款上，而应集中在西部德国的经济恢复上。1946年7月， 英国正式提出“联合王国将在互惠的基础上同其它占领区实行合作”。对于英国的建议，美国在协议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尝试失败后，也声称准备同任何一个占领区在德国建立统一体，于是英美开始讨论双占区的问题，这就预示着德国的分裂，战时的盟国关系走向破裂。
在欧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态度强硬，如杜鲁门精心安排了在美试爆原子弹成功后的1945年7月召开三大国波茨坦会议，对苏实行核威慑， 而且在会议上美国“要苏联干这干那，几乎控制着整个会议”〔22〕，但缺乏强有力的行动，它与英国率先遏制苏联的行动相比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差，即美国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才确立了对苏强硬的冷战政策，而且在美国的冷战政策形成过程中，英国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英国挑起冷战的根源在于维护既得利益
英国如此积极地主张遏制苏联是因为苏联的强大已威胁到英国的利益。
二战结束时，英国虽然仍是三强国之一，但已被极大地削弱了。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卖出了所有可以卖出的资产以支持战争中膨胀的军费开支。英国在战时大举向外国借债，到战争行将结束时，英国的外债总额达27.23亿英镑；1946年英国的工业产量仅是1937年的90 %；英国经济一向依赖的对外贸易大大缩减，1938年英国出口贸易为4.71亿英镑，而1944年仅为2.69亿英镑，下降了40%。〔23〕维护大英帝国生命线的广大殖民地也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更致命的威胁是战后这些殖民地的民族自觉程度大大提高并纷纷要求独立，这就使英国无法像战前那样从殖民地榨取钱财，以继续维持大英帝国的霸权。
可是，战后英国依然想维护作为一个遍及五大洲的殖民帝国的利益，维护作为一个影响欧洲大陆均势的大国地位，但这一切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抑制，尤其是战后苏联的强大，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必然与英国发生尖锐冲突，这也就决定了战后英国对苏联政策的走向。
英国认为苏联对它的利益威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联威胁着英国在巴尔干、黑海地区的利益。斯大林认为苏联在二战中牺牲最大、对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应该得到领土和利益的补偿。斯大林曾于1945年4 月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领导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决不可能不是这样。”〔24〕因此战后苏联不仅进入东欧、中欧，而且对东南欧以及黑海地区也提出领土要求，力图恢复旧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而上述地区战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上述地区战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有英国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早在二战期间围绕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英国就竭力主张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登陆，而坚决反对在法国登陆，旨在保证西方在此有强大的力量抗衡苏联。 1944年5月，在与苏联达成的交易中，英军占领了希腊。为了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同年10月，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丘吉尔向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巴尔干百分比协定”，按丘吉尔的设想，在巴尔干即使不是英国占绝大多数利益，也应同苏联平分秋色，该协定因斯大林默认而生效，丘吉尔对此非常满意，认为他达到了保存英帝国遗产之目的，为英国在巴尔干争得了立足点，保障了它在地中海的生命线。可是好景不长，战后东欧的巴尔干一系列受苏联控制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苏联在此扩张，使英国根本无法染指，甚至连英国控制的希腊也出现了危机。1946年10月希腊共产党在北部山区组成希腊民主军与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军展开了内战，在民主军的打击下，政府军节节败退。英国认为希腊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武装斗争，是因为苏联给予了直接的支持，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西方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顶回去，那么苏联将影响意大利、法国。〔25〕
在土耳其也有类似的情况。苏联与土耳其一直在黑海海峡问题以及原俄国领土问题上存在着争端。1940年以来，苏联就一再表示保加利亚和黑海海峡是苏联的安全带。〔26〕1946年，苏联给土耳其政府一份关于调整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规定的照会，提出一切非黑海沿岸国家都将不再拥有海峡的参与权，也就是西方在此的利益将受到排斥，这对英国无疑又是一个打击，“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一个无法防守的前哨”〔27〕。因此，苏联对巴尔干、黑海海峡的要求，直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英苏关系骤然紧张，其紧张程度超过美苏关系。
其次，战后苏联的强大，英国视其为建立欧洲均势的最大障碍。英国在战后考虑最多的是维护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在欧洲保持新的力量均衡是符合英国根本利益的。于是，丘吉尔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而美国自恃力量强大，不赞同传统的均势外交。英国认为美国关于战后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设想既不符合欧洲的现实，也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不能坐等美国的安排而使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战后的苏联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虑，积极在中欧、东欧以及东南欧扩张，在东欧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听命于自己的政权，在东南欧扶持共产党力量，进行反政府武装斗争。这些行动在英国看来足以破坏欧洲的均势。此外，苏联在中东及远东的领土要求，也既损害了英国的现存利益又破坏了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所追求的均势。而英国在战后已丧失原有的强大经济力量和海上优势，已无力量抗衡苏联，于是乎便有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声称“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28〕。也就有了英国遏制苏联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及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它针对希腊、土耳其问题的出现，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怂恿、诱使美国介入以抗衡苏联，再有就是它积极鼓动分裂德国，把西部德国留在西方营垒里，与德国苏占区相对峙。
再次，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严重威胁。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极端仇视，对苏联鼓动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万分恐惧，对苏联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更是无比憎恨。早在1929年工党政府决定与苏复交时，英国的大资产阶级保守势力就竭力反对，上议院曾以43票对31票反对复交。〔29〕复交后，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苏情绪依然存在，甚至英王乔治五世也由于不愿与苏联驻英全权代表握手而拒绝出席接受苏联国书的仪式。虽然出于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特别是二战期间抗击法西斯的需要，务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决策人士竭力克制反苏、反共的心理，努力改变公开反苏的政策并作出一定的姿态来改善和加强英苏政治关系，但是那种传统的恐共心理和反苏情绪仍然在英国统治阶级的内心深处作祟，只要气候一变就会旧病复发兴风作浪，破坏已得到一定改善的英苏政治关系。战后初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强盛，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令英国统治阶级坐卧不宁，下野的丘吉尔与台上的艾德礼、贝文之流沆瀣一气，攻击苏联是自由文明的死敌，视共产主义为野蛮主义，把战后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诬蔑为正受到“暴政”的高压控制和奴役，把各国共产党看成是“第五纵队”。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也决定了战后英国必然要遏制苏联。
从全局意义上考虑，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论是战略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彼此分歧都是最大的，争斗和矛盾也是最激烈的。但在战后初期，美国自诩为“特殊”的国家，是拥有全球“责任”与“义务”的唯一强大国家，自认为其它国家都有求于它。因此，一开始与苏联在势力范围的划分上没有英国与苏联的矛盾那么尖锐，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存在原有的势力范围（殖民地）问题，也就不存在苏联侵犯的问题，况且双方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有明确划定，虽然美国并不甘心那些在战前属于西方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但美国仍然认为，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对苏联提供经济援助为代价，足以使苏联作些让步，因而在战后初期没有与苏联发生严重的对立。只是后来在英国的再三蛊惑之下，加之自己的“经援”无效以及其他条件业已成熟，美国的对苏遏制政策才最终出台。
综上所述，英国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不像一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英国已经衰落了，已经不足以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了，在许多方面是追随美国的。诚然，英国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早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就为自己的地位不如斯大林而忧心忡忡。但英国并不甘于这种衰落，不甘于大英帝国现存利益的丧失，也不甘于美苏两大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对于美国提出的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如美国提出在战后对殖民地实行“托管制度”，丘吉尔坚决反对，他在大多场合宣称自己的使命是维护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贝文在1947年下院的一次演说中也强调：“……英王陛下政府决不能接受以下观点……，即英国不再是一个大国，或者说我们已起不到大国的作用了。我们认为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至关重要的大国之一，我们依然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30〕于是，英国确立了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而遏制苏联、离间美苏关系，为重建欧洲均势而分裂德国的独立外交政策。为实现既定的外交目标，英国对苏联采取了诸如私下讨价还价、公开摊牌、积极遏制等手段，而对美国则采取了外交的、政治的乃至舆论的甚至多少带些要挟的各种方式，即便是卸包袱也做得冠冕堂皇，不动声色。可见，战后美国对苏联实施强硬外交以及西方集团遏制苏联，英国均起了重要作用，对此不应低估。
注释：
〔1〕竺培芬《冷战起源探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汤季芳《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张志《雅尔塔体制与战后世界格局》，《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2〕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第11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3〕〔5〕〔6〕〔7〕〔20〕〔21〕转引自安妮·戴顿《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新探》，《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4〕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五）第197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8〕〔9〕雷·梅里克《英国外交部俄国委员会与冷战》。
〔10〕《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1页，纽约1955年版。
〔11〕沃尔特·拉弗伯《美国·苏联·冷战》第80页，约翰·威利文子出版公司1976年版。
〔12〕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13〕〔27〕《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21、115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14〕小阿瑟·M·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 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东欧与苏联》第34页，纽约1973年版。
〔15〕阿兰·巴洛克《外交大臣内斯特·贝文》第 235页，英国海内曼出版公司1983年版。
〔16〕〔19〕T·H· 安达森《美国、英国和冷战》第109、85页，美国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28〕小阿瑟· M·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第214页，纽约1973年版。
〔18〕《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62—46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2〕嘎尔·阿尔普诺维茨《美国为什么投下了原子弹？》，《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
〔23〕〔29〕诺思艾基、威尔斯《英国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第 105、50页，伦敦1982年版。
〔24〕沃尔特·拉弗伯《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1990》第13页，纽约1991年版。
〔25〕约翰·卢卡克斯《新编冷战史》第69页，安科出版社1966年版。
〔26〕哈利福德· L·霍斯金斯《中东：世界政治成问题的地区》第30页，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57年版。
〔30〕阿伦·斯克穆、克里斯·库克《战后英国政治史》第4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01期第61～66页
【作者简介】程佩璇 徐州教育学院政史系 邮政编码：221000
| 【内容提要】 | “冷战”是指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非武装进攻的敌对活动。它发端于战后初期，结束于1991年苏联解体。关于冷战的起源，学术界一般强调美国的作用而忽视英国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战后初期英国与苏联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基础上，认为英国不仅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而且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 |
一、英国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英苏三大国就在考虑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各国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和主张，矛盾初露端倪。丘吉尔敏锐地提出：“当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越是临近最后关头，就越要考虑政治因素。”〔2〕他认为， 由于德国军事力量行将被摧毁，结成联盟的唯一依据马上就要消失，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影响欧洲均势的重建，将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因而苏联已变成“自由世界”的一个致命危险。〔3〕1944年11月， 英国总参谋部战后计划委员会提交一份题为“西欧和北大西洋安全”的报告，该报告也认为，短期内的问题是德国，但长期的威胁是苏联。因此，在1945年4、5月间，盟军向德国合围时，丘吉尔再三打电报给罗斯福，要求盟军尽量向东进军，要抢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此后，英国保守党政府针对战后美苏日趋强大而英国衰落的现实，不甘坐等美苏对世界的安排而出现对己不利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遏苏外交活动，为战后在欧洲建立新的均势而努力，以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和地位。
1945年7月，当丘吉尔还在波茨坦参加三大国会议时， 英国大选揭晓，保守党败北，工党上台执政，艾德礼出任首相，贝文任外交大臣。工党的对外政策在经过短时间迟疑（希翼与苏保持一种“友好的均势”〔4〕）后，也就继承了丘吉尔及保守党的政策， 踏上了遏制苏联的道路。
作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实施者，贝文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也认为，战后的主要危险是苏联，如果德国经济得不到复兴，同时英国不能担保德国的统一建立在自身的条件上，那么，共产主义渗入德国的危险将是巨大的，〔5 〕而一个分裂的德国对于西方来说比一个统一的但可能处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德国更安全。因此，英国意欲使盟国分区占领的德国走向分裂，使盟国战时合作关系走向破裂。
1946年4—7月，美英苏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英国的态度愈益明朗，坚决地倡导分裂德国、分裂盟国的政策。贝文多次告诫内阁说：“应尽早采取主动行动，苏联在欧洲的危险肯定跟复活了的德国一样大，而且甚至可能比它更大”〔 6〕，“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提醒美国人同苏联打交道将会危及欧洲的安全，并要促使他们支持对苏实行强硬路线”〔7 〕。贝文的这段表白显然比美国对苏政策更露骨、更激进，因为美国在此前没有明确的欧洲政策，不过英国人知道形势可能马上会转变，因为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已在1946年3月从莫斯科发出了。
1946年5月7日，英国外交部俄国委员会的成员斯托费·沃纳提出一份题为《苏联反对我国的运动及我们的反应》的长篇备忘录，其中在描述“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宣传领域极为恶毒的强权政治的表现”后指出，“我们不仅要决心为保卫自己采取反对苏联的现行政策，而且要力图预见苏联反英运动的未来及我的对策，并建议西方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这一切”。〔8〕以后奈杰尔·罗纳德起草的备忘录， 再次提到苏联的威胁，他写到：“由于东西方之间在背景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无论过多少年，我们也不能希望同苏联达到比权宜之计更为紧密的合作”〔9〕并强烈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时隔不久， 业已在野的丘吉尔抛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的构想，其目的在于，力图通过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帮助，来争取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利用英联邦的存在以维系殖民利益，并作为英国提高国际地位的基础；利用联合起来的西欧来对抗苏联，并使英国能主宰西欧。总之，力图使英国处于“三环”中心，从而恢复昔日大英帝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所有这些言论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6年底，英国出台了“新波茨坦协议”，其主要内容是遏制苏联，分裂德国，并将苏联从战时盟国中排除出去，这实际上是将遏制苏联的政策纲领化、原则化。
罗斯福在战争后期则另有自己的一套想法。1943年，他授意雷斯特·戴维斯在报上发表《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按他的想法，战后的世界要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大国间的合作尤其是美苏合作是美国战后主宰世界的前提，因此，必须把战时的盟国关系发展为战后的合作关系。当然这种合作是建立在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战后将有求于美国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苏联并不愿接受美国附加条件的援助。罗斯福也估计到战后将出现美苏两大国对立的局面，他认为苏联在战后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只要美国适当满足苏联要求，保证其西部边界的安全，再给予大量贷款，美苏就能保持战时的同盟关系。
1945年4月，罗斯福溘然长逝，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 杜鲁门在就职第一天即宣布：“我将尽力按照我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做的那样做下去。”〔10〕事实并非如此。杜鲁门与罗斯福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尽相同，两人在性格和气质上也存在差异，而且杜鲁门是一个典型的主张对苏联强硬的人物，他反对罗斯福关于美苏合作的思想。他周围的许多人也多附和他，如1946年9 月他最亲密的政治顾问、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在题为《美苏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其势力范围限于目前所控制的地区”，他还告诫杜鲁门“同克里姆林宫斗争，这在政治上对政府非常有利”。〔11〕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即杜鲁门与罗斯福之间的历史联系，欧战结束时，美国还要面临太平洋的作战，原子弹尚未成为现实，要打败日本，美国还有求于苏联，这样就或多或少制约了杜鲁门强硬的对苏政策。
1945年10月，杜鲁门在华盛顿会见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莫洛托夫，向他转交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信中措词强硬，指责苏联在波兰问题上违背了雅尔塔协议，但遭到莫洛托夫的有力反击，杜鲁门的强硬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此时“美国除了讲些看来厉害的话以外，实际上无计可施”〔12〕。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还是不强硬的。杜鲁门认为美国还有两张王牌可以利用，其一是美国独家拥有原子弹，可用核武器对苏联进行政治讹诈；其二是美国已成为经济巨人，苏联战后重建经济不得不要求美国的援助，这样美国可在经济上对苏联施加压力。但是打这两张王牌都未奏效，因为苏联也在加紧研制原子武器，同时苏宣布新的五年计划，将以极大的努力重建自己的重工业，尔后又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因此，杜鲁门执政的头一年多里，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既然没有明确的“令人鼓舞的欧洲政策”（英国人语），更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行动，这样，才有了1944—1948年苏联支持的一系列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当然按杜鲁门个人的主观愿望，并不愿放弃这些西方传统的势力范围，但无奈美国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和行动，更何况战后东欧事态的发展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直到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一篇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讲话， 标志着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形成，这也是杜鲁门承认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13〕美苏关系也就由盟国关系转为敌对关系。但这与丘吉尔在战争后期、英国工党政府在战后初期主张对苏遏制相比已晚了一年多。
基于上述事实，战后初期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东欧政策，只有英帝国在与苏联周旋，美国参议员范登堡也认为：“我们在这个伟大的联盟（指西方联盟）中竟是唯一沉默的伙伴。”〔14〕因此，完全可以说，英国实际上充当了对苏联实施遏制的急先锋。
二、英国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
英国制定对苏遏制的目标后，便开始积极地付诸实施。在战后不久的三大国首次外长会议上，贝文与莫洛托夫有过两次交锋，双方各不相让，英国要确保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而苏联则想利用战胜国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利益。
1946年1月，在首届联大会议上，英国开始与苏联公开交锋。 同年1月，伊朗在首届联大安理会提出了对苏联干涉其内政的指控， 美英都支持伊朗，但美国代表团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贝文却与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展开了辩论，指责苏联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在会议期间，贝文在私下还做了许多工作，要求美国参与遏制苏联，一次他在宴请美国代表团成员范登堡时，指着地图说明苏联的企图，要求美国不能避开。〔15〕贝文的发言在美国舆论界引起反响，《纽约时报》评论说：“……，什么是我们的对苏政策呢？”〔16〕
下野的丘吉尔也在积极活动。1946年3月5日，他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17〕。他声称，苏联已将东欧国家与西方切断，唯有英语民族的联盟才能制止苏联的威胁。丘吉尔的讲话是冷战的第一枪。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理所当然地遭到苏联的迎头痛击，斯大林于3月13 日在对《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指责“丘吉尔先生现在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其方针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18〕的确，丘吉尔旨在告诫美国要赶紧对苏采取行动，而杜鲁门的陪同本身则说明美国在对苏实施强硬政策之前需要先试探一下公众的反应，避免贸然行动。
在丘吉尔反苏思想影响下，1946年底，英国政府在“希腊、土耳其危机”期间对苏联采取了直接行动。英国一方面希望在“对等交换”的基础上与苏达成协议，如与苏划分势力范围，必要时可作些让步，另一方面就是组织可能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安全体系，最后是把美国的力量引进欧洲。英国的如意算盘能否实现？贝文采取了非常直率的向苏联公开摊牌的方式，如直接提出英国撤出希腊，作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撤出保加利亚，这一建议遭到苏联的拒绝，而是年冬天英国遭受前所未有的酷寒，面临严重的燃料短缺，许多工厂停工，失业人数急剧上升，英不堪海外势力范围的压力，无奈之余英国部分外交官认为，与其让苏联填补这些空白，不如鼓励美国“承担起广泛的责任重担，即使这意味着在至今为止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是占首位的地区抑制我们的‘自负’”〔19〕。于是，1947年2月，英国向美国递交了两份照会，宣布英国在3月31日以后不再向希、土提供援助，要求美国承担此项义务。不久，美国表示不从欧洲撤军，并对希、土提供援助。
接着英国抓住战后德国问题继续遏制苏联并促使德国分裂。英国认为，与其在战后出现一个可能被苏联控制的统一的德国，倒不如制造一个能留在西方阵营的西部德国以保证欧洲的均势，以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自身的和德国英占区的经济问题成了英国分裂德国、遏制苏联的突破口。欧战结束时，英美苏一致同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德国西北部的鲁尔区为英占区，这里是德国的工业区，人口稠密，达2000万人，工业集中，但工业基础遭到破坏，农业几乎没有，粮食问题成为突出问题。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对疲惫的英国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1946年英国在此支出8000万英镑（按今天的价格约为8亿英镑）， 仍未解决粮食问题。根据波茨坦协议第14款规定，各占领国在开始实行控制阶段仍然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于是，英国要求苏占区（德国的东部盛产粮食）向英占区输入粮食以减轻英国的压力，但苏联政府认为无此义务而拒绝。英国解决不了英占区的经济问题，就意味着丧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因此英国即开始筹划分裂德国、分裂战时盟国关系的计划。英国先是向苏联提出在德国建立经济一体制，对此，苏联不能接受，因为苏联提出在此之前苏联要获得1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 于是英国把破坏波茨坦协议的罪名推给了苏联，同时也为自己分裂德国找到了借口。接着，英国开始积极离间美苏关系，英国认为美国仍在支持西欧并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和直接同苏联打交道并按协议规定留在欧洲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于是贝文多次提醒美国人：“德国经济混乱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需要在一体化的欧洲结构中重建德国”〔20〕，“英国不能单独反对敌人哪怕一两年……我们必须同美国保持密切的合作”〔21〕。对于美国设想使苏联从德国现行生产能力特别是钢和煤中得到一些赔偿，从而为在德国建立经济统一体铺平道路的计划，英国则竭力加以阻止，说这样会造成“在西方喂养德国奶牛时东方却在挤奶的局面”，力劝美国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现行赔款上，而应集中在西部德国的经济恢复上。1946年7月， 英国正式提出“联合王国将在互惠的基础上同其它占领区实行合作”。对于英国的建议，美国在协议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尝试失败后，也声称准备同任何一个占领区在德国建立统一体，于是英美开始讨论双占区的问题，这就预示着德国的分裂，战时的盟国关系走向破裂。
在欧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态度强硬，如杜鲁门精心安排了在美试爆原子弹成功后的1945年7月召开三大国波茨坦会议，对苏实行核威慑， 而且在会议上美国“要苏联干这干那，几乎控制着整个会议”〔22〕，但缺乏强有力的行动，它与英国率先遏制苏联的行动相比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差，即美国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才确立了对苏强硬的冷战政策，而且在美国的冷战政策形成过程中，英国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英国挑起冷战的根源在于维护既得利益
英国如此积极地主张遏制苏联是因为苏联的强大已威胁到英国的利益。
二战结束时，英国虽然仍是三强国之一，但已被极大地削弱了。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卖出了所有可以卖出的资产以支持战争中膨胀的军费开支。英国在战时大举向外国借债，到战争行将结束时，英国的外债总额达27.23亿英镑；1946年英国的工业产量仅是1937年的90 %；英国经济一向依赖的对外贸易大大缩减，1938年英国出口贸易为4.71亿英镑，而1944年仅为2.69亿英镑，下降了40%。〔23〕维护大英帝国生命线的广大殖民地也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更致命的威胁是战后这些殖民地的民族自觉程度大大提高并纷纷要求独立，这就使英国无法像战前那样从殖民地榨取钱财，以继续维持大英帝国的霸权。
可是，战后英国依然想维护作为一个遍及五大洲的殖民帝国的利益，维护作为一个影响欧洲大陆均势的大国地位，但这一切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抑制，尤其是战后苏联的强大，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必然与英国发生尖锐冲突，这也就决定了战后英国对苏联政策的走向。
英国认为苏联对它的利益威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联威胁着英国在巴尔干、黑海地区的利益。斯大林认为苏联在二战中牺牲最大、对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应该得到领土和利益的补偿。斯大林曾于1945年4 月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领导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决不可能不是这样。”〔24〕因此战后苏联不仅进入东欧、中欧，而且对东南欧以及黑海地区也提出领土要求，力图恢复旧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而上述地区战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上述地区战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有英国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早在二战期间围绕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英国就竭力主张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登陆，而坚决反对在法国登陆，旨在保证西方在此有强大的力量抗衡苏联。 1944年5月，在与苏联达成的交易中，英军占领了希腊。为了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同年10月，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丘吉尔向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巴尔干百分比协定”，按丘吉尔的设想，在巴尔干即使不是英国占绝大多数利益，也应同苏联平分秋色，该协定因斯大林默认而生效，丘吉尔对此非常满意，认为他达到了保存英帝国遗产之目的，为英国在巴尔干争得了立足点，保障了它在地中海的生命线。可是好景不长，战后东欧的巴尔干一系列受苏联控制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苏联在此扩张，使英国根本无法染指，甚至连英国控制的希腊也出现了危机。1946年10月希腊共产党在北部山区组成希腊民主军与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军展开了内战，在民主军的打击下，政府军节节败退。英国认为希腊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武装斗争，是因为苏联给予了直接的支持，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西方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顶回去，那么苏联将影响意大利、法国。〔25〕
在土耳其也有类似的情况。苏联与土耳其一直在黑海海峡问题以及原俄国领土问题上存在着争端。1940年以来，苏联就一再表示保加利亚和黑海海峡是苏联的安全带。〔26〕1946年，苏联给土耳其政府一份关于调整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规定的照会，提出一切非黑海沿岸国家都将不再拥有海峡的参与权，也就是西方在此的利益将受到排斥，这对英国无疑又是一个打击，“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一个无法防守的前哨”〔27〕。因此，苏联对巴尔干、黑海海峡的要求，直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英苏关系骤然紧张，其紧张程度超过美苏关系。
其次，战后苏联的强大，英国视其为建立欧洲均势的最大障碍。英国在战后考虑最多的是维护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在欧洲保持新的力量均衡是符合英国根本利益的。于是，丘吉尔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而美国自恃力量强大，不赞同传统的均势外交。英国认为美国关于战后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设想既不符合欧洲的现实，也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不能坐等美国的安排而使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战后的苏联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虑，积极在中欧、东欧以及东南欧扩张，在东欧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听命于自己的政权，在东南欧扶持共产党力量，进行反政府武装斗争。这些行动在英国看来足以破坏欧洲的均势。此外，苏联在中东及远东的领土要求，也既损害了英国的现存利益又破坏了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所追求的均势。而英国在战后已丧失原有的强大经济力量和海上优势，已无力量抗衡苏联，于是乎便有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声称“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28〕。也就有了英国遏制苏联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及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它针对希腊、土耳其问题的出现，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怂恿、诱使美国介入以抗衡苏联，再有就是它积极鼓动分裂德国，把西部德国留在西方营垒里，与德国苏占区相对峙。
再次，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严重威胁。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极端仇视，对苏联鼓动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万分恐惧，对苏联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更是无比憎恨。早在1929年工党政府决定与苏复交时，英国的大资产阶级保守势力就竭力反对，上议院曾以43票对31票反对复交。〔29〕复交后，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苏情绪依然存在，甚至英王乔治五世也由于不愿与苏联驻英全权代表握手而拒绝出席接受苏联国书的仪式。虽然出于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特别是二战期间抗击法西斯的需要，务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决策人士竭力克制反苏、反共的心理，努力改变公开反苏的政策并作出一定的姿态来改善和加强英苏政治关系，但是那种传统的恐共心理和反苏情绪仍然在英国统治阶级的内心深处作祟，只要气候一变就会旧病复发兴风作浪，破坏已得到一定改善的英苏政治关系。战后初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强盛，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令英国统治阶级坐卧不宁，下野的丘吉尔与台上的艾德礼、贝文之流沆瀣一气，攻击苏联是自由文明的死敌，视共产主义为野蛮主义，把战后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诬蔑为正受到“暴政”的高压控制和奴役，把各国共产党看成是“第五纵队”。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也决定了战后英国必然要遏制苏联。
从全局意义上考虑，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论是战略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彼此分歧都是最大的，争斗和矛盾也是最激烈的。但在战后初期，美国自诩为“特殊”的国家，是拥有全球“责任”与“义务”的唯一强大国家，自认为其它国家都有求于它。因此，一开始与苏联在势力范围的划分上没有英国与苏联的矛盾那么尖锐，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存在原有的势力范围（殖民地）问题，也就不存在苏联侵犯的问题，况且双方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有明确划定，虽然美国并不甘心那些在战前属于西方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但美国仍然认为，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对苏联提供经济援助为代价，足以使苏联作些让步，因而在战后初期没有与苏联发生严重的对立。只是后来在英国的再三蛊惑之下，加之自己的“经援”无效以及其他条件业已成熟，美国的对苏遏制政策才最终出台。
综上所述，英国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不像一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英国已经衰落了，已经不足以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了，在许多方面是追随美国的。诚然，英国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早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就为自己的地位不如斯大林而忧心忡忡。但英国并不甘于这种衰落，不甘于大英帝国现存利益的丧失，也不甘于美苏两大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对于美国提出的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如美国提出在战后对殖民地实行“托管制度”，丘吉尔坚决反对，他在大多场合宣称自己的使命是维护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贝文在1947年下院的一次演说中也强调：“……英王陛下政府决不能接受以下观点……，即英国不再是一个大国，或者说我们已起不到大国的作用了。我们认为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至关重要的大国之一，我们依然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30〕于是，英国确立了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而遏制苏联、离间美苏关系，为重建欧洲均势而分裂德国的独立外交政策。为实现既定的外交目标，英国对苏联采取了诸如私下讨价还价、公开摊牌、积极遏制等手段，而对美国则采取了外交的、政治的乃至舆论的甚至多少带些要挟的各种方式，即便是卸包袱也做得冠冕堂皇，不动声色。可见，战后美国对苏联实施强硬外交以及西方集团遏制苏联，英国均起了重要作用，对此不应低估。
注释：
〔1〕竺培芬《冷战起源探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汤季芳《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张志《雅尔塔体制与战后世界格局》，《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2〕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第11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3〕〔5〕〔6〕〔7〕〔20〕〔21〕转引自安妮·戴顿《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新探》，《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4〕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五）第197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8〕〔9〕雷·梅里克《英国外交部俄国委员会与冷战》。
〔10〕《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1页，纽约1955年版。
〔11〕沃尔特·拉弗伯《美国·苏联·冷战》第80页，约翰·威利文子出版公司1976年版。
〔12〕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13〕〔27〕《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21、115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14〕小阿瑟·M·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 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东欧与苏联》第34页，纽约1973年版。
〔15〕阿兰·巴洛克《外交大臣内斯特·贝文》第 235页，英国海内曼出版公司1983年版。
〔16〕〔19〕T·H· 安达森《美国、英国和冷战》第109、85页，美国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28〕小阿瑟· M·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第214页，纽约1973年版。
〔18〕《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62—46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2〕嘎尔·阿尔普诺维茨《美国为什么投下了原子弹？》，《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
〔23〕〔29〕诺思艾基、威尔斯《英国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第 105、50页，伦敦1982年版。
〔24〕沃尔特·拉弗伯《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1990》第13页，纽约1991年版。
〔25〕约翰·卢卡克斯《新编冷战史》第69页，安科出版社1966年版。
〔26〕哈利福德· L·霍斯金斯《中东：世界政治成问题的地区》第30页，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57年版。
〔30〕阿伦·斯克穆、克里斯·库克《战后英国政治史》第4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