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
张民宪/萧石忠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3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1期第99～105页
【作者简介】张民宪，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武汉，430072；
萧石忠，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91。
【关 键 词】美国/朝鲜问题/政策演变/遏制/苏联
本文旨在探讨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导致或促成这种政策演变的主要因素略加分析，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政策的提出
1943年12月公开发表的由美、英、中三国首脑签署的《开罗宣言》宣称，“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将获得自由与独立”〔1〕。应该说， 当时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基调是主张朝鲜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的，但也为尔后的政策变化留有重要伏笔。
美国相当重视朝鲜的战略地位。1943年11月，美国国务院领土小组委员会指出：“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美国有关”，朝鲜则因其“政治发展可能影响此种安全”而亦与美国有关〔2〕。1944年3月至5月， 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军积极“参加在朝鲜境内或邻近地区的作战行动”，为战后美国“参与朝鲜内政”和“行使国际监督”创造条件〔3〕。 如果苏军单独占领朝鲜，“美国将视这种发展为未来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威胁”〔4〕。美国国务院雅尔塔会议备忘录主张， 朝鲜的军事占领和军政府应有各盟国的代表，但美国“应该在军事占领和军政府中起领导作用”〔5〕。 美国国务院的波茨坦会议文件针对“苏联可能强烈要求在控制朝鲜事务的进程中享有领导地位”，认为“将朝鲜定为托管区并将朝鲜置于联合国的所属机构的控制之下便是合理的”〔6〕。这表明， 美国考虑的基本问题是要“控制朝鲜事务”。
1945年8月， 美国陆军部政策处奉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简称部际协调委员会）之命起草接受日本投降的通令。博恩斯蒂尔处长“最初想按行政区划标出分界线。但是，他的办公室仅有一张却不是标有朝鲜行政区划的地图。他注意到北纬38度线从中部将朝鲜大致分为两半。因此，他决定利用北纬38度线作为划分受降区域的临时分界线，此线南北的日军将分别向指定的美军当局和苏军当局投降。”〔7〕8月15日，杜鲁门将通令内容通报给英国和苏联并获得同意。“三八线”的提出表明，它只是作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并无任何划分国家疆土的政治意义。但是，美国国务院接受“三八线”是阻止苏联力量从朝鲜北部进入南部的角度考虑的，因而“三八线”决策具有在朝鲜“遏制”苏联的政治意义。
显然，战时美国提出的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包含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张战后朝鲜将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一方面则准备战后对朝鲜实施以美国为主导的多国军事占领或国际托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要在朝鲜遏制苏联影响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
二、军事占领、托管与实际遏制政策
苏军与美军先后进入朝鲜北部和南部接受日军投降，随后分别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对朝鲜半岛实施军事占领。“三八线”从而成为美苏军事占领区的分界线。
朝鲜人民期望日本的投降将立刻导致朝鲜的独立，而美国政府及美军占领当局推行的却是无视朝鲜人民的正当要求与行动的政策。美国政府一面向占领当局发出具体的对朝政策指令，一面公开宣布美国的对朝托管政策。
然而，鉴于朝鲜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普遍要求自由独立和反对美国占领，驻朝美国军政府官员主张放弃托管制度，先组织亲美政权，而后兼并朝鲜北部。霍奇建议美国政府“澄清和排除‘三八线’这个障碍，以便统一朝鲜”，“发表放弃托管的明确声明”〔8〕。 本宁霍夫建议“重新考虑让重庆流亡政府返回朝鲜作为占领时期的临时政府，在盟国的担保下充当傀儡，直到朝鲜人民达到能够进行选举的稳定状况为止。”〔9〕在此种背景下，李承晚、金九等人从10月起先后返回朝鲜。11 月20日，兰登致电国务院，断言“朝鲜临时政府”是获得解放的朝鲜当然的首届政府，金九则是当然的政府首脑人选，然后就新的政策思路进行了阐述：先在军政府组成议院，再组织行政委员会，美、英、苏、中等国向行政委员会派驻督察和顾问；行政委员会与军政府相结合；行政委员会接管军政府的权力而成为临时政府〔10〕。12月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达成包括托管朝鲜问题在内的《莫斯科协定》（中国国民党政府随后表示赞同）。会议期间，美国根本没有考虑放弃托管而建立朝鲜政府的问题。《莫斯科协定》在朝鲜南北引起不同的反响。霍奇等人却声称“朝鲜实行托管问题尚未最后确定，但是撤销‘三八线’和确立一个朝鲜临时政府是向着这个国家独立迈出的重大一步”〔11〕，支持反托管运动，制造混乱。不仅如此，美国还在旨在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美苏联合委员会中作梗。
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旨在“建立能在拖延时期抵抗苏联控制的独立、民主、稳定的朝鲜政府”，“（使朝鲜）从苏联的控制下获得自由要比完全独立重要得多”。既然美国的“第一目标”是为了阻止苏联控制朝鲜，“第二目标”才是使朝鲜独立，那么组织能在今后数年内得到承认的完全独立的朝鲜政府并不被认为在美国政府的考虑之内。美国“必须（如果有必要的话和俄国人一道）为朝鲜提供某种领土保证并在朝鲜的对外关系中行使某些特权。因此，任何组成临时政府的方法都得以此为基础，即在某种掩饰下美国能继续行使控制达数年之久”〔12〕。由此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占领当局的政策是一致的，都是要“控制朝鲜事务”、“抵抗苏联控制”。两种政策只存在形式上的不同，前者主张通过托管机构实现其政策目标，后者则主张通过傀儡政权实现其政策目标。
为此， 美国政府不断强调在朝鲜抵抗苏联力量和影响的重要性。 1946年6月，经过实地调查的美国总统特使波利向杜鲁门报告， 称苏联可能试图通过使朝鲜半岛和外蒙古苏维埃化而包围中国〔13〕。波利把朝鲜称为“意识形态战场”，断言在朝鲜将“出现一场考验，即究竟是民主竞争制度能用来迎接失败的封建主义的挑战呢，还是其他某些制度（例如共产主义）将更为强大”〔14〕。杜鲁门“认为任何示弱的表现都可能削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15〕
1946年9月，杜鲁门的高级顾问克利福德在一份绝密报告〔16 〕中指出，“美国将支持和协助那些无论在哪方面被苏联威胁或危及的所有民主国家”，认为“美国应继续为统一而独立的朝鲜而努力”。对朝鲜问题的这种考虑直接导致1947年初期的杜鲁门主义的产生。与此同时，凯南在美国国务院首次明确鼓吹遏制苏联：“如果我们的政策是明确而富有煽动性的，就应该允许我们从军事和政治方面长期对苏联进行遏制。”〔17〕
总之，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期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形式上的托管、实际上的遏制。为了与此后美国正式推行的遏制政策相区别，姑且将此期的美国对朝政策称为“实际遏制”政策。
三、遏制政策
1947年1月，美国部际协调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美国对朝政策。 该委员会事后提出的报告〔18〕认为，如果美国试图维持现行的对朝政策，那么，美国继续占领朝鲜就是不可能的。同月，苏联问题专家凯南完成的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19〕的论文，先供高层内部参考，后于7月正式发表于《外交季刊》上，主张“美国对苏政策的要素必须是长 期的，既有耐心而又坚定的，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的对俄国扩张倾向加以遏制的政策”。凯南文章提出的遏制战略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解释。
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之后的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咨文中宣称， 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应该是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援助，“支持那些正在抵抗的自由人民。”〔20〕该项政策被称为“杜鲁门主义”。这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动员令，也是美国正式推行遏制政策的标志。
在杜鲁门主义抛出之后，美国陆军部长帕特森主张美国应该“早日撤出朝鲜”，一切措施应该以早日撤退为目标。他提出，美国或建立且承认单独的南部政府，或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21〕。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朝鲜“是我们直接与对手单独进行意识形态战争几乎长达两年的国家，因此，失去这场战争将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威信乃至全世界的安全。”〔22〕8月4日，美国部际协调委员会第176／30 号文件〔23〕提出“美国的对朝政策”，认为“在撤退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统治整个国家的情况下，美国不能从朝鲜撤退。撤退的政治影响将严重损害美国在远东乃至整个世界的威信”，主张将朝鲜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美国主张把朝鲜问题从联合委员会会议转移到美苏中英四国会议予以讨论未果，遂要求将朝鲜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并单方面宣布终止委员会的工作。
鉴于战后美国武装力量大为减少和国会要求进一步削减军事开支所造成的困境，杜鲁门命令考虑可以从哪些地方安全地撤退美军。9 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奉命向马歇尔并杜鲁门提交报告，认为“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部队和基地，并无战略价值”，“在当前这种严重缺乏兵员的情况下，把这些部队从朝鲜撤退，不会损害我们远东司令部的地位”〔24〕。可以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主张立即撤军的。然而，美国许多高级官员对撤军有不同看法，甚至持反对意见。助理陆军参谋长魏德迈认为，“当苏联军队仍然占领着北朝鲜的时候，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军队留在南朝鲜，不然的话，就等于向全世界承认意识形态的退却。这样，美国的军事地位就会降低”，但迫于形势发展而建议美军与苏军同时撤退〔25〕。国务院的史蒂文斯也坚持认为，某些无法估计的意识形态影响远比朝鲜的战略更为重要，因而强烈反对从朝鲜撤军。他认为朝鲜既是“东西方为其影响与实力而斗争”的标志，也是美国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目标”的象征；“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允许朝鲜沦陷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全世界就会感觉到我们在与苏联的角逐中又输了一轮”〔26〕。
既然反对放弃朝鲜的意见占据上风，陆军部便于1947年9 月决定支持5年之内向朝鲜提供10 亿美元以保证美军将来能安全撤退的援助计划。但是，陆军部反对继续执行现行的朝鲜政策而让朝鲜成为永久而无益的负担，认为美国“应在亚洲大陆建立意识形态桥头堡”〔27〕。11月4日，美国操纵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临时委员会， 实现了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政策目标。1947年12月，杜鲁门指示制定在朝鲜建立强大的常备军和执行经济发展多年规划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计划在1948年11月15日完成撤军行动。1948年1月， 陆军部开始催促国务院提出对朝财政援助计划。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强调，美国已向朝鲜作过道义上的保证，必须避免出现“匆忙脱逃”〔28〕。尽管愿意支持11月15日完成撤军行动，国务院强调在美军撤离之前南朝鲜必须拥有一定的安全力量。4月2日，杜鲁门总统收到部际协调委员会关于美国对朝政策的结论性报告，即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NSC 某号文件）第8号文件〔30〕。文件提议在1949年财政年度为南朝鲜提供1.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维持一支拥有“抗击北朝鲜或其他力量入侵”的 自卫能力的小规模的常备军。文件提出美国从朝鲜撤军不得迟于1948年12月31日。文件指出，美国“将继续鼓励联合国注意并参与朝鲜问题，将继续在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方面与联合国合作”〔31〕。最为突出的是，文件包括这样一项警告，即“美国不应如此不可挽回地卷入朝鲜事态，以致朝鲜的任何党派或其他任何势力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被视为美国开战的理由”〔32〕。然而，警告并未受到应有重视。杜鲁门决定继续执行1949年财政年度的财政援助，以保证安全撤军〔33〕。
1948年5月22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霍奇执行第一阶段撤军计划，战术部队将于8月15日开始撤离。然而，国务院决心抵制匆忙撤军。 7月8日，洛维特提醒罗亚尔说，NSC8号文件要求实行适应性强的撤军政策并与联合国协调行动。陆军部能够实施撤军，但国务院坚决主张暂停、调整或推迟采取这种立即撤军的行动。8月25日， 杜鲁门命令陆军部于1949年1月将其重建责任交给经济合作署〔34〕。 在大韩民国成立后，马歇尔等人要求推迟撤军直至联合国承认大韩民国。但是，陆军部不愿下令推迟撤军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停止从朝鲜完全撤军而留驻一个团。1948年12月，联合国作出决议，宣称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的政府，要求尽快撤走外国军队。苏联宣布从朝鲜撤军完毕并号召美国亦照此撤军。
面对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某些美国官员又认为美国必须无限期地推迟从朝鲜撤军。1948年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东北亚事务科科长毕晓普提出绝密备忘录〔35〕，认为：如果在失去中国之后再失去朝鲜，那么，美国“将在亚洲大陆失去其最后的朋友”，“不能解决在朝鲜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可能破坏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毕晓普建议采取“果断的行动”，在东北亚地区培养“具有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能力”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在1949年3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 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们开始重新估价美国的朝鲜政策。据此形成的NSC8／1号文件〔36〕指出，美国必须继续向南朝鲜提供外交支持以及经济、 技术和军事援助。3月23日，杜鲁门批准NSC8／2号文件。文件提出要使国务院和军方的相互抵触的主张达成妥协；政府保证尽力争取国会在美国撤军之前通过对南朝鲜的三年经济援助计划，同意撤军之前加强军事安全；美国将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以维持10余万人的南朝鲜保安部队；文件提出1949年6月30日为美国撤军完毕的日期。
1949年6月7日，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对朝鲜保证的重要性。他宣称，由于表现出民主的成功和坚强，“大韩民国将成为东北亚人民在抵抗业已侵害他们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控制的灯塔”〔37〕。这表明朝鲜在美国的对苏遏制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6月30日， 美国宣称从朝鲜的撤军业已实施完毕，但实际上仍在朝鲜驻留有美国军事顾问和1个团级战斗队。
总之，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美国确定并推行的朝鲜问题政策是遏制政策。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只是在遏制政策的具体实施问题上存在矛盾分歧。
四、积极遏制政策
1949年6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提出一份备忘录〔38〕， 要求为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而制定一项“考虑周到而全面的计划”，即NSC48号文件〔39〕。 文件强调：“我们的政策必须是遏制并在可能的地方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以及斯大林派和其他党派之间的裂缝”。显然，美国的政策已经由遏制苏联发展到遏制苏联和中国。6月27日， 美国陆军部根据布莱德雷备忘录拟制出针对“来自北朝鲜的可能的全面入侵与美国部队从南朝鲜的撤退同时发生”的绝密预案并得到批准〔40〕。方案包括：A.紧急撤离在朝鲜的美国侨民；B.将“入侵问题”提交联合国紧急讨论；C.“经联合国准许而由美国部队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部队所组成的入朝军事特遣部队采取警察行动，旨在恢复法律与秩序，恢复不可侵犯的‘三八线’边界”。该项文件建议采纳方案A和B作为政策，而方案C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军事行动”，只有在 其他办法均告失败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可见，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从此开始集中于遏制朝鲜北方的所谓“公开进攻”。
驻朝鲜的美方人员亦有类似主张。穆乔一贯主张向南朝鲜提供更大的军事援助，因为“美国在朝鲜的战略利益及其他利益是巨大而与日俱增的”，而严重的突发事件可能随时发生。12月，艾奇逊通过穆乔说，国务院想鼓励南朝鲜“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发生越过‘三八线’的大规模军事进攻的话”〔41〕。
1950年1月， 杜鲁门命令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就美国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作出全面审查和重新估计”，为此而成立国务院—国防部联合研究小组。4月，杜鲁门则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与预算局、 经济合作署和经济顾问委员会就小组研究报告所涉及的计划与费用问题作出估计，并发布NSC68号文件〔42〕指出，为了保证美国对付任何报复性打击的 有效性，大规模增加美国武装力量和核力量是必要的。文件提出了美国面临的4项选择：“1.继续执行当前的政策以及旨在实现这些政策的现 行计划和新订计划；2.孤立；3.战争；4.比第一个行动方针更快地建立起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各国之间不进行战争而能维持一种差强人意的秩序，并作好准备，使自由世界在受到攻击时能保卫自己。”文件对第4项作了最为详细的分析， 声称这是“与我们的基本意图的进程相符合的唯一方针”。文件主张，“必须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在可能情况下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的侵略活动，不论是局部性的还是全面性的”，因为“如果没有占据优势的、随时都能动员的联合军事力量，遏制政策就只是吓唬人的讹诈政策”。文件提出的具体建议可以归纳为7项， 但没有提出所需要的具体数目，只是指出“我们是有潜力的，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我们是有能力的”。文件“直截了当地号召大力扩张美国防务力量，奉行积极遏制理论”，认为“把扩张主义和遏制理论结合起来实施，唯一的办法是美国执行一项代价昂贵的军事开支计划”〔43〕。此乃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据此制定的各种计划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和朝鲜战争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44〕。如果说遏制政策还只是被动性的防御政策的话，积极遏制政策则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的扩张。该项文件标志着美国积极遏制政策的最终形成。
综上所述，1943—1950年期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政策提出时期。美国的政策基调是主张朝鲜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但其政策声明为尔后的政策变化留有重要的伏笔。从美国总是想“控制朝鲜事务”的基本立场来看，遏制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二）实际遏制政策时期。美国在国际托管的幌子下利用军事占领加紧扶植南朝鲜右翼势力，企图通过建立受美国操纵的南朝鲜政府来阻挠朝鲜的统一，继而让南朝鲜政府兼并朝鲜北部而成为合法的全国政府，抵消苏联的影响。（三）遏制政策时期。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正式提出并推行遏制政策。朝鲜问题是导致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遏制政策的实施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美国军方从军费开支紧张和朝鲜在全面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考虑而主张撤军，认为遏制有财政经济援助即可，毋需美国作战部队留在朝鲜；美国国务院则从朝鲜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考虑而强烈反对撤军，认为必须通过驻军和财政经济援助而使南朝鲜成为“意识形态桥头堡”。但是，迫于世界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以及美国国防经费的限制，美国只得作出撤军的决策，转而通过实施军事援助、装备并训练南朝鲜军队来作为执行遏制政策的保证。（四）积极遏制政策时期。随着美国政策集中注意朝鲜北方的所谓“公开进攻”，积极遏制政策得以形成。这种政策比以前的遏制政策具有更为露骨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主张通过执行代价昂贵的军事开支计划，大力扩张美国防务力量，“把扩张主义和遏制理论结合起来实施”。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及其实施，是造成朝鲜南北对立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注释：
〔1〕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 年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华盛顿1961年版，第399—404页。此处译文与《国际条约集》略有不同。
〔2〕〔17〕〔28〕〔34 〕布鲁思·卡明斯：《冲突的产物：1943—1953年的朝美关系》，华盛顿1983年版，第13、18、179、184页。
〔3〕〔4〕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5卷）， 华盛顿1965年版，第1224—1228、1239—1242页。
〔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马耳他会议与雅尔塔会议》，华盛顿1955年版，第358—359页。
〔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柏林会议）（第1卷），华盛顿1957年版，第313页。
〔7 〕詹姆斯·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政策与指导》，华盛顿1972年版，第8—9页。
〔8〕弗兰克·埃德温：《史无前例：1945年以来的美朝关系》，纽约1975年版，第66—67页。
〔9〕〔11〕〔12〕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华盛顿1969年版，第1144—1148、1137—1138、1153页。
〔10〕布鲁思·卡明斯：《冷战的起源》，华盛顿1981年版，第230页。
〔13〕〔14〕〔15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8卷），华盛顿1971年版，第697、708、706页。
〔16〕小威廉·斯德克：《走向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北卡罗莱纳1981年版，第29页。
〔19〕美国《外交季刊》第25期（1947年7月），第566—582页。
〔18〕〔25〕〔26〕〔27〕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华盛顿1972年版，第609—618、817—818、796—803、784—785页。
〔20〕美国国务院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档案号RG353。
〔21〕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第2卷），华盛顿1972年版，第41、309—313页。
〔22〕美国陆军部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档案号319。
〔23〕沃尔特·李普曼：《冷战：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纽约1972年版，第43页。
〔24〕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85页。
〔29〕〔31〕〔32〕〔33〕〔3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8卷），华盛顿1974年版，第1137—1141、1163—1169、1179—1180、1163—1169、1288—1289、1292—1297、1312—1313页。
〔30〕〔44〕沃纳·西林等：《战略、政治与国防预算》， 纽约1962年版，第41、292页。
〔3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 华盛顿1975年版，第1337—1341页。
〔37〕NSC8／1号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 档案号RG319。
〔38〕〔39〕〔43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7卷第2部），华盛顿1974年版，第969—978、1046—1057、1219、 1213页。
〔40〕约翰·柯林斯：《和平时期的战争》，波士顿1969年版，第29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7卷第2部），华盛顿1974版，第1046—1057页。
〔41〕〔42〕罗伯特·布鲁姆：《划定界线：美国的远东遏制政策的起源》，纽约和伦敦1982年版，第168、170—177页。
〔45〕参阅沃纳·西林等：《战略、政治与国防预算》，纽约1962年版，第331—37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3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1期第99～105页
【作者简介】张民宪，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武汉，430072；
萧石忠，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91。
| 【内容提要】 | 1943—1950年期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演变经历了四个时期：政策提出时期，主张朝鲜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但遏制苏联影响的政策阴影已经隐约可见；实行遏制政策时期，企图通过建立受美国操纵的南朝鲜来阻挠朝鲜的统一，继而让南朝鲜兼并朝鲜北部而成为合法的全国政府，达到抵消苏联影响的目的；遏制政策时期，出于冷战的需要，正式提出并推行遏制政策；积极遏制政策时期，将其政策集中指向朝鲜北方的所谓“公开进攻”，比以前的遏制具有更为露骨的进攻性和侵略性，是扩张主义和遏制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及其实施，是造成朝鲜南北对立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
一、政策的提出
1943年12月公开发表的由美、英、中三国首脑签署的《开罗宣言》宣称，“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将获得自由与独立”〔1〕。应该说， 当时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基调是主张朝鲜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的，但也为尔后的政策变化留有重要伏笔。
美国相当重视朝鲜的战略地位。1943年11月，美国国务院领土小组委员会指出：“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美国有关”，朝鲜则因其“政治发展可能影响此种安全”而亦与美国有关〔2〕。1944年3月至5月， 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军积极“参加在朝鲜境内或邻近地区的作战行动”，为战后美国“参与朝鲜内政”和“行使国际监督”创造条件〔3〕。 如果苏军单独占领朝鲜，“美国将视这种发展为未来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威胁”〔4〕。美国国务院雅尔塔会议备忘录主张， 朝鲜的军事占领和军政府应有各盟国的代表，但美国“应该在军事占领和军政府中起领导作用”〔5〕。 美国国务院的波茨坦会议文件针对“苏联可能强烈要求在控制朝鲜事务的进程中享有领导地位”，认为“将朝鲜定为托管区并将朝鲜置于联合国的所属机构的控制之下便是合理的”〔6〕。这表明， 美国考虑的基本问题是要“控制朝鲜事务”。
1945年8月， 美国陆军部政策处奉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简称部际协调委员会）之命起草接受日本投降的通令。博恩斯蒂尔处长“最初想按行政区划标出分界线。但是，他的办公室仅有一张却不是标有朝鲜行政区划的地图。他注意到北纬38度线从中部将朝鲜大致分为两半。因此，他决定利用北纬38度线作为划分受降区域的临时分界线，此线南北的日军将分别向指定的美军当局和苏军当局投降。”〔7〕8月15日，杜鲁门将通令内容通报给英国和苏联并获得同意。“三八线”的提出表明，它只是作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并无任何划分国家疆土的政治意义。但是，美国国务院接受“三八线”是阻止苏联力量从朝鲜北部进入南部的角度考虑的，因而“三八线”决策具有在朝鲜“遏制”苏联的政治意义。
显然，战时美国提出的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包含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张战后朝鲜将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一方面则准备战后对朝鲜实施以美国为主导的多国军事占领或国际托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要在朝鲜遏制苏联影响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
二、军事占领、托管与实际遏制政策
苏军与美军先后进入朝鲜北部和南部接受日军投降，随后分别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对朝鲜半岛实施军事占领。“三八线”从而成为美苏军事占领区的分界线。
朝鲜人民期望日本的投降将立刻导致朝鲜的独立，而美国政府及美军占领当局推行的却是无视朝鲜人民的正当要求与行动的政策。美国政府一面向占领当局发出具体的对朝政策指令，一面公开宣布美国的对朝托管政策。
然而，鉴于朝鲜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普遍要求自由独立和反对美国占领，驻朝美国军政府官员主张放弃托管制度，先组织亲美政权，而后兼并朝鲜北部。霍奇建议美国政府“澄清和排除‘三八线’这个障碍，以便统一朝鲜”，“发表放弃托管的明确声明”〔8〕。 本宁霍夫建议“重新考虑让重庆流亡政府返回朝鲜作为占领时期的临时政府，在盟国的担保下充当傀儡，直到朝鲜人民达到能够进行选举的稳定状况为止。”〔9〕在此种背景下，李承晚、金九等人从10月起先后返回朝鲜。11 月20日，兰登致电国务院，断言“朝鲜临时政府”是获得解放的朝鲜当然的首届政府，金九则是当然的政府首脑人选，然后就新的政策思路进行了阐述：先在军政府组成议院，再组织行政委员会，美、英、苏、中等国向行政委员会派驻督察和顾问；行政委员会与军政府相结合；行政委员会接管军政府的权力而成为临时政府〔10〕。12月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达成包括托管朝鲜问题在内的《莫斯科协定》（中国国民党政府随后表示赞同）。会议期间，美国根本没有考虑放弃托管而建立朝鲜政府的问题。《莫斯科协定》在朝鲜南北引起不同的反响。霍奇等人却声称“朝鲜实行托管问题尚未最后确定，但是撤销‘三八线’和确立一个朝鲜临时政府是向着这个国家独立迈出的重大一步”〔11〕，支持反托管运动，制造混乱。不仅如此，美国还在旨在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美苏联合委员会中作梗。
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旨在“建立能在拖延时期抵抗苏联控制的独立、民主、稳定的朝鲜政府”，“（使朝鲜）从苏联的控制下获得自由要比完全独立重要得多”。既然美国的“第一目标”是为了阻止苏联控制朝鲜，“第二目标”才是使朝鲜独立，那么组织能在今后数年内得到承认的完全独立的朝鲜政府并不被认为在美国政府的考虑之内。美国“必须（如果有必要的话和俄国人一道）为朝鲜提供某种领土保证并在朝鲜的对外关系中行使某些特权。因此，任何组成临时政府的方法都得以此为基础，即在某种掩饰下美国能继续行使控制达数年之久”〔12〕。由此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占领当局的政策是一致的，都是要“控制朝鲜事务”、“抵抗苏联控制”。两种政策只存在形式上的不同，前者主张通过托管机构实现其政策目标，后者则主张通过傀儡政权实现其政策目标。
为此， 美国政府不断强调在朝鲜抵抗苏联力量和影响的重要性。 1946年6月，经过实地调查的美国总统特使波利向杜鲁门报告， 称苏联可能试图通过使朝鲜半岛和外蒙古苏维埃化而包围中国〔13〕。波利把朝鲜称为“意识形态战场”，断言在朝鲜将“出现一场考验，即究竟是民主竞争制度能用来迎接失败的封建主义的挑战呢，还是其他某些制度（例如共产主义）将更为强大”〔14〕。杜鲁门“认为任何示弱的表现都可能削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15〕
1946年9月，杜鲁门的高级顾问克利福德在一份绝密报告〔16 〕中指出，“美国将支持和协助那些无论在哪方面被苏联威胁或危及的所有民主国家”，认为“美国应继续为统一而独立的朝鲜而努力”。对朝鲜问题的这种考虑直接导致1947年初期的杜鲁门主义的产生。与此同时，凯南在美国国务院首次明确鼓吹遏制苏联：“如果我们的政策是明确而富有煽动性的，就应该允许我们从军事和政治方面长期对苏联进行遏制。”〔17〕
总之，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期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形式上的托管、实际上的遏制。为了与此后美国正式推行的遏制政策相区别，姑且将此期的美国对朝政策称为“实际遏制”政策。
三、遏制政策
1947年1月，美国部际协调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美国对朝政策。 该委员会事后提出的报告〔18〕认为，如果美国试图维持现行的对朝政策，那么，美国继续占领朝鲜就是不可能的。同月，苏联问题专家凯南完成的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19〕的论文，先供高层内部参考，后于7月正式发表于《外交季刊》上，主张“美国对苏政策的要素必须是长 期的，既有耐心而又坚定的，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的对俄国扩张倾向加以遏制的政策”。凯南文章提出的遏制战略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解释。
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之后的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咨文中宣称， 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应该是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援助，“支持那些正在抵抗的自由人民。”〔20〕该项政策被称为“杜鲁门主义”。这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动员令，也是美国正式推行遏制政策的标志。
在杜鲁门主义抛出之后，美国陆军部长帕特森主张美国应该“早日撤出朝鲜”，一切措施应该以早日撤退为目标。他提出，美国或建立且承认单独的南部政府，或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21〕。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朝鲜“是我们直接与对手单独进行意识形态战争几乎长达两年的国家，因此，失去这场战争将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威信乃至全世界的安全。”〔22〕8月4日，美国部际协调委员会第176／30 号文件〔23〕提出“美国的对朝政策”，认为“在撤退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统治整个国家的情况下，美国不能从朝鲜撤退。撤退的政治影响将严重损害美国在远东乃至整个世界的威信”，主张将朝鲜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美国主张把朝鲜问题从联合委员会会议转移到美苏中英四国会议予以讨论未果，遂要求将朝鲜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并单方面宣布终止委员会的工作。
鉴于战后美国武装力量大为减少和国会要求进一步削减军事开支所造成的困境，杜鲁门命令考虑可以从哪些地方安全地撤退美军。9 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奉命向马歇尔并杜鲁门提交报告，认为“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部队和基地，并无战略价值”，“在当前这种严重缺乏兵员的情况下，把这些部队从朝鲜撤退，不会损害我们远东司令部的地位”〔24〕。可以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主张立即撤军的。然而，美国许多高级官员对撤军有不同看法，甚至持反对意见。助理陆军参谋长魏德迈认为，“当苏联军队仍然占领着北朝鲜的时候，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军队留在南朝鲜，不然的话，就等于向全世界承认意识形态的退却。这样，美国的军事地位就会降低”，但迫于形势发展而建议美军与苏军同时撤退〔25〕。国务院的史蒂文斯也坚持认为，某些无法估计的意识形态影响远比朝鲜的战略更为重要，因而强烈反对从朝鲜撤军。他认为朝鲜既是“东西方为其影响与实力而斗争”的标志，也是美国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目标”的象征；“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允许朝鲜沦陷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全世界就会感觉到我们在与苏联的角逐中又输了一轮”〔26〕。
既然反对放弃朝鲜的意见占据上风，陆军部便于1947年9 月决定支持5年之内向朝鲜提供10 亿美元以保证美军将来能安全撤退的援助计划。但是，陆军部反对继续执行现行的朝鲜政策而让朝鲜成为永久而无益的负担，认为美国“应在亚洲大陆建立意识形态桥头堡”〔27〕。11月4日，美国操纵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临时委员会， 实现了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政策目标。1947年12月，杜鲁门指示制定在朝鲜建立强大的常备军和执行经济发展多年规划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计划在1948年11月15日完成撤军行动。1948年1月， 陆军部开始催促国务院提出对朝财政援助计划。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强调，美国已向朝鲜作过道义上的保证，必须避免出现“匆忙脱逃”〔28〕。尽管愿意支持11月15日完成撤军行动，国务院强调在美军撤离之前南朝鲜必须拥有一定的安全力量。4月2日，杜鲁门总统收到部际协调委员会关于美国对朝政策的结论性报告，即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NSC 某号文件）第8号文件〔30〕。文件提议在1949年财政年度为南朝鲜提供1.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维持一支拥有“抗击北朝鲜或其他力量入侵”的 自卫能力的小规模的常备军。文件提出美国从朝鲜撤军不得迟于1948年12月31日。文件指出，美国“将继续鼓励联合国注意并参与朝鲜问题，将继续在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方面与联合国合作”〔31〕。最为突出的是，文件包括这样一项警告，即“美国不应如此不可挽回地卷入朝鲜事态，以致朝鲜的任何党派或其他任何势力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被视为美国开战的理由”〔32〕。然而，警告并未受到应有重视。杜鲁门决定继续执行1949年财政年度的财政援助，以保证安全撤军〔33〕。
1948年5月22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霍奇执行第一阶段撤军计划，战术部队将于8月15日开始撤离。然而，国务院决心抵制匆忙撤军。 7月8日，洛维特提醒罗亚尔说，NSC8号文件要求实行适应性强的撤军政策并与联合国协调行动。陆军部能够实施撤军，但国务院坚决主张暂停、调整或推迟采取这种立即撤军的行动。8月25日， 杜鲁门命令陆军部于1949年1月将其重建责任交给经济合作署〔34〕。 在大韩民国成立后，马歇尔等人要求推迟撤军直至联合国承认大韩民国。但是，陆军部不愿下令推迟撤军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停止从朝鲜完全撤军而留驻一个团。1948年12月，联合国作出决议，宣称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的政府，要求尽快撤走外国军队。苏联宣布从朝鲜撤军完毕并号召美国亦照此撤军。
面对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某些美国官员又认为美国必须无限期地推迟从朝鲜撤军。1948年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东北亚事务科科长毕晓普提出绝密备忘录〔35〕，认为：如果在失去中国之后再失去朝鲜，那么，美国“将在亚洲大陆失去其最后的朋友”，“不能解决在朝鲜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可能破坏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毕晓普建议采取“果断的行动”，在东北亚地区培养“具有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能力”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在1949年3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 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们开始重新估价美国的朝鲜政策。据此形成的NSC8／1号文件〔36〕指出，美国必须继续向南朝鲜提供外交支持以及经济、 技术和军事援助。3月23日，杜鲁门批准NSC8／2号文件。文件提出要使国务院和军方的相互抵触的主张达成妥协；政府保证尽力争取国会在美国撤军之前通过对南朝鲜的三年经济援助计划，同意撤军之前加强军事安全；美国将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以维持10余万人的南朝鲜保安部队；文件提出1949年6月30日为美国撤军完毕的日期。
1949年6月7日，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对朝鲜保证的重要性。他宣称，由于表现出民主的成功和坚强，“大韩民国将成为东北亚人民在抵抗业已侵害他们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控制的灯塔”〔37〕。这表明朝鲜在美国的对苏遏制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6月30日， 美国宣称从朝鲜的撤军业已实施完毕，但实际上仍在朝鲜驻留有美国军事顾问和1个团级战斗队。
总之，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美国确定并推行的朝鲜问题政策是遏制政策。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只是在遏制政策的具体实施问题上存在矛盾分歧。
四、积极遏制政策
1949年6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提出一份备忘录〔38〕， 要求为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而制定一项“考虑周到而全面的计划”，即NSC48号文件〔39〕。 文件强调：“我们的政策必须是遏制并在可能的地方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以及斯大林派和其他党派之间的裂缝”。显然，美国的政策已经由遏制苏联发展到遏制苏联和中国。6月27日， 美国陆军部根据布莱德雷备忘录拟制出针对“来自北朝鲜的可能的全面入侵与美国部队从南朝鲜的撤退同时发生”的绝密预案并得到批准〔40〕。方案包括：A.紧急撤离在朝鲜的美国侨民；B.将“入侵问题”提交联合国紧急讨论；C.“经联合国准许而由美国部队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部队所组成的入朝军事特遣部队采取警察行动，旨在恢复法律与秩序，恢复不可侵犯的‘三八线’边界”。该项文件建议采纳方案A和B作为政策，而方案C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军事行动”，只有在 其他办法均告失败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可见，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从此开始集中于遏制朝鲜北方的所谓“公开进攻”。
驻朝鲜的美方人员亦有类似主张。穆乔一贯主张向南朝鲜提供更大的军事援助，因为“美国在朝鲜的战略利益及其他利益是巨大而与日俱增的”，而严重的突发事件可能随时发生。12月，艾奇逊通过穆乔说，国务院想鼓励南朝鲜“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发生越过‘三八线’的大规模军事进攻的话”〔41〕。
1950年1月， 杜鲁门命令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就美国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作出全面审查和重新估计”，为此而成立国务院—国防部联合研究小组。4月，杜鲁门则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与预算局、 经济合作署和经济顾问委员会就小组研究报告所涉及的计划与费用问题作出估计，并发布NSC68号文件〔42〕指出，为了保证美国对付任何报复性打击的 有效性，大规模增加美国武装力量和核力量是必要的。文件提出了美国面临的4项选择：“1.继续执行当前的政策以及旨在实现这些政策的现 行计划和新订计划；2.孤立；3.战争；4.比第一个行动方针更快地建立起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各国之间不进行战争而能维持一种差强人意的秩序，并作好准备，使自由世界在受到攻击时能保卫自己。”文件对第4项作了最为详细的分析， 声称这是“与我们的基本意图的进程相符合的唯一方针”。文件主张，“必须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在可能情况下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的侵略活动，不论是局部性的还是全面性的”，因为“如果没有占据优势的、随时都能动员的联合军事力量，遏制政策就只是吓唬人的讹诈政策”。文件提出的具体建议可以归纳为7项， 但没有提出所需要的具体数目，只是指出“我们是有潜力的，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我们是有能力的”。文件“直截了当地号召大力扩张美国防务力量，奉行积极遏制理论”，认为“把扩张主义和遏制理论结合起来实施，唯一的办法是美国执行一项代价昂贵的军事开支计划”〔43〕。此乃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据此制定的各种计划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和朝鲜战争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44〕。如果说遏制政策还只是被动性的防御政策的话，积极遏制政策则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的扩张。该项文件标志着美国积极遏制政策的最终形成。
综上所述，1943—1950年期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政策提出时期。美国的政策基调是主张朝鲜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但其政策声明为尔后的政策变化留有重要的伏笔。从美国总是想“控制朝鲜事务”的基本立场来看，遏制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二）实际遏制政策时期。美国在国际托管的幌子下利用军事占领加紧扶植南朝鲜右翼势力，企图通过建立受美国操纵的南朝鲜政府来阻挠朝鲜的统一，继而让南朝鲜政府兼并朝鲜北部而成为合法的全国政府，抵消苏联的影响。（三）遏制政策时期。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正式提出并推行遏制政策。朝鲜问题是导致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遏制政策的实施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美国军方从军费开支紧张和朝鲜在全面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考虑而主张撤军，认为遏制有财政经济援助即可，毋需美国作战部队留在朝鲜；美国国务院则从朝鲜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考虑而强烈反对撤军，认为必须通过驻军和财政经济援助而使南朝鲜成为“意识形态桥头堡”。但是，迫于世界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以及美国国防经费的限制，美国只得作出撤军的决策，转而通过实施军事援助、装备并训练南朝鲜军队来作为执行遏制政策的保证。（四）积极遏制政策时期。随着美国政策集中注意朝鲜北方的所谓“公开进攻”，积极遏制政策得以形成。这种政策比以前的遏制政策具有更为露骨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主张通过执行代价昂贵的军事开支计划，大力扩张美国防务力量，“把扩张主义和遏制理论结合起来实施”。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及其实施，是造成朝鲜南北对立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注释：
〔1〕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 年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华盛顿1961年版，第399—404页。此处译文与《国际条约集》略有不同。
〔2〕〔17〕〔28〕〔34 〕布鲁思·卡明斯：《冲突的产物：1943—1953年的朝美关系》，华盛顿1983年版，第13、18、179、184页。
〔3〕〔4〕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5卷）， 华盛顿1965年版，第1224—1228、1239—1242页。
〔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马耳他会议与雅尔塔会议》，华盛顿1955年版，第358—359页。
〔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柏林会议）（第1卷），华盛顿1957年版，第313页。
〔7 〕詹姆斯·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政策与指导》，华盛顿1972年版，第8—9页。
〔8〕弗兰克·埃德温：《史无前例：1945年以来的美朝关系》，纽约1975年版，第66—67页。
〔9〕〔11〕〔12〕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华盛顿1969年版，第1144—1148、1137—1138、1153页。
〔10〕布鲁思·卡明斯：《冷战的起源》，华盛顿1981年版，第230页。
〔13〕〔14〕〔15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8卷），华盛顿1971年版，第697、708、706页。
〔16〕小威廉·斯德克：《走向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北卡罗莱纳1981年版，第29页。
〔19〕美国《外交季刊》第25期（1947年7月），第566—582页。
〔18〕〔25〕〔26〕〔27〕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华盛顿1972年版，第609—618、817—818、796—803、784—785页。
〔20〕美国国务院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档案号RG353。
〔21〕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第2卷），华盛顿1972年版，第41、309—313页。
〔22〕美国陆军部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档案号319。
〔23〕沃尔特·李普曼：《冷战：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纽约1972年版，第43页。
〔24〕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85页。
〔29〕〔31〕〔32〕〔33〕〔3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8卷），华盛顿1974年版，第1137—1141、1163—1169、1179—1180、1163—1169、1288—1289、1292—1297、1312—1313页。
〔30〕〔44〕沃纳·西林等：《战略、政治与国防预算》， 纽约1962年版，第41、292页。
〔3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 华盛顿1975年版，第1337—1341页。
〔37〕NSC8／1号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 档案号RG319。
〔38〕〔39〕〔43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7卷第2部），华盛顿1974年版，第969—978、1046—1057、1219、 1213页。
〔40〕约翰·柯林斯：《和平时期的战争》，波士顿1969年版，第29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7卷第2部），华盛顿1974版，第1046—1057页。
〔41〕〔42〕罗伯特·布鲁姆：《划定界线：美国的远东遏制政策的起源》，纽约和伦敦1982年版，第168、170—177页。
〔45〕参阅沃纳·西林等：《战略、政治与国防预算》，纽约1962年版，第331—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