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斯拉夫派与农奴制度
李玉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3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1997年06期第47～51页
【作者简介】李玉君 兰州大学历史系讲师 兰州 730000
【关 键 词】俄国/斯拉夫派/农奴制度/1861年改革
【中图法分类号】K512.4
斯拉夫派是俄国历史研究中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关键是关于斯拉夫派对待农奴制度的态度，对待1861年改革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斯拉夫派是俄国农奴制度的捍卫者，反之，有人认为它是农奴制度的坚持反对者，还有人认为斯拉夫派表里不一，口头上反对，而实际上维护〔1〕。本文仅就这个问题， 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妥之处，请专家、同行指正。
一
斯拉夫派产生于19世纪上半期。这时的俄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封建农奴制度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如何对待农奴制度，越来越成为俄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尼古拉一世政府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声并未能阻止住俄国进步思想的传播，斯拉夫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萨马林、科谢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切尔卡斯基等人。他们基本上都出身于贵族，都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许多人大学毕业后，曾赴西方国家深造，回国后，有的居家从事农业、工业、商业，成为农奴主，有的从政，担任沙皇政府的下级官吏。这些人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既熟知俄国状况，又了解当时欧洲思潮。他们深为俄国的贫穷落后而担忧，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赶上西方。斯拉夫派中的一些年长者曾和十二月党人有过来往，但由于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各行其是，不过在对待农奴制度问题上，斯拉夫派与十二月党人存在一些相同的认识。
斯拉夫派反对农奴制度，他们看到了农奴制度的落后性、不合理性，并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1839年，斯拉夫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在被称为斯拉夫派纲领性文献的《论旧的和新的》一文中指出：“今天合法的奴隶制度如此卑污可耻，这在各方面，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们都是沉重的，必须立即采取普遍而牢靠的措施把这种可耻现象铲除掉。”〔2〕1848年， 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又指出：“不管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热爱俄国，我们全体作为一个社会而言，却是它的一贯敌人，当然，这是不自觉的。我们是它的敌人，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因为我们是农奴同胞的老爷，因为我们使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同时又让自己丧失受真正教育的机会，诸如此类……我们有一个专制的社会：这已经完全不适用了。”〔3〕霍米亚科夫理想中的社会是秩序井然、 公民平等的社会，应该是人人识字、有陪审的法庭、公开审判、没有农奴制、所有阶层完全平等、所有阶层的代表参与国家事务讨论、信仰自由， 等等〔4〕。从中可以看出斯拉夫派早期就对农奴制度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
斯拉夫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萨马林对农奴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他在1856年写的《论农奴地位及其转向公民自由》一文中写道：农奴制度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我国这样不合历史规律”，“……地主拥有几乎漫无限制的、不受约束的家长权力；但农民不把他看作家长，而认为他是自己天生的敌人，力图摆脱他的压制而获得自由”〔5〕，指出了俄国农民的极端无权地位。萨马林还谈到农奴制度继续存在下去的严重后果。他说，人民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农奴制度的不满情绪，这使国家面临革命的危险，“任何法律，甚至任何用陛下名义的口头劝告，即使这种劝告是由宪兵军官、侍从武官和侍从武官长传达的，都不能使人民容忍农奴制度了……”，他还说，人民的不满这是“一个可怕的坑道”，国家随时可能陷落进去〔6〕。同时， 萨马林还指出农奴制度造成俄国农业、工业生产的落后，造成俄国国力衰弱，导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他说，俄国“不是向外部即西欧联盟的力量投降”，而是向俄国“内部的软弱投降”，俄国失败的原因“不是在维也纳，不是在巴黎，也不是在伦敦，而仅仅是在俄国内部”〔7〕。 萨马林对农奴制度的批判是客观而深刻的。
斯拉夫派不仅从政治上，而且还从经济上对农奴制度进行了批判。1847年，科谢列夫的《甘心情愿比奴役状态好》一文发表在《农业报》上，该文专门论述了农奴劳动效率低下的问题。他写道：“瞧一瞧劳役制的劳动罢。农民尽可能来得迟些，尽可能常常地、更久地四面观望，而工作得尽可能少些，——他觉得没有事干，而在消磨日子。”科谢列夫指出在自由雇佣条件下情况完全不同，雇工们“工作的时间比劳役制的农民更少……休息得更多，但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为他的二倍、三倍”，科谢列夫总结说，原因就在于“甘心情愿比奴役状态好”〔8〕。 萨马林在论述农奴制度下俄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时，得出一个著名结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自由有直接关系。”〔9〕基于这种认识，科谢列夫认为应该把俄国的“经济确立在合理的原则之上，也就是确立在自由劳动、对农业生产开动脑筋、对所有经济部门进行核算的原则上”〔10〕。由此，可以看出，斯拉夫派对雇佣劳动、对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向往。
从上述思想可以看出，斯拉夫派是主张废除农奴制度的，而且他们并不是如同人们所认为的仅仅出于为了预防革命的目的，才赞成废除这一制度。正如科谢列夫所说：“维护奴役人的农奴制度本身，是不会有成效的，而且也毫无裨益，无论社会良心或当代工业、国民福利和国家安全的要求，都已判处它的死刑。”〔11〕
二
斯拉夫派在理论上否定俄国农奴制度的同时，在他们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也表现出了对农奴制度的否定。
如上文所述，斯拉夫派成员在学成归国后都开始了独立的经济活动。从开始经济活动的那天起，他们就表现出了与旧式地主不同的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例如，霍米亚科夫在父亲去世后，继承561个农奴，4家酒厂和大片土地。科谢列夫拥有9 000俄亩土地，4 000个农奴。萨马林在父亲去世后分到了位于萨马拉省萨马拉县和位于辛姆比尔斯克省什日拉斯克县的领地。切尔卡斯基拥有1 500俄亩耕地、400多个农奴。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多种经营，种植牧草，发展畜牧业，种植甜菜，建立制糖厂、酿酒厂，广泛寻找资金，企图从国外购买农业机械，实现机器耕作。他们的产品大都进入市场，科谢列夫甚至充当过酒类专卖商。在斯拉夫派成员从事经济活动的初期，即40年代，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给自己领地上的农民以自由。例如，在40年代初，政府在改革派的推动下，颁布《义务农民》法令。对于这样一个极大照顾到地主利益的法令，地主们普遍不去执行。霍米亚科夫根据法令确定的原则，把自己领地上的劳役租农大部分转为代役租农〔12〕。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处境。科谢列夫根据1844年解放家仆法令，使他领地中的200多个家奴获得了自由。相比较， 切尔卡斯基在解放农民问题上做得彻底一些，他使他领地上一半多的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被解放的农民受雇于他，或在工厂、或在农场里劳作。其中的富裕者按照切尔卡斯基所定的价格购买了土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农。根据第10次人口调查资料，表明这种自由农是128人〔13〕。 对于切尔卡斯基解放农民的举动，邻近的地主们“非常愤慨”，他们认为切尔卡斯基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和地主的权威，他们“大肆叫嚣切尔卡斯基使整个地区人心惶惶，农民，特别是家奴好像都照切尔卡斯基人的样子，变得不听话和任性起来”〔14〕。萨马林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先在政府中任职，10年后回到领地上从事农业活动。他缩减“老爷耕地面积”，即实行劳役租制的地块，把其余土地或改为牧场或交给农民耕种，实行代役租制。
由以上可以看出，斯拉夫派的经济活动虽然在本质上依然属于地主经济的范畴，但是已经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如果说斯拉夫主义者进入社会后，在开始从事经济活动的初期，是消极地进行极其有限的改革，那么随着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思想认识的成熟，他们开始谨慎地、然而是主动地和积极地推动政府、农奴主地主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的改革。
斯拉夫主义者的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们和全俄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活动中，斯拉夫主义者结识了许多工厂主、商人。这些在俄国正在成长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所遇到的问题，斯拉夫主义者这些地主贵族们都能理解、认同，甚至自己本身就有感受。经济活动的实践越发坚定了斯拉夫派早年对农奴制度的认识。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 使得沙皇政府被迫正视必须改革的现实。 1856年，“解冻”时期来临。沙皇政府放弃严厉而粗暴的书刊检查制度，社会上出现一股批评政府政策的浪潮。1856年3月30日， 亚历山大二世对莫斯科地主贵族领袖发表演说，透露了政府要进行改革的信息。斯拉夫派感觉到政府将要废除农奴制度，大受鼓舞，立即着手起草解放农民的方案，为政府出谋献策。萨马林是斯拉夫派中间最早动手起草改革方案的人。由于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研究过其他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也对俄国的农民问题有所了解，他在1853年离开内务部后就开始动手起草其改革方案。1856年10月写作完毕。当时他的报告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层圈子内广泛流传。那时公开讨论农民问题还被视为违法，很多人曾为萨马林担心。科谢列夫、切尔卡斯基也提出了解放农民的方案。前者的报告以其鲜明的标题——《论必须消灭俄国农奴状态》而被时人认为是“最急进的”。切尔卡斯基报告的题目是《论逐步摆脱农奴状态的最佳方式》。他们的报告都交给政府的有关部门参考。
在内外形势逼迫之下，对改革一直犹豫不决的沙皇政府终于在1857年1月15日成立由沙皇亲任主席的秘密委员会， 即农民事务专门委员会以“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民生活的措施”，这是政府着手改革的标志。1857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下诏各省成立贵族委员会起草解放农民方案。地主农奴主普遍反对进行改革，他们等待、观望，迟迟不采取行动。
斯拉夫派积极响应、主动配合政府的改革行动。1857年12月20日科谢列夫写信给远在罗马的切尔卡斯基希望他立即回国参加改革，他写道：“像您这样的人，现在国家非常需要……您应该回到俄国来，现在国家需要全力反对残酷剥削者们的糊涂观念和自私自利。”〔15〕切尔卡斯基很快返回了祖国。1858年欧俄48省先后成立省委员会，萨马拉、科谢列夫和切尔卡斯基分别进入萨马拉省、梁赞省和土拉省委员会。他们和没有进入省委员会的斯拉夫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各省委员会的动态和彼得堡沙皇政府的动向，和他们共同研究省委员会中提出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萨马林、科谢列夫和切尔卡斯基在各自的省委员会中坚持斯拉夫派的改革立场，在起草省改革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他们三人的观点和大多数贵族明显不同，他们被看作是省贵族委员会中“少数派”的首领，还被称之为“红色地主”。
在编制省改革方案过程中，斯拉夫派坚持并促使贵族地主接受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案。虽然在如何解放农民问题上，斯拉夫派内部有一些分歧意见，但是在基本问题上，他们立场一致。他们都主张尽快地、无偿地使农民获得自由；在解放农民时保留贵族地产，允许农民赎取现有份地为私有财产；允许少数富裕农民自行赎买土地和人身，自由退出村社，并允许他们购买地主的领地；解放了的农民应该生活在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单位的、按自治原则管理的村社中。斯拉夫派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造就一个自由的小农阶层，使俄国平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同时又不致于引起农民的不满。但是沙皇政府最初的改革政策极端保守。沙皇1857年11月20日诏书规定，在解放农民时保留贵族全部土地所有权，农民仅可以赎买家园（指房屋和宅旁园地——作者注）为私产；农民使用地主土地须缴纳代役租；地主仍享有世袭领地治安权。这就是说，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后，依然处于对地主贵族的封建依赖地位。1858年4月21日政府颁布《省委员会工作提纲》重申了这一精神。 斯拉夫派考虑到当时贵族地主普遍反对进行任何改革的形势，他们选择了暂时拥护、支持政府《诏书》、《提纲》而后再与政府讨论具体问题的立场。切尔卡斯基说：“我认为不应当一开始就放弃《提纲》”，“不管《提纲》怎样不好，可是我们的贵族比《提纲》表现得不好一百倍，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提纲》，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萨马林说：“无论提纲有多少问题，在委员会中我们的意见只有在我们捍卫《提纲》、尽可能不放弃《提纲》的时候才可能起某种作用，我认为同时既和贵族又和政府辩论是不可能的事情。”〔16〕
1858年底，沙皇政府在自由派官僚的影响下对改革纲领进行了修改，新纲领与斯拉夫派的改革思路大体相当。但是新纲领并未下发到各省。各省贵族委员会依然根据1857年11月20日沙皇诏书和1858年4月21 日政府提纲精神制定解放农民的方案。萨马拉省、梁赞省、土拉省的大多数贵族最初采取拖延态度，拒绝起草任何改革方案，继而只同意根据诏书精神不带土地地解放农民，最后在反复说明带土地解放的必要，甚至在减少农民现有份地数额、增加赎金条件下，才勉强同意斯拉夫派的改革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以斯拉夫主义者为首领的“少数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受到攻击、排挤，甚至“被打伤”〔17〕。1859年初，这三省贵族委员会终于完成了解放农民方案的起草工作。他们编写的方案被全国编纂委员会认为是“帝国最佳”改革方案〔18〕。为此，萨马林和切尔卡斯基作为农民事务专家进入该编纂委员会。他们二人和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恩·阿·米留金后来被人们誉为全国编纂委员会的“灵魂”。
纵观斯拉夫派关于农奴制度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活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斯拉夫派从理论上到社会实践上对农奴制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斯拉夫派清醒地认识到农奴制度对于19世纪的俄国来说已经完全过时。农奴制度的继续存在不仅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斯拉夫派从开始从事经济活动时起，就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进行多方面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奴。当条件具备的时候，斯拉夫派积极响应，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改革，并促使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需要指出的是，斯拉夫派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主张带土地地解放农民，考虑的主要是本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利益只是在符合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前提下才被顾及到。
注释：
〔1〕参阅拙作《斯拉夫派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载《史学论丛》第7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2〕〔3〕《霍米亚科夫全集》第3卷，第18页；第8卷，第391 页。转引自察哥洛夫H·A《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4〕采姆巴耶夫H.N《斯拉夫派——俄国19世纪社会政治思想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5〕〔6〕《萨马林全集》第2卷，第25、35—37页， 转引自《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第195—196页。
〔7〕〔9〕《萨马林全集》第2卷，第17—19、37—38页， 转引自杜德金斯卡娅E.A 《社会斗争中的斯拉夫派》， 莫斯科， 思想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8〕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1分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页。
〔10〕〔11〕科谢列夫《论消灭俄国农奴制状况的必要性》，载《札记》附录，第91页；《与梁赞省贵族谈改善地主农民的生活》，载《札记》附录，第6页，转引自《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第198、197页。
〔12〕〔13〕杜德金斯卡娅《社会斗争中的斯拉夫派》，第62—64、76页。
〔14〕〔15〕〔16〕〔17〕〔18〕《俄罗斯档案》，1896年， 第1册第2期第240页；特鲁别茨卡娅·O《B·A ·切尔卡斯基公爵生平材料》，第1卷第1册第91—92、114、148—175页； 谢勉诺夫-嘉-萨尼斯·彼·彼《俄国解放农民时代》，第3卷第168、168页。 转引自《社会斗争中的斯拉夫派》，第76、167、170、191、203页。
收稿日期：1997—09—2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3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1997年06期第47～51页
【作者简介】李玉君 兰州大学历史系讲师 兰州 730000
| 【内容提要】 | 斯拉夫派从理论上到社会实践上对农奴制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斯拉夫派成员从开始从事经济活动时起，就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多方面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奴。在俄国社会酝酿变革之时，他们积极投入，促使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需要指出的是，斯拉夫派主张废除农奴制度，考虑的主要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利益只是在符合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前提下才被顾及到。 |
斯拉夫派是俄国历史研究中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关键是关于斯拉夫派对待农奴制度的态度，对待1861年改革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斯拉夫派是俄国农奴制度的捍卫者，反之，有人认为它是农奴制度的坚持反对者，还有人认为斯拉夫派表里不一，口头上反对，而实际上维护〔1〕。本文仅就这个问题， 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妥之处，请专家、同行指正。
一
斯拉夫派产生于19世纪上半期。这时的俄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封建农奴制度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如何对待农奴制度，越来越成为俄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尼古拉一世政府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声并未能阻止住俄国进步思想的传播，斯拉夫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萨马林、科谢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切尔卡斯基等人。他们基本上都出身于贵族，都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许多人大学毕业后，曾赴西方国家深造，回国后，有的居家从事农业、工业、商业，成为农奴主，有的从政，担任沙皇政府的下级官吏。这些人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既熟知俄国状况，又了解当时欧洲思潮。他们深为俄国的贫穷落后而担忧，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赶上西方。斯拉夫派中的一些年长者曾和十二月党人有过来往，但由于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各行其是，不过在对待农奴制度问题上，斯拉夫派与十二月党人存在一些相同的认识。
斯拉夫派反对农奴制度，他们看到了农奴制度的落后性、不合理性，并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1839年，斯拉夫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在被称为斯拉夫派纲领性文献的《论旧的和新的》一文中指出：“今天合法的奴隶制度如此卑污可耻，这在各方面，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们都是沉重的，必须立即采取普遍而牢靠的措施把这种可耻现象铲除掉。”〔2〕1848年， 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又指出：“不管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热爱俄国，我们全体作为一个社会而言，却是它的一贯敌人，当然，这是不自觉的。我们是它的敌人，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因为我们是农奴同胞的老爷，因为我们使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同时又让自己丧失受真正教育的机会，诸如此类……我们有一个专制的社会：这已经完全不适用了。”〔3〕霍米亚科夫理想中的社会是秩序井然、 公民平等的社会，应该是人人识字、有陪审的法庭、公开审判、没有农奴制、所有阶层完全平等、所有阶层的代表参与国家事务讨论、信仰自由， 等等〔4〕。从中可以看出斯拉夫派早期就对农奴制度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
斯拉夫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萨马林对农奴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他在1856年写的《论农奴地位及其转向公民自由》一文中写道：农奴制度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我国这样不合历史规律”，“……地主拥有几乎漫无限制的、不受约束的家长权力；但农民不把他看作家长，而认为他是自己天生的敌人，力图摆脱他的压制而获得自由”〔5〕，指出了俄国农民的极端无权地位。萨马林还谈到农奴制度继续存在下去的严重后果。他说，人民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农奴制度的不满情绪，这使国家面临革命的危险，“任何法律，甚至任何用陛下名义的口头劝告，即使这种劝告是由宪兵军官、侍从武官和侍从武官长传达的，都不能使人民容忍农奴制度了……”，他还说，人民的不满这是“一个可怕的坑道”，国家随时可能陷落进去〔6〕。同时， 萨马林还指出农奴制度造成俄国农业、工业生产的落后，造成俄国国力衰弱，导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他说，俄国“不是向外部即西欧联盟的力量投降”，而是向俄国“内部的软弱投降”，俄国失败的原因“不是在维也纳，不是在巴黎，也不是在伦敦，而仅仅是在俄国内部”〔7〕。 萨马林对农奴制度的批判是客观而深刻的。
斯拉夫派不仅从政治上，而且还从经济上对农奴制度进行了批判。1847年，科谢列夫的《甘心情愿比奴役状态好》一文发表在《农业报》上，该文专门论述了农奴劳动效率低下的问题。他写道：“瞧一瞧劳役制的劳动罢。农民尽可能来得迟些，尽可能常常地、更久地四面观望，而工作得尽可能少些，——他觉得没有事干，而在消磨日子。”科谢列夫指出在自由雇佣条件下情况完全不同，雇工们“工作的时间比劳役制的农民更少……休息得更多，但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为他的二倍、三倍”，科谢列夫总结说，原因就在于“甘心情愿比奴役状态好”〔8〕。 萨马林在论述农奴制度下俄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时，得出一个著名结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自由有直接关系。”〔9〕基于这种认识，科谢列夫认为应该把俄国的“经济确立在合理的原则之上，也就是确立在自由劳动、对农业生产开动脑筋、对所有经济部门进行核算的原则上”〔10〕。由此，可以看出，斯拉夫派对雇佣劳动、对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向往。
从上述思想可以看出，斯拉夫派是主张废除农奴制度的，而且他们并不是如同人们所认为的仅仅出于为了预防革命的目的，才赞成废除这一制度。正如科谢列夫所说：“维护奴役人的农奴制度本身，是不会有成效的，而且也毫无裨益，无论社会良心或当代工业、国民福利和国家安全的要求，都已判处它的死刑。”〔11〕
二
斯拉夫派在理论上否定俄国农奴制度的同时，在他们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也表现出了对农奴制度的否定。
如上文所述，斯拉夫派成员在学成归国后都开始了独立的经济活动。从开始经济活动的那天起，他们就表现出了与旧式地主不同的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例如，霍米亚科夫在父亲去世后，继承561个农奴，4家酒厂和大片土地。科谢列夫拥有9 000俄亩土地，4 000个农奴。萨马林在父亲去世后分到了位于萨马拉省萨马拉县和位于辛姆比尔斯克省什日拉斯克县的领地。切尔卡斯基拥有1 500俄亩耕地、400多个农奴。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多种经营，种植牧草，发展畜牧业，种植甜菜，建立制糖厂、酿酒厂，广泛寻找资金，企图从国外购买农业机械，实现机器耕作。他们的产品大都进入市场，科谢列夫甚至充当过酒类专卖商。在斯拉夫派成员从事经济活动的初期，即40年代，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给自己领地上的农民以自由。例如，在40年代初，政府在改革派的推动下，颁布《义务农民》法令。对于这样一个极大照顾到地主利益的法令，地主们普遍不去执行。霍米亚科夫根据法令确定的原则，把自己领地上的劳役租农大部分转为代役租农〔12〕。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处境。科谢列夫根据1844年解放家仆法令，使他领地中的200多个家奴获得了自由。相比较， 切尔卡斯基在解放农民问题上做得彻底一些，他使他领地上一半多的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被解放的农民受雇于他，或在工厂、或在农场里劳作。其中的富裕者按照切尔卡斯基所定的价格购买了土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农。根据第10次人口调查资料，表明这种自由农是128人〔13〕。 对于切尔卡斯基解放农民的举动，邻近的地主们“非常愤慨”，他们认为切尔卡斯基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和地主的权威，他们“大肆叫嚣切尔卡斯基使整个地区人心惶惶，农民，特别是家奴好像都照切尔卡斯基人的样子，变得不听话和任性起来”〔14〕。萨马林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先在政府中任职，10年后回到领地上从事农业活动。他缩减“老爷耕地面积”，即实行劳役租制的地块，把其余土地或改为牧场或交给农民耕种，实行代役租制。
由以上可以看出，斯拉夫派的经济活动虽然在本质上依然属于地主经济的范畴，但是已经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如果说斯拉夫主义者进入社会后，在开始从事经济活动的初期，是消极地进行极其有限的改革，那么随着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思想认识的成熟，他们开始谨慎地、然而是主动地和积极地推动政府、农奴主地主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的改革。
斯拉夫主义者的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们和全俄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活动中，斯拉夫主义者结识了许多工厂主、商人。这些在俄国正在成长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所遇到的问题，斯拉夫主义者这些地主贵族们都能理解、认同，甚至自己本身就有感受。经济活动的实践越发坚定了斯拉夫派早年对农奴制度的认识。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 使得沙皇政府被迫正视必须改革的现实。 1856年，“解冻”时期来临。沙皇政府放弃严厉而粗暴的书刊检查制度，社会上出现一股批评政府政策的浪潮。1856年3月30日， 亚历山大二世对莫斯科地主贵族领袖发表演说，透露了政府要进行改革的信息。斯拉夫派感觉到政府将要废除农奴制度，大受鼓舞，立即着手起草解放农民的方案，为政府出谋献策。萨马林是斯拉夫派中间最早动手起草改革方案的人。由于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研究过其他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也对俄国的农民问题有所了解，他在1853年离开内务部后就开始动手起草其改革方案。1856年10月写作完毕。当时他的报告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层圈子内广泛流传。那时公开讨论农民问题还被视为违法，很多人曾为萨马林担心。科谢列夫、切尔卡斯基也提出了解放农民的方案。前者的报告以其鲜明的标题——《论必须消灭俄国农奴状态》而被时人认为是“最急进的”。切尔卡斯基报告的题目是《论逐步摆脱农奴状态的最佳方式》。他们的报告都交给政府的有关部门参考。
在内外形势逼迫之下，对改革一直犹豫不决的沙皇政府终于在1857年1月15日成立由沙皇亲任主席的秘密委员会， 即农民事务专门委员会以“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民生活的措施”，这是政府着手改革的标志。1857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下诏各省成立贵族委员会起草解放农民方案。地主农奴主普遍反对进行改革，他们等待、观望，迟迟不采取行动。
斯拉夫派积极响应、主动配合政府的改革行动。1857年12月20日科谢列夫写信给远在罗马的切尔卡斯基希望他立即回国参加改革，他写道：“像您这样的人，现在国家非常需要……您应该回到俄国来，现在国家需要全力反对残酷剥削者们的糊涂观念和自私自利。”〔15〕切尔卡斯基很快返回了祖国。1858年欧俄48省先后成立省委员会，萨马拉、科谢列夫和切尔卡斯基分别进入萨马拉省、梁赞省和土拉省委员会。他们和没有进入省委员会的斯拉夫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各省委员会的动态和彼得堡沙皇政府的动向，和他们共同研究省委员会中提出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萨马林、科谢列夫和切尔卡斯基在各自的省委员会中坚持斯拉夫派的改革立场，在起草省改革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他们三人的观点和大多数贵族明显不同，他们被看作是省贵族委员会中“少数派”的首领，还被称之为“红色地主”。
在编制省改革方案过程中，斯拉夫派坚持并促使贵族地主接受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案。虽然在如何解放农民问题上，斯拉夫派内部有一些分歧意见，但是在基本问题上，他们立场一致。他们都主张尽快地、无偿地使农民获得自由；在解放农民时保留贵族地产，允许农民赎取现有份地为私有财产；允许少数富裕农民自行赎买土地和人身，自由退出村社，并允许他们购买地主的领地；解放了的农民应该生活在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单位的、按自治原则管理的村社中。斯拉夫派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造就一个自由的小农阶层，使俄国平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同时又不致于引起农民的不满。但是沙皇政府最初的改革政策极端保守。沙皇1857年11月20日诏书规定，在解放农民时保留贵族全部土地所有权，农民仅可以赎买家园（指房屋和宅旁园地——作者注）为私产；农民使用地主土地须缴纳代役租；地主仍享有世袭领地治安权。这就是说，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后，依然处于对地主贵族的封建依赖地位。1858年4月21日政府颁布《省委员会工作提纲》重申了这一精神。 斯拉夫派考虑到当时贵族地主普遍反对进行任何改革的形势，他们选择了暂时拥护、支持政府《诏书》、《提纲》而后再与政府讨论具体问题的立场。切尔卡斯基说：“我认为不应当一开始就放弃《提纲》”，“不管《提纲》怎样不好，可是我们的贵族比《提纲》表现得不好一百倍，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提纲》，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萨马林说：“无论提纲有多少问题，在委员会中我们的意见只有在我们捍卫《提纲》、尽可能不放弃《提纲》的时候才可能起某种作用，我认为同时既和贵族又和政府辩论是不可能的事情。”〔16〕
1858年底，沙皇政府在自由派官僚的影响下对改革纲领进行了修改，新纲领与斯拉夫派的改革思路大体相当。但是新纲领并未下发到各省。各省贵族委员会依然根据1857年11月20日沙皇诏书和1858年4月21 日政府提纲精神制定解放农民的方案。萨马拉省、梁赞省、土拉省的大多数贵族最初采取拖延态度，拒绝起草任何改革方案，继而只同意根据诏书精神不带土地地解放农民，最后在反复说明带土地解放的必要，甚至在减少农民现有份地数额、增加赎金条件下，才勉强同意斯拉夫派的改革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以斯拉夫主义者为首领的“少数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受到攻击、排挤，甚至“被打伤”〔17〕。1859年初，这三省贵族委员会终于完成了解放农民方案的起草工作。他们编写的方案被全国编纂委员会认为是“帝国最佳”改革方案〔18〕。为此，萨马林和切尔卡斯基作为农民事务专家进入该编纂委员会。他们二人和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恩·阿·米留金后来被人们誉为全国编纂委员会的“灵魂”。
纵观斯拉夫派关于农奴制度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活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斯拉夫派从理论上到社会实践上对农奴制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斯拉夫派清醒地认识到农奴制度对于19世纪的俄国来说已经完全过时。农奴制度的继续存在不仅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斯拉夫派从开始从事经济活动时起，就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进行多方面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奴。当条件具备的时候，斯拉夫派积极响应，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改革，并促使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需要指出的是，斯拉夫派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主张带土地地解放农民，考虑的主要是本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利益只是在符合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前提下才被顾及到。
注释：
〔1〕参阅拙作《斯拉夫派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载《史学论丛》第7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2〕〔3〕《霍米亚科夫全集》第3卷，第18页；第8卷，第391 页。转引自察哥洛夫H·A《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4〕采姆巴耶夫H.N《斯拉夫派——俄国19世纪社会政治思想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5〕〔6〕《萨马林全集》第2卷，第25、35—37页， 转引自《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第195—196页。
〔7〕〔9〕《萨马林全集》第2卷，第17—19、37—38页， 转引自杜德金斯卡娅E.A 《社会斗争中的斯拉夫派》， 莫斯科， 思想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8〕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1分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页。
〔10〕〔11〕科谢列夫《论消灭俄国农奴制状况的必要性》，载《札记》附录，第91页；《与梁赞省贵族谈改善地主农民的生活》，载《札记》附录，第6页，转引自《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第198、197页。
〔12〕〔13〕杜德金斯卡娅《社会斗争中的斯拉夫派》，第62—64、76页。
〔14〕〔15〕〔16〕〔17〕〔18〕《俄罗斯档案》，1896年， 第1册第2期第240页；特鲁别茨卡娅·O《B·A ·切尔卡斯基公爵生平材料》，第1卷第1册第91—92、114、148—175页； 谢勉诺夫-嘉-萨尼斯·彼·彼《俄国解放农民时代》，第3卷第168、168页。 转引自《社会斗争中的斯拉夫派》，第76、167、170、191、203页。
收稿日期：1997—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