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联共（布）领导层在市场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
胡舶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8年01期第70～76页
【作者简介】胡舶，196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200062
【关 键 词】新经济政策/市场/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历程之后划上了一个句号。追根溯源，苏联经济走上畸形化发展道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在苏联经济的畸形化发展道路上，20年代又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市场、商品货币关系被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但市场并没有得到健康、充分的发展，市场也没有同社会主义完全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联共（布）领导层对于市场的认识不仅没有突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而且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本文拟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联共（布）领导层在市场问题上的认识及局限性加以探讨。
列宁对市场问题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
1921年10月以后，列宁找到了调动小生产者——农民——积极性的手段，那就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认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不能再用旧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去联合小农，而必须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将小生产和社会主义大工业联系起来。他把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通过间接、迂回的方法，即通过市场，通过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列宁虽然在1921年10月以后找到了发展苏维埃经济的道路，但是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对市场的认识仍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列宁虽然在实践中看到了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始终认为，市场、商品买卖、流转自由、贸易自由、经济核算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曾说：“恢复商品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1〕“什么是流转自由呢？ 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2〕1921年秋， 他又讲：“我们在今年春天说，我们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要颁布法令，规定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自由。”〔3〕1921年冬列宁还说， 国营企业改行经济核算，“实际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原则。”〔4〕究其原因，应该说，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对列宁的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其次，基于上述思想认识，列宁在有关文章和讲话中大量提出“进攻”和“退却”等军事术语，并将其运用于指导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之中。从提出开始“退却”，到“再退却”，然后到“停止退却”，列宁的“退却”思想可以说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尽管列宁在1922年3月以后一再重申， 他所说的停止退却“决不是指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5〕， “决不能把停止退却这句话理解为：我们已经认为，我们的基础（新经济的）已经打好，我们可以放心地前进了”〔6〕；并反复强调，在经过一系列“侦察”之后， 在权衡过自己的力量和资本家的力量之后，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政府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而非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才是“停止退却”的实质所在。但是，在当时的领导层内，列宁的“退却”思想仍对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列宁在此前的一些论述又表明，他所津津乐道的“退却”，其最终目的在于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7〕。正惟如此，在列宁逝世之后， 围绕着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还是前进道路上的“退却”这样一个问题，在苏共党内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再次，列宁虽然提出了走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道路，提出了商品货币和市场问题，但是他只不过是把商品货币、市场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方法、形式，即利用一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形式，而没有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看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道路，也从未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不能不说是列宁在认识市场问题上的重大缺陷。
列宁病重后俄共（布）中央对市场问题的认识
1923年列宁病重后，俄共（布）中央对于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认识有了重大进步。在1923年4 月俄共（布）“十二大”上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它。”〔8〕经济计划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 在不断地努力使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取得实际的协调并且正确估计其结果的基础上才能有〔9 〕，而且必须“经常地适应市场情况和市场关系”〔10〕。这说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到1923年不仅已经明确承认，市场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采取的经济形式，而且认识到经济计划和市场手段二者的结合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与俄共（布）“十一大”会议精神所不同的是，“十一大”强调要用计划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而“十二大”则强调经济计划必须警觉地、经常地适应市场情况和市场关系，要系统地研究市场行情。可见，后者较前者在理论认识上更进了一步。但是，俄共（布）“十二大”决议仍然认为商品货币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十二大”之后，由于在新经济政策指导下，农业恢复得比工业快，而且工业在管理上仍然保留不少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因而工业品的价格高，农业品的价格很低，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扩大，农民的需求降低，工业品大量积压，于是出现了销售危机。此后，党的领导层围绕市场、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托洛茨基在市场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很有见地的思想
20年代，托洛茨基在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思想。
1923年以前，托洛茨基认为，国营工业必须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通过市场和国家的双重监督与调节促进其发展，国营工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求得生存。他还指出，市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国营经济的调节器，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1923年以后，托洛茨基转而强调计划经济的重要性，而将市场经济置于次要地位。尽管如此，但在其思想中仍不乏闪光的东西。
同布哈林一样，托洛茨基也提出过“农民市场”这一概念，但是托洛茨基是把它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来讲的。他指出，农民市场同世界市场一样是不可精确预测的。他说：“因为我们同世界市场加强联系主要通过输出谷物和原料，单单因为收成等等情况的变化无常，估计的错误就在所难免。这种差错将通过市场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11〕他认为，通过计划可以降低这种危机发生的程度和缩短其持续时间。在托洛茨基看来，计划的目的在于更好地适应市场，主要是农民市场。虽然托洛茨基认为，农村分化的加剧（私人资本对农民市场的影响）会使得整个经济发展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但他还是把世界市场上存在着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竞赛看作是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只有以世界经济为准绳，才能找到和检验前进的道路。”〔12〕“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不能把苏联经济的动态平衡看成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整体的平衡。”〔13〕“我们还得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表现在我国产品和世界市场产品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对比的新的指数上。”〔14〕托洛茨基还认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发展固然必不可少，但它决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工业本身的发展，因为工业的发展今后要由世界市场的各种系数来衡量〔15〕。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资本主义市场所包含的不只是威胁，它还会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如果说世界市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卷入而产生新的危险，那么它也为一个正在正确地调节其周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抵消这种危险的强大手段。正确地利用世界市场，我们就能够大大地加速比较系数的变化过程而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16〕。托洛茨基在当时提出“农民市场”和“世界市场”这些概念，无非是为了表明他所提出的工业发展速度要高于农业发展速度的主张是可行的和必要的，但是客观地讲，他能针对当时苏联的经济发展形势及时提出“世界市场”的概念，并把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这个大的系统中去考虑，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谈及“世界市场”时，托洛茨基必然把它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认为，撇开国际环境，撇开世界经济而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态度〔17〕。在1926年12月9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托洛茨基指出：“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落后国家和整个大陆加速发展而日益确定的现实。这是一个根本事实，正因为如此，企图在研究个别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命运时，硬要抽掉这个国家同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这是根本错误的。”〔18〕（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革命前、大战前的俄国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不是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它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问题就在这里。”〔19〕他进而指出：“如果以为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它就能像一按电钮就关上电灯一样使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经济，那就是根本错误的。”〔20〕据此，托洛茨基强调要充分重视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他认为，拒绝利用世界市场来弥补苏联工业装备的缺陷，那么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慢得惊人。他还认为，实行工业化就意味着苏联要增加对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技术和经济的依赖，而且除了工业化需要输入机器以外，由于国内市场不能消化全部农产品，农民也需要输出粮食及其它产品，因此“无论农民的需要或工业的需要，都把我们重新纳入世界经济”〔21〕。
托洛茨基关于“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论述，是很有见地而且相当深刻的。尽管托洛茨基关于“一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是与非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但是他把苏联经济纳入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庞大体系中去考虑，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必须加强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这一思想无疑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在20年代党内斗争中失败，1928年更被斯大林赶出国外，因此，他的思想中的这些闪光的、有见地的东西并未被苏联当局接受。
布哈林对市场问题的认识及其局限性
同左派论战的主要人物是布哈林。1921年以后布哈林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深入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有关市场的问题。布哈林指出：“国内市场的容量是我国经济的中心问题。”他深信，市场是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左派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们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在布哈林看来，农民市场是工业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的承受者，党不应该忽视农民市场；苏联经济的最大弱点在于农民市场的狭小，而不在于工业不发达、无力满足商品需求。
虽然布哈林把消费市场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扩张联系在了一起，但他同时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国内农民市场是丧失了的国外市场的替代者。因此，他指出，农民需求对于工业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进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22〕在同左派的论战中，布哈林进一步论述了自己的纲领：“我们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及其结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过程，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化走向那里的。”〔23〕
1925年是布哈林思想发挥较充分的时期。他提出，要放宽农村政策，开放商品交易，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中，他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24〕布哈林主张通过利用和排挤私营经济，使农民经济走合作化的道路，逐渐把各种非社会主义成分改造为纯粹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布哈林看来，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引入市场关系，其必要性有二：第一，为了在多元经济成分中寻找一个小生产者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正确结合点；第二，为了壮大社会主义成分的力量〔25〕。他指出，实践证明，企图彻底、迅速地消灭自由贸易，代之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这种经济制度是不现实的。“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者的经济主动性，从而允许私人积累，这样，我们也就在一定意义上使他们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整个经济服务。”〔26〕布哈林认为，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必须通过市场，利用市场机制。他指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通过市场关系和同私人资本的残余的竞争，将越来越增强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威力，并且各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也将逐渐被纳入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的组织之中〔27〕。
尽管布哈林主张“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定布哈林就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有此看法〔28〕。首先，布哈林主张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其最终目的在于消灭市场，实现由国家通过合作社进行产品分配的制度。他指出：“市场关系将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29〕在布哈林看来，在当时苏维埃经济存在多元成分的情况下，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只有通过市场竞争和商品货币关系，才能达到排挤私人资本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市场本身。其次，同其他联共（布）领导人一样，布哈林也始终把市场和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把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本质内涵和必然因素，只是在从私人利益的存在这一点出发论证市场关系的必要性时，才指出在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联系中必须借助于市场这一重要环节。至于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之间的交往关系，布哈林并没有提到也需要通过市场。这就说明，布哈林还是把市场和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外在因素而不是内在因素。而这正是布哈林在市场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所在。
斯大林从摇摆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原因
在布哈林同左派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斯大林基本上附和布哈林的观点。1925年工业化方针提出来以后，斯大林的真实思想开始慢慢暴露出来，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1929年，斯大林以国家行政命令手段取代了市场经济手段，以工农业产品的直接交换取代了市场，致使新经济政策完结，市场夭折。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错误是导致新经济政策终止、市场夭折的最主要因素。因为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他把正常的市场看作是资本主义。列宁是要利用市场这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则是要“消灭”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在斯大林看来，由于国内工业的不发达而未实现工农业产品的直接交换，这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贸易自由、商品流转自由，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并最终发展商业以建立工农间经济结合的根本原因。他的这种思想在其1924年《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一文中反映得清清楚楚。在1926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斯大林又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而采取的一种政策，“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30〕可见，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其最终目的在于向资本主义转入“进攻”，从而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斯大林把1926年以后划为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斯大林着重强调要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作上述阶段划分，目的无非是为加速工业化找借口，实质是想尽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结束市场，从而转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进攻”。1929年斯大林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标志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就这样被人为地结束了。
一并分析斯大林50年代关于市场和商品货币的理论，我们还可以认为，在斯大林看来，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虽然还必须大力发展商业，使城乡经济结合起来，商品交换、货币和市场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因而由国家机关统一分配调拨的生产资料已不再是商品。只是生活消费品才是商品，才要经过交换。即便如此，商品的价格仍完全由国家制定，生产商品的企业和商业企业都无权变更。所以，商品货币关系只限制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和生活消费品的交换领域内，市场也只有在这些领域内才起作用。因此，可以说，斯大林虽然表面上承认商品和价值规律，但实际上是否定的。他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范畴；只承认价值规律在消费品生产领域起作用。可见，通过非商品经济道路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实质所在。
二十年代苏联在市场问题上留给后人的教训
20年代苏联的市场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它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
（一）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尊重实践比尊重理论更重要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从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运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它从实物税开始，全面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生产，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给国民经济灌注了新的活力。新经济政策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肯定了商品经济存在的积极意义，并且从实践中探索控制和利用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列宁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不断地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新观点、新看法，摸索着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切均来自于实践，于实践中得益，从实践中发展。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只是继承了列宁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而没有真正领会和继承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实质，更没有掌握列宁从苏俄国情的具体实践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而且又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他开始时支持布哈林反对“左派”的“工业专政”，最后又纯粹从理论出发反对从实践出发的布哈林，重新走上原来“左派”主张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个人悲剧之所在。如果当时联共（布）领导人真正从苏联实际国情出发考虑问题，不过早地实行工业化，继续完善和深化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经济，拓宽市场，让市场沿着健康的道路充分发展，那么，苏联的经济也许就不会走上畸形化的发展道路。
（二）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历史命运
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分工和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商品经济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后就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因此，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验证明，小生产占优势地位的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即使在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仍要坚持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置于市场中去竞争，让企业在市场上求生存。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企业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如果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看成是对立的东西，过多强调市场调节的消极面，过多强调计划调节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限制和影响市场的发育和作用，从而限制商品经济自身的充分发展，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障碍。只承认商品经济而不承认市场的作用，商品经济永远不能真正充分地发展起来。当今全球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市场，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把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因为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国际化。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从现今的发展趋势看，消灭商品经济或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三）国家的行政管理必须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要遵循“市场调节经济，政府管理市场”的原则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仅仅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形成市场发展的充分条件，因为工业实际上仍处于总管理局统辖的体系之中，交通运输、对外贸易等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生产资料由国家占有，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根本没有自主权，一切都要根据国家需要而定，而不是根据市场而定。市场一方面受国家政策的制约，市场的发展要服从国家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其自身的调节能力，如果政府用行政命令来强行干预，只能起到反作用。1923—1924年苏俄的第一次经济危机——销售危机——的解决办法，就为1927—1928年苏联第二次经济危机——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埋下了种子。因为解决销售危机的办法并不是靠市场本身自我调节，而是由政府出面以行政命令强行解决的。销售危机以后，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经济的限制，因而出现了1925—1926年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到了1925年底斯大林工业化路线的确立，人为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向日益明显。到1929—1930年，价值规律被完全排除，市场被全然消灭。斯大林这种排斥价值规律、消灭市场而代之以国家行政命令的举措，使苏联经济从此走上了畸形化发展的道路。如果苏联在1927年以后进一步实行并扩大新经济政策，发展市场，发展商品经济，让经济按其自身规律发展，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去调节市场，同时政府辅之以有效的管理市场的手段和方法，那么，苏联经济的发展也许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苏联也就不会出现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发展体制。计划经济可能在短期内起到集中发展经济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理必须有利于市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必须以扶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市场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为原则。如果政府把许多本来可以不必由政府去管的事硬揽到自己身上，那么市场必定是萎缩的，受到限制的。
* 本文是在我的导师杨存堂教授指导下完成的，特此致谢。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页。
〔2〕《列宁全集》第41卷，第54页。
〔3〕〔4〕《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1、365—366页。
〔5〕〔6〕《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10页。
〔7〕《列宁全集》第42卷，第365页。
〔8〕〔9〕〔10〕《苏共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0、259、260页；
〔11〕《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75页。
〔12〕〔13〕〔14〕〔15〕〔16〕〔17〕〔18〕〔19〕〔20〕《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528、642、643、645、653、687、701—702 、701、702页。
〔21〕《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703页。
〔22〕〔23 〕〔24 〕〔26 〕《布哈林文选》上册，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233、441、359页。
〔25〕参见《布哈林文选》上册，《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
〔27〕〔29〕《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9—360、441页。
〔28〕（英）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76页。
〔30〕《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8年01期第70～76页
【作者简介】胡舶，196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200062
| 【内容提要】 | 市场问题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本文探讨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联共（布）领导层在市场问题认识上所达到的高度及其明显的局限性，揭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同社会主义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认识上的原因，指出了20年代苏联在市场问题上留给后人的教训。 |
列宁对市场问题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
1921年10月以后，列宁找到了调动小生产者——农民——积极性的手段，那就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认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不能再用旧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去联合小农，而必须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将小生产和社会主义大工业联系起来。他把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通过间接、迂回的方法，即通过市场，通过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列宁虽然在1921年10月以后找到了发展苏维埃经济的道路，但是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对市场的认识仍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列宁虽然在实践中看到了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始终认为，市场、商品买卖、流转自由、贸易自由、经济核算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曾说：“恢复商品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1〕“什么是流转自由呢？ 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2〕1921年秋， 他又讲：“我们在今年春天说，我们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要颁布法令，规定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自由。”〔3〕1921年冬列宁还说， 国营企业改行经济核算，“实际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原则。”〔4〕究其原因，应该说，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对列宁的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其次，基于上述思想认识，列宁在有关文章和讲话中大量提出“进攻”和“退却”等军事术语，并将其运用于指导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之中。从提出开始“退却”，到“再退却”，然后到“停止退却”，列宁的“退却”思想可以说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尽管列宁在1922年3月以后一再重申， 他所说的停止退却“决不是指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5〕， “决不能把停止退却这句话理解为：我们已经认为，我们的基础（新经济的）已经打好，我们可以放心地前进了”〔6〕；并反复强调，在经过一系列“侦察”之后， 在权衡过自己的力量和资本家的力量之后，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政府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而非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才是“停止退却”的实质所在。但是，在当时的领导层内，列宁的“退却”思想仍对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列宁在此前的一些论述又表明，他所津津乐道的“退却”，其最终目的在于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7〕。正惟如此，在列宁逝世之后， 围绕着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还是前进道路上的“退却”这样一个问题，在苏共党内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再次，列宁虽然提出了走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道路，提出了商品货币和市场问题，但是他只不过是把商品货币、市场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方法、形式，即利用一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形式，而没有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看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道路，也从未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不能不说是列宁在认识市场问题上的重大缺陷。
列宁病重后俄共（布）中央对市场问题的认识
1923年列宁病重后，俄共（布）中央对于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认识有了重大进步。在1923年4 月俄共（布）“十二大”上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它。”〔8〕经济计划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 在不断地努力使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取得实际的协调并且正确估计其结果的基础上才能有〔9 〕，而且必须“经常地适应市场情况和市场关系”〔10〕。这说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到1923年不仅已经明确承认，市场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采取的经济形式，而且认识到经济计划和市场手段二者的结合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与俄共（布）“十一大”会议精神所不同的是，“十一大”强调要用计划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而“十二大”则强调经济计划必须警觉地、经常地适应市场情况和市场关系，要系统地研究市场行情。可见，后者较前者在理论认识上更进了一步。但是，俄共（布）“十二大”决议仍然认为商品货币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十二大”之后，由于在新经济政策指导下，农业恢复得比工业快，而且工业在管理上仍然保留不少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因而工业品的价格高，农业品的价格很低，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扩大，农民的需求降低，工业品大量积压，于是出现了销售危机。此后，党的领导层围绕市场、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托洛茨基在市场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很有见地的思想
20年代，托洛茨基在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思想。
1923年以前，托洛茨基认为，国营工业必须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通过市场和国家的双重监督与调节促进其发展，国营工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求得生存。他还指出，市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国营经济的调节器，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1923年以后，托洛茨基转而强调计划经济的重要性，而将市场经济置于次要地位。尽管如此，但在其思想中仍不乏闪光的东西。
同布哈林一样，托洛茨基也提出过“农民市场”这一概念，但是托洛茨基是把它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来讲的。他指出，农民市场同世界市场一样是不可精确预测的。他说：“因为我们同世界市场加强联系主要通过输出谷物和原料，单单因为收成等等情况的变化无常，估计的错误就在所难免。这种差错将通过市场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11〕他认为，通过计划可以降低这种危机发生的程度和缩短其持续时间。在托洛茨基看来，计划的目的在于更好地适应市场，主要是农民市场。虽然托洛茨基认为，农村分化的加剧（私人资本对农民市场的影响）会使得整个经济发展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但他还是把世界市场上存在着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竞赛看作是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只有以世界经济为准绳，才能找到和检验前进的道路。”〔12〕“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不能把苏联经济的动态平衡看成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整体的平衡。”〔13〕“我们还得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表现在我国产品和世界市场产品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对比的新的指数上。”〔14〕托洛茨基还认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发展固然必不可少，但它决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工业本身的发展，因为工业的发展今后要由世界市场的各种系数来衡量〔15〕。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资本主义市场所包含的不只是威胁，它还会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如果说世界市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卷入而产生新的危险，那么它也为一个正在正确地调节其周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抵消这种危险的强大手段。正确地利用世界市场，我们就能够大大地加速比较系数的变化过程而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16〕。托洛茨基在当时提出“农民市场”和“世界市场”这些概念，无非是为了表明他所提出的工业发展速度要高于农业发展速度的主张是可行的和必要的，但是客观地讲，他能针对当时苏联的经济发展形势及时提出“世界市场”的概念，并把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这个大的系统中去考虑，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谈及“世界市场”时，托洛茨基必然把它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认为，撇开国际环境，撇开世界经济而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态度〔17〕。在1926年12月9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托洛茨基指出：“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落后国家和整个大陆加速发展而日益确定的现实。这是一个根本事实，正因为如此，企图在研究个别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命运时，硬要抽掉这个国家同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这是根本错误的。”〔18〕（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革命前、大战前的俄国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不是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它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问题就在这里。”〔19〕他进而指出：“如果以为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它就能像一按电钮就关上电灯一样使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经济，那就是根本错误的。”〔20〕据此，托洛茨基强调要充分重视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他认为，拒绝利用世界市场来弥补苏联工业装备的缺陷，那么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慢得惊人。他还认为，实行工业化就意味着苏联要增加对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技术和经济的依赖，而且除了工业化需要输入机器以外，由于国内市场不能消化全部农产品，农民也需要输出粮食及其它产品，因此“无论农民的需要或工业的需要，都把我们重新纳入世界经济”〔21〕。
托洛茨基关于“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论述，是很有见地而且相当深刻的。尽管托洛茨基关于“一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是与非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但是他把苏联经济纳入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庞大体系中去考虑，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必须加强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这一思想无疑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在20年代党内斗争中失败，1928年更被斯大林赶出国外，因此，他的思想中的这些闪光的、有见地的东西并未被苏联当局接受。
布哈林对市场问题的认识及其局限性
同左派论战的主要人物是布哈林。1921年以后布哈林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深入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有关市场的问题。布哈林指出：“国内市场的容量是我国经济的中心问题。”他深信，市场是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左派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们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在布哈林看来，农民市场是工业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的承受者，党不应该忽视农民市场；苏联经济的最大弱点在于农民市场的狭小，而不在于工业不发达、无力满足商品需求。
虽然布哈林把消费市场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扩张联系在了一起，但他同时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国内农民市场是丧失了的国外市场的替代者。因此，他指出，农民需求对于工业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进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22〕在同左派的论战中，布哈林进一步论述了自己的纲领：“我们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及其结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过程，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化走向那里的。”〔23〕
1925年是布哈林思想发挥较充分的时期。他提出，要放宽农村政策，开放商品交易，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中，他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24〕布哈林主张通过利用和排挤私营经济，使农民经济走合作化的道路，逐渐把各种非社会主义成分改造为纯粹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布哈林看来，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引入市场关系，其必要性有二：第一，为了在多元经济成分中寻找一个小生产者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正确结合点；第二，为了壮大社会主义成分的力量〔25〕。他指出，实践证明，企图彻底、迅速地消灭自由贸易，代之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这种经济制度是不现实的。“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者的经济主动性，从而允许私人积累，这样，我们也就在一定意义上使他们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整个经济服务。”〔26〕布哈林认为，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必须通过市场，利用市场机制。他指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通过市场关系和同私人资本的残余的竞争，将越来越增强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威力，并且各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也将逐渐被纳入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的组织之中〔27〕。
尽管布哈林主张“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定布哈林就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有此看法〔28〕。首先，布哈林主张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其最终目的在于消灭市场，实现由国家通过合作社进行产品分配的制度。他指出：“市场关系将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29〕在布哈林看来，在当时苏维埃经济存在多元成分的情况下，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只有通过市场竞争和商品货币关系，才能达到排挤私人资本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市场本身。其次，同其他联共（布）领导人一样，布哈林也始终把市场和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把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本质内涵和必然因素，只是在从私人利益的存在这一点出发论证市场关系的必要性时，才指出在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联系中必须借助于市场这一重要环节。至于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之间的交往关系，布哈林并没有提到也需要通过市场。这就说明，布哈林还是把市场和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外在因素而不是内在因素。而这正是布哈林在市场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所在。
斯大林从摇摆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原因
在布哈林同左派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斯大林基本上附和布哈林的观点。1925年工业化方针提出来以后，斯大林的真实思想开始慢慢暴露出来，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1929年，斯大林以国家行政命令手段取代了市场经济手段，以工农业产品的直接交换取代了市场，致使新经济政策完结，市场夭折。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错误是导致新经济政策终止、市场夭折的最主要因素。因为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他把正常的市场看作是资本主义。列宁是要利用市场这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则是要“消灭”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在斯大林看来，由于国内工业的不发达而未实现工农业产品的直接交换，这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贸易自由、商品流转自由，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并最终发展商业以建立工农间经济结合的根本原因。他的这种思想在其1924年《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一文中反映得清清楚楚。在1926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斯大林又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而采取的一种政策，“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30〕可见，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其最终目的在于向资本主义转入“进攻”，从而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斯大林把1926年以后划为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斯大林着重强调要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作上述阶段划分，目的无非是为加速工业化找借口，实质是想尽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结束市场，从而转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进攻”。1929年斯大林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标志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就这样被人为地结束了。
一并分析斯大林50年代关于市场和商品货币的理论，我们还可以认为，在斯大林看来，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虽然还必须大力发展商业，使城乡经济结合起来，商品交换、货币和市场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因而由国家机关统一分配调拨的生产资料已不再是商品。只是生活消费品才是商品，才要经过交换。即便如此，商品的价格仍完全由国家制定，生产商品的企业和商业企业都无权变更。所以，商品货币关系只限制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和生活消费品的交换领域内，市场也只有在这些领域内才起作用。因此，可以说，斯大林虽然表面上承认商品和价值规律，但实际上是否定的。他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范畴；只承认价值规律在消费品生产领域起作用。可见，通过非商品经济道路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实质所在。
二十年代苏联在市场问题上留给后人的教训
20年代苏联的市场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它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
（一）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尊重实践比尊重理论更重要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从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运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它从实物税开始，全面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生产，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给国民经济灌注了新的活力。新经济政策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肯定了商品经济存在的积极意义，并且从实践中探索控制和利用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列宁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不断地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新观点、新看法，摸索着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切均来自于实践，于实践中得益，从实践中发展。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只是继承了列宁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而没有真正领会和继承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实质，更没有掌握列宁从苏俄国情的具体实践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而且又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他开始时支持布哈林反对“左派”的“工业专政”，最后又纯粹从理论出发反对从实践出发的布哈林，重新走上原来“左派”主张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个人悲剧之所在。如果当时联共（布）领导人真正从苏联实际国情出发考虑问题，不过早地实行工业化，继续完善和深化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经济，拓宽市场，让市场沿着健康的道路充分发展，那么，苏联的经济也许就不会走上畸形化的发展道路。
（二）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历史命运
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分工和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商品经济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后就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因此，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验证明，小生产占优势地位的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即使在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仍要坚持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置于市场中去竞争，让企业在市场上求生存。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企业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如果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看成是对立的东西，过多强调市场调节的消极面，过多强调计划调节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限制和影响市场的发育和作用，从而限制商品经济自身的充分发展，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障碍。只承认商品经济而不承认市场的作用，商品经济永远不能真正充分地发展起来。当今全球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市场，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把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因为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国际化。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从现今的发展趋势看，消灭商品经济或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三）国家的行政管理必须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要遵循“市场调节经济，政府管理市场”的原则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仅仅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形成市场发展的充分条件，因为工业实际上仍处于总管理局统辖的体系之中，交通运输、对外贸易等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生产资料由国家占有，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根本没有自主权，一切都要根据国家需要而定，而不是根据市场而定。市场一方面受国家政策的制约，市场的发展要服从国家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其自身的调节能力，如果政府用行政命令来强行干预，只能起到反作用。1923—1924年苏俄的第一次经济危机——销售危机——的解决办法，就为1927—1928年苏联第二次经济危机——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埋下了种子。因为解决销售危机的办法并不是靠市场本身自我调节，而是由政府出面以行政命令强行解决的。销售危机以后，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经济的限制，因而出现了1925—1926年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到了1925年底斯大林工业化路线的确立，人为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向日益明显。到1929—1930年，价值规律被完全排除，市场被全然消灭。斯大林这种排斥价值规律、消灭市场而代之以国家行政命令的举措，使苏联经济从此走上了畸形化发展的道路。如果苏联在1927年以后进一步实行并扩大新经济政策，发展市场，发展商品经济，让经济按其自身规律发展，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去调节市场，同时政府辅之以有效的管理市场的手段和方法，那么，苏联经济的发展也许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苏联也就不会出现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发展体制。计划经济可能在短期内起到集中发展经济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理必须有利于市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必须以扶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市场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为原则。如果政府把许多本来可以不必由政府去管的事硬揽到自己身上，那么市场必定是萎缩的，受到限制的。
* 本文是在我的导师杨存堂教授指导下完成的，特此致谢。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页。
〔2〕《列宁全集》第41卷，第54页。
〔3〕〔4〕《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1、365—366页。
〔5〕〔6〕《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10页。
〔7〕《列宁全集》第42卷，第365页。
〔8〕〔9〕〔10〕《苏共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0、259、260页；
〔11〕《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75页。
〔12〕〔13〕〔14〕〔15〕〔16〕〔17〕〔18〕〔19〕〔20〕《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528、642、643、645、653、687、701—702 、701、702页。
〔21〕《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703页。
〔22〕〔23 〕〔24 〕〔26 〕《布哈林文选》上册，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233、441、359页。
〔25〕参见《布哈林文选》上册，《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
〔27〕〔29〕《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9—360、441页。
〔28〕（英）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76页。
〔30〕《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