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之一）
时殷弘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3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01期第97～111,122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 210093
【关 键 词】匈牙利事件/美国对外政策/纳吉/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
五、结论
主要由于苏匈两国有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公布或传播情况仍远非理想，匈牙利事件的若干重要环节或层面尚不够清楚，其中苏联的决策过程（包括苏联领导的内部分歧）和纳吉与造反者之间的具体交往尤其显得含糊不明。对于造反势力的内部状况和行为机制，也因为历史调查、至少是苏东以外的学者所知的历史调查不充分而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但是，现有的各种信息仍然能使本文尝试揭示先前的一些著作未能提取的几项基本要素，并且依此足够有逻辑地阐析事件过程及其机理。如前所述，这些基本要素是苏联的犹豫不决，纳吉同造反者之间的距离，他对造反者的影响力之有限以及造反者的政治和组织特征。就变乱爆发后的事态发展而言，纳吉无法制约造反者这一点最为关键，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互相妥协来和平解决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对比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结局，不能不感到纳吉和哥穆尔卡与其各自（可以说是类似的）社会基础之间的不同关系具有头等重要性。就变乱爆发的较近原因而言，最具决定性的事态是拉科西由格罗而非纳吉接替主政，它基本上排除了既积极又稳妥地引导和驾驭反对势力并取得社会政治进步的机会。在这一点上，匈牙利和波兰事态也大不一样。至于变乱爆发的较远原因，当然在于人所共知的、赫鲁晓夫以突然方式发动的非斯大林化。
相当大量的美国档案文件表明，在匈牙利事件酝酿及其进行过程中，美国政策的特征是审慎和节制。在促进拉科西下台期间，审慎和节制主要来源于业已形成并占优势的演变战略思想。变乱爆发后，这样的政策特征又由于另一些因素而得以维持，其中未被先前的研究者指出的，有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异乎寻常地担忧苏联在绝望之中发动欧洲全面战争，还有美国政府同苏联相似，希望纳吉而非造反者主导局势，实现一种和波兰事件结局类同的解决。后一因素（尽管有关的具体佐证还不太充分）尤其耐人寻味，表现了即使在对抗期间也存在的超级大国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甚至是在某个一线势力范围国家的内部政治安排及其可预见的政治前景方面。这对于研究冷战史上的同类重要问题或许可以有所启发。
注释：
[1]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团结和冲突》（Zbigniew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ilict），纽约1961年版，第197页。
[2]见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 载于《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1页。
[4]罗思柴尔德：《恢复多样性——二战以来的中东欧政治史》 （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A Political History of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牛津1989年版， 第155—156页；米拉伊：“匈牙利作家运动”（Tibor Meray, "The Hungar-ian Writer'sMovement"）， 载于基拉利等人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1956年匈牙利革命及其影响》（Bela K. Kiraly et al. eds.,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ect），纽约1984年版，第207页。
[5]奥迪：“南斯拉夫对外关系（1945—1965）”（Phyllis Auty, "Yugoslav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45—1965"），载于武奇尼克编：《当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验20年》（Wayne Vucinich ed., Contemporary Yugoslavia: Twenty Years of Socialist Expe-riment），伯克利和洛杉矶1969年版，第198页。
[6]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03页；梅德维捷夫：“斯大林问题”（Roy A. Medvedev,"The Stalin Question"）， 载于科恩等编：《斯大林之后的苏联》（Stephen F. Cohen et al. eds. , TheSoviet Union Since Stalin），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1980年版， 第38页。
[7]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 S. Department of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年第25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242—243页编者记。
[8]罗思柴尔德：《恢复多样性》，第157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 第242 页； 斯蒂尔：《德国面貌的社会主义》（JonathanSteele,Socialism with A German Face），伦敦1977年版，第112页。
[9]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Hans—Georg He-inrich, Hungary: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第33页。
[10]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函，1956年4月27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54—155页。
[11]同上，第156页；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4月12日，同上，第147页。
[12]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5616／2），1956年11月19日，同上，第463—464页。甚至一向热衷于谋求东欧激变的中央情报局西德分支头目、著名的“特工大师”盖伦，也未预料到匈牙利会爆发大造反。见布里希：“关于（匈牙利）革命对西德政治影响的若干思考”（HansBrisch,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 on West German Politics: Some Reflections"），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453页。关于激变战略这一概念， 见时殷弘：“激变战略和解放政策——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载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13]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函，1956年4月27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55—156页。
[14]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5月5日，同上，第162页。
[15]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5月24日，同上，第168 —169页。
[16]国际广播处处长博顿致美国新闻署代署长瓦西本备忘录，1956年11月21日，同上，第487页。
[17]罗思柴尔德：《恢复多样性》，第156页。
[18]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7月19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24—225页。
[19]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函，1956年8月30日，同上， 第231—241页。
[20]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7月19日，同上，第223， 227页；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函，1956年8月30日，同上，第240页。
[21] 国际广播处处长博顿致美国新闻署代署长瓦西本备忘录，1956年11月21日，同上，第477页。
[22]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23页。
[23]罗思柴尔德：《恢复多样性》，第157页。据一项研究， 参与造反的民众包括学生的20%，产业工人的13%，专门职业者的14%，农民的6%和白领职员的2%，其中大部分是青年。见科弗里格：《匈牙利共产主义——从库恩到卡达尔》（Bennet Kovrig, Communism inHungary: From Kuhn to Kadar），斯坦福1979年版，第310页。
[24]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4—35页；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60—262页。
[25]同上，第263—265页；驻匈公使馆和国务院间电传谈话记录，1956年10月25日，同上，第281页； 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4—36页。
[26]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72页。
[27]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3日，同上，第263—264页；米拉伊：“匈牙利作家运动”， 载于基拉利等编：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05页。
[28]萨特：“斯大林的阴魂”（Jean Paul—Sartre, "The Ghostof Stalin"），同上，第112页。
[29]基拉利：“匈牙利革命和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之意”（Beél K. Kir ály, "The Hungary Revolution and Soviet Readi-ness to Wage War against Socialist States"），同上，第4—5页。
[30]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5—36页。
[31]米拉伊：“匈牙利作家运动”，第206页。
[32] 墨菲：《武将中间的外交家》（Robert D. 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纽约1964年版，第428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艾森豪威尔论总统职位（第二部分）”（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Eisenhower on the Presidency, Part II"），载于《匈牙利季刊》（Hungarian Quarterly），1962年1月号，第49—50页。
[33]科弗里格：《解放神话——1941年以来美国外交和政治中的中东欧》（Bennett Kovrg, The Myth of Liberation: East CentralEurope in U. S. Diplomacy and Politics since 1941）， 巴尔的摩1973年版，第177页。
[34]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3日和2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62—263、264—265、272页。
[35]关于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处及其训练的东欧流亡者武装，见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载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36]科尔比：《君子们——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涯》（William C-olby, Honorable Men: My Life in the CIA），纽约1978年版，第134—135页。
[37]芬纳：《杜勒斯与苏伊士运河危机》（Herman Finer, Dulles over Suez），芝加哥1964年版，第343页。
[38]美国东部时间晚于布达佩斯时间7小时。 杜勒斯是美国东部时间晚7时许得知战斗爆发的（见注37）， 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不可能地比杜勒斯迟上好几小时。
[3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65 页编者记。
[40]科弗里格：《解放神话》，第179页。
[41]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电话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90页； 杜勒斯与驻联合国代表洛奇电话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5日，同上，第291页。
[42]对外关系协会：《1956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Council onForeign Relations,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56），纽约1957年版，第255—256页。
[43] 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总统任内）》（Stephen E.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第2卷，伦敦1984年版，第355页。
[44]阿隆：“命运之意义”（Raymond Aron, "The Meaning of Destiny"），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134页。
[45]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1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10月26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97页。
[46]科弗里格：《解放神话》，第178页。
[47]苏联及相关问题专门委员会第38次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78页； 驻欧公使馆与国务院间电传谈话记录，1956年10月25日，同上，第284页； 苏联及相关问题专门委员会第40次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9日，同上，第324页。
[48]《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56—257页。达拉斯演说问世的经过见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两次电话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05—306、306—307页。
[49]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电话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9日，同上，第321页；国务院致驻苏使馆电，1956年10月29日，同上，第328页。
[50]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6页。
[51]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11页。
[52]同上。
[53]同上，第310—313页；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8日，同上，第319—320页。
[54]见纳吉：《论共产主义——为新路线辩护》（Imre Nagy, On Communism: 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伦敦1957年版。在这一点上，他类同于德热拉斯，大有别于铁托和哥穆尔卡。
[55]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汇报。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2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11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59页。
[56]基拉利：“匈牙利革命和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之意”，载于基拉利等人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2—23页。
[57]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6页。
[58]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50页。
[59]同上，第342—343页编者按。
[60]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6页。
[61]波伦：《历史的见证》（Charles E.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纽约1973年版，第416页。
[62] 瓦伦塔：“苏联的决策与匈牙利革命”（Jiri Valenta "So-viet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70—271页。
[63]波伦：《历史的见证》，第412—413页。
[64]拉凡伊：“匈牙利革命和超级大国：导言”（Janos Radv á-ng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Superpowers:Introduction"），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54—257页。
[65]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49页。
[66]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2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11月1日，同上，第358—359页。
[67]驻苏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31日，同上，第349页； 波伦：《历史的见证》，第412页。
[68]对外关系协会：《1956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50页。
[69]科弗里格：《解放神话》，第186—187页。
[70]驻苏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1月3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70页。
[71]同上，第364页编者记；国务院致驻匈公使馆电，1956年11月3日，同上，第373页。
[72]同上，第371—373页编者记。一位研究者注意到，此项决议案“小心翼翼地规避承认——更谈不上保障——匈牙利业已宣布的中立”。见拉凡伊：“联合国内的匈牙利问题——美苏匈关系实例研究（1956—1963）”（Janos Radvanyi, "The Problem of Hungary in the Un-ited Nations: A Case Study in US—Soviet—Hungarian Relations,1956—1963"），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12月，第24页。
[73]科弗里格：《解放神话》，第188页。
[74]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N.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波士顿和多伦多1970年版，第420—421页。 1989年发表的一篇卡达尔1956年11月谈话记录，大致证实了赫鲁晓夫的这一说法。见泽曼：《共产党欧洲的形成和瓦解》（Z. A. B. Zema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Communist Europe），牛津1991年版，第276页。
[75]拉凡伊：“匈牙利革命和超级大国：导言”，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60页。
[76]国务院致驻苏使馆电，1956年11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华盛顿1989年版，第25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3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01期第97～111,122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 210093
| 【内容提要】 | 主要依据美国政府近年公布的有关档案文件和匈牙利事件参加者的有关著述，对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相应政策进行探索。决定匈牙利事件及其机理的基本要素，在于苏联的犹豫不决、纳吉同造反者之间的政治距离、他对造反者的影响力之有限以及造反者的政治和组织特征。就变乱爆发后的事态发展而言，纳吉无法制约造反者这一点最为关键，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互相妥协来和平解决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在此事件的酝酿和进行过程中，美国的政策特征是审慎和节制。在促进拉科西下台期间，这样的特征主要来自业已形成的演变战略思想；变乱爆发后，它又由于另一些因素得以维护，其中未经前人指出的，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异乎寻常地担扰苏联在绝望之中发动欧洲全面战争，还有美国政府同苏联相似，希望纳吉而非造反者主导局势，实现和同年波兰事件的结局相类似的解决。 |
主要由于苏匈两国有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公布或传播情况仍远非理想，匈牙利事件的若干重要环节或层面尚不够清楚，其中苏联的决策过程（包括苏联领导的内部分歧）和纳吉与造反者之间的具体交往尤其显得含糊不明。对于造反势力的内部状况和行为机制，也因为历史调查、至少是苏东以外的学者所知的历史调查不充分而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但是，现有的各种信息仍然能使本文尝试揭示先前的一些著作未能提取的几项基本要素，并且依此足够有逻辑地阐析事件过程及其机理。如前所述，这些基本要素是苏联的犹豫不决，纳吉同造反者之间的距离，他对造反者的影响力之有限以及造反者的政治和组织特征。就变乱爆发后的事态发展而言，纳吉无法制约造反者这一点最为关键，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互相妥协来和平解决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对比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结局，不能不感到纳吉和哥穆尔卡与其各自（可以说是类似的）社会基础之间的不同关系具有头等重要性。就变乱爆发的较近原因而言，最具决定性的事态是拉科西由格罗而非纳吉接替主政，它基本上排除了既积极又稳妥地引导和驾驭反对势力并取得社会政治进步的机会。在这一点上，匈牙利和波兰事态也大不一样。至于变乱爆发的较远原因，当然在于人所共知的、赫鲁晓夫以突然方式发动的非斯大林化。
相当大量的美国档案文件表明，在匈牙利事件酝酿及其进行过程中，美国政策的特征是审慎和节制。在促进拉科西下台期间，审慎和节制主要来源于业已形成并占优势的演变战略思想。变乱爆发后，这样的政策特征又由于另一些因素而得以维持，其中未被先前的研究者指出的，有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异乎寻常地担忧苏联在绝望之中发动欧洲全面战争，还有美国政府同苏联相似，希望纳吉而非造反者主导局势，实现一种和波兰事件结局类同的解决。后一因素（尽管有关的具体佐证还不太充分）尤其耐人寻味，表现了即使在对抗期间也存在的超级大国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甚至是在某个一线势力范围国家的内部政治安排及其可预见的政治前景方面。这对于研究冷战史上的同类重要问题或许可以有所启发。
注释：
[1]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团结和冲突》（Zbigniew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ilict），纽约1961年版，第197页。
[2]见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 载于《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1页。
[4]罗思柴尔德：《恢复多样性——二战以来的中东欧政治史》 （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A Political History of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牛津1989年版， 第155—156页；米拉伊：“匈牙利作家运动”（Tibor Meray, "The Hungar-ian Writer'sMovement"）， 载于基拉利等人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1956年匈牙利革命及其影响》（Bela K. Kiraly et al. eds.,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ect），纽约1984年版，第207页。
[5]奥迪：“南斯拉夫对外关系（1945—1965）”（Phyllis Auty, "Yugoslav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45—1965"），载于武奇尼克编：《当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验20年》（Wayne Vucinich ed., Contemporary Yugoslavia: Twenty Years of Socialist Expe-riment），伯克利和洛杉矶1969年版，第198页。
[6]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03页；梅德维捷夫：“斯大林问题”（Roy A. Medvedev,"The Stalin Question"）， 载于科恩等编：《斯大林之后的苏联》（Stephen F. Cohen et al. eds. , TheSoviet Union Since Stalin），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1980年版， 第38页。
[7]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 S. Department of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年第25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242—243页编者记。
[8]罗思柴尔德：《恢复多样性》，第157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 第242 页； 斯蒂尔：《德国面貌的社会主义》（JonathanSteele,Socialism with A German Face），伦敦1977年版，第112页。
[9]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Hans—Georg He-inrich, Hungary: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第33页。
[10]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函，1956年4月27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54—155页。
[11]同上，第156页；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4月12日，同上，第147页。
[12]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NSC5616／2），1956年11月19日，同上，第463—464页。甚至一向热衷于谋求东欧激变的中央情报局西德分支头目、著名的“特工大师”盖伦，也未预料到匈牙利会爆发大造反。见布里希：“关于（匈牙利）革命对西德政治影响的若干思考”（HansBrisch,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 on West German Politics: Some Reflections"），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453页。关于激变战略这一概念， 见时殷弘：“激变战略和解放政策——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载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13]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函，1956年4月27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55—156页。
[14]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5月5日，同上，第162页。
[15]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5月24日，同上，第168 —169页。
[16]国际广播处处长博顿致美国新闻署代署长瓦西本备忘录，1956年11月21日，同上，第487页。
[17]罗思柴尔德：《恢复多样性》，第156页。
[18]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7月19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24—225页。
[19]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函，1956年8月30日，同上， 第231—241页。
[20]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7月19日，同上，第223， 227页；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函，1956年8月30日，同上，第240页。
[21] 国际广播处处长博顿致美国新闻署代署长瓦西本备忘录，1956年11月21日，同上，第477页。
[22]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23页。
[23]罗思柴尔德：《恢复多样性》，第157页。据一项研究， 参与造反的民众包括学生的20%，产业工人的13%，专门职业者的14%，农民的6%和白领职员的2%，其中大部分是青年。见科弗里格：《匈牙利共产主义——从库恩到卡达尔》（Bennet Kovrig, Communism inHungary: From Kuhn to Kadar），斯坦福1979年版，第310页。
[24]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4—35页；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60—262页。
[25]同上，第263—265页；驻匈公使馆和国务院间电传谈话记录，1956年10月25日，同上，第281页； 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4—36页。
[26]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72页。
[27]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3日，同上，第263—264页；米拉伊：“匈牙利作家运动”， 载于基拉利等编：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05页。
[28]萨特：“斯大林的阴魂”（Jean Paul—Sartre, "The Ghostof Stalin"），同上，第112页。
[29]基拉利：“匈牙利革命和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之意”（Beél K. Kir ály, "The Hungary Revolution and Soviet Readi-ness to Wage War against Socialist States"），同上，第4—5页。
[30]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5—36页。
[31]米拉伊：“匈牙利作家运动”，第206页。
[32] 墨菲：《武将中间的外交家》（Robert D. 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纽约1964年版，第428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艾森豪威尔论总统职位（第二部分）”（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Eisenhower on the Presidency, Part II"），载于《匈牙利季刊》（Hungarian Quarterly），1962年1月号，第49—50页。
[33]科弗里格：《解放神话——1941年以来美国外交和政治中的中东欧》（Bennett Kovrg, The Myth of Liberation: East CentralEurope in U. S. Diplomacy and Politics since 1941）， 巴尔的摩1973年版，第177页。
[34]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3日和2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62—263、264—265、272页。
[35]关于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处及其训练的东欧流亡者武装，见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载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36]科尔比：《君子们——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涯》（William C-olby, Honorable Men: My Life in the CIA），纽约1978年版，第134—135页。
[37]芬纳：《杜勒斯与苏伊士运河危机》（Herman Finer, Dulles over Suez），芝加哥1964年版，第343页。
[38]美国东部时间晚于布达佩斯时间7小时。 杜勒斯是美国东部时间晚7时许得知战斗爆发的（见注37）， 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不可能地比杜勒斯迟上好几小时。
[3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65 页编者记。
[40]科弗里格：《解放神话》，第179页。
[41]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电话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90页； 杜勒斯与驻联合国代表洛奇电话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5日，同上，第291页。
[42]对外关系协会：《1956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Council onForeign Relations,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56），纽约1957年版，第255—256页。
[43] 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总统任内）》（Stephen E.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第2卷，伦敦1984年版，第355页。
[44]阿隆：“命运之意义”（Raymond Aron, "The Meaning of Destiny"），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134页。
[45]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1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10月26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97页。
[46]科弗里格：《解放神话》，第178页。
[47]苏联及相关问题专门委员会第38次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78页； 驻欧公使馆与国务院间电传谈话记录，1956年10月25日，同上，第284页； 苏联及相关问题专门委员会第40次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9日，同上，第324页。
[48]《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56—257页。达拉斯演说问世的经过见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两次电话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05—306、306—307页。
[49]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电话谈话备忘录，1956年10月29日，同上，第321页；国务院致驻苏使馆电，1956年10月29日，同上，第328页。
[50]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6页。
[51]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11页。
[52]同上。
[53]同上，第310—313页；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28日，同上，第319—320页。
[54]见纳吉：《论共产主义——为新路线辩护》（Imre Nagy, On Communism: 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伦敦1957年版。在这一点上，他类同于德热拉斯，大有别于铁托和哥穆尔卡。
[55]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汇报。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2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11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59页。
[56]基拉利：“匈牙利革命和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之意”，载于基拉利等人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2—23页。
[57]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6页。
[58]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50页。
[59]同上，第342—343页编者按。
[60]海因里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第36页。
[61]波伦：《历史的见证》（Charles E.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纽约1973年版，第416页。
[62] 瓦伦塔：“苏联的决策与匈牙利革命”（Jiri Valenta "So-viet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70—271页。
[63]波伦：《历史的见证》，第412—413页。
[64]拉凡伊：“匈牙利革命和超级大国：导言”（Janos Radv á-ng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Superpowers:Introduction"），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54—257页。
[65]驻匈公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49页。
[66]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2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11月1日，同上，第358—359页。
[67]驻苏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0月31日，同上，第349页； 波伦：《历史的见证》，第412页。
[68]对外关系协会：《1956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50页。
[69]科弗里格：《解放神话》，第186—187页。
[70]驻苏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11月3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70页。
[71]同上，第364页编者记；国务院致驻匈公使馆电，1956年11月3日，同上，第373页。
[72]同上，第371—373页编者记。一位研究者注意到，此项决议案“小心翼翼地规避承认——更谈不上保障——匈牙利业已宣布的中立”。见拉凡伊：“联合国内的匈牙利问题——美苏匈关系实例研究（1956—1963）”（Janos Radvanyi, "The Problem of Hungary in the Un-ited Nations: A Case Study in US—Soviet—Hungarian Relations,1956—1963"），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12月，第24页。
[73]科弗里格：《解放神话》，第188页。
[74]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N.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波士顿和多伦多1970年版，第420—421页。 1989年发表的一篇卡达尔1956年11月谈话记录，大致证实了赫鲁晓夫的这一说法。见泽曼：《共产党欧洲的形成和瓦解》（Z. A. B. Zema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Communist Europe），牛津1991年版，第276页。
[75]拉凡伊：“匈牙利革命和超级大国：导言”，载于基拉利等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第260页。
[76]国务院致驻苏使馆电，1956年11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华盛顿1989年版，第253页。